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与全球发展治理新规范赋能——基于“发展安全联结”与“发展安全统筹”比较论析.pdf

1102024.2建构自主知识体系 摘要：在全球发展治理领域，知识体系、知识间互动与规范效能视角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及研究价值，学界对此尚未展开深入探讨。目前全球发展治理规范困境主要源于传统发展知识垄断及治理实践偏差，具体涉及规范前提困境、规范导向困境、规范叙事困境，其核心问题是以发展安全联结为内核的旧式发展治理知识“先入为主”过度嵌入规范实践，致使新兴发展治理实践的规范改进效应被低估。为此，有必要从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与本源知识创新角度，探索新规范变革的自觉路径。以全球发展倡议为起点，对比区分发展安全统筹和发展安全联结，接入中国式现代化知识视域，可对应改进三类规范困境，实现全球发展治理新规范赋能。关键词：发展治理规范；自主知识体系；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安全联结；发展安全统筹中图分类号：C9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138(2024)02-0110-09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与全球发展治理新规范赋能基于“发展安全联结”与“发展安全统筹”比较论析文刘 毅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专项课题“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治国理政经验与外交战略创新研究”（16ZZD021）；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安全学与国际关系理论整合”（3262020T07）作者简介：刘毅，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法学博士，北京市，100091。一 问题的提出知识体系的自主生成及内外互动原理，是当前社会科学研究关键切入点和问题聚焦点。应该看到，当前社会科学知识间互动仍存在各种形式的不对等、非中性、有偏向的关系态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1这也表明，在积极实践效应与优质知识配置之间，并非天然对等关系，而是大量存在各种原因导致的落差和赤字情形，考虑到既有知识格局长期垄断效应，以及知识生成机制的不公平问题，知识间地位落差问题就更为显著。2022年 4 月 25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期间提出：“加快构建中1112024.2建构自主知识体系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要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形成具有强大文化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知识体系、思想体系、价值体系、话语体系。”2这既是对当前社会科学研究自主知识意识的顶层设计，也是对具体领域创设标识性概念体系的着力方向加以明确。3在全球治理研究中，知识体系的实际意义突出体现在知识-规范关联层面，即一定的知识体系成为特定全球规范构型的基础要件，知识体系生成情形可导致规范垄断或规范赋能等不同后果。广义而言,规范本身也是一种知识存在形式；在狭义的治理政策层面，知识可作为特定规范的构成条件，规范则是知识体系生成与知识间互动的结果。在知识社会学看来，知识与规范的对应关系本质上由社会科学的情境导向决定：情境中的规范状态不仅来源于现实状况与政策实践，更接近一种“意义赋予”现象，取决于相应行为者的知识框定、叙事策略和价值塑造能力。4如图 1 所示，从知识到规范的关联演进，具有内在的能动性质，即“知识间政治”推定。研究者和实践者总是在特定意义网络和知识格局中进行观念互动，形成各类既有规范和新设规范。