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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金融 2023年第10期发展股权融资方式支持科创企业发展石琭（中国人民银行陕西省分行，陕西西安710075）摘要：相较于银行信贷资金追求本金安全和收益确定性，股权融资1具有更长的投资期限和更高的风险偏好，其风险定价和利益共享机制更加适配科创企业特点，能更充分地发挥金融资源配置、风险管理、信息共享等功能。国外股权融资有很多成功经验，国内股权融资也探索出很多良好做法，但仍存在募集资金来源和规模受限、政府引导基金运作市场化程度低、股权投资退出渠道较为单一、股权投资更热衷于偏后期的Pre-IPO项目等问题。本文从发挥政府引导基金“领头”“引导”作用、通过区域股权市场培育和引导科创企业提速发展、深化S基金市场发展、发展CVC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为科创企业发展提供更具针对性的股权融资支持。关键词：股权融资；科创企业；直接融资中图分类号：F83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0017-2023（10）-0072-05一、股权融资具有更长的投资期限和更高的风险偏好，其风险定价和利益共享机制更加适配科创企业特点金融是促进技术创新逐步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实现科技与产业良性循环的助推器和催化剂。但同时，创新与风险是相辅相成的，风险是创新过程中必然要面临的问题。从股权融资角度看，一方面，股权融资是具有明显产业属性和实业属性的金融工具之一，不仅可以助力企业在早期发展阶段获得资金，成为小微企业“融资难”的破局者，还有助于解决融资结构失衡中的瓶颈问题，引导民间资本流向实体企业。另一方面，相较于银行信贷资金追求本金安全和收益确定性，股权资金提供者获得的回报与科创企业创新项目收益成正比，实现彼此利益的共享和双赢。同时，股权投资者以出资额为限承担风险，实现了分散风险目标。因此，股权融资能有效匹配技术创新资金需求，充分发挥金融资源配置、风险管理、信息共享等功能。从科创企业角度看，前期，创新性研发能否达到技术指标要求存在较高的不确定性；后期，创新项目还可能面临市场接受度、技术更迭、竞争者抢占等风险。特别对于初创期科技企业，固定成本投入较高，而销售收入和盈利能力较差。因此，科创企业融资方式应与其高风险、高成长性特征相匹配。同时，股权融资的决策依据是创新技术的未来前景和创造的长期价值，并不是短期收益，科创企业成长特征与股权融资价值投资理念相吻合。二、国内、外股权融资实践经验发展股权融资是各国和地区解决科创企业融资难题的重要途径。从国际发展经验来看，以直接融资方式为主导的国家和地区在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中往往能够抢占先机，转型过程也表现得更为平稳顺畅。从国内实践看，科创产业发达地区也都积极发展各类股权融资。（一）国外主要做法及经验一是政府基金主动参与创新前端及中小科技型企业发展。以色列针对科技型初创企业，推出政府引导基金与科技孵化器计划。1992年，政府共投入1亿美元发起设立政策性Yozma基金，成立专门负责基金运营1 本报告中“股权融资”是指针对非上市企业通过出让部分股权进行融资的行为。收稿日期：2023-09作者简介：石琭（1984.01-），女，陕西延川人，硕士，中级经济师，现供职于中国人民银行陕西省分行。注：本文为作者观点，文责自负。金融实务72DOI:10.16395/ki.61-1462/f.2023.10.003西部金融 2023年第10期管理的Yozma创业投资管理公司。Yozma基金分为两部分：一部分规模2000万美元，直接投资初创企业；另一部分规模8000万美元，与民间资本、国际资本等合作成立10支子基金，且政府参股比例不超过每支子基金实际出资额的40，并作出退出承诺，即在投资的五年之内，私人、国际投资者可以通过一个确定的期权价格(一般以成本价加5%-7%的收益水平定价)回购政府股份。此外，以色列启动国家“科学孵化器”计划，发明者提供创业项目，孵化器为创业者提供全方位专业化服务，政府为孵化器与创业项目提供资金。通过筛选获得入驻资格的创业项目无需自备资金，政府根据项目两年的核准预算为企业拨款其运营成本的85%，剩余15%由孵化器通过引进风投等方式进行配套。