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和美乡村建设四维探析：制度、理念、实践、立场.pdf

年 月第 卷第 期阴 山 学 刊 基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和美乡村建设四维探析：制度、理念、实践、立场夏 群 友（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 西安 ）摘要：“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延续了“生态宜居”乡村生态振兴总要求，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具体践行。“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何以提出、何以可能、何以践行、何以必要，在于确立了制度保农的生态屏障、理念育农的生态意识、绿色兴农的生态实践、生态惠农的生态立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展现出的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生态保障观、生态理念观、生态发展观、生态价值观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具体展现和纵深推进，这些思想不仅进一步明晰了乡村振兴参与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实践进路，而且指明了乡村振兴为农民的自由全面发展勾画美丽生态注脚的价值旨归。关键词：和美乡村建设；乡村生态振兴；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国式现代化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这种方式谋划的发展，就是绿色发展。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在于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中国最优美的自然环境大部分分布在农村，“良好生态环境是农村最大优势和宝贵财富”，因此，美丽乡村是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组成和关键环节。党的十九大实施的乡村振兴战略为美丽乡村建设提出“生态宜居”的总要求，党的二十大进一步提出“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其中“宜居”“和美”延续“生态宜居”乡村生态振兴总要求，坚定了“实现百姓富、生态美的统一”的发展目标 。从生态维度来看，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具体践行，其何以提出、何以可能、何以践行、何以必要，从制度、理念、实践、立场等不同维度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一、“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何以提出：制度保农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尽管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提及“生态”一词，但他们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研究中蕴含丰富的生态思想。对于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产生根源和解决路径，马克思在分析人与自然新陈代谢关系断裂问题后指出，这种断裂现象根源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不可能在这一社会形态内部得到根本解决。要从根源上杜绝生态危机的发生，就必须彻底变革资本主义制度，代之以共产主义制度。对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关系，马克思在对共产主义社会的描述中作了美好展望：“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收稿日期：基金项目：年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年度项目“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视域下乡村振兴进程中的农民现代化问题研究”（）。作者简介：夏群友（），女，湖北麻城人，博士，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研究。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恩格斯也在 自然辩证法 中明确指出，要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需要对我们的直到目前为止的生产方式，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我们的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由此可知，马克思、恩格斯是基于社会制度维度探寻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产生根源和消解路径，他们的生态思想彰显出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尖锐批判以及对超越这种社会制度的强烈渴盼。从价值指向来看，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生态批判服务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旨归。在他们看来，人与自然的和解同人与人的和解是一个同步同向的过程，这“两大和解”同样只有在共产主义才能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 的 思 想 在 当 代 中 国 的 继 承 和 发 展。一 如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为良好生态环境的形成提供了现实可能性，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制度保障。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国家治国理政重大战略决策，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发展布局，并相继写入 中国共产党章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向全世界昭示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立足国家总体层面，以坚实社会制度保障生态文明建设的决心和力度，从而根本区别于西方“深绿”“浅绿”思潮幻想单纯通过生态价值观变革消解社会生态危机的私人诉求。从宏观保障机制来看，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最为坚实的社会制度保障机制；从具体制度建设来看，全方位构建现代化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体系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应有之义。为了进一步凸显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将这一制度纳入国家整体治理体系之中，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保驾护航。国家治国理政中关于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的重大决定和举措，可以说是习近平总书记“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生态保障观的具体体现和深化 。中国最优美的自然环境和最丰富的自然资源分布在乡村，在乡村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图景，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客观地讲，当前如果说生态文明建设是国家“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短板，那么乡村生态文明建设就是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短板中的短板。