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26 文化纵横记忆的重现与延伸:试析文献剧剧场文本 红德国剧作家彼得魏斯曾对文献剧做出定义:“文献剧是一个报道性剧场。会议记录、文件、书信、统计数据、股市行情、银行和工厂企业年度报告、政府声明、讲演、采访、社会名人谈话、报刊和电台的新闻报道、照片、纪录片以及当前社会生活中的各种证明材料都是文献剧的基础。文献剧避开发明,使用真实材料,内容上不做更改,只在形式上稍做加工呈现于舞台。”1该类型对政治直言不讳,对社会尖锐批判,在新型剧场中极具冲击力。身体与舞蹈剧场则是将舞者的身体作为具有记忆功能的工作材料,以其被文化或历史侵占的式样展示给观众,并通向社会性与政治性的讨论。2红是一场基于样板戏芭蕾舞剧
2、红色娘子军的记忆重现,同时具有文献剧与身体舞蹈剧场的双重身份,借用采访、特刊、录像、现场叙事等手段,将三年中搜集的细节材料重新编辑,以媒介与演员身体为载体的双重记忆拼贴为共时性复调。以媒介为载体的记忆延伸红的现场媒介(屏幕)作为文献剧身份的展览手段之一,保留了媒介技术“复制现场感”的特性,在文献材料的展示中投向“记忆重复”,佐证一种“待讨论”的真实。其使用的媒介手段可细分如下:以特刊翻阅为线索,串联70年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参演者王惠芬、刘竹英等人的照片,红色娘子军电影片段,留有作者声孙芳颐(西南交通大学四川成都611756)摘要:红是生活舞蹈工作室创始人文慧与德国导演凯图赫曼共同创作的剧场作
3、品。它取材于受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影响的一代人的真实经历,将采访、录像等重新编辑后借媒介技术及演员身体重新思考当时的历史细节。本文集中讨论红中的媒介手段(屏幕)与现时的身体(舞台),二者作为记忆载体在过去与当下的双重时间上构成展演的复合视觉,通向历史记忆环境、被环境塑造的身体记忆,探讨有可能被掩盖的媒介宣传、女性解放以及社会规训等问题,在媒介与身体的双重叙述中走向当下的社会性。关键词:红;文献剧;身体与舞蹈剧场;身体记忆音的真实采访录像等。它们将记忆延伸于剧场外,提炼出对立于“当下”的时间层面。特刊是1970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革命现代舞剧:红色娘子军,它提取并贮存人的经验,将动作、音乐、道具布景
4、、化妆等进行标准化记录,将所有视觉信息转化为书面形态。照片则“抓住某一时刻将其从时间中分离出来”3,从凝固的瞬间进入自白,从经验分享转入自我意识的发展。电影则“有力量贮存和传递大量信息”4,借吴琼花逃跑时的连续镜头展现强烈的阶级仇恨与阶级斗争,以及扮演者本身拥有的自由特性。广播则以隐晦形式潜藏于被采访者的回忆中,结合文本构成一种社会环境暗示。黄巍曾以上世纪60-70年代电视广播节目表等论述该时期媒体舆论对民众广泛而深刻的影响5,这可在红中“至少有一个电台反复播放,你可以用心学习”6的表述中得到证实。广播成为传输信息的中枢语言系统,以“爆炸性”姿态持续生成听觉经验,形成高强度的包围,一种“全面性
5、”“铺天盖地”的印象从回忆中显现出来。过去的记忆表达于上述媒介手段,寄存于屏幕中被采访者的话语,并由舞台叙述逐渐转入现场性,创作者也开始处于被观察的位置同时拥有观众的注视与演员的内向观察。依据麦克卢汉媒介观中“环境身体媒介的循环框架”7,红的媒介手段在视觉和听觉上与芭 027文化纵横蕾样板戏及其创作环境相连,使观众重新感知当时真实的生活,在下述演员的身体和话语叙述中引向更深层次的记忆。演员将成为另一种媒介手段,迫使观众在展演的现场性中概览被环境塑造的自身,一种当年对以 红色娘子军为代表的艺术作品的接受态度呈现出来。而观众也同样处于被观察的境地,演员对观众的期待和观众的自我内审促使自我意识在依次
