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成本制度选择样本.doc

制度选择社会机会成本

夏业良
茅于轼：今天是天则所第279次双周学术讨论会，请到了夏业良教授来做一个汇报。题目是《制度选择社会机会成本》。我们还请到了刘军宁和易宪容两位大师来作评论。下面请夏教授来作汇报。
夏业良：首先感谢茅于轼教授，感谢天则所给我这个机会。我今天把这个不成熟思想拿出来，为就是大家能够批评指正，让我在以后思索中加以注意。
我题目是《制度选择社会机会成本》，这首先是从制度经济学角度来看，另外，从经济学原理上来讲，任何产品全部有成本，机会成本概念在十二个月级教科书上就做了解释。那么我们在进行社会选择时候是不是也要考虑机会成本呢？在这之前并没有看到其它学者就这个问题进行系统地叙述，我自己也是斗胆做一个尝试。即使我今天讲只是一个框架，但这个问题是能够模型化。因为成本计量不只是能够计算微观东西，理论上也能够计量宏观，社会制度这么东西。副标题是兼论集体和公共、改革和反改革势力不停地进行博弈。在这么一个过程中，改革付出成本是很高。在计划经济时期，配合着党意识形态，当初全部中国人个人理念被淡化了，甚至很多个人基础权利和自由或多或少被剥夺了。通常经历过那个历史时期人全部有这种感受。所以在集体语境中即使能够讲话，也不代表她有话语权，她要说话只是集体语境要求内容。就好比我们官员在特定场所讲话不是她自己要讲话，而是她单位，她职务已经要求了她只能讲那样话。这是我对我标题简单解释。
我今天要向大家汇报内容是六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社会制度辨析和选择。我们每个人在出生时候全部没有选择，我们天然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制度下人，先天被决定了所处社会制度环境。即使我们已经有了这么一个先天制度背景，不过我们仍然需要从知识角度对这些社会制度进行辨析。我们即使无法反驳，在中国只能搞社会主义，因为我们没有其它选择。不过我们能够从知识角度分辨好和坏，是天然决定还是经过人筛选决定。首先要对社会制度进行辨析，然后才能谈得上选择。第二部分是制度试错和校正机制。假如我们认定制度并不是唯一正确，人类在进步每一个阶段全部是把我们能够操作社会制度加以利用。所以许可尝试，到底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假如没有尝试机会，怎么来判定一个制度是不是适合我们呢？有了试错概念，就应该有个校正机制。万一我们发觉一个制度有致命缺点，我们还能不能选择另一个社会制度？或说这个制度大方向是正确，不过我们路走偏了，那就需要一个校正机制让我们回归正路。第三个部分是个人意志、集体决议和公共选择。有些人说，社会制度选择是全体人民选择结果，不过这种特例是很罕见。在历史上看到全部是执政者，或执政集团选定了某种社会制度，绝大多数人民只能被动接收。所以我想在一个统治集团中个人意志可能会决定一个国家、社会长久演进路径。在个人意志基础上又组成了威权，威权又影响到了社会组成中四个方面，包含对人民最基础权利和自由限制。集体决议和公共选择也能够做个区分？公共选择更多是建立在个人自由意志基础上，个人有选择机会和自由，当然，中间需要一个代理机构，公共选择实施机构。这跟通常所说集体决议还是有区分。集体决议时候，谁在这个集体中权力最大，谁就会对集体决议含有更大控制力。第四部分是讨论集体语境中个人权利保护。个人在集体语境中言论是不是能够表示，即使表示了，在这么一个既定集体语境中它能够产生影响和效力怎样。在有集体语境中，那些宏观势力使得个人放弃了自己意见和偏好来迎合大家所赞成意见。比如文化大革命，大家在内心中是持怀疑态度，不过在集体语境中，她不敢这么公开表示，只能拥护，主动地参与。所以集体语境中个人言论即使有，也是不堪一击。第五个部分是不一样社会制度中个人选择机会比较。有些客观东西是能够经过计量和观察来比较，比如说选择机会多少。在市场经济国家中，大家在经济活动中选择机会通常要大大多于计划经济国家选择机会。不需要精密计量模型就能够得出这个结论。但假如我们想在更多方面得到类似结论话，我们就需要更多分解模型。比如说投票权利，在市场经济国家中，个人投票权利对集体决议影响权重会怎样？在计划经济国家又怎样？这也是能够经过计量模型来间接得到。最终，我想经过这五部分讨论引出一个结论。这个结论是很简约，不过经过这些线索能够挖掘很多东西。
