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专业-国有企业改革与城市贫富拉大的相关性理论分析本科毕业论文.doc

成绩院 系：经济管理学院 年 级：2001 专 业：经济学专业 本科生毕业论文题 目： 国有企业改革与城市贫富拉大的相关性理论分析 独创性声明 本文作为笔者的本科毕业论文，经过了谨慎的思考。笔者在开题以前与导师进行过认真的探讨，做了大量的翻阅文献和调研走访工作。行文过程中用以支持本文的主要论点而引用的有关观点，文献资料及数据均标明了出处。文中笔者的主要观点为其独创性研究。前 言随着中国市场经济20多年飞速发展，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同时中国的社会经济仍不断出现新的问题。当前，中国社会面临的两个比较大的社会经济问题是国企改革和贫富差距扩大。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国企改革仍然是中国改革的重要内容，如何继续深化国企改革仍是经济学界关注的热点之一。在2004年“郎顾之争”的风波中，民众和经济学界对国企改革的反映和由此产生的广泛影响是始料不及的。舆论的压力和改革的现实情况迫使国家最后宣布国有大型企业不准搞管理层收购。同时，民众对郎咸平观点的坚定支持和对中国产权改革的质疑也一斑窥豹的反映出国企改革可能对经济生活产生的深刻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可能是普遍的，负面的。同时，近年来随着经济迅速增长，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迅速拉大，已经开始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和局部不稳定。根据木桶原理，社会的发展水平受发展水平最低的一项制约。如果贫富差距问题不能妥善解决，那么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将面临瓶颈效应产生的巨大阻力。笔者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将有关中国国企改革和贫富差距的各种问题相联系，思考国企改革对城市中贫富差距的影响。为此，笔者关于国企改革和贫富差距做了一个月的调研，在此基础上分析论述国有企业改革与中国社会贫富差距拉大之间的相关关系。目 录1.问题的提出11.1研究背景及意义11.2观点的提出及研究方法12.文献综述12.1关于国企改革的讨论12.2关于贫富差距的讨论23.关于国企经营和国企改革的调研和分析33.1国有企业经营业绩欠佳引发贫富差距产生33.2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寻租问题的调研分析74.城市贫富差距加大的分析104.1从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角度分析城市中收入差距拉大104.2国有企业人员收入变化加大贫富差距135.国企改革与城市贫富差距拉大的相关性分析145.1国有企业改革中各类人占有禀赋不同，改革中地位不同155.2地位优势不同，导致利益分配不公155.3利益分配不公，导致贫富差距拉大155.4改革后穷者更穷富者更富165.5国企改革和城市贫富差距加大的相关性检验166.结论186.1国有企业改革中制度缺欠导致贫富差距186.2改革中的结构调整导致贫富差距拉大18参考文献20附录22摘 要国有企业在经营中表现出管理混乱，债务沉重，业绩欠佳。造成这种现象的深层原因是制度缺欠，由制度欠缺造成的经营不善不仅影响企业业绩，也使贫富差距在企业内部开始出现。因为同样存在着制度欠缺，在当前改革中，寻租现象普遍出现，直接导致改革中利益的重新分配，并且这种利益重新分配加剧收入分配不公，加速城市贫富差距的拉大。从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角度来讲，在二元经济条件下，经济发展中的经济结构调整，不断加大了社会的贫富差距。并且贫富差距现象在扩张的现代化工业部门中比在停滞的传统部门中更严重。在中国，贫富差距受国企改革中的结构变化和国企改革中制度欠缺下的寻租双重影响。因此，国企改革与城市贫富差距有相关关系。