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扩展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pdf

第 4 期(总第 181 期)2023 年 7 月浙江工商大学学报JOURNAL OF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No.4(General No.181)Jul.2023收稿日期:2023-07-31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劳动力要素市场化配置中的效率增进与协同推进共同富裕路径研究”(22&ZD056)作者简介:邢春冰,男,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主要从事劳动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研究;张晓敏(通讯作者),女,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劳动经济学研究。2015 年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居住证暂行条例,规定公民离开户口所在地半年以上,符合有合法稳定就业、合法稳定住所、连续就读条件之一的,即可申领居住证。居住证持有人可享受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提供的一系列基本公共服务和便利条件。2016 年,国务院又相继印发了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若干意见和推动 1 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方案,就进一步推动户籍制度改革进行了深化。公安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教育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土资源部和财政部等部委以及地方政府也都出台了相应的配套措施和实施意见。教育扩展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邢春冰1,张晓敏2(1.中国人民大学 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北京 100872;2.北京师范大学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北京 100875)摘要:大学扩招以来,农村居民中有大专及以上学历者的比例大幅上升。最新的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数据分析表明,教育水平的快速上升对农村劳动力流动产生了重要影响。农村居民获得城市户口的途径发生了显著变化,通过升学获得城市户口的比例显著下降,越来越多拥有高等教育学历的农村劳动力保留了原有户籍。相对于低教育水平劳动力,拥有高等教育学历的农村居民迁移概率更高,迁移时间更长。未婚群体中,大专及以上学历者的迁移范围更广;已婚群体中,高等教育学历农村居民迁往外省的概率低于较低学历的个体。为促进农村劳动力流动,城市地区应进一步深化户籍改革,为农民工家庭提供更多优质的公共服务。关键词:劳动力流动;户籍转换;教育扩展;户籍改革中图分类号:F12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 1505(2023)04 0088 13DOI:10.14134/33-1337/c.2023.04.008一、引言户籍制度是我国计划经济体制遗留下来的制度安排,它最初的主要功能是防止人口自由流动1502-3。改革开放以来,户籍制度的放松使上亿农民得以到城镇地区就业,既提高了农民收入,也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动力。然而,户籍改革不彻底使劳动力资源仍存在严重的空间错配,也导致农村移民的福利状况低于城镇本地职工,市民化程度较低。为适应社会经济发展新形势,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国务院2014年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开启了新一轮户籍改革。此后几年,相关政策措施不断出台,包括:(1)进一步取消农业和非农业户籍差别,代之以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2)实施居住证制度,各种配套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如教育、医疗、社保、住房)逐渐与户籍登记脱钩。