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如何影响低收入群体幸福感——来自中国四省实地调查的实证分析.pdf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1月，第5 4 卷第1期,Jan.,2024,Vol.54,No.1Journal of Northwest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JNWU【中国式现代化研究】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如何影响低收人群体幸福感？来自中国四省实地调查的实证分析朱楠,李荫2（1.西北工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陕西西安7 10 12 9;2.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陕西西安7 10 12 7）摘要：相对贫困治理任务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决定了低收入群体谋求美好生活、获得幸福感具有一定的挑战。经济增长和收入水平上升并不一定增加低收入群体的幸福感，在中国“伊斯特林悖论”已经出现,尤其是在相对贫困情境下,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成为低收入群体平等地享有机会、提高潜能的关键因素，有助于提升其幸福感。本文通过梳理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与低收入群体幸福感的逻辑关系，提出基本公共服务通过“赋权”和“增能”来提升低收入群体幸福感的理论假说，并采用中国四省实地调研的数据，研究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对低收入群体幸福感的影响机理。研究表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能够显著提升低收入群体幸福感，其中供给满意度中充足性、均衡性、便利性和普惠性越高，幸福感水平越高。在进一步的分析中,赋权、增能影响机制均发挥了显著的作用,但对于低收入群体而言,增能的影响更强。此外,异质性分析发现在城乡以及不同年龄段的低收入群体之间,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对低收入群体幸福感的影响依然显著。据此结论，试从“影响因素一生成逻辑”两个角度提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提升低收入群体幸福感的政策建议，为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提出理论依据。关键词：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低收入群体；幸福感；影响机制中图分类号：C913.7文献标识码：AD0I:10.16152/ki.xdxbsk.2024-01-014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进入2 0 2 3年以来，我国经济运行整体回升，市场需求逐步恢复，居民收人平稳增长，依据对经济社会形势的判断，党中央指出，推动经济社会健康发展，要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表明收稿日期：2 0 2 3-10-0 4。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提高低收人群体幸福感的路径研究”（19 BJL101）；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的治理体系研究”（2 2 JJD630018）；2 0 2 3年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作者简介：朱楠，西北工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西部经济发展研究院研究员，从事公共服务与民生保障研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2 0 2 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2 0 2 3年中央一号文件）。154扶贫工作在摆脱以生存为核心的绝对贫困后,治理相对贫困依然以防止返贫、脱贫攻坚成果巩固为主，体现了相对贫困治理的长期性与复杂性。美好生活既是人民群众的向往期盼，更是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人为人民谋幸福矢志不渝的价值追求。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人民幸福，尤其提升低收入群体幸福感成为衡量相对贫困治理效果的重要标准。因此，守住返贫底线一方面“把增加脱贫群众收人作为根本要求”,另一方面还要提高相对贫困主体的主观感受与社会共识 。然而,经济增长和收人水平提高并不一定增加低收人群体的幸福感。数据表明，19 9 0 2 0 2 1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6 6 3元增加到8 0 9 7 6 元，增加了近4 9倍，已超过世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水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5 10 元增加到4 7 4 12 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6 8 6 元增加到18 9 31元，分别增加了31倍和2 8 倍。