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海港检疫体系的建立及调整.pdf

摘要：近代中国对海港检疫的主权意识、民族意识不断增强。中国海港检疫从开始作为地方事务，转变为国家卫生主权和职能的一部分。海港检疫的实施主体由洋人变成中国政府人员，这是中国政府争取收回利权的斗争取得胜利的重要标志。中国政府实现自主施行检疫，接收和重组各地海港检疫机构，建立和完善各项海港检疫制度，重视加强国际卫生合作，推动了中国海港检疫体系化、制度化和国际化的进程。关键词：近代中国；海港检疫；体系；卫生防疫近代中国海港检疫体系的建立及调整黄良俊作者简介：黄良俊，博士，宁德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闽东特色乡村振兴之路研究中心讲师；收稿日期：2023-05-23。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近代中国海港检疫体系的构建及其影响研究”（项目编号：21BZS099）；福建省创新战略研究计划项目“近代中国海港检疫体系的构建及其现代化研究”（项目编号：2021R0133）；宁德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专项“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逻辑理路和实践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022ZX101）；宁德师范学院师范教育亮色工程专项“习近平人民健康观融入高校思政教学研究”（项目编号：2022ZX212）；宁德师范学院创新团队项目“新时代卫生健康理念融入思政教育的创新途径研究”（项目编号：2020T07）；宁德师范学院引进人才科研启动项目“近代海港检疫体系构建的防疫作用和历史经验研究（1873-1949）”（项目编号：2020Y021）。近代以来，清政府长期对检疫事业的重要性浑噩无知，更没有意识到海港检疫属于国家主权范畴，任由列强控制中国海港检疫权。随着海外商业贸易的发展，疫病也随着人员交流扩散到世界各国，海港检疫的重要地位日益凸显，各国海港有必要加强对船舶、货物、人员等进行检疫，这就为现代海港检疫体系的建立创造了必要条件。各国政府面对疫病威胁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为保护公共利益而可能牺牲部分商业和个人利益，“无论是隔离检疫和预防接种，还是住房改革和卫生、安全的用水系统，这些措施都为其他形式的社会治理开辟了道路”1，但并不是所有国家都能经历这样的过程，殖民地国家面对疫病威胁，难以建造公共卫生系统和将微生物学、医学理论应用于实践，而是完全由殖民列强决定投入资源的方式和地点。列强凭借不平等条约享有种种特权，尤其是滥用治外法权，不会心甘情愿放弃其掌握的海港检疫权。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背景下，近代中国政府试图收回海港检疫权，建立和完善中国海港检疫体系，这种过程必将十分曲折。一、中国政府争取海港检疫主权的原因海港检疫主要是防止疫病在国家和地区之间传播，在海港设置检疫机关，根据世界疫情形势，对疫区的人员、船只、货物等进行防疫检疫。实施海港检疫是行使国家主权的象征。每一个主权国家都应通过设置检疫机构，执行检疫制度，防止疫病的传播，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一）列强利用检疫特权侵害国民权益鸦片战争以后，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攫取了海港检疫特权，造成一方面国人的卫生检疫权益无法保障，另一方面国人因不公正的检疫措施而备受欺凌。1908年11月29日，在一艘英国太古洋行经营的“佛山”号轮船上，一名中国乘客无故被收票员踢死，立即引起广大乘客的愤怒。中国地方政府与英国领事进行交涉，而英领事竟以法籍医官的检验报告称“死者曾患热症,在香港上船时病已甚危”2，进行推卸责任，因而此案得不到公正的解决。