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与展望：第三次分配研究综述_汪钊.pdf

2023 年 6 月第 3 期 第 23 卷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Kunm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s)Jun.2023No.3，Vol.23收稿日期:2023 02 07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新时代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新内涵研究”(20FKSB015);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专项青年项目“新时代共同富裕思想在陕西的生动实践研究”(2023QN0358)作者简介:汪钊(1989)，男，讲师，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doi:10.16112/ki.53 1160/c.2023.03.333回顾与展望:第三次分配研究综述汪钊1，2(1 渭南师范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陕西 渭南 714099;2 兰州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摘要:第三次分配对调节收入分配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现有国内文献主要从第三次分配的内涵界定与作用分析、理论基础与基本原理、现状分析与域外启示三个层面进行了研究。通过文献梳理发现:第三次分配是调节收入分配关系、缩小收入差距的重要形式，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有助于促进共同富裕，但同时必须认识到第三次分配对收入分配关系的调节受到多重阻力。与此同时，第三次分配研究还存在着上升为分配制度的逻辑必然性研究不足、促进共同富裕的长效机制薄弱、实证研究较为缺乏、学科融合度不高、参与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路径建构缺乏系统性谋划等问题。未来深化第三次分配，需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第三次分配的丰富内涵，突出强调共同富裕，明确西方慈善理论的局限性及慈善行为的非自觉性，厘清初次分配、再分配与三次分配之间的关系，着力构建第三次分配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着力构建第三次分配的公益协调机制。增强第三次分配的学理性阐释，并将其纳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中，可为缩小收入差距和调整分配关系提供学理支撑与政策建议。关键词:第三次分配;收入分配关系;共同富裕;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慈善捐赠中图分类号:F124.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1 1254(2023)03 0082 08eview and Prospect:esearch eview on the Tertiary DistributionWANG Zhao1，2(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Weinan Normal University，Weinan 714099，Shaanxi，China;2 School of Marxism，Lanzhou University，Lanzhou 730000，Gansu，China)Abstract:The tertiary distribution has an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adjustment of income distribution rela-tions The existing domestic literature mainly studies the tertiary distribution from connotation definition andfunction analysis，theoretical basis and basic principle，current situation analysis and inspirations from the over-sea research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it is found that the tertiary distribution is an important form of adjustingincome distribution and narrowing income gap It plays an irreplaceable role and helps promote common pros-perity for all However，it must be recognized that the tertiary distribution is subject to multiple resistance in ad-justing income distribution At the same time，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in