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政策及其政策环境对提升生育水平的联动效应——基于12个典型国家的fsQCA分析.pdf

2023 年第 5 期(总第 260 期)人 口 与 经 济POPULATION&ECONOMICSNo.5,2023(Tot.No.260)生育与家庭发展 家庭政策及其政策环境对提升生育水平的联动效应 基于 12 个典型国家的 fsQCA 分析王 雯,尹红笑(北京工商大学 经济学院,北京 100048)摘 要:适度生育水平是保障一个国家人口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可持续动力的关键因素。近年来,中国生育率处于较低水平,人口进入负增长阶段,探索“一揽子”生育支持政策体系,释放生育潜力,提高生育水平刻不容缓。一国的生育水平既受到家庭政策的影响,也受到政策环境的影响。基于“家庭政策政策环境”组态框架,以 12 个典型国家为案例,采取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探讨家庭政策(时间政策、经济政策、服务政策)与政策环境要素(经济发展水平、教育水平、性别平等水平)对提高生育水平的联动效应及其路径选择。共识别出四条驱动路径,总结归纳为三种适配模式,即政策环境独立解释的适配模式、由政策环境与单一支持生育的家庭政策共同解释的适配模式以及家庭政策主导的适配模式。通过分析不同驱动路径的实施效果,结合我国的发展阶段和基础条件,建议建立产假、生育假、育儿假有机衔接的时间支持政策;发展多样化的普惠托育服务;推动儿童友好型社区建设,开展多种形式的社区儿童活动及亲子活动;构建多元化的经济政策体系,建立生育成本分担机制;提高生育保障水平,提高产前检查费用和生育医疗费用的报销额度;推进教育公平与优质教育资源供给,发展职业教育与学历教育的贯通培养模式。收稿日期:2022-11-24;修订日期:2023-06-2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基于发展导向的家庭养老照护能力提升与支持政策体系研究”(22BRK037)。作者简介:王雯,管理学博士,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尹红笑,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关键词:家庭政策;政策环境;fsQCA;生育水平 中图分类号:C9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49(2023)05-0098-14DOI:10.3969/j.issn.1000-4149.2023.00.049 89王 雯,等:家庭政策及其政策环境对提升生育水平的联动效应 一、引言中国人口主要矛盾已从总量压力转变为结构性压力,生育率下降、老龄化加深、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等人口结构变化将会对经济社会稳定发展带来严峻挑战。其中,生育率对人口结构的影响是基础性的,超低的生育率从源头上制约着全国人口发展的持续性与均衡性1。2013 年、2016 年中国先后实行了单独二孩、全面二孩的政策,但是释放生育意愿的政策效果非常有限,主要体现为生育堆积效应,难以从根本上扭转低生育文化。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仅为 1.3,已低于 1.5 的“高度敏感警戒线”,存在陷入“低生育陷阱”的风险2。受新冠疫情的影响,2020 年全国的人口出生率首次跌破 10,达到8.52,创 1978 年以来最低纪录,人口自然增长率为 1.45。为了提高生育率,积极应对老龄化危机,改善人口结构,2021 年 7 月 20 日 中国中央 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 公布,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其配套支持措施。与前两次生育政策调整不同的是,“三孩政策”配套支持政策较为丰富,如将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费用纳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修改生育保险规定等。构建有利于提高生育意愿,减轻家庭生育、养育和教育成本的“一揽子”支持生育、支持家庭的政策体系至关重要。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而来的生活方式和生育观念的转变,低生育率已经成为较为普遍的人口发展趋势。