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孔子的思想体系样本.doc

孔子思想体系韩星1、相关孔子思想体系相关孔子思想体系最起码有三个问题需要深入思索和研究，一是孔子有没有思想体系？二是怎样了解孔子思想体系？她思想体系组成是怎样？三是用那些材料来证实或“复原”这个思想体系？首先应该说明，我们现在常说“思想体系”或“学说体系”是受西方哲学影响，认为一个伟大哲学家、思想家其思想肯定是成体系，研究她思想，关键就是完整、深刻地了解她思想体系。然而实际上对哲学家、思想家本人来说，她不一定全部是有意识地、自觉地进行体系建构，在很大程度上说，她有什么样思想体系是以后研究者进行“复原”或“重构”结果。对于中国古代哲学家、思想家研究来说，尤其存在这么情况。从学术研究角度来说，这也无可厚非。所以，我们还是根据学术界研究习惯，我们仍然能够认定孔子各个方面思想组成了一个有机统一体，在这个前提下，来相对地了解她思想见解。近代以来，从学术思想角度来讨论孔子思想体系组成，因为种种原因，出现了很大分歧，形成多个说法：如以仁为中心说，以礼为中心说，以中庸为中心说，以仁义为中心说，以仁义礼统一为关键说等等。尤其流行是仁关键说和礼关键说。两说共同特点是它们绝对对立。仁关键说排斥礼，礼关键排斥仁。我认为，这种“中心说”、“关键说”从大方面讲全部是习惯了孔子以后二千年大一统政治体制及其对应大一统意识形态影响结果，也是现代社会既定思维模式定向制约结果，是迫切需要摆脱；从小方面讲，大家往往轻易抓住一个概念、范围看成一个思想家思想关键，而忽略它整体性，自然相互矛盾。另外，西方学者因为对孔子思想体系把握不够，对孔子思想评价多有误解，最经典就是黑格尔。黑格尔眼中孔子只是一个实际世间智者，算不得一个哲学家，“在她那里思辨哲学是一点也没有只有部分善良、老练、道德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取得什么特殊东西”，甚至认为，“为了保持孔子名声，假使她书历来不曾有过翻译，那倒是愈加好事。”黑格尔“不能从中取得尤其东西”孔子思想对中国文化乃至整个东亚文化全部有极为关键意义。黑格尔对孔子认识不仅只是凭少许不严谨译本，而且只看到了那零碎道德教训，而没有触及孔子思想整体结构，不能从整体角度深化对细节把握。另外，黑格尔以西方文明发展道路为模式构筑了唯一“世界精神”哲学发展史，对中国历史和文明发展道路却缺乏同情了解，可能潜意识中还有日尔曼人所惯有那种偏见和傲慢。今天，对孔子思想体系要深入、全方面地把握，集中探讨其关键是完全必需，但又是很不够。笔者无意消解中心，也不想另立中心，只是想实实在在地对孔子整个思想进行深入其内细心研习以后，再出乎其外，不带任何思想偏见和既定思维模式来了解孔子思想体系组成，并尽力展示其原状，以实事求是地把握孔子思想和学说。在春秋战国之际，孔子作为一个西周乃至上古文化继承者和集大成者，她以平治天下为已任，构筑一个思辨哲学体系对她来说是奢侈，她是着眼于当初时势，思索社会整合有序、个人和社会协调发展、人民安居乐业路径。这么，假如要说她有什么思想体系话，那也是她在不自觉、开放思维方法中构建了含有历史文化功效和历史现实水乳交融独特“思想体系”。孔子思想体系里不一定非得有唯一逻辑起点和思想关键，而且最关键并不是理论推演逻辑性和思辩性，而是它世间性、实用性，能够包容个人和社会，负担传统和变革，结合理想、信仰和此间生活等等。我们今天研究能够从不一样方面了解和“复原”这个思想体系。2、孔子思想学说集大成性质要探讨孔子思想学说体系，我们应该有一个基础认识，孔子思想学说有集大成性质。孔子展之所以成为两千多年以来中国乃至人类屈指可数大思想家、学问家，最基础就是她思想学说是“集”了中国上古以来文化“大成”。上古文化在西周是一个集大成，但在这是制度意义上集大成，到了孔子能够说是思想学术意义上集大成。相关这方面古来大家全部有认识，孟子曰：“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孟子万章下）赵岐注：“孔子集先圣之大道，以成己之圣德者也，故能金声而玉振之。振，扬也。故如金声之有杀，振扬玉音，终始如一也。”朱注：“此言孔子集三圣之事，而为一大圣之事；“犹作乐者集众音之小成，而为一大成也。成者，乐之一终，书所谓箫韶九成是也。金，钟属；声，宣也；玉，磬也；振，收也，如振河海而不洩之振。始，始之也。终，终之也。条理，犹言脉络，指众音而言也。智者，知之所及；圣者，德之所就也。盖乐有八音：金、石、丝、竹、匏、土、革、木。若独奏一音，则其一音自为一直，而为一小成。犹三子之所知偏于一，而其所就亦偏于一也。八音之中，金石为重，故特为众音之纲纪。又金始震而玉终诎然也，故并奏八音，则于其未作，而先击镈钟以宣其声；俟其既阕，以后击特磬以收其韵。宣以始之，收以终之。二者之间，脉络通贯，无所不备，则合众小成而为一大成，犹孔子之知无不尽而德无不全也。”戴震亦释此句云：“圣智至孔子而极其盛，不过举条理以言之而已矣。”