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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第2期 第45卷我国外出劳动力省际回流特征及其个体影响效应研究Vol.45 No.2（216）2024我国外出劳动力省际回流特征及其个体影响效应研究段成荣a，郭倩b（中国人民大学 a.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b.社会与人口学院，北京 100872）【摘要】非户籍地省际回流是回流返迁的重要构成，为了更加深入了解劳动力回流特征及其返迁后生活状况的变化，利用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监测调查数据（CMDS），探究我国外出劳动力非户籍地省际回流的特征，并使用倾向值得分匹配法（PSM）从经济收入与消费、家庭团聚、社会保障、社会归属感四个维度对其省际回流的个体影响效应进行评估。主要结果发现：第一，城镇地区是外出劳动力非户籍地省际回流的优先选择，其中县级城市的回流比例相对较低，非省会的地级市回流比例高于省会城市；中西部与东部地区的双向流动模式已初步显现；回流的家庭化特征明显，实现家庭团聚和寻求家庭稳定发展是流动人口的终极目标。第二，与跨省流动相比，省际回流后的劳动力收入水平显著降低，与配偶、子女居住的家庭化流动程度更高，社会医疗保险参与度和社会归属感得到明显的提升。此外，协变量中年龄、受教育年限与省际回流均呈现“倒U型”的关系；已婚、少数民族人口更容易回流；跨省流动时间越长和跨省时子女随迁的劳动力回流可能性越小。总体来看，家庭因素是整个回流决策中重要的影响因素，流动人口政策的制定要更多地考虑流动人口及其家庭成员的发展和福利保障；同时回流地区也要重视回流劳动力对地区发展的重要性，通过创业扶持和产业转型等方式为提升回流劳动力的收入水平和地区的发展创造更多的机会。【关键词】省际回流；子女随迁；家庭团聚；非原籍地回流【DOI】10.15884/ki.issn.1007-0672.2024.02.002【收稿日期】2023-08-13【中图分类号】C92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672（2024）02-0013-12【作者简介】段成荣，男，重庆人，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与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郭倩，女，河北邯郸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博士研究生。一、引言改革开放后，我国省际间发展水平逐渐拉开差距，加上户籍制度对人口流动限制的放开，大量劳动力跨省流动去寻求更好的工作机会和更高的工资收入，他们主要是从中西部地区或农村地区流向东部地区或城市地区，为流入地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资源。而近年来随着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乡村振兴及各地待遇丰厚的“抢人大战”等人才引进政策先后实行，“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逐渐形成，人口流向呈现更多样化的特点，返乡回流的趋势有所加强。与以往回流到户籍地本地不同，越来越多的跨省外出劳动力选择回到户籍省份非户籍本地的其他市或乡镇地区继续流动。普查数据显示，全国跨省流动人口由1990年的26.1%增加到2005年的46.1%，上涨20个百分点，到2010年开始下降至42.6%，减少3.5个百分点，再到2020年持续下降至33.22%，比2010年减少9.4个百分点。跨省流动人口比重在2010年之后持续降低，省内流动人口比重不断上升。其中，跨省流动向省内流动规模性的回迁转移是省内流动人口占比上升的重要 13Northwest Population JournalVol.45 No.2（216）2024原因之一。本文将关注这些省际回流到省内的劳动力人口，探究其省际回流特征及返迁后生活状况的变化，以期为完善人口流动政策、保障人口在流动过程中寻求更好的发展等方面提供现实依据。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一）文献回顾已有文献中关于省际回流的研究大致分为三类：一是关于我国省际回流人口规模的推算。周皓和梁在（2006）1使用“五普”数据推算出19952000年间省际返迁人口的规模为180万人左右，返迁人口占所有省际迁移人口的5.276%，占全国人口的0.145%。李贞和陈晨（2020）2基于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采用固定时距法估算20102015年间省际返迁人口的规模约为271万，返迁率为14.16%。