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籍制度是中国贫富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之一.doc

户籍制度是中国贫富差距扩大的重要因素之一。公民自由迁徙的权利在现代国家中几乎是不言自明的，现代社会公民应当享有这一项基本权利。当今世界多数国家的宪法都有公民迁徙自由的规定，如美国、日本、德国、瑞典、意大利等国家都在本国宪法中赋予公民迁徙自由权。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亦在判例中确认，美国公民有移居任何一州并享受移居州公民同等待遇的权利。迁徙自由也是联合国确认和保护的基本人权之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就规定了公民有迁徙和选择住所的自由。但这个不言自明的权利在我国这里是并不存在的。户籍制度构建了城乡二元结构，并先天制造出一个二等公民阶层农民。农民为什么成为二等公民？自TG创始以来，农民对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影响是至关重要的。建国前，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共28年的历程，无论红军、八路军、新四军，还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都重要是由农民组成的。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仅江西兴国这个仅有20来万人的小县就有8万儿郎当红军，其中建国后登记有姓名的烈士兴国县就有二万五千人，这些人中至少有90%是农民，可以说没有这些农民出生的战士就没有新中国的建立。农民不仅参军参战，并且积极拥军支前。陈毅说过，淮海战役的胜利是山东农民用小车推出来的。当时解放区流行一段顺口溜：?最后一把米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一床被盖在担架上，最后的亲骨肉送到战场上。?这充足说明，农民的支持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终于建国了，农民都分到了土地，他们是小土地所有者，小土地所有者跟知乎上的诸位同样，都是小资。太祖当时就说过，我们只是一个小资产的汪洋大海，说的就是当时农民成为小土地所有者的时候。由于小资高度分散，没有集中表达意愿的也许，因此政府在农村实行“村社制”，城市实行“单位制”。又由于中国工业基本上是一穷二白。为了迅速增强国力，可以站稳脚跟，TG向苏联学习，采用了通过剥夺农业、农村、农民来聚集资金的工业化、城市化道路。重要的手段是土地公有化，农民又失去了土地。当时太祖提出，我们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目的，是要在农村这个最广阔的土地上，根绝资本主义的来源。他认为土地改革后，只破坏了封建所有制，没有破坏资本主义所有制和个体所有制。农业合作化便是最后地消灭资本主义。要使帝国主义绝种，封建主义绝种，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他把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当作是一场阶级斗争，认为解决农业合作化问题，也都带着对资产阶级作斗争的性质。这样农民不仅是改造的对象，并且成了无产阶级的专政对象。农民在集体所有制下，不仅剥夺了经济权利，也被剥夺了民主权利，一切只能依附于集体，依附于各级干部，失去了生产的积极权，也失去了经营的积极权，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监督权统统都没有了。1958年正式实行的城乡户籍制度，进一步剥夺了农民的迁移权。以法律形式严格限制农民进入城市，在城市与农村之间构筑了一道高墙，形成了我国城市和农村二元结构社会。两类户口在一定限度上衍生出具有不同等级的社会身份。1961年之后，要成为国营公司工人一般一方面要有城市户口。在整个社会，干部、工人、农民之间的阶级分野非常分明。户口制度的辐射力量是惊人的，其背后逐渐附加了从社会保障到教育、医疗、公共服务等几乎所有公民权益的城乡化差异。城乡之间建立起一种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基础上的全方位不平等，由此也衍生了长期二元社会结构下城市市民的“一等公民”与农业人口的“二等公民”的社会地位。去掉“农”字标签，获得与城市公民平等的社会身份，成为几代农民百折不挠、掺杂无数辛酸血泪的奋斗史。农民承受的剥削有多重？国家在50年代中期，为了保证国家建设和城市供应，以及出口需要制定的统购统派制度，又使农民没有发展商品生产的空间。它是以损害农民利益、牺牲农民利益为前提的，它不仅粗暴地剥夺了几亿农民的产品处置权，阻断了中国农业向产业化经营和发展的道路，并且切断了农民与市场的联系，使我国农民没有一点发展商品生产的空间。特别是拟定统购统派农副产品的数量和价格是强制性的，很少考虑农民和农村的需要，收购价往往低于成本，一年到头白辛劳不说，有的甚至不得不花高价买来产品再低价卖给国家去完毕“派购”任务。截止1984年，国家向农民实行统购的有粮食、棉花、油料、木材4种，实行派购的农副产品、水产品和中药材达132种之多，基本涉及了所有的农副土特产品。尚有，“协议定购”粮食制度，也是一种剥夺农民的制度。农民基本没有发言权，主线体现不出协议的公平协商与互惠性。国家定购粮价一般都低于市场价，而这个差价部分都被国家拿走了，被农民称为“暗税”。人民公社时期，农村的分派政策是：交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余才是社员的。到年终结算时，辛辛劳苦干一年，末了还欠集体的钱。重点说下“上山下乡”，城市经济由于文革中发生的系列问题出现了困难，粮食缺少、就业大大减少。为了消除城市经济发展的压力和解决广大城市青年的就业问题，将大量的知识分子送到农村就食就业。许多人认为上山下乡让知青受苦，熟不知广大的农民也是有苦难言，土地少而人口多，农业机械化水平低。这时的农村不缺人手，缺的是提高产量的技术和可耕种的土地。因此，上山下乡并没有减小城乡差距。国家分派给农村的资源没有增多，农民也没有进入城市。大量知青的涌入反而减少了农村本就稀少的人均可支配资源，如粮食、住宅、就业岗位等。城乡差距与贫富差距。改开以后，既年轻又便宜、又肯吃苦、能加班加点干活的几亿农民工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推手，他们拿着最少的钱投身城市的建设，城市以低成本换取了农村劳动者的所有剩余。权贵者以之升官发财，豪富者以之开创基业。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在城市可以“立业”，但无法“安家”，城市不给他们“户口”，意味着没有城市居民的身份，也就享受不到城市居民可以获得的一切福利待遇。户籍制度对城市户口、农村户口的双重标准，使得农民工不能享受城市的教育、医疗和公共服务，只能游离于城市体制之外。户籍政策成为这一系列制度不公的核心载体。改开至今，城乡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扩大，城乡差距导致了贫富差距。在城市的农民工，拿着微薄的薪水背井离乡，在城市挥洒青春和汗水。要付出高昂的择校费才干让小孩入学，要付出大量的医疗费才干步入病房。而自己的家乡还要面临农村空心化、留守儿童、教育资源缺失、老人难以得到合适的赡养等诸多问题。未来还将面临阶层固化、土地流转等问题。这种情况下，农民又怎么富？拿什么去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