关键词：国企改革；贫富差距；寻租；制度创新Correlation Theoretical Analysis on The Reform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 and The gap between Rich and Poor in CityAbstractThe reform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 has became one of important reformation in China since many years exploration in the ways of reforming. The achievement for state-owned enterprise is not good because of their management chaos, heavy debt, and the old institution. That is also the result why it should reform the ownership and build the modern enterprise institution. Although some people can use their right to make advantage in reformation. They rely on such favorable condition to get more fit form the reformation. And there was no good ways to supervision and avoid those things. So the behaviors of use right to get more fit make influence on expand the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poor. Analyses from the develop of economic, the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poor will be more large with the growth of economic, and it is more seriously in the conventional department as in cities. So I considerer that there was correlation between reformation and the gap about wealth.key words：the reformation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 the gap between rich and poor; seek rent; social system innovation一、问题的提出(一)研究背景及意义中国的改革在探索中推进了20多年，取得了瞩目的成绩。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建设各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十六大中，新一代领导人对中国改革的方向做出了明确定位。国企改革将继续深化，产权改革成为当前改革的主要内容，股份化改革形式成为实现产权改革的主要方式。改革的内容从土地承包责任制到承认私有产权，不仅表面的制度法规发生变化，关系市场经济基础的产权基础也发生变化。但是在改革翻天覆地进行的同时，中国社会问题层出不穷，目前最为突出的是由于改革引起的国有资产流失和经济发展中产生的贫富差距问题。社会的贫富差距伴随市场经济的推进产生，随着近年来经济快速的增长，贫富差距扩大的形势越来越严重，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过大的贫富差距影响社会的安定团结，从而影响社会经济整体发展。即不利于整体国民生活水平提高，也不利于社会财富合理分配。因此，贫富差距扩大也成为当前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尤其去年的“郎顾之争”风波演起，部分经济学者和众多民众对郎咸平观点的深刻理解和支持，使得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国有企业改革对社会基层民众带来的影响。由此，笔者欲从国有企业改革的相关影响入手，分析国有企业改革与城市贫富差距加大的相关性。（二）观点的提出及研究方法笔者认为，国企改革和城市中的贫富差距拉大有较为明显的相关关系。故本文研究以此为切入点，力图分析两者之间存在的相关联系。