由于数据和方法的限制，271万的返迁人口规模是被低估的，但仍旧可以看出20002015年我国返迁人口和返迁率明显大幅增加。据“五普”数据推算，2000年返迁人口中由农村迁出的人口接近58.5%，返迁后有62%的人返回城镇（周皓、梁在，2006）1。张甜等（2017）3、高更和等（2017）4分别使用2014年和2015年河南省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回流农民工只有28.9%和37.90%返回农村地区。回流人口中返回到城镇地区的比例更高，这对于回流地而言是一种新型城镇化模式（钱宏胜等，2023）5。二是对省际流动人口回流选择或者回流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探讨。已有研究发现，个人特征、家庭因素以及流入地和流出地的社会环境都是影响省际回流的重要因素。在个人特征的分析中，年龄较大的、已婚的、受教育水平更高的、户籍地非农就业机会更多的迁移人口更容易返迁，女性返迁年龄峰值在前，全部返迁人口的平均返迁年龄较大（周皓、梁在，2006；Zhao Y，2002）1，6，也有些研究发现年龄和回迁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会在某一年龄出现拐点（钱宏胜等，2023；黄敦平、方建，2021）5，7。家庭因素中照顾老人和子女上学等非经济因素也是影响回流的重要原因，照料孩子和赡养老人选择回流的比例较高（张宗益等，2007）8。此外，流入地和流出地的经济距离抑制流动人口回流，而地理距离、制度距离和文化距离均对人口回流产生正向促进作用（殷江滨等，2022）9。流向东南沿海和西部地区的流动人口回流意愿较高，中部地区的流出人口回流意愿较高（张华等，2021）10。三是对劳动力回流返迁后影响效应的讨论。劳动力回流到家乡由于人力、金融、社会文化和技术资本的积累对家乡生产率的提升、城镇化转型与发展等方面具有促进作用（Junge，et al.，2015；张超等，2023）11，12，但是由于户籍地工业基础较为薄弱，返迁后技能错配现象普遍存在，容易陷入就业困境（Zhu，et al.，2021）13。喻乐等（2023）14对湖北省创业回流群体深入访谈发现，创业回流人口带动了回流地的经济发展，推动地区的城镇化进程，同时实现与子女和老人的家庭团聚，但是回流地专业市场配套落后制约了产业转型升级。王子凤、张桂文（2023）15指出现有研究对回流者的生活状态关注不够并通过对外出务工返回至户籍地的人口幸福感的研究发现外出务工经历产生的城乡差距感知对返乡回流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影响。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我们发现存在以下几个方面有待完善。首先，选择返回到户籍省份其他地区的非户籍地回流人口是省际返迁群体的重要构成，但少有研究将省际返迁到户籍省份原籍本地和非原籍本地两类群体分开讨论，由于二者存在一定的异质性，简单地合并可能会影响研究结论的准确性。其次，回流人口的人口学特征、流动特征和家庭特征以及流入地和流出地的差异特征是影响回流决策的重要因素，而现有研究中对回流意愿的讨论较多，对全国范围劳动力回流行为的内在影响机制探讨较少。此外，对劳动力回流后影响效应的关注大多是基于对回流地区经济发展的视角，而关于回流对个体生活状态影响效应的研究尚有空缺。因此本文将聚焦非户籍地的省际回流劳动力，通过 142024年第2期 第45卷我国外出劳动力省际回流特征及其个体影响效应研究Vol.45 No.2（216）2024探析回流的特征及其个体影响效应，更加深入全面地了解流动选择行为机制与个人发展的关系。（二）研究假设层次需求理论是由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于20世纪40年代提出的关于人类行为动机和需求的心理学理论（Maslow，1943）16。该理论认为人类的需求可以分为五个层次，按照优先级从低到高依次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归属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这些需求层次构成了一个金字塔状的层次结构，低层级的需求被满足后人们会开始追求更高层级的需求，从而实现个人的发展。层次需求理论强调了满足这些需求对个体发展和幸福感的重要性，本文也将依据层次需求理论从维持基本的生存需求到寻求安全、归属和尊重等不同层级的需求选取经济收入与消费、家庭团聚、社会保障、社会归属感四个维度来反映劳动力个人发展的生活状态。新迁移经济学认为迁移决策并不是由孤立的个人而是由家庭成员共同做出的，迁移的主要目标不仅追求预期收益的最大化，而且要使风险最小化，强调迁移行为不仅受到个人预期收入的影响，更重要的是还会受到家庭因素的影响，家庭因素更有可能会促使原来的迁移人口返迁（Stark，1984）17。