the study of tertiary distribution，such as insufficient research on the logical necessity of the distribution system，weak long term mechanism for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lack of empirical research，low degree of integration of disciplines，and lack ofsystematic planning for the path construction of participation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To deep-en the tertiary distribution in the future，it is necessary to grasp the rich connotation of the tertiary distribution of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highlight common prosperity for all，clarify the limitations of the westerntheory of charity and the non consciousness of charitable behaviors，identif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ri-mary distribution，the secondary redistribution and the tertiary distribution，and focu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theory combining the distribution with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We will work harder to establisha mechanism for coordinating the third round of public welfare distribution Strengthening the scientif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tertiary distribution and incorporating it into the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drive can provide theoreticalsupport and policy suggestions for narrowing the income gap and adjusting the distribution relationshipKey words:the tertiary distribution，income distribution relationship，common prosperity for all，reform ofthe income distribution system，charitable donation1991 年厉以宁首次在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 5 期上提出第三次分配的概念。他认为影响收入分配的有三种力量:市场、政府和道德，并提出第三次分配的主要形式有个人收入转移支付、个人自愿缴纳、捐款，还预测到随着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发展，第三次分配对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会逐渐增大1。在 股份制与现代市场经济一书中厉以宁又提出第三次分配的内涵是在道德的驱动下对个人自愿捐赠所进行的分配。1997 年在 哲学研究第 6 期，厉以宁再次阐释了第三次分配:“在市场分配和政府分配之后，第三次分配是存在的，这就是在道德力量影响下的收入分配。”2 进入 21 世纪，我国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迈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财富占有也出现了两极分化，“马太效应”明显。总体来看，我国存在着四个收入差距，分别为“城乡差距、区域差距、行业差距、群体差距”3 45 48，基尼系数远超国际警戒线。2019 年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充分发挥第三次分配的作用，缩小贫富差距。2020年“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规划目标纲要提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的目标。中共中央、国务院在 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中强调充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事业，完善有利于慈善组织持续健康发展的体制机制。此后，浙江省发布 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实施方案(20212025 年)提出要大力发展慈善信托，完善慈善组织监管制度。