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霸权时代算法权力的逻辑与表征分析.pdf

后霸权时代算法权力的逻辑与表征分析后霸权时代算法权力的逻辑与表征分析刘煜洲摘 要 在一个媒体和代码无处不在的社会，权力在算法中得到了更多体现。本文以斯科特拉什（Scott Lash）对后霸权时代的权力演变研究作为理论基础，从算法权力的形成逻辑着手，指出算法权力是在工具理性的基础上，为用户营造出一种虚假自由的想象，进而导致“手的萎缩”（即人的行动能力的降低）这三层逻辑中建构的。算法权力的表征主要通过算法对把关权力的“夺取”、隐私的控制以及幽灵劳工这三个方面表现出来。这些研究回答了在后霸权时代，当权力进入到生命的内部并转化为生命本身，通过个体不均衡的差异生产运行（而非通过我们的规范化）时，我们如何认识权力本身，揭露算法权力的本质并从权力的束缚当中找回人类的主体性这一问题。关键词 后霸权时代 算法权力 工具理性 控制Analysis of the Logic and Representation of thePower of the Algorithm in thePost-hegemony EraLiu Yuzhou Abstract In a society where media and codes are pervasive and ubiqui-tous，power increasingly exists in algorithms.This article is constructed in thethree-layer logic which takes Scott Lashs research on power evolution in the post-hegemony era as the theoretical basis，starting from the logic of algorithmic powerformation，and pointing out that algorithmic power is based on instrumental ra-71新媒体与社会（第三十一辑）tionality，creating a kind of illusion of freedom for users，which in turn leads tothe“shrinking of hands”（that is，the reduction of peoples ability to act）.Thepower of the algorithm is mainly manifested in three aspects：the algorithm cap-tures the power of gatekeeper，the control of privacy，and ghost labor.This arti-cle aim at answering that in the post-hegemonic era，when power enters life andtransforms into life itself，operates through the uneven production of the individu-al（rather than through our standardization），how do we recognize the power it-self，expose the nature of algorithmic power，and retrieve human subjectivityfrom the shackles of its power.Keywords Post-hegemony Era；Power of the Algorithm；Instrumental Ra-tionality；Control一 研究缘起：算法的批判性研究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原本属于计算机科学领域研究范畴的算法，引起了社会科学界越发激烈的讨论。国内研究中，有学者从算法推送机制容易导致受众信息接收的单一化和固化角度，在共同体视域下讨论“信息茧房”效应规制的问题；1也有从新闻生产2或算法伦理3的角度讨论“算法偏见”的问题；亦有从法学角度展开的“算法透明性原则”批判。4国外研究中，2017 年 2 月 8 日美国皮尤研究中心使用“算法时代”（Algorithm Age）一词指出算法研究的必要性。5巴尔金（Jack M.Balkin）提出“算法社会”（Algorithmic Society）一词并定义为：一个通过算法、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来进行社会与经济决策的社会。