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投资与上市公司审计费用.pdf

134审计研究2023年5 期跨界投资与上市公司审计费用陆明杨德明【摘要】本文以审计费用作为量化审计师决策的代理变量，采用我国A股上市公司2 0 13一2 0 2 0 年的相关数据，实证研究发现：上市公司跨界投资会显著提高审计费用；相对其他类型的跨界投资，上述正向影响主要体现在基于控制类的长期股权投资形成的跨界投资中。影响机制检验发现：上市公司进行跨界投资会增加审计的固有风险、控制风险，也会增加审计师努力，这几个方面的因素都会导致审计费用的提高。进一步研究发现，跨界投资特别是基于控制类的长期股权投资形成的跨界投资是导致资本无序扩张问题的重要路径之一。研究结论对于如何有效地治理资本无序扩张问题、更好地为资本设置“红绿灯”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在理论上也扩展了审计实证研究的边界。【关键词】跨界投资控制类跨界投资审计费用一、引信数字经济时代，企业跨界投资行为大量涌现。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腾讯控股（股票代码：0 0 7 0 0），该公司已对8 0 0 多家企业进行了投资，涵盖了衣食住行等多个不同领域。与此同时，许多传统经济企业也开始将资本投向完全陌生的领域。举例来说，TCL集团（股票代码：0 0 0 10 0）已经对10 0 多家高新科技企业进行了投资，涉及新能源、新材料、人工智能、半导体、先进制造以及大数据等领域。同样地，比亚迪（股票代码：002594）则专注于对芯片等一系列前瞻性技术的投资。跨界投资对企业的影响无疑是深远的：一方面，导致了企业扩张速度的大大提高，企业业务边界与组织边界趋于模糊；另一方面，一些企业基于跨界投资形成了事实上的垄断与资本的无序扩张问题。显而易见的是，跨界投资所带来的一系列经济后果会给企业带来风险，甚至是股价崩盘风险。面对更高的风险，审计师会如何应对，这是否会系统地影响审计费用？这些问题构成了本文期待研究的命题。跨界投资是企业采用股权投资进行的、与企业自身主营业务和现有产业链无关的对外投资。此外，在三类长期股权投资（即：控制、重大影响、共同控制）中，控制类的长期股权投资，是指有权决定一个企业的财务和经营政策，并能据以从该企业的经营活动中获取利益的投资。因此，我们将基于控制类的长期股权投资形成的跨界投资称之为控制类跨界投资；其他类型的长期股权投资形成的跨界投资称之为非控制类跨界投资。本文以审计费用作为量化审计师决策的代理变量，采用我国A股上市公司2 0 13一2 0 2 0 年的相关数据，实证研究发现：上市公司跨界投资会显著提高审计费用；相对其他类型的跨界投资，上述正向影响主要体现在控制类跨界投资中。机制检验发现：上市公司进行跨界投资会增加审计的固有风险、控制风险，也会增加审计师努力，这几个方面的因素都会导致审计费用的提高。进一步检验发现，跨界投资特别是控制类跨界投资是导致资本无序扩张问题的重要路径之一。*陆明、杨德明（通讯作者），暨南大学管理学院，邮政编码：5 10 6 30，电子信箱：，y a n g d e mi n g 2 0 0 1 s i n a.c o m。本文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项目批准号：7 2 132 0 0 2）、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项目批准号：2 1BGL007)以及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项目批准号：2 0 2 1A515012220）的阶段性成果1352023年5 期审计研究本文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政策含义与理论贡献：一是跨界投资是导致资本无序扩张问题的重要路径之一。在跨界投资成为一种趋势的环境下，在资本、流量、数据的共同推动下，在相关监管制度尚不健全的条件下，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资本无序扩张问题。审计师可以部分识别跨界投资及其可能带来的资本无序扩张问题。二是从理论贡献来说，扩展了审计实证研究的边界，跨界投资会引发一系列风险与企业边界模糊化的问题，由此应当会引发审计费用的系统性变动。这与风险导向的系列研究是逻辑一致的。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一）跨界投资的若干经济后果跨界投资对企业的影响无疑是深远的。