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决策背景.doc

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决策背景（代前言）安志文*时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党组书记。我感到，我国改革开放决策的大背景，有三条很重要，这就是认真反思历史的教训，尊重人民群众的创造，注意学习和借鉴国外的经验。一改革开放的酝酿与准备阶段1975年4月，中央解除对我的政治监护，从北京下放到西安，但我的党组织生活尚未恢复。1977年上半年，我给李先念写了一封信，要求到中央党校学习。党的十一大召开后，也就是在1977年下半年，我开始恢复工作，中央调我去吉林省任省革委会副主任。我后来听说，是李先念批的。1978年秋，李先念到东北视察，他到了沈阳。当时，王恩茂是我们吉林省的负责人，他派我赶紧到沈阳迎接李先念等人到吉林。我到沈阳的当天晚上，就给李先念的秘书打电话。他的秘书请示先念后告诉我，第二天上午李先念没有时间，因为当地的干部要与李先念等中央领导会面，李先念要我第二天一早在他吃早饭以前去。第二天早上见面后，我就向李先念提了一个要求：“现在要对外开放，国外的情况我完全不了解，能不能让我出国考察？”他当即表示：“你可以去，我给你安排！”李先念回北京后，很快就找到周子健，让他组织一个政府代表团。这一年的11月，国家组织机械工业代表团对欧洲机械工业，特别是汽车工业进行了全面考察。周子健（时任一机部部长）是代表团团长，我是副团长，江泽民是秘书长（时任一机部外事局局长）；团员是一机部的司局长和属下的厂长、经理。我们到罗马尼亚、南斯拉夫、意大利、瑞士、法国、德国，转了一大圈。当时，给我留下印象的是，不仅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在改革，如德国的大众汽车公司原本是国有企业，是由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共同出资的，以后联邦政府的股权逐步退出，吸收私人入股；而且社会主义国家的企业也在改革，如南斯拉夫的企业自治和工农联合体等；甚至罗马尼亚的消费品也是依靠发展县属企业来解决的。这对我以后搞企业改革有很多的启示。我说这个事，是因为1977年下半年我刚出来工作，1978年就出国考察，所以印象很深。打倒“四人帮”以后，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干部，都在深刻反思历史的教训，这是一个总的背景。当时，外国究竟是怎么样？我们并不十分清楚。大家都有一种困惑，为什么我们的经济搞得这么差？我们的体制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我们知道一点儿信息，日本、德国被战争打垮了，但他们为什么能在经济上崛起呢？走出去看过以后，使我们大开眼界！可以说，这一次出国考察，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真是印象深刻啊！使我们看到了中国与世界的差距。这只是一个例子。那时候，出国考察形成了一股风潮。中央各部门、各省市的负责人，包括一些大企业的领导都出国考察。这里，我想说，毛泽东晚年办了很多错事，但办了一件好事中美建交，中国加入联合国，邓小平去了美国，这对邓小平的影响很大。所以，邓小平以后在经济上就是要学先进国家的经验，他找国外很多人谈，听取他们的意见。1979年，在陈云主持的国务院财经委领导下，由张劲夫的体制小组提交了关于经济管理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初步意见。这个初步意见主要强调了两点：把企业从行政机构的附属物，改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按专业化协作和经济合理的原则，组织专业公司和联合公司；把单一的计划调节，改为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以计划调节为主，注意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在我看来，这两点还是沿袭了过去的一些提法。最早提出“公司制”的是少奇同志。建国以来，由于受到苏联模式的影响，形成了一套高度集中、以行政命令为主要手段的计划管理体制。为了克服体制上的弊端，1964年初，刘少奇找薄一波、叶林和我谈话，设想用联合公司或托拉斯这种组织来改组我们的工业企业。