发达国家比中国更早地遭遇了低生育率及由此带来的少子化、老龄化挑战,并且通过时间支持、经济支持、服务支持等多种政策工具全方位地支持生育、支持家庭。发达国家生育支持的家庭政策历史悠久,政策体系相对完备,在促进人口结构优化、支持家庭发展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政策效果。与此同时,各国在构建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实施路径方面各有特色,家庭政策工具包并不相同。分析典型国家支持生育的家庭政策环境以及政策工具包组合对生育水平的影响效果,总结提高生育水平的驱动路径和作用机理,对于完善中国生育支持政策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二、家庭政策与政策环境影响生育水平的文献回顾与理论机制生育水平的影响因素既包括个人因素(如年龄、健康状况、收入状况、职业特征等)和家庭因素(如居住条件、配偶态度、家庭性别分工、亲友支持网络等),也包括宏观意义上的社会、政治及经济因素(如家庭政策、教育政策、性别平等政策等)3。生育行为既是家庭“私域”决策,又会影响一国的人口和经济社会发展,因此,许多国家通过家庭政策支持家庭生育养育,促进家庭关系和谐稳定,维护和巩固家庭功能,实现“促进生育,家庭友好”的政策目标4。支持生育的家庭政策主要包含经济政策、时间政策、服务政策三类5。其中,经济政策主要通过发放生育津贴、儿童津贴、食品券以及提供税收减免等方式减轻家庭经济负担。时间政策指的是提供产假、育儿假以及弹性工作制以方便父母照顾女子。服务政策包99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2021。目前学界中对于家庭政策的内容研究有着较为丰富的探讨,但是缺乏对家庭政策权威性的定义,学科视角差异、国内外视角差异使得学者对家庭政策的内容与定义难以形成较为一致的看法,衍生出许多不同的家庭政策名称:儿童家庭政策、家庭友好政策、家庭支持政策、家庭政策等,本文使用家庭政策一词并侧重于支持生育的家庭政策。人口与经济 2023 年第 5 期括发展母婴保健服务和托育服务等。尽管许多国家都采用了类似的家庭政策,但由于生育行为的影响因素极其复杂,家庭政策的有效性却不一而同6。在经济政策方面,有研究发现现金形式的津贴补贴效果明显7。在挪威,育儿津贴对鼓励生育“三胎”的决策影响最为明显8,家庭津贴在低教育水平家庭、较贫穷家庭中的生育促进作用更为显著9-10。但在德国,家庭津贴、税费优惠等现金支持对生育行为的刺激效果却比较有限11。在时间政策方面,早期的政策工具是产假,但过长的产假事实上强化了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弱势地位,并且固化了女性的“母职”定位,不利于女性平衡就业和育儿的冲突。于是各国开始探索引入育儿假12,鼓励男性更多地参与育儿。瑞典早在 1995 年就规定了不可转让的父亲育儿假,芬兰、德国等国也通过育儿假文化,旨在促进父亲参与儿童照料从而促进女性生育意愿13-14。此外,弹性工作、兼职工作、远程工作逐渐成为时间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支持父母兼顾工作和育儿,体现了很强的包容性15。在服务政策方面,提供普惠可及的托育服务将会增加女性生育孩子的数量16,增加托育服务费用补贴对促进女性生育率有明显的积极作用17,丹麦等提供儿童多样化的托育服务机构并承担儿童托育费用的 75%,有效提高了女性生育水平18,然而亦有研究发现,托育服务的费用补贴对德国女性生育率的提高无显著的影响19。可见,不同国家的家庭政策所依据的文化传统、政策理念等大环境大相径庭,因而会影响家庭政策在鼓励生育方面的实际效果20。家庭政策对个体生育行为的影响机制是复杂的,任何一种公共政策都是对特定的社会情境所作出的反应,一定的时空条件下各种复杂的社会要素构成了具体的政策环境。生育偏好以及生育政策、经济不确定性21、人口流动22、社会关系结构23、社会保障水平24、教育水平25、经济发展水平26等因素都会影响女性的生育水平。其中,经济发展水平、教育水平和性别平等水平的影响作用更为显著。经济发展水平会增加家庭的育儿成本,最终导致低生育率27。有研究表明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时,经济增长会对生育产生积极的正向作用,且在性别平等水平更高、家庭政策力度更强的国家,经济增长对生育水平的正向影响更大28。