一方面，跨界投资导致企业扩张速度大大提高，企业的业务边界、组织边界趋于模糊，甚至是消亡（杨德明和毕建琴，2 0 19；张骁等，2 0 19）。另一方面，一些企业基于跨界投资形成了一定程度的资本无序扩张问题。这是因为：资本具有逐利的属性。一些企业即使没有相应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也愿意追逐与其主业或产业链无关且高风险的投资机会，这种现象往往会引致资本无序扩张问题。此外，跨界投资常常针对一些专用性很高的资产，这些资产可能会给企业带来一定的事后被“敲竹杠”的风险（Shleifer和Vishny，1992）。一旦企业经营发生困难，这些风险不可避免地会进一步放大，从而引发资本无序扩张问题。基于上述分析，本文从审计费用视角出发，着重阐述跨界投资对会计和审计的一些特征可能产生的影响：第一，跨界投资会给企业带来较高的风险。首先，跨界投资伴随着业务边界、组织边界的模糊化，会引致更高的企业风险。一方面，业务边界的模糊化意味着企业迅速进人与其当前主营业务和现有产业链完全不相关的全新领域。此时，企业面临的产品市场、经营环境、顾客需求等可能会在极短时间内发生剧烈的变化，异质业务之间难以实现协同效应（Ljubownikow和Ang，2 0 2 0），这给企业经营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另一方面，组织边界的模糊化意味着企业组织将面临急剧扩张的挑战，这可能导致原有的采购、物流和管理系统等基础系统的协调滞后，从而引发成本失控问题，进而增加企业风险。其次，跨界投资引致的资本无序扩张问题进一步放大了企业风险。资本无序扩张通常伴随着资本高杠杆扩张。为了获取跨界投资所需的资金，企业可能大量采用股权质押融资等融资手段，导致企业承担较高的杠杆比例，并引发流动性风险。同时，资本无序扩张可能致使企业主业严重偏离或脱离实际能力，增加企业经营失败的可能性。第二，跨界投资会影响企业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包括内部控制设计、运行的有效性。跨界投资导致的业务边界和组织边界的模糊化意味着企业的业务和组织结构正处于快速变化之中，人员的流动性也较高。在这种情况下，内部控制的更新速度往往无法跟上企业边界扩张的速度，难以及时覆盖新增的重要风险，从而降低了内部控制设计的有效性（Doyle等，2 0 0 7；杨德明等，2 0 2 0）。另外，面对新业务、新组织及新人员，内部控制运行的有效性也大打折扣（Bentley-Goode等，2 0 17）。第三，跨界投资增加了会计、审计工作的复杂性与主观性。跨界投资的确认、初始计量以及后续计量过程涉及大量会计估计、专业判断，且跨界投资所涉及的业务往往是异质的、全新的，这就加剧了会计、审计业务的复杂性与主观性（王守海等，2 0 17；杨肃昌和马亚红，2 0 2 0）。（二）跨界投资影响了审计费用吗？基于风险导向审计视角，下文对上市公司进行跨界投资如何影响审计费用进行了分析。根据审计风险模型，审计风险取决于重大错报风险和检查风险。当重大错报风险水平较高时，为了将审计风险控制在可接受的低水平，审计师会对这部分风险收取溢价，也会扩大审计的范围、执行更多的审计程序、收集更多的审计证据，从而导致更高的审计费用（Kuang等，2 0 2 1）。具体到本文的研究对象跨界投资上，由于其与财务报表层次的重大错报风险的直接关联较小（杨德明和陆明，2 0 17），本文重点考虑认定层次的重大错报风险。从认定层面来看，重大错报风险可进一步分为固有风险和控制风险。这意味着，审计的固有风险、控制风险以及审计师努力的增加均是导致审计费用增加的重要因素。136审计研究2023年5 期在上述分析框架下，首先，跨界投资对会计、审计一些特征的影响增加了审计的固有风险。具体而言，一方面，跨界投资给上市公司带来了较高的风险，增加了经营恶化的可能性。因此，管理层出于自利动机更容易产生舞弊、欺诈以及粉饰财务报表的倾向（Bentley-Goode等，2 0 17）；另一方面，上市公司进行跨界投资也增加了会计和审计工作的复杂性和主观性，为管理层实施舞弊和欺诈等行为提供了便利（王守海等，2017）。上述管理层进行舞弊、欺诈等行为的动机和可行性的增加，提高了企业账户、交易类别等发生重大错报的可能性，因此审计的固有风险相应增加。其次，跨界投资对会计、审计一些特征的影响也会提高审计的控制风险。跨界投资增加了上市公司存在内部控制缺陷的可能性，削弱了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设计、运行的有效性（Bentley-Goode等，2 0 17；杨德明等，2 0 2 0），审计的控制风险随之提高。