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对媒体的刻板印象与媒介化治理路径研究.pdf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提升面对重大突发风险事件的媒介化治理能力研究”(编号:21&ZD316)的阶段性成果公众对媒体的刻板印象与媒介化治理路径研究李春雷 叶怡青(广州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广州 510006)摘要:公众对媒体的刻板印象是风险事件发生的心理诱因之一。在风险事件中,公众的认知偏见来源于媒体的经验化叙事,而象征性符号体认则唤醒了公众记忆,恰恰是功能型的媒体框架加深了公众对媒体的刻板印象。其中,社会治理实践与公众刻板印象的内在逻辑体现在信息不对称促使刻板印象固化、价值不对接导致公众情绪堆积、话语表达不畅催生多方信任风险等三个方面。实施媒介化治理,将媒介系统嵌入社会治理系统,消解刻板印象、建立共识,应强调多主体参与,以媒介技术对公众参与“事件”赋权,建构主体协同式的媒介化情境,应用对话式的报道框架。关键词:刻板印象;风险事件;媒介化治理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6916(2024)07-0158-05A Study on Public Stereotypes of the Media and the Path of Mediatised GovernanceLi Chunlei Ye Yiqing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Guangzhou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Abstract Public stereotype of the media is one of the psychological triggers of risk events.In risk events the public s cognitive bias comes from the media s empirical narratives while symbolic embodiment and the symbolic recognition of symbols awakens the public s memory and it is precisely the functional media frames that deepen the public s stereotype of the media.It is the functional media framing that reinforces the stereotypes of the media.In particular social governance practices and public stereotypes The internal logic between so-cial governance practices and public stereotypes is reflected in three aspects information asymmetry contributes to the solidification of ster-eotypes value mismatch leads to the accumulation of public emotions and poor discourse expression creates risks of trust among multiple parties.To implement mediated governance embed the media system into the social governance system dissolve stereotypes and build con-sensus we should emphasize the participation of multiple subjects empower the public to participate in events with media technology con-struct a collaborative mediated situation and apply a dialogic reporting framework.Keywords stereotypes risk events mediatised governance 美国新闻评论家、传播学者李普曼曾有论断,人与人之间实际上拥有着普遍的共同点,但各自头脑中的刻板印象成为阻滞共鸣产生的障碍1。