研究的具体角度为国企改革与城市贫富差距拉大相关性理论分析。笔者曾就西安一些国有企业深入调研考察。因此，本文在对企业的实际调研基础上，以西安的国企改革为例，运用有关企业理论分析国有企业问题，用发展经济学的有关理论分析城市贫富差距拉大问题，以经济学中的统计和计量方法为研究工具，通过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论述大中型城市中国企改革出现的各种问题与城市贫富差距扩大之间的相关性。二、文献综述（一） 关于国企改革的讨论关于国企改革，多数讨论集中在国有资产流失和建立产权制度。至今关于国企改革最为激烈的讨论即“郎顾之争”。在2004年的“郎顾之争”中，郎咸平认为：在没有法律规范的情形下进行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会导致合法但不合理的行为产生。他不反对国企改革，但不主张在法律制度缺位的情况下行进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导致一部分人合法的搞国有资产流失，侵占民众的财富，一夜暴富。郎咸平的观点得到了一部分经济学者深刻的理解和支持。“郎顾之争”的另一方是以张维迎为代表的支持国企改革的部分经济学者和大部分的企业家。以张维迎为代表的一派观点认为产权改革应该继续，可以提高经济效率，增进社会财富；张维迎承认改革中的确存在问题，但是改革不能因为暂时出现的一些问题而停止。此外，持中立观点的一派观点认为中国改革经历了摸索，也付出了代价，改革应该继续。在关于“郎顾之争”中一直没有发表意见的吴敬琏也承认国企改革中的确存在国有资产流失。“郎顾之争”代表当代关于国企改革最深刻的讨论，从国有资产是否流失，产权改革是否应该继续的角度进行讨论，也涉及到改革导致的利益重新分配和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关于国企改革造成国有资产流失，贫富差距加大问题刘国光（2005）从公平和效率的角度进行分析， 认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已经形成一种改革精神，现阶段没有必要过分渲染贫富差距扩大的状况，中国社会应该在2010年人均GDP预计达到1500美元以后再来充分关注公平，解决贫富差距问题。何贵忠（2005）从法律的角度认为经济改革中广泛存在正当性危机，实质合法性危机和形式合法性危机，从而导致了经济改革与法治秩序的冲突。法制不健全最终导致国有企业改革出现合法不合理的现象，使一部分人合法的侵吞了国有资产而没有遭到法律约束，民众的利益也没有得到有效保护。（二）关于贫富差距的讨论对于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傅桂林、张燕英（2002）认为，社会主义现阶段存在两种不同的收入规则，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非劳动要素的收入远大于劳动收入，当前不能只重视了按要素分配忽视了按劳分配，导致非劳动要素同劳动要素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2002）认为，城市中随着国有企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失业成为拉开贫富差距的主要问题。城市收入的70%以上来自于工资收入，因此能否就业是影响城市家庭收入的根本因素。国有企业改革后，把大量人员推向社会，他们立刻成为贫困的高发人群。因此，国有企业改革对失业人员的影响非常深刻。樊纲（2003）认为，土地和自然资源配置不当是造成收入分配不公的重要原因。在非劳动生产要素中，资本主要以企业的资产、居民的住房资产等形式存在。土地和自然资源作为最值钱的生产要素，在国有资产的统计中没有数据，而是分布在各个企业里，由各个企业小集团利用，成为企业资产甚至个人资产，造成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公和贫富差距。李燕斌认为应将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与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劳动制度改革以及即将开始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配套结合进行。只有改革同步进行，才能在改革中完善制度，减少改革中的寻租行为。