最后，承接前述两点，企业进行跨界投资带来了更高的固有风险、控制风险，即更高的重大错报风险。面对更高的重大错报风险，审计师需要通过扩大审计的范围、执行更多的审计程序、派出更具专业技能和知识的员工组合等措施以降低检查风险（Demirkan和Zhou，2 0 16；K u a n g 等，2 0 2 1），这意味着审计师努力的增加。综上所述，企业进行跨界投资带来了更高的固有风险、控制风险以及审计师努力，审计师会相应收取更高的审计费用。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假设1：上市公司进行跨界投资会显著提高审计费用。（三）跨界投资的不同形式与审计费用从持股形式来看，上市公司跨界投资可分为控制类跨界投资和非控制类跨界投资，两者的本质区别在于剩余控制权归属的不同（Frsard等，2 0 2 0），这就使两种形式的跨界投资对会计、审计的一些特征产生差异化的影响，具体来说：第一，控制类跨界投资会引致更高的企业风险；而非控制类跨界投资则不太可能带来明显的企业风险，甚至可能起到分散企业风险的作用。首先，跨界投资导致的业务边界模糊化使投资双方难以实现协同效应，给企业经营带来巨大挑战。Ouimet（2 0 13）指出当投资双方协同效应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时，以非控制形式进行投资具有实物期权的属性，往往能起到分散风险的作用。其次，在控制类跨界投资中企业已“内部化”，由此引致的统筹协调成本与风险明显更高（Ouimet，2 0 13）。最后，要获得被投资企业的剩余控制权，往往需要更多资金（Ouimet，2 0 13）。控制类跨界投资下，企业更有可能大量运用股权质押融资等融资手段，资本无序扩张问题也更为普遍，这就进一步放大了企业风险；而非控制类跨界投资多为“小额多次”式投资，上述担忧有所缓解。第二，相较于非控制类跨界投资，控制类跨界投资更容易削弱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基于不完全契约理论，控制类跨界投资导致被投资企业的剩余控制权被剥夺，进而降低了被投资企业的激励机制，促使人员流动更加频繁（Hart和Moore，1990）。此外，控制类跨界投资的“内部化”也引起了更多关键控制点的更新和维护需求。因此，企业在短期内很难迅速调整人员、流程和技术以保持内部控制与公司发展的匹配。这种情况下，内部控制缺陷出现的可能性增加，进一步影响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的有效性。第三，不同于非控制类跨界投资，控制类跨界投资使企业拥有被投资企业的实质性控制权，能独立支配被投资企业，这就降低了管理层利用跨界投资进行舞弊、欺诈等行为的难度。那么，需要进一步探讨的是，上述两种形式的跨界投资对会计、审计的一些特征产生的差异化影响，是否会显著不同地影响审计费用？基于风险导向审计视角，首先，上市公司进行控制类跨界投资会显著提高审计的固有风险，而非控制类跨界投资则不太可能显著提高审计的固有风险，甚至可能降低审计的固有风险。这是因为，上市公司进行控制类跨界投资伴随着更高的企业风险，增加了企业经营恶化的可能性，管理层实施舞弊、欺诈以及粉饰财务报表等行为的动机更强；同时，控制类跨界投资下管理层进行舞弊、欺诈等活动的可行性也更高。这些都容易导致企业账户、交易类别等发生重大错报，因此，审计的固有风险相应更大。而具有实物期权属性的非控制类跨界投资对未来企业风险起到了分散作用，管理层不太可能实施舞弊、欺诈以及粉饰财务报表等行为，甚至可能会缓解管理层的上述行为，因而也就不太可能显著地1372023年5 期审计研究提高审计的固有风险，甚至可能起到降低审计固有风险的作用。其次，相较于非控制类跨界投资，上市公司进行控制类跨界投资也会显著提高审计的控制风险。这是因为，控制类跨界投资中上市公司面对更频繁的人员变动、更多需要更新的关键控制点，因此，维护内部控制有效性的难度更大，这会导致更高的控制风险（杨德明和陆明，2 0 17；杨德明等，2 0 2 0）。最后，基于前述两点，控制类跨界投资会给审计师带来更高的固有风险、控制风险，即更高的重大错报风险，审计师会相应增加审计师努力，以将审计风险控制在可接受的低水平；而非控制类跨界投资则不太可能显著地提高审计的固有风险、控制风险，甚至可能降低审计的固有风险，因此审计师努力也相应较低。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假设2：上市公司跨界投资对审计费用的正向影响主要体现在控制类跨界投资中三、研究设计（一）样本和数据按照马化腾等（2 0 17）的论述，2 0 13年之前数字经济高速增长，但更多的是以虚拟经济的形式发展，而2013年以后，很多实体经济才不断地融入数字经济，一大批传统经济企业开始进行跨界投资。