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式现代化引领的生态文明法治演进进路_钭晓东.pdf

2023 年第 1 期 总第 5 期新文科理论与实践No.1，2023Serial No.5Journal of New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论中国式现代化引领的生态文明法治演进进路钭晓东黄秀蓉摘要：生态文明法治演进是对环境民生福祉普惠需求的积极回应，中国式现代化是生态文明法治演进的重要目标引领与方向归宿。在生态文明法治演进进程中，习近平总书记的生态文明法治重要论述是纲领性指引，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与中国传统生态文化是重要渊源，以民为本是核心内涵，“最严格制度和最严密法治”是推进主线，“底线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共同体思维”是重要路径，迈向中国式现代化是趋势与走向。在“联通世界、联接时势”的两大面向中，生态文明法治有力地推动着中国式生态文明现代化的进程。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明；中国传统生态文化；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生态文明法治DOI:10.20066/ki.37-1535/G4.2023.01.02面对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再到生态文明，生态文明既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历史性更替过程，也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过程性演进成果，更是推动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阶段性提升动力。伴随着生态文明演进及“美丽中国”建设进程，生态文明法治作为国之重器，是生态文明演进过程中实现人类行为控制、社会控制及利益平衡的重要手段与机制。面对步入“关键期、攻坚期与窗口期”的当下，生态文明法治的阶段性推进，无疑是对环境民生福祉普惠需求的积极回应。而就生态文明法治的渊源、内涵、构成体系等问题的进一步廓清而言，中国式现代化是生态文明法治演进的重要目标引领与方向归宿，习近平总书记的生态文明法治重要论述是纲领性指引，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与中国传统生态文化是重要渊源，以民为本是核心内涵，“最严格制度和最严密法治”是推进主线，“底线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共同体思维”是重要路径，迈向中国式现代化是趋势走向。上述诸般内在规定无疑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生态文明法治进一步演进提供了重要的目标引领与路径创设。一、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明法治之目标引领美国学者卡罗尔奎格利指出：“文明是人类作为群体的组织、结构、权力分配和生活方式的作者简介：钭晓东，浙江大学新时代枫桥经验研究院学术委员、浙江大学法学院教授、浙江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浙江杭州 310008）；黄秀蓉，浙江大学城市学院法学院副教授（浙江杭州 310015）。基金项目：本文系浙江省社科规划课题“基于新增长极的浙江海上新能源及关联产业发展政策保障研究”（NO.16）的阶段性成果，并受“党的二十大精神研究阐释”专项课题“数字赋能生态治理中国式现代化及其法治保障”及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新文科理论与实践 2023 年第 1 期发展过程及其结果。”汤因比在 历史研究 中把“文明”和“社会”作为可以互换的概念来加以界定，把基于具体地域的具有相对复杂的行为、制度和观念体系的人群视为一个共同体，同“社会”的含义相近。因此就生态文明法治演进进程而言，必然离不开中国特定地域及文化的依托与路径依赖。中国式现代化一方面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另一方面，更是“历史悠久、地域辽阔、人口规模巨大、民族文化复杂多样、区域资源分布及发展不均衡、生态资源环境面临挑战”的特有国情基础上推进的现代化。生发于这一特定地域的中华传统文化，在积极回应现代化诉求与挑战的同时，也正在扬弃和超越西方现代化道路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综合而言，传统是现代化生长的源泉，现代化从发展面向看，貌似总在试图创新，却无往而不在传统之中。任何阶段的现代化进程，都不能脱离过往的传统与文化，否则将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就是生态文明法治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得以有力推进的重要内在动力与文化基因。伴随着文明的演进，需要相应的法律制度及体系建设与之相匹配，而这无疑也是文明演进与增益的重要保障与动力。就生态文明演进而言，我国正步入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阶段，其与正在同步推进的法治国家建设进程形成互映与呼应，从而形成“生态文明建设+法治国家建设”的“相互叠加之发展样态”。因此，生态文明与法治建设的关系及其发展层次也就成为一个不容回避的议题。生态文明建设需要法治保障已成为各界共识。生态文明建设的法治保障包括：健全环境法律法规体系是基础；严格执行环境法律是关键；依法惩治环境违法犯罪是后盾。而吕忠梅教授、江必新教授、徐祥民教授等则进一步深入至“生态文明法治”层面，针对上述议题在内涵界定、构成体系、实现路径等方面进行了系统阐释。吕忠梅教授认为，生态文明法治理论以“生命共同体”为核心，创新生态文明法治建设价值论；以“整体观”为要旨，创新生态文明建设法治方法论；以“协同推进”为目标，创新生态文明建设法学理论。