在外出劳动力从跨省流动到回流省内的决策过程中家庭因素可能发挥着重要作用。跨省流动第一阶段是劳动力选择到经济发展更快的省外地区寻求更多发展机会，在这个阶段里积累资本和获取较高的收入是主要目标；随着流动过程中职业技能和生活资金的不断积累，与家人一起稳定地生活成为新阶段的目标，但如果迫于较高的生活成本而无法在跨省流动中实现家庭团聚时，他们可能会通过缩短流动距离的方式降低生活成本为实现家庭稳定生活提供可能。因此提出假设1：假设1a：劳动力省际回流后工资收入水平下降。假设1b：劳动力省际回流后家庭生活成本降低。其次，流入地和流出地的长期保障内容和公共服务资源是影响劳动力回流的重要因素（石智雷、薛文玲，2015；王紫璇等，2023）18，19。受户籍制度的影响，社会福利保障的制度安排多以省份为单位，而子女上学、医疗报销、养老补贴等制度保障的省份差异给家庭化流动带来阻力。省际回流不仅能够为家庭化流动和随迁子女在居住地接受基础教育提供现实条件，同时也可以更便捷地获取社会福利资源和基本的社会保障。由此提出假设2、3：假设2：劳动力省际回流后家庭化流动程度更高，子女的随迁比例更高。假设3：劳动力省际回流后社会保障的参与度更高。此外，回流前后对居住地的认同感也可能会存在差异。受到落叶归根的传统观念的影响，即便没有返回家乡本地，户籍地所在的省份或区域似乎也承载着家乡的某种含义，回流后对本地居民身份的认同感更高，户籍省份所在的地区成为回流返乡的优先选择。外出务工的劳动力大多来自农村地区，但在城市务工多年基本已经适应了城市的生活方式和社会文化，对原籍地的生活方式和人文环境的适应性减弱，他们可能会更愿意在家乡附近的城镇地区长久居住。据此本文提出假设3：假设4a：劳动力省际回流后本地身份认同感更高。假设4b：劳动力省际回流后长期居留意愿更强。基于以上研究假设，本文将从收入与消费水平、家庭化流动程度、社会保障水平、社会归属感四个维度的对个体层面的省际回流的影响效应进行检验和讨论。三、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一）数据来源数据来源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CMDS），该数据是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15Northwest Population JournalVol.45 No.2（216）2024（原卫计委）开展的大规模全国性流动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调查抽样框是除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以外的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当年全员流动人口年报数据为基准，采取分层、多阶段、与规模成比例的PPS方法进行抽样，调查对象为在流入地居住一个月以上、非本区（县、市）户口年龄在15周岁及以上的流动人口。该数据覆盖面广，全国代表性较强。2017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包含翔实的流动经历信息，能够较好地满足本文的研究需求。（二）概念界定省际回流包括户籍地省际回流和非户籍地省际回流两类，与户籍地回流后的本地居（村）民身份不同，非户籍地省际回流人口回流之后仍然是以“流动人口”的省内流动人口身份继续流动和生活，在流动人口的相关研究中是容易被忽视的流动人口群体。因此，在本文中将聚焦非户籍地省际回流的劳动力人口，即跨省务工的流动人口返迁回流到本省其他市或其他县继续流动的人口。结合省际回流的定义和2017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的问卷项目进行识别，首先依据“首次流动原因”识别首次因务工经商而外出流动的劳动力人口，其次将“首次流动范围”为跨省流动、“本次流动范围”为省内流动的外出务工劳动力甄别出来，最终样本量为11 309。（三）研究方法1.模型选取首先，本文对外出务工劳动力的省际回流特征进行描述性分析。然后，在考察回流的个人影响效应的分析部分将采用倾向值匹配的研究方法，通过控制混淆变量匹配倾向值来减少选择性误差对研究结论的影响，具体分析步骤如下：（1）估计倾向值得分。将可能影响省际回流的协变量主要包括性别、婚姻、民族、年龄、受教育年限、流动特征等全部纳入Logit回归模型中估计回流前后的倾向值分数。公式表示为：P(Xi)=P(Di=1|Xi)=exp(Xi)1+Xi（1）公式（1）中，Di表示处理变量，Xi表示协变量。（2）基于倾向值进行匹配。为了保证结果的稳健性，根据匹配结果在邻近匹配、核匹配、半径匹配、马氏匹配等方法中选取适合的匹配方法对处理组（省际回流）和控制组（跨省未回流）进行匹配。