赖德胜认为一个人的满足感由很高的收入、很大的权利、较高的社会声望，足够的闲暇时间四点组成。目前在中国，有些阶层同时占有几个资源，有些阶层四个资源一个都没有。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在于各阶层掌握的选择权不够。在中国，至少对大多数人来讲，还没有充分的选择权。有些资源不能完全由市场来配置，这就造成一部分人先天具有各种资源，而有些人先天不具备各种资源，又不能通过市场来解决，由此带来不平等。但是没有重点提到国有企业中存在的先天资源问题。赵人伟（2003）认为，考虑到二元经济结构和中国基本国情，目前的贫富差距还可以承受。但是财产和金融资产分布不均造成的收入分配不均应该引起注意。改革以来，居民的财产收入增长很快，住房分配造成的收入差距在大城市非常明显；金融资产的分布极不平等也影响收入差距。这种不平等并不都是合理合法经营造成的。加之土地和自然资源配置造成的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改革以前的中国社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众生活水平普遍较低，社会相对公平，贫富差距不大。但是改革以后，贫富差距迅速扩大，因此推断，影响中国人贫富差距的主要因素还是改革。三、关于国企经营和国企改革的调研和分析（一）国有企业经营业绩欠佳引发贫富差距产生笔者对国有企业进行调研的过程中发现，国有企业经营管理不善，经营业绩不佳是普遍存在的问题。但是有相当一部分企业不是因为企业产品被市场淘汰，没有销售量而亏损瘫痪。相反国有企业一般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国有企业经营业绩不佳的原因主要是经营管理不善。企业往往不是没有好产品，没有好市场，而是由于没有好的经营管理导致企业经营状况恶化，财务状况恶化。以下笔者以收集到的几家企业的有关经营状况数据就国有企业的经营业绩欠佳做一分析。1.管理欠佳笔者从微观角度对企业的经营管理进行分析。以下是笔者收集到的西安一家国有企业A的利润表数据表1与国有企业B的利润表数据表2，通过对两表的趋势分析和对比，发现国有企业中的主营业务利润都有剩余，但是营业利润连续两年都是负值，企业A的主营业务利润2002年，2003年分别为2696万元，3986万元。营业利润2002年，2003 年分别为-1495万元，-1160万元。而净利润2002年为11万，2003年为4.8万。这些数据反映出国有企业A净利润低不是因为销售不佳、收入来源匮乏，而是因为相对更高的管理费用和支出抵消了企业的盈利。同时对比表2，2003年企业B主营业务利润为4210万元，营业利润为-18万元，管理费用开支为3415万元，详细数据如表1，表2表1，表2资料来源于笔者对企业的实际调研所示。可见，管理费用过高，净利润较低是国有企业的普遍问题。表1：国有企业A利润表 单位：万元项目2002年2003年1.主营业务收入1191814115减：主营业务成本922210129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7978852、主营业务利润18993101加：其他业务利润16852.8减：经营费用754854管理费用28413603财务费用7227113、营业利润-1495-1160加：投资收益营业外收入12320补贴收入17001800减：营业外支出3164814、利润总额114.8所得税5、净利润114.8表2：棉纺集团B利润表 单位：万元项目金额占主营收入额%1、主营业务收入32900100% 减：主营业务成本2864087% 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500.15%2、主营业务利润421012.8% 加：其他业务利润1350.41% 减：营业费用3701.1% 管理费用341510.4% 财务费用5801.8%3、营业利润-18-0.05% 加：投资收益0 营业外收入1790.55% 减：营业外支出460.1%4、利润总额1130.4% 减：所得税5、净利润1070.3%笔者通过对表1，表2的对比和调研，分析如下：提高企业的业绩的可行途径有：增加主营业务收入、其他业务收入和补贴收入；有效的削减主营业务成本、各种费用和合理避税。从表1，表2可以看出，企业的主营业务利润都比较可观，但是各种费用居高不下，尤其显著的是企业的管理费用居高不下，导致国有企业的营业利润减小。由于传统的国有企业管理体制下预算和实际开支通常没有合理的限制，同时缺乏有效的约束和激励使管理层以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为目标。