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士绅与新教育：基于清末新式小学扩张的量化考察.pdf

1092023年第1 1 期旧士绅与新教育：基干清禾新式小扩张的量化考察社会科学旧士绅与新教育：基于清末新式小学扩张的量化考察李涛张军摘要：教育对于经济增长至关重要，认识教育扩张背后的驱动力量有助于理解一国的经济发展动态和不同国家的经济绩效差异。以1 9 0 9 年内地十八省的县级行政单位作为分析对象，定量考察传统地方士绅对新式小学扩张的影响。结果显示，地方士绅每增加1%，小学堂数和小学生数将分别上升0.45 6%和0.5 32%，说明传统地方士绅促进而非阻碍了新式小学的发展；而且，地方士绅出于新式教育投资的动机而兴学，是推动清末新式小学在全国范围内大幅发展的最可能的原因。文章将传统教育史研究与现代计量分析相结合，定量讨论了扩张与转型相交融的发展中国家的早期教育发展历程，并有助于从教育的角度理解清末民国时期的中国经济社会。关键词：教育扩张；文化转型；地方士绅；科举废除；量化历史中图分类号：F129;G5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 2 5 7-5 8 33（2 0 2 3）1 1-0 1 0 9-1 3作者简介：李涛，上海财经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张军，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引言教育对于经济增长至关重要，因此析教育发展的历程和性质有助于理解一国后来的经济表现。例如，美国在1 9 世纪率先推动教育普及，是其得以在经济上领先全球的重要原因。在这一思路的启发下，最近有一批学者将传统教育史研究和现代计量分析相结合，重点考察1 9 世纪以来的全球教育大发展。其中，大部分研究从竞争民众选票、获取底层支持、培养国家认同、提升经济实*本文系复旦大学人文社会学科传世之作学术精品研究项目“构建经济发展的国家理论”（项目编号：XM04221238）上海财经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教育扩张与经济发展：基于晚清中国的实证考察”（项目编号：2022110302）的阶段性成果Claudia Goldin,Lawrence F.Katz,The Race Between Education and Technology,Cambridge,Massachusetts,and London,England:Belknap Press of th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8,p.1.管汉晖、颜色、林智贤：经济发展、政治结构与我国近代教育不平衡（1 9 0 7 一1 9 30），经济科学2 0 1 4年第2 期；李涛：经济史视角下的教育扩张，世界经济文汇2 0 2 2 年第2 期。Francisco A.Gallego,“Historical Origins of Schooling:The Role of Democracy and Political Decentralization,The Review ofEconomicsand Statistics,Vol.92,No.2,2010,pp.228-243.Stephen Kosack,“The Logic of Pro-Poor Policymaking:Political Entrepreneurship and Mass Education,British Journal of4Political Science,Vol.44,No.2,2013,pp.409-444.Oriana Bandiera,Myra Mohnen,Imran Rasul,Martina Viarengo,“Nation-Building through Compulsory Schooling Duringthe Age of Mass Migration,The Economic Journal,Vol.129,No.617,2018,pp.62-109;Agustina S.Paglayan,“Education orIndoctrination?The Violent Origins of Public School Systems in an Era of State-Building,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116,No.4,2022,pp.1242-1257.110社会科学2023年第1 1 期旧士绅与新教育：基于清末新式小学扩张的量化考察力和应对外部军事威胁办等角度探寻政府扩大教育机会的动机，却未能揭示各国发展教育的实际进程；小部分学者考察先发工业化国家农民、传统土地精英和新式工业精英对教育扩张的影响，着重分析其中的资源和权力再分配。