（3）进行匹配后的平衡性检验。基于新生成的样本检验回流前后两组在所有协变量上的分布是否达到均衡。如果所有协变量不存在显著的组间差异则匹配成功。（4）利用匹配好的样本来估计处理效应。倾向值匹配后，“省际回流的人口如果没有回流的发展状态”可以用反事实原则匹配后的控制组进行替代。两组观测值结果的平均值之差为平均因果效应（ATT）。公式表示为：ATT=E(Y1i|Di=1)-E(Y0i|Di=0)（2）公式（2）中，Y1i表示回流后（Di=1）的发展状态，Y0i表示未回流（Di=0）的发展状态。2.变量的设置解释变量为是否省际回流，省际回流的劳动力定义为“1”，跨省未回流的劳动力定义为“0”。被解释变量是反映劳动力生活状态的变量，主要包括（1）经济特征，包括个人的工资收入、家庭人均收入和支出等变量；（2）家庭化流动特征，用“现在是否与配偶一起居住”“现在是否与子女一起居住”等反映家庭随迁信息的变量来表示；（3）社会保障特征，包括社会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的参与两个变量。（4）社会归属感，用“是否觉得自己是本地人”和“10年及以上的本地长期居留意愿”来表示。协变量主要包括性别、婚姻、民族、年龄、受教育年限、流动时间、流动范围和首次流动时配偶和子女是否随迁等特征变量，由于户口性质和户籍地类型不存在显著影响在文中模型分析中并未保留。162024年第2期 第45卷我国外出劳动力省际回流特征及其个体影响效应研究Vol.45 No.2（216）2024在样本的描述性分析中发现年龄和受教育年限对省际回流可能存在非线性的影响关系，需要在协变量中加入年龄和受教育年限的平方值加以验证。从人口学特征来看（表1），外出省际回流的劳动力中男性比例（57.18%）略高于女性（42.79%），农业户口比例均超过80%，已婚比例占到88.34%，少数民族人口比例为8.86%，平均年龄为38.82岁，从出生队列来看，主要集中在70年代（22.88%）和80年代（44.27%），尤其是“80后”人群的比例最高，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82年，受教育程度主要集中在初中（51.87%）和高中阶段（26.35%）。四、我国外出劳动力省际回流特征（一）城镇地区是省际回流的优先选择，县级城区的省际回流率较低CMDS2017数据显示，省际回流劳动力占全国外出劳动力的9.55%，占跨省外出劳动力15.65%。如果基于2020年“七普”数据中因就业工作外出流动人口1.90亿的规模推算，省际回流劳动力的估算规模为1 815万人。省际回流的劳动力主要以农业户口为主（85.22%），但仅有20.82%回流到乡村地区（图1），将近八成的跨省外出劳动力选择回到户籍省份的城镇地区，其中，返回地级市占39.19%，省会城市占29.26%，县城占10.72%，说明县城的省际回流率较低。回流到省会城市、地级市、县城和乡表1各个变量名称及变量定义变量名称自变量结果变量协变量是否省际回流经济特征家庭化流动特征社会保障特征社会归属感性别婚姻民族年龄年龄的平方受教育年限受教育年限的平方跨省流动区域首次流动配偶随迁首次流动子女随迁流动时间个人工资收入家庭人均月收入家庭人均月支出与配偶居住与子女居住医疗保险养老保险本地人身份认同长期居留意愿变量定义省际回流赋值为1，跨省流动赋值为0连续变量，对个人工资收入取对数连续变量，对家庭人均月收入取对数连续变量，对家庭人均月支出取对数虚拟变量，现在与配偶居住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虚拟变量，现在与子女居住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虚拟变量，参加医疗保险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虚拟变量，办理养老保障卡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虚拟变量，“觉得自己是本地人”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虚拟变量，“打算居住10年及以上”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虚拟变量，男性赋值为1，女性赋值为0虚拟变量，已婚赋值为1，未婚赋值为0虚拟变量，少数民族赋值为1，汉族赋值为0连续变量，被访对象的年龄连续变量，年龄的平方值连续变量，未上过学、小学、初中、高中、大专、本科、研究生及以上七类，分别对应0、6、9、12、15、16、19 年连续变量，受教育年限的平方值分类变量，东部到东部流动赋值为1，中西部到东部流动赋值为2，中西部到中西部流动赋值为3，东部到中西部流动赋值为4虚拟变量，首次配偶随迁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虚拟变量，首次子女随迁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虚拟变量，流动时间大于等于10年赋值为1；小于10年赋值为0均值/比例7.017.536.9271.8658.6395.6249.4676.5439.1057.1888.348.3635.829.8212.232.8567.74 17Northwest Population JournalVol.45 No.2（216）2024村地区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依次降低，分别为10.21、9.82、9.72和8.92年。