在风险事件中,公众对媒体的刻板印象是事件背后复杂且深刻的社会心理动因,影响着事件中“问题”的持续性存在。当下,人类社会处于深度媒介化阶段,但众多风险事件的处理仍然停留在传统治理范式当中,致使公众对媒体的刻板印象逐渐固化并有泛化的趋势,并日渐形成公众的情绪累积且衍生出信任风险。风险事件的结束并不意味着问题完全解决,其背后的社会心理问题正成为事件真正的症结所在。李普曼认为,“刻板印象”是指按照性别、年龄、职业等对某一类群体进行社会分类,由此形成对该类群体的固定印象2。事实上,刻板印象作为一种认知结构,对人们后续的信息加工过程产生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成为与群体成员交往的重要凭依。在风险事件中,基层政府与媒体立场的偏差极易引起公众内心的不满,从而对媒体形成偏差性的刻板印象。本文以8512024 年 4 月上半月刊(总第 208 期)传播、经济问题为引领,探讨风险事件频发下的公众对媒体刻板印象的内在逻辑,并尝试从媒介化治理的角度提出消解公众刻板印象的进路。一、表象的解析:风险事件中公众对媒体的刻板印象个体并不是直接、被动地对外在的客观环境做出反应,而是通过主动地选择形成对环境及对他人的认知3。长期以来,公众对媒体形成的印象往往是通过与媒体的接触、自身认知记忆的唤醒、传媒与权威机构的互动关系来形成的。因此,随着公众的媒介使用程度不断深入,逐渐形成对传统媒体的一种刻板印象的认知。(一)媒体经验化叙事下形成偏见认知社会比较理论认为,现实中个体对于生活的满意度并非由绝对的、客观的标准所决定,而是以周围的人作为参照群体进行评价,若自己对比他人处于比较低的地位,就会产生“相对剥夺感”4。在风险事件中,相比较于基层政府的信息优势,公众在信息的接收与表达上都处于弱势的地位,从而催生了信息的“相对剥夺感”。风险事件往往涉及公众与基层政府之间的纠纷与冲突,媒体作为平衡官方话语与公众话语的专业报道者,理应在报道过程中呈现双方的声音与意见。然而在对风险事件的实际报道中,地方媒体时常进行偏差化叙事,在转述官方话语与民众话语的比重上出现了失衡,加剧了公众的负面感知。如 2012年的“什邡事件”,公众普遍感知到传统媒体与基层政府之间存在一种天然的“联姻”现象,这种刻板认知足以造成公众与传统媒体的舆论分野,传统媒体的影响力因之日渐式微。除此之外,当下的一些媒体在进行报道时,实地调查与采访的程度不够,导致媒体所得到的某些“经验”不能反映实际情况,部分公众由此形成了“媒体站队基层政府而忽视公众”的刻板认知。(二)象征性符号体认下唤醒认知记忆美国人类学家格尔茨指出,象征符号是指作为观念载体的物、行为、性质或关系5。即象征符号具有双重意义,并且能将符号的字面意义转化为具有联想性、想象性的意义。也就是说,象征符号能够与人的心灵相结合从而发挥作用。象征性体认是指人们在社会场域中不断地经历各种象征符号的意义再现,通过情景式的回想,加深或再造主体对某一事物的情绪体验6。由于人际传播本身就是一个符号化建构的过程,象征性符号在公众的互动交流间进行意义的传递与共享,从而构成公众的认知、判断与情绪态度。公众处于特定的社会群体中,风险事件的象征性符号是事件主体的集体记忆表征,有着诸多的群际情绪的积累。在熟人社会的交往规则之下,公众在利用象征性符号维系与强化集体认同感的同时,其对媒体的刻板印象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再建构。换而言之,风险事件主体间符号意义的共享实质上裹挟着公众情绪的感染,进一步激化了公众对传统媒体的负面情绪。正如多起 PX 事件中的“PX”除了具有英文字母的字面意义,还指向化工生产中的一种重要原材料 对二甲苯,更重要的是它与公众在事件中的情绪体验与认知框架结合在一起,并从中发挥作用。因此,于事件主体而言,“PX”这一符号已成为具有象征性意义的符号,符号的意义重现再次激起自身情绪的反弹,导致事件具有一定的连续性。