第一，社会制度辨析和选择。首先讨论社会制度关键目标和基础测度。人类有史以来这些社会制度所追求是什么目标呢？现在能够达成共识就是社会应该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让每一个人能够得到更大幸福。不管是过去空想社会主义，乌托邦，还是共产主义理想也好，她们在说服她人信仰这种理想模式时候全部会借用这么一个基础目标。当然，实现这么一个基础目标过程是相当漫长，往往大家没有机会活到能够验证这么一个结果时候就不在了。所以大家往往把这看作是一个理想模式，即便如此，它仍然是引发大家去追求这么一个信仰基础依据。法西斯主义和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在说服她人信仰时候肯定全部不会说，我就是要杀人放火，让世界不得安宁，假如这么宣扬是得不到支持，它有自己一套理论进行支持。排除了政治理念，大家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能够达成一个很高满足程度，这是大家所共同追求。有了这么一个共和才能让她人接收你理念。那么怎样进行测度呢？在实现某一个主义过程中，会采取部分特定计划。比如共产主义，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她们曾实施过战时共产主义，集中一切物质条件供给前线打仗。希特勒上台时候也是集中国家资源准备打仗。中国在49年取得政权以后，也集中资源进行了抗美援朝、保卫国防等部分事情。所以在实现这么一个美好目标过程中会采取部分极端方法，这些方法可能是不顾及个人感受、个人需求偏好，是带有强制性。所以在对它进行测度时候，哪一个社会制度采取强权模式越加显著也就意味着它对个人权利、财产方面剥夺也就越加严酷。假如不能用正确数字来进行计量话，我们最少能够用排序方法，哪一个排序是第一，然后次之，再次之？
接下来谈论社会制度选择主体，谁来选择社会制度？从理论上讲是全体人民，每个人全部有充足表示自己意见机会。但任何一个国家社会制度选择往往全部是统治集团实施了少数人个人意志来进行决议。所以社会制度选择主体往往是一小部分人，而这一部分人有时候甚至能够不顾及全体人民意见，用个人意志来替换全体人民意志，而且强加于人，宣称自己代表全体人民意志。宣传机构全部做是这么部分宣传。大家虚幻认为，执政者是为全体人民着想，为全体人民考虑才作了这么一个选择。
第三个方面，社会制度规范性评价和集团偏好。对社会制度进行规范性评价包含到人生观、世界观甚至对很多理想模式认同。我们这些49年以后出生中国人，从小所受宣传教育全部是社会主义好，没有给我们一个机会去亲身认识和观察、体验资本主义社会，所以也无从对它进行一个规范性评价和判定。我们从小受教育说，社会主义制度是最好，然而我们以后发觉，现实和我们受到教育反差很大。这里面有一个集团偏好。我们不能发表一个让大家全部认同规范性评价，不过统治集团已经先入为主告诉大家，这个制度好于那个制度，所以我们根本不用去考虑那个制度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处.因为统治集团偏好，我们试验另外一个制度好坏机会是被剥夺了，而且这种可能性也几乎没有。我们不可能在中国某个地方试验资本主义。经济特区也不是一个完整试验资本主义制度地方，它只是在经济运作模式上利用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在意识形态上，在基础政治架构上没有改变它基础形态。
社会制度关键目标和基础测度要考虑社会福利最大化目标，考虑公平正义标准。假如假设任何一个社会制度共和部分全部是为了帮助老百姓朝着社会福利最大化目标前进，实现公平正义标准话，我们能够对它进行一个考察。约翰罗尔斯在1971年发表了《正义论》，她第一标准强调了自由平等规则。自由是有不一样语境，在这要谈自由应该是平等自由。而在第二标准中强调是自由主义机会平等，反对强迫、剥夺、违反个人基础自由方法来达成财富收入平等。通常来说，把富人财产拿来给穷人，全部会得到大部分人赞成。不过怎么拿过来方法就需要考虑了。假如是违反富人意愿，把它夺过来给穷人，你目标是好，不过你方法是破坏自由、破坏平等，因为富人也有她基础权利，要是采取税收方法加以转移话是相对比较合理一点。不过对于税制设计仍然存在部分理性要求，并不是说全部税制全部是合乎理性。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自由度范围和大小是能够进行划分，经过优先排序方法进行划分。比如说个人权利自由在和平时期是很关键，不过在战争动员时候，为了达成集体目标，是会有违反个人权利自由地方。只不过这有一个优先排序，看看在紧急状态下对个人而言，哪一个能得到更长久保障。特殊时期要采取特殊措施。