但19 9 0 2 0 2 1年，中国居民平均幸福感（满分10 分）由7.2 9 分降到5.5 8 5 分，“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显示作为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在全球15 5 个国家中幸福感水平位于6 0 名之后。由此可见，“伊斯特林论”在我国已经出现,并归因于社会不平等，特别是收人分配不公平导致我国居民幸福感的下降 2 。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3 和舒尔茨（TheodoreW.Schultz）4 认为社会不平等的根源是社会权利、机会和能力的不平等。尤其进入相对贫困阶段后，低收人群体在实际生活状态未达到自身期望水平或低于他人的水平时，容易产生相对剥夺感,这种不平等会造成自身幸福感的缺失 5 。因此，对于低收人群体仅依靠发展经济、提升收人水平已经不能提高其幸福感，他们开始追求基本生存需求之外的更高的目标,如机会平等、个人价值实现等,权利的贫困以及可行能力的不足,成为低收人群体陷入相对贫困的根本原因。因此，相对贫困情境下提升低收入群体幸福感，既要保证低收入群体享有机会平等的权利即对其“赋权”，又要提高低收入群体的可行能力即使其“增能”。基本公共服务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人人平等享有，因此，保障低收人群体平等享有该项权利，是为赋权。此外,基本公共服务还为低收入群体构筑了发展的机会,形成了可行能力 6 。如公共教育、公共文化等，通过新思想、新观念形成低收入群体人力资本的提升机制，社会保障通过分散风险、资源配置以及发展功能 7 ，激发低收人群体创造的潜能,增强其自信心,是为增能。既然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能够实现对低收入群体的赋权和增能,那么提高供给质量，不仅能够满足低收人群体基本生存的需要，而且是实现公平与发展的有效途径，有助于提高低收入群体幸福感。综上所述,本文以低收入群体为研究对象,基于中国四省问卷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是否对低收入群体幸福感产生影响，如何产生影响？为后脱贫时代更好地满足低收人群体美好生活需要，促进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提供理论支持。（一）低收入群体与幸福感低收入群体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相对概念,无论一个国家或地区富裕程度如何,总会有一部分人的收入处于较低水平 8 。国家统计局将居民收入从高到低划分标准，将低收入群体界定为收人处于最低的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 0 2 4 年第1期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2 0 2 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2 0 2 3年中央一号文件）。2021年世界人均GDP是1.2 1万美元左右，中国是1.2 5 万美元。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局长就2 0 2 1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答记者问，2 0 2 2 年1月17 日。3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 9 0、中国统计年鉴2 0 2 1。理查德伊斯特林，丁云，么莹莹.中国的主观幸福感研究（19 9 0 一2 0 10）.国外理论动态，2 0 13（7）：2 4-31.2022年3月联合国2 0 2 2 年世界幸福报告。朱楠等：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如何影响低收入群体幸福感？20%群体。据民政部对低保边缘家庭的新规定，一般指不符合低保条件，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1.5 倍低保标准。而在各省的政策文件和实际操作中,采用“低保+低边人员”的合计，其中“低边人员”是各地以低保的1.5 倍到2 倍之间进行核算。本文在问卷调查和人群筛选中参照民政部和各省政策文件的标准,对低收入群体进行界定，为人均收入低于当地低保标准1.5 倍的全部人员。在相对贫困治理阶段，低收人群体作为重点帮扶对象,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且研究内容多集中于低收人群体增收的影响因素 9 和实现路径 10 、低收人群体与共同富裕 1、社会保障对低收人群体的减贫效应 12 等方面。幸福感是一种个体对自身生活状态的主观综合评价，包含一定程度的积极或消极情绪 。关于幸福感的研究从2 0 世纪7 0 年代开始,国内外研究已经相对成熟，成为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热点,研究内容聚焦于：一是幸福感的构成。Kahnenman 和 Tversky13将幸福感分为主观幸福感和客观幸福感,前者追求主观感受的快乐,后者侧重自我实现；二是幸福感的测度。