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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干部要自觉培育法治思维，提高依法办事能力
10月20-23日举行的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已胜利闭幕，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首次以“依法治国”为主题的中央全会。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是依法治国的“升级版”方案。
今天受培训班二班的委托，就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问题谈谈个人粗浅的看法。
我发言的题目是: “领导干部要自觉培育法治思维，提高依法办事能力”
一、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非常重要。法治建设的核心是“两权”：第一是监督制约公共“权力”。第二是保障人民的合法权利。因此，“依法行政”最重要的含义是依法治“官”，而非依法治“民”；是依法治“权”，而非依法治“事”。很多官民纠纷都源于政府职责混乱。政府过多地介入微观经济活动，与其他市场主体争夺利益，就丧失了主持公正的能力，也会形成干扰司法的权力。在法治社会中，调节人们利益关系、约束人们社会行为的主要是法律，而不是行政权力。政府以权代法，群众遇到问题也会更多地求助权力而不是法律。这也是为什么发达国家出现利益冲突包括官民纠纷，人们都是请律师、上法院，在中国却是信访和上访的重要原因。而有些领导者为了“维稳”，以突破法律界限和牺牲对他人公正为代价来息事宁人，必然导致新一轮恶性循环，破坏整个社会的法律秩序。目前中国年信访案件一直在７００万至８００万件，平均每天2万多起。集体上访居高不下。中央已经决定，在高度重视信访工作、努力为访民排忧解难、落实政策的同时，凡是涉法涉诉的上访案件，一律要走法律程序，信访部门不再接待和处理，就是对群众依法解决问题的一个引导。因此，领导干部深入基层为群众排忧解难也好，为群众“干实事、求实效也好”，都不能离开“依法行政”这个前提，不能搞突破法律法规的“创新”。习近平最近特别强调，在整个改革过程中，都要高度重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确保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改革。
要从领导层解决法律意识淡薄的问题。领导干部法律意识淡薄主要表现在哪里呀？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重政策轻法律，二是重批示轻法律，三是重关系轻法律。为什么有些地方民告官的政府败诉率达到40%。就因为政府做的事经不起法律推敲。尽管很多领导干部只是上级决策的执行者，但首先被推上那个被告席的就是你。现在中央要求省市领导机关都要设立法律顾问。法律顾问主要不是用来处理纠纷、打官司的。首先是要对政府颁布的文件、决策从依法的角度进行把关。因此，要在提高全民法治意识的同时，重点增强领导干部的法治观念，要探索“法治GDP”的评价指标，建立健全法治评价体系和考核标准，对违法行政实施严厉问责，因此，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把“会不会依法办事、能不能依法办事”作为考察识别干部的重要依据，在干部选拔任用中确立明确的法治导向。
决定还提出，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确定为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建立行政机关内部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未经合法性审查或经审查不合法的，不得提交讨论。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对决策严重失误或者依法应该及时作出决策但久拖不决造成重大损失、恶劣影响的，严格追究行政首长、负有责任的其他领导人员和相关责任人员的法律责任。特别是在城市建设中大拆大建的形象非常严重，现在每建造100万平米的新建筑，就要拆除30-40万平米的老建筑，很多都是处于正常使用年限甚至刚建成不久的建筑，据住建部的数据，仅此一项，就给我们造成5000多亿的损失，所以我们被人们称为世界上最大的建筑浪费国。对于那些拍脑袋决策、拍胸脯做保，拍屁股走人的“三拍干部”不能放过我们还要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坚持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原则，推进决策公开、执行公开、管理公开、服务公开、结果公开。对此，作为地方政府和官员，首先应该严守法律，尊重法律的威严，努力做法治的表率。