对利益测度要进行利益衡量，我们极难对利益进行比较，得出正确结论，因为效用是不可比较。比如说一个馒头对叫花子和对富人效用是不一样，不能直接进行有正确计量单位比较，不过还是能够进行排序比较。对于穷人来说，食物、衣物可能是排在第一位，不过对于富人来说，可能荣誉、尊严会排在相对靠前位置。对于社会地位判定也是比较困难。比如说大学教授和律师、医生到底谁地位高，单从收入方面是不能作出衡量，因为收入只能反应她们经济地位，社会地位不仅仅包含经济地位。大学教授很有面子、社会地位，不过钱极少。所以收入并不能正确反应社会地位，而用其它方法、指标来比较也不能正确测度。在一个以官本位为基调国家里，显然是以官阶大小来进行社会地位评判。中国也是如此。中科院院士也有一个等级，副部级待遇，名牌大学教授，正处级待遇。但我认为这是对知识分子社会地位贬低，行政等级不应该强加于这些不好度量载体上。所以社会地位判定到今天仍然没有一个好度量方法。
第二，制度试错和校正机制。有些人说，制度全部是演变出来。这句话我也赞同，不过我相信，不管什么制度，里边肯定有部分基础理念是经过部分人，部分团体传输引导出来。一个社会不可能漫无目标，没有一个精神支柱、一个共同理念。这些理念可能不是人事先设计，而可能是在制度演进过程中共生。拿马克思设计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模式来讲，也不是说没有经过对其它社会制度认知和了解，而是对资本主义制度有了部分感知以后，认为这种制度不公平，要设计出愈加美好制度来替换它，于是做出了制度设计。有了制度设计以后，还要进行试验，这个试验有可能是制度设计者自己来进行，而大部分情况下是其它人做。制度试验结果有时候设计者本人未必能看得到，比如说，马克思就没有看到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样子。所以制度设计和制度试验中间有可能会脱节，它可能会跨越一定时代。
其次，初始性制度安排评判和利益冲突。假如一个制度已经实施了，大家对这个制度安排进行评判，是好，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还是不利于社会经济发展？或说是有利于个人发展，还是不利于个人发展？个人之间、团体之间，甚至是国家之间全部会产生利益冲突。制度安排不可能圆满，肯定会产生矛盾冲突。最终结果可能是一个均衡结果，多种力量全部在发生作用，哪种力量强大一点，它在那种社会格局中所占地位就优先一点。
再次，制度批判和扭转方法。假如我们发觉了一个制度弊端，要进行扭转。这种尝试可能是相当困难。因为发觉弊端和试图扭转人往往不是统治者，统治者本身极难全部发觉制度弊端，她根本就不愿意去发觉。这种试图扭转尝试是会受到打压甚至毁灭性打击，因为你想破坏既定制度和一些人已经取得了既定利益格局。
第四个方面是制度校正努力和成本估量。改革势力和反改革势力是在不停较量，任何时代全部是这么。在这么一个过程中，改革力量所付出成本代价是很高昂。而保护既定制度努力成本相对要小得多。因为统治集团手中掌握着国家机器，掌握着众多资源，所以她们要想消亡异己力量是相对轻易。不过在她统治阶段总是会出现微弱时期，出现内部混乱和某个体系瓦解时期，这时候变革成本相比较而言最小。所以有些人讲，乱世改革是轻易，盛世改革是困难。十届三中全会以后，恰好是出现了原有体系部分系统性瓦解，民心所向比较一致，在那时候进行变革成本相当小。邓小平当初重归领导人身份，于是借用了改革力量。换句话说，现在领导人，没有经过那样几次打击，会付出那样高昂成原来进行变革吗？再加上，经过20几年改革，中国社会制度在很多方面进行了局部修正和调整，系统性缺点还是有，不过不像过去那样显著。这时候统治集团比较轻易来维护国家机器运转。
这时候我们还需要考虑虚拟性和现实性结合。这个理论能够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理想部分，怎么样确立在有利环境下组织良好社会标准，假如是一切条件全部含有了，我们能够建立一个理想社会了。不过往往这些有利社会环境不是那么轻易建设，所以只是理想部分。第二部分是非理想部分，是面对现实，关键是由处理不正义问题部分组成，是因为社会中已经出现了严重弊端，不可调和矛盾，不处理不行了，这时候才来针对这些问题进行变革。罗尔斯本人更侧重理想部分。理想正义将为现实非正义提供校正。先在现实中要找到非正义，不过不知道理想状态是什么，你也无从努力，充其量把现有打破，不过也不知道往哪个方向走。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有均衡态，均衡态是罕见，是为了便于分析，知道理想状态是什么，然后能够比较清楚了解非均衡态。