根据研究需要，构建了不同的幸福感评价指标体系 14-15 ，采取了Ordered Probit 估计法 16 、利他归因法 17 、多层结构方程模型 18 以及取向量表法 19 等研究方法进行测度；三是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微观个体层面年龄、性别、收人2 0】、居住体验 2 1、所处的环境状况 2 2 等都是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宏观层面来看，通货膨胀 2 3、经济全球化 2 4 、经济增长 2 5 等均会显著影响居民幸福感。关于低收入群体幸福感的研究，主要以城市低收入群体 2 6 为研究对象，更多地从价格波动 2 7 、收入增长 2 8、努力指数 2 9 等经济方面进行分析，从非经济方面进行研究的较少。（二）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与低收入群体幸福感依据“伊斯特林论”,经济发展并不是影响居民幸福感的唯一因素，从享受基本公共服务微观个体的主观满意度出发，发现基本公共服务可以有效提升居民幸福感 30 ,特别是医疗卫生的便利性、教育的公共性和住房保障的充足性、便利性均显著影响居民幸福感 31。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来看，人均社会性支出特别是教育、医疗投入的增加，能够显著提升居民幸福感 3-3。综上所述，现有研究表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是提升居民幸福感的有效途径,那么他对低收人群体幸福感的影响又是怎样的？本文借鉴阳义南 34 的研究以基本公共服务的充足性、均衡性、便利性以及普惠性四个维度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质量进行衡量,研究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对低收人群体幸福感的影响。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H1: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能够显著正向影响低收人群体幸福感,其充足性、均衡性、便利性、普惠性均对低收人群体幸福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三）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对低收入群体幸福感的影响机制：赋权与增能1.影响机制：赋权在2 0 0 0 一2 0 0 1年世界发展报告中，世界银行以“与贫困作斗争”为主题，提出机遇、赋权和安全保障相辅相成的反贫困战略，旨在解除“锁”,穷人本身能创造一个没有贫困的世界 35 。赋权，实质上在于保障平等参与的权利，而对于低收入群体的赋权实质上是赋予其享有机会平等的权利,从而有利于社会公平感的提高。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为低收人群体提供了更多阶层流动的机会以及改善人力资本的途径，提高低收入群体承担风险的能力，增强其社会公平感 36 。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提升又有助于公众获得更多平等的权利，从而改善个体面临的机会不平等 37 ,并通过调节初次分配的不公，降低低收人群体的相对剥夺感，提升其社会公平感 38 。此外，居民对社会公平的感知越高，幸福感会越高 39 ，其中社会阶层低的人容易受到社会公平感的影响，而社会阶层较高的人受到的影响较小 4 0 。因此，本文认为通过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来实现对低收人群体赋权,增强其社会公平感，最终实现幸福感的提升。基于此，1552 0 2 2 年11月，民政部国家乡村振兴局关于进一步做好最低生活保障等社会救助兜底保障工作的通知。156本文提出以下假设：H2：社会公平感在基本公共服务与低收入群体幸福感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2.影响机制:增能阝阿马蒂亚森从能力视角提出可行能力，即人的潜在能力是个人发现、获取、利用、转化、发展资源的能力 4 1，而提高个人可行能力的过程就是要实现个人的发展 4 2 1。因此，增能包括两个层面的含义，基本的可行能力和可行发展能力，从这两个层面着手对低收入群体增能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可有效实现对低收入群体增能。如,社会救助对低收人群体给予物质保障和服务支持，不仅保障了基本生存权，而且精神慰籍得到满足，帮助了低收人群体更好地融人社会。医疗卫生服务能够规避疾病风险,保障了低收入群体生产及再生产的能力。以上服务都具有提高基本可行能力的作用。此外,发展教育是兼顾公平、缩小收入差距的重要途径，教育显著地影响社会阶层的代际流动,提高个人可行发展能力。因此,基本公共服务通过提升低收人群体基本可行能力以及可行发展能力进行增能,进而提升个人发展感，而发展感是幸福感产生的动力 4 3。基于此,本文认为基本公共服务通过对低收入群体增能,来提升其幸福感。研究假设如下：H3：个人发展感在基本公共服务与低收人群体幸福感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综上所述，对于低收人群体而言，个人发展感是实现社会公平感的基本前提。只有个人充分发展，即物质和文化需求得到满足，才能从根本上摆脱返贫的风险。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追求社会公平感，建立相对公平合理的社会利益格局和利益获得机制，逐步提升社会公平感，进一步印证了“先做大蛋糕”，“再把蛋糕公平分配”的中国式发展道路具有一定的社会心理基础。