若孵化失败，创业企业无须对所获得的支持进行任何赔偿；若孵化成功，则按照规定的分配方案进行企业股权分配，创业者、孵化器和投资者分别占股50%、20%和20%，剩余10%股份由企业重要员工持有。同时，政府投入的孵化基金将由企业按照市场销售额的3%逐年返还。二是企业风险投资（CVC）融资模式实现资源互补，兼具投资和融资的双重属性。CVC是非金融类公司对外部具有良好技术潜力的创业企业开展的股权投资，实现金融创新与技术创新的有效结合。早期，CVC着眼于和投资企业核心产品相关的初创企业与技术，以追求财务汇报为主要目的。现如今，投资企业与被投企业通过CVC构建创新共同体，为服务战略成长和技术进步提供外部血液，实现双方在创新上的交流互补与共同进步。CVC投资模式分为直接投资模式和间接投资模式。直接投资模式是企业通过在内部设立战略投资部门或者通过单独设立子公司进行直接投资。如，英特尔公司下设战略投资和并购部门英特尔资本（Intel Capital），围绕公司整体战略投资创新型科技公司，特别关注早期投资，并重视投后赋能；谷歌母公司Alphabet集团内部设立投资初创企业的谷歌风投、投资中后期和拟上市企业的谷歌资本，风险投资业务不仅成为集团坐稳产业链头部地位的重要支柱，也为集团带来了可观利润。间接投资模式是企业单独或者联合几家公司以有限合伙人的身份共同设立创业投资基金，并委托第三方投资机构来进行管理。如，雷诺、日产、三菱形成汽车联盟，共同设立战略风投基金Alliance Ventures，计划五年内投资10亿美元用于支持开放式创新企业，确保未来在自动驾驶技术以及共享服务领域的领军地位，投资轮次主要集中A轮和B轮，以及支持初创企业成长的后续投资。三是通过国际间政府合作支持双边或多边科技企业。以色列与美国的以美双边产业研发基金（BIRD基金）是国际合作的典型代表，是促进以美两国中小型企业进行产业技术创新的国际合作。所有申请基金资助的项目必须是由以色列公司和美国公司联合申请，两家公司共同承担研发费用和产业化风险。BIRD基金提供的是政策性融资，对申请项目提供的资金支持最高金额可达到项目总预算的50%。只有当该项目获得销售收入时，BIRD才会要求企业偿还提供的资金。为了鼓励企业尽早实现商业化，基金根据偿还期限设置了不同的偿还比例，100%-150%不等。若企业能在项目完成第一年还清，则只需要偿还初始投资的100%，即偿还本金即可；若项目失败，BIRD基金将豁免还款。鉴于BIRD基金的成功经验，以色列还与德国、英国、加拿大、新加坡等国家建立了双边研究开发基金会。（二）国内主要做法及经验一是政府引导基金吸引社会资本组建子基金，注重从资金体量、支持领域、运营模式等方面优化基金生态。安徽打造“基金丛林”，地方政府发挥强有力的投入和引导作用。省财政每年出资约100亿元，连续5年共出资约 500亿元，联动社会资本组建总规模不低于2000亿元的省新兴产业引导基金体系，围绕十大新兴产业，按照“一产业一基金”模式，组建设立10只主题母基金；支持人才团队创业、新型研发机构成果转化、小微科技企业发展，组建计划规模150亿元的天使基金群；发挥国有资本运营平台功能，由相关省属企业牵头组建运营，5年形成计划规模1000亿元组建国有股权投资基金体系。聚焦基金注册落地、资金募集、项目投资、返投比例、投早投小投科技、风险分散等核心环节，省、市两级联动研究出台支持风投创投集聚发展的政策体系，招引各类股权投资基金落地落户。深圳政府引导基金实施“管家模式”，探索市场化运作的决策机制，弱化政府干预。深圳政府引导基金择优选取投研能力强的管理人，放权给专业的市场化管理团队运作引导基金，提高管理效率和专业能力。一方面在基金管理人层面，政府引导基金和专业投资机构通过控股或参股方式组建合资公司，由合资公司担任基金管理人去展开多支产业基金的合作。2022年12月，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与宝安区组建宝安引导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受托管理区级政府引导基金宝安区引导基金。另一方面在基金层面，深圳按照“一集金融实务73西部金融 2023年第10期群一基金”的理念组建的千亿级产业基金群，并面向社会遴选有优秀投资能力及丰富产业资源的优质基金管理机构。西安政府引导基金“深耕细作”，突出市场化运营、精细化定位。2022年，西安市政府新设规模100亿元的科创母基金，由省市共同出资设立并按市场化方式运作。在落地方面，取消基金管理机构注册地限制，仅要求子基金注册地在西安。在出资比例方面，母基金最高可达40%。