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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刑人员的希望水平与焦虑尧抑郁关系的研究

马　姣　贾晓明　陈永生
(北京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北京100081，北京良乡监狱，102401
摘　要：目的：了解监狱服刑人员的希望水平与焦虑、抑郁的关系，为从希望入手对监狱服刑人员进行心理干预提供思路。方法：采用问卷调查法，被试选自北京市某所监狱，共574名男性服刑人员，平均年龄38±11岁。结果：（1）不同的年龄、婚姻状况的服刑人员希望水平有显著差异（P<0.001）；不同文化程度、捕前职业的服刑人员希望水平（P<0.001焦虑（P<0.001）、抑郁（P<0.001）有显著差异；不同犯罪类型的服刑人员希望水平（P<0.001）、焦虑（P<0.001）有显著差异；不同刑期的服刑人员希望水平（P<0.001）、焦虑（P<0.001）有显著差异；（2）服刑人员的希望水平在与焦虑、抑郁呈显著负相关；（3）抑郁对希望水平有显著的预测作用（P<0.001），抑郁程度越高，希望水平得分越低。结论：本研究发现服刑人员的希望水平与焦虑、抑郁情绪相关，希望水平可能是服刑人员心理健康的保护因素。
关键词： 希望；服刑人员；焦虑；抑郁
引言
希望是近年来积极心理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当代心理学基本认同的观点由Snyder 和他的同事提出。Snyder[1]将希望定义为”希望是一种积极的动机状态，依赖于由动力（指向目标的精力）和路径（实现目标的计划）交互而来的成功感。”包括三个主要的概念：目标、路径思维和动力思维。Snyder[2]研究表明，高希望水平的个体在实现目标时，往往会预设多个途径，而低希望水平的个体则常常缺乏达成目标的具体方法，且希望水平高的个体较少遭遇抑郁和焦虑的威胁，他们面对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更强，并且他们也倾向于通过积极的行动和坚持不懈的努力来解决在实现自己目标过程中的各种障碍[3]。
很多研究都支持抑郁与希望之间的负相关。对未来的绝望是抑郁的认知框架中的核心[4]。动机和路径两种成分都被认为与抑郁成负相关[5]。较高水平的希望值在减少患者的焦虑和抑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6]。
在以往研究中，关于服刑人员和希望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性犯罪和物质滥用人员两个方面,关于性犯罪者的研究发现，动力思维与多次犯罪相关，动力思维越低，越容易多次犯罪[7]。关于服刑人员焦虑和抑郁的研究多集中在服刑人员的抑郁、焦虑情绪上和影响服刑人员心理健康因素以及服刑人员人格特征等方面的研究。而较少将服刑人员的希望水平与焦虑、抑郁联系在一起，探讨三者之间的关系。本文从服刑人员的希望出发，探讨服刑人员希望水平的高低对其焦虑、抑郁总分的影响，为帮助服刑人员更好的改造提供理论支持，以期丰富希望理论，同时为监狱系统从希望角度对服刑人员进行心理干预提供参考依据，提升服刑人员心理健康水平。
1 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所有样本均来源于北京市某监狱目前拘押的服刑人员，所有样本均为男性，最小年龄为18岁，最大年龄为60岁，平均年龄38±11岁。共发放问卷547份，当场回收547份。有效问卷496份，有效率91％。

1.2研究工具
一般情况调查表。内容包括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捕前职业、犯罪类型、刑期。
一般成人希望量表（DHS）。一般成人希望量表由12个题目组成，其中4个题目指向动力，4个题目指向路径，另外4个是干扰项。该量表是以大学生为样本编制的，内部一致性信度0.74~0.84，重测信度0.73~085。本研究采用钱静怡[8]修订的中文版成人希望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焦虑自评量表[9]（SAS），主要用于评定焦虑症状的范围和严重程度，测量的是最近一周内的症状状况。SAS已经成为了解患者焦虑症状的一种有效自评工具有较高的信效度。