由于企业的经营管理缺乏与企业绩效挂钩的利益激励，因此日常管理中“拿不完也要用完”的作风在企业显现，致使国有企业的管理费用经常占去当年利润的大部分，有时甚至高于主营业务利润。从财务分析的角度可得，企业管理不善，在企业中较大比重的费用支出直接影响公司的利润和积累，从而影响公司的延续经营和拓展经营。管理不善是造成国有企业经营业绩欠佳的主要原因和影响国有企业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由于国有企业经营业绩欠佳，国有企业为员工谋求的福利非常有限。一方面管理层的混乱管理和缺乏监督的职位消费导致管理费用居高不下，另一方面费用支出冲减业务收入后的营业利润较低，员工的收益相对下降。企业内部利益分配不公，贫富差距在原国有企业内就开始扩大。2.债务过重多数国有企业都有负债，而沉重的债务负担也造成企业资金周转不畅，经营困难，使得“贫者更贫”。国有企业的债务负担问题多数由于历史遗留的财务问题处理不当所致。调研中最典型的某企业由于与银行债务问题没有处理妥善，加之20世纪90年代初期银行利率较高，3000万的债务经过多年复息罚息如今已经过亿元。沉重的债务远超过该企业的偿债能力，也使企业在银行失去了信誉，一旦企业有收入进账，银行会立刻转账，导致该企业近几年资金周转困难，一直处于停产状态，无法正常营运。国有企业由于经营管理不善，业绩不佳，导致企业财务状况恶化，债台高筑，而高额的债务反过来又加剧企业的营运恶化。为了绕开债务问题，原国有企业在关闭停产的基础上，重新招兵买马设立新立公司，展开营运。新营运的公司由于没有先前的债务负担，又能凭借原国有企业的现有资源，包括设备、场地、技术、销售渠道和专业人员，生产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经营业绩较好。不仅解决一部分职工就业吃饭问题，还能在原有基础上有所改善。同时企业以国企名义拿到政府的补贴收入，增进了企业利益。但是对于有明晰产权的新立公司，企业的目标是赢利最大化，故与原国有企业相比，企业管理优化，生产效率提高，需要的人员素质提高、数量相对下降。因此从新立公司中受益的人只是原企业中很少的一部分人，更多的员工待业，靠原国有企业的政策补贴拿基本生活费用，有的人员甚至连基本生活费都拿不全。由于在城市中收入的70%都来源于工资，于是他们一旦进入社会，就被推向贫困的边沿。债务使得原国有企业营运困难，越来越穷；而借壳新立的公司与停运的国有企业并存，不断的吸收和利用原企业的资源，使得利益不断的流向新立公司。从而使形式上属于原企业的人员和属于新企业的人员收入分配差距加大，贫富差距扩大。3.制度缺欠企业的经营混乱在企业内部造成利益的分配不公，致使贫富差距扩大。由此笔者思考：为什么多数国有企业没有采用更好地费用预算机制降低管理费用？为什么国有企业会产生严重的债务问题？新立的公司，采用同样的资源，生产同样的产品为什么能运营良好？笔者认为深层的原因是由于制度缺欠造成。首先，与原国有企业相比，新立公司和改制后的企业能取得良好业绩，在于激励和约束机制不同。国有企业产权属于国家，收入大部分要向国家缴纳利税，亏损要由国家补贴，企业管理层和员工拿死工资，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有限。这种方式不能体现出按劳分配和按要素的贡献分配的优越性，企业的管理者和员工才会“拿不完也要用完”，使得管理费用居高不下。相比在新公司中，干的好收入高；干的多，回报多，明晰的产权促使科学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和激励制度创新，从而改变企业的营运状况。再者，国有企业对于债务的处理也反映出国企制度缺欠问题。一般国有企业规模较大，除去土地价值，现有的存货、原材料，设备也具有可观价值。即便资产贬值缩水，资产净值数额应该较大。因为无法偿债而关闭停业，笔者认为这与处理债务的方式有关。在此问题上存在这样的博弈：当企业，银行的产权都属于国家，债务权责最终要由国家承担时：国有企业贷国有银行的钱，还不还对企业管理层和员工没多少影响，盈利是国家的，亏损由国家补贴，债务不还挂在账上不影响什么；银行不断对不还债的企业罚息复息，作为企业上级主管的行政部门总会给个说法。因此双方都没有激励及时采取合适银行企业帮不帮还- - +不还+ -+ +图1：企业与银行的还债博弈（A）的方式协商处理债务问题。企业还款，既得利益减少（用“-”表示），不还款时既得利益相对增加（用“+”表示）；银行帮助企业开展债务缩水则既得利益减少（用“-”表示）；银行不开展此项活动既得利益增加（用“+” 表示），因此，在次博弈中，无论对方反应如何，双方都有最优选择即：企业不还，银行不协助。