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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上财商学院全球EMBA圆桌论坛
嘉宾发言（摘录）
“美国经济疲软”、“欧美债务问题”、“国际金融市场”这类新闻在2011年充斥于各大媒体，全球经济在后“美债危机”时期所面临的不确定性，令世界各国投资者、企业家担忧。

然而，“美债危机”仅仅是一个事件，它背后隐藏着经济金融全球化这把双刃剑，最终导致的是全世界金融过渡体系之争。

在这样的背景下，正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经济出路在哪里？未来经济走势又将如何呢？面对如此众多经济问题，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举办了第一期全球EMBA项目圆桌论坛，针对“霸王点火，灼烈江湖”后“美债危机”时代进行讨论，到场专家就该话题进行探讨。
与会嘉宾：
戴国强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副院长
魏尚进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金融学与经济学教授
金岩石独立经济学家
何众志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副院长
洪榕证券之星董事长、中国著名财经评论家
一 问：美债危机是真危机吗？
主持人：自从标普将美国国债降级之后，世界经济风云变幻。对于美国的债务危机，业内人士也是众说纷纭。美债危机能否构成一场真正的“危机”？它离我们究竟有多远？
魏尚进：“美债危机”既是假危机又是真危机。现在市场上愿意以相对高的价格，相对低的利息购进美国国债，因为民众认为政府不还债的可能是非常低的，因此这可能并不是一场“危机”。但是对债权国来说，“美债危机”可以说是一场“危机”，因为如果说美元受到影响出现大幅度的贬值，即使美债没有出现技术性破产，债权国的利益也会大量地损失，并且这一概率是非常高的。目前，10位经济学家中有7位认为，美元相对其他各国货币都会出现大幅度的贬值现象。
何众志：美债评级下调警示的意义更大，美国主权债务评级下调后，美国国债创造了新高。美债评级下调反而价值上升了。这是值得中国外汇储备局高兴的事情。另外，从市场的反应来讲，美债还是最安全的，因此可以说美债“危机”有点言过其实。但是另一方面，美债危机之后QE3可能会很快推出，这一举措会给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经济带来货币增发，导致资本流动泛滥，这一后果的影响是很大的。
洪榕：就市场的角度而言，危机本身其实离我们很远我们都不太会去关心这些事，我们会担心危机的杀伤力。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危机往往没有被大家意识到，所以很少有人会预先认识到危机，能够坐下来讨论的危机从来都没有什么杀伤力。
二 问：QE3会为中国带来什么？
主持人：由于美国庞大的债务中很大的一部分是国外人持有的，从美国自己的立场出发，降低政府负债的最好的途径之一就是通过货币贬值，让世界各国分担美国的痛苦。在这样的诱惑下，美国推行QE3的概率很大。那么这会对中国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金岩石：因为债券就是货币的期货，只要货币和债券之间的关系可以保持平衡，危机就可以过去。要化解这个危机，必须创造一个大的池子，在人民币有限国际化的条件下，形成某种程度的区域货币同盟。就中国而言，目前我们在亚洲地区已经有两个指标超过了传统的亚洲经济大国日本，一个是GDP总量，另外一个就是A股市场的流通市值。这意味着，亚洲货币同盟的形成是有可能的。一旦亚洲形成以人民币为关联支柱的某种形态的货币，这个货币的崛起将会对整个经济环境起到重大的变革作用。届时，美债仅仅是在全球江湖当中的一个很小的部分，美债危机也就谈不上是一场“危机”了。
戴国强：对中国央行，目前是有矛盾纠结点:如果不采取紧缩政策，会导致我国的CPI上升压力增加；如果说采取的话，中小企业的日子又比较难过。商业银行从本身风险的角度考虑，他们对中小企业的贷款控制得比较严，这可以理解，但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风险观也应该发生变化。比如美国的花旗银行，他们对中小企业的贷款还是比较积极的。花旗有一套风险管理——并不是说企业要求贷款的时候银行才关注，而是银行主动关注中小企业，挖掘前景好的中小企业，等这些企业需要贷款时，银行只需进行一些技术上的审查就可以把款项放出去。我们的银行也可以效仿借鉴，主动关注中小企业。