5在极端情形下，若仅凭借政策实践本身，缺少关于知识供给和知识互动（竞争）的系统关注，或单纯移植外来知识概念，则不可能提供原创知识供给，无法获得应有知识地位，更不可能对有特色的本土实践贡献进行必要的规范转化。6由此，本文假定：自主知识体系是全球治理新规范赋能的前提基础。其中，知识的概念内涵对应于规范起点设定；知识的价值内涵对应于规范导向框定；知识的话语内涵对应于规范叙事锚定。具体到当代全球发展治理领域，知识互动及规范生成机制的分析意义愈发凸显。从知识体系视角出发，分析者可以理解国际发展合作行为者的角色身份与政策偏好，讨论对外援助模式间相互认知逻辑原理，进而对发展治理的知识流动情形（叙事及传播效能）及知识涵化方向（知识输出与接受模式）进行规范性与适当性评估。在知识本体意义上，发展治理不仅事关援助国与受援国之间的援助项目合作关系，而且更多关涉发展合作叙事导向与价值标准，特别是发展治理规范的知识来源公平性、实践正当性、价值等当性。7辨析不同发展治理知识生成过程，确认不同发展实践对应的规范地位，有利于廓清全球发展实践价值导向争议，获知发展治理政策比较的正当性基础。关于全球发展治理规范的知识来源议题，目前尚未得到充分探讨。已有相关分析典型思路是：从政策回顾角度，讨论新兴援助与传统援助的实践差异；8从规范冲突表现角度，讨论各类援助方式的矛盾关系；9从政策模式与国家战略角度，展望不同援助模式冲突情况与发展前景；10从全球发展文化共同性和多元性出发，讨论各类援助方式相互交流与改进可能性；11等等。总体而言，目前大部分讨论并未专门考察发展治理的知识间关系，缺少关于不同发展治理规范间生成条件差异的本源探讨。关于全球发展治理规范演化面临的紧要问题，特别是新发展知识的规范构型困境，即有效发展经验上升为全球规范过程面临的知识不对等地位阻障或“透明天花板”效应，目前专门探讨还不充分。关于发展治理新规范赤字，特别是新兴规范如何得到与正面实践相匹配的适当图 1 知识体系与规范效应的关联情形来源：作者自制。1122024.2建构自主知识体系 知识表述，建设成体系、可对话、可比较的科学理论，实现特定知识地位和知识生产效应，仍缺乏较明确的专门研究。缺乏知识社会学意义上的规范生成分析，也导致发展治理研究落后于实践进展，无法匹配当前中国内政外交实际进展和现实需求。近十年来，中国经济发展成就举世瞩目，在国内减贫、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发展合作等领域取得一系列重大成果，积累大量发展治理实践经验和积极政策效应；中国全面参与全球安全规则制定与安全合作，深度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为维护世界和平发挥建设性作用；12中国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以实际行动提供问题解决方案、政策选项和公共物品。但对这些实际贡献的国际认可、知识创造和规范转成进度仍存在差距，尤其面临西方强势知识舆论复合体抹黑、刻意低估等负面挑战。13对中国经验、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应用等关键问题的学理讨论，不仅有助于解决当前发展治理知识单向流动困境，也是对发展治理领域实践贡献的客观评估和必要总结，以及对新发展知识应有规范地位的合理确认。本研究核心问题是：当前全球发展治理规范何以面临困境？如何认识规范困境的深层成因与可能的解决路向？如图 2 所示，通过对比新旧发展治理知识逻辑，本文将传统发展治理规范困境归结为起点困境、导向困境、叙事困境。对此，作为自主知识内容的全球发展倡议、发展安全统筹与中国式现代化论题通过提供优质知识供给，启动发展知识自我觉察与交互格义，有助于打破发展知识单向流动模式，实现认知祛魅、理论平视和新规范赋能。二 自主知识体系与发展治理规范 起点重设当前全球发展治理规范困境，首先源于各方在治理知识与政策理念层面的起点偏差，即援助国与受援国之间不对等凝视、主客认知差别化设定、“以上视下”的发展治理观。在传统援助知识体系下，受援国与援助国的初始互动地位并非对等伙伴，而是呈现为各种形式的单向赐予和被动接受，其知识叙事的出发点是相互对立、地位区分及紧张冲突。从知识立场看，传统发展治理规范的单向输出特征体现在几方面：一是对受援国预期地位和规范性质的单向设定。