创新基金投资单个子基金的投资额不超过创新基金总规模的20%，原则上不超过被投子基金总规模的30%；创新基金对于主要投资标的为初创期科技型、创新型企业的子基金可适当提高出资比例，最高不超过子基金总规模的40%。在返投要求方面，返投比例要求为1倍，子基金投资于西安市辖区内企业的金额原则上不低于创新基金出资额。在投资定位方面，围绕全市六大支柱产业分别设立单支规模不低于50亿元的专项产业基金，带动社会资本支持19条重点产业链加速形成各主题子基金集群。二是政府出台奖补降税、风险分担等支持政策，多维度支持股权融资服务科技创新。广州完善股权融资激励机制，形成共促初创科技型企业发展的融资环境。通过优化整合和对接机制、评比奖励、税收优惠等激励机制，激发社会资本投资科创企业积极性。广州南沙股权投资企业可叠加享受市区两级奖励，其中市级最高1500万元管理能力奖，区级给予投资或引进企业最高1000万元投资奖励、连续5年区级95%经济贡献奖励、连续3年每年最高300万元办公用房补贴、投资或引进人工智能企业加码奖励最高200万元、投资创新创业项目最高100万元奖励、给予地方经济贡献80%创业投资人才奖励等；同时对股权投资机构实施骨干和高管人才贡献奖励，对年度应纳税工资薪金30万元以上的骨干人才给予个人经济贡献40%奖励，高管人才奖励最高为个人经济贡献100%，奖励金、人数均上不封顶。西安加大奖补及风险分担政策支持力度，鼓励投早、投小、投科技、投本地。2022年，西安市政府出台西安市打造创投生态十项举措，营造良好创投氛围。对投资西安种子期、初创期企业的基金，按照实际投资额的1.5%给予管理机构最高1000万元奖励；对投资西安拟上市、未挂牌企业的基金，按实际投资额的1%给予管理机构最高500万元奖励。对创投机构投资种子期、初创期科创企业所发生的实际投资损失，给予不超过单户实际投资损失额20%、总额不超过300万元的风险补偿。三是建设创投产业园或特色小镇，形成产融结合的金融服务体系。北京基金小镇是全国唯一以基金为主导产业的国家级特色小镇，全国首个基金业服务标准化示范项目2，支持基金业安全发展，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推动科技创新及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在服务上，以国家级基金业标准化服务体系为指引，北京基金小镇为基金机构提供多方面精准服务，覆盖基金“募投管退”的全周期。在资源合作上，北京基金小镇与研究机构、高校等开展研究创新、行业交流等产学研深度合作。在安全运营上，构筑多层次、全维度的基金业风险防控及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引导基金机构不断提升专业化运作水平和合规经营意识，构建有利于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的良好市场生态。截至2022年末，入驻基金机构超2000家，注册资本约2400亿元，形成了专业共享、精准服务的基金业生态圈。同时，北京市政府支持各区开展创投产业建设，吸引全球科技创新成果落地转化。支持在中关村各分园建设创投项目集聚区，构建特色生态系统，引导投资机构推动其投资的境外、京外科创企业来京设立区域总部、研发中心等，不断扩大企业服务范围。浙江作为我国民营经济最发达、集群发展最典型的省份之一，民间资本十分雄厚。浙江金融小镇不仅在数量上位居全国前列，在质量、发展阶段、集聚效应上更凸显明显优势。如，西湖蚂蚁小镇聚焦功能“聚而合”、形态“小而美”、体制“新而活”和产业“特而强”，形成以蚂蚁集团为龙头，浙商创投等知名总部企业为引领，浙大科技园、浙商回归产业园等平台为支撑的产业格局；南湖基金小镇把私募股权基金作为主导产业，加快产业集聚，发展为全国规模最大的股权投资基金小镇；玉皇山南基金小镇纳入中国（浙江）自贸区杭州联动创新片区，全面对接“钱塘江金融港湾”战略，重点布局龙头投资机构聚集，注重提升金融服务环境和管理水平。四是建设区域股权交易中心科技创新专板，发挥企业孵化摇篮、企业上市培育基地的作用。2 2021年，我国颁布实施了 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提出健全和推广金融领域科技、产品、服务与基础设施等标准，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2022年8月，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面向全国公开征集国家级服务业标准化示范项目，共10个项目入选。