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绩效考核与高阶管理者离职实证研究模板.doc

企业绩效和高阶管理者离职之实证研究
李佳玲
中正大学会计系助理教授
汉字摘要
文件指出企业绩效较差高阶主管理离职率较高，但当高阶主管是否可透过持股来降低其离职机率，是值得关切专题。本文关键系探讨台湾地域上市企业绩效和高阶管理者离职之关系，并检视高阶主管持股对绩效和高阶管理者离职关系之影响。本文发觉，不良绩效企业高阶管理者离职机率较高，且高阶管理者离职以后，企业股价绩效显著改善，此结果表示台湾上市企业内部控管是有效力。然而，高阶管理者持股百分比大于5%企业，绩效和离职之间原本显著负向关系则不复存在，表示在高阶管理者拥有高度全部权企业，降低机将引发高阶主管固守职位，所以企业推行以全部权奖励高阶管理者时，应注意防范高度之全部权对高阶主管固守职位之影响之不良影响。
关键词：绩效、持股、高阶管理者离职
壹、 序言
美国和英国很多实证研究支持高阶主管离职和绩效展现负向关系，Warner et al.(1988)和Weisbach(1988)均发觉在高阶主管离职和前期股价绩效之间为一负向关系。Denis et al.(1997)却发觉，高阶管理者之全部权使得其离职较为不易，Dahya(1998)也指出英国企业之高阶管理者持有权益大于1％时，即可固守其职位，降低绩效不好高阶主管去职之机率。Jensen and Murphy(1990)则认为强迫性之高阶主管离职机率太小，以致于不能有效诱使管理者和股东间利益一致。透过高阶主管离职之可能性来管理其行为，即使管理者全部权有利于诱使管理者和股东利益一致，但也使得要免去一位不良绩效管理者更形困难。中国是否亦有此种现象呢？绩效不佳高阶主管可否透过持股比率降低其离职率呢？中国自87年以来，出现很多集团或企业财务危机事件，影响投资人和债权人权益，造成我们必需重视不适任高阶主管管理问题。然而现在中国文件较少着墨于此，中国文件较多探讨股权结构和企业内部控管之关连，极少讨论高阶主管持股百分比对绩效和高阶主管离职关系影响，少数探讨高阶主管离职文件，也全部着重在高阶主管离职后对企业影响【赖汝鉴（民75年）、陈牡丹（民86年）】，或外部董事对绩效和高阶主管离职关系影响【林颖芬和刘维琪（民89）】。本文则欲探讨高阶主管持股对企业绩效和高阶主管理离职间负向关系之影响，本文以民国85年至87年底期间，上市企业中高阶管理者异动和未异动样本，利用logistic model分别验证高阶管理者离职和前期绩效、高阶管理者持股比率股权结构及董事会组成间关系，以了解影响高阶管理者离职关键原因，其中股权结构变量包含--高阶管理者持股比率、大股东存在是否、机构法人股东持股比，而董事会组成变量包含--外部董事比率、董事长是否兼任总经理。其次，再由高阶管理者离职面来探讨，高阶主管持股是否会降低绩效不佳之高阶主管离职之可能性。本文针对中国企业全部些人持股特征，将配偶、未成年儿女现在所持有股份也纳入高阶主管持股比率计算，更能符合中国企业之情况。
本文以下部分之架构以下：第二部份是相关文件回顾，第三部分介绍本文研究假说、研究之代理变量及本文采取之统计模型，第四部分陈说本文之实证结果，第五部分则为研究结论和提议。
貳、 文件回顾
本文从高阶管理者离职面，探讨企业内部控管之效力，并分析不一样股权结构和董事会组成下，此一内部控管是否仍然有效。本节将说明和本文研究相关文件，共分二部分，第一部分陈说绩效和高阶管理者离职关系之文件，第二部分介绍不一样股权结构和董事会组成对高阶主管离职之影响相关文件。
一、绩效和高阶管理者离职
在企业管理文件中，很多研究皆指出绩效和高阶主管离职机率事展现负相关，但也有部分未显著性结果。Warner 、Watts & Wruck（1988）研究也指出，当企业股票绩效表现不佳时，高阶主管离职更可能发生。二者关系为负向。而Puffer & Weintrop（1991）则以财务分析师预期数字来替换董事会组员对高阶管理者（CEO，Chief Executive Officer）经营绩效预期，她们发觉当报导年度每股盈余低于预期时，离职就会发生。而Gibbons & Murphy(1990), Janakiraman et al.(1992)实证则发觉相对绩效评定（RPE，Relative Performance Evaluation）和CEO离职率和显著关系，另外，亦有研究验证RPE利用于决定CEO报偿可能性，结果Antle & Smith(1986)发觉在1947-1977年间，39家企业只有16家企业在衡量CEO报偿时利用RPE。在德国和日本也一样发觉，高阶主管之绩效和离职率为负向关系（Kaplan (1994), Kang and Shivdasani (1995)）。