例如，脆弱国家（fragile states）是一种典型的非对等知识叙事，传统援助者应用这一单向叙事指称，认定受援国处于边缘化、贫困与经济欠发达状态，是“恐怖主义、暴力和有组织犯罪、粮食危机、流行疾病和其他安全问题的滋生地，引发持续不安全态势”。14由此而论，援助受援关系的传统知识起点即带有负面、潜在冲突、外部干预和改造等非常态治理含义。二是对援助者利益的单一框定与排他设置。在设定援助重点领域和规范方向时，传统援助国以安全指涉与安全叙事作为利益判定的排他式标准，从自身安全治理需求和地缘安全利益考虑，强化发展合作机构与军事安全部门的政策联系。三是对全球发图 2 知识体系建构与全球发展治理规范演化来源：作者自制。1132024.2建构自主知识体系展治理的工具定位和单一结果导向。在安全/不安全、发展/欠发达二元知识模式框定下，传统发展治理实际从规范导向降级至结果逻辑，仅仅作为安全治理附属概念，或冲突治理的备选工具。以安全叙事框定不对称援助受援关系，意味着发展治理政策重点转向应急性、技术化、防范性和“不安全管理”。（一）脆弱性逻辑与旧式发展知识的主体凝视脆弱性（fragility）位于传统发展治理叙事核心，其中暗含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性质规定权”，以及来自援助主体的不对等凝视。脆弱性指称体现传统援助的主体优越感，确认自上而下的认知秩序，通过强调“不发达状态源于发展中国家自身治理缺陷与能力缺失”，在脆弱性与不安全之间建立关联。此外，脆弱性指称也折射出被凝视的发展受体定位：将受援国视为需要援助国“监管、干预、重建”的“危险客体”。基于脆弱性概念叙事，受援国发展治理内生能力实际被淡化或有意低估。从知识论角度看，由脆弱性逻辑引出的“失败国家（failed states）”、弱势国家（weak states）、脆弱国家（fragile states）等传统发展规范概念，本质上属于污名化叙事，也是国际发展规范等级化与知识流动失衡的导源因素。发展相关各方“不对称凝视”以及脆弱性概念起点偏差，致使当前全球发展治理规范陷入因果错位。这首先体现在脆弱性与不安全的相互强化，即“发展治理强度和当事国冲突扩展强度同步提高”，越治理越不安全，越不安全越引发更多外部治理干预。15受援国自身政治社会发展条件相对薄弱，不易匹配传统发展治理模式的进入要求和展开条件，强行引入外来干预将破坏发展与安全的不稳定平衡，导致新的社会分裂和政治冲突。16在单向治理话语和不对等叙事下，受援国脆弱性预设导致其内生治理能力和发展经验被先在性低估，甚至长期难以摆脱发展治理的规范陷阱。其次，规范出发点偏差导致的错位情形还体现在发展治理干预的正当性困境，即由传统援助国自定义的治理标准与干预措施面临自证难题。传统援助通过广泛使用脆弱性和复原力等预设评价型概念，实际是模糊或回避其干预式援助的正当性证成义务，增加发展治理的道德风险。17（二）全球发展倡议与发展同伴平视关系转入以“脆弱国家”为起点的传统援助规范困境，涉及发展治理效果不彰、干预式援助与受援国冲突长期共存等现实难题，而且面临认知体系封闭、知识方法固化、难以兼容新发展治理经验等理念层面缺陷。近年来，源于南南合作规模扩大及实践形式扩展，新发展知识持续生成，新兴发展合作方式作为规范知识来源的意义不断呈现，引发有关发展知识间互动现状的反思和争论。鉴于传统援助强势叙事导致发展知识的排他性特征，研究者和实践者都认识到：应改变发展治理行为者的不对等凝视，对现存规范的起点与评价标准进行反思，引入新的分析视角和出发点。具体而言，有必要切换至相互平视的发展同伴定位，在共同发展知识与平权治理方案基础上，探索形成多元整合、有建设意义的发展共同体。在知识起点意义上，发展治理规范重塑首先涉及问题出发点切换：超越发达/欠发达、脆弱/复原力的二分框架，引入新概念和新倡议，成为发展知识的生产者，才有可能实现发展治理观念平权与事实平等。从知识动力角度论，全球发展倡议为发展治理规范转换提供一个有效的知识起点，这体现在：发展主义本位（强调发展优先、普惠包容、行动导向）；发展规范目标（主张制度间、文明间共存，在发展水平有差异的国家间实现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发展伙伴定位（强调发展主体间平等地位，建立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避免长期贫富差距导致观念失衡）；发展可塑共识（共同塑造有利的发展条件和发展动能）；发展安全关系（强调安全与发展不可分割、相互促进，倡导形成平等关系基础上的安全与发展共同体）。