北京基金小镇成为其中唯一的基金业国家级服务标准化示范项目。金融实务74西部金融 2023年第10期浙江区域性股权市场创新服务模式和业务类型，激发科创企业发展活力。一是实施“一县一平台”战略，实现资本市场服务功能下沉县域。通过与县级政府开展合作，先后在长兴、嘉善、龙游等多个地区建立资本市场普惠服务基地，形成了以“特色板+资本市场服务+专项培育基金”为核心的“一县一平台”服务体系，重点培育县域中小微科创企业。二是推动认股权证流转交易，依托浙江股权交易中心的法定私募证券交易所功能定位和基础设施，探索认股权的确权、登记、托管、结算、估值、转让、行权等一系列综合服务，有效推进银行投贷联动业务的标准化、可复制、可推广。安徽支持科创企业在省区域性股权市场挂牌融资、股份制改造及规范化培育，区域性股权市场培育功能逐步完备。省区域性股权市场结合全省产业特色，为各类企业提供与其特点和需求相适应的服务。支持中小企业走“专精特新”发展之路，设立“专精特新板”，累计挂牌企业930家，占全省专精特新企业24.87%。五是积极布局S基金发展，形成培育科创产业的资本接力。虽然我国S基金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但国内宏观环境和微观市场变化为二手交易的爆发孕育了土壤。截至2022年末，全国引导基金累计认缴规模已经超过了6.3万亿元，未来两三年内将面临大规模的退出，万亿级别的资金退出市场为S基金带来布局机会，S基金无论从交易规模还是交易数量上都将迎来大规模增长。同时，伴随着人民币基金转让机会增多，更多外资机构将通过QFLP试点探索跨境份额转让，近年来已有外资机构通过QFLP基金参与国内S交易。作为私募股权创投基金份额转让试点的先行地区，北京和上海为促进S基金的发展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取得初步成效。国内其他地区也在积极尝试，纷纷抢滩S基金市场。2023年4月，陕西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主导设立的西安首支S基金发布，总规模20亿元，聚焦解决私募股权基金流动性不足、退出困难的现状，以硬科技领域非初创期底层资产为主要投向，进一步聚合金融资源、优化投资生态圈，“精准滴灌”支持科创企业有效发展。2022年12月，苏州工业园区收支S基金落地，获得国资、金融机构、社会资本等多元化LP注资，规模8.89亿元并实现超募，重点瞄准科技创新与降本增效，持续聚焦生物医药、智能科技、先进制造、新能源新材料领域的存量份额转让机会。三、存在问题（一）股权融资募集资金来源和规模受限国内股权融资的资金来源以政府、国企为主导，民间资本和海外投资占比较少，没有充分激发各类资本的投资活力。据 中国创业投资发展报告2022 发布，2021年国内创投资本募资来源于国有独资投资机构（24.41%）、政府引导基金（18.33%）、其他政府财政资金（5.56%）等，三者合计占比48.3%。同时，机构募资难度增加，整体募资规模下降明显。根据清科研究中心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股权投资市场披露基金募集金额为21582.55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2.3%；单支基金的平均募资规模为3.06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3.6%。按类型分，早期投资、VC、PE基金募集金额分别为251.79亿元、5235.94亿元、16094.83亿元，均呈现下滑趋势，同比分别下降8.1%、2.1%、2.2%。（二）政府引导基金运作市场化程度低政府性基金风险考核规定严苛，造成基金管理人员“多做不如少做”的负面激励，且政府资金退出受到证监、财政、国资等多部门规定制约，导致部分政府引导基金实际投资金额仅占基金规模总额的10%左右。同时，政府设立的引导基金在投资时一般会有回报投资条款,以实现政策目标与经济目标的有机结合,带动当地产业的持续发展。但实际中，政府引导基金传统返投比例过高，既对知名股权投资机构缺乏吸引力，又让中小股权投资机构望尘莫及。（三）股权投资退出渠道较为单一股权投资是一种周期性投资，通过不断地进入和退出被投企业来实现资本价值的增值，因此，其有限的资产必须具有一定的流动性，才能持续支持新的企业。