然而，聚焦发展中国家早期教育扩张的量化实证研究还很少，这些国家兴办教育的紧迫性和资源约束都较为突出；更加重要的是，在利益再分配以外，教育规模的扩大还伴随着新旧观念的碰撞，目前却鲜有研究在教育扩张的定量讨论中纳人这种文化转型的视角。20世纪伊始，清政府在全国推行新式小学，并将主要兴学事宜交由地方士绅负责，这便为考察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初期的、扩张与转型相交融的教育发展历程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历史情境。具体而言，内忧外患迫使晚清政府走上了废科举、兴学堂的教育变革之路，传统教育的价值理念不可避免地受到新式教育的冲击。而且，清政府将中小学堂的学务事宜划归地方士绅：1 9 0 4年颁布并实施的奏定学堂章程要求“剖切劝谕绅富，集资广设”，1 9 0 8 年的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进一步规定“由地方公选合格绅民，受地方官监督办理”。作为科举考试的夜者，地方士绅不仅因功名在身而享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政治经济特权，也深受传统教育的熏陶并在地方扮演卫道者和实际基层领袖等角色。如此一来，受教于传统教育并从中获利的地方士绅便在很大程度上掌握了新式教育的发展命脉，规模扩张与观念转型相伴的清末兴学也在地方士绅这一行为主体上实现了结合。因此，分析地方士绅在清末新式小学扩张中的作用，就有助于厘清这一教育变迁进程。当然，已经有很多教育史相关研究涉及了这一话题。从中可以发现，科举停废和新学推行让地方士绅陷入比较尴尬的境地。一方面，他们失去了进一步考取功名、迈向官场并获得丰厚收益的机会，这对寒窗苦读、志在朝堂的书生们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他们在地方的身份和地位直接源自在科举考试中的优异表现，科举被废以及接下来的面向新学毕业生取仕自然也就对此造成了冲击；而且，许多士绅凭借在传统教育上的建树从事塾师等工作，新学推行在一定程度上压抑了此类人才需求；此外，新学注重数学和科学等实用知识并在一定程度上引人男女平等的观念，也与儒家经典所宣扬的观念有出入。另一方面，以新学、新政和实业为代表的现代化潮流在全国蔓延，社会环境的飞速变迁要求他们尽快适应并完成身份转变，新式教育便是一个重要的实现手段；对于整个国家而言，教育革新更是开启民智、救国图强的必经之路；此外，地方士绅是基层社会与国家正式机构Santiago Lopez-Cariboni,Xun Cao,When Do Authoritarian Rulers Educate:Trade Competition and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in Non-Democracies,Th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Vol.14,No.3,2019,pp.367-405.2Philippe Aghion,Xavier Jaravel,Torsten Persson,Dorothee Rouzet,“Education and Military Rivalry,Journal of the EuropeanEconomic Association,Vol.17,No.2,2019,pp.376-412.Jens Andersson,Thor Berger,“Elites and the Expansion of Educ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Sweden,The Economic HistoryReview,Vol.72,No.3,2019,pp.897-924;Francisco J.Beltran Tapia,Julio Martinez-Galarraga,“Inequality and Education in Pre-industrial Economies:Evidence from Spain,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Vol.69,2018,pp.81-101;Francesco Cinnirella,Erik