(3)针对不同规模的城市,在有序或完全放开中小城市户籍限制的同时,为大城市确定合理的落户条件,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这些改革能否取得成效,取决于其是否适应流动人口的新特点和人口流动规律。本文的核心任务是描述农村居民教育水平快速上升的事实,分析其与农村劳动力流动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讨论其对户籍改革的影响。近20年来,我国农村居民的教育水平显著提高,拥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劳动者比例不断上升。这一方面是由于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高等教育规模的持续扩张为农村居民教育投资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是由于中小城市的户籍价值下降,与农业户籍相关的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财产权和收益分配权价值上升,这降低了高教育水平劳动力转换户籍的积极性;而在一些大城市,即便是高等教育学历也无法保证农村居民获得当地户口。教育水平提高改变了农村居民的迁移行为。本文利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2013年和2018年数据发现,教育显著提高了农村居民迁移的概率和迁移时间;高等教育扩大了未婚农村居民的迁移范围,却没有增加已婚者的迁移范围;教育水平提高了流动人口子女随迁的概率。农村居民教育水平提高带来的上述改变对于理解城镇化的模式以及推进户籍改革都具有重要意义。随着农村劳动力教育水平的提升,不同规模城市对人口的吸引力差距不断增加,城市间的人才竞争日益激烈。地方政府需要采取各种措施吸引外来劳动力或留住高教育水平劳动力。教育水平的大幅上升通过改变劳动力和地方政府的相对力量以及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促进了户籍改革。地方政府可以通过为外来劳动力提供更公平、更优质的公共服务吸引人才。很多学者分析了户籍制度对劳动力流动和社会福利的影响4-6,也不乏学者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强调户籍改革过程中各方的利益博弈7-9。较早的研究较多强调我国城市化倾向的发展政策;新近的一些研究考虑了户籍改革和劳动力流动中出现的一些新趋势1。但总体而言,已有研究对农村劳动力发生的一些新变化缺乏充分考虑。有学者探讨了大学扩招对农村居民上高中概率的影响10-11,但很少有研究关注农村居民中高等教育学历者的比例上升及其对农村劳动力流动和户籍改革的影响。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首先,我们利用较新的家户数据,描述了农村劳动力教育水平上升的事实,同时结合农村居民户籍转换途径的变化趋势,说明农村劳动力教育水平上升的制度原因。其次,本文从多个维度分析了农村居民教育水平上升对迁移行为的影响,强调了婚姻和家庭因素对高教育水平劳动力迁移决策的异质性影响。最后,结合上述分析,我们讨论了农村劳动力流动过程中农民工和不同政策主体的激励和动机。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节介绍数据并描述农村劳动力中大学生比例上升的事实。第三节讨论了农村劳动力教育水平上升的制度背景。该节分析指出,农村劳动力教育水平上升不仅是教育扩展的结果,也是更多高教育水平劳动力保留农村户籍的结果。第四节分析教育水平对农村劳动力迁移概率、迁移时间以及迁移范围的影响。第五节在实证结果的基础上,讨论了户籍改革过程中各方利益的变化。第六节总结全文。二、数据介绍与农村劳动力的教育水平(一)数据介绍本文主要使用了有全国代表性的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数据。该数据由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和国家统计局合作完成,收集了样本家庭所有成员的性别、年龄和教育水平等个人特征、就业情况以及家庭财产、收入和支出等信息。为使相关变量和覆盖地区更为一致并体现最新趋势,98第 4 期邢春冰,张晓敏:教育扩展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本文重点使用了2013年和2018年的数据。在描述教育水平变化时,也使用了2002年的数据进行更长时间的对比。我们把样本年龄限定在2055岁。CHIP 数据分城镇和农村两部分,我们用农村样本描述农村居民的教育水平并分析教育水平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本文重点关注了农村居民中拥有大专及以上学历者(后文中有时统称为大学毕业生,包括大专、本科毕业生和研究生)的比例。不在户籍所在市居住超过半年的样本被定义为移民。