因此，本文认为低收人群体作为微观个体，其幸福感遵循从微观（个人发展）到宏观（社会公平）的生成逻辑，如图1所示，提出以下假设：H4：基本公共服务通过个人发展感与社会公平感的链式中介作用提升低收入群体幸福感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 0 2 4 年第1期赋权机制社会公平感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低收入群体幸福感个人发展感增能机制图1个人发展感和社会公平感提升低收人群体幸福感的逻辑关系三、研究设计（一）数据来源及变量设置1数据来源本文的数据来源于实地问卷调查,项目组于2 0 2 1一2 0 2 2 年基于我国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差异,采用目的性随机抽样的方法,选取了陕西、浙江、山西和吉林四个省份,样本覆盖我国东中西三大区域及城乡地区。此外,考虑到低收入群体私密性,项目组在样本地政府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根据工作人员提供的名单,按照异质性抽样法，选取被访人员，基本涉及到我国低收入群体陷人贫困的主要原因，包括了、寡、孤、独、疾病（身体和心理）、残疾、年老、上学、多子女朱楠等：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如何影响低收入群体幸福感？抚养及单亲家庭、技能缺失且无稳定收入、下岗及生态性贫困等因素。本次调研共发放了问卷30 0 0份，回收有效问卷2 7 19 份，有效回收率为9 0.6 3%,其中符合低收入群体标准的共计8 8 7 份，其余为低收入群体的对照组进行相关问题研究。2变量设置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低收人群体幸福感。通过文献梳理,对幸福感的研究主要从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进行衡量。由于现有文献以研究主观幸福感为主,且主观指标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因此本文也从主观层面来衡量低收人群体的幸福感。在问卷中,询问被访者“请您给您目前的幸福感评分（1一10 分，分数越高表示您越幸福）您的打分是？分数越高，其幸福感水平就越高。为便于分析,本文将低收人群体幸福感划分为五个等级，由“非常不幸福”到“非常幸福”,其中1级=1表示非常不幸福（幸福感打分为1、2）,2 级=2 表示不幸福（幸福感打分为3、4）等等，以此类推。表1中是8 8 7份低收人群体幸福感分布情况。其中，回答由“非常不幸福”到“非常幸福”的比例分别为3.5%、7.1%37.5%、36.6%、15.2%。幸福感等级非常不幸福(1级）不幸福(2 级)一般(3 级)比较幸福（4 级）非常幸福(5 级)总计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质量作为关键解释变量，以公众接受政府服务时满足其期望及需求的程度 ，即感知质量及满意度 4 5 进行衡量。因此，本文采用低收入群体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主观满意度代表供给质量。问卷中询问被访者“综合考虑各个方面，您对居住地目前公共服务总体上在各方面的满意程度如何？（公共服务供给的充足程度、地区及城乡间分布的均匀程度、获取公共服务的便利程度、享受公共服务的普遍程度）”测量分值为1一5 分，“非常不满意”为1分，“非常满意”为5 分。为降低解释变量以外因素对结果的影响,本文引入人口学变量（性别、年龄、户籍、受教育水平、政治面貌、婚姻状况、个体健康状况等）为控制变量。据表2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低收人群体幸福感的均值为3.5 3,标准差为0.9 5 2,表明四省份低收入群体幸福感平均水平较高，但与总分相比仍然存在一定的上升空间。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均值为3.4 3,其中充足性、均衡性、便利性以及普惠性均值分别为3.4 4、3.37、3.4 6、3.4 6,最高与最低的均值相差0.0 9,说明均衡性是未来基本公共服务发展中的重要目标。(二)实证模型问卷中对低收人群体幸福感的度量采用的是有序离散变量，基于这样的数据类型,本文采用有序Probit回归模型（Ordered Probit,Oprobit），考察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对低收人群体幸福感的影响。模型假定存在一个能够代表被解释变量的Happiness 的潜变量Happiness*,Happiness*由公式(1)决定：Happiness*=;+,Supply;+,Controls;+8;其中,Happiness代表第i位低收人者主观幸福感的潜变量，,Supply；表示关键解释变量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包括基本公共服务充足性、均衡性、便利性以及普惠性，Controls；表示控制变量，为常数项,表示变量系数。如果0,表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对低收人群体幸福感有正向影响，8 表示误差项。当潜变量Happiness低于临界值C1时，第i位低收入群体感到非常不幸福（Happiness；=1）；高于C1 157表1低收入群体幸福感分布状况样本数3163333325135887比例(%)3.57.137.536.615.2100.0158但低于 C2时,感到不幸福（Happiness；=2）；以此类推，当 Happiness高于 C3但低于 C4 时,感到幸福（H a p p i n e s s;=4);高于 C4 时,感到非常幸福(Happiness;=5）。