6、展开的回忆中不断生成,在与表演者的生活现实及舞台行为的关联中达成一种自我指涉,将红引入它所期待的身体观察。以身体为载体的记忆唤醒由于红拒绝刻画人物,观察势必转向舞台上四个女性舞者本身,在其语言叙述与身体符号中审视红色娘子军及代表人物作为“无产阶级思想宣传者”的身份。芭蕾舞剧中对吴清华的塑造并非平移或提炼于电影,而是一种新形象的塑造,与其说是鼓舞人民,不如说是一种集中宣扬政治思想和红色文化的象征主义符号。但以吴清华为代表的一些女性角色“作为 女儿 妻子 母亲的这些特征被一概取消,甚至穿着、打扮、思想都与男人无异都是没有家庭、没有由来的符号,是一个又一个空洞能指”8。因此从创作上看,这些艺术角色强
7、大的功能性掩盖了角色及其表演者本人的特色。红试图剥离角色身份,让本就具有艺术价值的演员本身从纯粹符号中回归成为有血有肉的人,展现在观众面前,给予社会新的思考。刘竹英的“第十八个小战士”9指出曾遇到的相貌排斥。王惠芬生育一个月后接到重排芭蕾舞剧的命令,在徘徊于哺育与命令间接到“止奶针”的提议,在尚未做出决定时遭遇排练场“漏奶”事件,不经意间将女性隐秘暴露在男性注视之下;10在其表演事业遭遇丈夫反对时,“离婚建议”11让她重获自由,也引导观众对当下事业与家庭的平衡问题进行思考。在演员“演革命戏,做革命人民,演英雄,向他们学习,不怕苦,不怕死!”的口号和“跺脚、麻木及其他舞者响应”的舞台动作中,12
8、观众关于“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铁姑娘”的类型化 13 记忆被重新唤醒,重审这一女性标杆和全国楷模。人们回忆起当时“男同志能办到的事情,女同志也能办得到”、女性以男性标准做事日趋合理14等现象,并在直面演员的身体表现时开始重新思考女性解放。在不断为女性争取权益的当下,女性是否依旧处于一条以男性形象为模型的生产流水线当中,是否仍处于“形式主义解放”的夹缝中,论及女性权利抑制女性本质等一系列问题时社会各界又可做出怎样的努力。红中女性问题的体现之一,在于隐藏着的胸部符号(哺乳)。对比桑内特对“玛丽安的胸部”的论述15,“无法哺乳”可能指涉女性养育力量的屏蔽、平等地照顾与被照顾的屏蔽,女性无法正视自身性
9、征反而认为是身体羞耻。人们普遍认为红色娘子军打开了女性解放的视觉窗口,而红中演员的身体则将观众目光引入更深刻的关于“无性”的关注。胡志毅曾引用“纯洁的女性身体一向是民族纯洁性的隐喻和转喻”16的观点探讨体现在女性人物的身上的禁欲和身体,因此笔者认为在理解民族作品中女性人物时应思考这种纯洁符号是否处于“无性”的盲区,若将其从盲区中解放后能迸发怎样的力量,是否更有利于建立民族形象。三八点转向、握拳、砍杀、鹤立式(同时包含代表女性的兰花指与象征男性的虎口按掌)等纯粹姿势符号首先由于脱离传统情节沦为芭蕾舞剧的“文献注释”,其次在重复运动中走向一种背离意义的节奏和力量。结合上述特刊的论述,姿势符号早已成
10、为红色娘子军的文化产品,经由世代教育者和被教育者对运动、姿势、态度、速度进行不间断的强制性操练凝结为驯顺的肉体。17有报道指出,演员刘竹英“身体的记忆比想象的顽固得多她习惯了所有的动作都是严格规定好的,无法像文慧、江帆、李新民一样自由发挥,做即兴的身体表演”,18而事实上其他三位演员也陷于身体共鸣与自我反思的困境中,无法摆脱成为复制品的命运。这是不断训练后不可避免产生的“负面”影响,“一种权力类型,一种行使权力的轨道”“既不会等同于一种体制也不会等同于一种机构”19的规训,从肉体侵入意识,引发对自由陌生,企图夺回又担心暴露的惊慌感,进而在“努力挣脱纪律”“整齐有序的形态化为混乱”的集体舞20中
11、将身体画面引向痛苦和分裂。上述提到的身体表现依次转为机械运动、愤怒、摆脱过去,成为“是否能够维持女性特质的矛盾”,给予观众不适或恐慌的现场体验。“一边是被表现的痛苦,另一边则是演员表现痛苦时游戏性的、充满快乐的行为,而这种行为自身就创造着痛苦”21;一边是借回忆弃绝权力体系下的重复操练,一边是恍然惊觉的震惊:回忆行为本身就是一种重复。当演员走入幕布或与幕布纠缠时,以影像形式呈现028 文化纵横的文献资料投掷于身体表面,“非当下”时间线与演员身体的“当下性”构成“复合视觉”,时间与空间边界被重新规划,依托媒介的主动回忆与舞台存现的无意识身体记忆相交叠,过冷的档案记录与过热的人体外表猛烈冲撞,红因