相比大城市，县城和乡村地区对高水平人力资本的回流劳动力吸引力相对较小，县级城市是城乡联结的纽带，县城的发展对于中国特色的城镇化体系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如何提升县城的高质量发展水平从而增强县域地区对省际回流劳动力的吸引力，将是进一步推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重要课题。（二）省际回流方向以东部向中西部地区流动为主，单向外流向双向流动模式转变从跨省时的流入地来看（表2），省际回流劳动力在跨省流入地主要以东部地区为主，占83.82%，中西部地区仅占16.18%，跨省流向的省份（直辖市、自治区）中占比前五位的分别为广东省、上海市、浙江省、江苏省、北京市，说明跨省流动时优先选择经济发达的地区；而省际流动劳动力的回流地（户籍所在省份）主要以中西部为主，占85.64%，东部地区仅占14.36%，其中安徽省、湖南省、江西省、四川省、贵州省是省际回流的前五位省份地区。从跨省流向来看，无论是省际回流劳动力还是未回流的跨省外出劳动力的主要流出方向均是由中西部到东部，分别占71.97%和55.19%，中西部向东部流动依然是跨省流动的主要方向，而与此同时中西部向东部流动的反向迁移流成为一支新的流动力量。改革开放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国劳动力主要流向是中西部地区到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单向流动，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和各地区中小城市的崛起，中西部地区对回流人口的吸引力在增强，劳动力流动逐渐由单向外流向“外流回流”的双向流动模式转变。（三）家庭化回流特征明显，流动最终目标是实现家庭团聚省际回流劳动力跨省时的子女随迁比例很低，与跨省未回流劳动力的子女随迁状况存在差距，但在回流后与子女同住的比例大幅上升，尤其是子女随迁比例高于跨省未流动人口，家庭化流动特征较为明显。如图2的数据显示，首次跨省流动的已婚劳动力中省际回流劳动力独自流动的比例为44.45%，比未回流的跨省劳动力高出约10个百分点；与配偶和子女一起流动的比例分别是24.58%、5.64%，仅是未回流的跨省流动人口配偶和子女随迁比例的40%和25%。而在省际回流后随同配偶和子女居住的比例分别为81.30%和65.35%，远远超过其首次跨省流动时的比例，与跨省人口家庭化流动的程度差距缩小，与子女居住的比例反超跨省人口10个百分点。由此可见，无论是省际流动还是省际回流最终均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家庭化的特征，图1跨省回流劳动力各级城区和乡村地区的分布情况表2省际回流的流向与分布（%）跨省流向地区户籍地所在地区跨省流动方向地区/流向类型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中部到东部西部到东部东部内部流动中部内部流动西部内部流动东部到中西部中部到东部中西部互流省际回流83.826.349.8414.3649.1636.4844.8627.1111.852.357.022.5144.864.30跨省未回流68.448.9522.6119.4548.4332.1236.8918.3013.354.0311.746.2136.899.48 182024年第2期 第45卷我国外出劳动力省际回流特征及其个体影响效应研究Vol.45 No.2（216）2024区别在于完成时间和流动决策的不同。没有回流的跨省流动人口在首次流动时家庭化流动水平更高，而回流人口返回省内后家庭化流动程度得到提升。流动的初始目标是个人优先发展，而最终目的是家庭的发展和团聚，当跨省流动无法实现家庭化流动时，人们可能会通过缩小流动距离选择省际回流为实现家庭团聚提供可能。五、省际回流的个体影响效应的评估在以上对回流基本特征描述的基础上，本文将继续分析省际回流对劳动力生活状态的影响，验证省际回流的个体影响效应，同时试图从影响效应的比较结果中回溯外出劳动力省际回流的内在决策逻辑。