1910年10月，上海租界发生鼠疫，工部局随即对染疫华人街区的房屋、病患以及接触者等实行强制性检疫、防疫措施。这种针对华宁德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3期总第146期宁德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3期人的单方面强制性检疫措施，带有明显的种族偏见，不论男女，不论是否确诊疫症，凡是疑有患病者都被强行隔离和消毒，引起了恐慌和骚乱。华人上层社会和华人组织纷纷要求暂停洋人单方面的查验，上海道台刘燕翼致函英国驻沪总领事：租界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租界华人是中国国民，华人的生活习惯和心理气质与西人不同，近代西方的检疫、防疫措施不适用于华人，强行检疫、防疫会造成华人无法安居乐业和社会骚乱，上海贸易也将受严重影响。3上海地方官员和上层华人对民众进行安抚，防止华界出现类似的骚乱。因此，如果中国海港检疫任由领事、税务司及洋医全权办理，在中国内地发现传染病流行时，“彼则诸方取缔，除防范外延，或藉口办理不善，固意阻拦，以致疫氛常因此而大展，尚呼吾国为东方病夫，只求于外人无碍，吾民生命财产，无所计较，弊端百出”4。总而言之，放任洋人操纵检疫事务必然会损害中国国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二）维护国家主权和形象的需要由于检疫权由外国医官和税务司所掌控，缺乏统一管理，每当疫情发生，洋人只顾自身安全，而丝毫不关心中国民众，这不利于疫情的防控，也损害了中国国家主权。1910年，鼠疫由莫斯科传入哈尔滨傅家甸一带，俄国竟以中国官员防疫不力为借口，强行派重兵干涉。俄国趁火打劫，以保护侨民为名，试图攫取我国的检疫主权。傅家甸离租界较近，俄人为了防止租界受到波及，“乘机干涉傅家甸查疫”“用重兵守住要道，杜绝傅家甸与租界交通”，又将居住在租界内八道街五凤楼的华人“二百六十八人尽锁楼内”，却未尽提供食物的义务。5俄国人针对华人采取的焚毁房屋、烧毁衣物、强行隔离和消毒、甚至驱离等强制措施，引起了国人强烈的不满。正如滨江关道于振翁所述，“疫症传染亟应预防”“于道里华人饭馆、小店向称污秽之区，尤指为最易传染”，傅家甸防疫会缺乏中医人才，而俄国的防疫措施令民众不满，民命关天，形势危急。6满洲铁路公司在大连设立卫生传染病预防设施，专门为满洲铁路职工和驻扎在大连的日本人服务的。“日本人控制的大连传染病院在大连和旅顺地区设立许多临时隔离监视室，接收和治疗病人；还组织灭菌消毒对公共地区、车站及码头进行消毒。”7日本人试图利用卫生防疫加强殖民统治，以弱化中国地方管理。1929年10月，美国政府借口上海曾有脑膜炎流行，擅自派遣医官邓博卡驻沪检疫，伤害了我国的卫生行政主权和民族情感，上海卫生局表示抗议，收回开具检疫证明之权，“指派卫生试验所承办，即美商海船船员亦受卫生试验所之检验证明”。8这说明列强绝不甘心检疫大权旁落，并会不断地制造障碍。（三）海港检疫收费可作日常经费中国政府可以自主施行海港检疫，在进行预防注射、蒸薰消毒等业务时，依照征费标准征收相关费用，这些收费可以成为检疫经费的重要来源。“吾国人民每年由厦门、汕头赴南洋各埠者，动辄数万，迫纳种痘、挂号、领照等费，每人缴纳手续费三四元，始准上船，所收各费，为数甚巨，均归所谓同盟医团之分润，迨私囊已满，回国时即以此项权利，以重价移交于新接任者，医士皆无专门学识，纳费乃从丰多收，若以此巨款拨作检疫公用，何患经费无着之虞。”9洋人通过控制海港检疫敛财，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经济利益，不利于疫情防控工作的开展，中国完全可以通过实现自主检疫改变现状。根据1926年 巴黎卫生公约 的规定，凡是缔约国都有义务防止传染病的流传，对鼠疫、霍乱、天花、黄热病、斑疹伤寒等患者均须被隔离，接触者须受监视，个人物品须经消毒，船只须经蒸薰，船员及旅客须种牛痘或注射防疫针。10其中所列各类事项的收费，颇为可观。远东、近东“船舶所属国领事参与检疫”，而中国没有专门的检疫机关，也不能禁止船舶所属国领事干预检疫，“汕头赴南洋之华侨须经该处领事团所指定之医生种痘，每人收费一元，每年损失不下三十余万元”11。