生态文明法治理论的实现路径包括完善生态文明法律规范体系、完善生态文明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生态文明法治监督体系、健全生态文明法治保障体系。江必新教授强调，宜坚持整体谋划思路，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法治体系。徐祥民教授也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法治思想之环境保护的优先命题进行了探讨。综合而言，立足发展维度与当下中国式现代化推进进程，“生态文明建设需要法治保障”的提出，可以视为生态文明与法治建设关系及其发展层次的初始阶段。无疑，伴随着生态文明演进与法治国家建设充分融入社会变迁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生态文明与法治建设必然成为社会变迁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内在需求，从而由外部的保障进一步转化为本体的构成，彰显“生态文明建设+法治国家建设”的“相互叠加之发展样态”，呈现从“外部的生态文明建设法治保障”到“内生的生态文明法治建设”的进一步演进。See Quigley,Carroll.The Evolution of Civilizations:An Introduction to Historical Analysis，（New York:The Macmillan Company,1961）,25-32.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 上册，曹未风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 15-58页。沈湘平：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传统文化根基，中国社会科学 2022年第 8期。江必新：生态法治元论，现代法学 2013年第 3期。蒋云飞：论生态文明视域下的环境“两法”衔接机制，西南政法大学学报 2018年第 1期。吕忠梅：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生态文明法治理论，中国法学 2021年第 1期。江必新：构建生态文明法治体系，2021年 12月 29日，第 10版。徐祥民：习近平生态文明法治思想的基本命题：环境保护优先，中国政法大学学报 2021年第 3期。20论中国式现代化引领的生态文明法治演进进路现代化是一个伴随着时代流转而非固化的进程。中国式现代化经过百年来的“时空压缩”，取得了西方国家经过二百多年探索才实现的现代化建设成果。党的二十大报告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构建新发展格局、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举旗定向、掌舵领航，为新时代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提供了行动纲领与奋斗指南。这无疑为当下生态文明这一新型文明建设及其法治演进提供了重要的目标引领。正如张文显教授所指出的，要充分发挥法治的引领和规范作用，需要加快建立有效约束开发行为和促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的生态文明法律制度。为生态文明建设和美丽中国建设提供法治保障和引领。吕忠梅教授则进一步强调：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生态文明法治理论为新时代中国生态文明法治建设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显然在其中，“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作为“活着的传统”，无疑将在中国式现代化引领下的生态文明法治演进进程中，在“生态文明建设+法治国家建设”的“相互叠加之发展样态”中，充分彰显着历史与现代价值。二、继承与发展：生态文明法治之思想溯源现代性及现代化绝不是空穴来风，“现代化”是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历史进程。毋庸置疑，立足溯源与激活生态文明及其法治思想，基于继承与发展的“返本开新”，是中国式现代化与生态文明法治演进的基本路径和方法。习近平总书记对此历来非常重视，尤其是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生态及人自然和谐”的思想精髓的吸纳和弘扬。而这些经长期积淀的关于“生态及人自然和谐”系列思想精髓，无疑也为习近平总书记的生态文明相关论述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滋养，为生态文明法治理论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渊源。（一）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渊源1“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思想。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逻辑起点。人是自然界的产物，在环境中并且和环境一起发展起来。人与自然是相互依存与联系的整体，自然界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无疑，“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一直为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所强调。2“自然生产力与社会生产力的内在统一”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对自然力、自然必然性、自然条件等进行了系列阐述，并就自然生产力与社会生产力进行了划分，明确自然生产力是社会生产力的前提和基础。