为了控制和减少回流选择性误差的影响，将采用反事实的倾向值得分匹配法（PSM）将多个混淆变量简化成一维的数值进行匹配，考察回流对处理组（省际回流）和控制组（跨省未回流）在收入水平、家庭化流动程度、社会参保情况以及社会归属感等个体生活状态指标上的差异。（一）倾向值估计：Logit模型在已有研究中大量的相关文献论证了人口学特征、流动特征和家庭特征对省际回流的影响1，5-10，所以首先将可能影响省际回流的相关变量主要包括性别、婚姻、民族、年龄、受教育年限、流动区域、首次流动随迁成员、流动时间等协变量全部纳入Logit回归模型中，其中，户口性质的影响由于在检验过程中发现影响并不显著所以并未放入模型中讨论，而年龄和受教育年限对省际回流的影响可能存在非线性的影响关系5，7，需要在协变量中放入年龄和受教育年限的平方值加以验证。结果如表3所示，从个人特征来看，年龄与省际回流的概率呈现出“倒U型”关系并在42.92岁之后出现省际回流的拐点，说明年龄越小或年龄越大的跨省流动人口更不容易回流。在已有研究中也有学者发现人口规模大的城市对年龄较小和较大的人口具有较高的吸引力5。年龄小的跨省流动的青年人口更可能会跨省到机会更多的地区去闯一闯，寻求更多发展的可能性；接近中年的外出劳动力在积攒了一定的工作经验和储蓄之后，可以为了整个家庭发展以及将来的养老问题决定“去与留”来重新规划未来的生活。如果在中年过后没有选择回流的劳动力，可能更有能力或者更愿意长久地留下来，在42岁之后随着年龄的增加生活趋于稳定，回流的可能性降低。受教育年限与省际回流之间也呈现非线性的“倒U型”关系，受教育程度越低和越高的越不容易回流，高中学历是分界拐点，低于高中学历的人口随受教育年限的增加回流率不断增加，高中以上的跨省人口随着受教育年限提升回流率有所降低。受教育程度在初中和高中学历的跨省务工人口更容易回流。省际流入地多流向经济发达地区，这些地区往往具备更多样化的工作机会和专业领域的较高水准的研发团队和行业发展水平，能够同时满足学历低不好找工作和学历顶端的精英式流动人口，更容易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实现人力资本价值。此外，已婚、少数民族人口更容易回流。从家庭随迁来看，首次流动时如果是和配偶、子女一起跨省流动要比没有配偶子女随迁的跨省流动人口回流的可能性更低。如果跨省流动时已经实现包含配偶或者子女在内的家庭化迁移，那么回图2跨省流动和省际回流已婚劳动力随迁人口比例（%）19Northwest Population JournalVol.45 No.2（216）2024流的可能性将大大降低，如果是首次没有配偶或者子女随迁更可能回流。从流动区域特征来看，中西部地区流向东部地区是省际流动的主要方向，而从中西部向东部流动的人口也更容易回流，与东部地区内部流动相比，中西部地区内部、东部地区流向西部地区回流的可能性降低，流动状态相对更为稳定。总的来说，中西部地区内部流动或者东部向西部地区的流动稳定性更强，而去往东部务工的中西部地区的人口更容易返迁，一方面说明流向东部地区的中西部流动人口实现举家迁移的难度相对更大，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流动跨度越大，文化的地域差异越大，落叶归根的返迁概率越高，而文化地域差异越小，回流概率越低，体现了回流决策中地区文化差异性和流动适应性的强弱权衡。此外，跨省流动时间大于10年的跨省人口回流的概率也会降低。（二）匹配后的平衡性检验在Logit模型估计倾向值完成之后进行PSM匹配时，为了能够更好地实现匹配并保证研究结果具有稳定性，在匹配前先将样本数据随机排列，采取有放回、允许并列的匹配原则，且仅对共同取值内个体进行匹配，尝试邻近匹配（1：1）、半径匹配、核匹配和马氏匹配等方法，通过对匹配后样本的平衡性检验发现近邻匹配和马氏匹配的模型结果较好，模型 R2由原来的 0.087 缩小到0.000，说明各个变量之间不存在差异，同时各变量的均衡性检验结果显示（表4），匹配后处理组和控制组的所有协变量的分布均处于无差异的状态，标准化均值差异均小于10%，说明匹配样本在整体上满足平衡性条件。（三）总样本的个体影响效应估计本文最终采用近邻匹配和马氏匹配样本的平均处理效应（ATT）进行评估，结果如表5所示。从家庭经济特征来看，劳动力省际回流后工资水平和家庭人均收入水平显著下降，家庭人均支出水平略有减少，但变化并不显著。与回流前相比，劳动力回流后与配偶和子女居住的比例明显增加，尤其子女随迁的影响效应更为显著。回流后医疗参保率提升效应显著，养老参保率没有明显的变化。可能是因为在户籍省份看病的医疗报销起付线更低、报销比例更高，省际回流后医疗保险的参与度显著得到提升，说明如果能进一步推进全国范围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一体化将对提升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水平具有重要意义。此外，省际回流劳动力的本地归属感和长期居留意愿更为强烈，不仅说明回流劳动力户籍省份地区身份认同感较为强烈，同样也反映出跨省流动人口可能更容易因无法真正地融入流入地而导致心理归属感的缺失。