一方面，乡村自然资源的破坏、农业面源污染的扩散、政府监管责任的缺失、生态制度建设的乏力等，从客观上阻碍了乡村环境治理的整体进程；另一方面，农民主体自身生态意识的严重缺失，从主观上制约着他们在乡村生态文明建设中主体作用的发挥。建设美丽中国，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目标，这之中既包括建设生态优良的美丽城市，也包括建设“生态宜居”的和美乡村。和美乡村的美丽图景，是国家自上而下顶层设计的乡村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目标，高度契合农民主体建设美丽家园的美好愿景。这一发展目标何以能提出？究其根本，就是因为我们国家有坚实的社会制度保障。反观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没有处理好城乡关系，导致农业农村发展滞后，直至造成严重社会震荡。究其成因，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国家体制和国家治理问题。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生态文明建设的足迹遍及城市和乡村的每一寸土地，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果惠及城市和乡村的每一位居民，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自然是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应有之义。不可否认，由于受“以农养工”经济发展模式和城乡二元对立社会结构的历史影响，以及脱贫攻坚中优先经济发展的生存需求等客观因素的制约，加之国家行政行为下农民内生动力不足、地方政府生态责任意识缺失以及部分企业主体生态环保行为滞后等主观因素的存在，当前乡村环境治理力度落后于城镇，乡村生态文明建设制度体系亟待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加快乡村环境保护的立法进程，加大乡村环境保护的执法力度，加强政府管理、监督、评价和考核职能，加强企业主体的环保规范约束机制等，则是今后一段时期乡村生态文明建设制度体系构建的重点。唯其如此，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才有坚实的制度保护屏障，才能真正落地生根。二、“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何以可能：理念育农如前所述，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工业文明遭遇资本主义制度，不可避免会引发生态问题，因此必须彻底变革资本主义制度，代之以社会主义制度。当工业文明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是不是就一定能避免生态问题？答案当然是否定的。那么，如何解释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的生态问题？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恩格斯在他的“两次提升”理论中作过深刻的阐述 。他指出，人类要达致与自然和谐共生，必须经过两次提升。一是“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使人类不再以动物的方式对待自然，而是以人的方式对待自然。二是把人从社会关系中提升出来，使人类学会运用社会规律调节自身行为和生产活动，保持社会平稳运行。但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资本家采取只顾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影响的动物式对待自然的方式，究其根源，这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决定的。由此可知，生态问题的产生和形成有两个根源，一是认识论根源，即思想认识根源，涉及如何从观念上认知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二是社会制度根源，涉及社会生产方式的性质对人与自然关系认知上的影响问题，对于生态问题产生的这一根源，恩格斯明确提出彻底变革资本主义制度的主张。我国已经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因此，要进一步阐释现阶段出现的生态问题，必须重视对恩格斯“两次提升”理论中的“第一次提升”思想的研究，从思想认识根源入手，促进全民生态意识的形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在当代中国的继承和发展，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的正确引领。习近平总书记一直高度重视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变革，他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科学论断，既是一种经济发展理念，也是一种生态保护理念，是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高度融合的最高理论境界。这一论断的提出，为传统“生产力”概念注入鲜活生态因素。生产力揭示人与自然的关系，传统“生产力”概念强调人对自然的征服和改造，放大人与自然的对立性，遮蔽人与自然的一体性。“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论断，同样揭示人与自然的关系，只不过揭示的是自然环境保护与生产力发展之间的和谐统一关系，从而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指明了实现发展和保护协同共生的新路径”。在这里，生产力的发展不再单一倚重经济发展指标，而是以自然环境保护为前提的“生态生产力”的综合全面发展，社会生产力发展和自然环境保护是一个同步同向的过程。如何才能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进一步树立“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理念 。“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觉，失之难存”，“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这是无法抗拒的自然规律。”因此，在大自然铁的规律面前，人类必须站在自然之内善待自然，不能站在自然之外睥睨自然。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和合为一，这是人与自然关系的最本真状态，当人类“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时 ，自然自当回报人类以富足、幸福、安详。但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要使全民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和“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生态理念，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对于整体文化素质偏低的农民而言，更是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因此，要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首要前提是如何提升农民生态意识，使他们自觉自愿参与其中。从我国农村目前发展现状来看，封闭的环境和落后的经济限制了农村教育的发展，广大农民受教育水平偏低，视野较为狭窄，目光所及多局限于自身生存发展状况，对自然、人类以及国家生存发展境遇缺乏深层理解和终极关怀，从而导致整体生态意识相对缺失。具体而言，主要表现为自然保护意识欠缺、绿色生产意识淡薄、文明生活习惯不足、理性消费观念不强等，滥砍滥伐、滥用农药、随地抛撒垃圾、盲目攀比消费等行为普遍存在，严重影响农民整体生态意识的形成。要从整体上提升农民生态意识，这是一项系统而庞大的社会工程，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和推动。首先，从国家总体层面来看，必须优先发展农业经济和农村教育，提升农民生活条件和文化素质，为农民生态意识的提升奠定良好的物质保障条件和思想文化基础。