（孟子字义疏证卷上理条）孟子公孙丑上中有些人欲比较伯夷、伊尹和孔子，孟子直截了当地答到“否。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朱子语类卷第五十八还载：当有问朱熹何谓“集大成”。朱熹回复说：“孔子无所不该，无所不备，非特兼三子之所长而已。但和三子比并说时，亦皆兼其所长。”张载对孟子话有深刻了解，“孟子所谓一直条理，集大成于圣智者和！”（正蒙大易篇）释氏稽古略说明孔子集大成是集古代圣王遗教大成：“圣人生于鲁，集大成于古帝王之教也，甚矣！”王夫之尝谓，“孔子之术，合三代之粹而阐其藏者也”(见读通鉴论卷三)刘师培说：“周室既衰，史失其职，官守之学术，一变而为师儒之学术。集大成者厥唯孔子。”王国维论孔子集大成云：“孔子者，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实践躬行之学也。上至三皇五帝，下至夏殷周诸圣贤之学说，无不集合而组织之，以大成儒教；其圆满之智如海。又多才多艺，至其感化力之伟大，人格之完全，古今东西，未见其比。”总而言之，古今以来大家对孔子思想学术上集大成认识关键有这么多个含义：一是集伯夷、伊尹、柳下惠这么三圣之事为一大成之事；二是孔子既圣且智，孟子经过所谓金声玉振，一直条理来比方和说明；三是集三代及其以上圣王德业大成；四是集古代思想学术大成。3、孔子思想体系基础组成孔子思想体系大致由两个层面组成：第一，是性和天道层面。这方面一向就有误解，论语公冶长云：“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和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这段著名文字，曾被史记孔子世家、汉书眭宏夏侯胜传赞、汉书外戚传师古注、后汉书桓谭传等引用，后儒也进行了阐释，影响相当之大。 史记天官书云：“是以孔子论六经，纪异而说不书。至天道、命不传，传其人不待告，告非其人，虽言不著。”正义云：“待，须也。言天道性命，忽有志事，可传授之则传，其大指微妙，自在天性，不须深告语也。”认为天道性命，“大指微妙，自在天性”，所以不传；也有可能是传而不告。天官书此语，使孔子罕言性和天道问题带有几分神秘色彩。汉书外戚列传引颜师古曰：“谓孔子不言性命及天道。而学者误读，谓孔子之言自然和天道合，非唯失于文句，实乃大乖意旨。”在汉书眭宏夏侯胜传赞颜师古还解释了孔子不言原因：“性命玄远，天道幽深，故孔子不言之也。”后汉书桓谭传注引郑玄论语注：“性谓人受血气以生，有贤愚吉凶。天道，七政变动之占也。”钱大昕承郑氏之说，认为“古书言天道者，皆主吉凶祸福而言。”故圣人难言之。刘宝楠正义云：“集解释天道，本易言之，和郑氏之据春秋言吉凶祸福者，义皆至精，当兼取之。”但程树德批评郑氏之说：“郑氏兼学谶纬，其以吉凶祸福解天道，亦为风气所囿。”汉书艺文志在叙述了儒家出于司徒之官而有一系列特点以后，还尤其强调儒家“于道最为高”，即把道看成是其思想最高追求。 皇侃引太史叔明云：“六籍即有性和天道，但垂于世者可踪，故千载之下，可得而闻也。至于口说言吐，性和天道，蕴藉之深，止乎身者难继，故不可得而闻也。”顾炎武继续其论，她说，对于夫子之言性和天道不可得而闻，有些人怀疑是不是有什么隐衷，而“不知夫子之文章，无非夫子之言性和天道”，“夫子教人，文行忠信，而性和天道在其中矣，故曰不可得而闻。”“夫子之文章，莫大乎春秋。春秋之义，尊天王，攘戎狄，诛乱臣贼子，皆性也、皆天道也。故胡氏以春秋为圣人性命之文。”这么解释也不够周详，假如能够这么说，那么孔子“礼”也一以贯之于六籍及文行忠信之中，子贡为何没有“不可得闻”之叹？可见其说不可从。 又，太史叔明以子贡之言乃是“夫子死后，七十子之徒，追思曩日圣师平日之德音难可复值”。所谓夫子言性和天道不可得闻，当是孔门后学颇喜讨论性和天道，子贡乃追思孔子生平言论，发觉夫子罕有言及，故发此议论。这么说法是不尽符合事实，孔子生前也曾提及性或天道。相关性，孔子曾经说过“性相近，习相远”（论语阳货），在回复鲁哀公“君子何贵乎天道”之问时，孔子说：“贵其不已。如日月东西相从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闭其久，是天道也；无为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礼记哀公问）天笼照大地，培育万物，是人类生命之源。它昼夜交替，寒往暑来，含有不可逆转力量。是为孔子天道观。但弟子们确实是极少听说过，这么就给其后学留下了很大深入发挥空间，所以作为七十子之一子思，最早在中庸中提出“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著名心性论命题。性和天道又恰恰是郭店楚简最关键话题。性自命出“性自命出，命自天降，道始于情，情生于性”所表述思想和中庸所论完全相同。可见性和天道，是子思学最先派着力开拓思想领域。子思学派从两个方面对孔子天道观作发展：其一，认为天不仅是宇宙主宰，而且是万物之“道”渊源。