中国可以通过海港检疫各项收费，来满足检疫经费和添置设备费等项，从而提升海港检疫工作水平。（四）民族民主意识的兴起和推动海权关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近代中国由于丧失了海权，灾难才会接踵而至。孙中山强调，国力盛衰强弱的关键在于海权，主张“对外要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海关、租界和领事裁判权”12。辛亥革命以后，民族民主运动空前高涨。1923年1月，广东人民掀起收回海港检疫权的爱国运动。孙中山不惧外国军舰的武力恫吓，复照北京外交使团，批驳帝国主义的谬论。1925年6月，爆发了省港大罢工，这场反帝爱国运动直接推动了广州市当局收回海港检疫权。1929年2月，伍连德向中央卫生委员会提议：“蓋海口检疫云者，为国家-732023年9月行政之主要国际防病之一种，客观之，则一国与他国防其互相传染，以保护世界人类，实际则为国人设保障，拒外疫之来侵，谋国民之幸福。海口检疫为国家要政，若归外人包办，徒予外人利益，有害民生，大失国体，应即收回。”13二、近代海港检疫制度的引建与完善海港检疫制度的建立是近代中国施行海港检疫的法理准则，对控制疫病流行具有重要作用。早期的海港检疫由海关操纵，检疫负责人均是洋人，检疫制度也是由海关颁布。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建立一套完整的海港检疫制度体系成为大势所趋。（一）海关监管初期海港检疫制度的初步引建在洋务运动的推动下，“西学东渐”的形势得到发展。从18世纪70年代开始，各口岸就开始仿照西方颁布了一些检疫章程。西方的防疫法规开始不断植入中国社会，近代中国政府的本土防疫随之兴起。中国的海港检疫起始于1873年，当时为了防止东南亚霍乱等传染病传入，上海、厦门海关先后施行港口检疫。1873年8月，江海关颁布上海口各国洋船从有传染病症海口来沪章程，规定了8条检疫实施条款。14紧随其后厦门关税务司拟订 厦门口岸保护传染疫症章程 3条，并在1882年进行改订。1883年汕头海关也仿照施行。1894年香港、广州鼠疫流行以后，一些海关也相继设立检疫机构。1894 年宁波、1895 年天津、1898年营口、1900年牛庄、1902年汉口、1909年秦皇岛、1911年广州等港口都颁布了类似的检疫条例或章程。在1910-1911年东三省鼠疫流行期间，安东、芝罘、牛庄、天津等港口也陆续采取检疫措施，并修订检疫条例，这些无疑有利于控制霍乱、鼠疫等疫情。15然而，清政府并不能完全自主订立防疫章程，以安东及大东沟防疫章程为例，该章程“系经海关监督核准，当地领事团同意，由外务部及外交使团批准”16。（二）海关监管后期海港检疫制度的规范化随着卫生防疫法规的日益完善，机构设置的规则、条例也随之颁布，近代卫生机构设置逐步走向制度化、规范化。1918年1月，北洋政府公布了检疫委员会设置规则。1928年11月，国民政府行政院下设卫生部，试图建立统一的中央卫生行政体制，整顿全国海港检疫。17南京政府成立后，1928年12月，卫生部颁布试行 全国卫生行政系统大纲，其规定“海陆港检疫所直接受卫生部之指挥监督”“海陆检疫所所长之任命由卫生部分别提经行政院提请政府行之”“海陆检疫所之组织由卫生部另呈定之”。181930年3月15日，中央防疫处组织条例 获得通过，规定中央防疫处直隶卫生部，负责办理“关于传染病之研究、讲习及生物学制品之制造、检查、鉴定”事项。191930年8月19日，卫生部颁布了 海港检疫所组织章程，其规定“各海港检疫所直隶于卫生部，掌理检疫船只、预防疫症传染事项”，20这为全国组织和建立海港检疫机构提供了法律依据。（三）南京国民政府统管时期海港检疫制度的日益健全1930年 6月 28日，卫生署公布了 海港检疫章程，这是近代中国第一部全国统一的检疫法规，这标志着我国开始收回海港检疫权。此后，卫生署陆续颁布 海港检疫消毒蒸薰及征费规则海港检疫标式旗帜及制服规则 等法规，中国海港检疫由此步入正轨。1941年12月12日，“为集中防疫力量，增进防疫效能，联合推进战时军民防疫工作起见”，21国民政府卫生署颁布 战时防疫联合办事处组织办法草案，以便建立战时联合防疫机构。