(三)功能型媒体框架下加深刻板印象在传统媒体时代,媒体对风险事件的报道框架主要分为三种,分别是“蛊惑与教唆框架”、去语境化的事件过程框架、高度语境化的社会冲突与怨恨框架7。报道框架的转变体现着传媒与管理系统对自身角色认知的逐步深入。譬如在“瓮安事件”后期,瞭望周刊发布专题文章讲述事件背后的动因,由此形成对事件过程的还原与追溯。然而,在新媒体的语境下,蜂巢型、菱形、钻石型的新闻叙事模式成为新的叙事模式8。由于风险事件具有明显的突发性、冲突性等特征,常常缺乏完整、多维的钻石型新闻叙事模式,而采用碎片化的报道,即菱形或蜂巢型的新闻叙事模式来满足公众对于时效性的追求。然而,碎片化的新闻报道虽然能够迎合公众对于时效性的要求,但却在事件的完整性的呈现上稍有不足,导致新闻作品的价值性不足。也就是说,风险事件的复杂性使得事件不容易被完整地一次性报道。在媒介化社会,媒介逻辑的深度渗透使得新闻媒体与政治、经济等逻辑联系得更加紧密。媒体的报道往往通过“话语描述”与“预先假设”的方式提前建构9512024 年 4 月上半月刊(总第 208 期)传播、经济“什邡事件”:2012 年 7 月 2 日至 3 日,因担心钼铜多金属资源深加工综合利用项目引发环境污染问题,四川省什邡市部分市民聚集在市委、市政府门口,反对钼铜项目建设,并最终演变为群体性事件。话题。传统媒体“报喜不报忧、浅尝辄止”的叙事策略使得公众的诉求与话语难从事件中予以公开表达,由此形成对传统媒体话语体系的“对抗式解码”,风险事件中官方媒体意见与网上舆论之间的博弈与张力愈演愈烈。由此可见,传统媒体对风险事件“报喜不报忧”的态度损害了自身的形象,使其公信力与影响力受到影响。二、社会治理实践与公众刻板印象的内在逻辑风险事件发生后,问题处理的模式仍然处于传统的治理范式当中,事件的核心问题仍未得到真正解决,相关群体对媒体形象的认知与态度仍然停留在过去。信息不对称、价值不对接、话语表达不畅的社会治理实践使得公众对媒体形成更为固化的负面认知,并在一次次的失望与无奈中形成库存情感,最后衍生出信任危机。(一)信息不对称促使刻板印象固化起源于理性、祛魅的科层制社会治理强调专业化、权力等级、规章制度和非人格化的特征,信息传播呈现不对称、纵向的传播机制9。就目前的治理现状而言,我国治理结构呈现出整体向好的取向,政府对社会的治理行之有效,尤其在危机管理时采用政府行政管理的手段整合资源,保证社会安宁,然而存在社会自治不足、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程度不高的问题10。这种非均衡性的治理结构本质上是行政资源、人财物等资源没有实现真正下沉,这与信息不对称的逻辑息息相关。不对称的信息传播逻辑在实践中大多表现为自上而下的层级式的组织传播,公众享有的程度较低。同时,“信息不对称”的逻辑往往使得阶层愈加固化,民众与基层政府之间缺少共识。在应对风险事件时,由于事件具有极大的冲突性与问题性,指涉多方群体利益。此时,无论基层政府抑或是传统媒体,应当付出更多的精力与耐心,然而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基层政府相关部门与传媒机构会选择性地对信息进行公开。这种信息的不对称不仅会造成公众在信息上的“相对剥夺感”,相关公众无法了解到事件的实时进展,有可能心理慌乱,成为风险事件的隐患。事实上,基层政府的治理逻辑与媒体的报道策略互相呼应,公众无法从公开渠道获取令其满意的消息,会因之固化“媒体与基层政府联姻”的刻板印象。(二)价值不对接导致公众情绪堆积从情感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公众情感可以用于社会动员,但同时也具有破坏社会团结的能量11。在具体的治理实践当中,风险事件中的公众情绪常常得不到正视与公开表达。一些基层政府的干部在处理风险事件时,只求对事件进行澄清、解释与引导,采用“去语境化”的问题解决方案来进行事实引导,没有重视价值引导的作用。然而,仅仅强调事实引导的解决方案只能在短期内发挥治理作用,却不足以应对具备链条式传播的风险事件。可见,传统的治理实践并没有看到事件与事件之间的连续性,而是把它看作是单一的风险事件进行处理,是更为注重短期见效的治理方式。但是,风险事件“结束后”未被完全疏导的公众情绪容易引发次生舆情,并存在随时爆发的风险,媒体人文关怀的缺乏会强化官民之间的价值错位。