其次，从各级政府层面来看，必须加大地方政府的生态文明建设落实力度和生态监管责任，将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宏伟蓝图转化为鲜活的乡村生态振兴实践，为农民生态意识的提升奠定坚实的政策制度保障和生态实践基础。再次，从社会各方力量来看，必须凝聚社会合力，推动资本下乡，形成全社会共同推进乡村生态振兴的局面，为农民生态意识的提升营造浓厚的全员参与社会氛围。最后，从农民主体自身来看，必须抛弃脱贫攻坚中的“等、靠、要”依附思想，不断提升整体文化素养，大力发挥作为乡村振兴主体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为自身生态意识的提升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三、“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何以践行：绿色兴农 世纪 年代以来，信息、生物、空间等新技术的应用推动西方社会生产力的高速发展，同时进一步引发严重生态危机。世纪 年代开始，由于对生态问题的关注和研究，在西方社会形成一股绿色思潮。围绕生产力发展与生态危机的关系，这一思潮内部形成两种对立流派：“深绿”和“浅绿”思潮。“深绿”思潮将由技术进步引起的生产力发展视为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进而提出退回到人类未曾涉足的自在自然状态中去，其实质是一种生态中心主义。“浅绿”思潮过分依赖和夸大现代科学技术的力量，认为科学技术进步是实现资本主义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其实质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对于自然环境保护和生产力发展的关系，“深绿”和“浅绿”思潮各执一端，从发展观的角度看，这两种思潮都是一种把保护与发展截然对立的形而上学发展观，因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问题。一段时期以来，我国也存在“用绿水青山换取金山银山”的做法，虽然发展了经济，但是破坏了环境。发展和保护、鱼和熊掌难道真的不能兼得吗？习近平总书记在 年全国两会期间参加贵州代表团审议时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绝不是对立的，关键在人，关键在思路。”这一科学论断的提出，拨开了多年来笼罩在“保护与发展二元对立矛盾体”问题上的迷雾，为中国开辟了一条崭新的绿色发展之路。站在推动中国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高度，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深刻论述了自然环境保护和生产力发展的和谐共生关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阐述了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揭示了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道理。”在这里，他明确指出绿水青山既是生态和自然财富，也是社会和经济财富，从而彻底打破把保护与发展截然对立的形而上学发展观。显而易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是一种绿色发展观，这种发展观是他的生态发展观的具体体现，旨在“努力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协同共进，为人民群众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其实质是实现保护与发展有机统一的辩证发展观。绿色发展观既不是屈从自然的生态中心主义，也不是滥用自然的人类中心主义，而是致力于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关系，打造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在农村，如何把自然环境保护和高效优质发展有机统一起来，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目标，同样是乡村振兴面临的二元对立难题。如何破解这一难题，走出一条全新发展之路？这便要求“坚持质量兴农，绿色兴农，以绿色发展引领乡村振兴”，“实现百姓富、生态美的统一”。具体而言，一是要转变发展方式，用以科学技术进步和创新为核心要素的绿色发展方式取代以生产资料要素投入为主的粗放型发展方式。这里涉及如何看待科学技术的作用问题。关于科学技术的作用，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曾经提出技术批判理论，认为科学技术在当代西方社会被异化为一种崭新的统治工具，为资本掠夺自然和获取利润服务，由此展开技术理性批判。马克思则认为，科学技术本身是人类社发展中的一种革命性力量，但它在与具体社会制度相结合的过程中，表现出正向和负向双重效应。科学技术产生的社会效应最终取决于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的性质，而不在于它自身。我国有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为科学技术正面效应的发挥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制度保障和支撑。在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广大农村，更是需要从国家层面建立完善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加强高等学校、科研机构、社会企业针对农业科技发展的联合攻关，运用现代化科技手段，将乡村良好的生态环境优势转化为高效的生态经济发展优势，促进生态和经济的良性循环和协同发展。二是要改变消费方式，以对美好生活的真实需求代替盲目跟风、不惜破坏生态的虚假需求。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本阿格尔曾经提出异化消费理论，认为当代西方社会存在的异化消费是一种被资本主导的异化生存方式，这种过度消费进一步加大人类对自然的攫取，加剧西方社会的生态危机。这一理论对于中国同样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在我国广大农村，随着人们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逐渐出现一些名牌效应、炫耀效应、光宗耀祖效应等消费现象，甚至一些年轻人为了满足一些虚妄需求而不惜借贷消费，酿成家庭惨剧。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为了满足广大农民群众在物质、文化和生态等方面的需求，但这种需求是对美好生活的真实需求，而不是虚假需求，由需求引发的消费是科学合理的理性消费，而不是铺张浪费的非理性消费。因此，要正确引导农民的消费方式，既要防止消费不足，也要防止消费过度，特别是要防止破坏自然生态的不正当消费。要采取有效措施，推进绿色健康、理性适度、科学文明等现代消费观念逐步深入农民的思想观念，以积极向上的消费观念引领农民的消费行为，以绿色消费引领乡村振兴。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何以必要：生态惠农马克思 年曾经写过 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 一文，严厉谴责普鲁士王国偏袒林木所有者利益，剥夺贫苦大众捡拾枯枝的习惯权利。贫苦大众到公共林木中捡拾枯枝本来是利用自然界产物的自然权利，但是，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资本主义社会，这一自然权利却被国家视为盗窃行为而论罪。这表明，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无产者和有产者享有的自然环境权益是不一样的，自然环境权益更多地是有产者享有自然环境的权利，无产者和有产者对自然资源的占有、分配和使用等方面存在诸多事实上的不均衡、不平等问题。在这里，其实涉及的是生态文明建设在价值立场层面的问题，具体而言就是生态文明建设“为了谁”和“依靠谁”的问题。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有着鲜明的价值立场和价值指向。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要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这便向全世界公开表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人民立场。