再说立宪民主背景下政治学和法学规则。在这种背景下，宪法精神是全体人民意志一个表现，向外界所彰示就是一个民族认同。假如你认为现在宪法无法表现全体人民意志话，那就需要进行立宪方面努力。所以我们在立宪民主背景下讨论政治学和法学规则时候就已经有了一个社会制度对比。在《正义论》第四章“平等自由”中确立了将两个正义标准应用于制度序阶段区分，排序能够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初始状态中选择正义标准。这时候比较轻易讨论，往往开国君主所负使命是相当关键。不过往往开国君主没有太多时间来仔细酝酿这些细微规则，所以只能确定部分大框架，而以后当她统治趋于稳定时候，她又不愿意再进行那些愈加优异、愈加民主规则上讨论。第二个阶段是制订宪法，制订宪法时候要表现统治者利益。第三个阶段是要依据宪法制订法律。第四个阶段是规范制度，制度包含成文制度和非成文制度，包含习俗、习惯和传统等各方面事务。
第三，个人意志、集体决议和公共选择。个人意志是怎么形成呢？在封建王朝时代，个人意志是由她全部极端权力所给予。假如世袭制度已经给予了她至高无上权力，她决议就表现是她个人意志。不过在现实帝王统治中也并不那么简单。皇帝下诏时候常常会受到干扰，比如皇亲国戚、大臣甚至某个太监全部可能对她个人意志产生不小影响。不过我们在分析大框架时候，我们能够先假设她个人意志是能完全表现，所以帝王能够充足利用她权力对集体决议产生决定性影响。在一个独裁者统治时代，独裁者权力仍然是很大，不过相对而言已经被减弱了很多。当她不再是一个帝王和垄断者、独裁者，而是一个威权政府时候，政府少数人权威足以下最终决断，这种模式在当今世界上是最多。
当我们在进行集体选择时候个人意志怎么表现呢？假如我们一个小组要约定去爬哪座山，在哪野营，吃什么东西？应该说小组中每个组员全部有发表自己意见权力。不过假如我们把小组扩大为一个团、一个师、一个军乃至更大群体时候，这时候个人意志表现已经不关键了。这时候可能就只是采取多个样本了，采纳一两个人意见就能够了。即使不能绝正确说规模越大，个人意志表现越低，不过在现实生活中多数情况下确实是这么。要参与游戏话肯定要制订游戏规则，规则是事先颁布，是既定。每个人加入时候会受到规则影响，而且要和她人自由相容，你自由要得到她人认可，她人自由也需要你认可。假如你不认可她人自由，你也不可能拥有自由。
不平等只有在能够合理预期它将有利于全部些人，而且职位向全部些人开放情况下才是非专横、非任意。什么时候不平等情况能够被她人接收呢？你能够说，“你们不要认为现在不平等，不过从长久看来是平等，而且最终会倒向我们所追求目标。”大家认为前景美好，临时不平等没关系。比如在延安时候，首长能够骑马，当兵不能，首长能够住窑洞，当兵不行。看起来是不平等，为何大家没意见呢？因为当初大家认为地位不一样，关键性不一样，而且根据这种模式朝这个方向努力话，我们每个人前景全部会很美好，结局将会有利于全部些人，而且职位是向全部些人开放。只要有能力你也能够当首长。因为有了这么一个前景说服大家，这种不平等是非专横、非任意，所以大家能够接收这种不平等。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计划经济时期，那时候即使没有财富显著差距，不过有一个特权差异。高级干部能够在特供商店买到一般老百姓没见过商品，享受尤其待遇。即使差距不大，不过从心理上很大满足了一部分人需求。大家对效用追求很大程度上是从心理角度出发。要饭从没见过山珍海味，吃个馒头就认为很满足了，皇帝吃窝头就会很痛苦。
另外还有三个观念结合起来形成了正义：第一是自由，有些人说没有民主哪来自由。不过自由应该是第一位，不然民主一定是假民主。没有自由更没有民主。要排序话我倾向于把自由排在第一位。平等排在第二位，平等是有条件，在有些情况下不平等也是大家能够接收，比如说对妇女儿童、老弱病残照料，大家全部认为是应该。第三对那些为公共利益做出贡献而给奖赏和回报，这些要得到集体和社会全体认知。罗尔斯认为，她已经寻求到一个能够把个人目标和共同目标合理联络在一起方法。即使大家全部是在追求个人利益，不过假如个人含有理性，根据规则去办，就能够得到普遍利益。正义被设想为有理性自利主义者一个妥协。自利主义者四处为自己，不过为何在有时候她也会追求正义呢？她假如是一个有理性人，她生活在社会理性中，她要考虑自己收益，而这种收益不仅仅是物质，也有精神。一个理性自利主义者也不可能在众目睽睽下完全不顾及她人。