Happiness;=假设服从正态分布,X表示解释变量，（）表示服从标准正态分布的分布函数，则Happiness；可以表达为：Pr(Happiness;=1)=Pr(Happiness C1)=(C1-X)Pr(Happiness;=2)=Pr(C1 Happiness C2)=(C2-X)-(C1-X)Pr(Happiness;=5)=Pr(C4 Happiness)=1-(C4-X)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变量变量定义因变量低收人群体幸福感从非常不幸福到非常幸福得分，1-5 分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从非常不满意到非常满意得分，1-5 分基本公共服务充足性从非常不满意到非常满意得分，1-5 分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从非常不满意到非常满意得分，1-5 分自变量基本公共服务便利性从非常不满意到非常满意得分，1-5 分基本公共服务普惠性从非常不满意到非常满意得分，1-5 分年龄被访者年份一出生年份性别男=1;女=2非常不好=1；比较不好=2；一般=3；比较健康状况好=4;非常好=5农业户口=1；非农业户口=2;统一居民户户籍口=3;其他=4控制没有上过学=1;小学=2;初中=3;高中/中变量受教育水平政治面貌婚姻状态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 0 2 4 年第1期1,Happiness*C12,C1 Happiness*C2(5,C4 F/Prob chi20.000Pseudo R20.043N887注：括号中的数值是回归系数估计量的稳健性标准误；*P0.10，*P 0.0 5，*P FR-squared控制变量样本量注：括号中的数值是回归系数估计量的稳健性标准误；*P2.58，在1%的水平上显著。（三）影响机制分析1.稳健性检验由于研究中的自变量与因变量都是主观变量,研究结果容易受到个体主观因素的影响。因此,为了降低个体主观因素差异造成结果出现偏差的可能,本文在基本回归的基础上引入了代表个体主观因素的变量，即社会公平感与个人发展感,并采用主观评估法 5 0 进行测量。在调查问卷中，关于社会公平感的问题是“我认为当今社会是公平的”，关于个人发展感的问题是“我认为我能得到很好的个人发展”，回答选项设为五个等级，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由低到高分别赋值1一5 分，分值越高，被调查者的公平感、发展感程度越高。表6 显示了加入社会公平感与个人发展的回归结果。结果表明,模型2 加人社会公平感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对低收入群体幸福感存在显著影响。模型3中加人社会公平感、个人发展感之后，依然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能够显著正向影响低收入群体幸福感，且具有很强的稳健性。3.7123.4040.3080.0674.56162此外,通过对比模型1和模型3,在加入社会公平感与个人发展感之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回归系数仍然显著，但回归系数由原来的0.2 0 1降低到了0.0 9 8。因此，本文需要通过建立多重中介效应模型，验证社会公平感与个人发展的中介作用，分析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对低收人群体幸福感的影响机理。变量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社会公平感个人发展感控制变量NProb chi2Pseudo R2注：括号中的数值是回归系数估计量的稳健性标准误；*P0.05，*P 0.0 1。2.赋权、增能影响机制分析（1）描述性统计和变量间的相关性分析。表7 是描述性统计以及相关性分析结果。结果显示,社会公平感、个人发展感均值均接近样本最大值，表明低收人群体的社会公平感、个人发展感水平较高。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与社会公平感、个人发展感、低收入群体幸福感彼此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因此,该分析结果适合进一步分析中介效应。变量11.基本公共服务供给3.4332.社会公平感3.2503.个人发展感3.3804.低收人群体幸福感3.530注：*在0.0 1水平上显著相关。(2)多重中介效应检验。本文在研究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对低收入群体幸福感影响机制的过程中，根据低收入群体幸福感遵循从微观的个人发展到宏观的社会公平的生成逻辑，使用了多重中介效应中链式中介模型。以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为自变量，低收人群体幸福感为因变量，个人发展感（M）、社会公平感（M2）为中介变量，以人口学特征为控制变量，检验个人发展感与社会公平感的中介作用,以此验证赋权、增能的影响机制,并比较两者影响效应的大小。