他当时的看法是，中央各部和省、市的厅局都在干预经济，这是超经济的办法。组织企业性质的公司，可能比行政机构管得好一些。他考虑把各部的管理局改成公司，不是行政机关，而是经济组织，这样就可以更接近生产，更接近企业。8月，刘少奇代表中央批转了国家经委关于试办工业交通托拉斯的意见报告，不久，全国烟草、盐业、汽车、橡胶、医药等12个行业组织了托拉斯，经济效益有所提高。但此后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刘少奇的尝试也就结束了。刘少奇关于建立联合公司或托拉斯的构想，给当时主管工业的薄一波留下深刻印象，他非常赞同。1979年，根据邓小平的设想，把军工和地方工业两套系统的机械工业统一起来，平战结合，军民结合。管理上搞专业化的联合公司，产品搞“三化”，即标准化、系列化、通用化。这样的改造涉及8个机械工业部，以及煤炭、轻纺、化工、石油、农垦等诸多部门。中央决定，这项工作由当时的副总理薄一波负责，为此组建了国家机械委员会。当时，我已经从吉林调到六机部（即造船工业部）。薄一波要在造船工业部下属企业多的地方，先成立两个地区公司，一个在上海，一个在东北。但上海公司成立后，还是行政性的公司，和下属企业的关系并未理顺。这是因为，当时江南造船厂和大连造船厂既是百年老厂，又是省军级单位，很难协调。后来，薄一波又急于将部改为总公司。他找到我，征求我的意见，要我当董事长。当时，我对这个提议有些犹豫。我向他表示自己没有搞过企业，缺乏企业工作的经验，不能担任董事长。我讲这些，是想说明初步意见提出“组织专业公司和联合公司”的历史背景。实际上，还是延续了刘少奇关于公司制的尝试，总体上还是设想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进行改革。“市场调节”讲得最早、提得最多的是陈云同志。早在1956年，陈云在党的八大会议上，就提出“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构想，其中就包含着市场调节的含义。陈云始终认为，国家计划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体，市场调节只是从属的、次要的和补充的部分。应当说明的一点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对“市场经济”和“市场调节”这两个概念经常是混用的。应该说，在经济工作方面，邓小平是很尊重陈云的意见的。从这个角度看，1979年11月，邓小平在会见美国人吉布尼时，谈到“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实际上还是“市场调节”的意思。因此，初步意见中提出，以计划调节为主，注意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是符合陈云的一贯思想的。从上述背景看，80年代以前的改革设想，还是在坚持计划经济体制的前提下，将公司制管理和市场调节作为一种辅助手段，并没有打算要彻底否定计划经济。成立的公司，还是行政性公司，不是企业化的公司。不论是企业还是公司，都还摆脱不掉行政附属物的地位。用当时外国人的说法，中国只有工厂，没有真正的企业；并说计划经济就是命令经济。这些尖锐的意见，对我们这些长期搞经济工作的人来说，确实触动很大。80年代开始时，赵紫阳当总理，碰到了一个“调整”的问题。那时候的说法是：重调整，缓改革。但是，赵紫阳一直是注重改革的。1982年春天，国务院决定，根据工作的需要，撤销国家机械委，成立国家体改委，加强国家经委。最开始，吕东征求我的意见，是薄一波对他讲的。薄一波说，要加强改革。因为赵紫阳已经来了，他是强调改革的。赵紫阳在四川，一个是推进农村改革，一个是开始企业改革试点。他到北京以后，一直强调要加强改革的机构。薄一波建议，赵紫阳兼体改委主任，总理亲自兼，薄一波做第一副主任。薄一波让吕东问我是不是到体改委去。另外，吕东对我说：“机械委的一部分人要到经委去，一部分人可以到体改委来。”这样，就在国务院体改办的基础上，成立了国家体改委。另外，我从另一个渠道了解一些情况。刘明夫在原来那个体改办，他在退出体改办时，给赵紫阳写了封信，推荐我到体改委。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刘明夫是计委的副主任，他和我在计委工作时比较熟悉，他是一个经济学家。这是我知道的两个渠道：一个是通过吕东，薄一波征求我的意见，说他要当体改委第一副主任，赵紫阳是主任，问我是不是能到体改委去。另一个是我听说的，刘明夫给赵紫阳写了一封信，推荐我到体改委。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到了国家体改委。