倾向值匹配是因果关系的测量方法，在对省际回流劳动力的回流影响效应分析过程中我们基于表3倾向值估计：Logit模型估计结果变量性别婚姻民族年龄年龄的平方受教育年限受教育年限的平方跨省流动方向首次流动子女随迁首次流动配偶随迁流动时间常数R2对数似然值样本量中西部到东部中西部内部流动东部到中西部系数0.0110.599*0.210*0.215*-0.003*0.256*-0.014*0.340*-0.314*-0.638*-0.834*-1.382*-0.860*-6.954*0.087*-28 868.99274 138标准误0.0220.0350.0400.0100.0000.0190.0010.0330.0410.0700.0630.0350.0250.202Z值0.4916.995.3122.17-20.4913.72-14.9010.22-7.59-9.13-13.16-39.95-34.24-34.39P值0.623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注：*、*、*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表5同。202024年第2期 第45卷我国外出劳动力省际回流特征及其个体影响效应研究Vol.45 No.2（216）2024反事实的假设，比照回流劳动力和反事实假设下模拟其未回流状态下的工资收入、家庭化流动程度、社保参与、社会归属感的差异，检验发现省际回流后劳动力的收入水平明显减少，但家庭化流动、社保参与程度和本地归属感均有明显提升。虽然这些变量在模型中是结果变量，但从理性人的视角来看，每一个人的行为决策都是具有计划性的和可预见性的，回流后生活状态的结果某种程度上也是决策制定和行为选择的动机，显然，尽管收入水平有所降低，但是劳动力还是为了能够实现与配偶和子女一起居住、更加便捷地获取社会保障资源以及提升社会归属感选择回流省内，说明实现家庭团聚、获取社会保障资源和满足社会表4匹配后的平衡性检验协变量性别婚姻民族年龄年龄的平方受教育年限受教育年限的平方中西部到东部中西部内部流动东部到中西部首次流动子女随迁首次流动配偶随迁流动时间近邻匹配偏差比（%）0.4-1.22.80.91.10.00.2-0.1-0.2-0.4-0.7-0.7-0.1减小比（%）89.588.854.292.792.599.793.899.699.497.998.298.899.6P值0.7880.3360.0390.4580.3440.9850.8840.9060.8930.7040.4310.5440.968马氏匹配偏差比（%）0.200.000.100.100.200.100.100.000.000.000.000.00-0.10减小比（%）95.599.699.2099.6098.7099.3097.4099.90100.00100.00100.00100.0099.50P值0.9090.9710.9710.9660.8680.9590.9350.9850.9921.0000.9840.9880.962表5倾向值匹配结果变量近邻匹配马氏匹配工资收入家庭人均收入家庭人均支出与配偶居住与子女居住医疗保险养老保险本地认同长期居留意愿工资收入家庭人均收入家庭人均支出与配偶居住与子女居住医疗保险养老保险本地认同长期居留意愿省际回流7.0127.5266.9230.7190.5860.9560.4950.7650.3917.0137.5266.9230.7190.5860.9560.4950.7650.391跨省未回流7.3477.6766.9250.6800.4270.9110.5020.6400.2777.4067.6886.9380.6700.4120.9110.4950.6290.273ATT-0.335*-0.150*-0.0020.039*0.160*0.046*-0.0070.126*0.113*-0.394*-0.162*-0.0150.049*0.174*0.045*-0.0010.136*0.118*自助标准误0.0330.0080.0070.0050.0060.0030.0060.0050.0060.0540.0120.0120.0090.0100.0050.0100.0110.010T值-10.24-18.58-0.327.2827.7216.47-1.2424.2720.59-7.25-13.12-1.175.5216.988.21-0.0712.9512.07 21Northwest Population JournalVol.45 No.2（216）2024归属感比收入因素的回流拉力更强。在现实生活中回流可能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主动回流，跨省流动人口在积累资金和工作经验之后主动回流创业并实现家庭团聚，另一种是为家庭发展而放弃个人就业发展机会的被动回流，比如由于流入地随迁子女上学存在门槛而放弃跨省更高收入的工作回到户籍省份陪同子女上学。