2021年 8 月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强调，要以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2022年党的二十大提出“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4 第三次分配作为调节财富分配的一种方式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这为第三次分配的深入实施提出了时代课题。一、第三次分配的内涵界定与作用分析(一)第三次分配的内涵界定1.广义的第三次分配是一切自愿行为和公益行为，狭义的第三次分配仅仅包括慈善捐助5 14。初次分配是按照市场机制的效率原则进行的;再分配是政府以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税收等矫正市场机制的分配形式;第三次分配是在道德、习惯的作用下的分配形式，主要包括捐赠、慈善、志愿服务等6 56。第三次分配是个体、团体(企业和其他社会组织)在道德与习惯的作用下发生的捐赠、慈善以及志愿活动3 45 48。从分配机制看，第一种是市场机制，即由市场评价生产要素的贡献、再按贡献大小参与报酬分配;第二种是政府机制，即依靠政府的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对生产税净额进行再分配。税收在第三次分配中是以税收支出的形式激励、引导社会资源流向第三次分配7 87 92。第三次分配是一种社会机制的资源配置方式，它依靠人民内心的习惯、道德、责任感所形成的自愿捐赠、慈善、志愿服务、社工、福彩与体彩等向需要捐赠的一方提供服务或资金等7 87 92。2.第三次分配的内涵界说。一是“内容说”。“慈善是公众以捐赠资金、志愿服务等形式关爱他人、奉献社会的自愿行为。”8 34 39二是“捐赠说”。第三次分配”即个人或企业出于自愿，在习惯与道德的影响下把可支配收入的一部分捐赠出去。”9 三是“公益慈善说”。第三次分配是以自愿为前提，主体包含了个体、企业等组织形式，其特点是自觉自愿性、公益性，主要形式为慈善捐赠、扶贫、助学、救灾、济困、解危、安老等形式10。四是“转移支付说”。第三次分配是富人将自己收入的一部分转移支付给需要救助的穷人，以弥补再分配的不足 11。五是“社会资源重新配置说”。第三次分配是区别于市场和政府的“第三域”(第三部门)，是重新分配社会资源的过程 12。六是“制度与机制说”。第38第 3 期汪钊:回顾与展望:第三次分配研究综述三次分配的特点是非营利性、自愿性、自觉性，区别于市场与政府机制 13。七是“美好生活说”。第三次分配是增进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财富由富裕人群流向贫困人群的社会分配过程 14 101 105。八是“综合说”。第三次分配是个体、企业或其他社会组织在习惯、道德的驱使下发生的财富分配形式，主要有救助、捐赠慈善、志愿行动等形式 3 45 48。在社会机制作用下，分配主体将社会财富通过捐赠、慈善、志愿服务等形式实现资源在弱势群体和公共领域的重新配置 15。3.第三次分配是基于道德信念而进行的收入分配。时至今日，学术界对第三次分配的内涵界定争论仍然较大，没有形成统一的观点。由于第三次分配主要依靠社会力量发挥作用，它属于社会机制的分配方式，因而也被认为是“托起社会的第三只手”。在概念内涵上，狭义的观点将第三次分配和慈善捐赠等同起来，广义的观点则认为第三分配还包括志愿服务、公共事业、社会企业等，亦有学者将共享经济也纳入了广义的第三次分配范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第三次分配语境中分配形式具有丰富而广泛的实现形式，并没有局限于慈善捐助形式。(二)第三次分配的作用分析第三次分配是人民追求美好生活、克服市场与政府失灵、完善基本分配制度、推进财富回馈社会、发展公益慈善事业、完善国家治理的需要16。第三次分配是对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补充和矫正，是助力共同富裕的有效形式17 76 83。第三次分配有助于改变财富积累机制和流向，对于缩小收入差距、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要作用18 11 15。例如:社会企业参与慈善能促进区域发展，先富带后富;公共资源服务能有效关注社会弱势群体;公益文化和艺术促进了人民的精神富裕17 76 83。慈善拓展了收入分配的形式，对社会保障体系进行了补充与完善19 69 71。第三次分配有助于激发共同富裕的内生动力，促进社会精神文明进步17 76 83。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化，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在分配领域表现为收入差距拉大。目前，我国社会治理呈复杂化趋势，面临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挑战，迫切要求社会治理主体多元化。第三次分配能充分调动企业、市场、公民、政府参与社会治理，协同助力共同富裕20。二、第三次分配的理论基础与基本原理(一)第三次分配的理论基础1.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公平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追求的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与人的解放，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私有制是导致社会不公的根源。