“知天所为，知人所为，然后知道，知道然后知命。”（郭店楚简语丛一）“圣人知天道也。知而行之，义也。行之而时，德也。”（郭店楚简五行）天道无所不在，天道形诸于地，即为地道；形诸于水，即为水道；形诸于马即为马道；形诸于人，即为人道。所以，人性得自天命，人性即是天性。其二，是将性和天道相打通，不仅说明了人性起源，而且为人性说取得了形而上依据，尽管其中有玄学成份，但却相关键理论意义，这可能正是孔子思想所未曾包含之处。检阅文件，孟子、荀子和大小戴礼记，无不谈性和天道，当是子思影响之所及。如大小戴礼记，发觉相关性和天道叙述甚多，礼记大传云：“圣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大戴礼记礼三本云：“礼有三本，天地者，性之本也。”礼记祭义云：“是故君子合诸天道。”大戴礼记子张问入官云：“故君子莅民，不能够不知民之性，达诸民之情，既知其以生有习，然后民特从命也。”中庸云：“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能够赞天地之化育；能够赞天地之化育，则能够和天地参矣。”礼记礼器云：“天道至教，圣人至德。”礼记礼运云：“夫礼必本于天，动而之地，列而之事，变而从事，协于分艺。故礼义也者，所以达天道、顺人情之大宝也。”朱子说中庸立言之意在说明“道之本原出于天而不可易”，（中庸集注）可谓深得其要。依据彭林先生研究，大小戴礼记主体部分撰作年代，和郭店楚简大致相当，而郭店楚简又关键是思孟学派作品。这么，思孟学派有大量谈论性和天道思想，到了宋明理学，其学术主旨就是性和天道了，只不过宋儒把天道换成了天理而已。朱熹论语集注卷三云：“文章，德之见乎外者，威仪文辞皆是也。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题本体，其实一理也。言夫子之文章，日见乎外，固学者所共闻；至于性和天道，则夫子罕言之，而学者有不得闻者。盖圣门教不躐等，子贡至是始得闻之，而叹其美也。程子曰：“此子贡闻夫子之至论而叹美之言也。”论语集注卷四朱熹引程子曰：“若性和天道，则有不可得而闻者，要在默而识之也。”程朱认为是子贡从孔子那里知道晚，所以发出了由衷赞叹。尤其是她们强调性和天道“要在默而识之”，倒是揭示了孔子为何罕所言及原因，是因为性和天道关键在于自我生活经验和直觉体悟，在表示上就“大道难言”问题，所以，最关键是“默而识之”。戴震出入释道，于是对儒家性和天道有自己独特了解，“所谓性和天道者，及从事老、庄、释氏有年，觉彼之所指，独遗夫理义而不言，是以触于形而上下之云，太极两仪之称”，这么就不难了解孔子弟子“不得闻”了，孔子一生并没有坐在书斋里进行纯粹思想体系建构，她是在人生、社会实践经验中表示深化和完成其思想体系。因为性和天道形而上性，孔子通常不抽象地谈性和天道，这就是所谓不离事言道，所以她弟子就极难听到了。这也成为以后中国思想特点。戴震还认为孔子性和天道之学关键在易经之中，她说：读易，乃知畜性和天道在是。周道衰，舜、禹、汤、文、武、周公致治之法，焕乎有文章者，弃为陈迹。孔子既不得位，不能垂诸制度礼乐，是认为之正本溯源，使人于千百世治乱之故，制度礼乐因革之宜，如持权衡以御轻重，如规矩准绳之于方圜平直。言似高远，而不得不言。自孔子言之，实言前圣所未言；微孔子，孰从而闻之?故曰“不可得而闻”。是后私智穿凿者，亦警于乱世，或以其道全身而远祸，或以其道能诱人心有治无乱；而谬在大本，举一废百；意非不善，其言只足以贼道。因为古代典籍散失和撺乱，我们没有直接而确切证据来说明孔子是否真作了易传，创建了她哲学体系。但其次，也有充足证据证实孔子确实读过、乃至认真研究过周易，所以她晚年应该有经过周易研读而取得对于性和天道更深入认识。这些认识可能没有几乎机会普遍讲出来或写出来，但她晚年弟子一定有所耳闻，并在孔子影响下开始重视易学研讨，这就自然和子思学派多谈性和天道衔接上了。相关周易，传统上关键被作为卜筮之书，关键作用也是用来占卜吉凶，过去乃至现代学界易学研究主流见解仍然认为是卜筮性。对此，今天已经有学者提出了质疑，这对我们有很大启示。我这里对这个问题不可能进行全方面探讨，只是想说明孔子在卜筮基础上对易传人文意义开发。卜筮本是原始社会巫术文化遗存，作为巫术中关键内容，西周以后逐步被人文理性精神所超越，尤其是孔子及其后学“序传解经”，扬弃了周易卜筮性质，对周易经传思想了“一以贯之”推定。帛书易传要云：子赣曰：夫子亦信其筮乎？子曰：吾百占而七十当，唯周梁山之占也，亦必从其多者而已矣。子曰：易，我复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又仁守者而义行之耳。赞而不达于数，则其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其为之史。史巫之筮，乡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和史巫同途而殊归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奠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其后乎？。