1946年3月20日以后，卫生署陆续公布实施了 交通检疫实施办法 卫生署检疫所交通检疫征费规则 海港检疫所消毒蒸薰规则 海港检疫所组织章程 海港检疫所仓库货栈蒸薰除鼠及消毒征费规则 和 航空检疫章程草案 等。这个时期的卫生检疫法规，基本上对检疫机构的建制、权利、义务等进行明确的规定。三、近代海港检疫机构的建立和调整近代中国海关长期由列强所控制，洋人享有治外法权，清政府无权过问。为维护国家主权的独立与平等，国民政府开始收回海港检疫主权。全国海港检疫管理处成立后，国民政府接管和重组各地海港检疫机构，逐步建立全国海港检疫机构体系。（一）清末海港检疫机构的初步建立19世纪后半叶，殖民列强在我国口岸设立卫检机构，对来往船舶施行检疫，并对输出华工进行健康检查。221864年，为适应洋务需要，山海关道台衙门被清政府迁往营口，随后在营口成立的海关开始兼办检疫事务。1866年，为了满足洋人通商的要求，打狗港（今淡水）检疫事务开始由英国人曼逊担任海关医官。据报告记载，1872年，海黄良俊：近代中国海港检疫体系的建立及调整-74宁德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3期关当局曾对驶入营口的有天花病患的船只实施禁闭隔离。231873年，为防止马来群岛等地霍乱传入，上海、厦门两地海关颁布检疫规则，对进口的船只施行检疫，这标志着中国近代海港检疫的开始。然而，清“新政”以前，中国的海港检疫完全是仿西制而建，受西方所控制。1910年，面对突如其来的东北疫情，直接威胁清廷的统治，清政府不得不派遣医官前往防控疫情。正是残酷的现实迫使清政府认识到“防则生不防则死”的道理，近代中国一场近代防疫战争才正式拉开帷幕。24当时疫情形势严峻，为防止疫情传入关内，清政府在山海关设立检疫所。1911年，万国鼠疫会议之后，于哈尔滨建立了东三省防疫事务处，并先后在哈尔滨、三姓、拉哈苏苏、大黑河、满洲里、丹东、营口等处设立防疫医院和检疫所。（二）民国前期海港检疫机构逐步健全根据万国鼠疫会议的要求，1912年，东三省防疫事务总处正式成立，它成为中国最早的近代地方公共卫生防疫机构，这也是中国自主实施近代检疫重要标志。随后，北洋时期社会动荡，政府无暇顾及卫生工作，统一的中央卫生防疫体系仍未建立，各海港章程依然自搞一套。1917-1918年，山西鼠疫夺走了16000人的生命，促成1919年中央防疫处的成立。1920-1921年东北鼠疫的防治成功，使中国的防疫技术和成就获得外国同行的认可，为国人赢得民族自尊心，有利于推动自主检疫的进程。1922年12月10日，北洋政府成立青岛卫生检疫所，初名胶澳商埠督办公署海港检疫所，隶属胶澳商埠港政局。251923年，青岛检疫所收归地方政府管理。1926年，在省港大罢工的影响下，广州市卫生局收回广州海港检疫所的卫生检疫权。1930年7月1日，国民政府在上海成立海港检疫管理处，同时收回上海海港检疫所，任命伍连德为处长并兼任上海检疫所所长，统一管理全国各海港检疫事务。1931-1936年间，国民政府又陆续收回了厦门、牛庄、安东、天津、塘沽、秦皇岛、汕头等海港检疫所。至此，全国范围的海港检疫机构体系基本建立。（三）抗战时期海港检疫机构的调整抗战期间，难民流动和军队调动会大大增加疫病传播的风险。随着国统区面积不断缩小，沦陷区的海港检疫机构相继被日军强占。因此，国民政府加强卫生防疫关乎抗战大局。1938年春，卫生署成立医疗防疫队，巡回于交通沿线，协助军医署办理抗疟及输血等工作。1938年10月，国民政府将仅有的、实际控制的武汉检疫所改组为汉宜渝检疫所，由其负责监控长江上游地区传染病的传播，并开始兼办滇边检疫事务。自 1939 年起，随着大后方公路交通日趋重要，且沿路缺乏卫生设施。为了军事需要和防控传染病，卫生署便先后在中越、中缅陆路交通干线设立流动医疗防疫队和公路卫生站。1939 年，国民政府设立蒙自、腾越检疫所。1940年 2月，又成立畹町检疫所。261940年 5月 2日，卫生署召开全国防疫会议，6月1日，由卫生署、军医署、后方勤务部卫生处、中国红十字总会救护总队部四机关联合组成的战时防疫联合办事处正式成立，“负责办理疫情传递、防疫设计及实施指导事项，俾便全国各防疫机构能有密切联系”27。随着中印航线空运日益繁忙，国民政府遂于1943年7月开办航空检疫，此为中国航空检疫之肇始。