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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特点及主要传统美德的传承

第二节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特点及主要传统美德的传承

　　一、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文化的特点

　　1．历史悠久，良莠杂陈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最早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末期的尧舜时代，但主要形成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时期。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就生活在这一时期，他在这新旧制度交替的大变革时代，形成了以“仁”为最高的道德境界，将“孝”、“悌”、“礼”、“信”等置于其下的，中国最早的道德学说。虽然孔子的思想中也有我们不能接受的内容，但总体上是积极开明的。孔子的道德学说经其弟子，特别是孟子的继承发扬，成为一套完整的体系，但儒家学说在孔孟在世时并不被统治阶级所认可，仅仅以一种学术思想存在着。

　　经秦始皇统一中国，到了汉武帝的时代，统治者不能再把武装力量作为维护自己统治的首选工具，而是需要利用文化的力量统一人民的思想，稳定社会秩序。在这时，孔孟的道德观，作为文化遗产，受到了统治阶级的推崇。汉代董仲舒应运而生，在《春秋繁露》中提出

“三纲”，所谓“三纲”，指的是君臣、父子、夫妻这三种最重要的伦理道德关系；并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统治路线。这标志着，孔孟的伦理道德文化上升为“御用”的政治伦理文化。

　　这一阶段，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文化的政治性明显增强，它必须服从并服务于统治阶级的利益需要。当然，此时中国地主阶级处于上升时期，他们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力和先进社会的方向，作为政治伦理的传统伦理道德文化也同样具有思想上、文化上的先进性。不可否认的是，统治阶级也根据自身的需要对之不断地进行整理和改造，使之服务于小农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封建宗法等级制度。

　　中国封建社会到宋代开始走下坡路，地主阶级在上升和发展时期的勃勃生机逐渐窒息，它狭隘的阶级私利日益膨胀，与此相应，地主阶级的思想家们适应这一时期的社会需要所拦出望道德观念也趋于僵化并走向极端。朱熹认为“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明天理，灭人欲”程颐说“人心私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灭私欲，则天理明矣

”。而这种所谓“存天理，灭人欲”并导致“禁欲主义”和“苦行僧”的价值观，就使得先秦以来的道义论走向了禁欲主义。这种变了质的思想在民族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更显其反动性。南宋孝宗时，驱逐外敌，收回中原成为时代的主要任务，而朱熹却对孝宗讲他“平生所学，唯此四字”的“正心诚意”，同样的，明末内忧外患，风雨飘摇，理学家刘宗周对崇祯皇帝讲的依然是“陛下心安则天下安矣”。这时的道德文化已经是腐朽的、反动的文化，在历史上起了束缚人民活动的严重的消极作用，应该受到严肃的批判。

　　2．紧密结合社会政治，服务于宗法等级制度

　　与社会政治紧密结合成为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基本特征之一。这一基本特征，反映了先哲们所具有的自觉为社会政治服务、为社会的安定和谐服务的务实精神，希望统治者在治理国家时，实行合乎道德要求的“仁政”，反映了先哲们反对“以道学政术为二事”强调学术理论研究必须与社会的客观现实密切结合的学风。而统治阶级也看重了“德治”，常常借用国家力量，把符合自身利益的道德思想、行为规范赋予政治和法律的权威。在这一点上统治阶级和思想家们真正地达到和谐统一。

　　中国古代社会制度有两个基本特点，一个是宗法制度，一个是等级制度。在中国社会中，家庭是一个最基本的单位和社会细胞，在一个“家’’中，有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等之间的血缘关系，还有主人与奴仆之间的政治关系。社会治理得如何，从一定意义上说，其关键在家。

　　孔子有差等的爱，就是承认尊卑、亲疏的存在。封建社会的亲疏关系就是与社会生产生活相联系的，按照血缘关系的远近形成的，近亲的关系和疏远的关系。例如：处于首位的是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其次依次是兄弟姐妹的关系、亲戚关系、邻里乡亲关系、国人关系；从尊卑关系上说，既有家庭内部的尊卑关系，也有国家和社会上的尊卑关系。在家庭内部，是以父为尊，以男性为尊，以嫡长子为尊。宗法制度不可能不影响到社会的政治等级制度。如嫡长子为尊的宗法伦理观念，在社会政治领域就有非常鲜明的表现。我们知道，中国的封建王朝毫无例外地都是“家天下”。封建王朝的内部一般地说都是按照宗法伦理的惯例来解决的。

　　这样一种宗法等级制度，要求有适应自己并为自己服务的伦理道德。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稳定发展的根本保证。在这种宗法制度里，维护其存在的道德价值观的核心和根本导向是重视个人对家庭、宗族和国家的道德责任，强调个体利益服从家庭、宗族和国家利益，遵循整体主义的利益原则，不允许把个人利益放在宗族和国家利益之上。封建伦理的

“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孝悌忠信”都非常集中地体现了其为宗法等级制度服务的性质。