显然，在祝卜尚流行时代，孔子主导思想是“复其祝卜”以“观其德义”。在当初，她和史巫是“同途”，不过她最终目标则是“求其德而已”是“殊归”，她只是把卜筮作为圣人寻求德义手段之一。所以，她认为君子应该经过德行仁义求福祗求吉利，而把祭奠和卜筮放在次要位置，并尽可能降低祭奠和卜筮。这么，孔子就使带有宗教迷信色彩祝巫卜筮发生了本质性改变，被给予了道德实践工具新意义。以后，周易摆脱了原始巫术形态，成为合经传为一体“一以贯之”“易学”体系，容纳和表现了先民在上古文明发明活动中焕发出来哲学智慧、道德理想和神圣意识。这三者三位一体，两两相对相关，且在历史运动和思潮激荡中相互互为消长，发挥其不一样文化功效，表现为不一样文化风貌。当然，孔子对易道阐发假如只是停留在通常道德层面显然是不够，实际上孔子也没有停留在这里，正如有论者所说：“以道德角度阐扬易理，不是孔子发明，孔子作易传真正价值并不在此。”“孔子作易传，为道德合理性提供了最终形而上学依据，并因之确立了深邃、严密贯通天人性命（尽性至命）修养学说。”这一点，章太炎先生早就看出来了：孔子赞易之前，人皆以易为卜筮之书。卜筮之书，后多有之。如东方朔灵棋经之类是。古人之视周易，亦如后人之视灵棋经耳。赞易以后，易之范围益大，而价值亦高。系辞曰：“夫易何为者也？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大道，如斯而已者也。”孔子之言如此。盖发展社会、发明事业，俱为易义所包矣。此孔子之独识也。今天，也有学者推定“尽性知命”为“性和天道”理论形式关键表现在周易说卦传和中庸之中，而且开辟了以“形而中论”哲学思绪对这方面思想进行正本清源工作，对周易“形而中者之谓卦”到“形而中者之谓人”再到“形而中者之谓神”进行了贯通推定，认为“道”和“器”关系，是以“卦”承诺形而中主体，以推定形上之道和形下之器，所以，形而中者谓之卦。形而中之主体者，人也。故以“卦”承诺主体可推定：形而中者谓之人。也就是说，形上和形下统一于形而中之主体，形式为卦，承诺和推定者是人。在这里，“形”作为主体推定基础，以形而中者谓之卦作为承诺和推定形式，从而推定形上和形下，组成形上、卦、形下统一哲学体系，使周易哲学模式得以外化，再现了中国哲学独特体系。周易哲学含有和西方哲学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完全不一样体系性，就在于以其形而中者谓之卦和形而中者谓之人形而中论哲学体系，推定和承诺了主体“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科学价值。这就使周易成为哲学性及科学性统一思想形式。总而言之，因为 “尽性知命”“性和天道”之学高深和需要悟证，孔子确实没有进行“普及”，而是和颜回这么有“中人以上”素质学生进行过探讨，于是在庄子里面便出现了孔子“心斋”和颜回“坐忘”之说，其它“中人以下”素质学生自然就“不可得而闻也”。这说明，孔子“性和天道”之说是子贡得未曾闻，并不是孔子得未曾言。至于子贡得未曾闻可能有很多原因，其中比较关键应该是怕她素养不高学生会误解这方面思想，损害了思想本身，更有可能使学生误如歧途。在中国思想史上，因为在论语中子贡说“夫子之言性和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公冶长）和曾子“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里仁），再加上后儒把儒学纳入治国之术（汉代）和心性学发展（宋明理学），遗落了孔子思想体系形上基础。第二是仁礼中庸层面。这一层面是这么结构：以“仁”为支柱修己之学和以“礼”为支柱治人之学，被以“中庸”为基础原理“中和论”有机地结合成为一个完整体系。其中修己是治人前提和条件，治人是修己目标和归宿；而修己和治人两大部分思想内容构建又是以“中庸”为基础原理，“和”是完成整体构建方法论标准和标准。1、以“仁”为支柱修己之学1.1 孔子对执政者提出了“正己”要求，孔子认为，在任何一个秩序良好社会中，执政者和臣民关系是最基础。而在二者当中，孔子又最重视执政者作用，认为执政者好坏决定了社会治理好坏。所以，她对执政者政治道德提出了很高要求，这就是“正”。当季康子问政和孔子，孔子对 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颜渊）又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不正，虽令不从。”（子路）又说：“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同上）这就是说，执政者必需从端正本身开始，经过其人格魅力和道德感召力去治理民众（正人）。这么，才能造就一个良好秩序社会。