故本文将研究期限界定为2 0 13-2 0 2 0 年，这为研究企业跨界投资行为提供了一个兼具深度与广度的实验场景。进一步，对数据进行如下处理：（1）剔除ST公司；（2）剔除金融类公司；（3）剔除数据缺失和异常的公司。最终得到2 114 0 个样本观测值。本文数据包括以下两部分：第一，上市公司跨界投资相关数据通过手工收集、爬虫获取。第二，相关审计、财务、公司治理及市场环境等数据均来自CSMAR数据库。为了排除异常值影响，本文还对模型中涉及的所有连续变量采用1%的Winsor处理（二）变量定义1.被解释变量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上市公司的审计费用（Afee），采用上市公司公开披露的审计费用除以总资产测度，为了保证回归系数的可读性，在此基础上乘以10 0 0 0。2.解释变量对于假设1，解释变量为反映上市公司跨界投资情况的两个指标，分别为上市公司是否进行跨界投资（Cb i）和上市公司跨界投资程度（Criamo）。具体构建过程如下：第一步，整理投资双方行业信息。本文以手工与Python爬虫相结合的方式搜集了样本期内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的“长期股权投资”科目附注，整理出上市公司控制、共同控制及重大影响的企业名称、所属行业、投资金额等信息第二步，判别行业间关系。行业间关系可分为同业关系、上下游关系和跨界关系三类（McGuckin等，1991），其中，跨界关系是指除同业关系、上下游关系以外的行业关系。按照上述分类，我们依次判断行业间关系类别：（1)行业间同业关系可通过判断两个行业是否相同来识别。（2）对于行业间上下游关系判别，参考Hoberg和Phillips（2 0 16）、Fr e s a r d 等（2 0 2 0）的做法，本文基于投人产出表计算行业i与行业j的上下游关联系数v,来识别行业间上下游关系。与Hoberg和Phillips（2 0 16）、Fr e s a r d 等（2 0 2 0）的做法一致，本文将上下游关联系数识别临界值设定为1%，如果v;大于1%，则行业i、行业j之间存在上下游关系。（3）若两个行业间既不存在同业关系，又不存在上下游关系，则两个行业为跨界关系。第三步，构建反映上市公司跨界投资情况的指标。基于第一、二步获取的投资双方行业信息和行业间关系，如果上市公司所属行业与被投资企业所属行业存在跨界关系，则上市公司进行了跨界投资。基于此，分别度量上市公司是否进行跨界投资（Cbi）以及上市公司跨界投资的金额。其中，Cbi是指上市公司是否进行跨界投资的虚拟变量，如果上市公司进行了跨界投资，则Cbi为1；否则为0；即Cbi为1的样本具体包括以下四类：（1)仅进行跨界投资的样本，（2)既进行跨界投资、也进行同业投资的样本，（3)既进行跨界投资、也进行上下游投资的样本，（4）同时进行跨界投资、同业投资和上下游投资的样本。对于跨界投资金额，为138审计研究2023.年5 期了缩小量纲影响，本文将其进行对数化处理构成上市公司跨界投资程度指标（Criamo）。对于假设2，解释变量为反映上市公司控制类跨界投资情况、非控制类跨界投资情况的指标，即控制类跨界投资程度（Ccriamo）和非控制类跨界投资程度（Ncriamo）。具体来说，本文将跨界投资金额区分为控制类跨界投资金额、非控制类跨界投资金额，并对上述金额进行对数化处理以构建Ccriamo和Ncriamo。3.控制变量借鉴已有文献（Simunic，198 0；D e m i r k a n 和Zhou，2 0 16；杨德明和陆明，2 0 17；李馨子等，2 0 19；杨肃昌和马亚红，2 0 2 0），本文选择公司规模（Size）企业业绩（Roa）、财务杠杆（Lev）、应收账款与存货占比（A r i n v）上市年限（Age）两职合一（One）股权集中度（Top1）管理费用率（Mfee）是否为国际四大（Big4）前一期审计意见（LagAo）作为控制变量。此外，根据统计，在本文的样本中，有十分之一左右的企业，其所属行业在样本期间发生了变更，因此，本文同时控制了年份（Year）行业（Hy）公司（Code）固定效应以消除未观测到的特征。相关变量及其定义详见表1。