显然此时，博弈双方都是受益的。由于博弈中涉及的债务权责都不是当事人最终所有，因此最后导致双方都做出最坏的打算（参见图1.A）。银行企业帮不帮还+ +- +不还+ - -图1：企业与银行的还债博弈（B）当企业的债务最终要由企业负责，银行贷款最终由银行负责时，情况发生变化。那么无论银行帮不帮，企业“还”是最佳选择。“不还”可以预见的罚息复息使企业既得利益损失更大，但是“还”还受偿付能力的约束。如果债务数目过大，企业可能就无力偿还银行债务。因此银行能做的最有利的决策就是帮助企业还完贷款。银行提供帮助一定有利于还款，而不提供帮助一定不利于还款，这时银行明智的选择是向企业提供帮助，协助其还款，或者说“见好就收”。可见，当债权明晰后，双方 “双赢”的博弈选择是企业还款，银行提供帮助（参见图1.B）。以上笔者由理论角度分析产权明晰对债务问题的影响，现实中从四大银行股份化后的举措也可证一二，银行股份化以后自负盈亏，因此银行将不良资产打包给资产管理公司，由资产管理公司公开出售，回收账款。可见，企业的产权制度对企业的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从以上可以看出：制度缺欠是导致国有企业管理不善，财务恶化，经营业绩不佳的深层原因，是利益分配不均，贫富差距扩大的本源。利益分配不均、贫富差距扩大在改制前的国有企业中就已经产生发展，并且国有企业的股份化改制中出现的寻租加剧了这种利益重新分配，影响贫富差距扩大。以下，笔者从国有企业的改革过程来探讨这种寻租行为的产生及存在状况。（二）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寻租问题的调研分析1.改革过程中的寻租国退民进已经是中国经济不可逆转的走向，当前突出表现为国有企业的股份化改革。在此过程中，普遍的寻租衍生出有关利益重新分配的问题比较严重。以西安为例，国有企业股份化改革在各城区的做法基本一致。西安市的国有企业改革2004年全面铺开，2005年底基本要完成全市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任务。以下笔者以西安国有企业改革的步骤为顺序就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的寻租行为进行分析： 首先，确定企业改制预案。拟改制企业结合实际，选择具体改制形式，制定改制预案，在征求金融债权机构同意，确保债务重新落实的前提下，经职工代表大会通过后，报资产管理（营运）公司或企业主管部门批准。也可直接由资产管理（营运）公司制定改制预案，征得主要债权人同意，经职工代表大会通过后，确定改制预案。选择具体改制形式，制定改制预案由企业管理层或者专门负责人来做，然后将方案报经职工代表大会通过。在改制方案的制定和选择过程中，就已经开始出现寻租。管理层事先可以制定多种不同可供选择的方案，但是最终报批的方案只有一个，管理层可以在不同的方案中选择最有利的方案报批，而职代会只能就一个方案选择通过或不通过，这就已经存在信息不对称。在落实债权债务中，国有企业在银行有不良负债时，改制前债务落实中的债务缩水就成为重要工作。债务缩水实际就是国有银行将债权打折处理，国有银行拥有的债权发生缩水，就是国有资产开始发生流失。其次，企业要做好财务审计、产权界定、资产评估等工作。在第二步工作中，财务审计、产权界定、资产评估中产生的内部人寻租导致国有资产流失问题更为严重。企业管理者在财务审计，资产评估中可操作性很强。审计和评估的标准十分严格，但实际操作中一项款项在账面上有不同的反映方式，而不同的反映方式最终反映的账面结果有所不同。因此审计评估中的不确定性很强。审计和评估的结果往往是根据事先需要的数额做出的。在这一点上，内部人控制的行为是很难被监测的。在审计评估过程中，企业往往需要根据改制的实际情况高估负债，低估资产。企业的地皮通常是资产的主要组成部分，同样一块地皮，每平方米的价格略有差别反映在账面上将会是巨大的差别；而存货，设备的评估可浮动的范围也比较大，折旧，报废，贬值的标准界定与企业的经营活动有关。在评估审计中能根据某些人的特定目的进行资产缩水或增值。第三，企业做好不良资产的清理、职工安置费用计算等工作后，报财政部门确定资产置换底价。这些清产核资的工作都由改制企业参与进行。改革中将有一部分资产作为职工安置费用在改制前预留给改制企业。国家制定合理的改革步骤，原则是在保证广大职工利益的基础上进行改革，但是改制后职工安置费用能否专款专用，政府的约束是乏力的。第四，企业在完成上述程序后，制定改制方案，并按审批权限报批。改制方案在报经相关部门批准后，进入交易程序，在企业完成产权交易行为后，依据产权交易中心出具的产权交易确认书，到财政、工商、税务、土地、社保等部门办理产权、工商、税务等变动登记手续。