自评抑郁量表[9]（SDS）是用于测量抑郁状态的[来自www.lw5u.CoM]轻重程度及其在心理等精神治疗中的变化。SDS为短程自评量表，能有效反应抑郁状态的有关症状和变化，特别适用于发现有抑郁症状的病人。
1.3研究过程
采用集中测评，测评前向被试说明此次调查的意义，争取取得他们的配合，保证资料的真实性，简要说明测评的方法。在他们自评过程中随时解答他们所提出的问题，对完成有困难者帮助完成。
1.4统计分析
将问卷全部输入计算机，采用SPSS 20.0进行统计分析，服刑人员的希望水平、焦虑抑郁状况采用均数、标准差描述，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的服刑人员希望水平状况采用t检验、方差分析，希望水平与其他变量间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P<0.05为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服刑人员一般人口统计信息与希望水平、焦虑、抑郁的关系
以年龄为分组变量，以服刑人员希望水平、焦虑、抑郁总分为因变量进行方差分析，结果发现希望水平在年龄上有显著差异（F=6.924，P<0.001）；焦虑（F=0.075，P=0.974）、抑郁（F=1.037，P=0.376）总分在年龄上没有显著差异，LSD结果表明：低于30岁的服刑人员希望水平总分显著低于40~49岁（P<0.001）以及50岁以上（P<0.001）的服刑人员。
以文化程度为分组变量，以服刑人员希望水平、焦虑、抑郁总分为因变量进行方差分析，结果发现希望水平（F=13.5，P<0.001）、焦虑（F=15.5，P<0.001）、抑郁（F=8.4，P<0.001）在文化程度上有显著差异，LSD结果表明：在希望水平上，小学及以下（P<0.001）、初中（P<0.001）、中专及以上（P<0.001）学历的服刑人员希望水平显著低于大专及以上的服刑人员（P<0.001），也就是说随着学历的升高，服刑人员的希望水平越高；在焦虑程度上，小学及以下学历的服刑人员焦虑程度显著高于中专及高中（P=0.002）、大专及以上（P<0.001）的服刑人员，也就是说随着服刑人员学历的升高，焦虑程度显著下降；在抑郁程度上，小学及以上服刑人员的抑郁程度显著高于初中（P=0.042）、中专及高中（P=0.034）、大专及以上（P=0.001）三组，也就是说随着学历的升高，服刑人员的抑郁程度显著下降。
以婚姻状况为分组变量，以服刑人员希望水平、焦虑、抑郁总分为因变量进行方差分析，结果发现希望水平在婚姻状况上有显著差异（F=8.0，P<0.001）；焦虑（F=0.436，P=0.727）、抑郁（F=0.311，P=0.817）在婚姻状况上没有显著差异，LSD结果表明：在希望水平上，已婚组显著高于未婚组（P<0.001），离异组显著高于未婚组（P=0.040）。
以捕前职业为分组变量，以服刑人员希望水平、焦虑、抑郁总分为因变量进行方差分析，结果发现希望水平（F=6.0，P<0.001）、焦虑（F=8.8，P<0.001）、抑郁（F=4.2，P<0.001）在捕前职业上有显著差异，LSD结果表明：在希望水平上，公务员组显著高于工人（P=0.012）、农民（P<0.001）、无业组（P<0.001）；其他组显著高于工人（P=0.039）、农民（P=0.024）、无业组（P<0.001）；公司职员组显著高于无业组（P=0.007），公务员组的服刑人员希望水平最高；在焦虑程度上，工人组的焦虑得分最高，其次是农民组和无业组，工人组显著高于无业组（P=0.005）、自由职业组（P<0.001）、其他组（P<0.001）、公务员组（P<0.001）、公司职员组（P<0.001）；自由职业组显著低于农民组（P=0.026），显著高于公司职员组（P=0.001）；公务员组显著低于农民组（P=0.002）和无业组（P=0.003）；农民组显著高于公司职员组（P=0.002）；无业组显著高于自由职业组（P<0.001）、公务员组（P<0.001）、其他组（P<0.001）；在抑郁程度上，工人组抑郁得分最高，其次是农民组和无业组，工人组显著高于自由组（P=0.004）、公务员组（P=0.003）、其他组（P=0.001）、公司职员组（P<0.001）；自由职业组显著低于农民组（P=0.041）、无业组（P=0.042）；公司职员组显著低于农民组（P=0.026）、无业组（P=0.032）；农民组显著高于其他组（P=0.015）和公司职员组（P=0.004）；无业组显著高于公司组（P=0.007）；无业组显著高于其他组（P<0.001）。见表2 。