（四）抗战以后海港检疫机构的恢复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陆续接管各地的海港检疫机构，中国的卫生检疫体系开始逐步恢复。国民政府相继接收了上海、广州、山海关检疫所，在东北设大连检疫总所，下设营口、葫芦岛分所，将汉宜渝检疫所改组为长江检疫所，兼办九江、湖口的鼠疫检疫，重建了厦门、汕头检疫所，增设了福州、青岛、海口检疫所，还收复成立了台湾省检疫总所。28台湾省光复后，检疫工作归该省交通处接收，成立台湾省检疫总所，下设基隆、淡水、台中、旧港、布袋、安平、台东等海港检疫所。国民政府接收并成立津塘秦检疫所，下设塘沽、秦皇岛两检疫所，在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后，津塘秦海港检疫所正式由军委会卫生接管处接管。29为了应对突发疫情，国民政府还临时设置检疫机构。1946年4月，为防止近日东北鼠疫传入关内，北平卫生局特于山海关设立检疫机构。301949年 4 月，国民政府首次设置陆路卫生检疫机构。由此形成了中国陆、海、空卫生检疫工作全面开展的新格局。1949年7月，撤销台湾省检疫总所，其所属各海港检疫所直属卫生处。四、海港检疫工作的开展和经费来源海港检疫机构是执行卫生检疫事务的主体。只有中国政府提供经费支持，才能保障海港检疫机构有效运行。只有加强疫病防治研究，才能为-752023年9月海港检疫机构办理检疫事务提供科学依据。同时，海港检疫工作具有国际性，任何一个国家不能靠单打独斗的方式控制疫情，都离不开国际社会的真诚帮助和精诚协作。疫情防控具有社会性，海港检疫机构的防疫工作离不开社会团体组织的配合和支持。（一）检疫经费的来源和使用清末民初，海港检疫既非地方政府的行政职责，也非独立的行政部门，只是附属于海关，“成为各口岸海关税务司、地方政府与外国领事合作办理的事务”31。海港检疫经费没有固定来源，多采用临时请拨的方式，除了一部分来自业务性收费和地方募捐以外，大部分来自海关拨款。例如，清末东北防疫期间，锡良先后两次向度支部申请共从大连关拨银30万两，还试图通过各地赈捐和银行借款筹集防疫巨款。32在国民政府接管以前，上海海港检疫所由一个退休的英国医生负责，船只的消毒业务被外包给一家洋人公司，检疫经费主要靠其上交的10%收入，还有每年来自租界的赞助，“整体上入不敷出，到伍连德接管时已经负债15万元”33，后来财政部在伍连德的请求下指示海关免去了这笔债务。在伍连德筹备全国海港检疫事务一年多之后，行政院“令知财政部转令总税务司，由上海海关按月拨给三千元以资办公”34。可以看出，按照预算海港检疫管理处每年的检疫经费为36000元。由于国民党新军阀混战，检疫经费迟迟没有拨下来。随着上海港口船只消毒业务全面开展，仅消毒费一项每月收入可达2万元，这些费用除了可以维持正常办公开支外，还可以添置先进的检疫设备和巡艇，使海港检疫工作快速提升到国际水平。然而，国民党内部的党派争斗和利益争夺愈演愈烈，海港检疫处甚至面临着裁撤的风险。1935年10月29日，“奉国府令中央政治会议函，内政部呈为海港检疫处未宜裁撤，其经费拟由上海海港检疫所岁入项下坐支，复据卫生署函请免予裁撤，拟缩减该处经费为年支二万四千元”35。海港检疫所能够缩减经费而得以保全，实质上是各派妥协的最好结果。（二）开展疫病防治研究查明疫病暴发的原因和传播路径，是制定疫病防控对策和阻断疫病继续流行的重点。世界各地的细菌学和流行病学专家从事了相关流行学和病理学研究。1894年6月，耶尔森来到香港实地研究鼠疫，他认为患者尸体的淋巴肿块应该存在病原体，并从中发现高浓度的鼠疫杆菌，“还发现了病菌与家鼠的关系以及人鼠间可能的联系”，“但并没有找到跳蚤和病菌传播的关系”。36尽管如此，耶尔森的重大发现为鼠疫防治提供了细菌学和病理学基础。伍连德负责东北两次鼠疫大流行的防治工作，对鼠疫的病原分析、传播路径、传播介质、流行情况等展开调查，确定了鼠疫的病原最早来自旱獭，经人从旱獭感染鼠疫杆菌而后演变为人间传播的肺鼠疫，为鼠疫的流行病学和防治工作做出了巨大贡献。流行病学专家在上海、广州、汉口、厦门、秦皇岛等港口城市开展鼠蚤研究，调查鼠蚤与鼠疫传播的关系。鼠蚤研究最早开始于1931年末，由上海开始逐渐扩展至其他港口。