6特德斯拉伯斯（TedStriphas）在其研究中提出“算法文化”（Algorithmic Culture）这一概念，认为“算法文化面临的危险是逐渐放弃文化的公共性，并出现一种奇怪的、号称与之相反的新型精英文化”。7大卫比尔（David Beer）在对“算法的权力”（Power through the Algorithm）进行研究后指出，“算法的权力”主要体现在算法本身的功能与文化内涵两方面。8然而，“算法的权81后霸权时代算法权力的逻辑与表征分析力”究竟是一种外延性的“被赋”权力，还是一种内涵性的“自生”权力，前人的研究却并没有详尽区分并论述。在英国文化研究专家斯科特拉什（Scott Lash）看来，霸权时代的权力（power）通过符号化的表述或语言，以一种判断式的、有逻辑的机械主义的方式，自上而下地起作用，这一时期的权力运行表现为一种外延性的认识论逻辑；而在后霸权秩序当中的权力开始与“力量”（potentia）相互融合并结晶为生命（life）的“存在”，自内而外并自下而上地起作用，这一时期的权力以一种内涵性的本体论逻辑运作。9然而，当权力进入到生命内部并转化为生命本身，10通过个体不均衡的差异生产运行（而非通过我们的规范化）时，11我们又该如何认识到权力本身，揭露算法权力本质并从其权力束缚当中找回我们的主体性？这正是算法时代中我们应该对于“算法权力”所要讨论的问题。二 算法权力的逻辑勘探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曾在其著作 人的境况 中指出：“人是被处境规定的存在者（conditioned beings），因为任何东西一经他们接触，就立刻变成了他们下一步存在的处境。积极生活投入于其中的世界是由人的活动所造成的物组成的，但是这些完全由于人方得以存在的物，常常反过来限制了它们的人类创造者。”12尽管“人造物”来源于人类的创造力，但“人造物”同样具有与“自然物”相同的制约人的力量。在自动化的发展过程当中，算法成为人工智能时代人之境况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一种难以察觉的境况。（一）工具理性 技术无意识的起点美国学者卡尔森（Carlson）曾在文章中表示，人的主观性在本质上是受到怀疑和需要代替的，而算法在本质上是客观和需要执行的。13然而，91笔者认为，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讲，算法的权力不应仅仅止于“Power through the Algorithm”，更应被视为“Power of the Algorithm”，即算法所拥有的权力不仅仅是外在“被赋”的，应更多在内涵型的本体论层面将之视为一种“自生”权力，应将“算法权力”（Power of theAlgorithm）作为建构后霸权秩序下人工智能时代一种新的权力中心的核心概念。新媒体与社会（第三十一辑）所谓“技术中立”与“无价值观”等主张实际上均是具有媒体性质的平台为逃避作为媒体所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而采取的一种手段。算法通过“降熵”的方式，即将大量无序的信息变得有序，去除无关信息，以保证用户能够获得其最想看到的内容。在这个过程当中，算法以其名义上的精确性和正确性等特性赢得了用户的认可。用户对算法的认可来自这样一个逻辑：自动化推荐算法对用户个人兴趣的持续推荐实际上就是算法对该用户个人兴趣、关注等的认可，在算法认可当中用户在无意识中感受到了被认可的快感，从而形成用户对自动化推荐算法的认可。用户在这种相互认可当中建构了对自动化推荐算法“客观性”“中立性”等特性的认知。有学者认为，从技术本体论的角度来看，算法作为一种传播技术是具有中立性和客观性的，只有所谓的“绝对中立”是个伪命题。14事实上，自动化推荐算法发展到今天，人类如果仍然以机器运作只遵循“如果/那么”这样简单的计算机逻辑去认识算法，已然跟不上算法给社会带来的重要影响。算法从本体论上就是具有权力的。从勒内笛卡尔（Rene Descartes）的“主体性哲学”来看，主客体二分的原则使世界成了相对主体的客观对象物，是没有意义的物质存在，所谓“科学精神”对于主体而言成了一种认识、改造和控制世界的工具性存在。15正如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所说，世界的祛魅“总是在追求善却又总是在创造恶的力量”。