人类生存与发展依托于自然界与自然生产力，须与自然界进行物质能量交换。显然，当下系列环境问题及生态危机的形成，实际凸显的是人类的资源开发利用已远超环境容量及承载限度。因此，如何实现自然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力的内在统一，已成当下不容回避的问题。3“人与自然和谐程度取决于人类社会关系及制度”思想。社会关系及社会制度的配置不合理，会成为伤及生态环境、导致系列环境问题的重要根源。人与自然的和谐程度就取决于人类的社会关系及其相应的社会制度。因此，马克思主义明确指出，从深层次而言，生态不平衡及张文显：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思想、方略和实践，中国法学 2017年第 6期。吕忠梅：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生态文明法治理论之核心命题：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中国高校社会科学 2022年第 4期。高王凌：活着的传统：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 208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 560页。21新文科理论与实践 2023 年第 1 期环境破坏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利益集团间关涉自然资源利益无序之争所致。要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须彻底变革资本主义制度，用所追求的制度即共产主义制度（自然不再作为与人类对立的异己力量）取代资本主义制度，才能实现“人类自然和解”与和谐共处。（二）中国传统文化的生态思想渊源1“天人合一”思想。“天人合一”源于 周易。道家一直强调倡导“天与人一也”的观点，佛家则借助“万事万物轮回、因果报应”阐述世间关系皆因缘，人类应与自然和谐相处。在儒家生态思想中，孔子认为人、天、地“三才”和谐是世界有序之规则。张载认为天地有如人之身体，万物有如人之手足；程朱学派则进一步强化“人在天地之间，与万物同流”观念。无疑，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强调的是万物包括人类都是天地发展变化的结果，非凭空而生，有了自然界才有人类社会。一定意义上，“天人合一”思想处于核心与基础地位而被传承。2“敬畏天命、仁民爱物、赞天地之化育”思想。惟有“敬畏天命、仁民爱物、赞天地之化育”，方能融入自然界，显示人类社会存在之价值。道家认为人受命于天地养育与呵护，就应予以回报与保护。佛家则借助“缘起性空”，提出放生善待自然、敬畏生命等行为规范。儒家主张用“仁爱”对待万事万物，以“畏天命”；提出“亲亲仁民，仁民爱物”。由此，中国传统文化之生态思想强调仁者以天地万物之心，将人类仁爱情感推至天地万事万物，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3“道法自然、限度与可持续”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之生态思想中，强调世间万物皆由“道”演化而成，由此告诫应“道法自然”、尊重自然规律与顺应自然，“知足、知止”方能实现共生与可持续发展。“道法自然”，“道”是自然规律。佛家则通过宇宙论三大劫难等论述，警示人类超越自然的限度、破坏环境可能面临的灾难。“中庸与限度”是儒家对待自然界的态度与方法原则。“人之在天地，如鱼得水，不知有水，只待出水，方知动不得。”不能违背客观规律，毫无节制地向自然界索取。孔子要求“适度”，“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朱熹强调的是“取之有时、用之有节”。在此层面，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思想强调人类须遵循“自然法则与天理规则”，取之以时、取之有度，推进“化育万物、生生不穷”的可持续，而不能逾越限度，打破人与自然的和谐。上述主张使得“道法自然、限度与可持续”生态思想在此层面得到彰显。（三）生态文明法治：马克思主义及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继承与发展1.在继承发展中促成习近平生态文明法治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历来重视中国传统文化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的继承与发展。就中国传统法治而言，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我国古代法制蕴含着丰富智慧和资源择善而用。”在传统的生态治理规则制度问题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先人早已深知其中重要性。为此，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我国古代很早就把关于自然生态的观念上升为国家管理制度这就是虞衡制度。同时，中国传统生态思想还体现在相应的可持续制度实践上。也正是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和谐统一关系”、中国“天人合一”理张载：张载集，上海：中华书局，1978年，第 62页。程颢、程颐：二程集（上），上海：中华书局，2004年，第 30页。程颢、程颐：二程集（上），第 43页。孔子：四书五经，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4年，第 65页。朱熹：朱子语类，上海：中华书局，1986年，第 224页。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 118页。习近平：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求是 2019年第 3期。