“共产主义运动就是同传统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21。可见，消灭私有制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全部主题，是进入自由人联合体社会的必然路径。之后，他再次提出:“在雇佣劳动制度的基础上要求平等的或仅仅是公平的报酬，就 犹 如 在 奴 隶 制 的 基 础 上 要 求 自 由 一样。”22 在 哥达纲领批判一文中，马克思批判了拉萨尔的绝对、永恒的公平观，并指出公平具有阶级性、社会历史性的特点，其内容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在共产主义初级阶段实行按劳分配，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实行按需分配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于私人资本主义，国家采取赎买收归国有;对于国家资本主义，它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主要服务国家和人民的在利润分配上资本家仅占四分之一23;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手工业、农业来说，通过改造破除了旧生产关系对新生产力的束缚后，建立了公有制经济，极大地夯实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基础。此外，八级工资制、工分制、配给制等分配形式是探索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本实现形式。邓小平更加关注经济领域公平，主张共同富裕，他提出先富带后富的致富思路 24，为促进共同富裕提供了大胆实践。此后，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进入 21 世纪，中国共产党主张以和谐社会建设为目标，推动社会公平正义，如西部大开发、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缩小了地区间的发展差距。习近平提出要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将公平正义摆在更加突出的地位 25，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消除了绝对贫困，为扎实促进共同富裕提供了坚实基础。进入新时代，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将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实现收入分配公平。2.中国特色慈善理论。一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的慈善思想。儒家的仁义思想、墨家的兼爱思想、佛教的慈悲思想、道教的“劝善论”等是第三次分配的重要思想来源。二是近代慈善理论。太平天国运动时期的“大同”社会主张，康48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23 卷有为的“扶弱济困”主张，孙中山的“安老怀少”等成为近代中国慈善的理论渊源。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的慈善观念。共同富裕论、以人为本的慈善理念、和谐社会理念等思想主张和实践成为本土化的慈善理论，继承和发展了中国传统慈善思想，最终形成了中国特色慈善理论。3.西方分配正义思想。概括起来，主要有财富正义、公平正义、权利正义和制度正义。一是财富正义。平等优先原则是财富分配的首要原则，优先于其他一切分配标准26。收入均等既不符合人性，也不符合现代经济体制的特点和刺激原则。二是公平正义。公平正义原则是再分配过程中政府追求的价值目标，政府机制中的转移支付、税收、社会保障形式是扶危济困、缩小收入差距和促进社会公平的重要制度安排27。三是权利正义。所有社会成员都有追求平等和正义的权利，即社会成员平等享有社会权利、政治权利的机会，这是政治正义的基本价值目标。四是制度正义。制度正义的基本要求有两个:基本公共善和平等原则，即排除偶然性对资源分配的干扰28。分配正义是促进人全面发展和全面解放的价值追求和制度安排，它涉及每个人平等享有人类文明进步成果，事关社会和谐运行和制度正义29。罗尔斯30 认为，社会基本善应被公平、平等地分配，并使最不利的人受惠。这一原则简称“公平的正义原则”，与此相对应的还有“差别原则”，这两大原则确保了分配正义目标的实现。第三次分配是对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矫正，因而，第三次分配实现了财富分配正义、财富伦理正义、权利正义，进而丰富了分配正义理论体系，夯实了分配正义的理论基础19 69 71。(二)第三次分配的基本原理1.第三次分配的西方经济学原理。西方经济学研究第三次分配主要有三大原理:一是收入差距变化规律理论，即库兹涅茨的倒 U 形假说。该理论认为，一个国家随着经济发展其收入分配差距呈先扩大后缩小的倒 U 形趋势31。二是社会市场经济学派的收入再分配理论，其主张将市场自由与社会平衡结合起来，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平衡32 2。该学派既反对自由放任和国家干预，也反对混合式的干预主义。三是福利性第三次分配理论。国外学者研究第三次分配从效用论、弹性论、博弈论的分析视角探讨慈善动机，形成了利益驱动研究模式。但结合行为经济学、信息经济学、统计学来看，基于福利性第三次分配的概念、影响因素、理论定位、检验方法都需进行修正，并建议对“个体委托、NGO 代理、政府监管”模式展开研究，最终着重从概念拓展、因素分析、理论定位、检验方法进行优化，并结合中国实际开展本土研究33。