我们还根据其居住地点是否在本市以外以及是否在本省以外,定义了对应不同迁移范围的移民变量。一部分农村居民通过各种途径获得了城镇户口,本文称之为“永久移民”12。由于永久移民的选择性(即更容易或更倾向于获得城镇户口的农村居民在个人和家庭特征方面有别于其他农村居民)对农村居民教育水平的分布影响显著,我们利用城镇样本的户籍转换信息,识别出获得城市户口的“永久移民”。通过分析不同年代永久移民获取城镇户籍途径(尤其是升学途径)相对重要性的变化,我们指出了农村居民教育水平上升的制度原因。(二)大学扩招与农村居民的教育水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高等教育规模持续增长,但1999年以前的增长相对缓慢,1999年的大学扩招大幅提高了其扩张的速度。到2018年,我国高等教育的招生规模从1998年的116万人上升到790万人。由于农村和城镇地区考生具有相同参与高考的权利,加之丰厚的教育回报,大学扩招激励农村学生就读普通高中。相关数据表明,农村地区高考报名的人数在扩招之后的十年不断增加,从1998年的174万上升到了2008年的627万。此后由于适龄人口减少,高考报名人数有所下降。从2002年起,农村报名高考的考生数量开始高于城市地区;到2013年已经比后者高出173万人。农村高考考生的录取数量也在不断上升,到2014年,已经比城镇地区高出130万人。高等教育规模的持续扩张以及日益增长的教育投资需求提高了农村居民的教育水平。我们利用CHIP 农村数据计算了不同年份农村居民中大专及以上学历者的比例。2002年,2055岁的农村居民中该比例仅为2%;到2013年,该比例达到8.1%,到2018年进一步上升至13.2%。图1给出了2002年、2013年和2018年不同年龄农村居民中拥有大专及以上学历者的比例。从中可以看出,农村居民(包括外出务工人员)教育水平的上升主要是由于年轻组别教育水平上升所导致的。2002年农村居民中拥有大专及以上学历者的比例在各年龄段都非常低,但当年的年轻组中拥有高等教育学历的农村居民已开始增加。农村居民的低教育水平在2013年得到了改观。尽管年老组别中(35岁以上)几乎没有高等教育毕业生,但在年轻组别中,该比例随着年龄降低而显著上升。在2013年30岁左右的农村居民中,大约有10%拥有大专及以上学历;而在20岁左右的年轻人中,该比例达到了30%。到2018年,农村居民的教育水平继续大幅上升。在20岁左右的人群中,有超过一半的人拥有高等教育学历。这说明,年轻农村居民上大学的机会已经大幅上升,而且很多大学毕业生保留了农村户口。农村居民中的大学生并不是农村地区“生产”的全部大学生。很多农村居民在考取大学后改变户口,正式迁移到了城市地区,这也是年长的农村居民中大学毕业生数量极少的重要原因。年轻农村居民中大专及以上学历者数量的上升,意味着很多农村居民考上大学后没有改变其户口。我们接下来在第三节对此进行分析。09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23 年两个年份的 CHIP 数据涵盖的省份包括北京、山西、辽宁、江苏、安徽、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重庆、四川、云南和甘肃,2018年还包括了内蒙古。数据来源:苟人民(2006)13,罗立祝(2011)14。2014年录取数据来源于:高考结束!你绝想不到农村大学生比城市多?EB/OL.(2020-07-13)2023-04-06.https:/ CHIP 数据的城镇样本中有过户籍身份转变的样本,考察了不同年代转换户籍身份的样本分布情况。我们考察了两种户籍身份的转换:“农转非”和农业户口转居民户口。总体而言,有27%的城镇样本有过“农转非”或农业户口转居民户口的经历。图2的灰色柱状图给出了有过“农转非”经历样本的年代分布。在改革开放之前,有过此经历的样本非常少,反映出这一时期严格的户籍限制政策。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农转非”样本大量增加。进入21世纪,有“农转非”经历的样本比例也比较高,但出现了增长减缓甚至下降的趋势。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一些地区近年来取消了农业和非农业户籍的区别,代之以居民户口。在有条纹的柱状图中,我们把由农业户口转为居民户口的样本包括进来,户籍转换样本表现出更明显的上升趋势,而且到最近十年,获得居民户口的农村居民开始显著高于“农转非”的人数。从图2可知,城乡户籍的转换在过去30多年中变得越来越普遍,而且越来越多的农村居民获得了居民户口。表1将识别出的户籍转换样本按照转变时间分组,给出了各个时期不同户籍转换方式(获得居民户口也算作一种方式)的分布情况,借此说明升学途径在农村居民户籍转换过程中的作用变化。改革开放以前,获取非农户口的主要途径是“工作”,具体包括提干和参军,但数据没有区分。不过,基于CHIP2002年数据的分析表明,参军是其主要部分15。升学是第二个途径;还有婚姻等其他占比相对较低的方式。