教育水平与生育水平之间作用的理论机制是复杂的,女性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会增加劳动收入、增强女性事业偏好,进而推迟初婚年龄等抑制女性生育意愿29;亦有研究表明,父母的受教育水平对生育数量呈明显的负向影响,但不会影响到生育概率26;对我国上海等大城市调研发现,受教育水平高的女性生育二孩的意愿更高30,教育水平的提升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家庭性别观念的转化,性别观念越平等越能促进女性生育意愿,因而女性受教育水平与生育意愿之间还存在“U”型的关系31。经济的发展和女性劳动力的快速增长,使得女性的社会与家庭角色发生了重构,两性之间的关系结构改变,由此引发了女性生育意愿和行为的变化28,研究发现生育水平与性别平等水平之间存在“U”型关系,性别歧视程度的提高将会提高整体生育成本,从而延缓生育决策,而提倡女性性别平等与发展的家庭政策,则更有利于提升生育意愿32-33,促进性别平等能够缓解女性工作与生活的冲突,对于维持生育率具有积极的贡献34。生育水平的提升是政策制度、经济社会、文化观念、婚育文化、工作文化等众多因素共001王 雯,等:家庭政策及其政策环境对提升生育水平的联动效应同发力的结果35,大多数国家也均实施了多样化的家庭政策以支持生育。然而,就政策工具、政策环境本身而言,对于生育水平都会产生不同的平衡作用,包含“提高”和“降低”两种导向,家庭政策与政策环境如何适应、要素之间如何组合才能促进生育水平,目前还未得到验证,无法得出一致性的结论。已有研究以单个或者多个国家为典型案例来探讨生育变动特点,寻找政策干预的共性和规律并提出要逐渐完善家庭政策的建议36-37,但是这些研究主要聚焦于对家庭政策的总结和定性化的描述性分析,根据研究者视角的不同而各有侧重,缺乏系统性和整体性的分析。也有研究运用线性回归模型探究家庭政策与生育水平的关系17,38,但线性的实证方法无法严格论证家庭政策与其他经济社会因素对生育水平的因果逻辑关系,无法综合考量,以至于对提高生育水平的驱动路径模糊不清。综上,评估家庭政策与生育水平的关系需结合一国政策环境来分析不同要素之间的组合,进行全面理解,如此才具有更好的解释效果。本文引入 fsQCA 方法,构建“家庭政策政策环境”研究框架,探讨影响生育水平的条件组态,识别出提高生育水平的联动效应及其驱动路径。家庭政策工具包与政策环境各个要素之间是相互依赖而并非独立的关系,各个要素之间协同联动进行组态匹配进而对生育水平产生影响(研究框架见图 1)。具体而言,本研究将试图去解决以下三个问题:家庭政策与政策环境要素耦合构成了怎样的组态?存在哪些组态以“殊途同归”的方式推动生育水平的提高?哪些条件对于提高生育水平更为重要?图 1“家庭政策政策环境”研究框架 三、研究设计1.研究方法本文采取的定性比较分析方法(QCA)是拉金(Ragin)首先提出的39,该方法并非简单被定义为定性或定量研究,而是超越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划分的一条新道路。其结合了二者的优势,不仅是一种研究集合关系的方法,同时也是一种分析个体案例的手段。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是 QCA 中的一种,其功能比较强大,适用于中小样本的研究,且可以用于研究变量在 0(不隶属)与 1(完全隶属)之间的校准集合的局部隶属度。本文中条件变量的测量都是连续性的,难以直接进行 0 或 1 的赋值,因此采用 fsQCA 更为合适,解释力度更强。fsQCA 方法最早应用于社会学、管理学以及新闻传播学等方向,近些年逐渐被应用于社会101人口与经济 2023 年第 5 期政策比较领域。张蕾等将 fsQCA 方法引入生育保护政策的比较研究中,避免了对福利国家生育保护政策的简单划分,可以把握福利国家政策的复杂以及多样性,同时捕捉到生育保护政策变迁的主要方向40。但是目前应用此方法分析生育支持政策的研究较少,本文在已有研究基础上,一方面引入 fsQCA 方法探索支持生育的家庭政策对生育水平的影响,使得相互矛盾的家庭政策组合得以呈现,其方法的核心在于各个要素必须达到定义的资格分数才能列入相对应的组态类型,这一配置门槛标准是基于理论知识而定义的,这一理论增强了家庭政策组合之间的解释能力;另一方面该方法侧重于家庭政策与政策环境要素的联动效应,弥补了对生育水平问题进行整体分析时可能忽略的内容。2.案例与变量说明(1)案例选择与数据来源。本文基于经典福利体制的划分,选取社会民主体制国家瑞典、丹麦和挪威,自由主义体制国家英国、澳大利亚和美国,保守主义体制国家德国和法国,东亚福利体制国家日本和韩国、南欧福利体制国家意大利和西班牙作为案例进行研究。这些国家在低生育的背景下均采取了不同程度的支持政策,然而政策实施效果却不同,有些国家突破生育率陷阱(如法国等),有些国家深陷生育率陷阱(如韩国等)。