上海鼠蚤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即鼠疫未曾立足于上海，将来如南北情形无剧烈之变迁，或于 X.cheopis（角叶蚤科，cheopis蚤较易感染鼠疫杆菌）之季节昌盛外，无其他新因，则该疫之流行，甚少可能性也。”37上海的鼠疫与蚤有密切关系，较大的可能性是源于外地疫情的传播。陈永汉研究气象与天花和霍乱的关系，认为“上海天花并不按周期循环”“天花当绝对湿度低时流行”，夏季季风期“绝对湿度与天花流行似无关系”“低雨量与次年天花有密切之联系”“霍乱流行于绝对湿度高于0.4吋时而冬春二季雨量较少，则霍乱或可成大流行”。38（三）发展国际卫生合作中国政府在逐步收回海港检疫主权的同时，也逐步扩大了对外联系的空间。在1925年远东防疫局在新加坡成立以后，远东局顾问委员会建议，国联卫生组织应派遣技术专家与远东政府进行卫生合作，包括与北满鼠疫防治处合作调查肺鼠疫。391925年12月，在国联卫生会主席拉西曼等人的视察和指导下，中国官员越来越重视公共卫生，推动了中国卫生组织和国联卫生组织的进一步合作。1926年1月，中国政府因财政困难，未能与远东局建立合作关系，“开办费因有煤油大王的捐款，可以不成问题，但其经常费，则有赖远东各国的捐助”。40为此，伍连德曾从华侨处获得六千元捐款给该局，使得中国医药界与国联仍有保持联络。直到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中国才逐步与国联卫生组织建立合作关系。1929年1月12日，国民政府设立国际卫生咨询委员会，同月31日聘请拉西曼等三人担任委员，从事指导中国卫黄良俊：近代中国海港检疫体系的建立及调整-76宁德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3期生行政，3月7日国联行政院同意拉西曼原则上接受中国政府的请求。同年9月，国民政府电请国联卫生组织派人来华实地考察，随后拉西曼率专家数人来华。1930年5月，国联行政院同意中国政府和国联卫生股合作。从 1930年 5月至 1934年末，白雪克代表国联卫生股和中国政府卫生署在技术上协力合作。41国际检疫合作最主要的是要实现国家间疫情的收集与共享，从而及时准确地获得疫情信息，提高检疫的效率和功能。伍连德积极推进与国联卫生组织的各项合作，其中包括疫情通报业务，这改变了以往国际检疫合作几乎为零的局面。1933年3月21日，伍连德参加了国联卫生组织东方事务局顾问委员会会议，提出了增加疫情通报港口的要求。同年11月，东方事务局主任巴克博士来沪商定改变疫情通报和传递方法，决定自1934年1月起中国各港在流行期间每周以无线电报告一次，疫终后不再报告，而新加坡东方事务局除每周以无线电报告外，还须以书面方式寄送至中国各检疫所及其他合作各处。42海港检疫管理处则对外承诺提供上海地区的疫情周报，还创办 中国各港传染病周报，收集中国各港每周疫情，以便各处共享。国际间疫病情报网和国内疫情报告机制的建立，对防控疫情尤为重要，它不仅可以及时准确地传递疫情信息，而且有助于提前做好疫情防控的准备，大大降低了疫病传播扩散的概率。1937年冬，国联卫生组织应中国政府的请求，决定对华医疗援助，并于11月中旬起陆续派遣3个防疫队前来中国。43随后，国联卫生组织还组织防疫组、派遣防疫专家来华，“分在西北、长江流域及华南三处实施防疫工作”44。（四）联合民间团体协同防疫每当疫疠暴发时，政府通常会联合各机关团体组成临时防疫会，采取各项措施防止疫情扩散，自来水公司、卫生试验所、卫生事务所、海港检疫所、公安局、医院、商会、医会、公所、善堂等参与其中，但不同疫情不同地方的联合机构有所不同。1936年6月4日，南京市各慈善团体召开夏令防疫联合会，成立联合办事处，体善堂、乐善堂、慈善会、仁育堂等对防疫宣传、疫情报告、疫苗注射、检查化验、药品发送、病员收容等事项分工协作，以期预防和控制疫情。45善堂是民间防疫赈灾的重要力量，操办卫生防疫、医疗救护、赠药施粥、收容安置等善举。善堂还与红十字会等社会团体联合，以便赈济灾黎。46尽管多数善堂的规模小、影响不大，但仍是义赈、官赈的重要补充。1947年3月，卫生局特别发起成立上海市防疫委员会，由卫生局、警察局、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分会、上海海港检疫所、医师公会、新药业公会、医院联合会、上海市民政处、军医处驻沪办事处等机关组织构成，加强办理传染病调查、预防及治理。