22论中国式现代化引领的生态文明法治演进进路念，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人与自然和谐、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等生态文明法治重要论述产生了重要影响；也正是马克思主义的“人与自然和谐程度取决于人类社会关系及制度”、中国传统文化的“敬畏天命、道法自然、限度与可持续观念”，对习近平总书记相关生态文明法治的系列重要论述产生了重要影响。2.生态文明法治：保障生态文明建设的国之重器。伴随着生态文明建设迈入深化发展关键期，生态文明法治演进不可或缺，进而也为后续的“五位一体”“五大发展”理念推进引领方向、提供保障。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生态文明建设需要严密规范的法律法规提供法律制度保障。”要以绿色发展代替传统粗放型模式，关键需要关乎生态文明之良法善治的规范引领，提高生态文明的法治化水平。与此同时，当前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系列挑战，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也与生态文明法治不健全、不到位不无关系，需要推进生态文明法治予以破解，需要生态文明法治为生态文明建立最后一道防线。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把生态文明纳入法制化、制度化轨道”，将生态文明法治贯穿生态文明建设的全过程。无疑，在继承发展中国传统文化及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基础上，习近平生态文明法治的系列重要论述彰显的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深刻治理智慧，是推进“五位一体”“五大发展理念”的必然要求与题中之义。三、民本：生态文明法治之核心内涵“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全面深化改革以及与之相应的生态文明法治演进的根本目的，就是借助法律机制，促进生态文明法治演进的利益衡平及公平分配，增进环境民生这一最大民生，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环境民生获得感，环境民生建设成果更多地予以公平普惠。因此，“治国有常，利民为本”的民本思想，保证把广大人民的生态利益放在首位；坚持依靠人民而达致环境良好、生态富裕与生活幸福，是生态文明法治演进的核心内涵与价值归宿。（一）重视人民群众的环境权益保护1.环境权正逐步在国际社会得到认可。从历史进程看，环境权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民众所要求国家提供的适宜生态环境条件的权利。在人权发展历史进程中，1948年的 世界人权宣言 具有里程碑意义。无疑，在第一代人权即政治权利、第二代人权即政治和社会权利基础上，随着人权主张及保护进程的不断推进，为第三代人权（包括但不限于环境权）的创设提供了可能。自 1972 年联合国 人类环境宣言 明确提出人类有“在尊严和舒适的环境中生活的基本权利”后，我们共同的未来 里约宣言 等国际文件都对此进行了阐述。在当前环境问题全球化背景下，环境权作为第三代人权的核心权利已逐步在国际社会得到认可，并伴随着人权主张及保护进程而不同程度地得以推进。2.良好生态环境权益渐成我国民众的基本权利诉求。国家权力源之以民、用之于民，体现于民生；民众是权利主体，是民生指向者，是历史与社会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归根而言，关注民生所向者，乃民本；立足民之所本者，乃民权。在我国，随着公众生态价值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 210页。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 240页。习近平：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基本国策 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人民日报 2013年 5月 25日，第 1版。23新文科理论与实践 2023 年第 1 期诉求的日益提高，良好生态环境已成美好生活的新判定标准，已成所主张基本人权的重要构成。为此，习近平总书记一直非常重视人民群众的环境权益保护，要求对广大人民群众的权利诉求予以积极回应。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集中力量做好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从而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环境民生建设创造条件，并落到实处。在此过程中，国家人权行动计划 也为其中的环境权益保护提供了高起点。（二）坚持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1.人民群众是主体，是社会进步的根本推动力量。人民群众是变革的决定性力量，是历史演进的剧中人与剧作者。在生态文明法治演进的推进进程中，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保证了人民当家作主，建设法治国家必须坚持法治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护人民。在生态文明及其法治化进程中，自然也要发展民主与平等权利，为此做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社会朝着“环境良好生态富裕生活幸福”稳步前进。在此层面，生态文明法治演进进程须充分体现人民是主体与根本推动力量的唯物史观。2.改善民生以满足人民群众需求为标准，重点解决突出的环境问题。