18全球发展倡议意味着一种新的规范可能，即重塑全球发展治理的知识前提，用互助式发展重新定义国家存在方式及国家间共在关系。其前提是承认发展治理各方共同主体地位、相互平等与成果共享，改变单向赠予和“被发展”模式。从叙事变革维度看，全球发展倡议的规范1142024.2建构自主知识体系 创制含义涉及平权叙事与平视思维，并对传统援助模式的等级治理观展开必要的知识反思。在平视基础上，发展治理行为者更有可能用纯粹发展视角看待相互关系和利益面向，考虑超越政治差异、地缘纷争与价值观对立，在互不干涉、不预设条件、跨越政治障碍的前提下，构设有意义的发展成果共享框架。从起点正义角度评估，以全球发展倡议为代表的新发展知识不存在历史包袱，本身更加灵活且有建设意义，不同于传统发展治理模式持续僵化的条件性/规制式框架。平视关系意味着发展定位相对超然、中立，更强调平等、尊重和发展关系舒适度，重视发展主体内生动力与自发潜力，这有别于传统发展治理模式对受援国潜在污名化、缺乏同理心、限定性做法及干预冲动。此外，平视关系定位也有利于发展治理各主体之间形成资源协同、经验分享、务实互利的主动选择态势，在知识层面围绕发展主义优化行动共识，真正以发展逻辑看待发展问题。三 自主知识体系与发展安全规范 导向切换全球发展治理规范困境的关键成因，还涉及不同规范的知识生成条件差异，特别是传统规范先入效应与不对称叙事优势引发的方向性失衡。如前述，本文假定规范具有先在可塑性质，较早进入特定规范知识场域的理念凭借其早期实践，确立一系列标准化认知锚点，同时还可运用知识流动机制积累先动优势，构设此领域普遍思维范式。发展知识嵌入机制失衡与路径锁定情形对后发规范而言并不公平：即使后发规范在理念上更合理、在实践上更有效，仍面临推进规范变革的额外任务，需要在知识导向调整与认知纠偏方面做更多工作。当前发展治理规范导向困境，主要源于实践者对发展与安全的知识关系定位分歧。19如表 1 所示，传统发展治理规范导向的核心内容即发展安全联结（development-security nexus），以援助国需求作为发展治理价值参考点，强调发展与安全的差序关系及潜在冲突，主张以安全界定和规制发展，关注不发达国家内部冲突危险、脆弱性，将受援国发展意义附属化、客体化。传统援助以发展安全联结为知识内核，较少考虑发展自身的规范地位与受援国发展选择权的能动含义，也缺乏对“发展促进安全”等积极情形的必要关注。（一）发展安全联结与发展治理知识偏差强化传统发展治理规范中的发展安全联结，其实践渊源可溯及冷战期间大国援助竞争与援助安全化现象。从安全理论角度看，安全化（securitization）意味着威胁的主观建构过程，即使某些议题领域本身不涉及安全，一旦被安全化，就意味着强安全要素附着再定型，该领域随之进入安全政治界定范畴，列为例外和紧急事项，相应增加政策的强制性和内在排斥性。随着国际安全态势变动，特别是全球反恐与发展治理安全化转向，安全要素不断嵌入原有基于减贫和经济合作的发展规范语境。在援助安全化模式下，“欠发达”的知识含义逐渐偏离受援国自身经济状况和减贫需求，转为社会冲突、政治动荡、内战及难民危机等“不安全事态”的同义词。（不）安全状况因此成为衡量各类发展治理目标效能的实际尺度。20在此意义上可以认为，发展安全联结的知识导向或概念实质即发展“被安全化”。在发展治理规范领域，由发展安全联结主表 1 当前全球发展治理知识状态差异对比传统发展治理知识（先入规范）新兴发展治理知识（新建规范）理念基础发展安全联结，差别模式，以安全框定发展发展安全统筹，整合方式，以发展促进安全主体关系援助国主体视角，援助国安全需求优先原则互为经济社会发展同伴，面向共同发展需求逻辑设定安全与发展彼此制约或潜在阻碍，零和关系发展与安全互相促进、统筹兼顾，正和关系目标位次安全优先，安全与发展在重要性上存在差异侧重发展主导，发展与安全具有本质同一性方法路径单一固定实现方式，援助预置条件普遍适用多元化、在地化，具体地实现发展安全目标来源：作者自制。1152024.2建构自主知识体系导的安全化实践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发展客体安全化，发展治理逐步被安全治理议程置换，援助国更关注发展治理能够给本国带来何种安全收益，从政治与安全角度衡量援助分配方案，将实际政策治理目标从减贫合作转向应对安全威胁，与本国相应的军事或政治干预行动相关联。