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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老区农村贫困问题研究

王瑞民等
摘要：利用大样本的微观调查数据对革命老区9省19县的贫困广度、深度、强度进行测算和比较表明：革命老区的贫困发生率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且省际差异较为明显；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较高，贫困人口与非贫困人口的差距是不平等的主要原因；革命老区的贫困程度存在生命周期的变化，教育对于减贫的边际效用递增。应从加大对革命老区的转移支付、增加教育投入、加强农民技能培训等方面着力解决革命老区的农村贫困问题。
关键词：革命老区；贫困测量；影响因素
：C913：A：1003-0751（2014）08-0093-03
新中国成立以来，经过长期的扶贫开发，革命老区的生产、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提高，但在全国而言，仍处于比较落后的地位，大多数革命老区长期位居国家级贫困县之列。革命老区到底有多“穷”？“穷”的原因又是什么？如何解决“穷”的问题？需要对其贫困程度与规模进行测量与估计，做出成因分析与判断，提出有效的对策与建议。而目前的贫困测量研究中，利用大样本微观数据对具体社区、地区乃至国家的贫困程度进行测量者较少。因此，本文试图通过高质量的微观调查数据分析使人们对革命老区的贫困程度有一个更为直观的了解，同时为政府有针对性地制定行之有效的扶贫政策和措施，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一、贫困及贫困测量方法在一个特定社会中，如果有人没有达到依照该社会标准制定的合理的最低限度的某一经济福利水平时，我们就说该社会存在着“贫困”。贫困测量涉及贫困识别（划定贫困线）与贫困加总两个方面。
1.贫困线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和综合国力的提高，我国的国家扶贫标准处于一个动态提高的过程：1985年，我国将农民人均年纯收入206元确定为贫困线；2011年，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将国家扶贫标准由2010年1274元调至2300元，上调幅度达到80.5%。按照最新汇率（1美元兑换6.28元人民币），国际通行的“每天一美元”标准相当于人民币2292元/年，如果暂不考虑购买力问题，两者已经十分接近。本文采用最新的国家扶贫标准2300元作为贫困线。
2.贫困加总
贫困加总探讨的是建立在贫困识别基础上的整个社会的贫困状况。主要方法有以下几种：
（1）贫困发生率。贫困发生率也称之为贫困发生程度（贫困广度）。假设通过前面的贫困识别方法确定了n个人中有q个是穷人，那么贫困发生率H为：
H=q/n
（2）贫困缺口指数。贫困缺口指数测量的是贫困者的收入与贫困线的差额（贫困深度）。假设社区所有n个人的收入向量为y=（y1，y2，…，yn）T，贫困者的收入向量为yp=（y1，y2，…，yq）T，贫困线为z，且y1≤y2≤…≤yq< p>
在相对收入水平方面，按照事先设计的分层抽样方法，低收入户、中等户、富裕户的比例应该为1∶1∶1。样本统计结果中只有低收入户的比例接近1/3，中等户的比例超过1/3，而富裕户的比例不足1/3，一个可能的解释是部分被社区认定的富裕户将自己归入了中等户的行列，具有“藏富”倾向。
在户主年龄方面，40岁及以上户主占到样本总数的83.5%，60岁及以上者亦达到26.57%，从侧面反映出农村外出务工（定居）者比例之高，留在村里的多是年龄偏大、无法外出务工者。②
在户主受教育程度方面，以小学和初中为主，占整个样本的62.9%；约28.0%的户主为文盲或半文盲；受教育程度达到高中及以上的仅占9.1%；大专及以上者仅有18户，占0.8%。在革命老区留守人口中，高中文化程度以上者甚少。