为什么强调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实际上这是有考虑的，这个主要是面对行政部门，也就是执法部门的。我们一起来看几个案例，古今中外都有，但是他们都体现共同特点，就是行政和执法。因为各国都注重效果，你可以出台一个行政政策，可以做出一个具体行政行为，但最后都要看效果。法治是其中一个有效的手段，就是遵守法治思维，依法办事，可以达到好的效果。我举几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可能在座的各位都听过，英国政府的一个案例，他表现的也是，怎么样用法律手段、法治思维来达成好的行政效果。这是一个历史事件，18世纪的晚期，那个时候澳洲还是英国的一个殖民地，英国政府有移民政策，要把本土的人送到澳洲，让他们在那边休养生息、繁殖。但是出现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因为是长途运送，路上拥挤不堪，海风、海浪等条件恶劣，所以移民途中死了很多人，死亡率很高。这个时候英国政府就做了一些调查，做了一个改变，改变这个行政行为。以前是某艘商业运输船，我上了100个移民，每个人假设付1个英镑，就付给你100个英镑，作为运费。现在呢，做了改变，不是说我上船多少人给你多少钱，而是到了之后，下船多少人给你多少钱。这是一个简单的法治思维，用一个行政手段提高了他的存活率、降低了他的死亡率。一个行政人员处理这样的事，法律手段是很好用的。
第二个例子，就是醉驾，通过立法醉驾就入刑了，符合各国的案例，入刑之后大家看看，醉驾率真的少了，我觉得全国各地都不会提出异议，醉驾就是少了，这就是一个很成功的例子。举一个反例，也可能会有错误立法或者不慎立法，比如说黄灯停，你把黄灯当成红灯了，最后不了了之。
我们要处理的问题，如果用符合法治精神、法治思维的方式来处理，就是依法处理，会有各方面的红利。
反面案例不好举，就举两个。有一个是这样，新华社的一个记者对一个市委书记进行调研，这个都有镜头记录的，这个书记在车上跟这个记者大谈加强法治的重要性，讲的非常好，完全体现了法治精神和法治思维，而且讲领导干部要带头守法。跟踪调查的下半段，下车之后他去拆迁现场指挥拆迁，这个拆、那个拆，而且很多是依法无据的，这是一个例子。就是说表面上体现法律思维、法治精神，但在具体办事的时候还是老一套。老一套在以前可能没有太大的问题，可能反而会被认为能干、处事果断，有魄力，但是现在环境已经完全改变了，包括追究制度、政绩考核都不一样了。这个引用的是记者的调查，实际上我们身边也会看到很多这样的事例。
另外一个也是新华社的调查，是讲市委书记干预司法的，采用的是老一套的思维，我是市委书记，我管干部，你是法院的院长，你比我低一级，你是检察院的检察长，比低我一级，所以就应该怎样怎样。后来这个书记也出事了，这个反面案例实际上也非常普遍。我们以前的一些行为方式正在转型，从思维到办事、从想到做都要有一个转变。
我讲几句话，第一句话，韩非子的一句话，这是总书记最近经常提的，“奉法者强则国强”。要尊法，用法来管理自己、管理自身，才能够强国富民，韩非子看到了法律手段合理性。西方同时期的亚里士多德也认为“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但是从韩非子到现在过了多少年，我们一直没有做好。
法治思维，从外部的表面上很难判断，和行政领导干部相关比较多的就是决策，比如，决策过程当中你提出的建议，包括发表的意见，是不是考虑到相关的法律法规，是不是合理地尊重了相关人或者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按照国外的处理，虽然还没有进入到最后决策的过程，还没有拆或者不拆，还没有到具体的行政行为。但是如果他违背了相关的法律法规，哪怕是一个意见表达，他说了一句什么话，都有可能由此引起公愤或者自己有失职，这是国外比较极端的例子。
像举极端的例子，大家都很熟的，因为其他的例子也不好举，比如说“你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权力相关者是有自己的权力的，不可能是全部由你来独揽，所以这种话是可以用法律思维来衡量的，而且会有严重后果。
法治思维不是说你怎么想的问题，实际上也提出了很具体的要求，因为这个言语不慎就可能会出现问题，思维的表现是语言，也可能是行为，但这个现在已经成为对领导干部衡量的一个硬性标准，是值得关注的。
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