通常意义上人人全部有话语权，不过每个人全部要对自己话负责任，甚至要付出代价，所以话语是有风险，而且话语权大小也是跟她地位，跟她在一个群体中所作出努力或行为模式是紧密相连。中国有句俗话，人微言轻。大家常常感觉到自己意见是正确，不过没人当回事，有些人话无足轻重，不过却被人奉为圣旨，这就是因为地位不平等，话语权不一样。所以在现代社会中，假如有一个自由竞争气氛话，大家全部倾向于争夺话语权。这种自由竞争格局还是比较少，大部分时候已经有了外在条件加以限制了，比如她是个部长，她要多说话，其它人话再关键也不能多说。在一个老年社会中，老人比年轻人有更多话语权，在技术领域中等级高人有更高话语权。集体语境中假如我们有一个既定政治范围来确定谁说话是正确，谁说话是错，这就让一部分人取得了空前话语权。比如共产国际代表就代表了共产国际权威。这种超脱了集体语境情况存在能够施加很大影响。过去江青常常借毛主席名义而取得了一个很特殊话语权。
另外，个人权利和集体意志利益冲突和趋同。个人权利和集体意志达成一致情况极少，往往是因为统治者做出了部分承诺，而这种承诺未来能不能兑现还是有疑问。在集体语境中本我意识可能会消失或异化，每个人全部不能够表现自我，表现内心中所想东西，在强大集体语境中可能会失去自我。过去很多文艺作品全部不会署自己名。在集体语境中，大家会争夺强势地位。在文化大革命中，就是采取消亡异己措施来突出自己地位。当初对中央意见能够解释为一句话，只要说错一句话就能够定位为反革命。当初就有些人不停搜集材料，有意制造陷阱。文化大革命就是制造了这么一个集体语境，人整人并不是因为某一部分人追求这么一个政治理念，另一部分人反对这种政治理念，而是利用了这么一个集体语境来达成了消亡异己目标。今天这种情况也或多或少存在。所以要用意识形态来整人是最可怕。在对社会制度进行比较时，我们即使不能否定社会主义社会，不过最少有一点，在意识形态控制上，在消亡不一样政治理念形式方面，它是最危险。过去这么形式也存在，像法西斯主义。
第四，个人权利保护和赔偿机制。既然个人权利要保护，当她受到伤害时候就需要有一个赔偿机制。有些权利是永远无法得到足够赔偿，即使这么，这个问题仍然需要讨论。最近几年，我们在意识形态中整人方法有了改变，对人打击越来越高明了，没有红头文件了，只是经过电话通知某个人有问题，她文章不能发表，著作不能出版，不能上电视。这么就算未来政治格局改变了，也是无法平反。所以这个保护和赔偿机制是需要国家来制订。当政者可能会犯错，不过她应该对受迫害者进行赔偿，哪怕是几十年、上百年以后，全部应该进行赔偿。
集体意志下个人必需是自律，有理性，而且应该有大致类似需求，有大致平等。假如一个集体中有人力量过强，有人过弱，需求可能就会不一样了，对力量过强人需求考虑比较多，对弱势考虑较少。我们今天要关注弱势群体就是因为弱势群体需求不像强势群体那样轻易得到表现和反应，那么充足能够得到赔偿。一个社会中、群体中出现差异原来不是什么大问题，因为不可能利益分配全部那么均衡，只要大家能了解就不会引发冲突。不过破坏了社会规则、正常伦理道德利益严重不公时候才会产生愤怒和不满。
我们对自由进行一个辨析。自由能够分为很多个，意志、心灵自由，身体自由，行动自由。人最基础是身体自由，失去身体自由就是坐牢了。最底线应该是心灵、意志自由，假如这种自由全部被剥夺了话就是严酷集权统治，像文化大革命时期，大家脑子里哪怕有一丝念头全部要向组织反应，只要隐瞒了就是一个犯罪。当初有大家很老实，总是主动坦白，不过越坦白就越遭到批判，而有人因为不坦白而躲过了批判。于是产生了一个错误预期，就是坦白会吃亏，所以整个社会就倾向于说假话。所以意志、心灵自由应该是底线，没有些人能够控制，尤其是要求全党、全国人民思想高度统一是一个愚民谎话。思想是不可能一致。我们现在所尊崇规则是，在公开场所讲一个话，私下讲一个话，人格分裂为很多变体。这么话，生存成本太高昂了。宗教信仰自由，要是实施政教分离话每个人全部有信仰宗教自由。而宗教是政治良好补充，它本身能够组成政治。假如政教分离它能够成为政治活动一个很好补充。基督教教人向善，佛教也是，这并不是坏事。不过往往政府担心宗教势力太大，形成对既定国家机器对抗。从古到今，教义必需符合统治者意愿。这种认识我认为是极端错误，比如说宗教意念和认同，不一定非要跟党派政治理念一致。假如执政者无法容忍这种状态话，就不是真正在容忍宗教。假如我们现在许可宗教自由话，实际上是建立在一个前提之上，你对我们政治理念没有异议，你不对我们政治理念组成威胁和破坏，那么你这个宗教是能够存在，不然不能存在。政治自由，表现为投票权利，决议权利，还有参与政治活动自由等等。这方面权利我们现在是在被缩减，大家知道，以前宪法里面有罢工权利，现在被取消掉了。去年下六个月北京市公安局出台《治安条例》里有一条，静坐、示威是严禁。现在政治自由受到了极大限制。经济自由，在改革开放之前是限制比较严格。像迁徙自由，就业自由，取得财富自由全部不是每个人全部有。要是你家里多养几只鸡，多个几棵菜拿去卖也叫做投机倒把要被割资本主义尾巴。