如果退出机制不健全，风险投资本身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据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股权投资退出渠道主要是IPO，约占六成以上。但IPO退出受资本市场整体环境、上市程序和监管政策影响较大，存在较大不确定性。相较之下，美国PE基金的第一大退出路径是通过PE二级市场接盘（S基金），第二是通过并购退出，最后才IPO，而美国VC基金的退出路径中，IPO同样也占比很少，并购和杠杆性收购占大比例。（四）股权投资更热衷于偏后期的Pre-IPO项目我国股权投资基金在募资时，向投资者承诺的基金存续期一般为5-7年，正常情况下，基金设立以后1-3年为项目的投资期，由于IPO上市以后还需要1.5-2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退出投资，股权投资机构为了金融实务75西部金融 2023年第10期能在既定的基金存续期内实现项目投资并成功退出，更倾向于投资中后期阶段成熟项目，投资早期研发项目、中小微初创企业显得“力不从心”。四、政策建议（一）发挥政府引导基金“领头”“引导”作用地方政府应切换“投行思维”，通过财政资金引导带动更多社会资本共同参与科创产业培育，探索形成“政府引导与市场化并举、投资与招商同步”模式。一是营造投早、投小的良好环境。首先要转变理念，政府引导基金应挖掘更早期的项目，营造适宜初创企业成长的土壤，致力于培育、壮大本地的优质企业；其次要优中选优，根据本地产业特点，坚持“好产业、好项目、好机构、好团队”标准，遴选子基金时除了考虑综合性机构外，应充分选择有行业特点的子基金；最后要做好服务，政府引导基金应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帮助初创企业跨过“死亡谷”，建立上下游资源对接、创业辅导、商业模式搭建、战略发展等基金服务体系。二是多方式实现返投要求。不求一味降低返投比例，而要采取灵活方式在政府和市场之间寻求平衡。考虑投资机构所管理的基金在当地累计投资达到返投比例即可，或是将机构引入落地项目的投资额折算为返投数额，或是子基金未必投本地项目，其所投外地项目落到当地且完成一定的比例，通过多种方式变通满足政府返投比例要求，尝试通过让利等形式为招商诉求“定价”。三是完善制度导向和容错机制。政府引导基金关键在于分担风险，而不是借机营利。建议出台与投资风险、产业情况相匹配的奖励让利细则，对政府引导基金职业经理人按照市场化方式确立考核目标和相关人员薪酬水平。引导基金从子基金退出时，超额收益部分可给予其他出资人、基金管理人一定比例的让利和奖励。提升地方产业基金、引导基金的容错度，优化完善尽职免责机制，包容创新创业，合理容忍正常投资风险。（二）通过区域股权市场培育和引导科创企业提速发展区域性股权市场是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地方政府扶持发展初期、科创型中小微企业成长的重要金融基础设施。一方面，向上输送优质科创企业资源。区域性股权市场与高层次资本市场形成紧密对接，建立市场监管合作及信息共享机制，设立科技企业上市挂牌推广及培训服务基地。根据企业生命周期，早期阶段注重辅导企业建立良好的股权文化和规范经营意识，成长阶段加强资产评估、财务管理、股权激励等方面服务，成熟阶段提供上市、转板升级、股权质押等服务，实现贯穿始终的“全链条”培育体系。另一方面，向下做好科创企业在地化服务。结合地区科创优势和产业格局，加大区域股权交易中心科技创新专板、“硬科技”专区建设力度，在政策、资源等方面给予倾斜。围绕产业链发展方向，重点聚焦地方瞪羚、领军、专精特新、小巨人等各类型企业，提供财税、法务、风控、托管、交易等精准服务。加强证券公司参与区域市场的治理和运营，探索以“金融顾问”团队形式，提供定制化的资金融通、业务拓展、合规管理、培训咨询等支持。（三）深化S基金市场发展S基金通过产品化发展和专业化运作，为资本接力、为科创助力，畅通“投资退出再投资”良性循环，促进金融与产业资本畅通循环、联动发展。一是丰富创投类S基金参与主体。引导国有资本、引导基金、多类型金融资本、民营资本发起设立创投类S基金，鼓励资产管理公司布局创投类S基金投资，推动行业龙头企业参与产业链S基金投资。二是提升S基金管理人专业性。根据欧美发展经验，80%的S基金收益来自于投资项目本身业绩成长所创造的价值。