这就是古代所谓“典范政治”基础要求。执政者正，便可不令而行，风行雨施，及和下民，“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颜渊）在这个基础之上，她深入推论，认为政治过程是一个由修己到治人连续过程。“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宪问）在孔子看来，修己为为政之本。安，就相当于今天社会稳定。社会何以能稳定？不是靠压迫和欺诈，而是要在“修己”基础上建立社会正义和规范礼乐刑政一整套东西。朱熹注云：“圣贤之道，进则救民，退则修己，其心一而已矣。”可谓深得圣贤旨意。1.2 孔子还对以执政者为主体社会各阶层提出了“克己”要求。这就是有名而也有误解那句话：“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颜渊）这句话能够说是孔子思想纲要，包含到了礼、仁，而以“克己”作为复礼归仁实践要求。对于“克己”“克”一向有两种不一样解释，一是释为“胜”、“克制”，一是释为“能够”、“堪能”。从论语相关叙述看，把“克”解释成“克制”似乎更符合孔子本意。其实，孔子自己对“克己”自有一套叙述。在她看来，“克己”一个方法是“约”，即约束。里仁云：“以约失之者鲜矣。”朱注：“谢氏曰：“不侈然以自放之谓约。尹氏曰：凡事约则鲜失，非止谓俭约也。”这就是说，能够自我约束不放纵就能够少犯错误。她又说：“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能够弗畔矣夫！”朱注：“君子学欲其博，故于文无不考；守欲其要，故其动必以礼。如此，则能够不背于道矣。程子曰：“博学于文而不约之以礼，必至于汗漫。博学矣，又能守礼而因为规矩，则亦能够不畔道矣。”（颜渊）颜渊说：“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子罕）朱注：“侯氏曰：“博我以文，致知格物也。约我以礼，克己复礼也。”可见孔子是从学和礼相反相成中来谈，学要博，礼要约。“约之以礼”和“克己复礼”是意思是一样。全部是指以礼来克制、约束自己思想行为。“克己”另一个方法是“自戒”。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季氏）自戒便是自爱，便不会走入人生误区。孔子在回复樊迟问怎样“辨惑“时，讲不是分辨是非之道，而是自戒。她说：“一朝之忿。忘其身，和其亲，非惑和？”（颜渊）“克己”还要自省、自责、自讼。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里仁）朱注：“思齐者，冀己亦有是善；内自省者，恐己亦有是恶。”前者是主动向善，后者是消极自防。曾子还更明确地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和好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学而）朱注：“尹氏曰：曾子守约，故动必求诸身。”是说曾子重视内在修养，事事反求诸己。反省，是人自我意识成熟标志。常常反省，有错改之，无错则免。她还语重心长地说：“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卫灵公）但通常人极少有自责精神，孔子感慨地说：“已矣乎！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公冶长）孔子“克己”最根本要算“不争”、“无争”了，这和道家思想甚为靠近，是早期儒道关系还不担心时手道家影响，也说明儒道思想有同一一面。子曰：“君子矜而不争，当而不群。”（卫灵公）这是辨证而正面要求。又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八佾）可见，不争也不是绝正确任何怎样竞争，而是认为应有正当符合礼乐文明“争”。 1.3 孝悌是修己又一基础内容。孝指尊敬顺从父母，悌指尊重兄长，是中国古代处理家族内部两大关系基础要求。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学而）“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子罕）因为当初家族组织和行政这关系亲密，在家能孝悌者，在政治上肯定能敬重君主、公卿，所以，“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学而）因为孝悌和政治相通，所以当有些人问孔子“子奚不为政”时，孔子回复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弟兄，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为政）在孝悌中间，孔子更重视孝，认为这是“本”：“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和！”