二80年代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现在回顾起来，整个80年代的改革，可以说，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初始阶段，或者说是改革开放的探路阶段，究竟要走什么路？也可以说，是上下左右学习改革开放的阶段，因为人们事先并不清楚改革究竟要怎么搞。当时，中央有两句话，叫作“对内搞活，对外开放”。这是很通俗的，不是什么理论，但这两句话的影响最大，为人民群众的实践探索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比如乡镇企业，由于各地的情况不同，实际上有三种不同类型：江苏搞的是集体企业，浙江南部搞的是个体私营企业，广东搞的是出口加工、三来一补。总的都叫乡镇企业，允许各地根据自己的情况来搞，这不能搞全国统一的设计方案。又比如，对外开放也是放手让地方去试验。先是深圳、珠海，厦门、汕头，以后是广东、福建的特殊政策，再后来就是14个沿海城市搞开发区，这都是一步、一步的，先试验，后推广。很多具体办法都是地方根据自己的情况和可能来制定的。拿我亲身经历的城市改革来说，80年代的改革重点，是以微观改革为主，宏观是为微观改革创造条件。应该说，在80年代，宏观没有怎么大改，政府改革、机构改革也都不算成功。在80年代，企业改革都是采取过渡形式。因为在当时，我们面临的是短缺经济，除了个别企业外，企业产品不愁没有销路。因此，当时的国有企业很少亏损，很少破产。大量企业亏损是90年代以后的事，不是80年代。当时改革的主要思路就是如何搞活企业，使企业职工增加工资。现在回过头来看，当初的一些过渡性措施，还是必要的，不能完全否定。比如说利改税，不能完全否定。利改税的设想是，降低税率，为企业平等竞争创造条件。这个设想是很好的，但在开始执行中，因为那些好的国有企业留利较多，财政部对此有意见，所以后来加了一个调节税，那是照顾到财政。当时的财政也确实很困难，中央财政要增加100亿收入都非常非常难。因为放权让利以来，中央财政收入的比例一直是下降的。当时企业改革是从调整分配结构入手的，企业多拿，职工多拿，财政少拿，大的分配格局就是这样。为了让财政能够过得去，所以加了一个调节税，这是一种过渡措施。又比如承包制，赵紫阳开始并不赞成承包制；但现在看来，也不能完全否定承包制。要承认这是一种过渡形式，承包制对有些企业还是起了很大的作用。比如，钢铁工业是资金密集型产业，对钢铁工业的投资是非常大的。承包制是固定利润上缴的，超过增长比例的部分留给企业，有利于企业的技术改造和增加职工工资。采取这样一种过渡措施是有历史原因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倡导发展重工业。“大跃进”中，又强调“以钢为纲”。当时，有一个规划，叫作“三大、五中、十八小”。“三大”就是这个鞍钢、武钢、包钢；“五中”就是太原、马鞍山、重庆、本溪、首钢；“十八小”就是各省只要有点儿资源的就可以搞。这些企业长期得不到很好的发展，只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才逐步走了承包的路。地方政府也愿意搞承包，肯定有它的必然性。因为过去的办法是，企业全部利润上缴财政部，财政部又划给国家计委，计委再根据国家计划投到企业。实行承包制以后，一部分利润留给了企业，企业可以根据市场情况自主决定改造什么，怎么改，这对国有企业转变为市场主体起到了促进作用。当然，我们这些过渡性的改革措施，肯定是有弊病。但是在当时，有利有弊，利大于弊就可以推，没有十全十美的办法。如果具体的改革办法都由国家来设计，新的道路就走不出去。在企业改革方面，赵紫阳是赞成搞股份制的。但是，要全面推行股份制，当时的条件还不成熟。最早，世界银行的林重庚跟我谈过股份制，但他也没想出具体的办法。他说：“能不能让国有企业互相参股？”但这在实际中是很难做的。赵紫阳说，要试点。所以，股份制试点就先在上海、广东、深圳搞起来了。总体来看，在十三大以前，体改委跟经委合作得很好。股份制试点是体改委搞的，其他方面的企业改革很多是经委操作的。应该说，80年代的企业改革，经委是起了很大作用的。另一方面是搞城市试点。那时候，下边的话是，搞活企业，搞活流通和发挥中心城市作用。我们搞城市综合改革试点，就是为了帮助地方实现这一目的。1982年，我到体改委以后，已经确定了先在两个中等城市搞试点，一个是湖北的沙市，一个是江苏的常州。我刚到体改委就去看了这两个城市，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的新产品。