案例的选取符合案例之间应具有相似背景和比较前提的要求,同时样本数量满足 fsQCA 小样本的要求。本文的数据来源于 OECD 数据库、WDI 数据库以及世界经济论坛。由于最近几年各国的家庭政策波动较小,同时考虑到数据的可比性和可获得性,本文的解释变量均使用 2017 年数据进行操作分析,被解释变量采用 2018 年数据。(2)结果变量。本文的结果变量是生育水平,选取总和生育率(TFR)作为衡量指标。(3)条件变量。条件变量包括经济发展水平、教育水平、性别平等水平、经济政策、时间政策和服务政策。经济发展水平选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作为衡量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性别平等水平选取性别差距指数作为衡量指标,教育水平选取高等院校的入学率作为衡量指标,经济政策选取用于家庭支持的现金给付的公共福利支出占 GDP 的比重作为衡量指标,时间政策选取带薪育儿假和产假时长作为衡量指标,服务政策选取对儿童照顾服务和儿童照顾机构财政补贴的公共支出占 GDP 的比重作为衡量指标。原始变量赋值如表 1所示。3.数据校准数据校准是指将原始数据转换成为集合 0 与 1 之间的隶属程度,设定三个锚点,分别对应完全隶属、交叉点和不完全隶属39。参照以往研究41,本文利用以下校准方法,将各个指标的最大值设置为 1,最小值设置为 0,然后使用公式将数据校正为 0 与 1 之间的相对位置数值,公式如下:201 艾斯平-安德森发表 福利资本主义三个世界 后,“福利体制”术语在社会比较政策中被广泛应用,虽然学者们对“福利体制”的内涵和指涉并非一致,但艾斯平-安德森在福利体制划分方面建立了广泛而持续的影响,基于此经典福利体制划分更具合理性和说服性。OECD 中的定义解释如下:现金给付,指向有孩子的家庭提供与儿童相关的现金转移,包括儿童津贴、育儿假期间的公共收入支持付款和单亲家庭的收入支持;实物福利,指为有孩子的家庭提供服务的公共支出,包括直接资助和补贴儿童保育和早期教育设施的提供者、向父母专用付款提供的公共儿童保育支持以及援助年轻人和住宿设施的公共支出。资料来源:https:/stats.oecd.org/王 雯,等:家庭政策及其政策环境对提升生育水平的联动效应表 1 原始变量的测度标准变量类型测量维度测量指标数据来源条件变量经济发展水平人均 GDPWDI 数据库性别平等水平性别差距指数世界经济论坛教育水平高等院校入学率WDI 数据库经济政策现金给付的公共财政支出占 GDP 比重OECD 数据库时间政策育儿假和产假时长OECD 数据库服务政策对儿童照顾服务/机构财政补贴公共支出占 GDP 比重OECD 数据库结果变量生育水平总和生育率OECD 数据库Pi=(Xi-Xmin)/(Xmax-Xmin)(1)四、数据分析与实证结果1.必要条件分析在进行充分条件分析之前,需对所收集的样本数据进行必要性分析,以判断结果集合是否为条件集合的子集,也就是说,当一个结果出现时,该条件一定会出现,那么这个条件就是集合的必要性条件。测量标准即一致性,基于主流 fsQCA,若一致性大于 0.9,则判定该条件为必要条件,其一致性的公式如下:Consistency(Yi Xi)=(min(Xi,Yi)(Yi)(2)表 2 单个条件变量的必要性检测变量TFRConsistencyCoverageGDP0.530.91GDP0.640.68GGI0.730.89GGI0.460.66ED0.400.77ED0.780.77Time0.580.78Time0.640.84Cash0.650.91Cash0.590.74Service0.510.86Service0.620.67 注:表示逻辑运算中的“非”。为了便于运算,对各个条件变量与结果变量作简化处理:GDP 代表经济发展水平,GGI 代表性别平等水平,ED代表教育水平,Time 代表时间政策,Cash 代表经济政策,Service 代表服务政策。表 2 为运用 fsQCA 3.0 版本软件分析的生育水平的必要性检验结果,结果变量为高生育水平时,六个条件变量的一致性均低于 0.9,因此不存在高生育水平的必要条件,这表明单项因素对于高生育水平的解释度较弱,高生育水平的实现并不需要通过特定的因素来解释。因此下面将对高生育水平的组态进行深入的探讨。2.条件组态分析首先利用 fsQCA3.0 版本软件进行运算,得出真值表。真值表如表 3 所示。真值表详列了高生育水平的各种因果论断,在逻辑合理的基础上展现了可能的组合。基于已有理论和实际情况42,本文将一致性的阈值设置为 0.8,频数阈值设定为 1。当真值表中的 PRI 一致性大于 0.8 时,结果 TFR 赋值为 1;小于 0.8 时,TFR 赋值为 0。真值表中显示六条组态,这六条组态即为产生高生育水平的充分条件。