“发展经济是为了民生，保护生态环境同样是为了民生”，优美生态环境的形成，最终也有赖于人民群众的共同参与和创造。“生态文明是人民群众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人民群众既是拉开生态环境保护大幕的“剧作者”，也是打造美丽中国和美好家园的“剧中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彰显出的鲜明的人民立场，是历史唯物主义“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群众史观的最好阐释，也是习近平总书记“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生态价值观的最好体现。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人民立场落实到乡村振兴战略中，就是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让群众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体验青山蓝天就是美丽和幸福。但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内，幸福生活的标准更多地被限定在物质生活领域。当人民群众过上比较富足的生活时，他们可能才逐渐意识到，美丽田园风光也是幸福生活的一部分。“现代化越往前走、物质生活越丰富，人民群众越喜欢山清水秀的田园风光”，而美丽田园风光只有通过充分发挥农业农村的生态涵养、休闲观光和文化传承功能才能保持和实现。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同样是为了惠及广大农民群众，为了他们生活得更为美好，发展更为全面。乡村振兴是“五位一体”的全方位振兴，发展目标是既要实现“百姓富”，又要实现“生态美”，这二者之间是一种辩证统一的关系。首先，“百姓富”是“生态美”的物质基础。只有广大农民群众过上较为丰裕的物质生活，他们才会萌发出对优美环境等美好生活需求的憧憬和向往。试想，当人们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生活时，还哪有精力去欣赏身边的美景？其次，“生态美”是“百姓富”的环境保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良好的生态环境能给老百姓创造巨大的物质财富，反之，环境的持续恶化则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造成巨大的反噬作用。因此，在乡村振兴中，只有遵循“生产生态双管齐下”的原则，才能既实现生态资源最大价值化，又保护好绿水青山，建设好生态农业和低碳乡村，“发展惠农”和“生态惠农”也才能真正落到实处，深入民心。当然，对于刚刚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农民群体而言，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是安居和发展问题。乡村振兴战略提出“生态宜居”和“生活富裕”的基本要求，极大契合了当下农民的生存和发展实际。但也正是基于此，在当前一些乡村生态文明观中，对于经济发展和人的发展的关系，还存在一些有必要厘清的观念。如前所述，保护生态和发展经济是可以实现辩证统一的，但这并不表明，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最终发展目标，发展经济只是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物质前提。因此，无论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整体，还是乡村生态振兴具体实践，推动经济持续发展和实现农民生活富裕都不是最终指向，而只是一个必经的发展阶段和一条必由之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旨归就在于在推动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解的基础上，最终实现人的整体素质提升和自由全面发展。而这，应该就是“和美乡村建设”和“生态惠民”的深层内涵和意义之所在。五、结语研究和美乡村建设，既不能就农村论农村，也不能就生态论生态，而是要将其融入宏大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探索之中，融入农民现代化直至自由全面发展之中，进一步明晰最终实践向度和价值旨归。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三农 工作必须围绕农业农村现代化这个总目标来推进”，“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没有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因此，从实践向度上看，乡村振兴的最终指向是农业农村现代化，它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其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基于生态文明建设维度提出的，发展目标是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美丽乡村是“美丽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就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而言，其最终实践向度就是通过建设和美乡村，参与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进而推动实现农民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不仅提出农业农村现代化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目标，而且明晰了它的科学内涵：“农村现代化既包括 物 的现代化，也包括 人的现代化，还包括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他还进一步指出：“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现代化的科学论断高度契合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的人学旨归，也进一步指明现代化的最终发展目标。无论是“物”的现代化还是“人”的现代化，最终发展目的都是为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自由解放学说永恒探索的主题。农民是和美乡村的建设者，是推动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主体，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本质就是农民现代化。乡村振兴既是通过保护生态环境推动经济持续发展的“物”的振兴，更是在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和谐统一基础上推动农民自由全面发展的“人”的振兴。因此，从最终价值指向上看，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自由解解放学说是一致的。就其价值旨归而言，就是探寻中国农民走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之路，进而为农民的自由全面发展勾画美丽生态注脚。参考文献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 北京：人民出版社，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七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九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习近平 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 北京：外文出版社，何萍 必须认真清理现有的生态观念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 北京：外文出版社，：习近平 加快建设农业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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