Hornung,“Landownership Concentration and the Expansion of Education,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Vol.121,2016,pp.135-152;Florian M.Hollenbach,“Elite Interests and Public Spending:Evidence from Prussian Cities,The Review of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Vol.16,2021,pp.189-211.学界对士绅、绅士、乡绅等名称及其含义并未达成共识，分歧主要集中于在任官员、较低层级的生员（通过文科或武科考试取得初级科举功名者）或监生（通过捐纳钱财获得初级科举功名者）、仅有财富的人群（如地主和商人）等能否路身这一行列。出于关注观念转型以及地方教育发展的目的，本研究强调这部分群体对传统教育的接受以及对地方社会的实际影响，因此使用了“地方士绅”这一兼具地方性、文化性和影响力的概念，其包括长期在本地居住的、至少取得文科生员功名的士子以及退居乡里的官员。根据学部总务司1 9 0 9 年编写的第三次教育统计图表计算，在江苏、江西、福建、甘肃、广西和云南六省，地方士绅在新式小学职员中的占比高达9 5.2 3%，各省虽有差异但都在9 0%以上。张仲礼：中国绅士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 0 0 8 年，第40 一5 6 页。桑兵：清末兴学热潮与社会变迁，历史研究1 9 8 9 年第6 期；罗志田：清季科举制改革的社会影响，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徐佳贵：废科举、兴学堂与晚清地方士子一一以林骏颇宜茨室日记为例的考察，近代史研究2 0 1 3年第4期。陈胜、田正平：横看成岭侧成峰：乡村士人心中的清末教育变革图景一一以退想斋日记和朱峙三日记）为中心的考察，教育学报2 0 1 1 年第2 期。陈蕴茜、沈熙：清末民初士绅与江南乡镇教育近代化，史林2 0 0 3年第5 期；谢文庆：论近代知识分子转型及其教育推动力，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 0 1 2 年第5 期。111旧士绅与新教育：于清末新式小学扩张的量化考察2023年第1 1 期社会科学之间的关键媒介，他们在推行新式学堂的同时也可能谋取其他经济和政治利益。因此，地方士绅对新学的态度是复杂的：例如山西举人刘大鹏的消极保守、湖北秀才朱峙三的积极调适，都是变革时期地方士绅矛盾心态和行为的典型体现。2教育史研究细致深人地呈现了清末新学扩张中地方士绅的多样化行为，是本文分析影响和论证机制的史实依据。然而，这些研究对地方士绅与新式学堂的关系提出了多种可能，互为补充的同时也让我们对何种力量占据主导、作用方向和效应大小如何产生疑问；与之相关，教育史研究大多基于个别地区或士绅进行细节的深度归纳，对整个国家情形的分析相对较少且证据零散。因此，本研究将基于更加宏观的全国视角，对地方士绅各种潜在影响的总体效应进行定量评估。这一基于全国样本的量化历史研究是对已有教育史研究的补充，直接指向我们从教育发展的角度理解中国近代经济社会的初衷，并有助于阐释更为普遍的、后发国家在教育发展初期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在一定程度上也实现了教育史、经济史和教育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等领域的融合。下文首先介绍新式小学和地方士绅等核心变量的测度方式及数据来源，然后使用普通最小二乘（O L S）和工具变量（IV）等回归方法估计地方士绅对新式小学发展的效应，继而深人讨论这一效应的可能机制，最后就研究意义和不足进行总结与反思变量与数据考虑到制度、文化和地理等方面的相似性以及核心变量的数据可得性，本研究将样本限定在内地十八省。而且，我们在县级层面（含县、散州和散厅）进行分析，这主要有以下考虑：第一，县以下的社会是士绅发挥作用的主要空间；第二，县相比于府是更加细致的观测单位；第三，县级层面的回归方程有助于“固定”同一府内各种可观测与不可观测的特征。（一）新式小学本研究的核心被解释变量是清末新式小学的发展情况。为此，研究者手动收集了内地十八省各县在宣统元年（1 9 0 9）的小学堂数和小学生数。这些学堂以“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为宗旨，聘请外国人、留学生、新式学堂毕业生和传统士子担任教职，讲授儒家经典、中国文学、算术、中国历史、地理、格致、图画和体操等课程。