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农民工形象塑造的价值判断.doc

个人收集整理 勿做商业用途论“主流”农民工形象塑造的价值判断 周水涛 摘 要 负载负价值的人物与负载正价值的人物在农民工题材小说整体创作中并不普遍存在，价值负载“空缺”是农民工形象塑造的显著特点：这些人物既不以自身的消极因素展示自身的无意义存在，从而间接表达正价值，也不以积极因素展示自身的存在意义以直接表达正价值.这种特殊的价值负载状况与作家的价值立场密切相关：对于农民工的现实观照，作家采取了“道德”与“历史”的双重视角出于人文理想,作家从道德立场出发写农民的困苦，回避农民的缺点与不足,不要农民为自己的悲剧承担责任，但与此同时又认同当下的主流价值观与既定社会格局，从历史演进角度出发观照农民工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与地位。双重视角是创作主体的人文理性与工具理性冲突、人文理想与物质现实冲突的外在表现.关键词 价值意识 价值负载 正价值 负价值 农民工题材小说创作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滥觞，进入本世纪初之后成为一股创作潮流.农民工题材小说描写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如有钱有势的老板、随意驱使打工人的经理与厂长、令农民工畏惧的警察、城管等城市管理者等，但作品重点描写的是以“打工方式求生存求发展的农民工。农民工形象塑造是农民工题材小说创作的核心.与新时期其他类型小说的人物形象相较，农民工形象塑造显现出独特的个性，这种独特个性主要体现在价值判断上。本文从两个方面讨论这一问题.一、农民工形象的价值负载农民工题材小说有着丰富的描写内容，但展示城乡冲突、描写农民工都市生活、揭示农民工精神世界为其主要描写内容.主要描写内容范围内的农民工形象的审美主色调为冷色，而“冷色主要由人物的“悲苦性”构成，亦即“悲苦性”人物是农民工的“主流”形象。尽管芝麻（张抗抗），寂寞嫦娥（铁凝）等作品描写了农民工的都市“成功”,安子的创作写了众多打工妹的都市“神话”,部分“草根创作”写了打工人的种种都市奇遇。人物的“悲苦性主要表现为人物的生存艰辛与命运多舛。在此我们将冷色调的人物粗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生存艰辛型人物.艰辛，主要是物质层面的。这一类型又可大致（注）:本文为湖北省教育厅科研项目新时期重要乡村小说作家及乡村小说创作发展态势研究（批准文号2006y289）及教育部人文社科一般项目乡村小说视阈中的农民工题材小说研究（批准文号07JA75102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分为出卖苦力型和出卖身体型.出卖苦力型的人物主要以繁重的体力劳动换取报酬，建筑工地与车间是这些人物的主要劳动场所，摧残性的繁重体力劳动、微薄的劳动回报、有产者毫无怜悯之心的剥削，是致使他们生存艰辛的关键因素。罗伟章的大嫂谣、许春樵的不许抢劫等作品是这一方面的代表作。出卖身体型人物主要以身体为资本换取都市生存或乡村发展，这些女性为她们的都市之旅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明惠的圣诞（邵丽）、血泪打工妹(胡传永）、乡下姑娘李美凤（王手）等作品的主人公是这类人物的代表。二是精神困顿型人物。这类人物的“悲苦”主要来自精神危机与价值困惑。精神的苦痛来自多个方面。出租屋里的磨刀声、女佣中的精神痛苦来自灵魂的撕裂：为了圣洁的爱情，“磨刀人”与自己心爱的人逃离家乡来到城市，但艰难的都市生存使他们抛弃爱情，“磨刀人”不得不接受妻子卖淫的现实,他的精神痛苦主要来自男人的尊严被践踏之后的羞辱和找不到报复对象的愤怒；女佣中的杜秀兰的痛苦来自她做出以堕落换取“发展”(力争使儿子不再“一辈子捏黄泥巴”)的决定之际的惶惑,来自对丈夫背叛的愧疚及“我失身了”的罪恶感。对于某些女性来说，他们的痛苦尤为剧烈：为了生存与发展，她们不得不忍受尊严被践踏、人格被侮辱的辛酸，使用身体这唯一的资本与城市进行交换，另一方面，她们还得承受与传统操持决裂的苦痛及乡村道德谴责重压。三是沦落型人物。沦落型人物实际上可以分为两大类型：道德层面的沦落型与法律层面的犯罪型。道德层面沦落型人物主要是年青女性农民工,其沦落行为主要是卖身（如卖淫或当“情人”)。法律层面的犯罪型人物主要是男性农民工。老六（一个谜面几个谜底）、李有财（子弹）、远子（怀念一个没有去过的地方）、蔡毅江、小寇、小解（泥鳅）、田七（城市流民）、抢劫中的“他”、我流浪，我悲伤中的王二等是被动性犯罪人物的代表。这类人物的犯罪都是“被动性”的,即客观条件促使这些人物犯罪,这些人物没有原发的犯罪动机.沦落型人物的人生结局一般都是悲剧性的。文档为个人收集整理，来源于网络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任何人物塑造都隐含着作家的价值判断：作家出于既定的价值意识、立足于既定的价值立场塑造人物，通过人物的言行或命运来表达自己的价值选择与价值倾向；上述三种“悲苦性”的人物也熔铸了作家的价值意识，但这些人物的塑造有着某种特殊性：由于作家价值意识投注的特殊性，这些人物的价值负载显现出特殊性。