2.2服刑人员服刑基本情况与希望水平、焦虑、抑郁的关系
以犯罪类型为分组变量，以服刑人员希望水平、焦虑、抑郁总分为因变量进行方差分析，结果发现希望水平（F=10.5，P<0.001）、焦虑（F=7.5，P<0.001）在犯罪类型上有显著差异；抑郁在犯罪类型上没有统计学意义（F=2.6，P=0.051），LSD结果表明：在希望水平上，犯罪类型为经济犯罪的服刑人员显著高于暴力犯罪（P<0.001）和其犯罪类型（P=0.006）；在焦虑程度上，犯罪类型为经济犯罪的服刑人员显著低于暴力犯罪（P=0.001）和其犯罪类型（P=0.006）
以刑期为分组变量，以服刑人员希望水平、焦虑、抑郁总分为因变量进行方差分析，结果发现希望水平（F=4.3，P=0.014）、焦虑（F=3.1，P=0.047）、抑郁（F=5.2，P=0.006）在刑期上有显著差异，LSD分析表明：被判死缓的服刑人员希望水平显著低于有期徒刑服刑人员（P=0.014）；被判死缓的服刑人员焦虑指数显著高于无期徒刑以及有期徒刑的服刑人员（P=0.031）；被判死缓的服刑人员抑郁指数显著高于有期徒刑的服刑人员（P=0.017），被判无期徒刑的服刑人员抑郁指数显著高于有期徒刑的服刑人员（P=0.018）。见表3 。

2.3服刑人员的总体希望水平与焦虑、抑郁的关系
对服刑人员的希望水平与焦虑、抑郁的相关分析发现，服刑人员的希望水平与焦虑和抑郁都呈显著负相关（P<0.05）。且希望的两个维度：动力思维和路径思维都与服刑人员的焦虑和抑郁总分呈显著负相关（P<0.05）结果见表4。
2.4服刑人员希望水平与焦虑和抑郁的回归分析
为进一步探讨服刑人员的希望水平与焦虑、抑郁的关系，以焦虑和抑郁为预测变量，以希望为因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分析，结果见表5 。
由表5可知，焦虑和抑郁程度能够显著预测服刑人员的希望水平，能够解释希望13.7%的变异量。该表表明抑郁对希望水平有显著的预测作用（P<0.001），抑郁程度越高，希望水平得分越低。

3 讨论
目前，国内大量关于服刑人员的研究较为一致地发现，服刑人员的总体希望水平的平均值显著低于大学生，平[来自WwW.lw5U.com]均抑郁情绪高于大学生[11][15]，服刑人员的平均焦虑、抑郁情绪显著高于正常人群[12]，本研究也得出了较为一致的结论，从调查结果来看，希望水平受到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捕前职业、被判刑期、犯罪类型的影响；焦虑情绪受到文化程度、捕前职业、被判刑期、犯罪类型的影响；抑郁情绪受到文化程度、捕前职业、被判刑期的影响。
在年龄因素上，随着服刑人员的年龄增长，总体希望水平逐渐上升，也就是说年龄越大的服刑人员对生活越充满希望感，易旭灿[13]的研究发现45岁以上的服刑人员在教育改造途径得分上高于18-30岁以及31-45岁的服刑人员，与本研究结论相一致。这可能与服刑人员自身的阅历有关，随着年龄的增长，社会生活阅历增多，即使在监狱中也可以找到实现希望的方法和动力。本研究中焦虑抑郁情绪在年龄当量上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与徐涛[15]研究结论相一致。
在文化程度上，随着文化程度的增高，服刑人员的希望水平增高，焦虑和抑郁分数降低，这与施永斌[12]、易旭灿[13]、徐学[14]、徐涛[15]、沈洁[20]等人的研究结论相一致。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随着教育程度的增加，不仅对自身现状容易接受，而且对自身发展规划更清晰，随着文化程度的增高，对未来的工作有更多的期待，所以焦虑、抑郁总分相对较低，希望水平相对较高，而对于小学文化程度以下的服刑人员来说，他们可能缺失维持生计的手段，因而希望水平相对较低。
在婚姻状况上，已婚组服刑人员的希望水平最高，其次是离异组和未婚组，且已婚组的希望水平显著高于未婚组，与易旭灿[13]的研究结论相一致，说明婚姻状况对服刑人员的希望水平有显著的影响，已婚的服刑人员对待监狱生活有较高的希望水平，较低的焦虑程度,与施永斌[12]的研究结论相一致，可能稳定的婚姻关系是服刑人员改造的动力来源之一，也可能与配偶的关心有关，但在焦虑和抑郁总分上，没有显著的差异，这与徐涛[15]、沈洁[20]的研究结论相一致，与施永斌[12]的研究不符。
