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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疾病与乡村应对问题研究

摘要：1932年，霍亂疫病在天灾人祸中横行全国。即使官方及时在关键城市采取了一些抗疫减灾措施，但是广大乡村地区因为卫生防疫资源的匮乏而难以克服疫情，从而爆发了普遍性的社会大恐慌，陷入了谣言恐慌与佞神迷信的普遍失序状况。
关键词：霍乱;卫生防疫;社会恐慌;谣言
一、霍乱来袭与城市防疫
1932年，突如其来的霍乱瘟疫爆发，并且在社会大众普遍缺乏公共卫生观念和卫生防疫条件恶劣的社会背景下迅速扩展蔓延，给全社会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伤痛。
霍乱（Cholera），又被时人直接音译为虎烈拉，或是形象地称呼为虎疫，是一种源自于恒河流域与布拉马普特拉河三角洲一带的急性传染病，大致在清嘉庆二十五年庚辰（1820），霍乱病菌经由海路交通传入中国。这种由霍乱弧菌所传播的一种烈性传染病，并被当时清人的笔记小说和地方志普遍记录下来。
1932年的霍乱疫情首先发现于口岸城市武汉和上海。在此前一年，1931年8—9月间，长江潦灾遍及七省，汉口成为一片泽国，大量水灾难民从武汉涌入上海，卫生堪忧，密集的人口流动诱发了烈虎来袭。当时便有人意识到了其中的瘟疫隐患，但是从后来严重的霍乱疫情可知，这样的真知灼见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也没有能够成功阻止霍乱的爆发。根据事后回顾，是当年4月23日武汉先出现疫情，后于4月26日上海出现疫情，而且当年霍乱疫情来得格外早，以至于正常的预防注射工作未及开展，使得霍乱快速扩散蔓延。
分析可得霍乱传播的大致图景，首先是前一年的长江水灾使得湖北武汉成为霍乱之滥觞，接着疫情爆发之后，病菌沿长江水路而上传入上海，最后凭借上海交通枢纽的通达性，沿着铁路传染北方及内陆地区、沿着海路传染东南沿海，同时向南向北辐射传染。整体传播趋势是先在交通枢纽城市之间传播，然后才逐渐扩散至小城市乃至乡间。
这次前所未见的大瘟疫也造成大量死亡病例。根据时任全国海港检疫管理处处长伍连德在霍乱期间的统计，1932年的霍乱瘟疫侵袭了23省，312个大城市，有十万个被纪录的病例及约三万四千人死亡。对于此，有卫生署当年所报告的受灾城市统计表可加以印证。
在严重的霍乱病情爆发之后，政府迅速反应，积极投入到防疫和救治工作中，综合了当时由英法两国提出来的西方先进霍乱防疫经验，包括法式做法以严格检疫防止霍乱，以及英式做法以大力改善环境卫生来阻断霍乱传播。在此认知基础上，国民政府除了救治病人之外，主要推行了海港检疫、公共卫生控制、防疫注射等抗灾防疫措施。
1932年的霍乱爆发蔓延之后，海港检疫工作部门迅速反应过来，在全国海港检疫管理处统一调度指挥下，各地区的港务检疫工作很快就运转了起来。由于上海是最早的爆发地和最重要的港口海运枢纽，因此海港检疫处下令厦门、汕头、青岛、天津、广州等处码头，对经沪港而来的船只严加检疫。同时，设立在上海的全国海港检疫管理处，在入夏进入疫期以来，也积极对各地入沪船只以及外国船只严加检疫，严防外来病源输入，在全体的努力工作下，瘟疫期间每日可检疫二十五艘船，一定程度上断绝自海港输入病毒的源头。
同时，各地的政府部门都积极采取了卫生控制政策防止霍乱扩散。在上海，伍连德率先要求自来水降价，令平民能享用干净的水源，避免食用水受污染而感染。在天津，公安局严令清道夫清洁街道，取缔街头小贩的不洁食物，还要公众注意用生石灰对患者居所进行消毒并且及时送患者就医。除此之外，社会局呼吁公众清理积水，注重厕所卫生，同时还要求民众保证饮食卫生安全。在广州，卫生局下令禁售鱼生、雪糕、剜雪凉水、凉粉等生冷食物，以及禁止摆卖切开及腐烂的水果。社会局向公众宣传消毒的重要，提出对患病者的居所用消毒物料进行彻底消毒。在西安，防疫院统筹的清洁运动也开展了，由公安局主办用石灰大消毒，禁绝瓜果售卖并且严行检查蔬菜，扩大宣传并且禁止在城内埋葬死者。