朱注：“孝弟行于家，以后仁爱及于物，所谓亲亲而仁民也。故为仁以孝弟为本。”孝悌成为仁民爱物根本。那么，怎样做到孝呢？一是合礼。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为政）生前死后全部能以礼待之，便是孝。二是真情实感。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同上）即就是说，赡养父母要有敬重感情，不然，和对待犬马就没有分别了。1.4 在社会生活中处理人和人关系时要爱人。当樊迟问仁时，孔子说：“爱人。”（颜渊）一向对仁解释众说纷纭，然而爱人是其基础精神，是修己之学根本。这里“人”是一个泛称，是一个类概念，是超越了阶级、种族局限。孔子认为“爱人”具体表现和方法就是“忠恕”。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里仁）所谓“忠恕”,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这么由己及人，人己对待。对己，要求“克己”；对人，要求“爱人”。二者统一于“仁”之中，是修己之学两个支点。1.5 以“仁”精神，落实于政治生活过程当中，就是要做到尊五美、屏四恶。子张问于孔子曰：“何如斯能够从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恶，斯能够从政矣。”子张曰：“何谓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子张曰：“何谓惠而不费？”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贪？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骄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张曰：“何谓四恶？”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和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尧曰）这些是对君子从政一个带有理想色彩要求，是以“中和”为标准，融道德和政治为一体，混修己和治人为一团，是其后儒家修齐治平先导，对中国士人政治思维影响既深且巨。相关修己方面还有忠、信、智、勇、恭、宽、敏、直等，能够说和前面所述组成了一个大系统，组成了由个体出发人生道德一极，但这一极绝不是封闭，纯粹，而是开放，和下面要讲另一极治人是相通相连。2、以“礼”为支柱治人之学以“礼”为支柱治人之学实际上就是孔子治国思想。孔子继承了西周以来把礼作为治国之经纬思想，认为礼是治国之本，形成了以礼乐教化治国安邦总体思绪。2.1 孔子对周礼抱着很尊敬心态，而在实际上又有所损益。在继承中创新，目标是为了救世。孔子是十分崇尚“周礼”，在论语中数次谈到自己对西周礼乐向往。子曰：“周监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八佾）“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泰伯）“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阳货）“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述而）这态度谈和感情毕竟是有一定保守性，因为周礼再好，也只是代表一个逝去了时代，尽管那个时代曾经确实是辉煌。 假如孔子果真面对当初礼崩乐坏社会形势，一味地维护周礼，那她肯定是一个地地道道保守派。不过，实际上，她对周礼也有很多不满之处，并在推崇周礼前提下，对周礼进行了很多“损益”。如“周礼”重视祭奠鬼神，而孔子在回复樊迟问知时则主张：“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雍也）子路问事鬼神问题，孔子明确地告诉她：“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优异）她弟子全部认为“子不语怪，力，乱，神。”（述而）孔子重人事轻鬼神，革新了“周礼”基础精神。又如“周礼”要求宗法制、世袭制在孔子这里也被打破了，她提出了“举贤才”（子路）打破了亲亲尊尊，主张“学而优则仕”（子张），向社会打开了取士大门。孔子经过对周礼损益发明性地提出了“仁”思想，使之她整个思想体系制高点，并和“礼”配合，在修己同时治人，在人伦理道德完善基础上实现社会良好秩序。2.2 孔子继承西周德治思想，总结春秋德礼思潮，提出了“德化”、“礼治”治国思想。