12、此在演员靠近观众的脚步中走向第三种维度。向未来敞开的记忆讨论于文献剧而言“重要的并不是那些被戏剧性地叙述的东西,而是 被讨论 的世界”22,因此,如何看待红打开的社会探讨应纳入循环上升的剖析模式被不断接受。红挖掘出诸多可能被有意忽视的讨论点,除上述分析还牵扯芭蕾舞剧复排后那些逃脱主流媒体的评论、所有时代对历史的困惑和痛苦、教育方法的沿用和广场舞的出现等。比如对女性性别角色的处理,是否“显示出主流意识形态单纯强调男女平等,忽略男女性别差异的客观现实”23?女性走出家庭参与社会工作意味着真正的解放?被纳入“人人平等”考量的或许只是性别和身份?红所呈现出的女性的身体记忆是否可引向父权制运作的真实方式
13、及现代女性主体被建构的模式?根据广场舞的“社会起源论”24,那些曾出演芭蕾舞剧的演员如今大部分活跃于广场舞中这一事实是否可理解为某种对全民总动员、集体狂欢的思念?是大剧场狂欢性25的延续?回忆这一重复行为是否意味着权力规训转为自我规训?红代表着现代时期对待历史的眼光,它放弃摹写社会,以话语和肢体当众讲述,建立一个关切个体经验的社会论坛,让无形变得有形,迈向布鲁克“神圣的戏剧”。它在观众间形成“共振”,引向道德性、伦理性的讨论以期更客观地了解社会,并确保这一讨论从现场和学界延伸至社会的各个领域;它在艺术上引起下一串连锁反应,以便在已有的讨论之上挖掘更隐秘的事实,指向更客观的表达和剧场身份建构,以
14、通向无限延展的未来。媒介作为剧场的展演手段,在理论上形成一种对立于“当下”的时间层面,是“过去”的宣传手段和塑性,同时又是成为人的延伸引入回忆环境,生发出参与者的自我意识与重新审视。舞台存现的身体让记忆变得目之所及,演员的姿势与叙述重新唤醒关于女性解放以及社会规训等问题的讨论,让过去成为当下。在红中,形式是身体的,表达是社会的,它将诸多议题置于辩论场所,在竞争和交流中通向可以无限延伸的社会场域。参考文献1Weiss,Peter.Notizen zum dokumentarischen Theater.1968.pdf.S.57-65.Hier S.57.ht t ps:/w w w.deg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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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Postdramatic Dramaturgies.Resonances between Asia and Europe.Bielefeld:transcript Verlag,S.157-176.2022.Hier S.163,162,169,170,171,173.7刘婷,张卓 身体-媒介/技术:麦克卢汉思想被忽视的维度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8(5),第46-68页,下转第126-127页81625胡志毅 国家的仪式:中国革命戏剧的文化透视M 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年,第229,228,185-186页15理查德桑内特-著,黄煜文-译 肉体与石头。西方文明中的身体与城市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年,第287-292页1719参见米歇尔 福柯-著,刘北成,杨远婴-译 规训与惩罚M 北京:生活读书 新知 三联书店出版社 2012年,第155,241-242页18郭玉洁 红:为一种颜色舞蹈OL 北京:界面新闻 2016年https:/ 后戏剧剧场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年,第219,58页24陶成武 广场舞现象研究 未出版博士论文D 湖南师范大学 2020年,第69-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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