防疫注射也是控制病情蔓延的一种重要手段，各大城市本就存在夏季的日常自愿防疫注射，在疫情蔓延之后，各大城市纷纷出现了延长注射期、强制注射的情况。
二、恐慌：边缘乡村的混乱失序表现
乡村是发展不均衡的最大受害者，在有限的救灾资源均用以城市救灾之后，邻近的各个乡村更是陷入了无人理睬的尴尬局面。本文于此特意选取诸区域核心城市的周边乡村开展论证，由此进一步阐释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撕裂。站在乡村视角上看1932年霍乱疫情时期的应对表现，可以看到瘟疫流行期间，有限的医疗资源都倾注在城市的防疫卫生上，被忽视的乡间，沉沦在虎烈的恐慌之中，造成了乡土社会的混乱失序。但乡村地区表现出来的非理性行为事实上也是一种地方社会自我治理秩序中的纠偏机制，以凭空塑造假想敌和祈福禳灾的心理安慰团结了乡村社区，为自救和配合官方抗灾提供了可能。
乡村地区的恐慌，很大原因在于中国自古以来的传统天命思想。在传统社会观念里，疾病也是宇宙运行秩序的一部分，“天人感应”的思想令人们相信瘟疫与灾害是上天对人间表达愤怒的警告信号，这种敬天命的传统观念是恐慌的心理基础。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教育的缺失。尽管进入近代之后教育事业现代化有了一定的进展，但在广大农村地区，人们普遍不知教育为何物，使得很多人没有机会接触现代医疗科学常识，加之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天灾人祸频发，农民生存处境艰难，导致了农村地区普遍盛行迷信之风。为了平息所谓上天的“怒火”，也为了在痛苦中求得一丝安宁，人民纷纷将自己的心灵世界囚禁在迷信的思想中。瘟疫越是肆虐，恐惧越是大行其道。而在1932年的霍乱期间，乡土社会对于灾异的恐惧，则体现为谣言和佞神行为的泛滥，这样子的失序行为也可以说是乡土社会在面临严峻挑战时向非理性、超自然的力量寻求帮助的自救尝试。
（一）乡村恐慌的医疗背景
乡村社会在霍乱时期的恐惧，直接源自于民国时代乡村卫生条件的恶劣和医疗资源的分配不均。得益于民国时期诸多卓越的社会学、人类学家扎根于农村开展的社会调研，我们至今仍能够窥见民国时期的乡村大观，由此得知乡村恐慌的根源。
在华北，北平郊外的鄉村里，村民经济贫困又缺乏卫生知识，许多人不知清洁为何物，三分之二人从不刷牙。而且洗浴情况亦不理想，“男子仅在夏日于河内沐浴，女子更是从未有过正式的沐浴。”同时婴儿夭折率极高，这与恶劣的医疗卫生条件有莫大的关系，而生病之后不知问医，对疾病一知半解，也同样是当时的乡村社会的普遍写照。
在东南吴淞之郊的乡村，缺医少药，卫生恶劣，也缺乏相关医疗卫生机关。因为完全没有医生，村民有病只知求神拜佛，现代医疗无处可寻。这也导致了现代传染病观念和公共卫生观念的匮乏，粪缸随处排列，临近井口水源，还有大量居民直接取水于河，卫生条件堪忧。同时村内毫无公立卫生机构，恶劣的卫生条件被放任自然。
在岭南的珠江边上，水上人家，南沙的疍民长期生活在江海之上，一切用水都直接取自江海汇口，而且直接用这些江海混杂之水洗洁身体，致使眼病和皮肤病多发，而且普通人与病人之间没有隔离，往往还因为亲缘关系共用日用品，是霍乱传播的一大隐患。而陆上人家情况也不容乐观，番禺凤凰村，各条路边都堆积污秽，居民不知洗浴清洁，微弱的卫生宣传教育形如无物。
（二）恐慌与谣言
由于大部分地方面对瘟疫时无可奈何，加之信息闭塞，导致恐惧很容易就滋生谣言，而谣言反过来又会助长恐惧。在1932年霍乱流行期间，流传起来的谣言主要是宣泄绝望情绪的末世灵异谣言以及捏造瘟疫源头的投毒谣言。
在霍乱期间，《大公报》曾经对当时市面上的各种谣言进行批判和澄清，在报道中，我们能够清晰的看到，市面处处流行“瘟神下界”、“闹白莲教”之说，又有“北京胡大人死后还阳说”，“张天师下界”之类谣言大行其道，谣言之严重者，甚至“有一般造谣生事之徒，趁此时机，宣传邪说，不日天降异灾，死亡无算，即曰某月某日，大劫将临。甚至有公然散发传单，乱言惑众情事”。同时也有人敏锐地看出来一些男女巫医利用了人们对于虎烈拉的恐惧趁机推波助澜，攫取利益。可见很大程度上，这些灵异谣言都是由别有用心的人为了宣扬迷信获得利益所推动起来的，并在恐惧情绪的推动下无限扩大。