16“世界的祛魅”导致工具理性成为衡量人类与事物价值的标尺，出现“反理性”的体制与“生活世界的内在殖民化”：“我们错误地将来自工具理性的标准应用于生活世界的问题中，以及应用于那些完好地存在于它们自己的社会领域的制度中。”17技术的飞跃发展让我们进入了“大数据时代”“人工智能时代”等各种由技术命名的时期。基于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的算法更是将人类对技术的崇拜推向了更高的层次。算法的运算机理正体现出现代工具理性：用机器语言刻绘现实世界，对研究对象进行抽象的简化，建构出数学模型。18计算机科学家凯文墨02“熵”原本是热力学当中的概念，标志热量转化为功的程度，后来数学家香农在 1948 年出版的 通信的数学理论 一书中提出了“信息熵”的概念，香农认为信息量的大小与信息的不确定性密切相关。信息的不确定性越高，信息量就越多，熵就越大；反之，当信息的不确定性越低，信息量就越少，熵就越小。“降熵”即指降低信息的不确定性。后霸权时代算法权力的逻辑与表征分析菲（Kevin P.Murphy）曾对机器学习进行定义：“自动监测数据中的模式，并利用已发现的模式预测未来数据的一系列方法。”19人在这个过程当中被算法解构成由数字、代码或标签所组成的象征物，使用算法的人被算法抽象化、去人性化，“人们不再关心自己的命运和心灵趋向，仅仅关心需要的满足和消费的达成，个人消失在技术化的陷阱并被迫抛弃自己的个性”。20人性在这样一个虚假的满足过程当中被算法消解。网页设计顾问兼作家埃里克梅尔（Eric Meyer）曾在 2014 年创造了“无意的算法残酷”（Inadvertent Algorithmic Cruelty）这一短语，用来描述计算机设计中的一个缺陷 缺乏共情能力。21（二）自由的想象 难以察觉的权力与通过社会联结而建构权力的霸权时代不同，后霸权时代的霸权权力通过“交流”运转。22现代社会，自动化推荐算法更促进了“交流”的弥散化。在尼克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看来，社会关系是长久的、深入的、有亲切感的，而交流是短期的、不深入的（即使是面对面），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诸如探探、陌陌、抖音等国内社交软件，正是通过算法将用户的个人信息与内容进行匹配从而建构联系。从理论上讲，用户填写的个人信息越准确，内容匹配的精准度越高。然而，虽然互联网具有将“弱关系”转变为“强关系”的潜力，但在大多数情况下，通过社交软件结识的网友所进行的交流仍是短期的、不深入的。人和内容都必须迎合算法的标准才有可能获得更多的推荐、流量和平台补贴，算法成为实施权力的真正主体，不论是生产者还是作为用户的消费者都必须围绕算法的维度来行事。23算法的个性化推荐极大地腐蚀了“我们”这一概念，它摧毁了公共空间，加剧了人类的个体化，因为“交流”就在我们中间。与广播、收音机等大众媒介所建构的权力不同，算法权力在自由的想象中实现。前者指的是这样一种权力关系：收听者被施加了某种声音，就像是一种公告，权力是高高在上的，这种不对称的交流是单方面完成的，霸权时代的权力偏向于这样压制性的运作模式。后霸权时代的互联网，人人皆可发声，却在“公共领域”的乌托邦幻想当中实则建造了边沁（Ben-tham）所描述的数字全景监狱。网民自愿地进行自我展示和自我曝光，因12新媒体与社会（第三十一辑）为在他们看来，个人信息填写得越完整，软件推送给他们的信息会更加准确（甚至有的网民在这个过程当中意识不到实际上是算法在起作用），而他们所需要的恰恰就是这种满足感。“自我曝光要比通过他人的曝光来得更加高效，因为它是和自由的感觉相伴相随的。”24正如法兰克福学派对于媒介的权力研究，算法权力正建立在用户的“感觉”自由之上，通过“感觉”上的自由，算法向人类描绘出一个梦幻的世界，这让算法权力更加难以被察觉。（三）手的萎缩 算法对人能力的截除算法技术的使用真正结束了“人找信息”的主动搜索模式，转而进入“信息找人”的被动接收模式当中。然而，媒介环境学派的先驱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曾表示，“媒介是人的延伸，延伸意味着截除”，在算法社会当中，“信息找人”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用户寻找有用信息能力的截除。传播学与媒介哲学家维兰傅拉瑟（Vilm Flusse）曾提出一种未来的“非物质生活”概念，这样一种新生活指的正是当下使用数字设备的人们的生存状态，其最显著的特点就在于“手的萎缩”数字设备没能让人们的双手触及远方，反而在触屏、敲击的动作中弯曲变形，尽管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人们摆脱了物的重负。