至于绩效衡量方面，文件多采取会计绩效或市场绩效。Venkatraman & Ramanujam（1986）曾将绩效衡量分为三个层次，从最狭隘财务绩效指针，到最广泛组织绩效。第一层次为最基础财务性指针，可细分为会计资料指针、市场资料指针两类
（1）会计绩效指针
选择会计绩效指针如盈余作为企业绩效指针，可反应实务上高阶管理者奖酬契约，常以会计数字订定事实。为何会计盈余会被选为绩效衡量标准？Watts & Zimmerman（1986）提出下列两项原因来解释：企业价值无法观察，因为企业大部分债务，并没有在公开市场上交易，所以企业整体价值（股票加债务）改变无法得悉。Ou & Penman（1989）则认为财务报表信息含有若干未反应在股票价格价格内信息，利用在财务报表内信息能够看出企业价值，也就是我们能够利用会计盈余来估计企业价值。‚会计绩效具可分割性，针对企业每个部门对企业整体价值所做贡献，我们可能无法确切得悉其部分贡献。但会计盈余对每个部门绩效、贡献全部能有较正确评定。
不过使用会计盈余还是存在着一些缺点，如：会计盈余衡量误差太大，或会计盈余和股东财富间只有相当微弱关连性[Rappaport（1986）]。
(2)市场绩效指针
市场绩效指针乃指股票市场价格，通常以股票酬劳率来衡量市场绩效。多数学者认为股票酬劳最能代表企业股东财富改变，而提议应以股票酬劳来代表企业绩效。Warner、Watts & Wruck（1988）认为尽管无法直接观察高阶管理者对企业价值贡献，不过股票酬劳能够作为此一信息关键起源。
由上述说明能够得悉，不少学者以财务资料作为绩效指针，本研究亦采取会计资料和市场股价资料作为绩效指针，来探讨绩效和高阶管理者离职之关系。
二、股权结构、董事会组成和高阶主管离职
本文探讨在不一样股权结构、董事会组成下，公高阶主管之离职率。其中本文股权结构变量包含：高阶管理者持股比率、大股东存在是否、机构法人持股比。本文董事会组成变量包含：外部董事比率、董事长是否兼任总经理。以下分别说明股权结构变量及董事会组成变量和高阶主管离职关系之相关文件。
论及高阶管理者持股比率和离职率关系，Morck, Shleifer & Vishny（1989）发觉高阶管理者持股比率越高，其离职机率越低，乃因高阶管理者持股比率可能和高阶管理者权力相关，其认为管理者全部权和在企业发展、在企业内地位、较多内部董事代表等属性相关。而Denis & Denis（1994）则更深入指出在相同绩效两个群体中，管理者持股比率较高企业，其高阶管理者离职机率较低。Denis, Denis & Sarin（1997）及Dahya, Lonie & Power（1998）研究则指出，管理者本身持有权益会妨害企业内部控管，因为当高阶管理者持有大量股份，企业绩效和高阶管理者离职之间强大关系将不可能存在。
相关大股东存在对高阶主管离职影响亦是文件探讨关键，Shleifer & Vishny（1986）提出一个模型，在模型中大股东为管理当局有效监督者。Wruck（1989）则发觉股价对发行消息反应，是依据企业全部权集中程度，所以我们能够看出拥有一位大股东是被市场视为一项好消息。陈金铃（民86年）也指出当股东持股增加后，因为企业经营成败攸关个人财富消长，所以肯定会主动关心而且监督企业活动，比如：大股东会争取担任董监事之职务，以保障其个人利益。
亦有很多文件探讨机构法人持股比率对企业内部控管之影响，Brickley, Lease & Smith（1988）发觉机构法人持股比率和改善管理者之反接管行为之间展现正相关。Pound（1988）曾对企业机构法人股东提出效率监督假说，指出机构投资人因含有较完善之专业知识，相较于通常股东能够用较低监督成原来监督管理阶层，将使监督活动更有效率。McConnell & Servaes（1990）发觉机构法人和Tobin’s Q之间为正相关，推论其原因为在较高机构法人全部权下，能够改善企业监督效力，所以本文亦想了解机构法人持股对高阶主管离职之影响。