“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就生态危机的法治应对、公众环境权利保护与环境民生保障而言，可以说我们正面临着两对主要矛盾环境资源有限与人类欲求无限之间的矛盾，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良好环境质量需求与不平衡不充分的高层次环境品质供给之间的矛盾。面对公众的美好生态环境及相关权益保护诉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人民为中心不是一个抽象概念。党中央在 2018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明确了六大原则，其中“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则显著体现在第三项原则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大环境污染综合治理，以解决大气、水、土壤污染等突出问题为重点。因此，面对当前环境问题已成“民生之患、民心之痛”的境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环境就是民生”。要了解人民群众的真正需求，“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无疑，以满足人民群众的良好环境质量需求为标准改善环境民生，就是其内在应有之义。（三）彰显生态文明及法治建设成果人民共享原则1.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生态文明法治演进须注重解决围绕生态文明建设及其相关利益的衡平与分配问题。“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绝不能出现“富者累巨万，而贫者食糟糠”的现象。只有实现人民对生态文明建设发展成果的共享，才能真正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共享发展有“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渐进共享”四层次内涵。就覆盖面而言，共享是全民共享，即人人享有、各得其所；就共享内容而言，共享是全面共享，即共享各方面成果，保障各方面合法权益；就达至方式而言，共享是共建共享，须汇聚民智与激发民力，发扬参与民主；就推进路径而言，共享是渐进共享，即共享呈现的是渐进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第 233页。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第 115页。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第 213页。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第 396页。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第 209页。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第 233页。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第 128页。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第 200页。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第 136页。24论中国式现代化引领的生态文明法治演进进路发展过程。一言以蔽之，在做出更有效生态文明法治制度安排基础上，充分体现发展成果人民共享，使彼此在共建共享发展中充分享有获得感。2.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普惠的民生福祉。人民的主体地位决定了其在生态文明及法治进程中既是根本的推进者，更是成果实现者与受益者。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法治的系列重要论述中，无不充分体现了把公众环境权益保护及环境民生保障作为最大民生，努力彰显“代内、代际环境正义”，从而把生态环境根本福祉普惠于民，为当代人与后代人创造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家园之情怀。而且，习近平总书记还进一步强调，在关注当代人环境权益公平分配与保护的同时，要“给子孙后代留下一些自然遗产”，以充分体现生态文明及法治成果的代际持续与共享。四、最严格的制度和最严密的法治：生态文明法治之推进路径“法者，治之端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生态文明纳入法制化轨道；明确须“实行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并在 2018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再次予以强调。无疑，最严格的制度和最严密的法治在当前已成为生态文明法治的推进主线。如果从静态与动态两个层面看，若“最严格制度”强调的是“静态制度机制制定创新”，则“最严密法治”就表现在对“动态制度机制运行及其实效”的要求，既体现的是生态文明法治的内容完善，也力求生态文明法治所涉对象的全方位覆盖。而从进一步细化的实现路径看，“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则又重点呈现于下述四大思维，以及四大思维导引下的四大推进路径；从而在统筹推进中，实现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的联动与并行，贯穿于生态文明法治演进进程。（一）坚持底线思维，秉承天人合一理念，为生态文明法治演进明确前提1.坚持底线思维，秉承天人合一理念，恪守三大生态红线。秉承天人合一理念，生态红线是重要制度创新。在生态保护及生态安全维护问题上，习近平总书记尤为强调底线思维，要求牢固树立生态红线观念，强调“生态红线不能突破”。显然，生态安全是基石，“生态红线”是生态安全底线，只有恪守“生态红线”，才能维持最基本的生态安全。