在捕前职业上，本研究发现无业的服刑人员希望水平最低，公务员的希望水平最高，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原因可能是有工作的服刑人员对社会的认同更高，对家庭也有更多的期待和承担，在实现目标上有更多的方法途径，有相对积极的人际关系。在焦虑和抑郁总分上捕前职业是工人的服刑人员得分最高，在这方面的研究中，徐学[14]等人研究得出抑郁总分在有无职业上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而孔一[21]对浙江省罪犯自杀案件的实证分析中提到无业的服刑人员自杀率较高，但未针对服刑人员的职业做更深入的分析。本研究结果与徐学、孔一不一致。
对于服刑人员的婚姻状况、捕前职业的调查结果与前人研究结论的不一致，这可能与测评的年份、地点不同、被测评服刑人员的性别与年龄范围不同以及监狱政策上的改变有关，且对于捕前职业上，徐学[14]只分析了服刑人员有无职业两种情况下的抑郁情绪特征，并没有对职业进行深层次分析；孔一[21]虽然对服刑人员的捕前职业进行了农民、工人、无业、其他等四种情况的分析，但其采用的是1997年~2003年浙江省自杀既遂和自杀未遂者的资料进行研究，并没有采用SDS量表，且年代不同，研究结果有待进一步研究。
在被判刑期方面，本研究发现服刑人员刑期为死缓的人希望水平最低，焦虑、抑郁分数最高，生活对他们来说缺少希望，他们的负性情绪高于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的人，这与已有研究结论相符，刑期长的服刑人员抑郁程度更严重[16]。可能无尽头的监狱生活使服刑人员在生活的中看不到希望，感觉刑期遥遥无期，生命毫无希望。另一方面，可能长期与社会树立的服刑生活使其压抑消极。李雨轩[17]研究表明，短刑的服刑人员具有更强的动力思维，因而总体希望水平更高，与本研究相一致。
在不同犯罪类型上，经济犯罪的服刑人员希望水平最高，焦虑、抑郁总分最低，与前面文化程度高希望水平相对较高，焦虑、抑郁总分相对较低是一致的。
本研究通过对服刑人员的希望水平与焦虑、抑郁的相关和回归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随着希望水平的升高，焦虑和抑郁总分会降低，且抑郁对希望水平有明显的预测作用，这一结论与前人一些研究相符，赵彩萍[10] 张静[18]等人研究发现胃癌、乳腺癌患者的焦虑、抑郁情绪与希望水平呈显著负相关；希望是个体身心健康的重要预测变量， 它对影响个体身心健康的抑郁、焦虑等消极情绪有着重要的预测作用[19]。
Snyder 等认为希望感是一种个体对目标达成的认知思考过程，在这一思考过程中，个体将设定有意义，且明确的目标。并根据先前所设定的目标产生动机与相关的策略，最终促使目标得以实现[22]。高希望感的服刑人员往往能设定具体、明确、真实的目标，并愿意为之付出努力，这样，高希望感的服刑人员就会对他们的生活更加满意，体验到更多的积极情绪，焦虑、抑郁情绪明显降低。因此，高希望感的服刑人员体验到较多的积极情绪，较少焦虑、抑郁情绪。
4. 未来研究方向 本研究是横断面研究，不能直接作出因果关系的推断，在今后的研究中，可以设计纵向研究，以了解服刑人员希望水平与焦虑、抑郁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其次本研究样本取自某监狱的服刑人员，样本代表性仍有不足，并且所研究对象均为男性服刑人员，不能将研究结果推广到所有服刑人员。今后的研究可以考虑将女性服刑人员作为研究对象，与男性服刑人员结果进行性别上的比较。最后，本研究验证了抑郁是希望水平的预测因素，这仅是通过回归方程得出的一个可能性推断，日后的研究可以通过结构方程的形式论证三者之间的中介或调解作用。
致谢：该课题得到了清华积极心理学基金项目的经费支持，并且本文作者在完成此论文期间得到了张宇迪学长、毕红雪、颜笑同学的帮助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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