除了各县单独运营的小学外，还存在多县合作开办的小学以及面向府内各县的阖府公共小学堂。这些学堂可能也受到地方士绅的影响，但在技术上却无法以县为单位进行分割。为此，研究后续也使用府级样本进行稳健性分析。(二）地方士绅本研究的核心解释变量是地方士绅规模。参考已有研究的做法，我们使用各县在每次初级科举考试中取进的生员数量配额（即学额，类似全国所有高校在各地的计划招生指标）来测度地方士绅规模。背后的逻辑是，地方士绅至少取得了生员功名但不在为官任上，因此由无官职的士子和卸任返乡的官员两部分构成。然而，持有生员功名者步人仕途的比例非常小（约为3%），且官员还乡之沈洁：废科举后清末乡村学务中的权势转移，史学月刊2 0 0 4年第9 期；尤育号：清末温州士绅与地方教育转型考察，1中国地方志2 0 1 9 年第1 期。关晓红：科举停废与近代乡村士子一一以刘大鹏、朱三日记为视角的比较考察，历史研究2 0 0 5 年第5 期。“内地十八省”也称“汉地十八省”，包括江苏（含上海）、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含重庆）、福建（含台湾）、广东（含海南、香港和澳门）、广西、云南、贵州、直隶（含北京、天津两市，河北中、南部地区和河南、山东的小部地区）、河南、山东、山西、陕西和甘肃（含宁夏）。孙培青：中国教育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 0 1 9 年，第349 一35 1 页。此外，不可高估新式学堂与传统教育的差异，但也不能否认其现代化指向。一方面，第三次教育统计图表记录的各省高等小学教员数据显示，全国接受过新式教育的老师比重为5 9%，没有学堂经历的传统士子占比为41%。另一方面，李涛和张军即将刊发在复旦教育论坛上的晚清中国的新旧教育类型与地区经济发展一文基于严格的定量证据指出，新式小学相比传统儒家官学更能促进人口增加和经济发展。Pei Gao,“Local Elites and Public Good Provision:Evidence from the Rise of Public Education in the Early 2oth CenturyChinaSSRNElectronic Journal，2 0 1 8；李楠、张铎：近代国家能力衰退与灾害赈济体系转型基于1 8 7 6-1 8 7 9 年光绪大旱灾的考察，新史学2 0 2 0 年第1 期。6张仲礼：中国绅士研究，第9 6 页。112社会科学2023年第1 1 期旧士绅与新教育：基清木新式小扩张的量化考察后仍然属于地方士绅的范畴。因此，各县的生员学额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当地士绅的数量。此外，面向府内各县的府学也有相应的名额分配，因此学额其实在府级层面上更具准确性。考虑到这一偏差，研究后续也基于府级样本进行稳健性检验值得一提的是，本研究采用学额水平值而非学额密度（学额同人口之比）来表征地方士绅规模。这是因为，学额密度越大，当地学子就有更大的可能进人士绅行列，学额密度因此也衡量了一种社会流动性。考虑到这一点，本文的回归模型统一使用学额、人口数以及其他连续变量的水平值；幸运的是，基于密度变量的回归模型也没有改变本研究的基本结论。?（三）控制变量在估计地方士绅和新式小学之间的关系时，经济状况和文化特征是最大的干扰因素。首先，经济资源不仅是发展新式教育的基本保障，也是清政府分配学额进而决定士绅分布的一大依据。为此，我们使用人口密度（人口数与面积之比）和城市化水平（根据城市人口划分等级）两个指标对这种干扰予以控制。其次，重视教育或者教育基础较好的地方在科举废除后一般也会延续这种文化和优势，我们因此控制了各县在清代的进士人数。此外，传统社会中教育（如社学、义学和书院）和桥梁等地方公共物品的供给一般都有士绅的倡导和参与，这种传统可能促使士绅推广新学。于数据可得性，并考虑到清政府在兴学过程中大力提倡“改书院兴学堂”，回归模型因此纳人各县当时存在的书院数，以此来捕捉士绅参与地方公共事务的惯例所带来的影响。此外，本研究还控制了其他可能同时影响小学发展和地方士绅的因素：西方现代思想变量使用基督教信徒数量、铁路通达和通商口岸分布等刻画，政治地位变量包括同府城的距离以及基于冲（交通频繁）、繁（行政业务繁杂）、疲（税粮滞纳过多）、难（犯罪事件频发）构造的地理重要性指标（四字均有为最要，三字为要，两字为中，一字或无字为简），其他地理特征变量涵盖靠海、沿江（长江）、大运河流经以及经纬度等方面的情况。最后，回归模型使用府固定效应来捕捉府级层面上的各种特征，并使用府级聚类稳健标准误以消除府内各县存在的误差自相关问题在剔除核心变量存在缺失的县以后，我们共获得了容量为1 48 5 的样本。