综合而言，“推进天人合一理念，以绿色发展理念推进生态文明”已成全社会共识。而在其中，如何有效地应对生态危机则是生态文明演进进程中不容忽视的重要议题。“严守资源消耗上限、环境质量底线、生态保护红线”的“底线思维”于 2015年 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 中予以明确。可以说生态红线是另一条国家层面的“生命线”，是生态功能、环境质量、自然资源利用的管理边界与保有阈值。设定之目的在于为执行最严格的生态保护制度而提出更高监管要求。此前，我国为保护土地、森林、湿地资源，分别划定了 18亿亩“耕地红线”、37.4亿亩“森林红线”和 8亿亩“湿地红线”。在生态文明法治的建设进程中，须将生态红线贯穿至生态文明建设整个过程，从而借助生态红线构成系统，力求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地开展与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及生态文明法治建设（见表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 71页。荀子君道。参见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第 540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第 109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第 99页。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第 237页。25新文科理论与实践 2023 年第 1 期2.决不越雷池一步，逾越则追责惩罚。环境法规是底线，制度则是红线，逾越则追责惩罚。为此修订的 环境保护法 第 29条也明确规定：国家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实行严格保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红线全党全国要一体遵行，决不能逾越。”并强调须进一步推进责任追究制度。譬如在 2017年对于祁连山国家自然保护区生态破坏等事件的处理，中共中央及国务院两办共同发出 通报，明确要求加强生态立法、严格实施生态法律法规；并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终身追责、权责一致原则，根据问责及责任追究等相关办法，予以严肃问责。这无疑也是近年来党中央在追究生态责任人的政治与法律责任、予以法治处理的范例，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坚持底线思维、恪守生态红线、推进生态文明法治的决心。（二）坚持系统思维，面向全过程，为生态文明法治演进夯实基础为加快法治国家建设，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加快健全法律体系与良好法治氛围。”在生态文明及法治建设进程中，“必须坚持六条重大原则，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要求加快建立健全生态文化、生态经济、目标责任、生态文明制度、生态安全五大体系”。无疑，所彰显的是基于“内在结构紧密联系与有机统一”的“系统思维”，从而借助始于“法”、成于“制”、重在“治”的生态文明法治体系，以及“源头严防、过程严管、责任追究与后果严惩”的“全过程”推进，为生态文明法治夯实基础。1.坚持系统思维，形成“始于法、成于制、重在治”的生态文明法治体系。坚持系统思维，重视“法与制”的体系完善。系统思维立足于将对象置于系统要素环境的相互联系中予以综合考察。小智治事，中治治人，大智立法。“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在将生态文明及法治建设纳入“五位一体”与“五大发展”总体布局的同时，强调各项生态立法及生态法律制度的完善。自 1979年以来，我国制定或修订了与环境保护相关的 30余部法律及 50多项法规规章，缔结或参加了 30多项国际条约，涉及大气十条、水十条、土十条、河长制、环保一票否决制、生态损害赔偿与责任追究制度、生态红线制度等。系列制度的设立及法律法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第 237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第 100页。新华社：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就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问题发出通报，2017年 7月 20日。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第 119页。习近平：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求是 2019年第 3期。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第 87页。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第 11页。表 1三大“生态红线”构成系统生态红线生态功能保障基线环境质量安全底线自然资源利用上线生态服务保障红线生态脆弱区保护红线生物多样性保护红线水环境质量底线大气环境质量底线土壤环境质量底线能源利用红线水资源利用红线土地资源利用红线26论中国式现代化引领的生态文明法治演进进路规的颁布实施，已成支撑生态文明建设的“四梁八柱”。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莫把制度当“稻草人”摆设。因此，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在加快生态立法的同时，也非常重视法律法规的落实；强调提高环境司法公信力，促进环境司法专门化；强调加大监督力度，纪检监察机关及有关监管部门各尽其责、形成合力，从而借助执法、司法和法律监督的系统联动，强化“治”的贯彻落实。