19第 4 期邢春冰,张晓敏:教育扩展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在父母户籍身份不同的情况下,1998年之前,子女的户口身份随母亲;1998年之后,子女可以选择父亲或母亲的户籍身份。对于2013年以前的户籍转化情况,2013年数据呈现的规律与2018年的结果一致。为了反映最新的变化,我们这里使用了2018年的数据。采用2013年的 CHIP 数据,去除异常值后,城市样本有17656个观测值,其中有“农转非”经历的样本有4870个。此外,Xing(2014)16使用2002年的 CHIP 数据也描述了农转非样本的分布情况。图2农转非样本的户籍转变时间分布(人)资料来源:CHIP2018城镇数据。改革开放后,因为工作而转换户籍身份的样本比例下降,升学途径的重要性上升。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有约20%(80年代)至30%(90年代)的户籍转换者是通过升学获得非农户口,升学成为农村居民永久迁移到城市地区的重要途径,也激励农村居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然而进入21世纪以来,通过升学而转换户口的比例大幅下降。20112018年间,不足7%的“农转非”样本通过升学途径获得非农户口。如果将改为居民户口的农业户口样本也考虑在内,该比例不足4%。在制度上,考取大学的农村居民可以选择将农村户口迁出变为学校的集体户口;一旦迁出,其户籍类别就转为非农户口,不能再以农业户口转回原籍。户籍改革导致大学生到中小城市落户变得容易,且有无该地户口人群的福利待遇差别不大;而农村户口与农村地区的各种补贴和集体收益相联系。农业户籍转为非农户籍的不可逆性意味着它像一个看涨期权,可以在未来通过征地补偿等方式获得更高的收益。以上两方面原因导致很多大学生选择将户口留在农村。当然,征地收益不是影响农村大学生户口选择的唯一因素,农村地区的很多补贴政策都可能使农村户口的价值上升。表1不同年代户籍身份改变(农转非或居民户口)样本的分布(%)升学工作土地征用购房婚姻其他改居民户总体19511960年13.4657.690.000.0019.235.773.8510019611970年14.5065.651.530.006.876.115.3410019711980年17.0954.060.840.286.7217.373.6410019811990年19.8628.5611.050.317.0627.026.1410019912000年27.7718.1225.282.255.2116.764.6210020012010年13.094.4225.404.653.8313.4835.1310020112018年3.803.0623.524.612.209.5153.29100总计14.3413.1721.503.344.2914.5828.78100注:工作途径包括提干和参军等方式。数据来源:CHIP 2018。大学毕业生选择将户口留在农村地区也与城市地区的户籍价值下降有关。伴随着近些年的户籍29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23 年关于投资决策的不可逆性与期权价值的讨论,可见 Dixit(1992)17。不过也有学者认为,放弃农村土地权利并非农村居民不愿落户城市的原因18。用微观数据来验证上述判断有一定困难:那些保留农业户口和转换了户口的大学生通常不在一个数据集中,也很难将其匹配在一起。改革,一些中小城市的就业机会和公共服务逐渐与户籍脱钩,外来人口只需拥有居住证即可享有与本地人相同的服务,这降低了转换户籍的必要性。而在户口价值较高的大城市,高等教育学历又不足以保证农村居民获得当地户口。那么,农村大学生数量的增加,是否意味着农村大学生不愿意迁移到其他地方了呢?接下来,我们考察农村地区不同教育水平劳动力的流动情况。四、教育水平提升与农村居民的迁移模式长期以来农村地区都是我国劳动力的蓄水池,农村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和迁移决策影响着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和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结构。农村居民教育水平的提高将如何影响农村居民的迁移,进而影响我国的城镇化进程?本节利用农村居民样本对此进行考察。很多研究表明,高教育水平的劳动力更有可能对地区差距和区域劳动力市场冲击做出反应,流动性更强19-21。然而也有研究得出了不同结论。如赵耀辉(1997)22利用四川省的数据发现,教育水平对于农村居民外出打工的概率影响很小,却显著提高了他们从事本地非农就业的概率;Luo and Xing(2016)23则发现,低教育水平的农村劳动力比高教育水平者更倾向于对劳动力市场冲击做出反应。给定近年来农村居民教育水平大幅提高这一事实,有必要对教育水平和劳动力流动之间的关系进行考察。本文试图从多个方面(是否迁移、迁移时长、迁移范围和家庭迁移)考察教育水平和劳动力流动的关系。尽管我们没有强调因果关系识别,多元 OLS 回归揭示的相关性对我们认识农村劳动力流动现象仍十分重要。