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生平简介.doc

周恩来（1898.3.5—1976.1.8）：祖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淮安。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外交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创建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
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曾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一职。1925年8月8日，邓颖超与周恩来结为夫妻。从此，一生相伴50余年，不离不弃，相濡以沫，留下了为世人所传颂的佳话。
1927年3月，在北伐的国民革命军临近上海的情况下，和陈独秀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取得成功。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后，于1927年8月1日，领导南昌起义；1928年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后任中央组织部长、中央军委书记。为发展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秘密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在这一阶段的大部分时间内，他实际上是中共中央的主要主持者。1931年12月，离开上海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先后任中央苏区中央局书记、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兼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和朱德一起粉碎第四次“围剿”。1934年10月参加长征，遵义会议上，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对实际确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起了关键性的作用。1936年12月，张学良和杨虎成发动武力拘禁蒋介石的“西安事变”后，任中共全权代表与秦邦宪、叶剑英等去西安同蒋介石谈判，迫使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促使团结抗日局面的形成。抗日战争时期，他代表中共长期在重庆及国民党控制的其他地区做统一战线工作，努力团结各方面主张抗日救国的力量，并先后领导中共中央长江局、南方局的工作。他坚持国共合作，积极团结民主党派、进步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国际友好人士，制止反共逆流，克服对日投降的危险。
抗日战争胜利后，他为制止内战率中共代表团同国民党谈判，并领导了国民党统治区内党的工作、军事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1946年后，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代总参谋长，协助毛泽东组织和指挥解放战争，同时指导国民党统治区的革命运动。新中国成立后，1949—1976年一直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1949—1958年曾兼任外交部长。在担任外交部长期间，出席日内瓦会议、亚非会议等重要国际会议。他先后访问过亚洲、非洲、欧洲几十个国家，接待过大量来自世界各国的领导人和友好人士，为增进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的友谊，扩大中国的国际影响做出了重要贡献。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在极端复杂的特殊环境下，周恩来同志忍辱负重，苦撑危局，作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全力维护党和国家正常工作的运转，全力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尽一切可能减少损失。他为保护一大批领导干部和民主人士，恢复和落实党和国家的政策，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他同林彪、江青集团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在挫败林彪、江青集团种种分裂和夺权阴谋活动中，起到了控制和稳定局势的重要作用。他为开拓外交新局面，实现中美缓和、中日关系正常化和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做出了卓越贡献。