国有企业效益普遍不好，上级主管部门经常要进行补贴和协调管理。政府是改革的收益人，对待改革，政府所处的位置与企业管理者、职工不同，政府主管部门每年都有改革的任务要求，只要改制能保证社会稳定，有利于经济增长，政府将赞同改革。因此，政府这种决策弱化了国企改革的外部监督。同时，企业改革主要由企业内部人参与，也使监督变得困难。“郎顾之争”以后国家基本否定了MBO这种形式，可见改制中的确存在问题。国家关于国有企业的改革意向和最初设计都是好的。但是在中国的改革中由于国有企业产权属于国家，在多层代理机制下外部监管乏力，出现了严重的内部人控制问题。时时寻租，处处寻租，改革的实际绩效得不到有效监控，改革中的利益分配严重不公。2.实际改革的绩效虽然国家已经基本否定了管理层收购这种改制方案，但实际上国有企业股份化的普遍做法仍然是由主要的管理层进行接收和购买。借壳新立的公司使用原国企的各种资源展开经营，原国企债务过重，经营陷入困境，名义上亏损还得到政府的财政支持。这种运作，政府受损、债权人（银行）受损。企业的管理层和职工受益，尤其是掌握大部分新公司股票的管理层受益。国企运作中的监管无效，充分暴露了“内部人控制”和多层代理低效率的问题，在改制过程中这些问题同样给部分人在改革中的寻租导致国有资产流失创造了机会。而产生这些问题的本源是：国企产权不明晰，权责不分明。国企改革的方向是进一步深化产权改革，以股份化体现国家的国有性质。改革的主要对象是业绩不佳的竞争性领域企业。虽然改革中出现国有资产流失等问题，但是改革的成绩也是显著的，保留下来的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逐渐好转，业绩增高。如附表1所示的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的主要指标就能明确反映出目前国有企业的状况。从1998年到2003年，国有企业的数量从64737个下降至34280个，数量几乎减少了一半；国有企业的工业总产值从33621.04亿元增加至53407.90亿元，绝对量几乎增加了一半；工业增加值增高，利润总额逐年上升，向国家缴纳的税收增加，国有企业的各项财务指标不断地好转。可以看出改革的绩效显著，因此笔者认为，改革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国有企业不进行有效的产权制度改革，国企经营中出现的深层问题将无法回避也不能有效解决。进行国企产权改革，能优化现有国有企业结构，提高国有企业效益。在看到改革成绩的同时，还应关注改革中涉及到的人员的境况。目前的股份化改制中，国有企业中的从业人员从1998年的3747.78万人下降到2003年的2162.87万人。虽然改制后保留下的国有企业效益逐渐增高，但是留在国有企业从业的人员逐年递减。减少的从业人员从国有企业改制中被逐渐分流到社会上。笔者通过对国企改革的调研分析，认为国企股份化改制中的寻租行为使职工利益无法切实保证。改革中留在国有企业的人员境况好转与分流人员境况恶化不断加大收入差距。现阶段的改革如果不能给与收入差距问题足够的重视，将有可能引起社会不稳定，和由于贫富差距过大而导致的瓶颈效应，阻碍改革和经济发展。四、城市贫富差距加大的分析上一部分中笔者探讨国有企业改革中存在重新分配利益的问题，并且这种利益的分配建立在原有机制基础之上，导致了原住城市人口贫富差距加大。在此部分中，笔者论述城市人口贫富差距的现状与国有企业改革相关的问题。在论述此问题之前，笔者先就文中界定的城市人口简要说明。改革以前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经济主要以公有制形式存在。城市作为经济的密集点，主体经济单位都是国有企业。 在城市人口中，就业人口几乎都分布在国有企业中（详细的城市就业人员数参见附表2）。与此相关，在城市中生活的非就业人口都或多或少与国有企业的就业人口相关。在本文分析中，笔者界定的城市人口基点即企业改革以前城市中的原住人口,由此分析国有企业改革带给城市居民的影响。（一）从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角度分析城市中收入差距扩大 首先从图2中可以看出，GDP增长一直保持在10%左右的水平，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和90年代初期经历了高涨阶段，之后在90年代中期，GDP的增长速度明显放缓，中国经济持续走低。通货膨胀率略为滞后的与GDP增长率保持同步变化。在1997年后，出现负增长，中国进入持续5年的通货紧缩中。中国的GDP多年来相对保持较高的增长率，基尼系数也保持同步上升的趋势（如图3所示）。