其中“高经济发展水平与高性别平等水平、家庭政策完善”这条组态占有三个案例,表明该组态具有较强的代表性。301人口与经济 2023 年第 5 期表 3 真值表(outcome=TFR)GDPGGIEDTimeCashServicenumberTFRRaw consist.PRIconsist.SYMconsist.110111310.980.960.96010011110.970.950.95010010110.970.930.93101000110.950.910.91101010110.950.900.90010100110.930.840.84000110100.890.670.67011000100.850.670.67000100100.780.380.46001100100.570.230.23对真值表进行标准化分析之后,形成高生育水平的条件组态,会得出三种不同的解。复杂解和简单解组态构型较为复杂,复杂解不纳入任何的逻辑余项,简单解虽然纳入全部的逻辑余项,但其合理性不足,介于二者之间的中间解是诠释条件组态的首选43。根据菲斯(Fiss)和拉金提出的 QCA 呈现方式44,高生育水平的前因条件组态如表 4 所示。表 4 高生育水平的前因条件组态条件变量TFRC1C2C3C4GDPGGIEDTimeCashServiceConsistency0.960.980.930.98Raw Coverage0.200.340.180.32Unique Coverage0.150.070.030.12案例美国、澳大利亚英国、法国德国挪威、丹麦、瑞典Solution Consistency0.98Solution Coverage0.63 注:表明核心条件是存在的;表明核心条件是不存在的;表明边缘条件是存在的;表明边缘条件是不存在的;空白处表明该条件的存在与否对结果没有任何影响;Raw coverage 表示结果的实现可以使用这条路径的百分比;Unique coverage 表示结果的实现只可以使用这条路径的百分比。在表 4 中,每一个纵列都代表了形成高生育水平的一种可能的条件组态。从表 4 中可以看到每一条组态的一致性均大于 0.9,表示这四条组态都是形成高生育水平的充分条件,另外,总体的一致性也大于 0.9,表明在所选案例中实证分析有效,对高生育水平具有比较高的解释力度。其覆盖度 C2 与 C1 比较大,代表这两条组态对高生育水平影响更大些。各个条件组态如图 2 所示。401 每条组态中的案例归类可能由于某个条件的存在而使该案例归为另外一类,若再添加或者减少某个条件变量,可能又归为另一类。本文主要阐述高生育水平组态对中国生育水平的借鉴意义,而在 fsQCA 操作中,日本、韩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各个维度的分数没有达到定义的资格分数,未形成高生育水平组态的类型。从实际情况来看,日本(1.42)、韩国(0.98)、意大利(1.29)、西班牙(1.31)的生育率均低于“高度敏感警戒线”(1.5),属于低生育水平行列,与本文结果一致,故未在文中阐述。王 雯,等:家庭政策及其政策环境对提升生育水平的联动效应图 2 影响高生育水平的条件组态在家庭政策以及政策环境的复杂配置下,产生了四条高生育水平的组态构型。为了更好地解释这些组 态,结 合 案 例 分 析如下。(1)高经济发展水平+高教育水平(C1)。组态C1 表明,经济发展水平的存在发挥了核心作用,教育水平的存在发挥了辅助作用。这意味着经济发展水平和教育水平对于高生育水平尤为重要,这两个条件的组合构成了其充分条件。该条件组态一致性值为 0.96,唯一覆盖度为 0.15,原始覆盖度为 0.20。该条路径可以解释约 20%的生育水平案例,代表国家是美国和澳大利亚,这两个国家均是典型的移民国家,对他国人才及高收入者有着巨大的吸引力,该优势是其他国家难以效仿的。以美国为例,美国的家庭生育政策非常薄弱,是全世界唯一一个没有实施普遍带薪产假政策的国家,各州政策差异明显,只有个别州颁布了带薪假期,例如加利福尼亚州、夏威夷州、华盛顿州等,碎片化特征极为明显。美国的家庭政策嵌套于社会救济、促进儿童教育发展等政策制度中,主要面向低收入家庭,且申请条件比较苛刻,缺少对育儿家庭普惠性、普遍性的支持。对于美国大部分家庭而言,托育费用仍然是一笔巨大经济开销,有 5 岁以下儿童的家庭需要将家庭收入的 13%用于支付儿童托育费用。即便如此,美国最近几年的生育率仍保持在 1.6 以上,20172020 年的总和生育率分别为 1.77、1.73、1.71、1.64,变化较为平稳。虽然美国的家庭政策保障力度较弱,但是这一特点是长久以来美国自由主义福利体制的典型特征,民众对此虽有不满,但也有预期,因此存在一定的生育惯性。美国的高生育水平主要是由高经济发展水平和高教育水平驱动的。