第五，不一样社会制度中个人选择机会比较。首先，个人自由选择。不管这个社会制度怎么好，怎么坏，一个最基础度量标准是有没有个人自由？假如连个人自由选择全部谈不上，这个社会制度谈什么好？它好只是外在，不是和我合为一体。我有个学生到朝鲜去，她宿舍里有三个女生陪着她，说起来是照料她生活，其次也是要监视她。那些朝鲜同学告诉她，她们很幸福，她们东西全部是国家给，生命也是。我们过去也经历过这么时代。人感觉到她一切全部是统治者给她，而不是自己能够争取来，她自己只是个隶属者，她不知道为谁活了，她仿佛是为领袖活，为国家活。其次，在宏大语境中失去了自由和选择，个人不知道该追求什么，没有个人偏好。第三点，选择机会及其利益差异。第四点，权利争夺替换权利均等，在利益很稀缺时候肯定会出现权利争夺，谁夺得了权利就能取得更多利益。第五点，利益关系促进搏杀超越经济范围。人和人之间关系关键是利益关系，表现在物质经济方面。不过物质本身搏杀不足以消亡异己，要用部分外在东西，像精神上东西、政治上理念，才能够根本消亡异己，这么就不存在跟自己争夺机会了。所以往往一个很小、很具体事情全部能够超越经济范围，超越她们所讨论具体范围，上升到政治或更高领域。对制度正义标准，相关个人基础权利、基础自由标准包含宪法，目标是要实现政治上正义。相关个人利益分配标准包含社会和经济方面立法，伴随市场经济建立，我们已经开始了部分立法。不过这些立法往往表现不是太充足，对个人权利、利益保护不是那么充足，因为在中国是权大于法。权力强制力要大于法强制力，所以要想取得分配正义和经济正义首先要取得权利。另外，对于制度道德评判应该先于对个人道德评判，我们过去倾向于把什么全部归结于个人失误，包含今天我们在讨论腐败问题时候总认为是个人修养不够。假如要她加强思想认识话就应该让她学习党优异性。这种说教是没有意义，不过作为执政党不提也不行，于是就默认了这么一个现象。所以，对于制度道德评判要先于对个人道德评判，就是说制度本身是不道德，是滋生腐败，而个人标准要以制度正义为前提。制度正义是建立在大家共识上，然后才能谈得上个人遵照标准。而且应该有一个普适规则使得大家全部能认可，不管是社会主义社会也好，资本主义社会也好，全部是认可。
结论很多，我就讲四点，一是社会制度选择机会成本巨大，而且是不可逆转。比如说我们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毛泽东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不过20世纪实践最终告诉我们，只有中国才能救社会主义。假如在全世界范围内把中国排除，社会主义还有什么值得炫耀楷模吗？越南、朝鲜、古巴全部不能作为楷模。而中国现在搞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经济形态上还是资本主义，或说愈加靠近资本主义。所以社会制度选择机会成本是巨大，而且不可逆转。二是社会制度选择决议机制是要建立在国民自由意志基础之上，因为制度选择关系到每一个人，甚至关系到子孙后代，所以建立制度或进行制度选择统治集团、统治者个人假如说对人民负责话，全部应该考虑国民自由意志，以免被现代人骂，被后代人骂。后代人是无法选择，一出生就必需接收这么一个制度，要选择其它制度只能非法移民、叛逃，移民国外。三是应该许可制度试错，而且许可安排制度之外生存空间。我想，总有些地方是制度无法企及，那些地方要是有另外一个生存空间，那是比很好。假如我们许可制度设计话，我们是不是能够设计部分地方不受制度直接干预。四是尝试建立一个制度校正社会制约体系。这还得依靠国家机器，经过大众媒体，经过集体意愿，投票或是其它机制，不过现在这些体系全部发生了扭曲。
我今天谈这些可能更近似于理想境界，对现实不敢说能够有现实作用，不过我期望未来能发生一点作用。谢谢大家！
茅于轼：我们听了一个很深刻汇报。集体语境是怎么决定个人意志？这些事情我们身处其境，不是太领会，经过夏教授点破，有点恍然大悟感觉。下面我们请评议人作评论，先请刘金明。
夏业良：我做一点点补充。第一，社会制度决定人类幸福。个人德行培养和道德人格发展没有社会制度保障是不现实。个人追求受到社会制度制约，人类幸福程度往往取决于社会制度合理程度，合理程度越高，幸福程度才会越高。最少应该消除那些人为破坏她人幸福严重灾难或迫害情况。第二，执政者道德标准不能压制个人道德，执政者道德是由制度本身伦理决定，所以必需注意政治社会中根本法则是否符合道德和个人普适标准。第三，高尚道德不可能由国家来决定，用强制手段来推行，以利诱手段来取得。高尚道德应该有一个社会伦理规则。国家伦理并不高于个人道德，所以不能凌驾于个人道德。统治者认定事情也不是绝正确，最高尚。