表1 呈现了主要变量的描述统计。平均来看，样本县的小学堂数和小学生数分别为2 9.7 3所和8 46.7 人，且县与县之间存在较大差异（标准差分别为35.6 6 所和1 1 0 1 人）。可见，1 9 0 9 年时内地十八省的小学教育发展相对滞后且地区不均衡问题突出。在地方士绅指标上，每个县在一次初级科举考试中平均只有1 6.5 7 人能够获得生员资格，可见成为士绅的竞争非常激烈。同样，学额的地区差异也不小（标准差为7.1 8人）。此外，地理信息系统（GIS）图和双变量散点图显示，表征地方士绅的学额变量与小学堂数量、小学生数量均呈现一定的正向关联。然而，这种简单的相关关系并不一定具有因果性。表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变量数据来源观测数均值标准差最小值最大值小学堂数a148529.7335.661357小学生数a1485846.71101811199学额b148516.577.180255人口C148526449023948422971988750面积d148532084804176149948城市化大型城市e14850.02490.15601中等城市e14850.03500.18401Ying Bai,Ruixue Jia,“Elite Recruitment and Political Stability:The Impact of the Abolition of Chinas Civil Service Exam,Econometrica,Vol.84,No.2,2016,pp.677-733.2限于篇幅，相关图表未在正文中呈现，下同。Ting Chen,James Kai-sing Kung,Chicheng Ma,“Long Live Keju!The Persistent Effects of Chinas Civil Examination System,3The Economic Journal,Vol.130,No.631,2020,pp.2030-2064.1132023年第1 1 期旧士绅与新教育：基于清末新式小学扩张的量化考察社会科学（续表）小城市e14850.9400.23701书院f14854.2505.618054清代进士数g148513.7921.640259基督教受餐信徒数C1485186.8507.908076铁路h14850.1180.32301通商口岸h14850.01750.13101到府治的距离（千米）d148547.5734.140200.3地理重要性最要h14850.03640.18701要h14850.2100.40801中h14850.3050.46101简h14850.4500.49801靠海d14850.07810.26801长江d14850.05660.23101大运河d14850.02690.16201经度d1485112.25.30994.65122.6纬度d148531.225.06018.3840.91数据来源：a一学部总务司编：第三次教育统计图表，王燕来、谷韶军辑：民国教育统计资料续编第三、四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 0 1 2 年；b一昆冈、李鸿章等编：光绪朝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三百七十至三百八十，台北：文海出版社1 9 8 7 年；c-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1 9 0 1 一1 9 2 0 年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 9 8 7 年，第1 2 8 1 一1 41 4页；d-CHGISV6；e-R o z ma nGilbert,Urban Networks in Ching China and Tokugawa Japan,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3,Pp.148-276；f-季啸风：中国书院辞典，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 9 9 6 年，第7 38-9 7 6 页；g-沈登苗：清代全国县级进士的分布，社会科学论坛2 0 2 0 年第1 期；h一赵尔巽等编：清史稿卷五十四至卷八十一，北京：中华书局2 0 2 1 年。二、交效应识别（一）基线结果实证分析先采用普通最小二乘回归识别平均意义上地方士绅对新式小学发展的效应。表2 的A部分考察了各县地方士绅对小学堂数的影响。