如在实际报道当中,有的媒体容易将公众的情绪划分为二元的对立面,将事件中公众的群际情绪描述为“非理性”“无知”“野蛮”等,甚至把它当成是“坏的东西”11。公众的情绪没有得到应有的正视,反而被误解、被扭曲。于个体而言,情绪得不到合理化的表达,从而形成隐性且具有链条性传播的情感资源。官民沟通渠道的失灵使得风险事件后的公众情绪在线下组织与网络社区中被放大、感染与变异,从而堆积成集群式的情感资源。因此,舆论引导往往不仅是事实引导,也是价值上的对接、对话与引导。(三)话语表达不畅催生多方信任风险网络化社会的到来使得社会空间、物理空间与心灵空间出现了重叠与分离,造成时空不在场的“脱域”现象12。各种临时联盟在不同部落中时而连接、时而消散,由此在网络空间中生成无序、景观式的群际情绪与“异托邦”式的想象空间。网络的集群行为意味着宏大的社会结构与微观的个体感受巧妙地联系在一起,使得个体将在虚拟世界中激发出与现实社会情境相结合的取向,个体化的意识被不断强化,人与人之间信任愈发匮乏,社会结构性失稳也因之发生。风险事件更多地由线下组织转为网络上松散的社群利用,由上访、罢工等直接抗争转向“以媒抗争”的方式。面对在网络空间中发生的集体行为,基层政府的治理体制往往比较滞后,跟不上事件的发展,同时传统的处置方式也很难奏效,政府的治理难度持续上升。在社会实践中网民往往不依赖官方渠道进行发声与诉0612024 年 4 月上半月刊(总第 208 期)传播、经济求,更倾向于使用速度快、便捷、传播力更强的自媒体参与到“事件”中。可以看出,恰恰是以“事件”作为切入口,愈益凸显出公众的信息期望与信息提供机制,以及公众的情感诉求与信息表达机制之间的张力。公众的心理感知作为“问题性”也因之表现出强大的张力,通过媒介系统的传播强化着集体记忆,且以自身媒介化的逻辑重构着风险。同样,个体化的发展趋势使得公众随之对媒介系统与专家系统的真实性、可靠性怀有质疑与不信任。信任不再是对个体品质之可依赖性的信心,而是对系统规则所持有的认同以及理性选择13。三、媒介化治理消解公众刻板印象的进路在深度媒介化社会中,社会治理实践面临逻辑不当、手段不全等问题,会加深公众对媒体的刻板印象。换而言之,传统的治理模式需要全新面对,传播权力的兴起使“新社团主义”转向“第三部门”14。实际上,在媒介全面介入社会系统的背景之下,媒介逻辑和政治逻辑、社会逻辑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由此激发了媒介化政治、媒介化社会等学术讨论。媒介系统以其自身的逻辑脉络嵌入到社会治理系统当中,在给传统治理范式带来挑战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契机。媒介化治理的理念强调媒介系统贯穿治理全过程,并通过与政治逻辑的互动以建构起公共沟通空间,凝聚社会共识,在多元主体协同参与中实现治理模式的结构性再造和范式变迁15。可见,媒介化治理强调多主体参与,更关注互动性、长期性和过程性等治理逻辑,对消弭公众的刻板印象更为有效。在深度媒介化社会中,数字技术的赋权使得“人”的主体性力量得以释放。现代社会结构的基本单位转变成有思想、有情感、有血肉、有意志的人,而不是易操纵的个体。纵向的信息传播方式逐渐被打破,信息实现了多节点、扁平化、发散式的交互流动14。显然,媒介技术的提升不仅能够赋予“人”以可见性,更能够赋予“事件”以可见性,使其从沉默的状态中解放出来,从而倒逼治理手段的转变,从而实现了媒介系统对国家治理体系的参与。如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网民在社交平台上对“流调中最辛苦的中国人”的聚焦与关注赋予了这一群体以可见性,使其获得更广泛的社会讨论与关注。媒介技术的发展不仅为公众的话语表达提供了新的机会,还提高了公众设置社会议程的主动性。如 2021 年河南特大暴雨中的“救命文档”充分发挥了事件后资源整合与主体协同治理的效用,初步彰显了媒介系统的社会治理能力。可见,媒介技术对公众参与“事件”的赋权与社会治理效能的提升具有强烈的对应性。公众对媒体的刻板印象是一种社会情绪的彰显,显示出人与人之间的质疑、偏见以及社会秩序的混沌与复杂。刻板印象的存在不仅阻碍了两者的互动与交流,而且影响着事件中“问题”的持续性存在。风险事件中的群际情绪在高场景化的媒介环境中容易演化成具有冲突性的情绪暴力,带来社会共识撕裂的问题。特纳认为,情感能够把人们都联系在一起,使得群体间生成对社会和文化的承诺16。