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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关于福斯特生态革命理论的研究综述

裴章源
摘 要：基于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批判，2005年以来福斯特发表了一系列有关生态革命的文章。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为解决当今人类遇到的生态困境指明了方向，从根本上克服生态危机需要进行一场彻底的生态革命，即生态革命与社会革命同时进行，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主义社会。福斯特对生态革命理论的深刻阐述，对于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定不移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关键词：福斯特；生态革命；道路自信；绿色发展
：B0 文献标志码：A ：1002-2589（2018）03-0054-03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过去五年的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显著，环境状况得到改善，我国已经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短短五年，能够取得如此大的成绩，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美国著名的左翼学者约翰·贝拉米·福斯特，深刻指出了社会主义与生态主义的内在统一性，即“社会主义具有生态特征，生态主义具有社会特征”[1]，他提出了走出全球气候变化等生态危机的生态革命道路。
福斯特在《生态革命：与地球和平相处》一书中系统阐述了自己的生态革命理论。福斯特深度挖掘和剖析了马克思经典著作中的生态学思想，从马克思唯物主义自然观和生态学理论的视域，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不仅揭示了全球生态危机的根源，还在此基础上建构了一个强调自然资源的合理使用，人与自然合理的新陈代谢等为特征的生态社会主义前景，阐释了通向这一前景的生态革命之路，他指出，这是一场规模上前所未有的社会革命，需要彻底变革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笔者结合国内外相关研究，从福斯特生态革命理论的提出背景、福斯特生态革命的实施路径、福斯特生态革命理论的评析等方面，对福斯特生态革命理论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剖析，以期展示福斯特生态革命理论研究的理论动态，为今后对福斯特的生态革命理论系统化研究提供参考。
一、国外的相关研究
关于福斯特生态革命理论的问题，国外学者大体持两种观点。
一是对福斯特提出的“生态革命”持赞同的观点。莫尔（Jason W.Moore）认为福斯特的一个主要贡献在于：把环境变化看作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变化的相应结果和作用，从而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国家观和世界观提出质疑[2]。米夏埃尔·洛维认为，“福斯特对当代世界生态危机的诊断是切实的，对于生态革命，必须实现生产力、生产关系、消费方式以及整个资本主义文明的全面转变”[3]。小约翰·B·柯布认为，正如福斯特所说的那样，资本主义对增长的需求更加内生，是资本主义本性使然，但马克思主义并不是绝对要求生产的增长，所以并不存在生态资本主义[4]。此外，还有哈佛大学的理查德·雷温斯，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卡罗琳·麦钱特，都对福斯特的生态革命”给予肯定的评价。
二是对福斯特提出的“生态革命”持否定的观点。以詹姆斯·奥康纳为核心的一些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指出，福斯特的生态革命理论并没有充分揭露资本主义破坏生态环境背后的本质，忽略了对生产条件的关注，并且缺乏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复杂性的探究，将人与自然的关系等同为新陈代谢关系。这种不足会导致以下结果：一是无法挖掘出马克思主义的丰富的生态思想；二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不彻底[5]。
二、国内的相关研究
国内第一部研究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的著作是《生态地批判——福斯特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该书由郭剑仁博士在2004年完成的博士论文基础上扩充而成。郭剑仁博士在书中对福斯特的理论进行了系统地梳理和分析，他指出福斯特在考察了全球生态危机后，提出了当前需要一场具有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同样规模的第三次人类革命——环境革命，并且社会正义运动和环境正义运动的联合是解决之道。