面对代理问题时，董事会亦是企业内部处理代理问题之关键机制（Fama,1980；Williamson,1983；Wallance,1992）。独立性及能力是影响董事会品质之关键原因，机构法人会影响董事会是否能发挥其应有功效和品质。Delorme（1993）指出机构法人对董事会之独立性及品质会有较严格要求。Cordtz（1993）亦认为机构投资人尤其重视企业长久绩效及董事会之适切性。
相关董事长兼任总经理对控管效力之负面影响是文件重视之问题，Rechner（1989）认为由董事长兼任总经理将会严重影响董事会之独立性。而Kesner & Dalton（1987）则认为董事长兼任总经理轻易造成董事会被管理阶层所支配，受支配董事会所以丧失了自主性，成为管理者橡皮图章。所以，董事长兼总经理，甚至二者含有亲近血缘关系时，会妨碍董事会监督力量，无法发挥其应有效用。徐木兰（民83年）认为，当董事长兼任总经理时，轻易造成董事会在实施监督考评功效时，失去超然独立立场。
就独立性方面而言，如同上述董事长兼任总经理之情形，内部董事之身分亦会影响其绩效评定之客观性，至于外部董事则会加强控管效力。Fama（1980）由人力资源市场角度来看，认为外部董事为了发明及维持其教授之声誉，她们有诱因做好监督管理当局工作。Gilson（1990）指出外部董事存在能够使董事会更客观及公正地做决议。Weisbach（1988）认为内部董事虽可藉职务之便，拥有较多信息以限制管理者行为，但却轻易和管理者在互惠动机下勾结，使得其客观性受到质疑。相对地，外部董事在实施对管理者监督控制时，往往能以较超然立场发挥其监督功效。Rechner（1989）认为内部董事一旦卸下董事之身分，即摇身一变为总经理之部属，听命于总经理之指挥，为顾及本身利益，内部董事肯定不敢违逆总经理之意，如此一来将无法客观地负起监督及评定高阶管理者责任，严重影响到董事会独立性。所以本文亦试图验证董事涨董事长兼任总经理和外部董事比率对高阶管理者离职之影响。
參、 研究假说和方法
一、研究假说
本文欲从绩效和高阶管理者离职关系说明内部控管之效力，但从文件发觉，高阶管理者持股、大股东机构法人、董事长兼任总经理及外部大股东均会影响内部控管，所以本文发展下列待验证假说并说明其推论过程：
依据前述文件指出高阶管理者离职可能性应该会增加，故得出假说1。
H1：其它条件不变下，高阶管理者离职机率和企业前期绩效之间展现负相关。
管理者拥有全部权可能使其和股东利益一致，会努力增加企业价值。但其持有权益越高，却也使得要将其免职更形困难。过去文件指出，在早期时，管理者全部权对减缓代理问题可能有帮助。然而，当管理者全部权达成一临界水准，即可能发生固守职位效果。这是因为高阶管理者持股比率可能影响高阶管理者权力，比如：在企业发展、在企业内地位、较多内部董事代表等（Morck et al.,1989）。上述推论指出，若管理者全部权降低内部控管机能效力，本文预期在不良绩效企业中，管理者高度全部权将减低高阶管理者离职。所以推论出待验证之假说2和假说3。
H2：其它条件不变下，高阶管理者本身持股水准和其离职机率之间展现负相关。
H3：其它条件不变下，高阶管理者本身持股水准将降低和绩效和高阶管理者离职机率间之负向关系。
依据文件，本文考量纳入控制变项大股东存在、机构法人股东持股比率、董事长兼任总经理和外部董事占董事会比率。
本文估计各自变量对高阶管理者离职机率影响方向以下表:
表1：预期自变量对应变量（离职机率）影响方向
自变量
预期对应变量影响方向
前期绩效
-
高阶管理者持股比率
-
大股东存在
+
机构法人股东持股比
+
董事长兼任总经理
-
外部董事比率
+

二、变量说明
（一）高阶管理者：高阶管理者（top executive）通常是指企业内部最高决议者。就国外而言，高阶管理者包含有实施总长（chief executive officer，简称CEO）、董事长（chairman）、总裁（president）和副总裁（vice-president）等。本文企业高阶管理者，乃指总经理。至于其离职资料乃由台湾经济新报社取得。
（二）前期绩效（RETLAG）：因为市场及会计指针在衡量企业绩效时各有优劣，故本文前期绩效是以研究期间各上市企业高阶管理者离职前十二个月底股价酬劳率和会计绩效指针（调整后每股盈余）作为衡量标准。选择每股盈余原因在于，投资人通常以每股盈余做为衡量企业绩效指针；而且每股盈余能够消除企业规模影响。资料起源由台湾经济新报社取得。
（三）高阶管理者持股比率（TMown）：高阶管理者持股比率是以每十二个月年底董事长、总经理所申报持有股数为基准；另外对于配偶、未成年儿女现在持有股份也纳入高阶管理者本身持股比率计算。资料起源由每十二个月股东会年报取得。