(一)教育水平对迁移概率和迁移时间的影响在表2前三列中,我们利用2013年和2018年的 CHIP 农村数据考察了教育水平对于农村劳动力流动概率的影响。因变量为表示是否迁移的虚拟变量,我们估计的是线性概率模型。所有回归都加入了县级虚拟变量。A 部分是2013年的结果。第1列仅控制了县级虚拟变量,结果表明,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农村劳动力外出的概率比高中毕业生高15个百分点,比初中生高接近30个百分点。第2列控制了性别和婚姻状态,大学毕业生的迁移概率仍然比高中毕业生高9个百分点。第3列进一步控制了年龄,尽管同龄初中生和高中生之间的迁移概率已无显著差异,大学毕业生的迁移概率仍比高中毕业生高出10个百分点左右。2018年的结果(B 部分)表明,在控制了所有变量后,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概率比高中毕业生高6个百分点。表2教育对迁移概率和迁移时间的影响(1)(2)(3)(4)(5)(6)(7)迁移在外居住时间在外居住时间(是否在外居住半年以上)(包括零)(移民样本)A:2013年初中0.042 0.0110.0040.1730.0900.1710.187(0.010)(0.009)(0.009)(0.095)(0.093)(0.145)(0.143)高中0.187 0.098 0.0171.113 0.2540.608 0.302(0.016)(0.015)(0.016)(0.147)(0.145)(0.195)(0.194)大专及以上0.339 0.192 0.116 2.069 1.272 1.178 0.905 (0.013)(0.014)(0.014)(0.126)(0.125)(0.152)(0.152)Obs.185731857018570185701857057425742R20.1840.2550.2980.2720.3190.2900.32139第 4 期邢春冰,张晓敏:教育扩展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续表2)B:2018年初中0.109 0.072 0.0160.753 0.1540.331 0.100(0.013)(0.012)(0.011)(0.116)(0.110)(0.144)(0.141)高中0.209 0.143 0.0161.576 0.2060.877 0.385(0.017)(0.016)(0.016)(0.158)(0.151)(0.182)(0.180)大专及以上0.330 0.193 0.068 2.126 0.791 1.003 0.573 (0.013)(0.013)(0.013)(0.127)(0.124)(0.138)(0.138)Obs.160061600016000160001600062436243R20.1730.2380.3220.2640.3560.1930.248户籍所在县YesYesYesYesYesYesYes性别、婚姻、家庭规模NoYesYesYesYesYesYes年龄NoNoYesNoYesNoYes注:1.数据来源:CHIP2013/2018,我们选取了农村地区2355岁的样本。2.如果农村居民2013年和2018年在外居住的时间大于等于6个月,则将其定义为迁移样本。3.回归中小学及以下为省略组,控制了户籍所在县虚拟变量和常数项。4.、分别代表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中为稳健标准误。表2的47列考察了教育水平对迁移时间(duration)的影响。在4、5列,我们使用所有农村样本,令那些没有迁移的样本迁移时间为零。结果表明,在2013年,大学毕业生的迁移时间比高中生多出1个月左右。如果只考虑移民样本(6列和7列),上述差异下降为0.6个月左右。到2018年,相应的结果分别为0.6个和0.2个月。表2的结果表明,更高的教育水平提高了农村居民的流动倾向,也增加了他们的流动时间,但这种影响有减弱之势。当然,此处的回归结果不一定代表因果关系。系数大小的变化既可能是经济发展和户籍改革的结果,也可能是农村居民中大学生能力变化所致。(二)教育水平与迁移范围接下来,我们考察教育水平与迁移范围之间的关系。因变量分别为表示是否迁移到省外就业和市外就业的虚拟变量。我们通过估计线性概率模型来考察教育水平和迁移范围之间的关系。所有回归均控制了户籍所在县虚拟变量。表3中 A 和 B 部分分别为2013年和2018年的结果。表3的前3列以省外迁移为因变量(省外迁移=1,不迁移=0)。第1列的结果表明,2013年大学和高中毕业生迁往省外务工的概率分别比初中毕业生高出5.3个和12.5个百分点。第2列控制了性别和婚姻状态,上述差别缩小至2.1个和6.4个百分点,但仍然显著。第3列控制了年龄,结果表明高中生的省外迁移概率显著低于其他组别,大学生和初中及以下教育组别没有显著差异。第4至6列以是否是省内市外迁移(不包含省外迁移)为因变量。结果表明,大学毕业生迁往市外的概率显著高于其他教育水平。随着控制变量增加,上述差别逐渐变小,但一直显著。