孔子不满当初“天下无道”，动荡不安社会，抱着强烈忧患意识和救世情怀，奔游列国，汲汲以求，提倡“德化”、“礼治”。她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为政）她提出“为国以礼”（优异），集中表示了她对礼在政治中地位和作用认识。除了重视德、礼，孔子也没有忽略政、刑在治国理民过程中关键性，她指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朱注：“道，犹引导，谓先之也。政，谓法制禁令也。齐，所以一之也。道之而不从者，有刑以一之也。免而无耻，谓苟免刑罚。而无所惭愧，盖虽不敢为恶，而为恶之心未尝忘也。礼，谓制度品节也。言躬行以率之，则民固有所观感而兴起矣，而其浅深厚薄之不一者，又有礼以一之，则民耻于不善，而又有以至于善也。”可见，孔子认为在治国理民过程中，德、礼和政、刑全部是不可缺乏，不过，在这四者当中她是有前后，这就是德、礼为先，政、刑为后。孔子先德、礼，后政、刑思想还表现在下面多个关系上：在政治和经济关系上，她主张先经济后政治，也就是先富后教。冉有问为政首先要处理什么问题，孔子回复是民富起来，以后再进行教化。又子贡问为政，她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颜渊）一样把足食放在首位。在惠和使关系上，她主张先惠后使。孔子认为使民是肯定，但不能无条件地使，应该是先惠以后使，“惠则足以使人。”（阳货）在教和杀关系上，孔子提出以直正枉，先教以后杀。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为政）孔子回复：“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季康子问政和孔子，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颜渊）3.3 孔子认为“治国以礼”既要重视形式，又要重视精神实质。她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阳货）认为玉帛、钟鼓是礼乐所不可少，但只是限于形式上是不够，要重视礼精神。礼精神关键表现为“仁”、“恭”、“敬”、“让”、“情”等方面。“仁”是礼最根本精神内容。孔子是：“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意谓不仁人，怎么能谈得上礼乐呢？援仁入礼，以仁充礼，为孔子构建学说体系最关键步骤。“恭”是对人庄重和顺。孔子主张“居处恭”（为政），“貌思恭”（季氏）但反对过分做作恭顺：“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公冶长）所以，要做到恭，必需依礼而行。有若说：“恭近于礼，远耻辱也。”（学而）“敬”是对人严厉、真诚，以礼相待。孔子主张敬父母，在孝养父母同时要有敬，只养不敬不是真正孝；敬上，赞扬子产“其事上也敬”（公冶长）；敬友，赞扬晏子“善和人交，久而敬之。”（同上）。她自己也在行为上表现了以礼而行恭敬，如“入公门，鞠躬如也，如不容。”（乡党）等等。“情”这个字即使孔子没有直接讲过，但从她言行中，能够看出她是主张行礼必需灌注以真情。当她学生宰我认为“三年之丧”时间太长时，孔子说：“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阳货）把“三年之丧”传统礼制精神归结为亲子之爱生活情理。在祭奠中，她也一直强调一个虔敬之情，“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八佾），而并不在意鬼神有没有。4.4怎样实现以礼治国？孔子把“正名”作为起始。当她和学生游卫时，子路问：“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孔子说：“必也正名乎！”子路有些不解，孔子接着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子路）这一主张要落实在政治上，就是要做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颜渊）。为此，在君臣关系上，她强调君臣之间要以礼相待，“君事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八佾）至于父子、弟兄、好友之间，一句话，多种社会关系全部要以礼为准则，甚至要求大家“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孔子提倡礼，表现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应该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而不能“自诸侯出”，更不能“陪臣执国命。”