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血缘新型家庭——《小偷家族》与《红灯记》家庭观念比较.pdf

652024 年第 2 期 文学评论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提道：“血缘是乡土社会处理一切关系的原点，是一个家庭乃至一个民族的指认符号。”1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以血缘为基础的宗法家庭制度，构成了几千年来中国传统家庭构造的基础。日本在古代受中华文化的影响非常深远，在基本的家庭构成上和中国比较相近。换言之，构成中日家庭的基础是血缘关系，将家庭成员联结在一起的纽带以血缘为主，它在很大程度上维系了中日古代家庭的完整，也保证了社会的和谐。而在是枝裕和的小偷家族以及中国革命样板戏红灯记这两部作品中，血缘不再是传统意义上家庭的纽带，两个家庭各自因为不同的境遇和需求走到了一起，组成了和谐生活的一家人。他们的组成是对传统血缘家庭的颠覆，是对各自所处时代血缘宗法的反叛。一、对传统家庭伦理观的解构（一）重构非血缘新型家庭小偷家族中，六个完全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在不知不觉的相遇中走到了一起。作为家庭中的长者，柴田初枝原本有儿有女，却被抛弃了，她遇到了几位新的家人，享受着作为奶奶的温情；柴田治和柴田信代本是一对情妇，但信代在家中一直遭受虐待，也因此两人一起犯下了杀人罪，在逃亡的过程中遇到了“老母亲”柴田初枝，并和她一起迎来了共同的群居生活；被父母选择性遗忘的柴田亚纪在这个家庭中扮演着大姐姐的角色，用自己的方式关心着家庭，为家人做着一些特殊的事情；柴田祥太从小便被亲生父母抛弃，被治和信代带回家一起生活，他和“爸爸”一起玩，一起偷，也在小小的年纪承担起了照顾妹妹的责任，甚至为了妹妹“牺牲”了自己；由里是最后一个来到这个家庭的成员，也是年龄最小的成员，她在原生家庭中被忽视和虐待，在新家庭中得到了照顾和关心。在这个家庭中，大家相互关心，相互慰藉，在短暂而又略有一些“畸形”的生活关系中，沉浸在别样的快乐中。红灯记中，李玉和一家同样是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家庭。李玉和是一位铁路扳道工，他有一个老妈妈和17岁的女儿铁梅，后来，在一次执行任务中被日本人抓到了宪兵部队。这时，他的母亲向铁梅说出了一个保守了17年的秘密。原来，他们并不是血缘上的亲人，奶奶姓李，父亲姓张，铁梅姓陈，由于特殊的原因走到了一起。在多年前的斗争中，奶奶的丈夫以及铁梅的亲生父母都不幸牺牲了，这时张玉和也就是现在的李玉和负伤，但他怀抱还在襁褓中的铁梅，认李奶奶做母亲，认铁梅为自己的女儿，组成了一个革命的家庭。女儿在这样的环境下受到熏陶，也在不知不觉中变得坚强起来，最后继承奶奶和父亲的遗志，成了一名英勇的革命战士。维系家庭的纽带不再是血缘关系，而是阶级目标和革命感情，这是以阶级关系为纽带的革命家庭。当然，这部作品想表现的不仅仅于此，它以小见大，想表达的是，被压迫的工农阶级，都是一家人。（二）亲情维系非血缘新型家庭小偷家族是一部反思日本家庭伦理的作品，它延续了是枝裕和一贯的风格，在冷静而又压抑的氛围中，凸显着温馨而又别样的亲情，对传统伦理和日本当下的社会结构进行着反思和剖析。家庭的意义就是既可以容纳下个人之间的相互算计，又能让家人之间彼此关怀、彼此奉献。2由里刚到家的时候，奶奶主动把自己的食物分享给孩子，眼里满是关心和慈爱；她通过观察“孙女”亚纪脚凉的细节，感受到在她身上可能发生过一些事情；奶奶在取钱时非常随意地在子孙面前说出自己的密码，最后，一家六口来到海边，奶奶温和的脸上露出了一丝无奈和不舍，她知道，自己可能即将离开这个世界。信代看到孩子手臂上的疤痕时产生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同情心；为了家庭秘密不被戳穿，她只得无奈被裁员；后来，面对着整个家庭的危机，她挺身而出，一个人承担了所有的罪责，承受牢狱之灾。