在第6列中,当我们控制所有变量后,大学毕业生迁往市外的概率比高中生高5.7个百分点。到了2018年,如果仅控制户籍所在县,无论是从省外还是市外维度考察,大学生迁出的概率也都高于其他组别。在控制了性别、婚姻状况和家庭规模后,上述差异仍然存在但有所降低。在进一步控制年龄后,大学生迁往省外的概率反而低于初中及以下教育组,但仍高于高中组;大学生迁往市外的概率仍然显著高于其他低教育组别。在表2和表3的分析中,控制变量对结果的影响很大,其中婚姻状态和年龄对结果的影响最大。和年老者相比,年轻人未婚的比例更高,其教育水平和迁移的概率也更高。因此在控制婚姻状态和年龄后,教育的影响有所减弱。教育对不同婚姻状态者的影响可能不同,因此我们在表4中给出了分婚姻状态的回归结果。49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23 年表3教育水平与迁移范围(1)(2)(3)(4)(5)(6)迁移到外省迁移到本省外市A:2013年初中0.023 0.003-0.0030.017 0.002-0.003(0.008)(0.008)(0.008)(0.007)(0.007)(0.007)高中0.076 0.024-0.032 0.099 0.053 0.021(0.013)(0.013)(0.013)(0.013)(0.012)(0.012)大专及以上0.148 0.067 0.0130.190 0.110 0.078 (0.013)(0.012)(0.013)(0.013)(0.013)(0.013)Obs.172341723117231161021610016100R20.1990.2440.2730.1620.2050.22B:2018年初中0.047 0.022-0.0130.070 0.048 0.022(0.011)(0.011)(0.011)(0.010)(0.010)(0.010)高中0.080 0.043 -0.044 0.109 0.069 0.012(0.015)(0.015)(0.015)(0.014)(0.014)(0.014)大专及以上0.139 0.059 -0.028 0.199 0.113 0.054 (0.013)(0.013)(0.013)(0.013)(0.013)(0.014)Obs.142511424614246134671346213462R20.1750.2240.2780.1860.2320.26户籍所在县YesYesYesYesYesYes性别、婚姻、家庭规模NoYesYesNoYesYes年龄NoNoYesNoNoYes注:1.数据来源:CHIP2013/2018,我们选取了农村地区2355岁的样本。2.如果农村居民2013年和2018年在户籍所在市外居住的时间大于等于6个月,则将其定义为迁移样本。“迁移到外省”是01虚拟变量,0=不迁移,1=迁移到省外。“迁移到本省外市”是01虚拟变量,0=不迁移,1=迁移到本省外市。3.回归中小学及以下群体为省略组,控制了县虚拟变量和常数项。4.、分别代表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中为稳健标准误。控制性别、年龄、家庭规模和地区等因素后,教育仍显著提高了未婚群体迁移的概率,也扩大了他们的迁移范围。在2013年,大学毕业的未婚农村居民迁往省外和市外的概率比高中生分别高出5.5个和10.6个百分点。到2018年,上述影响变为5.2个和7.3个百分点。对于已婚群体,到了2018年,教育水平不仅对迁移概率没有显著影响,甚至降低了农村居民迁移至外省份的概率。不同婚姻状态群体中,教育水平截然不同的影响说明了家庭因素影响着农村居民的决策。表4不同婚姻状态下教育对迁移的影响(1)(2)(3)(4)(5)(6)是否迁移迁移到外省迁移到本省外市已婚未婚已婚未婚已婚未婚A:2013年初中-0.0030.047-0.0050.035-0.0050.029(0.009)(0.030)(0.008)(0.031)(0.007)(0.029)高中-0.0210.129 -0.043 0.0610.0040.104 (0.018)(0.033)(0.014)(0.033)(0.013)(0.033)大专及以上0.044 0.217 -0.029 0.116 -0.0050.210 (0.018)(0.025)(0.013)(0.028)(0.013)(0.029)Obs.160692501152212010141861914R20.2490.3670.2550.4030.1470.41659第 4 期邢春冰,张晓敏:教育扩展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续表4)B:2018年初中0.0100.049-0.0150.0100.0170.063(0.012)(0.031)(0.011)(0.039)(0.010)(0.039)高中-0.0030.075-0.052 0.0020.0040.081(0.018)(0.033)(0.016)(0.043)(0.015)(0.039)大专及以上0.0120.139 -0.074 0.0540.0090.154 (0.017)(0.024)(0.014)(0.031)(0.015)(0.031)Obs.137162284125301716118021660R20.2700.3720.2610.3870.2070.390注:1.