2.第三次分配的伦理学原理。第三次分配是基于个人自愿行为的分配方式，依靠道德良知调节分配行为，以追求共同富裕为价值目标5 14。第三次分配具有独特的伦理意蕴，主要体现在:以追求公平和谐为伦理价值，以仁爱和责任为伦理基础，以道德的培育与制度完善为伦理保障18 11 15。第三次分配具有公益性、自愿性、奉献性、人道性5 14，“非政府性、无偿性、主体的多元性、及时性、敏锐性、社会责任性及补充性”等伦理特点34。第三次分配秉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原则，恪守“效率与公平相统一”的价值标准，追求“分配正义”的价值目标，实现了“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归宿5 14。3.第三次分配的研究阶段与核心议题。20世纪 90 年代，学术界初步提出第三次分配。1994 年厉以宁在 股份制与现代市场经济一书中系统阐释了第三次分配的基本内涵，他指出:第三次分配是在道德机制的作用下，个人自愿将收入转移支付给需要的人的一种非强制性分配方式6 56。这一时期，有个别学者呼应他的观点，除此以外并未引起其他学者的关注。20052009 年，学术界主要以“和谐社会”“共同富裕”为研究背景和核心议题。20092013 年，学术界围绕“公益慈善”及“财税、组织管理政策”展开研究14 101 105。2013 年以后，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以前，学术界研究第三次分配处于零星状态;自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后，学术界开始重新阐释第三次分配的内涵、特征与政策体系35。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五中全会、第十次中央财经委员会会议、2021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党的二十大对第三次分配的政策定位以及促进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推动学术界对第三次分配的研究达到高潮。第三次分配是以矫正市场、政府机制分配为目的，以社会机制为主要实现形式，以道德为驱动力，以“公益慈善、社会救助、志愿服务、福利彩票等为主要形式”14 101 105的分配方式。中国的第三次分配与西方相比具有本质区58第 3 期汪钊:回顾与展望:第三次分配研究综述别，其具有更丰富的实现形式，有别于西方的慈善捐赠模式。中国的第三次分配是依靠社会力量，形成社会机制的驱动分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分配立场，秉持按需分配的基本原则，更多强调的是共同富裕这一价值目标，它是一种基础性收入分配制度安排，也是我国基本分配制度的重要内容和实现形式。中国特色第三次分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崭新课题，需要我们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第三次分配的经验，提炼新时代经济学的新范畴和鲜明标识，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收入分配理论体系，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术和话语体系，为促进收入分配公平和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三、第三次分配的现状分析与域外启示第三次分配的实现形式在国外主要以慈善捐赠为主。而在我国有更多的实现形式，如公益演出、支教、志愿服务、扶贫等。扶贫、支教等是由政府主导的分配形式，而广义第三次分配则是由社会机制主导的，以道德、爱心为调节分配的驱动机制。(一)第三次分配的现状分析1.第三次分配新变化。一是慈善捐赠额度逐渐攀升。20102019 年，中国社会慈善捐赠总额由 1 032 亿 元 跃 升 至 1 509.44 亿 元，增 幅46.3%，人均捐赠支出从 77 元增加到 107.1元8 34 39。二是慈善组织、具有税前扣除资格的公益组织数量增加。20102020 年，社会公益组织数量由 44.6 万增加至 89.4 万，规模扩展了一倍。慈善基金会总数 8 432 个，社会团体 37.5 万个8 34 39。三是慈善组织和基金会在重大突发事件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汶川地震、玉树地震、南方冰雪灾害、新冠肺炎疫情等重大突发自然灾害和公共卫生事件中慈善捐赠、募捐、志愿服务为受灾个体、患者提供了物资，传递了爱心，稳定了社会秩序。四是慈善引起了不同社会阶层的关注。1989 年以来，我国民间先后成立了希望工程、壹基金、新时代的阿里巴巴、腾讯等组织，捐赠规模、覆盖范围逐渐扩大，受惠群体显著增加，第三次分配促进共同富裕的作用更加凸显。2.第三次分配的困境问题。一是政府层面。第三次分配的相关法律不健全，税收激励机制不完善。慈善法中第三次分配的相关条款修订不及时，尚未适应当前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特点。当前的法律条款对慈善捐赠程序、组织管理、监督以及新的捐赠形式等问题的关注度和预判不够及时。二是组织层面。捐赠覆盖面尚未完全扩展至社会民生、公益事业等最需要的领域，慈善组织公信力不强、透明度不高。第三次分配向农村的倾斜度不高，富裕企业、广大高校、社会慈善组织对农村的帮扶力度还不够大，主要表现在公益文艺演出、科普、教育、支农支医支教等第三次分配形式的覆盖面还不大，当前的慈善组织尚未在农村地区发挥作用。三是社会大众层面。社会大众慈善意识不强，慈善文化建设缓慢，传统财富观念限制了慈善主体的行善意愿。