2“源头严防、过程严管、后果严惩”全过程推进。单纯末端治理往往事倍功半，须强化全过程推进；须针对环境问题及生态风险特殊性，面向全过程设计与运行相关制度机制。2018年宪法修正案之生态文明入宪，为全过程生态文明法治奠定了基础，进而也在政策法律规范的进一步落实中有所体现。尤其在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 中，在源头严防、过程严管、后果严惩等不同环节，都予以系列制度机制设计，以加大监管与责任追究的力度。2013年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明确要求落实领导干部生态文明建设责任制，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2014年修订 环境保护法，增加按日计罚制度，加大处罚力度。另外在明确“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强化环境损害责任追究的同时，中央环保督察办公室的设立，进一步推动环保督察的纵深发展，从而为严格问责追责建章立制、树立标杆。（三）坚持创新思维，立足问题导向，为生态文明法治演进增强动力1.坚持创新思维，立足问题导向。“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创新思维强调善于因时制宜、知难而进、开拓创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不改革就只能是坐而论道，最终到不了彼岸。”就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中的重大议题而言，“环境管理体制不健全、监管不到位”是其中的核心问题。综合而言，现行环境管理体制还存在诸如“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的监督责任难落实；跨区域、跨流域环境问题难统筹解决；地方环保队伍建设难优化”等系列问题。无疑，破解上述问题，需要注重从体制上化解矛盾，依靠环境体制机制改革创新予以破解。2.两大难题：完善环境监管体制机制，落实地方党政及部门环境责任。目前，完善环境监管体制机制，落实地方党政及部门环境责任是两大亟待破解的难题。一方面，推动环境监管体制机制改革，须调整机构隶属关系、重构条块关系、落实各方责任；须推进环境监察机制，开展中央和省级环保督察；推进省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市（地）级生态环境局实行以省级生态环境厅（局）为主的双重管理体制等。另一方面，须落实生态文明建设指标考核体系，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等指标纳入地方党政负责人及部门的政绩评价考核；配置科学合理的考核办法和奖惩机制，以“绿色 GDP”代替“GDP至上”，推进党政同责、一岗双责、依法追责、终身追责等制度机制配置与实施。3“1+6”组合拳与“四梁八柱”。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 的出台，系统阐明了指导思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第 120页。习近平：之江新语，杭州：浙江出版联合集团/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 71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第 111页。本刊编辑部：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中国环境监察 2022年第 9期。莫纪宏：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法治思想的特征，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第 241页。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第 222页。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第 391页。吕忠梅：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法治思想研究，江汉论坛 2018年第 1期。27新文科理论与实践 2023 年第 1 期想、理念、原则、目标、实施保障等内容，尤其是其中的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六大理念、六大原则及系列制度（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国土开发保护、空间规划体系、资源总量管理和节约、资源有偿使用和补偿、环境治理体系、市场体系、绩效考核和责任追究系列制度）。而 环境保护督察方案（试行）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建设方案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试点方案 等 6项配套方案的颁布，实现了 总体方案+六配套的“1+6”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组合拳”的基本型构。从而在总体上搭起“四梁八柱”，为增进生态文明体制总体改革提供动力，为生态文明法治演进保驾护航。（四）坚持共同体思维，激活多元共治，为生态文明法治演进明确方向1.坚持共同体思维，建构“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大自然是山水林田湖相依且相互影响的生命共同体。2013 年 3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莫斯科首次提出“命运共同体”后，“共同体”被多次呈现与强调：“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无疑，“共同体”作为一种思维，体现于生态文明法治建设，是“基于共同体的系统工程，需予以全球整体推进”的定位与判断。