未来的人类将不再需要手，因为他们所处理的不是物质的东西，而只是非物质的信息。取代手的是手指，新的人类将动手指而不动手。他们生命的特点将不再是劳动而是闲适。非物质未来的人们不是劳动人（homo faber），而是游戏人（homo ludens）。25人类的双手本应是“劳动”与“创造力”的象征，“手的萎缩”带来的却是人类行动能力的退化，“行动是必须克服阻力的。行动用不一样的、新的事物去抗拒已经存在的事物，它有一种内在的否定性”。26算法权力以隐秘的方式推动社会运转，人类行动能力的退化同时也意味着对算法权力觉察能力的下降。算法不像智能手机或其他智能设备，至少在普通人的视野里，无论是智能手机还是其他智能设备都是有形之物，依然被我们拿在手中，作为某种工具在使用。然而随着算法日益渗透进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也越来越离不开算法，算法将不再只是一种工具，不是海德格尔所说的“用具”或“手边之物”，因为人们已经很难意识到它的存在。算法机制的内生性已将其塑造成为一种生命，它如此深刻地嵌入人类的生活之22后霸权时代算法权力的逻辑与表征分析中，甚至被感知成为人类有机体生命的一部分。作为想象的中介，算法语言在算法权力的实现中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萨丕尔-沃尔夫假说（Sapir-Whorf Hypothesis）认为，我们对世界的想象取决于我们所使用的语言，换句话说，我们对于身外世界的把握受限于我们以何种语言去描述，并被语言的表达所规定。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也认为：“表征是通过语言生产意义。”27在算法个性化推送当中，算法运行的技术逻辑是以一系列代码的编写为基础的，这样一种技术逻辑也就是算法在运作过程当中所使用的语言，即算法语言。有学者曾指出，从算法的伦理角度来看，算法分发机制当中蕴含着“更自发的”和“由本能或精神动机所激发的”作用。28和“算法文化”29不同的是，作为某种文化的算法不仅是一种与人的主观意识相对的客观事物，它同样被包含着镶嵌在算法分发机制中设计者、人工审核者、规则制定者以及平台生态和人类社会业已形成的更大的文化背景当中。30算法推送以一种“母爱”的方式向用户投送其喜爱的内容，不断挖掘用户可能感兴趣的内容，31这就是算法语言不断向用户表达与描述的过程，构成了我们对于外部世界想象的中介。久而久之，算法推送在“个性化”的伪装之下、在用户潜移默化当中形成了对世界的想象。三 算法权力的表征：“夺权”与技术宰制（一）算法“夺取”把关的权力人工智能时代，人类开端启新的能力再一次挑战了自然限制。基于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的自动化推荐算法“模拟了人们习惯于听从外部建议进行决策的心理机制，通过与用户的交互，直接获取用户显示表达的偏好或间接从用户的行为中推断隐含的偏好，为其推荐以前并未推送过的信息，以实现用户和信息的匹配”。32传统新闻业在算法技术的支撑下出现了“算法转向”（Algorithmic Tum），33即新闻生产越来越以算法为主导。数字新闻与传统新闻的本质区别不仅在于是否“数字化”，更在于算法机制的运用。3432新媒体与社会（第三十一辑）实际上，“算法转向”不仅仅是把关权力的再分配或是由传统编辑把关权力的让渡，恰恰正是自动化推荐算法对于传统新闻业编辑把关权力“夺取”的概念表述。在雅克埃吕尔（Jacques Ellul）看来，技术是一种文化现象，而不只是某些具体的东西。算法“夺取”了信息分发维度的控制能力，哪些内容可以看、给哪些人看，哪些内容可以被优先推荐，以及什么内容不能被推荐等一系列标准，都是算法技术基于大数据的判断。传播是一种权力，35相较于传统媒体根据新闻价值以及新闻从业机构组织内、外部规范等影响因素进行的新闻筛选从而对信息进行相对显性的把关而言，基于算法的信息筛选则更加具有隐蔽性。从表面上看，自动化推荐算法将“客观世界”以主动投喂的方式呈现在我们的眼前，实则将我们置于“与世界疏离”的过程当中，失去了行动能力的人在“更高效的生产和消费所独霸的现代自动化社会，促使我们仅仅像受自然法则支配的动物种群那样去行为和思考自身”。36（二）算法的控制与隐私边界的消融大数据时代中数据成为存在的表征，人的行为亦可通过数据的形式得以采用量化的方式进行呈现与研究。