慈善文化培育缓慢，传统文化观念中的“财不外露”阻碍了慈善捐赠行为。此外，国家对慈善大使、慈善企业的宣传力度不够，导致普通人不了解慈善。我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兼爱、仁义等思想的挖掘、弘扬与传承还不够深刻，中华传统文化资源需要向当代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四是第三次分配体制机制层面。主要表现在:扶持慈善事业的制度有待完善，政府对慈善机构干预太多;另外，慈善机构本身也需要完善，如慈善的规范性文件少、缺少公信力、组织管理能力弱，公民的社会责任意识不强36。3.第三次分配制度困境的成因分析与突出问题。一方面，我国促进第三次分配发展的法律法规体系不健全，税收激励功能弱化，慈善机构发展缓慢，公众慈善意识淡薄等多种因素37。另一方面，从理论层面来讲，理论基础缺乏，第三次分配的实证分析还不够成熟。第三次分配已上升为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但理论界的理论阐释和宣讲对社会公众的普及程度不高。从现实层面来讲，第三次分配影响力小，社会大众认识模糊。从慈善组织自身层面来讲，慈善组织缺乏规范化、标准化管理、慈善资金筹集渠道不畅、资金过于分散、管理体制机制不健全且法制化进程缓慢38。从第三次分配与政府的关系来讲，政府职能缺位、越位是第三次分配机制尚未成熟的重要原因。从根源来说:一是由于我国慈善组织及其基金会的孵化、管理变革、治理能力、方式与手段创新不够;二是善款数量、质量与结构组合不佳，慈善机构数量少;三是第三次分配的社会动员机制尚需优化和探索39，如我国慈善捐赠规模小，占 GDP 比重不足 1%，丑闻频发40。68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23 卷我国捐赠来源主要是企业，个人比例小，发达国家则与此相反41。从慈善文化制度来讲，我国慈善文化不成熟、财富伦理滞后、慈善主体缺位、制度供给滞后、公信力较低等42。上述问题是当前我国第三次分配存在的主要问题，对此我们应该高度重视。(二)国外慈善事业调节收入分配的举措及对中国的启示1.国外慈善事业调节收入分配的举措。一是树立科学的财富观，指引慈善捐赠。淡化财富归属权，使 财 富 效 用 最 大 化，有 钱 不 等 于 奢侈43 102 106。倡导勤俭节约、勤劳合法致富。制定完备的税收政策，加大慈善捐赠税收优惠力度，调动企业与个人的捐赠热情。二是开征遗产税、赠与税激励社会大众慈善捐赠43 102 106。三是优化慈善运行机制，规范慈善组织管理。促进慈善组织市场化经营，保障慈善事业运行的透明性43 102 106。完善慈善监督保障机制，强化政府部门监督，引入民间专业评估机构，支持媒体和民众监督，强化慈善机构内部监督32 2。四是建立科学严谨的慈善捐赠监督制度。宏观管理上“五制并行”，即行政监管制度与行业自律制度相统一，第三方评估制度与媒体监督制度以及民众自查制度相统一15 40 47。一方面，要完善现有非政府组织的内部管理制度。例如，财务管理、信息披露、项目管理、人力资源、档案与会议管理制度、内部控制、自律与问责等。另一方面，借鉴美国非政府组织管理经验，建立利益相关者管理制度、道德约束制度、隐私保护制度，制定第三次分配的行业规范与标准 15 59 65。美国政府管理慈善公益基金会的基本经验主要有:发挥减税的激励职能，履行政府监督公益机构职能，指派政府高官负责基金会，法律介入运营过程中的争议与摩擦。2.国外慈善基金会的管理对我国第三次分配具有重要启示。例如，要注重政府在公益事业发展中的作用，着力提高公益基金会自身运作水平，拓展公益基金会的关注范畴43 102 106。西方国家并未形成完整的第三次分配理论，与之相对应的是慈善捐赠理论、第三部门概念。西方国家的慈善捐赠行为以扩大企业投资和降低企业生产成本为目的，即通过慈善广告投入、税收激励来改善企业财务绩效、塑造政府形象。另外，西方慈善是市场失灵、政府失灵下的制度安排，而不是道德驱使下的自愿行为，其基本组织形式是“第三部门”的非营利组织，其管理着慈善活动的开展及运行。西方经济学中关于慈善捐赠的理论研究多见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和环境、社会、治理理论等，西方慈善背后是市场与政府的力量，而不是社会力量。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学习西方慈善组织的管理、运行、监督机制，推进我国慈善组织管理现代化、信息化，促进我国慈善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四、第三次分配的研究评析与前景展望(一)第三次分配的研究动态评析1.对第三次分配上升为分配制度的逻辑必然性研究不足。第三次分配上升为分配制度具有逻辑必然性。多数学者主要依据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十四五规划与 2035 年远景目标、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去探讨第三次分配的逻辑必然性，但忽略了第三次分配上升为基本经济制度中的分配制度是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的统一，具有逻辑必然性。从学理性上分析第三次分配如何上升为基本经济制度是理论工作者的重要使命。从党的文件追溯第三次分配上升为基本分配制度固然有理有据，但第三次分配是以美好生活、共同富裕为价值取向的，有别于再分配的公平价值取向，即脱离公有制、脱离共同富裕去探讨第三次分配是一种脱离现实的“乌托邦”幻象。2.第三次分配促进共同富裕的长效机制与参与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路径研究不足。促进共同富裕是一项系统性的复杂工程，需要第三次分配长远制度的设计。