可见,以公众的情感为主线,破除理性 情绪的二元对立的僵化认知,能够实现以社会情感为基础的社会凝聚。媒介化治理所强调的主体协同式的媒介化情境能够实现情感的统一性建构。媒介化治理中关照的长期性、持续性的治理方式与情绪传播的链条性相适配,因此也成为疏导风险事件中公众情绪的“一剂良药”17。具体而言,在风险事件的报道当中,传媒机构可以将“重事实而轻价值”的框架转换为对话式的报道框架,在合规的框架内将事实、观点传递给公众,并提供政府和群众对话的机会。同样,传媒机构应当主动地走到民众当中去,走到基层当中去,积极开展实地调查与采访工作,在事件后应当采取追踪式报道的策略,关照公众未被疏通、仍然残留的心理郁结,避免其因消极情绪堆积而产生社会问题。英国社会学者鲍曼曾言,现代社会已进入流动化、液态化的阶段,与之相伴的是权力与政治间亲密关系的即将解体,被保障的社会连带也遭到了破坏18。梳理网络和新媒体的传播生态,媒介化社会的到来重塑了整个社会结构,同时媒介系统也在重塑自身的场域。媒介化社会中扁平化、游离、宽松的氛围为公众的理性化培育提供了良好的土壤,多元行动者之间可以在媒介化的场域中实现权力的制衡与共生。事实上,管理部门与传媒机构可以通过线下社区与线上社群相结合的渠道与方式营造理性的舆论氛围,利用疏解心态和价值引导等方式进行舆论引导的创新与实践。显然,积极正向的心理引导能够打开公众潜意识的大门,把潜意识转化为主动的意识,进而在其生活经验中发挥作用19。1612024 年 4 月上半月刊(总第 208 期)传播、经济四、结语当前,我国正处于高风险社会与转型期矛盾互嵌的社会结构当中,防风险被放在我国治理体系当中的突出位置。风险事件所呈现出的社会心态问题,诸如公众对媒体的刻板印象,倒逼着对社会治理体系的反思。信息不对称、价值不对接、话语表达不畅的社会治理实践在网络化的背景下加深了公众对媒体的刻板印象。媒介化社会的到来使得媒介系统成为一股新型的制度性力量,加入了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社会治理体系。同时,媒介化治理强调过程性、长期性、互动性的治理逻辑与消解公众对媒体的刻板印象具有异曲同工之处。媒介系统因之成为社会治理场域中消解刻板印象、建立共识的重要系统。参考文献:1李普曼.舆论M.常江,肖寒,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71.2杜秀芳.国外刻板印象研究新进展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4(6):105-108.3李春雷,曹珊.群体性事件底层群体的政府信任再造与传统媒体引导研究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5):53-57,71.4王二平.群体性事件的心理学分析C/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北京师范大学.科学发展:文化软实力与民族复兴: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60 周年论文集:上卷.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336-345.5克利福德 格尔茨.文化的解释M.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71.6李春雷,雷少杰.突发群体性事件后情绪传播机制研究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6(6):61-66.7曾庆香,李蔚.解析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对群体性事件的传播框架J.当代传播,2011(1):48-50,54.8曾庆香.新媒体语境下的新闻叙事模式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4(11):48-59,125-126.9彼得 布劳,马歇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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