一方面,高经济发展水平吸引了大量劳动年龄移民,有研究表明外来移民对美国人口的增长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45。另一方面,美国实行 12 年义务教育(小学到高中),不收取学费和学杂费,贫困学生还可以享受免费午餐的福利。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资源丰富。值得一提的是,美国的社区大学除了提供实用性较强的职业课程外,还实现了与普通高校的贯通培养。高中成绩一般或者经济状况一般的学生如果选择社区大学,不501 数据来源:https:/home.treasury.gov/system/files/136/The-Economics-of-Childcare-Supply-09-14-final.pdf 美国生育率较高的原因还包括美国特定的婚育文化、医疗技术、国籍身份以及生育惯性等。在婚育文化方面,近年来美国已婚父母生育子女数量下降,非婚生育子女数量有所上升。此外,美国也是对女性堕胎权利限制最严厉的国家之一。在医疗技术和国籍身份方面,美国的生育医疗技术水平高超,提供落地公民身份,承认双重国籍,在一定程度上也吸引了部分其他国家的高收入者赴美生育。人口与经济 2023 年第 5 期仅可以节省大量学费,而且可以通过努力转入优质高校。(2)高性别平等水平+强经济政策(C2)。在组态 C2 中,性别平等水平的存在发挥了核心作用,支持生育的经济政策的存在发挥了辅助作用。对于生育水平这一议题,高度的性别平等水平和强大的的经济政策支持力度可以冲破其他条件的限制,使其达到高生育水平的状态。该组态的一致性值为 0.98,唯一覆盖度为 0.07,原始覆盖度为 0.34。该路径可以解释约34%的生育水平案例,代表国家是法国和英国。法国是欧洲最先经历人口出生率下滑的国家之一,其很早便注意到家庭政策有利于提高人口出生率,促进生育水平,还可以减少社会不平等,缩小社会差距46。2017 年法国政府用于补贴家庭育儿的儿童福利公共支出占 GDP 的3.6%,在 OECD 国家中占比最高。多样化且高水平的现金津贴显著减轻了家庭经济负担,现金津贴包含分娩和幼儿保育津贴、出生补助金、特殊津贴以及共同育儿福利、家庭支持津贴等,每年几乎所有的中等与低收入家庭都会获得各种形式的孕产妇现金津贴补助,家庭子女个数越多所享受到的福利也就越多。此外,法国还设置了现金津贴的调整机制,确保与通货膨胀水平保持一致。近些年法国的生育率略有下降,但一直保持在 1.8 附近,远高于其他国家,正是得益于此。(3)高性别平等水平+强时间政策(C3)。在组态 C3 中,性别平等水平的存在发挥了核心作用,支持生育的时间政策的存在发挥了辅助作用。该组态的一致性值为 0.93,唯一覆盖度为 0.03,原始覆盖度为 0.18。该路径可以解释约 18%的生育水平案例,该路径的代表国家是德国。德国女性在政治、经济、教育、健康等领域都享受到较高的性别平等水平,不仅女性工作地位和就业权力得到充分的保障,而且重视构建性别平等导向的性别分工秩序,比如通过整套的家庭政策帮助女性,尤其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平衡工作和家庭,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模式有所松动,男性承担起更多的育儿责任。比如对女性提供更加友好包容的就业环境。2019 年德国实施“过渡兼职工作时间”(Brckenteilzeit)计划,为需要照顾家庭的职业女性弹性选择工作时间以及回归标准工作时间提供了可能。德国的育儿假时间长、灵活度高、鼓励男性休假。孩子在 8 岁前,其父母均可以享受最长 3 年的育儿假,其中,在孩子 3 岁前至少要休满 12 个月,3 岁至 8 岁间可以再休 24 个月,也可以申请用“24 个月灵活就业时间”替代其中 12 个月的育儿假,这意味着可以在育儿的同时接受灵活就业,满足个人多样化的需求。由于出色的性别平等政策和充分的时间政策,德国生育率呈逆势上扬态势,从 2000 年左右位列欧洲较低水平提高到中等水平。即便是在疫情的不利影响下,德国生育率仍有增长,达到 1.54。(4)高经济发展水平+高性别平等水平+强家庭政策(C4)。在组态 C4 中,经济发展水601 OECD Family Database.IndicatorsEB/OL.2022-08-17.http:/www.oecd.org/social/family/database.htm,数据仅更新至2017 年。CLEISS.The French Social Security System IV Family BenefitsEB/OL.2022-08-17.https:/www.cleiss.fr/docs/regimes/regime_france/an_4.html。