现有研究仅从培育慈善主体，拓展慈善主体体量与范围;积极引导第三次分配主体为社会弱势人群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探索第三次分配推进共同富裕的创新机制;健全第三次分配的激励机制等方面展开17 76 83。我国慈善规模、人均捐赠份额、慈善组织管理及其透明度等与慈善发达国家尚存较大差距，对于这一现实国情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促进第三次分配可持续性发展、推进共同富裕需健全管长远、管根本的第三次分配制度。此外，现有研究成果侧重从社会动员角度深化实施第三次分配，包括制度动员、技术动员、文化动员等，但实质上，第三次分配参与社会治理更需发挥德治、法治、自治、税制、组织管理、激励机制、监督机制、慈善文化等多机制协同作用，以推进市场、政府、社会78第 3 期汪钊:回顾与展望:第三次分配研究综述多元驱动治理收入分配问题。3.第三次分配的实证研究较为缺乏。具有代表性的会议文章主要探讨了政府对非营利性组织的财政激励规制，例如:公益性非营利组织提供的产品、服务、资金具有公共物品的属性，因此，财政对公益性非营利组织的激励有助于增进社会福利;政府应监督和考核非营利性组织受财政支持的活动绩效44。此外，除财税政策外还有第三次分配的伦理、法治、文化、制度、慈善组织自身的管理等因素也对社会公众的慈善行为、作用机理有影响。如何用数据量化和描述第三次分配的影响因素与分配结果之间的逻辑关系?如何分析第三次分配的样本数据与检验、结论、政策启示等问题尤为重要，而目前这方面的研究还较为薄弱。4.第三次分配的学科融合度不高。从目前学术界对第三次分配的学科研究看，伦理学层面的阐释不够深入，多停留于第三次分配的伦理意蕴、特点、作用、困境与破解路径等方面，未能深入到其内在机理、运行机制、伦理建设、伦理制度设计等方面，因而，学者们提出的对策往往不能产生实际效果。从第三次分配的经济学阐释层面看，该研究多采用与初次分配、再分配相比较的研究方法，突出了第三次分配的社会机制;而西方经济学多从效用论、弹性论、博弈论等的基本假设来研究慈善捐赠的利益驱动模式，其实证研究否定了理性人、经济人的假设，分析框架需矫正。综上，第三次分配的研究从经济学、伦理学上还未实现有机融合，而政治学、政治哲学、社会学对第三次分配的社会治理、作用机理、分配正义，非政府组织与政府关系等议题也亟待深入研究。(二)第三次分配的研究展望1.通过对第三次分配研究现状的梳理，可以发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第三次分配的实现形式比西方更加丰富。西方慈善及其公益活动是商业公司为提高投资效益的一种行为，而中国的第三次分配是一种受道德驱使而产生的分配行为，因此，中国特色第三次分配优越于西方慈善及其公益。我们需澄清中国第三次分配与西方慈善的本质区别，深入推进中国特色第三次分配的实施力度，扩大其实现形式，畅通第三次分配渠道，创新第三次分配体制机制，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缩小收入差距，优化分配关系。第三次分配是实现分配正义的有效形式，但市场分配正义、政府分配正义的作用是有限的，不能完全消除由于市场分配带来的不利因素，如市场失灵、外部性、信息不对称等弊端;而政府强力的再分配也有调节不到的地方。第三次分配能做到市场不能、政府不为的事情，即利用社会机制来调节资源分配，实现分配正义的目标。综上，未来应坚持有效市场、有为政府、有爱社会的有机统一，坚持以劳动者为中心的分配立场，发挥市场机制、政府机制和社会机制的协同作用，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优化分配关系，扎实促进共同富裕。2.推进第三次分配理论建构与中华传统文化相结合，明确新时代第三次分配的着力点。第三次分配有着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基因，应深挖第三次分配的中华文化元素、中国精神，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义利观、大同社会、仁义仁爱、兼爱等思想。一方面，我们要阐释好中国传统文化的新时代内涵;另一方面，要积极践行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的中国精神，推进志愿服务、慈善捐赠、扶贫、助学、救灾、济困、解危、安老、公益演出的深入实行，并不断探索新的第三次分配实现形式。此外，明确新时代第三次分配的着力点，坚持共享理念，构建公益协调机制:一是大力发展生产力，夯实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二是促进数字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坚持经济高质量发展，坚持科技自立自强，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提供技术支撑;三是千方百计扩大就业，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重点关注和保障高校大学生、农民工、灵活就业三类人员积极就业;四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积极构建橄榄型收入分配格局，防止中等收入群体跌入低收入者陷阱;五是防止经济波动，保持经济平稳运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统筹经济安全与发展;六是引导高收入群体主动参与社会公益活动，营造第三次分配的社会环境、文化环境，弘扬志愿服务精神，夯实第三次分配的文化基因。参考文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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