祥太为了妹妹偷窃不被抓捕选择了“牺牲”自己。作者用一个个温情的细节，向观众诉说着家族成员之间一种特别的羁绊。红灯记中家庭生活的细节刻画并不像小偷家非血缘新型家庭小偷家族与红灯记家庭观念比较 谢光琴/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66雨露风文学评论族那样细致入微，但我们仍然能够透过革命的现象，看到背后的温情。故事一开始，李玉和便告诉铁梅，家里要来“表叔”了，铁梅从来没有怀疑过，也没有对表叔的到来表示厌烦，从中可以看出铁梅对父亲的尊敬和信任；回到家中，奶奶也与李玉和亲如母子，一起救助着所谓的“表叔”；后来，奶奶向铁梅说出了真相，铁梅大吃一惊，反而更加感激这两位奶奶和爸爸，且继承了爸爸的革命精神。正如铁梅所唱“虽说是亲眷又不相认，可他比亲人还要亲”。除了李玉和一家人，还有邻里关系，同样是亲如一家，“有堵墙是两家，拆了墙咱们就是一家子，不拆墙也是一家子”。在铁梅家被特务监视后，是慧莲假扮铁梅，帮助她躲过了这一劫；到最后，又是慧莲冒着生命危险，和铁梅互换衣服，假扮铁梅吸引特务的注意，帮助铁梅和游击队成功接头。这些都充分体现了非血缘新型家庭的亲情纽带十分坚固。二、新型家庭建构的不同（一）“革命大家庭”与“乌托邦小家庭”红灯记中的家庭是“革命大家庭”，这种新型大家庭“以公共空间挤压私人空间，以集体经济代替私有经济，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不再是血缘关系，而是以阶级情感为纽带”。3家庭的纽带是一个红灯，这红灯却有着非常深刻的寓意，它象征着革命精神和革命意志。在这个家庭中亦不缺乏亲情，但一家人共同的目标是一个更加强劲的纽带，也正是因为“红灯”的存在，铁梅能够在奶奶和父亲都牺牲的情况下，重新拾起红灯，走上革命道路。红灯记的一家人，和大众一样，只不过是普通的一家三口，可这样的一家三口却有着舍小家为大家的牺牲品质。虽然一个家庭的力量弱小，但是对社会的发展却起着推动作用，有利于民族独立和人民的解放。小偷家族 中的家庭是一个乌托邦性质的小家庭，“在不断地对家庭的观察与描绘中，小偷家族建立起一个家庭的乌托邦”。4祥太被抓后，家族的成员并没有去救他，而是收拾好东西准备出逃，被赶来的警察抓到后才引出了后面分崩离析的结局。最后，信代独自一人承担了所有，在牢狱中过活。剩余的几位，在调查后，他们的生活也逐渐暴露在世人的眼中。在世人的眼中，这是一个类似于拐卖的家族，奶奶只会骗钱，父母是杀人犯和小偷，几个孩子都是被骗来和捡来的，生活环境也是脏乱不堪的，他们根本不会注意到这样的家庭中会存在着普通家庭中难得的亲情。尽管没有救祥太，但却也是为了家庭最合理的选择，可我们也能感觉到这个家庭的脆弱。所以，在社会的介入下，每一个人都回到了社会上所谓的“正常”生活中。（二）社会边缘人物与革命英雄人物小偷家族中的几位家庭成员都是生活中的边缘人，是被家庭或社会所抛弃的，他们与这个社会格格不入，所做的事情都与社会主流价值观相悖，不能为社会所接纳。这些社会边缘人物没有理想，只希望能够略带温情地活着，因此，他们的生活状态很难说得上是积极向上的。偷窃，某种程度上也算得上是一种无奈之举。这个家庭的成员，用自己的方式，艰难地维系着家庭的稳定，但终究没能抵得住社会及世俗的压力。奶奶初枝被自己血缘关系上最亲的儿子和儿媳妇抛弃了，失去了晚年应得的尊敬和爱戴，只能靠养老金生活，房子又面临着拆迁，所以无论是哪一个方面，她都是一个被抛弃的人。信代作为一个熟练的女工，却成了裁员的首选对象，她很难得到主流社会的完全认同。治入狱顶罪，出狱后，治得到了一份还算得上体面的工作，也就是建筑工人，但在他受伤后，却什么都没有得到。红灯记中主要塑造了革命英雄的形象，人物之间主要是阶级关系和革命关系。奶奶和父亲都被日本人杀害了，这对于铁梅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打击。但672024 年第 2 期 文学评论铁梅并没有被这悲痛打倒，而是继承了红灯的精神，带着李奶奶和李玉和的勇敢和智慧，走上了新的征程。