第（1）列仅加入府级虚拟变量以控制不同府之间的差异，此时学额对数的估计系数为0.8 2 5，并在1%的水平上显著异于零。此后，随着控制变量尤其是经济因素的加入，学额对数的系数有一定程度的下降；然而，主效应始终保持显著。根据加人全部控制变量的第（7）列系数来看，地方士绅每增加1%，小学堂数将增加0.45 6%。表2 地方士绅对新式小学的影响：基线结果(1)(2)(3)(4)(5)(6)(7)A.因变量：小学堂（log）0.825*0.565*0.741*0.724*0.666*0.803*0.456*学额（log)(0.075)(0.088)(0.080)(0.079)(0.087)(0.0764)(0.098)观测数1485148514851485148514851485调整R20.5550.5660.5570.5600.5590.5570.570B.因变量：小学生（log）0.999*0.636*0.902*0.868*0.822*0.983*0.532*学额（log)(0.075)(0.080)(0.080)(0.077)(0.085)(0.075)(0.089)观测数1485148514851485148514851485调整R?0.5790.6040.5830.5890.5860.5800.608经济因素否是否否是114社会科学2023年第1 1 期旧士绅与新教育：基于清末新式小学扩张的量化考察（续表）文化因素否是否否否是现代观念否否否是否否是政治因素否否否是否是地理因素否否否否否是是府固定效应是是是是是是是注：*、*、*分别表示在1 0%、5%和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中为府级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控制变量包括经济因素：人口对数，面积对数，城市类型（大型城市、中等城市，以小城市为参照）；文化因素：书院数对数、清代进士数对数；现代观念：基督教受餐信徒数对数，是否拥有铁路，是否为通商口岸；政治因素：到府治距离的对数，地理重要性（最要、要、中，以简为参照）；地理因素：靠海、沿江、大运河流经等以及经纬度。限于篇幅，这些变量和各府虚拟变量的估计系数未予呈现。如无特殊说明，下表皆同。类似地，B部分以小学生数量衡量新式小学的发展情况，回归模型纳入固定效应和控制变量的具体过程与A部分完全相同。从结果来看，每一步回归系数的方向和显著性与A部分高度类似，也说明地方士绅促进而非阻碍了新式小学的发展。特别地，最后一列显示，地方士绅每增加1%，小学生数将增加0.5 32%（二）稳健性检验为提高基线结果的可信度，首先，分小学阶段估计主效应。表3的A部分显示，以学额衡量的地方士绅数量越多，小学各阶段的学堂数和学生数也显著越多。其次，替换因变量，使用教育收人、教育资产、教育支出、学生支出以及学堂规模（学生数和学堂数之比）等变量来测度小学教育的发展状况。B部分的估计系数表明，地方士绅数量越大，各类指标表征的小学教育发展状况均显著越好。最后，考虑到学额和小学教育发展数据在府级层面上具有更高的准确性，C部分便以府为单位进行效应估计。结果显示，学额对数同小学堂对数和小学生对数仍然显著正相关，控制变量逐步加人对该关系的影响也同基线结果类似。由于内地十八省覆盖的区域太广，基线结果可能仅仅是某些省份的特殊现象。鉴于此，我们也尝试对每个省分别估计地方士绅对新式小学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在所有省份中，地方士绅都对新式小学起到了促进作用。表3地方士绅对新式小学的影响：稳健性分析(1)(2)(3)(4)(5)(6)(7)A.分小学阶段高等小学堂两等小学堂初等小学堂学堂（log)学生（log)学堂（log)学生（log)学堂（log)学生（log)0.108*0.370*0.181*0.521*0.380*0.555*学额（log)(0.042)(0.162)(0.063)(0.221)(0.106)(0.180)观测数148514851485148514851485调整R20.3550.4600.4310.3830.5640.462B.因变量替换为其他测度小学教育发展变量学务岁人学务资产学务支出学生支出学堂规模(log)(log)(log)(log)(log)清末学制按照学生年龄由小到大将小学堂分为初等小学堂和高等小学堂两个阶段，部分地区也开设了两者贯通的两等小学堂。然而，第三次教育统计图表在统计学生数时并未将两等小学堂进行“拆分”，本研究的主体分析因此只将小学堂视为一个整体。如无特殊说明，本研究使用的所有新式教育类数据均手动采集自第三次教育统计图表。