具体而言，算法运作模式正体现着数字的逻辑：在社交媒体平台中，当用户以微信、QQ 或手机号等方式登录平台后，系统会在短时间内根据登录账号数据或用户主动选择的兴趣关键词，为用户建立起一个兴趣图谱，这一图谱类似于一个数学模型，主要通过用户的关注人群、好友、点赞、评论、转发以及收藏等数据，以及用户的地理位置、使用时间、手机型号、网络情况等信息进行建构。37算法之所以能够实现个性化信息推送，正是在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的支持下，在海量信息当中能够实现快速抓取、汇聚、分类、排序，同时进行提取、匹配与推送，38通过特定的运算过程将输入的海量信息数据与每位用户的个人隐私数据进行匹配，从而实现了个性化的内容推送。在这样一种运作模式中，算法还会给用户个体打上标签，这样一种标签从表面上看有助于通过自动化算法实现人与内容的连接，但从根本意义上来看，这样一种标签代替了人的多元性与主体性，“人性”这一最核心的概念被深深隐藏在算法技术逻辑之下。虽然从技术乐观的角度来看，有学者指出这种标签在某种意义上也将“具有共同兴趣、共同属性的人连接42后霸权时代算法权力的逻辑与表征分析在一起，形成新的社群”。39但毫无疑问这种运行逻辑将用户主体置于算法“监控”之下，用户长期被这样一双“看不见的眼睛”注视，它不断地收集用户个人数据，美其名曰“为其更精准地推荐其感兴趣的内容”，实际上用户却深处“圆形监狱”之中，无时无刻不在被算法监视。监视与控制往往都是在一定的空间中进行的。互联网发展到今天，人们对于空间的感知已经经历了从物理空间到虚拟空间的转变，传统上的空间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解构。正如马克波斯特（Mark Poster）所说：“这种规范并不像封建社会那样是强行执行他人意志的结果，而是一种看起来无处不在的无个性特征的权威所导致的结果。”40隐藏在应用软件背后的算法，其实施的正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无个性权威，算法以个性化的特征标榜于世，却也宣告了其无个性的技术性特征。倘若用户拒绝企业设置的服务条款，则用户无法使用或无法全部使用其软件，倘若用户接受服务条款，则企业可以通过算法源源不断地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收集用户的个人数据。在算法日益智能化、个性化的同时，隐私泄露风险的可能性也大大增加，在一定程度上，算法就像一双“看不见的眼睛”持续监督用户的使用行为，并在无意识层面上规范用户的行为。用户的网页浏览痕迹、点赞或评论内容以及基于 LBS 的移动定位服务等都将成为算法控制的底层架构。（三）幽灵工作：算法权力生态的重要一环美国学者玛丽L.格雷（Mary L.Gray）、西达尔特苏里（SiddharthSuri）在其研究中揭示出在人工智能背后，有这样一个新的工作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软件管理着人类，而人类则在完成计算机做不到的工作。这个世界的系统把任务从人转移给机器，他们通过自动化解决新的问题。这是一种在概念上是全新的但已然长期存在的工作，在这项工作中，人类与软件的协同为用户提供着看似自动化的服务，但其不透明的雇用行为和人工智能无所不能的陈旧观点结合起来，使数亿人的劳动被隐于无形，这类人群被称为“幽灵劳工”或“影子劳动力”。幽灵劳工的劳动方式在某种程度上与互联网政治经济学者克里斯蒂纳富克斯（Christian Fuchs）提出的互联网时代的“数字劳工”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其一，“幽灵劳工”与“数字劳工”的劳动均具有强迫性。52新媒体与社会（第三十一辑）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我们的日常生活变得更加网络化与数字化，人们越来越离不开网络，越来越依赖网络，数字网络的使用对于人们而言成了一种必需品。其二，这种劳动均是一种异化的劳动。用户以一种不知情的状态为互联网企业打工（通过各种数字交互产生数据流量），抑或是短暂地为互联网企业打零工（以一种并未通过合同聘用的方式短暂地完成一些零活），人们在这一过程中几乎得不到任何实质性报酬，而互联网公司却盈利巨大。其三，网络用户的双重商品化。用户本身以一种商品的形式出现在算法通过大数据计算而向其推送的内容面前，甚至引导用户消费，从表面上看是用户购买了商品，实际上用户才是商品，同时，用户生产的信息也是一种商品，用于互联网企业的盈利。41从工作特征来看，“幽灵劳工”本身是一种独立的工种，每个工人都对应一个 ID，在这样一种去人性化的工作当中，“幽灵劳工”实际上成为算法的营养品，在算法尚未成熟之前，“幽灵劳工”主动提供数据以对算法进行训练。