并且，她重新找到了组织，这组织，也是她新的家族，这个家族，要比传统意义上的小家族大得多。他们有着在那个年代，胜于血缘的纽带，这个家庭非常稳固，哪怕面对敌人的屠刀，他们都能团结在一起。铁梅对于“表叔”的亲近，对于爸爸所做的事的认同，还有亲人牺牲后的传承，都体现出她对于奶奶和爸爸精神的信服。相比较来看，小偷家族在社会中几乎找不到什么外援，需要像躲猫猫一样生活；而红灯记中，李玉和一家则可以得到邻居等人的舍命相助，这家的外延便大大拓展了。三、非血缘新型家庭建构的原因人们都渴望着社会的认同，希望能够在社会中实现自己的价值，找到自己的定位。但由于日本社会的变革，传统家庭关系中血缘纽带的作用变得越来越小，很多人开始失去自己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社会阶层分化更加严重。泡沫破裂后，国家经济停滞，很多人难以在社会上找到立足之地，逐渐成为被社会抛弃的边缘人。由于民主化的推动，日本传统大家族开始消解，取而代之的是分散在社会中的小家庭。随着日本经济开始陷入停滞，一系列的社会矛盾开始爆发。这样的家庭关系也开始出现问题，离婚家庭、重组家庭、单亲家庭的比重开始增多。有学者说“日本社会的夫妻角色、亲子关系面临新的危机和挑战”。5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小偷家族这个特殊的家庭才得以走到了一起。在小偷家族中，治在受伤后，连赔偿都拿不到；而信代也成了裁员的首要考虑对象。从这些事例上我们都能看出底层人民在日本社会中的无奈，就连仅有的一份温暖，也抵不过世俗道德和法律的冲击。在二战后的一段时间，日本曾经出现过很多电影，歌颂女性作为母亲的伟大，但大部分的结局都是到了晚年被子女抛弃，孤独终老。这一点在奶奶柴田初枝的身上体现得非常明显，她在晚年被自己的子女抛弃，只靠一点养老金过活，最后在“亲人”的陪伴下，无声地去世。还有信代，虽然从法理上来讲她是杀人犯，可她同样是家暴的受害者。对于红灯记的时代背景，我们需要注意两个背景，一是剧本内容的时代背景，另一个则是写作的时代背景。在内容的时代背景层面，当时的中国处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极为尖锐的时代。也正是如此，才有了李奶奶和李玉和当年的斗争。在那个战乱的年代，出现家破人亡是非常常见的事情，也因此，血缘关系在客观上断裂了。但那个年代，同志关系是非常密切的，这种因为阶级和革命产生的情谊，促成了很多革命家族的形成，这在当时的很多作品中都可见到。如在红岩中，监狱中的革命者同仇敌忾，力量拧成了一股绳，而且一起抚养着监狱中那个还在襁褓中的小孩子。这种情感，这种照顾，完全和血缘无关，我们看到的是以阶级和革命为纽带所建立的家庭关系。在创作的时代背景层面，那时的人们相互之间的关系虽然有血缘作为纽带，但以“阶级斗争为纲”更是让阶级的观念深入人心。正如李玉和的唱词“人道说世间只有骨肉的情义重，依我看阶级的情义重于泰山”，铁梅也唱道“我家的表叔数不清，没有大事不登门，虽说是亲眷又不相认，可他比亲眷还要亲”。四、结语日本的伦理系统也与中国的儒家传统有关，这两部作品某种程度上都是对以血缘为纽带的传统家族观念的颠覆，家庭观念和家庭组成都受到了影响，血缘不再是纽带，亲情的维系与更多的因素相关。一个家族或家族的构成，不仅要有如血缘一样的外在因素，还要有情感等心缘因素。家庭的稳定对于国家和民族来说也是极为重要的，维系家庭的纽带也是可以多元化的。注释：1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2苏七七.家庭的乌托邦小偷家族中的“家庭”理念与图景J.电影艺术,2018(5):60-62.3杨今为.伦理视域下的“文革电影（1966-1976）”研究D.重庆:西南大学,2016.4人权文化育会.DV女性SOSM,，2002.5张冬冬.二战前后日本婚姻家庭制度变化及其现代影响J.日本研究,2017(3):82-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