21此时，受援国在发展治理中的规范地位宾格化，日益成为传统援助国实施自身安全议程的代理者，以及援助国安全治理目标的当地承接者。22二是发展政策管理安全化，涉及传统援助政策表述、援助资金流向、援助机构改革等方面。其政策态势包括：在政策论证方面更多援引安全理由；明显基于安全考虑，向特定地区或部门提供更多援助，用于保障军事行动及当地治安管理；将国防、发展、外交政策整合为全政府模式，扩大军事部门对发展事项的管理权和资源支配权。23三是发展条件设定安全化，援助国通过施加政治条件与安全干预措施，将安全优先事项嵌入发展治理规范。例如，安全部门改革（security sector reform）即通过传统援助国主导受援国内部机构变更，将条件式援助政策实施纳入援助国发展安全联结模式，其中广泛涉及受援国政府机构、司法机构、安全机构、军事部门的干预式重建与改革调整，基于援助国设定的政治标准和价值观导向，推进受援国当地机构改革及变更，使其更符合援助国政治安全干预需要。24援助国通过运用援助工具、进行预算监督和部门审查等多种方式，“指导”受援国接受相应条件，完成内部改革与治理结构调整。作为先入知识，发展安全联结模式实际导致发展治理规范偏离发展主线。这体现在几方面：一是发展主体与客体相分离，将受援国预设为冲突根源并具有先天脆弱性，这一定位导致受援国与援助国存在根本信任区隔，难以构建积极援助关系，进而影响安全治理效能。二是技术导向与项目碎片化，传统援助国主导的发展治理项目过度强调安全可设计性质，通过技术调整和安全条件设计，迫使受援国接受一种“安全技术”主导的外在发展政治秩序。由于不同援助项目的条件规定差异较大，政策优先议程与责任规定趋于分散。25三是边缘分析与视角偏沉，在安全政治主导下，受援国成为安全风险实际承担者，国家能力建设被边缘化，其发展实践缺乏知识自主性，适应当地状况的发展知识赋权不足。通过外部设计的安全部门改革建立相应机构往往面临本地所有权障碍与水土不服问题，与当地执行者缺乏有机的政策联系，难以根本改变发展与安全负向循环。26（二）发展安全统筹与新旧治理规范导向省察新兴发展治理的实践者自主启动全球发展叙事的自我觉察，首先源于对发展安全化知识价值的自我反思。鉴于多年来发展安全联结模式的实践效果不彰，全球暴力冲突仍在持续蔓延，热点地区的内战与国内冲突状况未能得到根本改变，发展治理的积极效能在相关国家长期难以实现。这些现实问题引发研究者和实践者对发展安全联结知识导向的批判性反思。27一种反思观点认为，发展安全联结意味着一套经过预先规划的治理模式，以既定方案设计为基础，忽略受援国当地实际状况，缺乏更灵活的适应性变革。28对此，新发展治理探索超越发展与安全的冲突关系，代之以发展安全统筹，改变传统发展知识的内在分裂情形。总结来看，新发展治理的规范导向涉及以下几方面：一是倡导均衡观点、并存思维及发展安全辩证逻辑。发展安全统筹意味着一个辩证统一的概念集合体，安全与发展互为前提并相互提供积极保障，安全目标必须在变化发展中得到动态实现，而且能够以发展的方式得到相对合理的解决。发展本身必定面临诸多风险和阶段困境，但应设法保证相对稳定、动态可控的安全环境。平衡发展与安全的关键在于发展主体责任、治理能力建设以及政策有效性，“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29二是着重增强发展治理主体的政策自主性与主体能动性。从发展安全统筹角度看，新发展治理更关注发展自主性与平等互惠原则，强调尊重国家间差异与选择多样性，支持不同历史文化背景、发展阶段、社会制度与价值观的国家自主选择适宜的发展治理模式，避免强行干预各国内部安排。三是强调发展驱动型治理模式，探索基于发展主义理念的安全治理改1162024.2建构自主知识体系 进路径。新发展治理实践强调发展本身的动能含义：通过支持相关国家自主发展，逐步提升安全自治理能力，推动实现发展与安全的积极协同；通过经济社会领域基础设施援建、经济投资合作、技术援助、治理能力建设交流等实质措施，使发展伙伴国获得可持续增长的现实基础；30通过稳步推进减贫与社会公平建设，实现经济社会的底线稳定，为改善国内安全秩序治理提供可持续资源基础；通过统筹发展与安全目标，以发展为先导实现安全治理优化以及治理方式内生创新。在规范效能意义上，发展安全统筹作为一种平衡且务实的规范价值导向，既具有新兴大国实际发展经验对照，也是新发展国家群体探索发展与安全适当关系的积极选择。