S基金管理人应提升项目进行精准价值评估、交易方案涉及、交易流程把控等方面的专业管理水平，培养行业深耕能力，建立起优质项目的资源积累、投资主体的良好联系和投资交易的信息优势。三是加强专业平台建设。交易平台是股权二级市场生态体系中的重要部分。平台建设应注重“服务多样化”，即为科创企业股权持有者提供垂直化、差异化的企业资产、股权管理等综合服务；“中介专业化”，即在尽调、定价、交割等环节培育专业中介体系，借助第三方机构的发展壮大降低市场交易程高本，提高市场运行透明度；“信息数据化”，即汇集市场公开数据及企业各类信息进行数字化处理和分析，为各类交易主体决策提供精准依据。（四）运用企业风险投资（CVC）促进创新的繁荣发展CVC能够实现资本和产业两种资源的链接和互动，是一种创新的投资组织安排，呈现出多面化的“个性特征”，因此需要专业的运作模式与之匹配，充分发挥其优化资金配置、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一是拓展CVC与政府引导基金合作。本地产业龙头企业与地方政府联合，打造区域性CVC投资模式，带动被投企业向本地迁移，产生虹吸效应，实现地区产业及集群，进而带动更高质量的产业升级。二是（下转封三）金融实务76中国金融学会中国金融会计学会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中国国际经济关系学会西南金融编辑部重庆金融编辑部宁夏金融编辑部青海金融编辑部内蒙古金融研究编辑部区域金融研究编辑部（广西）华北金融编辑部金融发展研究编辑部（济南）云南省金融学会贵州省金融学会西藏自治区金融学会陕西省金融学会陕西省金融会计学会新疆金融学会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中心）南开大学数量经济研究所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陕师大中国西部金融研究中心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村金融研究所西部金融2023年第10期金融实务镇化。当前城镇化虽取得一定成果，但半城镇化现象仍然存在，农村居民迁移至城镇就业后，在社会保障以及子女教育上无法与城镇居民享受同等的权利。为此应进一步推动实现城乡社会服务均等化、一体化，促进城乡社会保障体系的有效衔接，只有解决农村居民的后顾之虑，加强其对城市的归属感，才能高质量完成城镇化建设。第二，加强市场化建设，加快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将市场化建设与共同富裕目标相契合，首要的是平稳有序破除要素市场的流动障碍，优化人口和土地资源的空间配置，推进户籍制度、土地制度进一步改革。此外，要着力破解阻碍我国商品市场一体化的体制机制障碍，应积极推动智能化交通网络建设以提高信息与物流的传递效率，并以此为基础提高降低市场准入门槛，扩大市场竞争范围，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等来促进商品市场的流通。第三，应注重区域间的差异性和特点，因地制宜地推动城镇化和市场化的发展，促进共同富裕。政府可以根据不同地区的发展特点和差异，采取不同的政策和措施，推动城镇化和市场化的协同发展，同时注重区域间的协调和合作，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第四，公平是共同富裕的价值根基，应采取多种措施促进社会公平、机会公平，首先，政府应该制定更加公正、公平的政策，确保资源分配的公正性。可以通过减税、加强社会保障、实施最低工资等措施来促进财富的再分配，缩小社会贫富差距。其次，应该加强教育和职业培训，提高人们的素质和技能水平，让更多人具备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能力，从而提高他们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水平。最后，要加强法制建设，维护社会公正和稳定。这些措施的实施，需要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等各方面的努力，共同推动共同富裕的实现。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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