（1）共同体的“共存、共生、共融、共进”深层本质。“共同体”定位与论断形象地阐述了在生态文明法治演进中，“人与自然的山水林田湖生命共同体”“全球生态文明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体性关系。从生态学视角看，整个国际社会不以种群类别、国家区域为疆界，遵循的是客观规律与道法天理，彼此相依共存。正如马斯洛指出的：“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是人的一部分人能和这种实在融成一片。”整个宇宙作为统一整体，都有其存在价值，自我实现需要宇宙万物保驾护航。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强调自然界中土、水、植物、动物等与人类共建“命运共同体”。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都强调“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论断，强调“国际社会应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无疑，“共同体思维”揭示的是“人与自然以及国际社会各主体之间”共存、共生、共融、共进的深层本质。（2）三层次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类对生态问题的认识已达第三阶段：生态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与问题，全球环境治理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义务，是全世界人民的事业。因此，共同体又可进一步解读为“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的三层次组合。其一，“命运共同体”是“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的源起、升华与凝练，也是最终归宿。在人类进化与文明演进的整体化进程中，各主体命运休戚相关、荣辱与共。在环境问题全球化背景下，面对全球性挑战，没有哪国可置身事外、独善其身。其二，就利益共同体而言，环境利益作为关乎人类生存发展的根本性共同利益，是不同利益主体高度一致的基本利益诉求，事关人类的共同生存与发展，需要国际社会基于“利益共同体”共同努力加以呵护。因此，习近平总书记从全球共治层面强调：“应对气候变化是人类共同的事业”，“中国将继续承担应尽国际义务”。其三，就责任共同体而言，建设全球生态文明事关国际社会各主体利益，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第 47页。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第 521页。亚伯拉罕马斯洛：人性能达到的境界，曹晓慧、张向军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 329-330页。奥尔多利奥波德：沙乡年鉴，侯文蕙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 213页。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第 265页。习近平：携手推进亚洲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人民日报 2010年 4月 11日。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第 212页。28论中国式现代化引领的生态文明法治演进进路主体兼有其责。习近平总书记从全球治理层面指出：中国愿意承担国际义务，开展国际合作。显然，事关全球环境利益维护，责任共同体须共担其责、共面挑战。毋容置疑，在环境问题日益复杂化与全球化背景之下，“共同体”既是一种思维，更是一项要求，需要将生态文明法治作为统筹共治工程，须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地予以推进。2.生态文明法治是一个多元共治系统工程。（1）整体系统地推进生态文明法治是“共同体思维”的内在要求。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习近平借用“命脉”把“共同体”连在一起，体现的是对生态文明法治系统工程的整体认知观。生态文明法治须立足“共同体思维”，依生态系统的内在整体性与系统性，把生态文明法治所涉相关问题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标本兼治、统筹兼顾，“全方位、全领域、全过程”地予以推进。（2）政府主导、部门协同、社会参与、公众监督的多元共治。“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参照习近平总书记的“天地之大，黎元为先”，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的要求，生态文明法治需要形成多元共治格局：其一，法治主体多元化，社会组织与公众不再只是被治理对象，也是治理主体。其二，权力来源多元，部分治理权由社会组织与公众直接行使，以实现自治与共治。其三，运作模式多元，“单向、强制、刚性的环境管理”转向“复合、合作、包容的生态治理”，提升生态治理的合理性与灵活性。其四，治理路径多元，由“自上而下”转向“自下而上+自上而下”的互动共生。其五，价值目标多元，由“秩序价值”追求拓展至“自由、公平、正义价值”追求，从而有效打通共同体各组成部分的“关节经脉”，充分激发生态文明法治的社会活力，推进基层民主，发挥社会组织与公众的公共功能；既确保环境公共利益不受侵害，又积极保护公众环境权益，包容多样性与个性化追求，从而增进环境民生福祉，促进生态文明成果普惠。五、迈向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明法治之演进走向天道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