数据来源:CHIP2013/2018,回归选取了农村地区2355岁的样本。2.如果农村居民2013年和2018年在户籍所在市以外居住的时间大于等于6个月,则将其定义为迁移样本。3.回归中小学及以下群体为省略组,控制了县虚拟变量、性别、年龄、家庭规模和常数项。4.、分别代表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中为稳健标准误。(三)教育水平与家庭迁移除了影响迁移的概率、时间以及迁移范围外,农村居民教育水平的提升也将影响移民的家庭结构。随着农村居民教育水平的提高,携带子女和夫妻共同迁移的情况会更加普遍。在没有报告的实证分析中,我们发现,教育水平越高,流动人口带子女迁移的概率越高,其中高等教育的作用尤其明显。农村居民教育水平提高后对于子女随迁的需求可能限制了他们在更大的范围内迁移。这是已婚高教育水平农村居民不倾向于迁往省外的原因之一。除了子女因素,家庭成员的构成也会影响迁移行为。虽然本文未对此进行细致分析,现有文献仍指明了这种可能性。比如,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婚姻在教育方面的匹配程度有所上升24。通常,高教育水平的劳动力更倾向于选择大城市,而非中小城市25-26;当夫妻双方都具有较高学历时,就更是如此27。因此,不同城市对农村劳动力的吸引力也将日益分化,大城市或将更受欢迎。五、户籍制度改革:从激励相容到人才竞争我们给出一系列的实证证据表明,农村地区居民的教育水平已经得到极大提高。与此同时,未婚的农村居民中大学生的迁移概率显著高于低教育水平组别。他们迁往市外和省外的概率也更高。对于已婚居民,尽管大学生更可能迁移,但其迁往省外、市外的概率甚至低于低教育水平群体。对子女随迁和举家迁移的重视可能是限制高教育水平已婚群体迁移范围的重要原因。我们结合这些结果讨论教育水平提升对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过程中各方利益的影响。(一)户籍改革与激励相容的劳动力流动很多研究认为我国的户籍制度会阻碍劳动力的流动,因此导致了较低的城市化率和较小的城市规模28。与此同时,中国存在大量的城乡移民,其数量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逐年增加。在本节中我们将要强调,我国早期的户籍改革允许劳动力在城乡以及区域间的流动 只不过是以劳动力在城市地区被区别对待以及农村居民家庭成员之间的分离为代价,移民也主要是临时性的。而户籍改革之所以能够促进劳动力流动,则在于各方的“激励相容”。对输出地而言,低教育水平的劳动力外出对本地经济有利。一方面,地方政府并没有在这些劳动力身上进行大量的人力资本投资;另一方面,农业生产效率提高产生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劳动力外出带来的好处包括:缓解本地就业压力、减少贫困、通过外出劳动力获取技术和资金,等等29-31。因此,流出地的地方政府鼓励本地居民外出打工。从流入地来看,出口和经济增长产生了对劳动力的需求。早期的产业发展阶段所需的劳动力技能69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23 年水平较低。外来人口进入城市地区基本上是被允许的,但本地政府不为其提供相应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包括子女教育、医疗卫生服务、住房等。大量低技能农民工进入城市而不致影响城市居民所享受的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如果不存在区别对待的机制,农民工进城将降低城镇居民的社会福利水平,使城市地区的居民或政府抵制农民工进城。对企业而言,大量低技能劳动力以及宽松的劳动力市场管制,降低了劳动力成本。这有利于地方政府吸引投资,增加政府收入。因此,在对农民工区别对待的基础上,放松人口流入限制符合地方政府和本地居民的利益。对于农村居民,在城市地区就业提高了他们的收入水平 尽管其收入水平和福利状况长期低于城镇本地职工。与此同时,流动到城市地区不影响其在土地承包、宅基地使用和集体收益分配等方面的利益。农村家庭可以选择让部分家庭成员到城市打工,其他家庭成员(包括儿童)留守。通过这种方式,农村家庭充分利用城市地区的经济机会,降低在城镇地区的生活成本,并保留其在农村地区享有的利益。Mincer(1978)32指出,只有在所有家庭成员在内的迁移总收益大于总成本时,家庭才会举家迁移。如果家庭成员选择一起迁移,即便个别家庭成员迁移有正的净收益,家庭迁移也不会发生 因为其他家庭成员(包括子女、配偶和老人)迁移的净收益可能为负。如果个别家庭成员单独迁移,则只需计算其自身的成本和收益。在中国的制度安排下,多个家庭成员迁移(特别是举家迁移)不仅意味着更高的城市生活成本,也将意味着无法获得与集体土地相关的收益,这减少了家庭迁移的净收益。当然,个别家庭成员迁移也带来了留守儿童、夫妻分居等问题。