在劳动力占家庭人口比例（以u表示）方面，大致呈正态分布趋势：0.4及以下者占33.12%，0.6以上者占39.46%，居中者占27.42%。尤其是，劳动力占比在0.2及以下者占到了7.89%，这意味着在样本中有将近十分之一的农户家庭负担严重，面临一个劳动力供养五人甚至更多人的情况。
三、贫困规模与程度的测定
1.贫困发生率
据测算可知，在国家扶贫标准上调之前，9省贫困发生率平均为26.62%，是全国平均水平的8倍左右。随着国家扶贫标准的调整，各省贫困发生率均有大幅度上升，平均上升幅度为19.79%。其中，安徽上升幅度最小，为16.18%；山西上升幅度最大，为26.81%。而在全国范围内看，农村贫困人口比例仅上升了10.6%。在新的扶贫标准下，9省革命老区的贫困发生率平均为46.41%，大约为全国平均水平（13.4%）的3.5倍。其中，安徽最低，为30.71%，四川最高，达57.74%，贵州、河北两省的贫困发生率也超过了50%。
2.贫困人口内部差异：基尼系数
贫困发生率虽直观简洁，但从中无法观测到贫困人口的内部差异，而基尼系数可以反映出贫困人口内部的收入分配状况。用stata软件（11.0版本）分别测算各省革命老区整体基尼系数，贫困人口内部基尼系数以及非贫困人口内部基尼系数。结果显示，9省的整体基尼系数平均为0.53，最高为河南的0.63，最低为广西和湖北的0.43，而国际警戒线为0.4，意味着样本革命老区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严重。9省贫困人口内部和非贫困人口内部的分配状况较为平等，基尼系数分别为0.32和0.39。整体基尼系数远大于贫困人口内部和非贫困人口内部的基尼系数，也就是说，贫困人口与非贫困人口的收入差距远大于贫困人口内部及非贫困人口内部的收入差距，是革命老区总体基尼系数偏高的主要原因，贫困人口和非贫困人口成为两个断裂明显的阶层。
3.贫困缺口指数与FGT指数
测算结果显示，9省的贫困缺口指数平均为0.2357，其中，最高为四川的0.3330，最低为河南的0.1356，前者是后者的2.5倍。对贫困缺口赋予权重之后的FGT指数中，各省的相对位置不变，9省平均为0.1524。
4.不同人群组比较
对革命老区的贫困规模和贫困程度进行分省测算和比较可以知晓贫困的省际差异，如果根据户主或个人的一些特征变量进行分组，通过对不同人群组的贫困程度进行测算和比较，则可以知晓这些特征变量与贫困之间的关系。本文选取户主文化程度、性别、年龄和家庭负担（总抚养比）等变量对样本进行分组，分别测算各组的贫困发生率、贫困缺口指数和FGT指数。
（1）户主受教育程度与贫困。将户主的受教育程度分为文盲、半文盲、小学、初中、高中、大专及以上6组并分别测算其贫困发生率、贫困缺口指数和FGT指数。③结果表明，随着户主受教育程度增加，贫困发生率呈加速递减趋势：当户主为文盲时，贫困发生率达58.3%；当户主受教育程度达到大专及以上时，贫困发生率降到11.1%。具体而言，文盲和半文盲的贫困发生率没有明显差异；当户主受教育程度从小学提高到初中时，贫困发生率降低到样本平均水平以下，降幅达13.3个百分点；户主受教育程度从高中提到大专及以上时，贫困发生率下降最快，降幅达20.4个百分点。也就是说，户主是否上中学和是否上大学（专）是贫困发生率的两个重要节点。在革命老区，教育的边际减贫作用呈递增趋势。
（2）年龄与贫困。根据户主年龄将样本划分为6组，组距为10（岁），并分别测算其贫困发生率、贫困缺口指数和FGT指数。结果表明，贫困发生率最高的为60岁及以上组，达52.99%；最低的为50—59岁组，为40.10%。户主年龄为20以下时（仅一户），处于贫困状态；户主年龄为20—29岁时，贫困程度为样本平均水平；户主年龄达到30—39岁时，贫困程度增加；户主年龄在40—60岁之间时，贫困程度下降，在50—60岁时下降到20以上年龄组的最低值；户主年龄达到60岁以上时，贫困程度增加并达到最高点。也就是说，贫困程度的生命周期变化特征较为明显。