（季氏）因为法治和礼治在那个特定时代是有对立，所以孔子站在维护礼治立场上反对晋铸刑鼎，这说明孔子确实有保守倾向。3、以“中庸”为基础原理“中和论”3.1 中庸和执中。“中”和“庸”观念在孔子以前已经有了，而“中庸”合称，成为一个基础范围则始于孔子。雍也载：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这里说了两层意思，一是说中庸是最高品德修养和认识标准，二是说中庸之德起源很早，中止已久，在当初已经很罕见了。中庸和“允执其中”意思相同。“允执其中”见于尧曰，是尧留给舜政治遗嘱关键内容，这一点虽未必十分可靠（因尧、舜、禹本身情形尚无定论），但执中是相当古老思想无可怀疑，尚书、诗经一些篇章全部明确地把“中”作为一个政治道德概念来使用。“中庸”也就是“用中”。从论语相关记载能够看出，孔子把礼视为“中”，执中、用中是依存于礼，执中即是执礼，中庸意即谨守礼制，不偏不倚，不激不随，合适适中。礼记仲尼燕居载：子曰“礼乎礼，夫礼所以治中也。”礼基础作用是治中，中最大社会意义就是守礼。执中、中庸观念和“仁”也有亲密关系。孔子还以“射”来作比方，说明“中庸”，认为“射”“中”和“不中”关键在自己主观方面，必需“反求诸其身”（礼记中庸）己心正则己身正，己身正在则矢无不正，射无不中。这里谈“中”，谈怎样才能“中”，实际上已经揉进了“仁”观念。换句话说，“执中”应是一个内在修养，应成为君子自觉追求，而内心“执中”就是仁。“射者，仁之道也。射求正诸己，己正以后发。发而不中则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礼记射义）正己好比仁，射中好比礼，仁是内在修养，礼是外在标准，仁是前提，礼是目标，二者之联结，便是中庸之道。3.2 “中庸”原理实际应用孔子对“中庸”原理实际应用，是在极端中寻求平衡。求“中”之方，首在于经过考察事物对立双方连接点来确定，一求双方在更高层次上平衡。如孔子认识到当初社会贫富对立，“富和贵是人之所欲也贫和贱是人之所恶也。”（里仁）然而怎么来处理贫富之间矛盾呢？她既不是简单地站在求富立场，又不是简单地设法去贫，而是提出了一个“义”字，用“义”作为调整贫富矛盾一个标准，对双方全部提出了更高要求，寻求双方更高层次统一。其次，避免“过”和“不及”。“过”和“不及”是事物趋于极端表现，必需经过“执中”来维持事物平衡。所以，孔子提出要避免过和不及。子贡问师商两人，孔子说：“师也过，商也不及。”子贡又问，师比商是否愈加好一点，孔子答：“过犹不及。”（优异）在政治行为上，更要避免过和不及。她说：“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它不足观也已。” （泰伯）第三，不可则止。处理事情要注意分寸，不要使行动突破质要求性。为此，孔子提出不可则止。如孔子主张进谏，但认为无须强谏，谏而不听，臣应适可而止或退以洁身。她说：“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在止。”（优异）“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卫灵公）“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述而）对于好友也是一样，“忠言善道之，不可则止，毋自辱焉。”（颜渊）第四，无可无不可。在论语微子中，孔子把自己同部分逸民进行比较。伯夷、叔齐“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柳下惠、少连有些灵活性，“降志辱身矣”，但仍“言中论，行中虑，废中权”。这三类人有高低之分，各有自己行动标准是“无可无不可”。朱注云：“孟子曰：孔子能够仕则仕，能够止则止，能够久则久，能够速则速。所谓无可无不可也。”3.3 和而不一样。“和同之辨”是当初思想家们思索和争论一个话题。孔子之前已经有史伯和晏婴相关“和”、“同”、“平”等概念讨论。孔子继承了她们思想，把“和同之辨”推进了一步，她首先就怎样在处理社会关系来展开这一论题，“君子和而不一样，小人同而不和。”（子路）君子“群而不党”（为政），“君子周而不比”（卫灵公），“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尧曰）可见，孔子把“和而不一样”已发展为一个普遍标准，其实质便是追求一个多样性统一。她还就君子独立人格养成来探讨这一问题。怎样才能“和而不一样”呢？孔子认为关键在于造就君子人格，而君子人格养成，必需从仁智两方面入手。因为惟其成为仁者，才可能勇于提出不一样意见，才能有宽容心态去兼容不一样意见；也惟其成为智者，才能对事物有独到见解，才能判别不一样意见不一样价值。为此，孔子还尤其提出“狂狷”人格来反对“乡愿”（子路），因为后者是经典“同而和”者，而前者只是和君子还有距离。在社会政治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