三 问：中国外储该投什么？
主持人：在此次美债危机前后，中国外储也面临了一次重大的考验，在国际经济形势和国际金融市场动乱之下，巨额的外储面临着缩水和贬值的压力。尽管诸多金融专家疾呼外储投资多元化，但外储投资决策部门面对巨额数字仍显得手足无措。中国的外储究竟应该投什么？怎么投呢？
魏尚进：中国作为一个官方的海外持有者，拥有这么大的财产，对国家来说是不太明智的做法。我认为我们的官方，无论是外储还是中投公司，可以投资债转股。首先，我们把投资的“牌”压在美国经济上肯定没错，但不应该压在美国政府上。其次，我们应该大幅减少中国官方持有海外资产的分量，而要大幅提高民营部门持有海外资产。综合考虑，债转股可以优化中国对海外资产的持有，也可以降低海外资产贬值的概率。
金岩石：债转股的提议很好，但就债转股而言，通常债和股是同一个法人主体才可以进行，但是中国拿的是美国的债，而美国又是纯政府，中国怎样把美国国债转换成美国企业的股票呢？
魏尚进：如果美国政府愿意购买固然最好，若美国政府不愿意，我们也是可以通过市场行为来实施的。比如我们新增加的外汇储备可以不新增持美国国债，而是直接想办法去寻找拥有创新能力的公司。如此一来，可以在不影响美国国债市场价值的情况下，降低存量的持有，转而拥有更多的企业股权。
洪榕：我们此前投资了黑石，但除了获得名气之外，什么都没有得到。我认为我们的外储当前还只能投美国国债。当前中国能做的就是贴身紧逼，就像拳击赛中把对方抱得紧紧的，把美国抱得紧紧的。既不让对方的拳头打到自己，也不让对方使得上劲儿。
四 问：人民币该何去何从？
主持人：在当前的全球经济背景下，国际货币体系就是一个现代版的三国演义。一方是美国，一方是欧元区，一方是中国。目前，美元很明显有其强大的后盾，那就是与其捆绑的石油；欧元加黄金的战略也使得欧元的未来比较明晰。但人民币却让人摸不着头脑。在美元和欧元的夹击下，人民币的出路在哪里呢？
魏尚进：当前我们讨论的重点不应该是人民币的升与降，而是人民币的汇率制度的空间和管理。无论人民币是升还是降，中国央行都会增加对货币工具的控制，使得国内的通胀和美国的货币政策可以进行有效的剥离。
金岩石：汇率肯定是朝着浮动的方向走，无论哪一个国家，只要你选择了开放政策，必然在一定程度上要和国际货币市场接轨，进而调整资本流动。但是浮动的概率多高，这是一个技术问题。就中国而言，现在的浮动利率是以升值为导向的，我们选择的是浮动性升值，而不是浮动利率。
魏尚进：我认为人民币浮动的空间是可以选择的。实际上对经济活动最重要的是实际汇率，而各国的经验表明，中长期之内，通过名义汇率制度的选择来强行控制实际汇率基本是行不通的。比如中国现在为什么出现通货膨胀，就是因为人们认为现在的实际汇率需要人民币的实际价值有4%-5%的上涨。如果不能放开，那只能以中国通胀高于美国通胀的形式来体现。但如果人民币升值放开，人们会发现人民币理性增长的幅度就是5%-6%左右，而不是想象中的30%-40%。因此，实际汇率的波动是很难以民意汇率的政策来控制的，名义汇率放松一点，对实体经济影响并不是很大。
五 问：中国需要解决什么？
主持人：有人认为，要摆脱危机就要寻找到一个平衡的政策大家不要把眼睛盯着美联储的QE3，也不要只关注美国的财政政策。那么，对中国而言，面对这场危机还应作出怎样的对策？中国应该如何走出美债危机的阴影呢？
洪榕：在中国新的税收政策下，又多了6000万中国人不需要纳税了。但我认为减税只是表象，中国的税负很重，减掉的部分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收回去。应对危机，减税只是浮云，关键还需要解决根本性的问题。
金岩石：税和通胀是通过发货币来实现财富的再分配，政府参与经济，必然带来的结果就是用通胀剥夺居民的财产。中国当前实际的通货膨胀，从1992年到2011年，平均明年的通货膨胀是14%以上。而这些可以消化国家5至6年的债务。因此债多了不用愁，债务问题永远是一个政治问题。欧债危机和美债危机很大程度上是政治而不是经济。所以，中国的事还是要依靠中国自己解决，将来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巨额的人民币问题，这才是真正的世界性问题。
魏尚进：中国经济“五高一低”的现象引人瞩目。第一，居民储蓄率居高不下，表明经济增长，老百姓不敢把收入转化成消费；第二，消费水平的提高跟不上GDP水平；第三，房价增速高于GDP增速，房产之外的消费会越来越少。百姓收入的增速低于GDP增速，这是多年来的普遍现象；第四，收入差距不断增大；第五，经常化账户顺差居高不下。虽然政府动了很多脑筋，但成效还是有限。中国经济面临的各种挑战最关键的问题是GDP增长到底能不能持续？如果增速保持很高的话，很多问题会化解，但是如果增长出现了问题，就会令很多人担忧。要关注中国经济增长的未来，就不得不关注民营企业的增长，这是中国经济能否维持高速发展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