国民政府成立临时防疫会，原想集合各机关之力共同扑灭疫疠，但在其执行上却存在很大的缺陷，难以完成其所应负的使命。一般防疫委员会机构存在以下缺点：单位过多，会议召开不易；权能兼于一身，运用必多迟滞；专家政治，不易实行；公文发行，难免有误时机。47防疫工作颇为复杂，牵涉的范围广大，单纯依靠防疫机关恐难以达到防疫效果，但是若完全依赖其他团体机关，实则本末倒置。因此，卫生防疫机关应作为主体力量，与政府机关和人民团体紧密合作，积极利用有关的医药卫生设施，以求防疫工作合理和有效地开展。总体而言，防疫会、救济会、卫生会、公所、善堂等机构和团体的组成不同、职能各异，几乎涵盖了卫生防疫的各个方面，共同构筑了民间防疫救护体系。五、结语疫病始终威胁和考验着近代中国，客观上推动了中国疫病治理的制度化和全球化进程。中国海港检疫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不仅包括疫病防治、隔离、检验等一系列措施，还包括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防疫观念的转变和人才的培养等内容。实现海港检疫制度的现代性成为中国建设现代国家的重要内容和目标。从制度层面上讲，现代医疗制度的特征是国家介入地方组织进行统一规划。传统社会瘟疫治理的制度性经验措施尤为重要，即建立以国家力量为主导的防控体系之余，通过各种机制动员民间自主救治能力，促成社会智慧的充分运用，在治理瘟疫中发挥出最大的社会合力效果。48中国海港检疫近代化的过程，经历了从照搬仿行到选择性“移植”，然后进入自主实施的适应性过程。国民政府希望通过海港检疫的国际化与现代化，获得国际社会对中国国际地位的认可。虽然旧中国的海港检疫实现了从无到有的转变，但是当时中国的卫生防疫工作是极端落后的，防疫机构和设施不完备，缺医少药，研究水平低下，霍乱、鼠疫、天花、疟疾等传染病流行，被夺去的生命难计其数。-772023年9月注释：1美托马斯 J.博伊基：瘟疫与发展的悖论，张昱乾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22年，第27页。2刘荣伦：孙中山悬壶济世，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8年，第97页。3胡成：医疗、卫生与世界之中国（1820-1937），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206页。4913 伍连德提议收回海口检疫权，新闻报 1929年2月23日。5 哈尔滨检疫之苛扰，神州日报 1910年12月6日。6 锡督关心哈埠防疫事宜，顺天时报 1910年12月9日。7HealthandSanitation,APictorialRecordoftheQingDynasty:ManchurianRailway,CengageLearningAsiaPte.Ltd.,2009:45.8 卫生局收回检疫权：美医官服从正义美船员亦受检验，民国日报 1929年10月20日。10伍长耀：最近海港检疫概论，伍连德、伍长耀编：海港检疫管理处报告书（第3册），上海图书馆馆藏，上海：大美印刷所，1933年，第31页。11国民政府内政部编：内政公报（第1卷5-8），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1928年9月，第543页。12 孙中山全集（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564、337页。14 中国海关通志 编纂委员会编：中国海关通志（第2分册），北京：方志出版社，2012年，第1104页。15黄光璧主编：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092页。16刘利民：近代海港检疫权的丧失及其危害探论，历史教学 2018年第14期。17张大庆：中国近代疾病社会史（1912-1937），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01页。