表1变量定义变量定义Afee审计费用，上市公司公开披露的审计费用*10 0 0 0/总资产Cbi上市公司是否进行跨界投资，如果进行跨界投资取1，否则为0Criamo上市公司跨界投资程度，跨界投资金额加1取自然对数Ccriamo上市公司控制类跨界投资程度，控制类跨界投资金额加1取自然对数Ncriamo上市公司非控制类跨界投资程度，非控制类跨界投资金额加1取自然对数Size公司规模，总资产的自然对数Roa企业业绩，总资产收益率，净利润/平均总资产Lev财务杠杆，负债总额/资产总额Arinv应收账款与存货占比，（应收账款+库存商品）资产总额Age上市年限，上市年限加1的自然对数One两职合一，如果公司董事长同时担任总经理，赋值为1，否则为0Top1股权集中度，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Mfee管理费用率，管理费用/营业收入Big4是否为国际“四大”，若计师事务所为国际“四大”，取值为1，否则为0LagAo前一期审计意见，若前一期财务报表被出具非标审计意见，取值为1，否则为0（三）模型设定为了验证本文假设1，构建模型（1）进行检验：Afee=+,Cbi/Criamo+X+8（1其中，被解释变量Afee为上市公司i第t年的审计费用，解释变量为上市公司i第t年的跨界投资情况，分别用Cbi和Criamo两个指标衡量；X为上市公司i第t年的若干控制变量，8 为残差项，本文也控制了年份、行业、公司的固定效应为了验证本文假设2，构建模型（2）进行检验：Afee=o+,Ccriamo+,Ncriamo+X+2其中，被解释变量Afee为上市公司i第t年的审计费用，解释变量Ccriamo和Ncriamo分别为上市公司i第t年的控制类跨界投资程度和非控制类跨界投资程度，X为上市公司i第t年的若干控制变量，为残差项，本文也控制了年份、行业、公司的固定效应。由于Ccriamo、Nc r i a mo 存在量纲差异，为了有效地比较两种形式的跨界投资对审计费用的影响大小，本文对Ccriamo和Ncriamo分别进行标准化处理，并同时纳人回1392023年5 期审计研究归方程进行检验。四、检验结果与分析（一）描述性统计分析表2 为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从表2 中可以看出，Cbi和Criamo的均值分别为0.5 7 3和10.5 8 5，标准差为0.4 95 和9.30 7，这说明上市公司中跨界投资已经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平均来说，超过一半（5 7.3%）的上市公司进行了跨界投资，并且上市公司之间的跨界投资程度存在较大差异；另外，Ccriamo和Ncriamo的均值分别为9.34 4 和4.8 8 9，这说明，平均而言，上市公司进行控制类跨界投资的程度更大。表2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变量样本量均值标准差最小值中位数最大值Afee211403.1282.5410.0942.44322.966Chi211400.5730.4950.0001.0001.000Criamo2114010.5859.3070.00015.81123.261Ccriamo211409.3449.3380.00013.19723.038Ncriamo211404.8897.9450.0000.00021.913Size2114022.2771.29819.43222.10027.468Roa211400.0370.070-0.4680.0370.244Lev211400.4290.2040.0460.4190.990Arinv211400.2660.1650.0000.2470.794Age211402.1920.7830.0002.3033.367One211400.2800.4490.0000.0001.000Top1211400.3420.1450.0830.3200.752Mfee211400.0950.0890.0070.0730.971Big4211400.0560.2300.0000.0001.000LagAo211400.0250.1550.0000.0001.000（二）基本检验结果表3展示了假设1的检验结果。从统计意义上来看，关键解释变量Cbi和Criamo的系数均显著为正（均至少通过了5%的显著性水平）；从经济意义上来看，Cbi的系数为0.0 5 9，意味着相较于未进行跨界投资的上市公司，进行跨界投资的上市公司审计费用平均增加了5.9%；Criamo的系数为0.0 0 5，意味着上市公司跨界投资程度每增加一个标准差，使得审计费用的提升幅度相当于样本标准差的1.8%。上述结果说明，无论是在统计意义上还是经济意义上，上市公司进行跨界投资会显著提高审计费用，假设1得以验证。表4 展示了假设2 的检验结果，从表4 中可以看出，在纳人了年份、行业以及公司固定效应后，Ccriamo的系数显著为正（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而Ncriamo的系数并不显著。上述结果表明，跨界投资对审计费用的正向影响主要体现在控制类跨界投资中，假设2 得以验证。