（3）家庭负担与贫困。以劳动力占家庭人口比例（u）来表示农户家庭负担，u越小，即劳动力占家庭人口比例越低，表明该家庭负担越重，u=0表明该家庭没有劳动力；u越大，即劳动力占家庭人口比例越高，表明该家庭负担越轻。④根据劳动力占家庭人口比例将样本划分为6组，并分别测算其贫困发生率、贫困缺口指数和FGT指数。结果表明，随着劳动力占家庭人口比例的增加，贫困程度呈下降趋势，从（0.2，0.4]组到（0.4，0.6]组下降最快，降幅达15.68%。当劳动力占家庭人口比例不到一半时，贫困程度高于样本平均水平；当比例超过一半时，贫困程度低于样本平均水平。
5.不同农户类型比较
根据农户劳动力所从事产业和收入构成的不同，将农户分为纯农户和兼业农户两种。纯农户是指家庭劳动力全部从事农业，家庭收入也全部是农业收入的农户。兼业农户是既从事农业生产，又从事非农业活动而获得收入的农户。以农业收入为主的称为第一种兼业农户（简称Ⅰ兼农户），以非农收入为主的称为第二种兼业农户（简称Ⅱ兼农户按照上述划分标准将样本农户划分为纯农户、Ⅰ兼农户、Ⅱ兼农户，并分别测算其贫困发生率、贫困缺口指数和FGT指数。
测算结果显示，纯农户仅占样本总数的4.97%，兼业农户占样本总数的95%以上，将近2/3家庭的收入以非农收入为主。这说明农户兼业已成为革命老区的一个普遍现象，其中Ⅱ兼农户又是兼业农户的主体。纯农户的贫困发生率最高，为68.75%，高于样本平均水平18.68个百分点，Ⅱ兼农户的贫困发生率最低，仅为36%，低于样本平均水平10.51个百分点，贫困缺口指数、FGT指数的测算结果的相对顺序与贫困发生率一致。值得注意的是，Ⅰ兼农户的贫困发生率达到了65.19%，与纯农户的贫困发生率十分接近，而与Ⅱ兼农户差异很大，表明农业报酬率与非农行业报酬率存在巨大差异，使得纯农户以及以农业收入为主的Ⅰ兼农户的贫困程度远高于以非农收入为主的Ⅱ兼农户。四、结论与建议
由上述分析可知：第一，革命老区的确很“穷”，贫困发生率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且省际差异较为明显。第二，革命老区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令人堪忧，基尼系数普遍高于国际警戒线，其主要原因是贫困人口与非贫困人口的差距，贫困人口内部的不平等程度较低。第三，革命老区的贫困程度存在生命周期的变化，教育对于减贫的边际效用递增，负担越重的家庭贫困程度越高。第四，纯农户及以农业收入为主的I兼农户的贫困程度远高于以非农收入为主的Ⅱ兼农户。
新中国成立已经60多年了，但是许多革命老区的人民仍然处于深度贫困中，且处于一种“寡而不均”的境地。这种局面如果不改善，将会引起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点着手解决：
第一，增加对革命老区的转移支付，扩大农村扶贫范围，提高革命老区的扶贫开发能力。继续实施以村为单位的连片开发战略，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完善革命老区农村地区的社会保障，将革命老区的贫困人口划入低保范围，实现应保尽保。第二，加大对老区的教育投入，提高老区人民受教育年限，充分发挥教育投入的减贫效应。把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放在新农村建设首位，作为一项准公共服务纳入公共财政，加大对农村教育特别是农民教育的投资力度，以公共财政支持来完善农村职业教育体系。采取各种措施，确保农村学生顺利完成九年义务教育并且能有机会获得更高层次的教育资源。第三，加强对农民的技能培训力度，提高农民整体素质和技术水平，培养革命老区农民自身的脱贫能力。
注释
①剔除收入为负值的22份问卷。②在2011—2012年的评估调查中，有相当比例的村庄几乎找不到年轻人。③剔除4份未填写户主受教育程度的问卷。④剔除劳动力占比超过100%的11份问卷。
参考文献
[1]马丁·瑞沃林.贫困的比较[M].赵俊超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2]李实.八十年代末中国贫困规模和程度的估计[J].中国社会科学，1996，（6）.
[3]汪三贵，李文.贫困县农户收入的变化及原因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03，（3）.
