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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经济体制的特征
计划经济体制具有以下重要特征（参：Brus,1972, P.65-71；Ellman,1989, P.18）：
（1）公有制经济在所有制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基于经典马克思主义对于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描述，公有制一直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主要财产形态。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计划经济体制的过程，本质上就是生产资料公有化和国有化的过程。从所有制的结构来看，改革前中国的经济体制中“一大二公”的特征十分明显，完全符合传统计划经济的共同标准。在我国的公有制经济中，按照公有程度不同，城市工业经济所有制主要包括：全民所有制，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农村则主要以土地国家所有和农村集体所有制为主，但必须严格执行国家下达的指令性的农产品统购计划和相应的生产计划，并不具有完整的集体产权。农村土地在国家所有的基础上，由集体管理，农民对土地仅有使用权。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1956年我国国民收入中，公有制经济的比重曾经高达90％以上，个体经济比重下降为7.1％，私营经济更是降到0.1％以下。[1]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意味着我国所有制结构和调节方式都实现了向完全计划经济的转变。
（2）国家对经济活动采取直接指令性行政管理。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一个主要标志是国家或中央政府成为经济运行中的核心主体，而企业由于只执行既定的生产计划成为政府的附属物[2]。国家主要通过一定阶段的经济发展计划实施对经济运行的调控和管理。通过组建专门的经济计划部门制定发展计划，并对企业通过指标、计划参数、实际评价等实行全面的控制，而企业的绩效则完全表现在对计划的完成和当局的偏好。高度计划指令经济要求对经济运行的方方面面都要做出细致的计划，但由于信息问题，导致计划多具有刚性而缺乏灵活性。
（3）经济决策权高度集中。国家不仅要负责宏观方面的资源配置，甚至对微观的企业和个人的收入和支出都做出计划，以实现资源在微观主体间的配置。导致在国家和政府之外并不存在实际的微观经济主体。这种体制导致经济决策权力高度集中在中央的省级的党政系统的领导机构，而企业和民众个人、立法和司法机构以及下级党政部门没有决策权。在后来，决策更加集中与个别领导人手中，导致急于求成的指导思想和不规范的个人决策左右集体决策而引发的一系列决策失误，严重损害了计划经济的正常运行。[3]
（4）社会资源的计划配置。计划配置资源的一个核心机制在于行政命令手段替代价格机制。在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下，市场通过价格机制对资源的配置作用被压低到最小的范围。在经济运行的各个层面都充斥着政府的计划和指令。资源流向的指令刚性导致配置效率的下降，使得大量的资源都被按照政府意愿配置，资源的利用结构极不合理。政府当局往往出于政治目的实施资源配置计划，而将经济效率的标准放在政治目标之后，这也是导致计划经济配置低效的一个重要原因。
（5）交易活动的非价格特征。按照制度经济学关于交易的观点，交易是人类经济行为中最一般的经济活动。市场经济的核心特征在于通过价格机制来实现交易，而计划体制下的交易活动则被行政指令所替代，交易对象被消除了商品本性。交易活动的非价格特征，根源于计划经济本身取消货币媒介的思维[4]。这导致在货币支付之外，人们开始寻求其他的支付方法，通过牟取权力，搭便车等行为进行变相支付等行为也是导致计划经济效率低下的根源。