刘军宁：公共选择和制度分析是现代经济学中两个大流派。很多学者，不管是不是经济学家，全部试图用这两个流派理论来解释更广泛政治问题。夏业良教授今天向我们介绍了充满很多细节一个画面，这个画面包含政治、经济、道德、文化。我也来谈谈自己感想吧。在西方谈论公共选择有一个前提，它基础上是以美国制度为经典来进行分析。谁在选择？人民选举，立宪会议代表来选择。选择什么？选择一个三权分立，带有民主性质制度。谁付出了机会成本统治者付出了成本。她付出成本是什么？她权力受到了限制，她利益必需是公开。西方公共选择和制度分析和中国没有什么可比性。在中国这种完全由另外人来进行选择，选择另外东西和由另外人付出成本情况下，这还不是公共选择和制度分析研究对象。夏业良今天试图把威权政体纳入到公共选择中，来拓展公共选择和政治分析解释力。她也试图经过扩大或转换公共选择研究对象来给我们提出部分新结论。在中国，假如要考察公共选择，我们首先要关注谁在选择，谁成本，谁收益。我认为夏业良这个题目本身也有很大启发意义。部分人选择了制度，不过另部分人付出了成本，选择制度人通常自己不付出成本，而是更多地把成本转嫁给社会，或是给社会组员，这可能是中国在制度选择方面，或说在公共政策制订方面根本问题所在。中国古代人也试图找到一个均衡，不能杀鸡取卵，兔子不吃窝边草，不过当没有东西吃时候你肯定要杀鸡，兔子没草吃时候也要吃窝边草。所以假如这个政府、这个体制是无限，权力不受限制，她最终一定会越过这个边界，把鸡杀了，把窝边草吃了。假如让统治者独立选择制度，她不会给自己行为边界画上句话，这种画上句话或标上边界力量一定来自外部。通常选择制度有两个关键依据，合理性和利益。不过在中国，很多合理东西不能转化为制度，一个制度能不能成为制度，或一项政策能不能出台，最终标准是谁从中受益。假如大部分人被排除在制度选择和政策制订之外，很显然合理性不能作为依据，利益才是要不要某种制度、政策依据。
我想提两点意见以供参考。在制度选择中，布坎南提出了两点，一个叫立宪政治，一个叫日常政治。立宪政治特点是它只负责制订大规则，相当于联合国程序性问题，第二种是政治程序所要处理具体问题。假如我们能够把这两个问题区分清楚话，很有利于我们在研究过程中能够经营两个不一样领域。第二，我认为在公共选择和制度分析当中，制度竞争概念很关键。刚才夏业良也提到，能不能在制度之外给出一个体制空间，这在统一法制之下也是极难想象，不过在另外一个情况下也是可能，像美国联邦制，州能够有很大制度自主权，它能够把劣势变为自己优势，每个州经过竞争给国民更大自由空间，经过制度来加强当地对民众吸引力。所以拉斯韦加斯成为了拉斯韦加斯，而中国酒泉不能成为拉斯韦加斯。美国用了多种制度尝试来发挥了自己优势，经过制度创新来进行竞争，来建立自己特殊优越性。一样，在不一样国家和政体也一样，在人类早期是酋长制，以后是君主制，再以后基础上就是共和民主制。为何一个政体会过时，在体制竞争中不停有新体制出现？新制度出现会提供新蓝图，让大家追求新、愈加好、更人道，能够给人带来更多幸福制度，慢慢抛弃那些不人道、野蛮专制制度。把制度竞争纳入到制度选择研究对象，对于中国来说是很关键一件事情。谢谢大家！
易显农：夏业良教授这个汇报很有意义。她用哲学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了一个比很好分析。不过我最近几年关注东西和她讲好象差异比较大。因为现在制度研究偏于细化，比如说研究一个精明制度是什么走势，法律制度差异性会造成整个经济急躁改变。刚才听了汇报我就想到多个问题，第一，制度选择仅仅是一个理论上问题，制度选择时候面临着很多问题，任何制度选择全部是在一个既定条件下进行，离开了现有要素条件，制度选择就会偏离比较远了。
第二，从制度选择来讲，不管是企业规则制度确实立，还是政府组织规则建立，全部是很具体。
第三，最近我一直在做金融政治经济学，它以权力来研究金融市场上整个改变，不管这个权力在市场上是怎么交易。在制度选择中我们假如再做具体一点，明白权力是怎么在运作，怎么在交易，那么在研究过程中就能够发觉，成本是能够计算了。
我最近关注金融市场，股市改变，发表了很多意见，以后她们修改条例时候就把我们意见放进去了。一开始在现有市场，现有条件下制订出一个制度来，这个制度肯定存在着很多问题，和现实存在着很多矛盾，必需进行调整了。这是一个相辅相成过程。
我就讲到这。
茅于轼：下面请大家讲话。