责任编辑：伊人瑜言
4.不同人群组比较
对革命老区的贫困规模和贫困程度进行分省测算和比较可以知晓贫困的省际差异，如果根据户主或个人的一些特征变量进行分组，通过对不同人群组的贫困程度进行测算和比较，则可以知晓这些特征变量与贫困之间的关系。本文选取户主文化程度、性别、年龄和家庭负担（总抚养比）等变量对样本进行分组，分别测算各组的贫困发生率、贫困缺口指数和FGT指数。
（1）户主受教育程度与贫困。将户主的受教育程度分为文盲、半文盲、小学、初中、高中、大专及以上6组并分别测算其贫困发生率、贫困缺口指数和FGT指数。③结果表明，随着户主受教育程度增加，贫困发生率呈加速递减趋势：当户主为文盲时，贫困发生率达58.3%；当户主受教育程度达到大专及以上时，贫困发生率降到11.1%。具体而言，文盲和半文盲的贫困发生率没有明显差异；当户主受教育程度从小学提高到初中时，贫困发生率降低到样本平均水平以下，降幅达13.3个百分点；户主受教育程度从高中提到大专及以上时，贫困发生率下降最快，降幅达20.4个百分点。也就是说，户主是否上中学和是否上大学（专）是贫困发生率的两个重要节点。在革命老区，教育的边际减贫作用呈递增趋势。
（2）年龄与贫困。根据户主年龄将样本划分为6组，组距为10（岁），并分别测算其贫困发生率、贫困缺口指数和FGT指数结果表明，贫困发生率最高的为60岁及以上组，达52.99%；最低的为50—59岁组，为40.10%。户主年龄为20以下时（仅一户），处于贫困状态；户主年龄为20—29岁时，贫困程度为样本平均水平；户主年龄达到30—39岁时，贫困程度增加；户主年龄在40—60岁之间时，贫困程度下降，在50—60岁时下降到20以上年龄组的最低值；户主年龄达到60岁以上时，贫困程度增加并达到最高点。也就是说，贫困程度的生命周期变化特征较为明显。
（3）家庭负担与贫困。以劳动力占家庭人口比例（u）来表示农户家庭负担，u越小，即劳动力占家庭人口比例越低，表明该家庭负担越重，u=0表明该家庭没有劳动力；u越大，即劳动力占家庭人口比例越高，表明该家庭负担越轻。④根据劳动力占家庭人口比例将样本划分为6组，并分别测算其贫困发生率、贫困缺口指数和FGT指数。结果表明，随着劳动力占家庭人口比例的增加，贫困程度呈下降趋势，从（0.2，0.4]组到（0.4，0.6]组下降最快，降幅达15.68%。当劳动力占家庭人口比例不到一半时，贫困程度高于样本平均水平；当比例超过一半时，贫困程度低于样本平均水平。
5.不同农户类型比较
根据农户劳动力所从事产业和收入构成的不同，将农户分为纯农户和兼业农户两种。纯农户是指家庭劳动力全部从事农业，家庭收入也全部是农业收入的农户。兼业农户是既从事农业生产，又从事非农业活动而获得收入的农户。以农业收入为主的称为第一种兼业农户（简称Ⅰ兼农户），以非农收入为主的称为第二种兼业农户（简称Ⅱ兼农户）。按照上述划分标准将样本农户划分为纯农户、Ⅰ兼农户、Ⅱ兼农户，并分别测算其贫困发生率、贫困缺口指数和FGT指数。
测算结果显示，纯农户仅占样本总数的4.97%，兼业农户占样本总数的95%以上，将近2/3家庭的收入以非农收入为主。这说明农户兼业已成为革命老区的一个普遍现象，其中Ⅱ兼农户又是兼业农户的主体。纯农户的贫困发生率最高，为68.75%，高于样本平均水平18.68个百分点，Ⅱ兼农户的贫困发生率最低，仅为36%，低于样本平均水平10.51个百分点，贫困缺口指数、FGT指数的测算结果的相对顺序与贫困发生率一致。值得注意的是，Ⅰ兼农户的贫困发生率达到了65.19%，与纯农户的贫困发生率十分接近，而与Ⅱ兼农户差异很大，表明农业报酬率与非农行业报酬率存在巨大差异，使得纯农户以及以农业收入为主的Ⅰ兼农户的贫困程度远高于以非农收入为主的Ⅱ兼农户。四、结论与建议
由上述分析可知：第一，革命老区的确很“穷”，贫困发生率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且省际差异较为明显。第二，革命老区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令人堪忧，基尼系数普遍高于国际警戒线，其主要原因是贫困人口与非贫困人口的差距，贫困人口内部的不平等程度较低。第三，革命老区的贫困程度存在生命周期的变化，教育对于减贫的边际效用递增，负担越重的家庭贫困程度越高。第四，纯农户及以农业收入为主的I兼农户的贫困程度远高于以非农收入为主的Ⅱ兼农户。