表3跨界投资与审计费用AfeeAfee变量变量(1)(2)(1)(2)Cbi0.059*(2.29)IndustryYesYesCriamo0.005*(3.18)CodeYesYes140审计研究2023年5 期续表AfeeAfee变量变量(1)(2)(1)(2)Constant44.991*(104.65)45.063*(104.53)样本量2114021140ControlsYesYesadj.R?0.8960.896YearYesYes注：括号内的数值为根据公司个体进行聚类调整的t值；*、*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显著性水平；下同。表4跨界投资的不同形式与审计费用AfeeAfee变量变量(1)(1)Ccriamo0.099*(7.71)IndustryYesNcriamo0.005(0.39)CodeYesConstant45.530*(104.68)样本量21140ControlsYesadj.R?0.896YearYes（三）稳健性检验1.更换跨界投资度量方式为了缓解对跨界投资度量方式的担忧，参考已有文献（Hoberg和Phillips，2 0 16；Fr e s a r d 等，2 0 2 0）的做法，本文还采用另外两种方式来度量上市公司跨界投资情况、控制类跨界投资程度和非控制类跨界投资程度。（1）衡量上市公司跨界投资金额占总资产的比例（Croinvamoper）控制类跨界投资金额占总资产的比例（Cc r o i n v a mo p e r）以及非控制类跨界投资金额占总资产的比例（Ncroinvamoper）；（2）将研究设计中V,的识别临界值由1%变为5%，基于5%的临界值来重新构建反映上市公司跨界投资情况、控制类跨界投资程度和非控制类跨界投资程度指标：上市公司是否进行跨界投资（Cbi5）和上市公司跨界投资程度（Criamo5）上市公司控制类跨界投资程度（Ccriamo5）上市公司非控制类跨界投资程度（Ncriamo5）。表5、表6 分别展示了替换跨界投资衡量指标后对假设1、假设2 的检验结果，结果表明假设1、假设2 在主要变量的测算方法上是稳健的表5跨界投资与审计费用（替换跨界投资的衡量指标）Afee变量(1)(2)(3)Croinvamoper0.388(1.74)Cbi50.194*(7.00)Criamo50.003(1.70)Constant44.945*(104.74)44.564*(103.32)44.893*(104.60)ControlsYesYesYesYearYesYesYesIndustryYesYesYesCodeYesYesYes样本量211402114021140adj.R?0.8960.8960.896表6跨界投资的不同形式与审计费用（替换跨界投资的衡量指标）Afee变量(1)(2)Ccroinvamoper0.151*(2.68)Ncroinvamoper-0.047*(-2.62)Ccriamo50.214*(14.77)Ncriamo5-0.006(-0.46)Constant45.020*(104.77)46.632*(105.85)ControlsYesYesYearYesYesIndustryYesYesCodeYesYes样本量2114021140adj.R?0.8960.8971412023年5 期审计研究2.工具变量法借鉴黄俊等（2 0 2 1）的做法，本文将企业所在省份当年是否被纳入地方巡回法庭管辖范围（Court）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回归分析。表7 检验结果发现，Cbi、Cr i a m o 的系数仍显著为正（均通过了0.0 5 的显著性水平），本文的核心假设是稳健的。此外，为了缓解工具变量非完全外生问题，本文通过将企业经营行为、管理层寻租行为这些可能的渠道纳人工具变量估计模型进行检验的方法、近似零方法以及置信区间集合方法（Co n l e y 等，2 0 12），检验工具变量估计结果的稳健性（表略），结果显示，即使在工具变量非完全外生的情形下，本文的核心结果大体上仍是稳健的。表7跨界投资与审计费用（工具变量检验）第二阶段第二阶段变量Afee变量Afee(1)(2)(1)(2)Cbi5.367*(2.08)IndustryYesYesCriamo0.278*(2.19)CodeYesYesConstant44.953*(11.38)47.606*(9.59)样本量2114021140ControlsYesYesadj.R?0.6410.652YearYesYes3.对比控制类跨界投资与控制类同业投资假设2 中控制类跨界投资与非控制类跨界投资对审计费用的影响差异可能单纯是由于控制权本身差异导致的，从而削弱了跨界特性的影响。