（四）大股东（BloDum）：大股东定义为持股比率5%以上股东，若有大股东则Dummy=1，不然Dummy=0。资料起源由台湾经济新报社取得。
（五）机构法人持股比率（Inst）：此处机构法人持股比率包含企业法人持股比率和其它法人持股比率。资料起源由台湾经济新报社取得。
（六）董事长兼任总经理（DceoDum）：若有董事长兼任总经理情形，则Dummy=1，不然Dummy为0。
（七）外部董事比率（Nex）：外部董事定义为：外部董事为非兼任经理人职位董事会组员，以研究期间每十二个月年底外部董事人数除以全体董事人数。资料起源由每十二个月股东会年报取得。
三、研究方法
（一）统计检定方法
本文应变量为高阶管理者离职是否，采取虚拟变量，离职等于1，未离职则等于0。变量为绩效、高阶管理者本身持股比率、股权结构和董事会组成变量。股权结构变量包含大股东存在是否、机构法人股东持股比率。董事会组成变量包含外部董事占全体董事比率、和是否有董事长兼任总经理情况发生。
我们先对自变量及应变量分别做基础叙述性统计分析和相关分析。而因为应变量—高阶管理者离职是否，是Dummy变量，故我们采取logistic model检测自变量对应变量影响程度是否含有重大性。
我们以下式验证H1和H2，检视绩效和高阶管理者离职机率之间是否展现显著负相关。

P(turnover)：高阶管理者（董事长、总经理）离职机率。
RETLAG：前期市场调整后股票或会计酬劳。
TMown：表高阶管理者（董事长、总经理）持股比率。
Nex：外部董事占董事会比率

Inst：机构法人持股比。

e：残差项。
另外，为了验证是否高阶管理者本身持有权益会影响到绩效不佳之高阶主管离职率，我们估量了一个logistic model，分析高阶管理者本身持有权益怎样影响企业绩效和高阶管理者离职之间关系，模型以下：

TMownDum1=1，若高阶管理者（董事长、总经理）持股介于5%-10%之间；不然为0。
TMownDum2=1，若高阶管理者（董事长、总经理）持股大于10%以上；不然为0。
（二）样本选择
本文相关资料来自各上市企业股东会年报和台湾经济新报文化事业股份数据库。选样准则以下：
1、样本乃选择在台湾证券交易所上市企业。研究期间从民国85年至87年。累计17个类股（水泥、食品、塑料、纺织纤维、电机机械、电器电缆、化学工业、玻璃陶瓷、造纸、钢铁、橡胶、汽车、电子、营造建材、运输、观光、百货贸易、其它）。
2、金融保险类股因为会计处理方法和通常行业迥异，无法以其财务报表资料估算本文变量，故给予删除。
3、在这段期间内，每十二个月底股票酬劳率、会计酬劳及相关全部权结构、董事会组成资料能够取得。
4、每一企业每十二个月度高阶管理者离职只选择一个样本（同十二个月度发生两次离职者，以第一个样本为选择标）。
四、样本叙述性统计
本文研究期间由民国85至87年，故样本取自84至86年年底资料，表2显示本文各年度部分样本数，三年共有883个样本。
表2：样本起源表
样本年度 84年 85年 86年
样本数累计 254 302 327
表3为样本中各项董事会特征、股权结构变量简单叙述性统计。由表中能够看出，台湾上市企业在此三年样本期间股价酬劳率波动性很大，最高达成347.23%，最低为-78.39%。而每股盈余最高达成6.98，最低为-5.29。
另外，针对高阶管理者持股部份，能够看出董事长或总经理平均持股比率分别为9.58%、5.60%。此数字和中国所做相关研究相去不远，比如：林峰成（民85年）以82年度资料做出总经理平均持股比为4.07%，孙秀兰（民85年）做出高阶管理者（实际参与业务董事及经理人）平均持股比为5.16%。然而，此数字相对于国外研究高出甚多，比如：Dahya et al.（1998）发觉高阶管理者平均持股比率则只有2.5%。
在董事会特征变量方面，能够看出外部董事比率，在本文中平均数达成56%，比起国外相关研究高了快要10个百分点，比如：Dahya et al.（1998）研究指出外部董事平均数为45%；Denis et al.（1997）研究指出外部董事平均数为47%。然而，中国董事会中外部董事所占实际比率应该远低于此数字，此乃因为中国股东会年报若干企业并未揭露其全部经理人数，而且股东会年报中无法辨识出家族董事所致。至于，董事长兼任总经理在本文中平均为0.23，即在中国约莫有四分之一上市企业是董事长兼任总经理，此数字远高于国外Dahya et al.（1998）得出0.095。