新中国成立已经60多年了，但是许多革命老区的人民仍然处于深度贫困中，且处于一种“寡而不均”的境地。这种局面如果不改善，将会引起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点着手解决：
第一，增加对革命老区的转移支付，扩大农村扶贫范围，提高革命老区的扶贫开发能力。继续实施以村为单位的连片开发战略，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完善革命老区农村地区的社会保障，将革命老区的贫困人口划入低保范围，实现应保尽保。第二，加大对老区的教育投入，提高老区人民受教育年限，充分发挥教育投入的减贫效应。把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放在新农村建设首位，作为一项准公共服务纳入公共财政，加大对农村教育特别是农民教育的投资力度，以公共财政支持来完善农村职业教育体系。采取各种措施，确保农村学生顺利完成九年义务教育并且能有机会获得更高层次的教育资源。第三，加强对农民的技能培训力度，提高农民整体素质和技术水平，培养革命老区农民自身的脱贫能力。
注释
①剔除收入为负值的22份问卷。②在2011—2012年的评估调查中，有相当比例的村庄几乎找不到年轻人。③剔除4份未填写户主受教育程度的问卷。④剔除劳动力占比超过100%的11份问卷。
参考文献
[1]马丁·瑞沃林.贫困的比较[M].赵俊超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2]李实.八十年代末中国贫困规模和程度的估计[J].中国社会科学，1996，（6）.
[3]汪三贵，李文.贫困县农户收入的变化及原因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03，（3）.
责任编辑：伊人瑜言
4.不同人群组比较
对革命老区的贫困规模和贫困程度进行分省测算和比较可以知晓贫困的省际差异，如果根据户主或个人的一些特征变量进行分组，通过对不同人群组的贫困程度进行测算和比较，则可以知晓这些特征变量与贫困之间的关系。本文选取户主文化程度、性别、年龄和家庭负担（总抚养比）等变量对样本进行分组，分别测算各组的贫困发生率、贫困缺口指数和FGT指数。
（1）户主受教育程度与贫困。将户主的受教育程度分为文盲、半文盲、小学、初中、高中、大专及以上6组并分别测算其贫困发生率、贫困缺口指数和FGT指数。③结果表明，随着户主受教育程度增加，贫困发生率呈加速递减趋势：当户主为文盲时，贫困发生率达58.3%；当户主受教育程度达到大专及以上时，贫困发生率降到11.1%。具体而言，文盲和半文盲的贫困发生率没有明显差异；当户主受教育程度从小学提高到初中时，贫困发生率降低到样本平均水平以下，降幅达13.3个百分点；户主受教育程度从高中提到大专及以上时，贫困发生率下降最快，降幅达20.4个百分点。也就是说，户主是否上中学和是否上大学（专）是贫困发生率的两个重要节点。在革命老区，教育的边际减贫作用呈递增趋势。
（2）年龄与贫困。根据户主年龄将样本划分为6组，组距为10（岁），并分别测算其贫困发生率、贫困缺口指数和FGT指数。结果表明，贫困发生率最高的为60岁及以上组，达52.99%；最低的为50—59岁组，为40.10%。户主年龄为20以下时（仅一户），处于贫困状态；户主年龄为20—29岁时，贫困程度为样本平均水平；户主年龄达到30—39岁时，贫困程度增加；户主年龄在40—60岁之间时，贫困程度下降，在50—60岁时下降到20以上年龄组的最低值；户主年龄达到60岁以上时，贫困程度增加并达到最高点。也就是说，贫困程度的生命周期变化特征较为明显。
（3）家庭负担与贫困。以劳动力占家庭人口比例（u）来表示农户家庭负担，u越小，即劳动力占家庭人口比例越低，表明该家庭负担越重，u=0表明该家庭没有劳动力；u越大，即劳动力占家庭人口比例越高，表明该家庭负担越轻。④根据劳动力占家庭人口比例将样本划分为6组，并分别测算其贫困发生率、贫困缺口指数和FGT指数。结果表明，随着劳动力占家庭人口比例的增加，贫困程度呈下降趋势，从（0.2，0.4]组到（0.4，0.6]组下降最快，降幅达15.68%。当劳动力占家庭人口比例不到一半时，贫困程度高于样本平均水平；当比例超过一半时，贫困程度低于样本平均水平。