本文采取两种方式以缓解上述担忧：（1)将控制类跨界投资（Ccriamo）与控制类同业投资（Scriamo）同时纳入模型，对比两者对审计费用的影响差异。（2）单独分析仅进行跨界投资且未进行同业投资以及上下游投资的样本中控制类跨界投资（Ccriamo）对审计费用的影响，以及单独分析仅进行同业投资且未进行上下游投资以及跨界投资的样本中控制类同业投资（Scriamo）对审计费用的影响，对比其影响差异。相应结果显示（表略），相较于控制类同业投资，控制类跨界投资对审计费用的影响明显更大，这一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加固了假设2 的结论与意义性。五、影响机制检验前文分析表明，企业进行跨界投资带来了更高的固有风险、控制风险以及审计师努力，审计师会相应收取更高的审计费用。更进一步，上市公司进行控制类跨界投资伴随着更高的固有风险、控制风险以及审计师努力，从而导致更高的审计费用；而非控制类跨界投资具有实物期权的性质，不太可能显著提高审计的固有风险、控制风险，甚至可能会降低审计的固有风险，相应地，审计师努力也不太可能显著地提高，因此也不太可能提升审计费用。为了验证上述作用机制是否成立，本文构建式模型（3）、模型（4）验证上述影响机制：M=o+,Cbi/Criamo+X+(3)M=。+,Ccriamo+,Ncriamo+X+(4)其中，M分别代表固有风险、控制风险以及审计师努力。对于固有风险，本文采用阿特曼（Altman）提出的Z值（Zscore）来衡量审计的固有风险，Z值越小，说明固有风险越高；对于控制风险，参考Demirkan和Zhou（2 0 16）的做法，本文采用上市公司是否收到非标准的内控审计意见这一虚拟变量（Icw）来衡量，如果Icw为1时，说明上市公司存在内部控制缺陷，此时，控制风险较高。对于审计师努力，本文使用审计报告发布时点与公司财年结束时点的间隔天数（Effort）来衡量。由于Icw为二元选择变量，因此，当模型（3）、模型（4）中被解释变量为Icw时，本文采取Logit回归方法，其余均采用OLS回归。表8 是对假设1的影响机制检验结果。表8 第（1）-（4）列中，当被解释变量为Zscore时，Cbi和Criamo142审计研究2023年5 期的系数均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负，当被解释变量为Icw时，Cbi和Criamo的系数均至少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正，这说明，上市公司实施跨界投资会显著提升审计的固有风险与控制风险。表8 第（5）（6）列中，Cbi和Criamo的系数均至少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正，这说明上市公司进行跨界投资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导致审计师努力的增加。以上实证结果支持了前文假设1的合理性。表9是对假设2 的影响机制检验结果。表9第（1）-（2）列中，当被解释变量为Zscore时，Ccriamo的系数显著为负，而Ncriamo的系数显著为正，这意味着，上市公司进行控制类跨界投资会显著提升审计的固有风险，而非控制类跨界投资不太可能显著地影响审计的固有风险，甚至可能起到降低审计固有风险的作用。当被解释变量为Icw时，Ccriamo的系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正，而Ncriamo的系数不显著，这说明，上市公司进行控制类跨界投资会显著提升审计的控制风险，而非控制类跨界投资并不会显著地提高审计的控制风险。表9第（3）列中，Ccriamo的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正，而Ncriamo的系数不显著，这说明相较于非控制类跨界投资，上市公司进行控制类跨界投资会带来更大程度的审计师努力。以上实证结果支持了前文假设2 的合理性。