1972年他被诊断出患有膀胱癌后，仍然坚持工作，并与“四人帮”进行了顽强的斗争。1974年，周恩来的病情已相当严重，据有关记录统计，周恩来在1974年1月到5月的5个月里共计139天的实际工作量为：每日工作12至14小时有9天，14至18小时有74天，19至23小时有38天，连续工作24小时有5天，只有13天的工作量在12小时以内。此外，从3月中旬到5月底的两个半月内，除日常工作外，周恩来共计参加中央各种会议21次，外事活动54次，其它会议和谈话57次。1974年6月1日，周恩来住进了位于北海公园西侧的解放军305医院。自6月1日住院，做了第一次手术，到1976年1月8日逝世，共做大小手术13次，平均40天左右要动一次手术。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78岁。一生无子女和遗产，逝世后，根据其遗愿，遗体火化，骨灰洒到了全国的高山上和河流里。
周总理勤奋工作，严于律己，关心群众，被称为“人民的好总理”。他以其过人的智慧，幽默的语言、无以复制的个人魅力得到了外国政要的敬重。他顾全大局，谦虚谨慎，实事求是、廉洁奉公，正直无私，为中国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一、外国政要评价周恩来
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对西方记者说：“你们认为我是难以对付的话，那你们就等着与周恩来打交道吧。”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中国如果没有毛泽东就可能不会燃起革命之火；如果没有周恩来，就会烧成灰烬。”
联合国前秘书长哈马舍尔德：“与周恩来相比，我们简直就是野蛮人。”
印度尼西亚前总统苏加诺：“毛主席真幸运，有周恩来这样一位总理，我要是有周恩来这样一位总理就好了。”
前苏联总理柯西金在会见日本创价协会会长池田大作时说：“请你转告周总理，周总理是绝顶聪明的人，只要他在世一天，我们是不会进攻的，也不可能进攻的。”
二、勤于学习，报效国家
1911年底，周恩来在沈阳东关模范学校上学。校长亲自为学生上修身课，题目是“立命”，给学生讲怎样立志。
魏校长讲到精彩处突然停顿下来，向学生提出一个问题：“请问你为什么读书？”于是有人回答说：“是为了家父读书。”有人回答：“为明礼而读书。”也有人说：“为光耀门楣而读书。”当魏校长点名要周恩来回答是，坐在后排的周恩来站起来，庄重的回答：“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魏校长没有想到，竟然有这样出众的学生，非常高兴。他示意让周恩来坐下，然后对大家说：“有志者，当效周生啊！”
三、顾全大局，相忍为党
1934年10月，由于李德、博古执行王明“左”教条主义路线，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长征。长征前一切准备工作均由以李德、博古、周恩来三人所主持的最高‘三人团’决定，博古负责政治，李德负责军事，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实施。长征前的很多重任压在了他的肩上，在干部走与留问题上，周恩来坚持毛泽东等同志随中央红军长征，并坚决反对将年高体弱伤病的领导同志分散到野战部队去，为党保存了一批重要领导干部。湘江战役使红军损失惨重，人数锐减至3万人。1935年，在召开的遵义会议上，博古代表政治局作了第五次反“围剿”的报告，侧重从客观上为军事失败辩解，力图推卸责任。周恩来代表军委作副报告，侧重从主观上指出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主动承担了责任，做了自我批评，同时，他批评了博古、李德的错误。周恩来在会上作自我批评，起了特殊作用。周恩来的发言批判了“左”倾错误，促进了遵义会议对“左”倾路线的纠正。毛泽东曾对贺子珍说：“如果周恩来不同意，遵义会议是开不起来的。”
四、严格要求家属：
