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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时期维摩诘服饰研究

高斐
（西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摘要]维摩诘形象最早出现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在隋唐及其以后历代都有所体现，其从魏晋时期带有少数民族特征的胡人居士形象到南朝逐渐转变为汉化的汉族名士形象，而且魏晋时期与南北朝时期的维摩诘形象都存在差异。本文从维摩诘服饰角度入手，结合当时社会环境和政治状况，详细论述了魏晋与南朝维摩诘形象在服饰上的变化，同时把维摩信仰与维摩诘服饰结合起来，说明维摩诘在中原受到士族名流推崇的原因；[来自WwWlw5U.com]把维摩诘服饰与同时期的士大夫服饰进行了比较，发现在不同时期二者在服饰上的相应变化，反映了维摩诘形象逐渐汉化的过程，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与佛教义理的完美融合。
[关键词]维摩诘；服饰；文化融合
根据《维摩诘经》讲，维摩诘是印度毗耶离城的一位大富长者，他身着白衣、深达实相、明于智度、通达方便、辩才无碍，为化导众生故示显有疾，代佛说法，广宣大乘理教。从文献记载的公元4世纪顾恺之首创维摩诘像，到传为公元12世纪李公麟所作《维摩演教图》，维摩诘形象的持续创造和流传长达800多年。魏晋时期，江南地区对《维摩诘经》风靡一时，“辩才无碍”的维摩诘被崇尚思辩的清谈家奉为新时代的象征。因此，维摩诘的服饰样式成为了当时清谈名士所效仿的榜样，如手执麈尾、身披鹤氅裘、头戴白伦巾、长须飘飘。
由于维摩诘是一位在家修行的居士，他的衣着打扮跟各个朝代的文人士大夫有相似之处，或者说是他们的形象体现。要研究历代维摩诘所穿服饰，必须先了解名士的穿衣风格所受到的社会环境和政治决策的影响。本文从服饰的角度出发，解读历代名士的服饰特点，将历代维摩诘服饰与历代士大夫服饰相比较；把维摩信仰与维摩诘所穿服饰相结合，从而说明了维摩信仰在中原汉地流行的原因以及维摩诘受到历代士族名流所推崇效仿的根源。从历代维摩诘服饰的变化中可以看出佛教传入中国后逐渐汉化的过程。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维摩诘服饰特征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维摩诘在造像上差异较大。北朝由于受少数民族文化影响较大，在服饰上突出了典型的胡人特征，例如尖顶蕃帽；在北周时期，出现了一种胡汉服装混合穿着的样式，如深衣袍服外或襦裙外披长大衣、上着褶衣下着裙、宽衣袍服配尖顶蕃帽等。①云冈第1窟和第6窟内的维摩诘都头戴尖顶帽，身穿宽袖长衫，就是胡汉服装混合穿着的典型。
南朝早期的维摩诘以白衣为主，白衣原指白色的衣服，佛教盛行以后，由于佛教僧侣依其部派不同而分著黄赤，而佛教在家居士或其他人则都穿白衣，因此“白衣”就[来自wWw.Lw5u.coM]成了在家修行者的代称，产生出一个新的词义，指称佛教俗家弟子。②由于维摩诘是一位居士，又被文人名士所崇拜追捧，所以艺术家在创作他时，把他的衣冠服饰按照当时社会中世俗人物的衣冠服饰进行创作绘画，而且同一内容的经变画因绘在不同的年代，所以他的服饰特征也随着年代的变化而变化。魏晋时期的居士从上到下主要有纶巾裹头、上衣着宽衫大袖，下身穿襦裤，在襦裤之外，还得套上下裳，即裙子。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维摩诘形象所受到的影响
从文献记载来看，最早以维摩诘作为艺术题材进行刻画的是东晋著名画家顾恺之，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评顾恺之《维摩居士像》曰:“顾生首创维摩诘像，有清羸示病之容，隐几忘言之状。”又说：“张墨、陆探微、张僧繇皆效之，终不及顾之所创者也。”据此我们可以知道维摩诘的形象一开始便具有南朝士大夫秀骨清相、病态婉雅的阴柔之美，体现出了玄学的审美理想，是东晋佛画与玄学境界合流的产物。顾恺之所画维摩诘像是以个体形象出现，还是以经变中的文殊问疾的内容出现，已不得而知。以上是文献上记载的最早关于维摩诘形象创作的记载，原作皆已不存。虽然原作已不存在，但历代艺术家对维摩诘的形象创作皆以顾恺之为模本。
（一）政治影响
从北魏孝文帝推行“汉化”、实行改革之后至北齐，维摩经变的题材便普遍出现于中国北部的云岗石窟、麦积山石窟、龙门石窟等大小石窟中，风靡一时，屡见不鲜，并且以维摩文殊相对而坐呈对称的形式谈经论道的《问疾品》情节，在石窟造像中成为维摩经变的主要表现形式。其中龙门石窟有关维摩变的题材就有129处，③在中原地区的造像碑中，维摩经变的题材也成为构图的主要内容，且大都雕刻于碑首或碑中的主要位置，这种雕刻方式在石窟造像中不胜枚举，下面选取北朝有代表性的几块造像碑中的维摩经变来进行说明。如北魏的《邑师道哈造交脚弥勒石碑》，东魏《道俗九十人造像碑》、北齐《佛时寺四面造像碑》，北齐《张噉鬼造像碑》。这些造像碑中，皆选取经变中的《问疾品》来组织画面，或置于碑首，或置于主尊的龛楣两侧，维摩与文殊左右对坐，维摩头戴高帽，右手高执麈尾，面带笑容，精神焕发。