我认为还有一个不是报纸上所说不明语境，即最有生气探索者全部是年轻人。可是我们现在看到那些叫嚣着抗议者们全部是六十岁左右人了，她们被年轻人语境融解了。我认为就是拿着部分糖果，一个好生活方法来使得这些潜在损害她们荣誉语境存在。她们为了一个小职业而放弃了原来能够做社会英雄。她们认为跟同岁人比较，能住个好房子，而放弃了争取自己在社会中拥有最大自由空间说话空间。我认为是拿资本主义国家末端一点稍微好生活，这种稀奇东西使得年轻人不再想当英雄了。这并不是专制语境。
夏教授汇报很有意思，提出了很多关键问题。每个细问题拿出来全部是大问题。我问题是，从题目来看，讲是社会机会成本，这是两个概念合在了一起，社会成本和机会成本。过去我们说机会成本全部是从微观经济学角度。夏业良把这个概念深入扩展了，扩展到对整个社会制度选择。我想简单解释一下机会成本概念，机会成本就是你作出了一个选择而放弃另一个最优选择收益。也就是说我们选择是社会主义，而我们放弃可能就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所带来收益应该说是一个净收益，而不是毛收益，也就是总收益要减去成本。我想夏教授在作汇报时候可能对这个概念有部分偏移，她只是在评论社会主义，也就是就现有选择制度选择成本进行讨论，而没有考虑我们可能另外选择成本和收益。她所提到制度毛病是现有制度存在，而不是我们所放弃那个制度机会成本。要对放弃那个制度进行机会成本评定，我们应该先提出来我们放弃成本是什么，它成本和收益怎么来评定是很复杂。两个制度怎么比较？应该说这种比较全部不是很规范。夏教授提出社会机会成本这么一个概念，就有可能把制度比较研究放入到一个框架里面。从这个角度说，我们选择一个社会制度、经济制度，和放弃另外一个社会制度、经济制度，怎么比较？问题肯定会很多。你提这个概念即使有点偏，不过这个概念本身对于我们研究还是很关键。
我讲三个问题。第一，夏先生今天讲得很多问题全部是正确，不过针对性不强。中国应该是一个没有公共选择可能国家。作为制度选择，首先应该重视公共这个概念，没有公共性就没有公共选择，没有公共选择就等于没有选择。公共东西首先是媒体，第二是国家权力，第三是其它共同东西。这些我们全部是没有公共性。最近我在陕西卫视作了一个讲话，相关公共知识分子。现在公共知识分子这个东西已经不许可提了，连知识分子全部不能是公共，我们做学问还能有选择吗？
第二，夏先生用了罗尔斯理论。罗尔斯理论是建立在两个前提之下，没有这两个前提《正义论》根本不存在，第一个前提是基础人权存在性、真实性，没有基础人权真实性，谈不上正义；第二是自由思维媒体传输和选举公平，没有这两个东西，罗尔斯《正义论》根本不适用。
第三，中国现在对哈贝马斯提得很高，对于哈耶克尤其提得高。哈耶克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我是支持她。不过哈耶克理论对于中国是很有害。哈耶克是主张制度自生自发，反对制度建构，这种理论在西方是现实，因为它存在着刚才那两种前提，个人权利真实性，自由媒体讲话和选举可能性。中国哈耶克主义者们把这种哈耶克理论用到中国就是一个反动，因为中国永远不可能自发自生出民主制度来。假如没有民间冒出来部分天才式思想家们，这种自发自生在中国是没有前途。所以我认为，在中国民间应该有大量天才出现。我在网上看到一个消息，说我们应该像朝鲜、古巴学习。这我就不了解了，莫非我们要学习她们无知，学习她们平庸？中国假如用那样一个平庸人来为中华民族选择制度，那中华民族是绝对没有期望。
我说完了。
蔡德诚：我认为今天汇报提出问题是大家一直关注。我认为中国现在确实不含有自发产生制度条件，不过现在我要讲一个小说，去年我去看我中学老校长，她是辅仁大学毕业老知识分子，是个终生正派人，我们很多见解全部是一致。临别时她问了我一个问题，为何全世界搞社会主义，搞马列主义全部这些国家走路径，产生问题，造成危害，从党内到党外非正义迫害，全部是一样？这个问题就包含到今天讲社会制度选择问题。我考虑以后认为，那是因为制度选择不符合基础普遍普适性人性，不是符合每个人内心追求。这种普适性是不分民族不分种族、不分国家、不分历史，是共通。因为中国是不符合，所以就需要一个领袖，一个集团，一个政党，把这个东西高度理念化、理想化，用这个东西来统一意志。要大家违反自己内心意志，去服从一个远大理想，改变自己行为，改变自己思想，去适应那样一个理想，它总是冲突，是矛盾。充足矛盾就推不动，推不动就只能采取灌输措施，强制措施，需要一个优异组织、优异力量率领措施，率领不行就批判。在外面批判不行就批判到党内来，党内还批判到高层，因为人性强制扭曲肯定要跟制度建立相抗衡，而这种制度解释权只有最高领导者才有。要是两个人就不能保持一致了，毛泽东、刘少奇就不能一致，毛泽东和邓小平也不一致，最终只能跟一个人一致，这个人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