另外一种盛行一时的谣言则是投毒谣言，人们面临着霍乱对于生命健康的巨大威胁，但是缺乏科学知识无法理解霍乱传播的机制，只好简单地附会为有人投毒。当时民间舆论则普遍将其解释为日本人在投毒引发了霍乱，主要谣言类型有：日人投毒、日人收买汉奸投毒。
根据当时的报道，我们可以看到，某人在秦皇岛一家酒店拾获一封所谓“英文密函”，以两名英国人通信的语气，煞有其事地大谈特谈：“日本帝国军医学校成立一毒华急进药品研究社”，又是如何将能令人换上虎烈拉的毒药配制入化妆品中。而在陕西旬邑县，当时霍乱流行，人们“口内只叹道，上天收生，或云外人使汉奸下毒于井，众言纷云，语论不绝，其情之惨，目不忍视，种种苦况诸纸难宣。”
至于投毒谣言形成的现实因素，大概有两点：一是因为乡民长期保持小农思想传统，乡土主义与自给自足的生产模式造成了内向、压抑、封闭主义的倾向，这样的封闭性在面临突发的公共灾难时很容易就转化为敌意的排外性，这是一种小农社会潜意识中对“外来者”带来的冲击的恐惧，而日本人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就是那个危险的“外来者”。加之淞沪抗战硝烟刚刚散去，中国民间社会仍处于巨大反日、仇日情绪当中，所以一旦“投毒”事发，则立刻会有人将其解释为是日本人的反华之举。而且日本人投毒一说，早在霍乱疫情爆发前便有，只不过是虎疫盛行之后，人们便将瘟疫的根源也顺道归咎给了日本人。第二个原因则是，如上文所述，国人普遍缺乏公共卫生常识，生活环境脏乱不堪，滋长了霍乱的传播。许多人眼见身边人喝了不洁的河水江水，食用腐烂变质的食物之后便感染霍乱，但是无法以医学常识解释，于是便将其解释为是日本人的蓄意下毒。这样的谣言，从群体心理的角度来说，却是一种在失序中寻找以往社会准则的“应急规范”。这是希冀以原有的生存环境认知来解释当下失序环境的非理性的努力，而这样子的非理性行为反而是达成一个相对理性的集体行动的需要，这种集体行动就表现于对外部人的敌意和内部人的守望相助。换言之，恐慌与谣言其实是乡村社区中群体心理的一种寻求团结以抵御瘟疫的自救尝试。
（三）虎烈的退散
乡村社会的失序，及面临霍乱瘟疫时的“非理性”自救尝试，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举，但并非毫无作用，瘟疫期间的“失序”，恰恰好在危机时刻保全了乡村地区的社会秩序，而不至于陷入全面瓦解的更大规模混乱中，最后伴随着大量感染者的死亡以及姗姗来迟的救灾措施的推行，1932年轰轰烈烈的大霍乱，终于苦涩地消逝了。
当各大城市的霍乱疫情渐渐趋于平息之后，官方和民间团体对于贫民和乡村地区的救济也越发变多。在当时卫生署的积极倡导下，地方各省当局协同各省赈务委员会及地方各界组织临时防疫委员会，配合各县市都采取相应措施共同防治疫病的蔓延。12月，县级的卫生防疫机构也逐渐建立了起来，以此负责医药救济和县与县以下的卫生事业，官方的医疗救济开始逐渐取代乡村社会的“非理性”自救尝试。除此之外，以红十字会为代表的慈善团体也越来越多地参与进对乡村社会的医疗救济中，包括绥远、青县、温州、无锡、萨县、阜阳等地，红十字会积极筹款购置疫苗，并动员乡民前往注射。
总之，在虎疫灾难面前，乡村社会的“非理性”自救应对发挥了一定成效，并且最终与姗姗来迟的官方和民间团体医疗救济配合，艰难地完全战胜了1932年的霍乱疫情。
三、结语
通过对谣言形成的社会心理机制的思考以及对醮会仪式带来的社会组织凝聚力影响的了解，可以知道乡土社会在得不到科学方法的援助应对瘟疫灾难时是如何寻求非理性与超自然的力量来应对灾害的，并最后艰难而苦涩地战胜了瘟疫。站在城市与乡村两个维度上对不同的防疫减灾应对进行分析，可知城市的积极防疫应对与乡土社会的消极失序，实际上反映了一种民国时代的社会撕裂。如今利用史料对当时的社会反应与恐慌状态进行回顾和反思，我们能够知道遍及全社会的医疗卫生建设对于维持社会稳定的巨大作用，并且为乡土社会的治理模式带来一定的思考。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