那时候，沙市的床单，常州的灯芯绒，很是畅销，不是在国内而是在国外，有多少就能出口多少，国内都买不到。实际上，他们的产品已经市场化了。他们为什么能发展？就是因为他们退出了传统的流通环节，直接到国外市场参与竞争！所以，当时搞活流通很重要。以后在重庆、武汉搞试点时，都把搞活流通放在重要地位。在传统体制下，我们的流通层次分为一级站、二级站、三级站，生产企业的产品（消费品）分别交给这些站进行批发。在城市改革试点中，企业与商家直接见面，减少了流通环节，降低了交易费用，这在城市改革中是一个很大的举措。那时候，各个城市都在搞百货中心，就是那个百货大楼，让生产企业把产品直接销到百货大楼，不经过一级站、二级站、三级站。这样，就把传统的流通环节全抛掉了。这以后，就是搞横向联系，有些地方也叫横向联合，就是生产企业之间的协作配套。我记得，1986年，我们正在搞横向联合，这是紫阳提出的。在杭州，陈云把我找去，问：“横向联合是什么意思？”我解释说：“就是不是像过去那样由计委和部门垂直指挥，而是推进企业间横向的经济联系。”他说：“我同意你们搞改革探索。我是主张先生活、后基建，就怕你们把基建摊子搞得太大。”80年代，我们总的经验就是，中央为改革开放探路做了两件事情：走什么路？走什么方向？提出一些方向性的指导意见和要求，具体操作是下边群众创造的。通过群众创造，经过试验，逐步推广。因此，很多改革不是事先设计好的，承包制是由企业首先倡导搞起来的，乡镇企业不是中央设计的，流通体制的改革也不是上面设计的。群众的创造各式各样，最后是各种改革方式的合流。比如说，乡镇企业就有很大的变动：苏南开始是集体企业，搞承包制，以后呢，是股份制了；浙江开始是个体企业，以后是私营企业，再以后是股份合作制，现在也是股份制、公司制；广东先是来料加工，三来一补，以后是合资、公司制。这条路是各个地方根据本地的情况走出来的，把全国的企业改革统一设计成一种形式，在当时是办不到的。如果说我们设计的统一方案能够实行，那就是走计划经济的路。三中国的改革是如何趋近市场化目标的坦率地讲，中央决策层在把握改革走什么路、走什么方向的问题上，并不是一开始就十分清楚的，而是根据地方和企业的实践探索，同时注重学习、借鉴国外的经验，逐步明确的。1980年4月，赵紫阳到北京全面主持经济工作和改革工作。但在他刚到北京的一个时期，工作是比较困难的。实际上，赵紫阳到北京，是邓小平定的。陈云当时为什么能把财经委让出来，让赵紫阳来搞，就是因为赵紫阳有一个思想，他们都赞同。这就是赵紫阳始终强调，改革一定要让群众得到实惠。农村改革就是让农民群众得到实惠；扩大企业自主权，就是要搞活企业，企业工资提高了，企业职工得到了实惠。他常说，判断一个改革可行不可行，衡量利弊的标准，就是看群众能不能得到实惠，生产能否得到发展，这是最重要的。严格来说，赵紫阳没在中央部委工作过，缺乏管理宏观经济的经验，所以他很现实。他强调，要调动地方的积极性。这与邓小平强调“两个积极性”是一致的。在这一点上，邓小平是坚决支持赵紫阳的。邓小平曾对赵紫阳说过：“文化大革命批条条专政，将大部分企业下放到地方，现在不要收回来。改革要发挥两个积极性，这样有利于经济的发展。”我感觉，在这一点上，邓小平与毛主席有点儿相像，当然也有很大不同。在“大跃进”以后，毛主席再三讲，经济管理要适当分散。他特别坚持说，欧洲能够发展，就是欧洲有很多国家；中国人口比欧洲多，发展不起来，就是太集中，因此要分权。毛主席的分权思想，就是想打破大一统的体制，那时候是针对计划管理说的。邓小平走财政包干的路，首先包干的是广东，以后是江苏。在广东和江苏的经济发展中，财政包干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在邓小平看来，行政分权的目的是要调动两个积极性。地方要有一定的经济权力，如果什么都由中央大包大揽，这是不行的。在这点上，赵紫阳与邓小平是一致的，也是他们的一个指导思想。9月，根据赵紫阳的指示，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国务院体改办起草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明确提出了“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品经济，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经济体制”。这一份初步意见是由薛暮桥和廖季立主持的，它提出了两个新概念：一个是发展多种经济成分，一个是商品经济，这在当时是一个重要突破。但当时的大背景是，“重调整，缓改革”，改革要服从调整，致使改革的工作部署很难有实质性的推进，初步意见中的一些改革设想不得不暂时搁置下来。