5.不同农户类型比较
根据农户劳动力所从事产业和收入构成的不同，将农户分为纯农户和兼业农户两种。纯农户是指家庭劳动力全部从事农业，家庭收入也全部是农业收入的农户。兼业农户是既从事农业生产，又从事非农业活动而获得收入的农户。以农业收入为主的称为第一种兼业农户（简称Ⅰ兼农户），以非农收入为主的称为第二种兼业农户（简称Ⅱ兼农户）。按照上述划分标准将样本农户划分为纯农户、Ⅰ兼农户、Ⅱ兼农户，并分别测算其贫困发生率、贫困缺口指数和FGT指数。
测算结果显示，纯农户仅占样本总数的4.97%，兼业农户占样本总数的95%以上，将近2/3家庭的收入以非农收入为主。这说明农户兼业已成为革命老区的一个普遍现象，其中Ⅱ兼农户又是兼业农户的主体。纯农户的贫困发生率最高，为68.75%，高于样本平均水平18.68个百分点，Ⅱ兼农户的贫困发生率最低，仅为36%，低于样本平均水平10.51个百分点，贫困缺口指数、FGT指数的测算结果的相对顺序与贫困发生率一致。值得注意的是，Ⅰ兼农户的贫困发生率达到了65.19%，与纯农户的贫困发生率十分接近，而与Ⅱ兼农户差异很大，表明农业报酬率与非农行业报酬率存在巨大差异，使得纯农户以及以农业收入为主的Ⅰ兼农户的贫困程度远高于以非农收入为主的Ⅱ兼农户。四、结论与建议
由上述分析可知：第一，革命老区的确很“穷”，贫困发生率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且省际差异较为明显。第二，革命老区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令人堪忧，基尼系数普遍高于国际警戒线，其主要原因是贫困人口与非贫困人口的差距，贫困人口内部的不平等程度较低。第三，革命老区的贫困程度存在生命周期的变化，教育对于减贫的边际效用递增，负担越重的家庭贫困程度越高。第四，纯农户及以农业收入为主的I兼农户的贫困程度远高于以非农收入为主的Ⅱ兼农户。
新中国成立已经60多年了，但是许多革命老区的人民仍然处于深度贫困中，且处于一种“寡而不均”的境地。这种局面如果不改善，将会引起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点着手解决：
第一，增加对革命老区的转移支付，扩大农村扶贫范围，提高革命老区的扶贫开发能力。继续实施以村为单位的连片开发战略，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完善革命老区农村地区的社会保障，将革命老区的贫困人口划入低保范围，实现应保尽保。第二，加大对老区的教育投入，提高老区人民受教育年限，充分发挥教育投入的减贫效应。把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放在新农村建设首位，作为一项准公共服务纳入公共财政，加大对农村教育特别是农民教育的投资力度，以公共财政支持来完善农村职业教育体系。采取各种措施，确保农村学生顺利完成九年义务教育并且能有机会获得更高层次的教育资源。第三，加强对农民的技能培训力度，提高农民整体素质和技术水平，培养革命老区农民自身的脱贫能力。
注释
①剔除收入为负值的22份问卷。②在2011—2012年的评估调查中，有相当比例的村庄几乎找不到年轻人。③剔除4份未填写户主受教育程度的问卷。④剔除劳动力占比超过100%的11份问卷。
参考文献
[1]马丁·瑞沃林.贫困的比较[M].赵俊超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2]李实.八十年代末中国贫困规模和程度的估计[J].中国社会科学，1996，（6）.
[3]汪三贵，李文.贫困县农户收入的变化及原因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03，（3）.
责任编辑：伊人瑜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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