2006年，福斯特的著作《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和《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相继被翻译成中文出版，掀起了国内学者对福斯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的高潮，一些研究著作陆续问世，其中包括2011年康瑞华等著的《批判构建启思——福斯特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2011年贾学军博士的《福斯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2013年胡莹博士的《福斯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2015年，福斯特的《生态革命：与地球和平相处》一书也被翻译成中文出版，由此福斯特的生态革命理论越来越引起了我国学者的关注。其研究成果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福斯特生态革命理论提出背景的研究。一是全球生态问题日益紧迫。学者们普遍认为，福斯特详细考察了全球性的生态问题，如全球变暖，臭氧层破坏，热带森林的消失，珊瑚礁的减少，水生动物的过度捕捞，物种的快速滅绝，遗传多样性的丧失，我们的环境和我们的食物日益恶化，荒漠化，供水不足以及放射性污染等等。在此基础上，福斯特指出了人类面临的两条道路：要么找到解决生态问题的办法，实现一种更加和谐的人与自然的协同进化；要么面临严重的自然后果，生态和社会危机将迅速失去控制，对人类和许多其他物种造成不可逆转的和毁灭性的后果。二是技术和市场不能解决生态危机。福斯特认为，生态环境的价值具有全面性和整体性，将其纳入商品经济的循环之中，使其脱离了整个生态系统。尽管技术改良时至今日仍被资本主义公认为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标准方法，但福斯特却通过“杰文斯悖论”揭穿了资本主义技术改良的谎言，揭示资本主义以技术路径化解生态危机的虚伪[6]。三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危机根源。福斯特认为，所有威胁到全球命运的生态环境危机，都将追溯到现行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体性新陈代谢断裂来源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其特定的生产方式，因此解决当今生态问题需要从根本上变革资本主义制度[7]。四是对改良型生态革命的批判。福斯特指出，布朗虽然使用了环境革命这个概念，但是在他没能识别出这样一个事实，即为了停止，甚至只是显著地减慢环境恶化的速度，资本主义就不得不为了环境的需要而让路。福斯特在对生态-工业革命和生态-社会革命进行比较论证后，强调只有彻底的生态-社会革命，变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构建人类新的生态道德，关注人和自然的共同福祉，走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引导人类走出困境[8]。
第二，对福斯特生态革命实施路径的研究。一是经济上，改变现行的生产方式，实现真正的社会化生产。生态革命的目的可以说是要求自然的社会化[9]。针对资本主义制度下对自然资源的私人占有，福斯特认为应该依靠自然资源社会化，即生产资料的社会公共占有，来实现对生态问题的解决。对此，他是这样论述的：通过所有能看到的生态运动的现实，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人类必须要经历一个被环境学家称为自然的社会化的历史过程”[10]。二是政治上，彻底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权力结构。福斯特将当前全球化时期定位为生态帝国主义时代，阶级矛盾是生态帝国主义时代的主要矛盾，矛盾从一国中的资产者与无产者的斗争，扩大到全球范围内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间的矛盾，表現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与处于边缘的发展中或不发达的国家间的矛盾，同时也表现为全球生态危机。因此，在这个时代无产阶级的力量仍是生态革命的主要力量[11]。福斯特从资本主义制度本质出发，结合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斗争史及环境运动的发展和现状，即环境运动与阶级运动的脱节，他提出了生态革命的策略，生态运动要与以工人阶级为主要力量的社会正义运动相结合[12]。三是文化上，进行一场生态道德革命，用生态文化取代目前对生态环境的不道德态度，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解，同时也实现人与人的和解[13]。生态环境问题与文化问题在社会自然历史中相生相伴，在资本主义制度主导下的全球生产，造成了自然与社会的新陈代谢严重断裂，同时也造成了文化的断裂。在生态革命研究中摈弃生态文化的做法是短视且错误的，忽视文化问题而独立展开的生态革命不但无法保护生态环境，反而会使保护生态环境的社会力量分化消耗。