1981年4月，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整理了一份材料，按照对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的态度，将经济学家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坚持计划经济的；第二类是不那么坚持计划经济的；第三类是不太坚定地赞成商品经济的；第四类是主张发展商品经济的。当时，把对商品经济的态度，看成一种政治态度，作为政治排队的依据。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问题的决议，强调了“必须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同时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12月下旬，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上，陈云针对包产到户以后出现的新情况，提出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方针。实际上，他是间接批评了“商品经济”的说法。紧接着，在1982年春节，陈云又把国家计委的负责人找去，着重强调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法，这在当时党内外产生了较大影响。薛暮桥长期在陈云领导下工作，对陈云的意见是很尊重的。1982年，我到体改委后，廖季立曾告诉我，他和薛暮桥都是主张提“商品经济”的。但在当时情况下，暮桥不得不在一次会上做检讨。这一年9月，党召开十二大。由于当时对“商品经济”有争论，不能写进文件，只提出要发展“多种经济形式，多种经营方式”，这是当时群众创造出来的，大家都可以接受。到了1984年，情况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此前，由于陈云讲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什么扩大市场调节、缩小指令计划等，都是要受到批评的。但是，到十二届三中全会，就明确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要缩小指令性计划，扩大指导性计划，扩大市场调节范围。这是一个重要的转变。同时，还强调了改革的两个重点：企业改革是中心，价格改革是关键。为什么会发生这样重要的转变呢？这主要是归功于企业和地方的改革实践取得了重要突破。农村包产到户后，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对外开放后，搞经济特区，三资企业发展起来了；国有企业搞承包制试点，企业有了很大的自主权，一部分产品直接面向市场；发展集市贸易，打破传统的流通体制，产需直接见面了；再加上地方财政的包干制等一系列过渡性措施；等等。这一切预示着，我们的体制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的认识也随之产生了变化。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寻求改革的共识，赵紫阳巧妙地说服党内老同志。他先让马洪搞了一个报告：关于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再思考。随后，将这个报告送给一些老同志，“投石问路”，老同志们没有提出反对意见。于是，赵紫阳组织起草小组就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是否写入“商品经济”进行了多次讨论。我记得，第二次在中南海讨论时，除了起草小组成员以外，赵紫阳还请了邓力群参加。赵紫阳问大家：“理论上有没有问题？社会主义国家是否有人提过？”杨启先回答说：“理论上能站得住，保加利亚日夫科夫提过。”他又问：“和宪法有没有矛盾？”郑必坚回答说：“没有矛盾。宪法上没有写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赵紫阳最后说：“那就这样定。”当人们站起来准备退场时，赵紫阳又问邓力群：“老邓，你怎么看？”邓力群回答说：“我在1979年就赞成商品经济。”