115（表2023年第1 1 期社会科学旧士绅与新教育：基于清末新式小学扩张的量化考察0.558*0.547*0.565*0.530*0.0733*学额(log)(0.070)(0.116)(0.070)(0.096)(0.040)观测数14831407142710951485调整R?0.7200.4890.7090.5780.538C.府级层面的分析因变量：小学堂（log）0.967*0.441*0.764*0.766*0.945*0.968*0.279*学额(log)(0.089)(0.108)(0.111)(0.077)(0.099)(0.081)(0.125)观测数275275275275274275274调整R20.7400.7820.7450.7520.7460.7410.792因变量：小学生（log)1.004*0.413*0.829*0.776*0.974*1.001*0.295*学额（log)(0.081)(0.103)(0.108)(0.068)(0.087)(0.069)(0.126)观测数275275275275274275274调整R?0.7030.7640.7070.7220.7090.7120.779经济因素否是否否否是文化因素否否是否否否是现代观念否否否是否否是政治因素否否否否是否是地理因素否否否否否是是省固定效应是是是是是是是注：C部分与表2 稍有不同，到府治的距离替换为到省城的距离，城市人口等级不适用故而舍去，其他变量均加总到府级层面；同时，将府固定效应替换为省固定效应，将标准误聚类于省。（三）对其他学堂的分析上面的稳健性分析比较直接，但无法充分说明学额系数就表示了地方士绅对新学的影响，因为经济文化等特征无法完全且准确地被回归模型所“控制”。鉴于此，本部分采用间接分析的思路来予以考察。具体而言，奏定学堂章程和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规定地方学务自治的范围仅在中小学，因此，如果学额的确刻画了地方士绅，就可以预计学额同中学发展也会正相关。与此同时，其他新式学堂和教会学校超出了地方士绅的职责和能力范围，因此不会同学额产生显著关联。表4的实证结果很好地验证了上述推理，学额变量仅与中小学堂的发展显著正相关，说明经济状况和文化特征等更一般的教育助力因素（无论是否能够被观测和控制）无法解释士绅对新式中小学的积极作用。表4地方士绅对其他学堂的影响中学堂专门学堂实业学堂师范学堂女子学堂教会学校学堂学生学堂学生学堂学生学堂学生学堂学生小学生(1og)(log)(log)(log)(log)(log)(log)(log)(log)(log)(1og)学额0.041*0.215*-0.005-0.034-0.018-0.0700.0250.1250.004-0.0830.091(log)(0.018)(0.098)(0.007)(0.038)(0.023)(0.109)(0.027)(0.132)(0.068)(0.239)(0.162)观测数148514851485148514851485148514853893891485调整R0.2430.251-0.021-0.0060.0390.0490.1610.1760.4910.3860.685（四）工具变量回归然而，基线结果还是可能存在偏误。一方面，学额并不完全等同于地方士绅数量，这种测量误差可能导致对主效应的低估。另一方面，地方士绅和新式小学可能同时与不可观测的经济、文化和政治等因素相关，遗漏这些变量会干扰主效应的估计。因此，本部分通过寻找工具变量来构建识别策略。116社会科学2023年第1 1 期旧士绅与新教育：基于清末新式小学扩张的量化考察本研究使用学额来测量地方士绅，为了寻找地方士绅的外生部分，有必要分析学额的决定因素。关于生员学额，钦定大清会典事例有“学额通例”和“永广学额通例”进行具体说明。为了区分，将两者规定的学额分别称为“普通学额”和“永广学额”，两者之和即为“学额”。分析两则“通例”可知，普通学额取决于地方钱粮丁口、教育风气和科举表现等人文情况，比如“顺治四年定，各省儒学，视人文多寡，分大、中、小学取进童生”。永广学额则主要受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比如“（咸丰）八年奏准，各省捐输军饷一厅、州、县捐银一万两者，加永远文、武学额各一名”。人文以及战争因素都可能影响新式小学的发展，从而干扰主效应的估计。幸运的是，我们可以依据“学额通例”将各县的人文程度进行分类，进而在普通学额中使用回归分析的方法剔除这部分人文因素，所得残差便可用作学额的工具变量。这是因为，普通学额的分配依据是“人文多寡”，根据“学额通例”进行的人文程度分类可在最大程度上囊括这种特征，基于回归方法将其剔除以后得到的普通学额残差便可极大地消减人文因素对学额造成的内生性；与此同时，测量误差以及永广学额中的战争因素遗漏所导致的估计偏误也可得到解决。