　　当然，传统伦理道德也有面向社会的一面。但中国传统道德规范以仁、义、礼、智、信等诸德为核心的性质，使这种美德在统治阶级眼里只有所谓的文明人经过努力才有可能具备。社会的下层民众，无论如何是不可能达到圣贤的道德境界的。当然，中国传统道德规范也可以为社会的下层民众所学习，但是，这种学习的社会效果只不过是造就一批顺民而已。

　　3．入世尚仁，重义轻利

　　任何社会都需要用道德规范、行为准则来调整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形成社会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引导人们如何为人处事、如何在社会中共同生活。然而，道德的这些超越性和理想性的根据在哪里呢?外域的道德学说更多地是从

“彼岸”或“来世”中寻找道德的合理性，表现为出世的特点。中国则相反表现出入世的性质，孔子“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①就是对自己学说的人世性质的最好诠注。

　　“仁者，爱人”、“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以及“恭、宽、信、敏、惠”等都是人情世故。孟子坚持了孔子的入世原则，说“亲亲，仁也”②、“仁，人心也”③“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强调不仅要爱自己的亲人，而且还要仁爱百姓、爱万物。而且孟子还进一步把孔子的道德规范，上升为伦理原则，提出“五伦”，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妻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从逻辑结构讲，仁的逻辑起点为孝、悌，进而延伸到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要求人讲忠、恕、恭、让，并通过修己、推己、克己，使天下之人归于“仁”，从而达到调和人际关系、清除社会矛盾的理想的道德境界。这样，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就从社会现实中获得合理性，从而使这一道德思想根植于现实的社会生活，能在社会生活中获得滋养和营养而经久不衰。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在坚持其入世性质的同时，却又在世俗生活中尚义不尚利，提倡先义后利，以义制利。孑L子告诫人们要

“见利思义”，见到利益要想到道义。同时，孔子根据对义利的不同态度划分出君子和小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倡导要做讲究大义的君子，而不做只讲利益的小人。孟子更进一步，认为“何必日利?亦有仁义而已矣”，董仲舒更概括出“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③的命题。“重义轻利”这种道德观念是“君子”追求的道德观念，因为“君子”只有通过节制人对利欲的追求，自觉“存义去利”，才能保持国家清廉和公平。

　　这就形成了中华民族在现实生活中特有的义气：对国家民族——尽忠义，对父母长辈——行孝义，对亲人——重情义，对朋友——讲信义。人们义不容辞、见义勇为、伸张正义、施行道义直致舍生取义。“为义”已成为整个社会道德的重要信条，“舍生取义”的高尚境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为国捐躯、为民献身。

　　二、主要传统美德的传承

　　传统道德是相当复杂的现象，既有为封建统治服务的道德规范，起着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作用；又有劳动人民在社会实践中创造的优秀社会公德和家庭美德，以及进步思想家所提倡的道德原则。作为当代人，我们应该从这些道德传统中吸收其精华部分，抛弃糟粕的部分，使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能够传承下去，并发扬光大。

　　1．以礼待人、厚德载物

　　中国是礼仪之邦，有一套非常完整的礼仪规范系统。仅就《礼记》一书中有关的礼的内容就有冠礼、婚礼、丧礼、祭礼等，此外，还有为人君之礼、为人臣之礼、为人子之礼、男女之礼、少长之礼，主客之礼等等。虽然这个十分繁琐的礼仪规范体系主要是为维持宗法等级制下的不平等、为维护封建的统治而服务的，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社会的文明程度的提高。

　　尊老爱幼是这种礼仪系统中十分重要的内容。在传统的农业社会，农业生产的经验是靠老人逐渐积累并且言传身教下来的，因此尊重老者具有良好的传统；同时宗法制度下老者的地位是无法动摇的，家长制造就了老者受到尊重的传统，老者的权威地位与其年龄是无法分开的。除此以外，儒家理论中十分强调敬重老人，敬重老人是“孝”的重要内容，尽管从本义上而言“孝”是子女对父母的道德义务，但事实上后来成为家庭内部下辈对上辈的普遍的适用原则。与之相对应的是长辈对下辈的慈爱与关怀，“父慈子孝

”被看成是理所应当的原则。在儒家思想家所描绘的社会大家庭中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孔子说：“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敬人尊人，先人后己，是传统礼仪的内在要求。“敬”意味着对于交往对象的尊重，这是传统伦理道德中的优良传统，今天我们仍然要把这一传统发扬光大。敬人与爱人是相联系的。古代思想家们总是把礼与仁并提。“仁”就是“爱人”，就是一个人必须以爱来对待自己的同类，所以“仁”就是二人，就是两个人之间的最高原则。怎样才能达到“爱人”呢?就是指在与人的交往中以对方为重，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这就是孔子所说的“推己及人”、“将心比心”、“设身处地”等方法，就要忠以自己，宽以待人，正如孔子所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实行仁与礼，意味着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厚爱与众而不求自利，也就是在处理人和人的关系中，能够把别人也当作像自己一样的人来对待，这就是道德。这种道德被看成是一种大地的品德，具有效仿大地的宽厚而有的道德。《易传》中所描述的“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就充分说明这种道德根植于这片厚土之上，同时根植于在厚土之上辛勤耕作的劳动人民的淳朴的心性之中。