条件成熟后，9月9日，赵紫阳给胡耀邦、邓小平、李先念、陈云写信，用传统提法包装了新的思想，提出了“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概念，老同志们表示同意，于是将这一提法写进了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0接下来，就是1985年9月初的巴山轮会议。这是由国家体改委、社科院与世界银行驻中国代表处联合组织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科尔奈提出：“各国宏观经济管理模式可以划分为四种：直接行政调节、间接行政调节、宏观控制下的市场协调和完全非控制的市场协调。”科尔奈认为，“匈牙利还是处在第二个阶段，就是间接行政调控，将来要走向宏观间接调控”。当然，科尔奈也说，“最后一种模式是不存在的，任何国家都没有完全不受控制的市场协调，实际上只有前三种模式”。这个意见对赵紫阳的影响很大，他对将来要实行“宏观间接调控”很重视，就把这一观点加到9月中下旬党代会的第七个五年计划的报告的说明中，将经济体制分成三个层次：宏观间接调控，发挥市场作用，企业自负盈亏。以后，在搞“三五八”规划时，我还提醒李铁映，设计方案要特别注意这个问题。这里有一个“插曲”。我记得是1986年春夏之间，赵紫阳要我找一些从国外学习回来的年轻人，让学过西方经济学的人搞一个方案，提一些思路。5月底，我找了宫著铭、楼继伟、郭树清、刘吉瑞等人。由宫著铭牵头，他们住在国务院西山招待所（即杏林山庄）搞了一个月。6月底，这个方案写成文字了，先后开过几次会，讨论修改。7月27日，拿到北戴河汇报。当时，有赵紫阳、姚依林、我，还有计委的陈先听了他们的汇报。这个方案是很开放的，完全是学西方的体制。依林讲了一句话，说“这个体制不行，这个体制是市场社会主义！”当时，赵紫阳没说什么。因为赵紫阳很注意听取陈云的意见，也很注意姚依林的意见；一个方案最后要不要通过，他还要征求他们的意见，所以这个方案没有再拿出来。下来，我问陈先：“你是什么印象？”他说：“依林讲得不够，不是市场社会主义？这是社会市场经济！”我说这件事，是想表明，赵紫阳在改革方案的设计上是很开明的，很注重学习、了解国外的观点；同时，也想说明，在80年代中期，一些年轻人就已经认识到，中国的改革目标要搞市场经济，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有了1985年“宏观间接调控，发挥市场作用，企业自负盈亏”三个层次的划分，到了1987年的十三大政治报告，关于体制模式的提法就很自然地发展成“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这句话是赵紫阳听取了廖季立的意见，他特别欣赏这句话。当时，很多人也都赞成这句话。袁宝华搞企业法，就将这句话加到企业法当中，这是上了法律的！再一个就是1987年10月搞的“三五八”规划。当时，李铁映接赵紫阳任体改委主任，我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是体改委顾问。财经领导小组要李铁映搞一个今后三年、五年、八年的改革规划，简称“三五八”规划。由国家体改委委托有关经济主管部门、科研机构、大专院校的专家，以及部分地方体改部门牵头，分别对今后八年（19881995年）的经济体制改革进行综合规划和专项设计。但是，这个规划只是内部的，没有上报。为什么没报呢？这是因为到了1988年初，李铁映到了教委，李鹏接了体改委主任。当年，邓小平提出价格闯关，我们都是听李鹏传达的。这样，就把那个“三五八”放下了。实际上，“三五八”是总结了过去的经验，当时搞了几个方案；其中，最激进的方案是宫著铭的。他提出：先经济自由化，后政治民主化。我看过后，说：“中央的政改方案提出从党政分开入手，你提这个政治民主化，提得太早了。”后来他改了。最后，由体改委规划局把几个方案综合起来形成一个报告，这不是宫著铭搞的，但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在那个时候，年轻人就已经形成了先经济自由化，以后要搞政治民主化的思路，这给我的印象很深啊！从以上的情况看，我们的改革目标就是这样一步步走向市场的。这不是事先设计的，是一个逐步探索的过程。甚至可以这样认为，凡是事先设计的具体的改革实施方案，往往不能取得成功。但是，设计这些改革的规划和方案有一个重要作用，就是有利于大家在改革的目标、方向和道路上逐步取得共识。实际上，真正影响很大的改革，都是人民群众自己创造出来的。中央只是在改革方案中提出一些原则，指出改革的基本方向，尊重群众的创造，允许群众的创造，由下边试、下边闯、下边探索，这就是在改革初始阶段走出的一条路。（安志文口述，鲁利玲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