在股权结构变量方面，能够看出在中国上市企业机构法人持股占有相当高比重，平均而言达成19.32%。此研究结果和中国其它研究差异不大，比如：杨俊中（民86年）研究指出机构法人（企业法人加上其它法人）平均持股达成19.09%。然而，此数字比起国外相关研究仍有一段差距，比如：Denis et al.（1997）研究指出机构法人持股高达33.3%。而大股东在本文中平均数为0.13，即平均而言在中国100家上市企业中只有13家俱有大股东，此数字远低于国外Denis et al.（1997）做出结果0.46。深入和叶银华（民88年）之家族企业研究比对，发觉这些有大股东存在企业多为家族色彩较淡企业（请参考附录一）。故中国大股东平均数偏低，可能肇因于中国上市企业多为家族企业，而家族组员掌握了大多数企业股权，进而降低了流通在外股权。
表3 各自变量叙述性统计表
各变量
平均数
中位数
最小值
最大值
股价酬劳率
13.65%
3.44%
-78.39%
347.23%
调整后每股盈余
0.77
0.74
-5.29
6.98
董事长持股比
9.58%
5.99%
0.1%
58.48%
总经理持股比
5.60%
2.55%
0%
58.48%
外部董事比率
56%
60%
0%
96%
董事长兼任总经理
23%
0
0
1
机构法人持股比
19.32%
15.55%
0%
83.11%
大股东存在
13%
0
0
1
注：董事长兼任总经理和大股东存在采取Dummy Variable
本文每十二个月只选择第一次离职样本，研究期间共发生了97次董事长离职和180次总经理离职，总经理离职频率约为董事长两倍。由表4能够看出，台湾上市企业高阶管理者离职多半发生在高阶管理者持股比率低于10%以下。董事长及总经理约莫有95%离职发生在持股比率低于10%以下。而且，持股比率越低离职发生比率就越大。董事长有快要二分之一离职发生在持股比率低于1%以下；总经理则是有73%离职发生在持股比率低于1%以下。而对于持股比率大于10%以上样本，不管是董事长或总经理，其离职发生比率全部相当低，约莫只占样本数5%。此结果和国外研究相当一致，即高阶管理者持股比率越高，离职发生机会就越低；而且当高阶管理者持股比率在10%以上时，离职比率会急速下降。
总体而言，表4结果似乎暗示着在台湾上市企业中，当高阶管理者持股大于10%时，固守职位效果即可能发生。是否真是如此？本文将深入以logistic model验证高阶管理者持股比率所造成固守职位效果是否显著。
表4：高阶管理者持股比和离职发生比率
高阶管理者持股比
总经剪发生离职个数
总经剪发生离职占离职样本%
<1%
132
73%
1%-5%
29
16%
5%-10%
11
6%
10%-30%
8
5%
>30%
0
0%
总计
180
100%

肆、 实证结果和分析
一、Logistic Model实证结果
本部分藉由前述所建立之Logistic Model，来探讨绩效、董事会组成特征和股权结构等变量对高阶管理者离职机率影响。表5列示以总经理离职作为应变量之回归分析实证结果。
综合表5之实证结果，能够得悉绩效和高阶管理者本身持股对于高阶管理者离职机率展现显著负相关，此实证结果和研究假说一、二预期相一致。对于总经理而言，大股东、外部董事对其有发挥一定监督效果，和研究假说3、6预期一致。
至于其它原因对于总经理离职，并未含有显著影响力，可能原因以下：机构法人持股比率不管对董事长或是总经理而言，结果并不显著，可能因为国外机构法人持股比率相对于中国机构法人高出甚多，而中国高阶管理者持股比率相对于国外高阶管理者又高出甚多，故机构法人影响力可能相较于国外就不显著了。
董事长兼任总经理此一变量不显著原因，可能是因为中国若干上市企业董事长和总经理虽非由同一人员所担任，但企业总经理和董事长相互之间却是含有亲属关系，故虽无董事长兼任总经理情事，但实际上和同一人员担任并无太大差异。然而，中国上市企业公开说明书并非年年可取得，故此资料实际上有其取得之困难。
经由表6logistic模型之实证结果，发觉高阶管理者持股比率仍然和其离职机率展现显著负相关。但前期股价（会计）绩效和高阶管理者持股比率交互作用下系数，有些系数已经变成正，而即使系数仍然为负者，其显著水准也有显著下降，甚至变得不具显著性。所以我们能够推论在高阶管理者持股大于5%全部权类型下，高阶管理者离职机率和前期绩效之间原本显著负相关已被减弱甚至完全不存在。此研究结论和Dahya et al.（1998）及Denis et al.（1997）所做出结果相同。