补贴资金按照家庭福利基数(BMAF)百分比计算,BMAF 于每年4 月1 日根据除烟草以外的年度平均消费价格指数的预期变化进行上调。参见 CLEISS.The French Social Security System IV Family Benefits EB/OL.2022-08-17.https:/www.cleiss.fr/docs/regimes/regime_france/an_4.html 德国联邦政府家庭、老年人、妇女和青年事务部,https:/www.bmfsfj.de/bmfsfj/themen/familie/familienleistungen/elternzeit/elternzeit-73832 德国联邦统计局,https:/www.destatis.de/DE/Presse/Pressemitteilungen/2021/06/PD21_280_126.html王 雯,等:家庭政策及其政策环境对提升生育水平的联动效应平、性别平等水平的存在发挥了核心作用,支持生育的时间政策、经济政策、服务政策的存在发挥了辅助作用。该组态的一致性值为 0.98,唯一覆盖度为 0.12,原始覆盖度为 0.32。该路径可以解释约 32%的生育水平案例,代表国家是瑞典、丹麦和挪威,它们均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高的北欧国家。2020 年,挪威、丹麦和瑞典的人均 GDP 世界排名分别为第七、第十、第十五,性别平等水平分别排名第二、第十四、第四。北欧国家重视家庭生育友好,2017 年,丹麦、挪威与瑞典的儿童福利公共支出占 GDP 的比重都在 3.4%左右,处于比较高的地位。双亲假在这些国家也极为常见,父亲承担相应的育儿责任,例如瑞典父母共同拥有480 天假期,其中父亲最少 90 天的育儿假期。这些国家在经济上也直接给予养育资助和补贴,例如瑞典在育儿假期间按照父母薪水的 77.6%给予家庭育儿津贴,无经济来源的父母可得到政府每日 250 瑞典克朗的津贴补助。另外,瑞典、丹麦与挪威奉行“普惠”的托育服务理念,只要是该国的公民即可享受福利,家庭用于托育的费用仅占托育机构经费的 8%。2017 年,瑞典 15 岁婴幼儿入园率达到 84%,一般来说较大的城市入园率相对更高。21 世纪初,瑞典也曾经历过较低的生育水平,但由于出色的经济发展水平、性别平等水平以及充分的家庭政策,民众的生育意愿较高,经济负担较轻,瑞典生育水平回升,并持续十多年之久,目前依然保持在 1.71.8 的水平,高于大多数国家。3.稳健性检验为确保高生育水平状态的稳健性,本文采用改变一致性门槛值的方法,将 0.80 变动为0.85 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产生的组态少了一条路径,整体上没有显著的变化,表明结果稳健,如表 5 所示。表 5 提高一致性门槛的稳健性检验条件变量TFR组合 1组合 2组合 3GDPGGIEDTimeCashServiceConsistency0.960.980.98Raw Coverage0.200.340.32Unique Coverage0.150.130.12案例美国、澳大利亚英国、法国挪威、丹麦、瑞典Solution Consistency0.99Solution Coverage0.60701 OECD Family Database.Indicators EB/OL.2022-08-17.http:/www.oecd.org/social/family/database.htm,数据仅更新至2017 年。OECD Family Database.Indicators EB/OL.2022-08-17.http:/www.oecd.org/social/family/database.htm,数据仅更新至2017 年。OECD Family Database.Indicators EB/OL.2022-08-17.https:/stats.oecd.org/人口与经济 2023 年第 5 期 五、结论与建议1.研究结论本文运用 fsQCA 方法研究 12 个典型国家在不同国情下的家庭政策,探究家庭政策与政策环境对生育水平的联动效应,揭示了影响生育水平的核心条件和复杂的互动本质。本文发现了四条提高生育水平的驱动路径,总结归纳为三种适配模式,即政策环境要素独立解释的适配模式、由政策环境要素与单一家庭政策共同解释的适配模式以及由家庭政策主导解释的适配模式。研究发现:第一,单个家庭政策条件要素均不能作为提高生育水平的必要条件。无论是美国、英国还是北欧国家,高生育水平的实现均不是只靠单一的家庭政策,如美国、澳大利亚等依靠外来移民带来了高度的经济以及教育发展,进一步保持了高生育水平。英国、法国和德国均是在高度性别平等水平条件下实施家庭政策进而促进了高生育水平。