表8跨界投资与审计费用（影响机制检验：固有风险、控制风险、审计师努力）ZscoreIcwEffort变量(1)(2)(3)(4)(5)(6)Cbi0.846(-1.88)0.128*(2.16)1.005*(2.26)Criamo-0.043(-1.66)0.009*(2.76)0.068*(2.68)Constant56.049*(7.46)55.755*(7.40)3.025*5*(4.08)3.181*(4.26)-18.645*(-2.50)-17.763*(-2.38)ControlsYesYesYesYesYesYesYearYesYesYesYesYesYesIndustryYesYesYesYesYesYesCodeYesYesYesYesYesYes样本量211402114021140211402114021140adj.R/Pseudo R0.2300.2300.5430.5430.3980.398表9跨界投资的不同形式与审计费用（影响机制检验：固有风险、控制风险、审计师努力）ZscoreIcwEffortZscoreIcwEffort变量变量(1)(2)(3)(1)(2)(3)Ccriamo-0.410(-1.72)0.070*(2.23)0.688*(2.92)IndustryYesYesYesNcriamo0.429*(2.15)0.024(0.81)0.116(0.59)CodeYesYesYesConstant57.777*(7.62)3.273*(4.30)-17.110*(-2.28)样本量211402114021140ControlsYesYesYesadj.R/Pseudo R?0.2300.5430.398YearYesYesYes六、异质性分析（一）内部治理效率企业内部治理效率的高低会显著影响跨界投资与审计费用之间的关系。具体来说，在内部治理效率较低的上市公司中，管理层更可能出于升职加薪、在职消费、“构建帝国”等自利动机，利用低效、激进的方式进行跨界投资（Kempf等，2 0 17），也更可能为了掩盖跨界投资过程中的不良信息而实施财务舞弊、欺诈行为，这些行为会导致更高的重大错报风险，最终带来审计费用的增加。对此，本文使用管理费用率作为判1432023年5 期审计研究别上市公司内部治理效率的潜在依据。表10 是按照上市公司内部治理效率将样本分为两组分别对假设1进行分组回归的结果，从表10 可以看出，在内部治理效率低的样本中，Cbi和Criamo的系数均显著为正（均至少通过了5%的显著性水平），而在内部治理效率高的样本中，Cbi和Criamo的系数均不显著。上述结果说明，当上市公司的内部治理效率越高时，跨界投资与审计费用的正向关系会被削弱。表10跨界投资与审计费用：内部治理效率的影响AfeeAfee变量内部治理效率低内部治理效率高内部治理效率低内部治理效率高(1)(2)(3)(4)Cbi0.102*(2.38)0.038(1.20)Criamo0.008*(3.12)0.003(1.54)Constant53.076*(71.34)37.560*(64.89)53.181*(71.33)37.611*(64.74)ControlsYesYesYesYesYearYesYesYesYesIndustryYesYesYesYesCodeYesYesYesYes样本量10576105641057610564adj.R20.8890.9200.8890.920系数差异检验（经验p值）0.090.01（二）外部治理强度分析师是上市公司外部治理机制的一种重要方式。Chen等（2 0 15）认为分析师可以抑制高管代理问题，约束管理层的掏空行为。当分析师的外部治理强度强时，高管出于私利进行有损企业价值的跨界投资行为的可能性会降低，同时也会降低利润操纵的程度，因此，审计的重大错报风险会有所降低，这就会降低审计费用。对此，本文使用分析师跟踪人数作为判别上市公司外部治理强度的潜在依据。表11是按照上市公司外部治理强度将样本分为两组分别对假设1进行分组回归的结果，从表11可以看出，在外部治理强度较弱的样本中，Cbi和Criamo的系数均显著高于外部治理强度较强的样本中的系数。上述结果说明，当上市公司外部治理强度强时，跨界投资与审计费用的正向关系会被削弱。表11跨界投资与审计费用：外部治理强度的影响AfeeAfee变量外部治理强度强外部治理强度弱外部治理强度强外部治理强度弱(1)(2)(3)(4)Cbi0.052(1.82)0.119*(2.48)Criamo0.004*(2.59)0.009*(3.09)Constant34.590*(60.30)53.216*(66.94)34.656*(60.31)53.348*(66.86)ControlsYesYesYesYesYearYesYesYesYesIndustryYesYesYesYesCodeYesYesYesYes样本量11,6539,48711,6539,487adj.R?0.8990.8970.8990.897系数差异检验（经验p值）0.090.04144注当以Flev为被解释变量时样本量有所损失；下同0.8620.8620.2600.260adj.R220,60220.60221,14021,140样本量CodeYesYesYesYesIndustryYesYesYesYesYesYesYearYesYesYesControlsYes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