本文以台湾上市企业之实证资料发觉，高阶管理者持股比率确实降低了内部控管效力，我们预期在管理者含有高度全部权之企业，绩效好坏对高阶管理者离职之影响会变得较不显著。亦即，当高阶管理者持股比率高时，产生固守职位效果，使得企业要免去一位不良绩效高阶管理者更形困难。对于总经理而言外部董事比率和大股东存在仍然对其有一定监督效果，然而对于董事长而言，其它自变量仍然是不具显著性。
表5：绩效和高阶主管离职之实证结果
自变量 模型一 模型二
截距 -04983*** a -1.3102***
(0.0001)b (0.0001)
前期股价酬劳率 -0.0087*** -0.0097***
(0.0005) (0.0002)
前期调整后每股盈余 -0.** -0.2214***
(0.0117) (0.0063)
总经理持股比 -0.2341*** -0.2159***
(0.0000) (0.0000)
外部董事比率 1.2178***
(0.0055)
董事长兼任总经理 0.0267
(0.9189)
机构法人持股比 -0.0018
(0.7493)
大股东存在 0.7553***
(0.0045)
注: a:回归系数 b:P值
**、***分别表显著水准达0.05、0.01

表6：高阶主管持股对绩效和高阶主管离职关系之影响

自变量 模型三 模型四
截距 a-0.9101*** -1.6783***
b（0.0000） （0.0000）
TMownDum1=1,假如 -1.7564*** -1.6403***
总经理持股介于5-10% （0.0000） （0.0001）
TMownDum2=1,假如 -2.0737*** -1.9590***
总经理持股大于10% （0.0000） （0.0000）
前期股价酬劳* TMownDum1 0.0064 0.0066
（0.2751） （0.2795）
前期股价酬劳* TMownDum2 0.0041 0.0042
（0.5371） （0.5258）
前期调整后EPS*TMownDum1 -0.0795 -0.0418
（0.7972） （0.8963）
前期调整后EPS*TMownDum2 -0.0705 -0.0455
（0.8253） （0.8915）
外部董事比率 1.3008***
（0.0023）
DceoDum=1，假使 -0.2668
董事长兼任总经理 （0.2882）
机构法人持股比 -0.0037
（0.5048）
BloDum=1，假使 0.6560***
有大股东存在。 （0.0098）
注: a:回归系数 b:P值
**、***分别表显著水准达0.05、0.01
伍、 结论
本文关键在于探讨台湾上市企业高阶管理者持股比率、绩效和离职之间关系。另外，还纳入部分股权结构（机构法人持股比、大股东存在）、董事会组成变量（外部董事比率、董事长是否兼任总经理）在本文中，深入探讨高阶主管持股是否降低绩效和高阶主管离职关系。
经过回归实证发觉，其它条件不变下，高阶管理者离职机率和企业前期绩效（股价酬劳率、调整后每股盈余）之间展现显著负相关。一样地，高阶管理者离职机率和其持股比率之间亦展现显著负相关。而大股东存在和总经理离职之间展现显著正相关。但对于董事长而言，此系数并不含有显著影响。加入董事会组成变量后，我们发觉外部董事比率和总经理离职之间展现显著正相关。至于机构法人持股比、董事长兼任总经理此一变量，对台湾上市企业高阶管理者离职，并无显著影响。
整体而言，研究结果指出，高阶管理者本身全部权降低内部控管效力，但外部董事比率、和大股东存在，对总经理还是发挥了一定监督作用。至于高阶管理者离职以后，企业股价酬劳率有所改善，可见移除一位不良绩效高阶管理者对企业价值是有所助益，市场投资者对此一事件之反应亦属正面。
参考文件
林颖芬和刘维琪（民89年），台湾上市企业高阶主管离职之研究，第九届会计理论和实务研讨会
徐木兰（民83年），「企业经营者道德标准和企业伦理规范之关联性研究」 ，行政院国家科学委员会。
陈牡丹（民86年），「上市企业经营权变动前后经营绩效之实证研究」，台中商专学报，第二十九期。
陈金铃（民86年），「台湾上市企业股权结构之研究分析」，国立成功大学会计研究所硕士论文。
赖汝鉴（民75年），「中国民营企业高阶主管变动对企业价值影响」，私立东海大学企业管理研究所硕士论文。