挪威、丹麦和瑞典的高生育水平得益于完善的家庭政策与良好的经济社会环境。总之,单一国家高生育水平的背后是家庭政策及经济社会多因素协同作用的结果。虽然各国高生育的驱动路径不尽相同,但只要符合各国的国情特点就都可以“殊途同归”,实现生育水平的提升。第二,性别平等水平在提升生育水平上发挥着关键性作用。研究发现,在上述四条促进生育水平的驱动路径中,性别平等水平在其中三条驱动路径中均作为核心条件存在。性别平等水平越高,意味着女性在职业发展和社会活动方面的权利保障水平越好,在健康状况和受教育状况方面与男性的差距越小,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增加女性生育意愿。第三,英国、法国、德国三国的政策实施环境类似,但是英国和法国的家庭政策更侧重于现金补贴,而德国更侧重于育儿假等时间政策。西班牙、意大利、日本和韩国四国的生育水平较低,可能的原因包括家庭政策实施较晚、政策力度不够、性别平等水平较低、社会阶层固化等。2.对中国的建议基于实证分析得出的四条促进生育的路径各有特色,代表了不同国家的差异化政策组合。“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以促进中国人口均衡发展需要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政策路径。2020年,中国人均 GDP 仅占本文所选12 个国家平均数的23%,经济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还有较大差距;性别平等水平指数占 12 个国家平均数的 75%,教育水平为 54.4%,相对处于较高的水平。考虑到中国在经济发展水平、性别平等水平、教育水平三方面的发展定位,建议中国可以借鉴路径2 和路径3 来构建支持生育的政策体系。第一,建立产假、生育假、育儿假有机衔接的时间支持政策,倡导父亲承担育儿责任,探索实施育儿假,帮助育儿父母实现工作和育儿的平衡。可以借鉴德国支持育儿期间兼职工作、间歇性休假的做法,这将促进灵活就业、弹性工作与支持生育、支持育儿协同推进。第二,发展多样化的普惠托育服务,探索普惠托育机构长期可持续的盈利模式,支持鼓励单位园区提供普惠托育服务,规范发展社区托育服务和家庭托育点。第三,推动儿童友好型社区建设,面向家庭提供婴幼儿养育指导、育儿心理支持等服务,开展多种形式的社区儿童活动及亲子活动。第四,构建多元化的经济政策体系,建立生育成本分担机制,将个税减免与育儿津贴相结合,增设未成年子女抚养专项扣除,对不满足专项扣除条件的家庭提供直接经济补贴。在财政、住房、教育、文化等多领域综合801王 雯,等:家庭政策及其政策环境对提升生育水平的联动效应施策,推动生育友好的政策环境建设。第五,提高生育保障水平,提高产前检查费用和生育医疗费用的报销额度,减轻家庭生育医疗成本,尽快实现全国范围内更多辅助生殖技术纳入医保。第六,推进教育公平与优质教育资源供给,适当延长义务教育时长,发展职业教育与学历教育的贯通培养模式,保障流动人口子女在父母就业地接受高中教育。参考文献:1 穆光宗.三孩政策与中国人口生育的优化:背景、前景和愿景 J.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4):65-77.2 吴帆.低生育率陷阱究竟是否存在?对后生育率转变国家(地区)生育率长期变化趋势的观察 J.人口研究,2019(4):50-60.3 HASHEMZADEH M,SHARIATI M,MOHAMMAD N A,et al.Childbearing intention and its associated factors:a systematic reviewJ.Nursing Open.2021,8(5):2354-2368.4 祝西冰.国外家庭政策研究前沿演进历程与知识架构 基于科学知识图谱视角 J.山东社会科学,2017(9):77-88.5 房莉杰,陈慧玲.平衡工作与家庭:家庭生育支持政策的国际比较 J.人口学刊,2021(2):86-97.6 鲁全.中国的家庭结构变迁与家庭生育支持政策研究 J.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1(10):93-99.7 ADKINS D.The role of institutional context in European regional fertility patterns C.Annual Meeting of the Population Association of America,2003.8 ASSVE A,LAPPEGRD T.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