　　2．重公爱国、廉洁奉公

　　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所谓整体，也就是社会和国家，即所谓“公”和“公利”，因此，古代所说的义、利、公、私，是不同于我们今天所说的义、利、公、私。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思想家和伦理学家，从维护封建制度出发，总是把所谓的社会国家的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其最终要求，就变成了对皇帝一个人的忠诚。忠于国家、忠于民族，在封建专制社会中，是忠于皇帝的同义语。因此中国古代所谓的重公、爱国，实质上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和君主的意志和利益，但在中国社会的发展历史中，这种重公、爱国的道德意识仍然具有一定的积极的意义。在它的影响下，历史上出现了许多“为民请命”、“精忠报国”、“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伟大政治家和民族英雄。

　　廉洁奉公是指为官商为政者要具有清正廉洁、大公无私的品德。儒家伦理道德等中，极力提倡大公无私的积极奉献精神，这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在封建社会当中，自私自利以至损公肥私等腐朽思想和社会风气，有着极其深厚的社会基础，人治政治和等级特权是自私自利行为的温床。因此，在封建时代要宣传一心为公思想是十分不容易的。但老百姓对那些中国历史上流传下来的一心为公、廉洁奉公的官员，给予很多的赞美，比如北宋的包拯、明代的于谦、海瑞以及清代的张居正等等，他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这种廉洁奉公、见利思义的美好品德，成为后人学习的榜样，也是今天我们应该大力提倡的。特别是在今天的市场经济条件之下，官员和为政者面临着许许多多的诱惑，如何把握自己，更好地为公众服务，不贪图私利，不享乐腐化，不但需要个人的廉洁自律，也需要学习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当中的这种廉洁奉公、见利思义的美好品德。

　　3．刚直不阿、崇尚气节

　　受儒家文化教育熏陶，中华民族崇尚气节、重视情操。孔子讲“杀身成仁”，孟子讲“舍生取义”，都很强调道德上不可屈辱的气节。孟子还树立了一个“大丈夫”的人格理想。他说：“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儒家树立的这种气节观，对后世产生了十分积极的影响。

　　长期以来，这种刚直不阿、崇尚气节的精神一直激励着后人。刚直不阿就是重视道德价值，为了追求个人的理想人格，不曲意逢迎，不屈服于权势，在任何情况之下都把气节放在首位，以伸张正义为己任，敢于扶正压邪。在中国历史上；许多民族英雄、仁人志士都是在这种气节观、大丈夫人格的激励下成就其事业和功名的。相反，那些卖身投敌、祸国殃民的汉奸都是丧失了道德节操的人。因此可以说，传统道德中崇尚气节、刚直不阿的气节观，是中华民族之魂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

　　4．诚实守信、完善修养

　　儒家传统伦理道德非常推崇“诚实守信”的品德，把它看成是一个人一生当中做人的根本，是个人所应该具有的基本道德规范，同时也作为一种对待他人的态度、处理人际关系的良好准则。“诚”与“信”是相通的品德，“人之所助在信，信之所本在诚”。诚信品德的提倡是与儒家性善论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分不开的。儒家把“诚”看成是人性道德的根本，所以，“养心莫善于诚”，努力去做一个诚实的人。以诚感人，就能够得到他人的诚实回应。“诚”与“信”的相通，就在于“诚”是“信，，的根本，“信’’则可以训练人

“诚”的品质，因为“信”的基本要求是言行相符，要想取信于人，自己必须做到诚心诚意；“信”是人应有的基本道德，“言然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言必信，行必果。“信”是取得他人信任的前提。

　　“诚信”作为一种美德不仅是做人和交友的基本规范，还在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当中得到推崇。‘诚信，’是治国的重要方法，统治者与民众之间只有互相信任，才能使社会得到治理，国家才得以安宁。‘‘诚信”是经商之道，是生意兴隆的根本，是商业成功的秘密。“诚信”是事业兴旺与发达的根基等等。

　　在今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不但要继承“诚信”的传统美德，还要大力提倡并发扬这种美德，这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内容。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的道德修养，主要是指个体的道德修养。在中国长期的历史中，封建道德规范之所以能发生重大的作用，其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它能够同自身的道德修养紧密结合。

　　儒家把修己、养身看作是立身处世、实现人的价值的根本。修身的目的就在于自我完善，

成为道德上的圣人，为治国平天下打下基础。在中国历史上，中国的伦理思想家们在道德的修养和践履方面，给后人留下了极为丰富的思想资料，提供了很多的修养方法，并进行了较深的理论概括。从修养方法上来说，形成了一整套富有民族特色的修养方法，如慎独、内省、自讼、主敬、集义、养气等等，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曾子所说的“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这种修己内省的修养传统培养了中华民族践履道德的自觉性与主动性，这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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