如果为农民工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城市地区的工作将对提高农民工的福利更为有利。但这会降低城市地区的地方政府和居民对外来人口的接纳意愿。虽然在早期户籍改革阶段的流动人口未能在获得流入地的福利和相应权利方面取得很大的进展,这一时期的劳动力流动仍然是一个帕累托改进,“地方政府与农民工之间形成了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合意均衡”33。(二)城市间的人才竞争:从城乡迁移到城市选择上述激励相容的情况在大学扩招之后(特别是最近这些年中)出现了显著的变化。这种变化集中体现在近几年出现的“人才战”上。农村年轻人的教育水平大幅提高带来了几个重要改变。首先,低技能劳动力供给减少。城市地区在为低技能的岗位招聘劳动力时,更有可能面临短缺。这是在2003年之后,学者们开始谈论刘易斯拐点的重要原因之一34-36。劳动力供给的减少,使不同地区在获取农业剩余劳动力方面存在竞争关系。其次,针对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其输出地(通常也是培养地)和输入地之间也存在很强的竞争。城市地区的经济面临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人力资本对企业的绩效和地区经济的发展日益重要。人力资本水平越高,城市经济增长越快21,37;而对于那些面临负面冲击的地区,更容易面临高教育水平劳动力的流失38。因此,出于经济发展(包括支持房地产市场)的考虑,地方政府有很强的激励吸引高教育水平劳动力。对于高等教育的毕业生,他们有能力在更大范围的市场中寻找工作,也更看重工资收入以外的因素(包括工作的稳定性、社会保障、城市的公共服务和便利设施)。决定生活质量和家庭发展的城市便利设施、生活成本、教育机会和家庭团聚等因素将成为他们考虑的重要维度。这些因素促使地方政府79第 4 期邢春冰,张晓敏:教育扩展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大学扩招从总体上来说,是在技术进步和全球化的背景下,对高技能劳动力需求上升从而技能回报也上升所带来的政策反应。这期间,中国家庭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上述两点意味着 Rosen-Roback 的空间均衡模型应成为我们思考农村居民迁移决策及其结果的理论框架(之一)。无论是 Rosen(1979)39还是 Roback(1982)40,都强调了一个地区或者一份工作存在多维特征 工资只是决定劳动者效用水平(或生活质量)的一个方面。采取相应的措施吸引高教育水平的大学毕业生,因而导致了“人才战”。地方政府之间的“人才战”会带来怎样的劳动力市场结果呢?地方政府通常是利用降低户籍门槛等方式来吸引毕业生落户。因此,人才竞争的一个结果是导致户籍门槛降低。这与近年来我国很多中小城市放开户籍限制的事实一致。表面上看,这些变化是户籍改革的成效,但它们之所以取得成效,与中小城市户口价值下降和地方政府竞争人才关系很大。不同地区所面临的竞争压力是不同的。由于集聚效应、多样化的劳动力市场以及人力资本外部效应等多种因素,大城市对于年轻的高教育水平劳动力更有吸引力,这使它们在人才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通过户籍改革吸引人才的压力较小。大学毕业生在这些城市落户面临较高的准入条件或积分要求。还有一个变化是,教育水平的显著提升带来了婚姻正向匹配程度的上升。对于高教育水平的夫妻,第一,他们的流动性更强,地方政府在吸引他们时需要提供更多优惠。第二,他们更加看重家庭团聚和子女教育,也更倾向于举家迁移。第三,他们夫妻双方都有较高的就业需求。这些特征说明,户籍制度改革对于吸引高教育水平的劳动力至关重要;同时,不同类型城市对人才的吸引力是不同的。大城市在吸引夫妻均是高教育水平的劳动力方面有着很强的优势 因为大城市中的劳动力市场规模大、就业机会更加多元,对于夫妻双方都找到工作非常有利。这也使大城市在人才竞争中处于有利的地位。户籍改革对于地方政府吸引人才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农村低教育水平劳动力数量的减少以及城市经济的升级,地方政府之间的人才竞争将削弱户籍的影响。需要指出的是,农村居民和农民工仍然以低教育水平劳动力为主。地方政府在为竞争人才而降低户籍门槛的同时,对于低教育水平者的流入可能缺乏相应的改革措施。很多地方实行积分制以及对高学历者给予更高积分的事实说明了这一点。六、结论和政策建议过去40多年中,户籍改革对于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改革的过程中,户籍制度不是简单地限制劳动力流动,而是发挥着筛选和控制节奏的功能。在人口迁移大规模发生的时期,户籍制度的分权化特征使得地方政府在公共服务(福利)上对流动人口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