（6）分配方式上采取按劳分配。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社会主义社会的分配方式应当以按劳分配为主。这种分配方式的核心在于，根据单个劳动者的贡献大小决定其分配数额，按照多劳多得，少劳少得，有劳动能力却不劳动者不得的原则，在社会主义公民之间进行分配。但由于工业革命后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生产行为更多得表现为一种合作的社会性生产和团队生产过程，单个劳动者的边际产出和贡献率无法做出准确测量，这给按劳分配规则的执行带来了困难。从前社会主义国家分配实践来看，多数按劳分配实际都是一种平均主义的分配方法。这导致苦乐不均，劳动者积极性下降，搭便车行为普遍化。
（7）经济结构呈现明显的城乡分化和二元结构。由于计划经济体制出于战略考虑采取赶超型发展战略，对城市工业和重工业发展投入较大，但由于多数前社会主义国家建国初期积累不足，经济总量较小，并且属于典型的传统农业国家，因此都采取“抽农补工”的做法，试图优先发展重工业。这种违背结构均衡的发展战略，导致计划经济下的经济结构呈现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政府投资和资源配置等优先保证城市和重工业发展，造成城市对农村的挤压，以及工业对农业的抑止。农村和农业发展明显受到城市和工业发展的压制，这一结构导致后期经济增长中产业链条的断裂，是造成后期改革最初发端于农村的根本原因。
（8）对外封闭型经济。社会主义政权的诞生由于处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高涨阶段，两大社会制度的冲突从计划经济体制产生之前就明显存在。尽管新政权都表示希望与包括西方在内的国家进行正常的贸易往来，并提出过“自力更生为主，外援为辅”的指导方针，但由于国际冷战格局的形成，多数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体制本质上都是封闭型的。尽管早期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有过贸易往来，但多半是出于政治合作的目的，甚至后期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也发生了分裂，导致各国计划体制的进一步封锁。总体而言，转轨改革之前计划体制下的对外贸易规模十分有限（见表1－3）。
表1－3：1952－1978中国进出口总额
年份 1952 1954 1956 1958 1960 1962 1964 1966 1968 1970 1972 1974 1976 1978
进出口
总额 19.4 24.4 32.1 38.7 38.1 26.6 34.7 46.2 40.5 45.9 63.0 145.7 134.3 206.4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编：《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版，第60页。
（9）行政分权程度不断提高的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从前苏联和中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实践来看，两国都表现出地区经济发展非均衡的特征，在中央和地方政府关系以及权力职能划分方面的问题一直是经济体制运行的主要内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是以贯彻和执行中央政府的计划和指令为前提的，但是经济运行决策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政府不利于地方政府发挥积极作用。此外，由于在所有制上集体所有制的大量存在，客观上要求地方政府分享一定得经济决策权力，这有利于地方政府发挥调节作用。但分权模式由于边界难以把握，而且容易和中央政府在职能上出现交叉和冲突，因此往往陷入一种“治乱循环”的怪圈，容易出现“一放就乱，一抓就死”的状态。纵观计划经济实施的整个过程，前苏联和我国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集权与分权冲突中都没有找到有效的解决办法，倒是呈现了明显的周期特征（见表1－4）。

表1－4：中国计划经济运行得行政性“集权－分权”周期
1953－1956 1957－1960 1961－1964 1964－1965 1966－1968 1969－1976 1977－1978
集权 分权 集权 分权 冻结 分权 集权

资料来源：冒天启、朱玲：《转型期中国经济关系研究》，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3章。
（10）经济生活政治化。在前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时代，一个明显的特征是：国家的工作重心一直未能成功的从革命斗争，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长期的政治运动使得计划体制下的经济生活带有明显的政治化特征。这在前苏联20－30年代党内斗争和我国的“大跃进”、“反右倾”、“四清运动”以及“文化大革命”中都曾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经济生活政治化的一个表现就是经济活动的效率标准被政治上的意识和觉悟所替代。微观主体将更多的积极性投向政治运动，其积极性强烈依赖于政治动员和意识形态的宣传和鼓动（见表1－5），形成了一种政治活动对经济活动高度替代的特殊体制。但这种经济生活政治化的一个风险在于，一旦出现信仰危机或者面临政治冷淡和政治动荡时，经济效率将大幅度下滑，甚至引发社会性的道德危机。
表1－5：经济生活政治化的表现
涉及的方面 主要原则和代表性口号
经济活动的目的和标准的政治化 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不仅要算经济帐，首先要算政治帐”，业务标准服从政治标准，生产建设服从政治运动
经济决策管理过程的政治化 以阶级斗争为纲，经济路线上要留意国内外阶级斗争在经济领域的反映，坚持开展两条道路的斗争
经济管理方法手段的政治化 “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抓革命，促生产”，“什么事情都要搞群众运动”，精神鼓励重于物质鼓励，要“突出政治”。
经济组织的政治化 工厂首先时政治组织，农村是阶级斗争的大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