回流有助于实现家庭化流动和社会保障水平的提升，但是从个人就业发展的角度来看回流并不利于个人就业收入的提高和人力资本的充分发挥，如果不选择回流又难以实现家庭团聚，如何平衡个人就业发展和家庭发展的问题仍旧存在。因此，不仅要通过政策的调整为回流劳动力创造更好的保障制度和创业环境，还应继续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保障继续流动的人口及家庭成员的公共福利，破除和扫清流动人口想要留下或者回流返迁的一切制度障碍，促进实现个人就业发展和家庭发展目标平衡与统一。（四）稳健性检验为了避免在估计倾向值时存在遗漏某些变量而影响结论的稳健性，使用罗森鲍姆界限法（Rosenbaum Bounds）对模型进行敏感性检验，通过对Gamma系数的观测来考察隐藏偏差敏感性的程度，判断隐藏偏差是否在合理范围，进而评估不可观测因素对PSM估计结果的影响。若界限P值从无差异（P0.05）对应的Gamma系数越接近1，说明研究结果对可能存在的隐藏偏差越敏感，越接近或者大于2，表示研究结果对可能存在的隐藏偏差不敏感（Rosenbaum，2002；2018）20，21。检验结果显示，工资收入、人均收入、与配偶居住、与子女居住、医疗保险、本地认同、长期居留意愿等被解释变量的Gamma系数均大于1.5，并且接近或者大于2；而家庭人均支出、养老保险变量的Gamma系数小于1，说明除了家庭人均支出、养老保险变量之外，其他被解释变量的平均处理效应对不可观测到的变量敏感度较低，对应的倾向值匹配结果较为稳健。六、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一）主要结论首先，省际回流劳动力的推算规模为1 815万人，跨省外出劳动力的回流率为15.65%，相比于乡村地区而言，城镇地区是省际回流劳动力的优先选择，其中回流到地级市比例最高，县城的占比较低。从流动方向来看，以中西部到东部地区的反向迁移流是省际回流的主要构成，单向外流向地区之间的双向流动模式转变，回流人口作为信息和技术的载体将为回流地的发展提供新的发展机会。与此同时，跨省流动和省际回流劳动力均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家庭化流动特征，实现整个家庭的团聚与发展是流动人口的终极目标。第二，在倾向值估计过程中的影响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婚姻、民族、年龄、受教育年限、流动区域、首次流动随迁成员、流动时间对省际回流具有明显的影响作用，而性别对回流的影响并不显著。年龄和受教育年限与回流的概率呈“倒U型”的关系，42岁之前随年龄的增加回流率增加，42岁之后随着年龄的增加回流可能性不断降低。少数民族人口、已婚的跨省流动人口更容易回流。低于高中学历的人口随受教育年限的增加回流可能性增加，高中以上的跨省人口受教育年限越高回流可能性降低。在跨省流动中未实现家庭化流动的人口更可能回流。中西部向东部地区的跨省流动人口更容易回流，同区域内部的跨省流动回流可能性较低，流动时间越长回流的可能性越小。第三，通过倾向值得分匹配的方法对省际回流的个体影响效应评估发现，与跨省流动相比，回流后的劳动力收入水平明显降低，但是与配偶和子女居住的家庭化流动程度显著提高，社会医疗保险参与度和社会归属感得到明显的提升。这样的结果表明在回流决策中的收入因素并不是优先考虑的因素，家庭团聚和社会保障以及社会归属感是省际回流劳动力追求的目标。回流后的生活更加稳定，与 222024年第2期 第45卷我国外出劳动力省际回流特征及其个体影响效应研究Vol.45 No.2（216）2024配偶子女的团聚，长期居留意愿和本地身份认同感更强，医疗参与度也更高。（二）政策建议1.在流动人口治理体系中纳入家庭发展视角，继续推进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当前我国人口流动发展阶段已经由个体流动阶段发展到家庭化流动的阶段，家庭化流动的特征愈发明显和普遍，每一个流动决策背后都关系着整个家庭的发展，人们通过不断调整流动决策来寻求整个家庭的发展和稳定。流动人口及其家庭成员的医疗、养老保障以及子女的照料与教育等方面的制度安排是影响流动决策的重要因素。在流动人口政策的制定中应从家庭发展的视角考虑到流动人口及其家庭成员的基本福利保障内容，继续推进全国范围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社会保障体系一体化，使每个流动人口及家庭成员都能够享有平等的发展机会寻求高质量的生活和发展。2.积极为回流劳动力就业和创业提供政策支持，促进收入水平的提升政府应积极为回流返迁的劳动力提供就业和创业的帮扶支持，充分发挥回流劳动力的人力资本价值，促进他们收入水平的提升从而带动地区经济的发展；为有需要的回流劳动力提供适用于当地市场需求的职业培训，帮助他们更快地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