北魏孝文帝推行汉化改革以后，佛教的境遇大有改观，从云冈石窟到龙门石窟、巩县石窟、麦积山石窟，维摩经变题材很是流行。云冈第1窟内的维摩诘：头戴尖顶帽（胡帽），宽袖长衫，外加重裘，右手执麈尾，倚隐几，坐榻上，似正侃侃而谈；第6窟龛内的维摩诘：头戴尖顶帽，身穿交领儒袍，右手执麈尾；坐矮几，双腿自然下垂，身体微后仰，神态颇轻松。这两窟内的维摩诘从容貌上看都深目高鼻，从穿着上看看都头戴尖顶胡帽，具有典型的北方少数名族特征，但又穿宽袖长衫，披重裘，又具有中原汉族穿着风格。可以说，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政治的改革，服饰的样式正在逐渐呈现出多样化的形式。
（二）社会影响
艺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艺术家们在创作维摩诘像时自然将现实生活的内容带到创作中。顾恺之所画的维摩诘像“清羸示病之容，隐几忘言之状”。正是那些瘦骨清相、褒衣束带，药酒相伴、手摇麈尾、论辩“忘言”，故弄玄虚，以显风度高雅的南朝名士们。据说顾恺之画像中有隐几、麈尾，这正是王导、谢安这些清谈领袖特有的形象。因此，顾恺之精心描绘的维摩像并非是佛教造像，而是当时典型的清谈名士形象。虽然维摩诘是居士是菩萨是神，但艺术家在创作中为了迎合当时社会和政治需要，把他画成了一个普通人，所以在穿着上几乎和世俗名士完全一致，使维摩诘成为世俗名人追求的模范。维摩信仰的传播，体现出了印度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
三、鹤裘大氅与维摩信仰的联系以及玄学对服饰的影响
氅是汉服中的一种，就是斗篷、披风之类的御寒长外衣。鹤氅，就是一块用仙鹤羽毛做的披肩。《晋书?谢万传》云：“万著白纶巾，鹤氅裘，履版而前。既见，与帝共谈移日。”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企羡》：“孟昶未达时，家在京口 ，尝见王恭乘高舆，被鹤氅裘。”宋陆游《八月九日晚赋》：“薄晚悠然下草堂，纶巾鹤氅弄秋光。”《新五代史?唐臣传?卢程》：“ 程戴华阳巾，衣鹤氅，据几决事。”可见氅从魏晋以来一直在流行，最初鹤氅的样子，就是一块用仙鹤羽毛做的披肩。后来的鹤氅，为士大夫所接受后，表现为大袖，两侧开衩的直领罩衫，不缘边，中间以带子相系。明代的鹤氅，和披风形制差不多，只不过有缘边多些，领子相合一些，比之褙子，袖子应更加宽大。
既然鹤裘氅是用仙鹤的羽毛做成的，那就跟现在的皮草一样，都是用动物的皮毛做成的，想要鹤裘氅做到美观实用，必然是要用仙鹤身上最软的羽毛做成，这样一来仙鹤必死无疑，这是杀生。佛教中规定弟子必须受五戒，受五戒是受戒人按照佛陀制定的戒律，发誓戒除五种行为，而且是专门为在家居士而受，五戒的内容是：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维摩诘既然是沙门弟子，是在家修行的居士 ，就应该遵守戒律，不穿鹤裘大氅，但是《维摩诘经》中讲：“虽为白衣，奉持沙门清净律行；虽处居家，不著三界；示有妻子，常修梵行；现有眷属，常乐远离；虽服宝饰而以相好严身；虽复饮食而以禅悦为味”④所以从《维摩诘经》中可以看出，维摩诘吃肉、喝酒、娶妻、穿鹤裘氅都是普度众生的一种善巧方便。其玄思的理念及将入世与出世予以完美统一的行迹，为正在寻求精神依托的魏晋名士提供了一个既能坚持俗世生活又可追求理想境界的模范，故而广受当时门阀士族、清谈之士们的推崇。
由于玄学崇尚清谈，放荡不羁，超然无物，潇洒飘逸，自然无为，以表达自我为主要目的，所以对服饰的传统礼法表现非常蔑视，这直接反映到当时人们的服饰观念和服饰风尚的变化上。人们对服饰个性化的追求，是对传统冠冕制度的轻视以及对传统礼法的唾弃，深刻影响到这个时期服装的款式。款式上最主要的特点就是无论男女贵贱，均以大袖、褒衣博带为时尚。一些人为了追求自由奔放、自然飘逸的境界，使服装越来越趋于宽大。宋孝武帝刘骏即位时，周郎上书说：“一袖之大，足短为两，一裙之长，可分为二，见车马不辨贵贱，视冠服不知尊卑。”又有《晋书?五行志》记载晋末皆冠小而衣裳博大，风行相放，舆合成俗。”可见这种讲究衣服宽大之风成为一种风尚，以致尊卑不知、贵贱莫辨。褒衣博带，风流相放，上衣下裤，潇洒飘逸，推陈出新，奇装异服的大量出现，是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对服饰影响的总述。
四、结语
综上所述，维摩诘形象的创作从魏晋时期的胡人形象，到南朝时的瘦骨清像，他的形象特征因朝代、政治、社会环境的不同而逐渐变化。从服饰的角度讲，维摩诘由最初的带有少数民族白衣居士形象到宽衣大袖的魏晋南朝风格。通过几百年的的汉化，以至于完全成为一个中原氏族的打扮。由此说明佛教在传入中国以后，经过上千年的演变和与汉文化的融合，最终演变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式宗教。
[注释]
①竺小恩：《敦煌服饰文化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5页。
②叶娇：《敦煌文献服饰词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8页。
③张乃翥：《龙门石窟维摩造像及其意义》，《中原文物》，1982年第3期。
④后秦·僧肇等著《注维摩诘所说经》卷2《方便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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