从更广义的范围来看，我们每个人在使用算法推荐平台时都在给算法的成长提供营养。42从卡尔马克思（Karl Marx）的观点来看，“死劳动”与“活劳动”相对，“死劳动”意指凝结在产品中的劳动，“活劳动”则指尚未凝结在产品中的劳动。用户为使用应用软件全部的服务功能，必须开启软件的各种权限，在得到用户的“允许”（尽管这种允许往往是强制性的）之后，算法便可以通过不断收集用户的使用数据，实现信息与用户之间的精准匹配。用户在这一过程中恰恰充当着“幽灵劳工”的角色。从表面上看，用户获取了个性化的服务，但用户不得不使用算法并接受算法的推荐，实际上是异化劳动的表现。算法源源不断地对用户生产的数据进行收集整理，并成为互联网企业合谋下的数字商品，再将其与新闻或其他信息进行匹配，以另外一种商品的形式销售给用户自身。在自动化算法中的人类不同于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眼中顺丛土地的“农民”，却也不是韩炳哲（Byung-Chul Han）视野里对信息主动检索的“猎人”，而更像是 黑客帝国 中被培养皿培养起来的物种，运转在技术的齿轮中，为算法源源不断地生产数据。闲适开始于工作完全停止的时候，闲适的时间是另外一段时间，新自由主义的绩效强制将时间变为工作时间，它将工作时间绝对化，休息只是工作时间的一个阶段。62后霸权时代算法权力的逻辑与表征分析四 讨论与总结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的视野里，技术始终是一种具有控制力量的工具性事物，在运转过程中，其始终蕴含着复杂的社会关系和意识形态，技术本身的目的从根本上讲并不是为人类的自由和解放，而是提高生产力与表面上的舒适生活，为人类的“束缚”提供话语上的合理性。43汉娜阿伦特在 人的境况 中表示，工具的改进可以较大程度地减轻人类劳动的辛苦程度，但这并不能取消劳动对人的限制，算法亦是如此。首先，算法权力的实现超越了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对于“文化霸权”的定义：大批民众对支配性基本群体施加于社会生活的一般方向的“自发”同意，这种同意是由“声望”造成的“历史上”优势集团因其在生产世界中的地位和功能而享有（以及随之而来的信心）。44它不需要“声望”与“历史”。从工具理性的角度来说，算法对于权力的获取是由于人们往往将算法推送的结果视为科学的、客观的和精准的，45人们总是相信技术可以完美地解决问题，相信数字的魔力。然而，看似客观、中立的背后，一方面隐藏着编码者（没有新闻从业经验的程序员、新闻从业者的内容选择与编辑）对客观现实的思考；另一方面算法在本体论的层面上以科学的名义成为一种新的被视为权威的外显中介，影响着用户的信息阅读。算法通过信息分发建构起了一种与传统媒体相类似的“拟态环境”，实现了对受众的影响并逐步达到控制的目的。46“世界的祛魅”让人类认为自己可以通过理性与计算了解一切、控制一切，实际上却将人类推向了“理性的暴政”。其次，在工具理性的引导下，人们更多以“感觉”上的便利来考量算法的功能性作用。智能算法向人们做出承诺：“你使用得越多，我推荐得更精准。”对于多数人而言，这样一种“精准”同样是感觉上的。人难免会陷入感觉的圈套之中，人们往往用经验的感觉来判断事物，因为这种判断来得更高效、更便利些。“感觉”中带来的则是人“手的萎缩”，即人类行动能力的退化。最后，现代技术在根本上不再仅仅是“工具”，不再仅仅处于为他者72新媒体与社会（第三十一辑）“服务”的地位，而具有鲜明的统治特征。47如果我们仅仅将技术视作一种工具，事实上就是抱持着人类能够掌控技术，而技术仅仅以服务于人作为自己存在的目的。或者从根本上而言，技术的本质乃是某种“座架”“人被坐落于此，被一股力量安排着、要求着，这股力量是在技术的本质中显示出来而又是人自己所不能控制的力量”。48作者：刘煜洲，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注释1 张淑芳，杨宁.共同体视域下算法推送机制的信息茧房效应规制 J.湖北社会科学，2019（10）：171-177.2 张超.作为中介的算法：新闻生产中的算法偏见与应对 J.中国出版，2018（01）：29-33.3 林爱珺，刘运红.智能新闻信息分发中的算法偏见与伦理规制 J.新闻大学，2020（01）：29-39+125-126.4 沈伟伟.算法透明原则的迷思 算法规制理论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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