图3反映出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不断的扩大。 并且从图中还可以看出目前中国社会的基尼系数没有下降的趋势，贫富差距还没有缩小的趋势。图2：中国主要宏观经济指标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详细数据可见附表3。图3：中国各年基尼系数变动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详细数据可见附表3。贫富差距和经济高速增长在中国同时出现是经济发展的必然阶段。库茨涅茨（Kuzne）根据统计资料分析得到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变化规律：在经济增长的早期，收入分配趋于恶化；在经济增长的后期，收入分配趋于改善。即“库茨涅茨效应”(Kuznets Fffect)。笔者认为中国目前还处于倒U性曲线的左方。发展经济学认为人均国民收入达到1000美元以后，收入差距开始缩小。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和刘易斯论述的基础不同，所以经济发展中的表现略有不同。多数学者认为中国在2010年人均国民收入预计达到1500美元以后，贫富差距才会缩小。库茨涅茨用经济结构的变化来解释收入分配差距，认为经济增长首先出现在现代化的工业部门中，在现代化工业部门中，生产率和工资高而就业量小，相比之下，传统农业部门中，生产率和工资低而就业量多。所以在传统农业部门得到改造之前，两个部门的收入差距将迅速扩大。扩大中的现代化工业部门中的收入不均现象又有可能比停滞的传统农业部门更严重。笔者这里着重分析城市中收入差距扩大问题。图4：库茨涅茨曲线在城市中，同样存在传统的生产部门和新兴的快速发展的生产部门。由于新经济的兴起，电子，网络科技等行业的利润高于社会平均利润，同时这些行业要求的劳动力素质高，劳动生产率高，需要的劳动力绝对数量减少，由此引起这些部门的收入增长绝对和相对的过快。传统的生产部门由于产品水平、科技水平、人力资本水平的限制，受到新兴市场的竞争，利润相对下降，在经济发展中相对落后。新兴部门社会财富相对更快的增长和传统部门社会财富相对较慢的增长，使整体社会的财富分配由传统部门偏向新兴部门，拉大了两个部门的收入差距。国有企业多数处于传统生产部门中，加之自身经营管理欠佳，在市场经济中没有发挥出企业的比较优势，在这一经济变化过程中，充当了社会财富份额相对下降的一方根据阿德尔曼和莫里斯的研究，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分为三个阶层，5%的高收入阶层，20%的中等收入阶层和60%的低收入阶层。目前在中国，国有企业职工属于低收入阶层，基本按照按劳分配的收入分配原则领取工资收入。国有企业的管理层属于中高层收入者，如傅桂林、张燕英（2002）论述的，在经济的增长过程中，他们有更多的生产要素可以用来参与按要素贡献分配。由于按要素分配获得的报酬更多，因此在两个不同的收入分配体系下，收入差距迅速扩大，中国5%的高收入阶层收入迅速上升。按劳分配的企业职工在走向社会以后，收入急剧下降，从而贫富差距加大。不同于阿德尔曼和莫里斯研究结果的是中国的中等收入阶层的变化。在中国按要素贡献分配使一批有知识，有能力的人经济实力快速增强，从而使中等收入阶层的人员增加，低收入阶层人数减少，但是与高收入阶层和中等收入阶层相比，收入的绝对差距加大。当前中国仅仅经历了20多年的改革就出现了巨大的贫富差距，超过了国际警戒线。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认为，贫富差距扩大是经济发展中必经阶段，对于发展中的中国，多年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政策加速了经济的发展，也拉大了收入分配的差距，加速了贫富差距扩大的速度。（二）国有企业人员收入变化加大贫富差距笔者以上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论证城市中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以下就现实中国有企业改革反映出的收入变化情况进行论述。根据表3提供的数据，1978年到2003年职工平均工资从615元上升至14040元。相比于上年，货币工资每年都有上升。如表3所示：表3资料来源：中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