四 自主知识体系与发展治理规范 叙事构型当前全球发展治理规范困境的深层动因，还涉及发展合作规范概念偏失，即强势知识体的规范垄断与“叙事劫持”效应，导致新兴发展知识无法获得应有的平等规范对话权。重塑发展治理规范，需要本源知识概念的创造性供给。考虑到规范领域的知识不对等机制与路径锁定效应，新知识的对话权利和规范影响力不仅源于积极实践，而且还需要自身在知识理念竞争和元概念创新方面发挥更多能动性。在当前全球安全化政治回归、地缘冲突再度激化形势下，发展知识间竞争烈度提升，平行经验分享正面临来自传统援助国群体刻意抹黑与无理围攻。31现在可以看到，传统援助国往往通过制造概念、片面炒作等方式，进行知识间不正当竞争，例如炮制各种版本的“债务陷阱论”、刻意放大南南合作具体分歧、激化冲突并推动特定利益分歧升级为政治矛盾、综合运用“价值观外交”和“双重标准政治”构设有关新兴发展合作的负面叙事，以此限制新兴国家发展合作的积极影响力，“分化”南方国家团结。32虽然新发展治理取得各类积极实践成果，但更大的问题存在于知识层面，即规范传播效应与实际贡献不成比例，仍缺乏能够适应元概念自主创新的叙事基础设施和知识型公共物品。为此，有必要对传统援助叙事垄断方法和新发展知识供给等问题展开专项讨论。（一）发展安全化与旧式发展规范的叙事垄断考察传统发展治理规范的叙事垄断策略，应澄清一个具有迷惑性的现实，即传统援助国自身也在不断调整叙事重点，通过概念设置、概念转移、概念掩护等差别化策略运用，适应发展知识变动态势，以巩固和维系知识优势与规范主导地位。因此，不宜从简单化、决定论、静态归因角度看待传统发展治理规范，应从深层意义上澄清传统规范改进过程的策略操作，对其进行必要的建设性反思与解构。其一，旧式发展治理规范的叙事垄断，是反复重设概念和创制关联知识的结果。传统援助通过设置叙事重点、重新定义内容等方式，实现发展安全化知识的规范生成目标。这体现在：将发展与安全进行后果式关联，强调“免于恐惧”和“免于匮乏”的逻辑关涉，特别是反复强调安全环境脆弱性与内部冲突溢出危险，持续淡化或贬抑发展因素的能动含义。33这种应对式、防范式话语逻辑事实上否定受援国的可选择能力，将发展治理的全球关注点引向冲突干预、预防外交、安全部门改革、复原力建设等安全化知识模态。其二，传统发展安全治理规范的叙事垄断，涉及概念植入与概念转移等方式运用。例如，传统援助将发展安全化目标植入“冲突后重建”与“人的安全”等主流叙事框架，基于同类规范集的衬托效应，有意使发展政策与安全语境相嵌合，并将受援国常态发展模式“合理合规”引向紧急事态和危机模式。34作为概念对冲和掩护操作，传统援助也强调改进方向与未来愿景，将发展安全政治内容综合化，扩大发展治理的关联范畴，联系预防外交、“建设和平”、包容性治理、当地赋权、武装力量复员与重返社会等方案式概念，将安全治理工具与外来政策干预的压力转向受援国政策接受层面，向下塑造援助政策焦点和预期方向。通过混合叙事策略，传统援助试图模糊关于援助安全化操作的评价集中度，避免过度强调单一面向导致叙事受众反向认知。1172024.2建构自主知识体系其三，旧有发展治理规范的叙事垄断策略还体现为概念间对立叙事与污名化操作。作为既有知识优势的护持者，传统发展治理试图将发展安全化置于规范间竞争语境，通过制造概念间对立和冲突叙事，将各类新发展实践框定为“规范破坏”或“规范搅局”，试图削弱新发展知识的积极影响力。35在这里，传统发展治理规范的叙事垄断目标还包括：将新兴发展规范进行归总指称，尝试以某种方式将其纳入传统发展监管体系框架。36传统规范垄断格局对新发展知识的生成力度、叙事效能与规范创制仍构成系统性的观念挑战。（二）中国式现代化与新兴发展治理知识供给当前发展治理规范困境的根本解决路径，仍是探索新知识供给的元概念基础，寻求能够涵括并兼容各类新发展经验、同时又具有顶层设计含义的有效叙事概念，作为新规范自觉构型的基本要件。对此，中国式现代化兼具实践效应和知识效应的伞式概念，能够提供有超越意义的立论型知识供给。中国式现代化的叙事价值即在于先立后破，提出新发展知识的总括式母题，并打破发展治理领域长期存在的知识依附关系。从新知识供给角度看，中国式现代化的意义首先涉及发展治理关系的能动选择。作为发展治理元概念创新最为稳固的实践基础，中国式现代化对应当代中国实际发展选择、发展经历与发展效能。新兴国家群体发展成就也以可见事实确切表明：实现现代化的方式是多样的、可选择的，特定时点的选择意味着有差别的实践效应。进言之，发展知识形态本质上应源于发展实践者自主评估及能动选择，发展治理知识的定义权不应由若干发达国家强制垄断。