第三，对福斯特生态革命理论的评析。国内学者大都对福斯特的生态革命理论进行了肯定的评价。如王雨辰教授在《哲学批判与解放的乌托邦》一书中指出，福斯特生态革命理论的独特性在于：明确提出建立环保主义者和工人阶级的联盟[14]。同时，学者们也指出了福斯特的生态革命理论面临的一些问题：一是生态革命的时机尚不成熟。康瑞华指出，生态革命运动被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所淹没，正在日益逼近的生态灾难被资本主义繁荣的外表所掩盖，各国对于携起手来共同面对全球生态问题的意愿不强。她认为，推进布朗温和的环境革命，扩大政策调整、技术革新的范围和领域，为彻底的生态社会革命做量变积累是明智的选择[15]。二是生态革命的内容急需充实。福斯特指出了生态革命的主要策略，但是没有生态革命的具体方法，福斯特虽然对资本积累的制度及其生产方式进行了彻底的批判，但是对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生态问题关注不够，如“社会主义制度下是否也会出现其所批判的生态困境”“社会主义国家的生态问题如何解决”等[16]。田世锭通过将英美辩证法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戴维·哈维与福斯特比较，认为福斯特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揭示，对资本主义的深刻批判以及对社会主义合理性本身的论证，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但哈维的辩证法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我们的启示应该更为重要，尤其是对我国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与实践具有更为重要的借鉴意义[17]。三是生态革命理论急需到实践中去发展和丰富。唐正东通过将莱斯与福斯特比较，认为福斯特只是在异化的生产方式的对面，树立了一种理想化的生产方式，并把它标榜为通过生态革命就可以实现的理想目标，如果这种生态革命无法从现实历史过程中找到理论依据，那么就只能停留在所谓的新社会运动层面，无法理解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及实践力量[18]。
综上所述，以郭剑仁、康瑞华、贾学军和胡莹的四本著作为代表，国内学者对于福斯特的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研究文献比较丰富，但是对于福斯特生态革命理论的研究相对较少，并且主要集中在对其基本内容的解读以及评价上，也有部分学者将其与其他思想家的生态革命理论作比较研究，如康瑞华将其与布朗的环境革命做比较，田世锭将其与英美辩证法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戴维·哈维做比较。其中以刘顺、胡涵锦为代表的国内学者也尝试将福斯特生态革命理论引入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中。
笔者认为，总体上讲，对于福斯特生态革命理论的研究还处于摸索阶段，缺乏系统详细的研究，有待进一步的深入。比如生态革命的紧迫性缺乏广泛的认同，生态革命的内容需要不断丰富，生态革命的理论基础要进一步夯实。有学者提出，学术界应该加强对福斯特关于“辩证的自然主义”的研究，因为它是“福斯特生态学理论的哲学基础和核心内容”[19]。同时，辩证的自然主义或生态辩证法也是福斯特生态革命的理论基石和重要的组成部分。此外，生态革命的理论急需与中国绿色发展的实际接轨。对于生态革命的一些问题不断提出，相关研究才刚刚起步。福斯特的生态革命理论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意义还没有得到学术界充分的注意。
三、福斯特生态革命理论研究的启示意义
福斯特生态革命的提出以及对生态社会主义的构想，不仅有助于我们揭穿资本主义的真实面目，而且对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第一，福斯特围绕生态革命作了大量的文献梳理，提供了丰富的马克思与生态学关系的史料，有助于我们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认识。福斯特为解决生态问题而发展了生态辩证法，并把这个方法运用于理解自然和社会的关系，重建了马克思的生态学。研究福斯特的生态革命理论，有助于启示我们反思传统历史唯物主义和自然唯物主义，并通过研究自然史和人类史的关系及其运行规律，丰富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有助于我们批判性地评价当前西方社会流行的强调市场的内部逻辑的社会一元论，这种社会一元论认为可持续性发展可以内化于资本主义经济中，并在市场的逻辑下得以实现。
第二，福斯特关于生态革命与解放全人类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统一性的深刻见解，有助于我们增强社会主义的制度自信，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地认识未来人类发展的方向。人类社会与自然的协同发展是社会主义的内在本质要求，这是福斯特的生态革命理论给我们的最大启示，也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深刻转变，反映了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迫切需要，认清这一事实将有助于使绿色发展理念更好地融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以此满足人民群众对更多优质生态产品的需要。
虽然福斯特的生态革命理论还有诸多的不足之处，如其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所追求的生态社会革命以及依靠力量与科学社会主义有所差别，具有一些理想主义色彩，但它对于解决日益严峻的全球生态问题提供了广阔的思考空间，对于我国引导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生态安全问题的国际合作具有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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