当然，遗留的小部分人文因素仍然可能威胁主效应的识别，但如果工具变量回归识别的地方士绅效应与基线结果无差异甚至系数更大，便说明这部分人文因素所造成的向上偏误并不严重。进一步讲，钱粮丁口、教育风气和科举表现与学额数量和新学发展情况均有正向关联，遗漏这些人文因素会造成对地方士绅影响的高估。普通学额残差一方面剔除了大部分人文因素的干扰，因此会纠正（更准确来说是减小）学额的估计系数，另一方面也缓解了测量误差以及战争因素遗漏造成的偏误。IV结果不小于OLS结果，说明测量误差以及战争因素遗漏会低估士绅的影响，其强度能抵消甚至超过大部分人文因素遗漏所造成的高估。这正是工具变量回归第二阶段的结果：同表2 的第（7）列相比，表5 的第（4）（5）列的估计系数更大，进一步说明了地方士绅对新式小学的促进作用。另外，表5 前两列是工具变量同被解释变量之间的简约形式结果，表明工具变量通过解释变量影响被解释变量这一渠道的存在。第（3）列是第一阶段的估计结果，表明普通学额残差同学额对数之间存在强相关关系（F=39.34）。与此同时，工具变量与其他控制变量之间并无显著关联，说明普通学额残差满足工具外生性假定。表5 地方士绅对新式小学的影响：工具变量回归小学堂（log)小学生（log)学额(log)小学堂（log)小学生（log）(1)(2)(3)(4)(5)0.058*0.051*0.047*普通学额残差(0.023)(0.023)(0.007)1.245*1.091*学额（log)(0.468)(0.421)观测数14851485148514851485调整R?0.5630.5960.6960.5420.592第一阶段F值39.34最后，与使用普通学额残差做工具变量的思路相似，我们也尝试在控制人文因素的基础上将普通学额作为工具变量；此外，借鉴已有研究使用永广学额作为学额的工具变量，在控制太平天国战张仲礼：中国绅士研究，第6 1 一6 3页；李世愉、胡平：中国科举制度通史清代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 0 1 7 年，1第5 8 页。李楠、林赢：战争的遗产：太平天国战争对近代人力资本影响的实证研究，量化历史研究2 0 2 1 年第6 辑；李世愉、胡平：中国科举制度通史清代卷，第5 9 页。Pei Gao,“Risen from Chaos: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Education in China,1905-1948,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and Political Science,2015;Pei Gao,“Local Elites and Public Good Provision:Evidence from the Rise of Public Education intheEarly20thCenturyChina,SSRNElectronicJournal,2018.117旧士绅与新教育：于清末新式小学扩张的量化考察2023年第1 1 期社会科学争因素的基础上进行工具变量回归。这两种操作得到的学额对数的IV估计值与OLS估计系数相差不大，也进一步证实了基线结果的稳健性。三、林机制探讨上述实证分析结果都显示，地方士绅推动了清末新式小学在内地十八省的发展，本部分进一步探索该效应的可能机制。在教育史文献以及近期量化历史研究的启发下，我们分析新学发展可能给予地方士绅哪些机遇，并据此进行潜在机制的梳理和验证。（一）留学归国革新教育科举废除以后，政府取仕逐渐转向新式学堂毕业生；相比于传统士子，学堂毕业生在劳动力市场上也获得了更高的回报。因此，地方士绅有较强的激励投资新式教育。当时，接受新式教育主要有出国留学和就读新式学堂两种途径。部分士绅可能自已留学或送子女出国深造，而接受现代化思想后的留学生往往会反思传统教育的弊病，更有可能在回国之后锐意革新、促进新式学堂的开办。在清末的四川，许多学校的创办者就是留日学生：比如，袁治安、刘鼎彝、杨犀灵等人于1 9 0 2 年创办了彭县高等小学堂，杨犀灵于1 9 0 7 年又参与了彭县中学堂的兴办。2为了考察这种动机对地方士绅兴学的解释力，我们统计了1 8 9 9 一1 9 1 0 年间各县的旅日学生总数。表6 的第（1）列表明，地方士绅规模越大的县拥有更多旅日留学生，第（2）（3）列也揭示了留日学生对新式小学的促进作用。同时考虑地方士绅和留日学生对小学发展的影响时，学额对数的系数依然显著且相比于表2 的第（7）列（以及表5 的最后两列）只是稍微减小。因此，虽然地方士绅参与留学构成了其推动新学发展的一条路径，但该路径的解释力并不大。事后来看，留学人数毕竟有限（平均每个县只有0.9 0 1 名留日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