本文借鉴柳士顺的研究 5 1,构建如下多重中介效应模型：Happiness;=,Supply;+,Controls;+liM;=,Supply;+2Controls;+2iM2;=,Supply;+82M1:3Controls;+3iHappiness;=8,Supply;+8,Mi;+8,M2;+4Controls;+4i其中，表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对低收入群体幸福感的总效应,（i=1,2）表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对中介变量的影响效应,8 1是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对低收人群体幸福感的直接效应，系数8 2、8 3表示控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 0 2 4 年第1期表6 稳健性检验模型1模型20.201*0.118*(0.045)(0.048)0.192*(0.037)控制控制8878870.000.000.0270.041表7 描述性统计、相关分析结果均值标准差0.9171.1681.0660.952模型30.098*(0.047)0.101*(0.039)0.216*(0.043)控制8870.000.0532310.369*0.267*0.167*410.492*0.222*10.273*1朱楠等：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如何影响低收入群体幸福感？制了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后,中介变量对低收入群体幸福感的影响效应。中介效应等于间接效应(,82+8+82），总效应等于间接效应加上直接效应，即1=82+28+1828+1。对中介效应的检验采用Bootstrap(5000）法，使用SPSS插件PROCESS中模型6 进行分析，得到表8关于变量关系的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显著正向预测个人发展感与社会公平感，个人发展感、社会公平感均能正向预测低收人群体幸福感。具体路径如图4 所示。表8 链式中介模型中变量关系的回归分析回归方程整体拟合指数结果变量预测变量个人发展感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控制变量社会公平感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个人发展感控制变量低收人群体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幸福感个人发展感社会公平感控制变量注：*P0.05,*P0.01。163:回归系数显著性tRR20.3100.0960.5760.3320.3570.1270.444*个人发展感F11.65648.33912.765社会公平感0.257控制0.2480.444控制0.0690.2010.010控制7.847*控制8.521*15.277*控制1.992*5.371*2.576*控制0.257*0.010*0.248*0.201*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中介效应分析表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对低收入群体幸福感影响的总效应、直接效应与中介效应均显著,效应值分别为0.15 7、0.0 6 9、0.0 8 8。具体来看，中间效应通过三条中介链产生：一是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一个人发展感低收入群体幸福感（0.0 5 2）；二是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社会公平感一低收入群体幸福感（0.0 2 5）；三是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个人发展感社会公平感一低收人群体幸福感（0.0 11）。采用Bootstrap(5000)方法，计算9 5%置信区间。根据表9 可知，三条中介链的置信区间均不包含0，表明个人发展感、社会公平感的中介作用以及链式中介作用均显著，假设H2、H 3、H 4 得到证明。如表9所示。为了进一步分析中介效应的影响,通过中介效应占比发现，个人发展感中介效应占总间接效应的比例最大，表明个人发展感的中介作用最大。相比社会公平感，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提升低收人群体幸福感更多地通过提高低收入群体个人发展感获得，通过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服务供给形成对低收入群体的人力资本投资，提高了可行发展能力，以实现对低收人群体的增能，促进其向上发展的阶层流动，从而获得幸福感。0.069*图4 链式中介作用图注：*P0.05，*P chi2Pseudo R2注：括号中的数值是回归系数估计量的稳健性标准误；*P0.05，*P chi2Pseudo R2注：括号中的数值是回归系数估计量的稳健性标准误；*P0.05，*P 0.0 1。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关乎民生，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更是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的重要保障。基于此，本文分析得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是低收入群体平等地享有机会、提高潜能的关键因素，低收入群体遵循从个人发展到社会公平的生成逻辑来获得幸福感。通过该研究，为治理相对贫困通往共同富裕的道路中提供了中国经验。（一）主要结论及相应的问题本文对吉林、陕西、浙江和山西四省进行抽样调查，以调研数据为依托研究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对低收入群体幸福感的影响及其影响机理，认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对低收入群体幸福感具有重要影响。