Antle, R.　and A. Smith (1986),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the Relativ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Corporate Executives.”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24, pp.1-39.
Brickley, J.; R. Lease and C. Smith (1988), “Ownership Structure and Voting on Antitakeover Amendments.”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 pp.267-291.
Cordtz, D. (1993), “Corporate Hangmen.” Financial World, 162, pp.24-28.
Dahya, J.; A. A. Lonie and D. M. Power (1998), “Ownership Structure, Firm Performance and Top Executive Change： An Analysis of UK Firms.” Journal of Business Finance & Accounting, pp.1089-1118.
Delorme, J. C. (1993), “Corporate Governance： The Need For A Shareholder's Charter.” Canadian Business Review, pp.42-43.
Denis, D. J. and D. K. Denis (1994), “Majority Owner-Managers and Organizational Efficiency.” 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 1, pp.91-118.
Denis, D. J.; D. K. Denis and A. Sarin (1997), “Ownership Structure and Top Executive Turnover.”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45, pp.193-221.
Fama, E. F. (1980), “Agency Problems and the Theory of the Firm.”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8, pp.288-307.
Gilson, S. C. (1990), “Bankruptcy, Boards, Banks, and Blockholders：Evidence on Changes in Corporate Ownership and Control When Firms Default.“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pp.355-387.
Gibbons, R. and K. Murphy (1990), “Relativ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and Chief Executives Officers.” Industrial and Labor Relatives, 43, pp.30-51.
Janakiraman, S. N.; R. A. Lambert and D. F. Larcker (1992),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the Relativ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Hypothesis. "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30, pp.53-69.
Jensen, M. C. and K. J. Murphy (1990), “Perfor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