1949年6月，周恩来把侄女周秉德从天津接到他当时的住处北京丰泽园。周秉德从天津来的时候，只带了两条裙子，比较单薄，也没有替换的衣裤。卫士长知道后，就骑车带着她到王府井做了两身衣服。过了不久，周恩来看到她穿了一身蓝色新衣裤就问，周秉德说是卫士长叔叔给她买的。过了几天，蓝色衣裤拿去洗，周秉德换上了那套黄色的衣裤。这次又让周恩来看到了，他严肃的问：“怎么又买了一身衣服。”周秉德说，上次叔叔给我买了两身。周恩来听后，很严厉地说“浪费！”当时国家经济困难，实行的是供给制，干部及家属的衣物都由公家统一发放。周秉德这两身衣裤都是公家支出的费用。周恩来说，他不是吝惜给她买裤子的钱，钱是国家的钱，不能浪费乱花，国家的每一分钱都要用到广大百姓身上。
周秉德大概十三四岁的时候，有一天清早，她坐在院里的藤椅上看书。忽然周恩来走出来，严厉地批评她：“警卫员叔叔一早就在打扫院子，你怎么能一个人坐在这里什么活都不干。”羞得她满脸通红。
五、生活简朴
周恩来出国访问，内衣破了送到我驻外使馆去补，去洗。当大使夫人抱着这一团衣服回来时，伤心得泪水盈眶，她怒指着工作人员道：“原来你们就这样照顾总理啊！这是一个大国总理的衣服吗？”总理的衬衣多处打过补丁，白领子和袖口是换过几次的，一件毛巾睡衣本来白底蓝格，但早已磨得像一件纱衣，瞪大眼睛也找不出原来的纹路。这样寒酸的行头，当然不敢示人，更不敢示外国人。所以总理出国总带一只特殊的箱子，不管住多高级的宾馆，每天起床，先由我方人员将这一套行头收入箱内锁好，才许宾馆服务生进去整理房间。
总理在中南海西花厅一直住了25年。这座老平房又湿又暗，多次请示总理都不准维修。终于有一次工作人员趁总理外出时将房子小修了一下。《周恩来年谱》记载：1960年3月6日，总理回京，发现房已维修，当晚即离去暂住钓鱼台，要求将房内的旧家具（含旧窗帘）全部换回来，否则就不回去住。工作人员只得从命。
六、不搞特殊化
周恩来夜间常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接见、处理国际事务或国内大事。按当时制度规定，夜里11点以后，可以吃夜餐。夜餐两菜一汤，有夜餐补助，每级干部补助多少钱有明确标准，按这个补助标准，夜餐实际上可以不交钱。可是，总理因为白天休息夜里办公，在人大会堂吃夜餐，坚持照白天的标准，交8角钱。
总理喜欢和群众一道吃饭。在田间地头，他与农民一道吃饭；在工厂矿山，他与工人一道吃饭；在招待所、饭店，他喜欢和服务员一道用饭……唯一的一次搞特殊化，还是因为牙齿松动，犹豫再三才说出的“特殊”要求：“把我碗里的米饭煮的软一些吧。”
七、作风清廉
有一次，总理在北京饭店接见外宾。接见结束后，总理感到有些饿，就跟值班卫士张永池说：“有点饿了，咱们吃点便饭吧。”吃完一算帐，两元八角。可是，张永池忘了给钱，追在总理后边上了车。还没坐稳，总理就问：“给了钱没有？”在得知张永池忘记给之后，总理非常生气，连忙让他回去付钱，并大声训道：“要会算经济帐，公私算分明，不然怎么行？”
八、外交智慧：
1、“中国的妓女在我国台湾省。”一次记者见面会上，一位西方记者问周总理：“请问总理先生，现在的中国有没有妓女？”不少人纳闷：怎么提这种问题？大家都关注周总理怎样回答。周总理肯定地说：“有！” 全场哗然，议论纷纷。周总理看出了大家的疑惑，补充说了一句：“中国的妓女在我国台湾省。”顿时掌声雷动。
2、“这个手帕再也洗不干净了！”在日内瓦会议期间，一个美国记者先是主动和周恩来握手，周总理出于礼节没有拒绝，但没有想到这个记者刚握完手，忽然大声说：“我怎么跟中国的好战者握手呢？真不该！真不该！”然后拿出手帕不停地擦自己刚和周恩来握过的那只手，然后把手帕塞进裤兜。这时很多人在围观，看周总理如何处理。
周恩来略略皱了一下眉头，他从自己的口袋里也拿出手帕，随意地在手上扫了几下，然后把这个手帕扔进了痰盂。他说：“这个手帕再也洗不干净了！”
3、“我们都背叛了我们各自的阶级。”有一次，周总理应邀访问苏联。在同赫鲁晓夫会晤时，批评他在全面推行修正主义政策。赫鲁晓夫却不正面回答，而是就当时敏感的阶级出身问题对周总理进行刺激，他说：“你批评的很好，但是你应该同意，出身于工人阶级的是我，而你却是出身于资产阶级。”言外之意是指总理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说话。周总理只是停了一会儿，然后平静地回答：“是的，赫鲁晓夫同志，但至少我们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我们都背叛了我们各自的阶级。”
4、派克钢笔。一位美国记者在采访周总理的过程中，无意中看到总理桌子上有一支美国产的派克钢笔。那记者便以带有几分讥讽的口吻问道：“请问总理阁下，你们堂堂的中国人，为什么还要用我们美国产的钢笔呢?”周总理听后，风趣地说：“谈起这支钢笔，说来话长，这是一位朝鲜朋友的抗美战利品，作为礼物赠送给我的。我无功受禄，就拒收。朝鲜朋友说，留下做个纪念吧。我觉得有意义，就留下了这支贵国的钢笔。”美国记者一听，顿时哑口无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