采用满意度来衡量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质量，供给质量提升可以显著提高幸福感。具体来看，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四个维度充足性、均衡性、便利性和普惠性均显著影响低收人群体幸福感。通过进一步研究发现,基本公共服务供给通过“增能”和“赋权”的影响机制均能提高低收入群体幸福感,其中增能的影响更为突出。因此,增加对低收人群体的人力资本投资，保持社会阶层的流动性，以及保障低收入群体劳动力资源的生产和再生产都有助于提升低收人群体的幸福感。同时，由于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对城镇的低收入群体幸福感的影响要大于农村，受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均等化和供需不匹配等问题的困扰,打通基本公共服务为农村低收人群体赋权和增能的路径,是增进农村低收入群体获得幸福感的重要任务。此外,不同年龄段的低收人群体,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影响程度不一样,其中对中年阶段的低收入群体影响最大。(二)相关政策建议基本公共服务作为一种特殊的公共产品，离不开政府的主导责任，在经历了从基本建设到“全覆盖、均等化、重体系”的发展过程后，一方面，只有继续加大财政的投人力度，提高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才能更好地实现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求的目标；另一方面，补齐基本公共服务短板，提升供给质量。在充足性方面,针对低收群体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在以政府为主导的前提下,形成市场和社会组织的165表11年年龄异质性分析Oprobit青壮年中年0.142*0.304*(0.056)(0.099)控制控制5372620.000.000.0240.049五、结论与建议边际效应(Happiness=5)老年青壮年0.411*#0.032*(0.167)(0.013)控制控制885370.0320.088中年0.072*(0.023)控制262老年0.062*(0.023)控制88 166有利补充,解决供给的“数量与质量”问题。在便利性方面，打通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最后一公里”，提升低收入群体享受服务时的使用体验。在普惠性方面，建立惠及低收人群体，享受机会均等、公平可及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在均等化方面，重视城乡间的均等化问题,既要平衡城乡之间的公共资源分布，增加对农村低收入群体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又要充分考虑农村低收入群体的真实需求，并进一步调整、优化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结构，解决供需不匹配的现实困境。此外，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针对中年阶段的低收人人群,基本公共服务做好“一小一老”的保障，有助于缓解中年阶段的主观相对贫困。值得重视的是,通过基本公共服务的“赋权”与“增能”,可以缓解低收入群体脱贫返贫的风险，使他们“有机会、有能力”获得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服务，有利于低收入群体形成基本可行能力和可行发展能力，帮助其打破自身局限性，更好地实现阶层流动，满足低收入群体个人发展需要，参考文献1罗必良,洪炜杰,耿鹏鹏,等.赋权、强能、包容：在相对贫困治理中增进农民幸福感 J.管理世界,2 0 2 1（10）：16 6-181,240,182.2何立新,潘春阳.破解中国的“Easterlin悖论”：收入差距、机会不均与居民幸福感J.管理世界,2 0 11（8）：11-2 2，187.3阿马蒂亚森.贫困与饥荒 M.王宇,王文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 0 0 1.【4 舒尔茨.论人力资本投资M.吴珠华，译.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 9 0.5赵建国，于晓宇.公共服务绩效如何影响居民幸福感：社会公平感与居民收入的作用 J产业组织评论，2 0 2 0（1）：98-123.6胡志平.基本公共服务、脱贫内生动力与农村相对贫困治理 J.求索,2 0 2 1（6）：14 6-15 5.7 朱楠,刘斌.新时代西部地区新动能培育中社会保障发展的路径 J.陕西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 0 19（5）：1-12.8 张栋,刘文璋.“单人户”人保对低收人群体贫困脆弱性的缓解作用研究一一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J.经济问题探索,2 0 2 2(4）:5 5-7 8.9潘华.中国低收人群体增收的影响因素与实现路径研究 J.宏观经济研究,2 0 2 0（9）：130-139.10黄征学,潘彪，滕飞.建立低收入群体长效增收机制的着力点、路径与建议 J.经济纵横,2 0 2 1(2：38-4 5,2.11杨立雄.低收人群体共同富裕问题研究J.社会保障评论,2 0 2 1（4）：7 0-8 6.12沈冰清,郭忠兴.