18 全国卫生行政系统大纲，行政院公报 1928年第8期。19 中央防疫处组织条例，民国日报 1930年3月18日。20 海港检疫所组织章程，卫生公报 1930年第9期。21 战时防疫联合办事处组织办法草案，广东省政府公报 1942年第828期。22李敏：出入境检验检疫实务，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4页。23上海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编著：中国卫生检疫发展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6页。24焦润明：清末东北三省鼠疫灾难及防疫措施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49页。25 民国山东通志 编辑委员会编：民国山东通志（第1册），济南：山东文献杂志社，2002年，第53页。26青岛市史志办公室编：青岛市志 卫生志，北京：新华出版社，1994年，第61页。27 战时防疫联合办事处1940-1941年工作报告，民国档案 2022年第1期，第28页。28卢希纯主编：中国出入境检验检疫初探，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9页。29天津市人民政府口岸管理委员会编：天津口岸统计志，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15-116页。30 以防鼠疫蔓延入关：平卫生局函行救署设山海关检疫机构，新生报 1946年4月2日。31杜丽红：近代中国的海港检疫及经费来源，近代史研究 2022年第6期。32杜丽红：清末东北防疫中的“财”与“政”，近代史研究 2020年第6期。33孟久成：苍生大医伍连德，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19年，第237页。34 海港检疫管理处经费案由，行政院公报 1931年第304期。35 检察院训令：第二五八号，审计部公报 1935年第56期。36（美）约瑟夫 P.伯恩：黑死病，王晨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3年，第162页。3738伍长耀：上海之鼠蚤，卫生署海港检疫处报告书（第六册），出版不详，1936年，上海图书馆馆藏，第40、47-49页。39Grant.J.B.Public Health and Medical Events During 1925,Shanghai:The China Year Book,1926-7:728.40沈立人：中国与国联技术合作，上海：生活书店，1933年，第5页。41顾慧民：中国与国联技术合作近况，申报 1936年4月14日。42上海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编著：上海卫生检疫发展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第 49 页。43张力：国际合作在中国国际联盟角色的考察，1919-1946，北京：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9年，第108页。44 国联防疫队华南防疫组来桂，广西健社医学月刊 1938 年第6期。45 慈善团体防疫会，中央日报 1936年6月5日。46池子华等主编：上的红十字，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61页。47子明：防疫机构问题之检讨，大公报（天津）1946年12月4日。48张侃：中国传统社会的瘟疫治理，张彦主编：疫情防控的历史回望与现实思考，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18页。责任编辑李益长黄良俊：近代中国海港检疫体系的建立及调整-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