37发展中国家仍有可能通过转换发展思维，将适合本国的发展治理方式提炼并上升为新规范知识，特别是超越传统现代化理论关于发达和欠发达的依附式关系意象，打破“现代化即西方化”的知识叙事误区；基于高质量发展成果，后发国家能够以自立方式完成自主现代化的积极进程。38从知识间政治角度看，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后发国家实现自主发展的实践参照，同时也是一项积极的知识供给和规范赋能方案。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能够整合发展治理的实践效应叙事和目标型概念叙事，将治理议题焦点转向可实现愿景与未来型现实，有利于建立发展与安全之间的动态平衡和支持关系。“发展是最大的安全”，作为目标叙事的中国式现代化强调经济发展的应然含义，特别是以经济社会发展作为安全治理手段和实现冲突解决的可靠途径，通过发展提升国家治理效能和安全能力建设，探索维系可持续和平的积极路径。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强调国家自主选择与政策独立性，通过引入国家能力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等多目标并行叙事，增强发展治理主体的可选择意识。从相互平视的关系定位出发，统筹发展与安全在全球发展治理中的知识定位，进而实现新发展知识的能动叙事与规范再构型。五 结 论当前全球发展治理呈现知识间互动及规范竞争特点，叙事状态与知识流动公平议题受到更多关注。本文认为，发展治理当前规范实践面临多方面困境，核心问题是传统发展安全联结规范应用效果不彰，但凭借其“先到优势”继续垄断发展知识供给格局，且缺乏兼容新兴发展规范的意愿和动力。为此，本文从发现和解决问题角度，讨论中国知识创新意义和超越型叙事方式，考察发展安全统筹思路何以提供全球发展治理的创造性实践方案、元知识供给以及原生概念贡献。从概念能力与知识生态位角度看，发展治理的叙事博弈与话语政治特征日益凸显。事实上，目前发展治理的“知识政治”普遍聚焦当下需求及未来意涵，体现为新旧知识间流动及转换的可见速率，这意味着新兴大国仍有较大可能以积极治理实践为基础，通过知识能动创新，推动发展规范变革。规范段位竞争现象的政策启示也在于：新兴发展治理实践者需要从本源意义上重视发展自主知识体系的规范表述，研判对应知识流动机制，考虑从叙事策略角度合理设计概念呈示方式，重视知识生长方式与规范转化力的匹配关系，注重从原生知识创设方面改进现有规范，探索有效路径实现全球发展概念内核的叙事伸展和联系性改造。1182024.2建构自主知识体系 参考文献：1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年，第 338-348 页。2习近平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坚持党的领导传承红色基因扎根中国大地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新路，人民日报2022 年 4 月 26 日，第 1 版。3 王炳权、杨睿智：论建构新时代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新视野 2023年第1期。4 郭忠华：中国社会科学概念建构的基本策略，江海学刊2023 年第 5 期。5 臧雷震、李尉：地方性知识和世界性学科：知行共鸣的中国政治学学科体系建设，新视野2023 年第 6 期。6 姜利标：差异分歧性共识：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启发性经验，新视野2023 年第 4 期。7FahimulQuadir,“RisingDonorsandtheNewNarrative of South-South Cooperation”,Third WorldQuarterly,Vol.34,No.2,2013,pp.321-338.8 秦升、沈铭辉：一带一路倡议与国际发展合作治理体系的变革，新视野2020 年第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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