新农保改善了农村低收人家庭的脆弱性吗？90-107.13 KAHNEMAN D,TVERSKY A.Experienced Utility and Objective Happiness:A Moment Based ApproachJ.The Psychol-ogy of Economic Decisions,2003(1):187-208.14万广华，吕嘉滢.中国高质量发展：基于人民幸福感的指标体系构建及测度 J.江苏社会科学,2 0 2 1（1）：5 2-6 1.15张兴祥,钟威,洪永淼.国民幸福感的指标体系构建与影响因素分析：基于LASSO的筛选方法 J.统计研究,2 0 18(11):3-13.16石华平,易敏利.环境治理、高质量发展与居民幸福感一一基于CGSS(2015）微观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J.管理评论,2 0 2 0(9):18-33.17】朱月乔，周祖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会提高员工幸福感吗？一基于归因理论的视角 J.管理评论,2 0 2 0（5）：2 33-242.18余红伟，沈珺，李丹丹.中等收入阶层幸福感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 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 0 16（11）：115-12 3.19 LORENTE L,TORDERA N,PEIRO J M.Measurement of Hedonic and Eudaimonic Orientations to Happiness:The SpanishOrientations to Happiness Scale J.Spanish Journal of Psychology,2019(22):1-9.20J LJUNGE M.Migrants,Health,and Happiness:Evidence that Health Assessments Travel with Migrants and Predict Well-be-ing J.Economics and Human Biology,2016(Sep.):35-46.21 SONG Y,LI M,ZHANG M,et al.Study on the Impact of Air Pollution Control on Urban Residents Happiness from Micro-scopic Perspective J.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2019,229(C):1307-1318.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 0 2 4 年第1期？基于分阶段的分析 J.中国农村经济,2 0 18(1)：朱楠等：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如何影响低收入群体幸福感？22 BRERETON F,CLINCH J P,FERREIRA S.Happiness,Geography and the Environment J.Ecological Economics,2008(2):386-396.23陈刚.通货膨胀的社会福利成本以居民幸福感为度量衡的实证研究 J.金融研究,2 0 13(2)：6 0-7 3.24马汴京，蔡海静.经济全球化如何影响了中国居民幸福感来自CGSS2008的经验证据J.财贸经济,2 0 14（7）：116-127.25种聪,岳希明.经济增长为什么没有带来幸福感提高？一对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的综述 J.南开经济研究,2 0 2 0(4):24-45.【2 6 项迎芳，王义保.提升城市低收人群体幸福感的逻辑进路 J.理论探索,2 0 2 1（1）：8 3-9 1.27牛楠.影响城市居民幸福感因素的实证分析一一价格波动对低收入群体幸福感的影响调查 J.价格理论与实践，2012(2):55-56.28王岩，杨沫.居民收人与主观幸福感：影响机理与实证研究 J.贵州财经大学学报,2 0 15（1）：13-2 1.29王洁菲,姚树洁.收人差距、努力指数与居民主观幸福感 J.南开经济研究,2 0 2 2（4）：3-2 1.30冯亚平.城市规模、公共服务满意度与居民主观幸福感-(S1):358-362.31赵洁,杨政怡.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增加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了吗？一基于CGSS2013数据的实证分析 J.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 0 17(6):8 0-8 6.32梅正午，孙玉栋，丁鹏程.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对居民获得感影响研究 J.价格理论与实践，2 0 19（5）：14 1-14 4.33鲁元平，张克中.经济增长、亲贫式支出与国民幸福一一基于中国幸福数据的实证研究 J.经济学家,2 0 10（11）：5-14.34阳义南.民生公共服务的国民“获得感”：测量与解析基于MIMIC模型的经验证据 J.公共行政评论,2 0 18(5):117-137,189.35穆罕默德尤努斯.穷人的银行家 M.吴士宏，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 0 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