人物的价值负载在此既指人物作为“社会人自身的存在意义或“有用性”，又指人物所承载的作家的价值投注。 纵览“现当代”文学创作史上具有进步倾向的创作，我们会发现人物的价值负载有两种基本表现模式：一是以人物的负价值体现作家的价值取向，二是以人物的正价值体现作家的价值取向。以人物的负价值体现作家的价值取向,主要是展示人物心理或精神层面的消极因素以表达作家的价值追求.例如，鲁迅写阿Q、祥林嫂的麻木与愚昧，其批判矛头直指封建主义,体现是作家对理想民主社会与健康“国民性”的追求，高晓声展示陈奂生的奴性,表达的是对健全农民文化人格的渴望。很明显，作家是通过证明人物或人物的个性因素的“无意义”及探索人物“无意义的成因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意义”追求。以人物的正价值体现作家的价值取向，主要通过展示人物的“先进性来实现。 赵树理描写小二黑、小芹实际上是欢呼新一代农民的崛起，肯定解放区新一代农民的人格精神与文化品格，梁生宝这一形象塑造在回答“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怎样进行的”这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问题的同时，构建了一种伟岸的时代人格,“改革文学塑造了一系列新型农民形象，这些形象既肯定了一种具有时代意义的开拓精神，又表达了对一种新型经济体制的渴望,这些人物以其“先进性直接体现了农民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正价值，作家通过对人物的肯定或赞美而表达自己的价值追求.本文为互联网收集,请勿用作商业用途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以人物的负价值或正价值体现作家的价值取向，在农民工形象塑造方面并不具有普遍意义,因为具有负价值与正价值的农民工在农民工题材小说中并不普遍存在。贾平凹在阿吉中塑造了阿吉这一进城打工的当代阿Q形象,张抗抗芝麻中的乡村少妇接受城市文化的熏陶,改变了精神面貌，安子笔下的女性个个都是“成功人士”，但这些形象在整体创作中所占比例极小，这就是说，体现负价值的人物与体现正价值的人物在农民工题材小说整体创作中并不集中存在。普遍存在的是价值负载“空缺的农民工形象：这些人物既不以自身的消极因素展示自身的无意义存在,从而间接表达某种正价值,也不以积极因素直接展示自身的存在意义.这种特殊的价值负载状况来自作家特殊的的价值投注。首先，在众多作家的笔下，农民工身上没有具有能指作用的消极因素和性格缺陷。上述三种“悲苦性”人物的悲剧并非源自人物自身的性格（人格)缺陷或行为过失，即人物不是自身悲剧的责任承担者。例如，圆圆（明惠的圣诞）、彩凤(今宵酒醒何处）等乡村少女铁心要做城里人而不惜拿身体做资本，小簸箕们（花落水流红）、晓秋们（发廊）在乡村的默许下以贞洁换取乡村发展必需的原始积累，尽管这些行为导致种种悲剧性后果，但“当事人”并无太大过错，春妹（我们的路）、李美凤(乡下姑娘李美凤）的都市遭遇与她们的个性无关；蔡毅江（泥鳅)、陈贵春（故乡在远方)等人的悲剧的确与自己的非理性冲动有着直接联系，但其犯罪与城市的伤害有着内在的因果关联，因此我们绝对不能归咎于人物的性格。还有，对于农民工的都市苦难的描写也不是出于对某种“反动势力”的揭示,苦难的出现不是某种腐朽存在的反面印证：张铁锁（李家庄的变迁）等贫雇农的生存困苦源于封建地主阶级的剥削与欺压，胡玉音（芙蓉镇）、赵镢头（赵镢头的遗嘱）、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的苦难来自“四人帮的迫害，而与农民工的都市苦难关联的是在现代化进程中风华正茂的城市及正在当前社会中威风八面的资本，而这二者不是应该否定的对象。因此,“悲苦性”人物的悲剧并不具有明显的能指作用或集中的典型概括意义，亦即作家并不希冀通过人物的悲剧对人物自身进行某种价值判断或表达某种价值选择。其次，作家们笔下的“悲苦性”人物既不是现实的“先进生产力”代表，也不是“潜在的新生力量”的萌芽，而是被悲悯的“底层”或“弱势群体”,是“被现代化的对象，根据某种社会逻辑推理暗示,他们甚至就是社会“不安定因素”的所在,因此，其都市生存及其言行并未体现自身的正价值.-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出现的具有文化守成倾向的作品中（如张宇的乡村情感、李佩甫的无边无际的早晨、岳恒寿的跪乳等），道德优势给贫穷的乡村带来自信,传统的乡村人格因反衬都市的堕落而成为一种时代的精神楷模，部分作家将引领时代人文精神的重任赋予乡土精神,但这仅有的道德优势在二十一世纪的农民工题材小说创作中也不复存在！本文为互联网收集，请勿用作商业用途文档为个人收集整理，来源于网络二、农民工形象塑造的价值立场农民工形象价值负载“空缺”出自作家特殊的价值投注，而特殊的价值投注又与作家的价值立场或价值判断密切相关。对于农民工的现实观照，作家采取了“道德”与“历史”的双重立场，这是导致农民工人物形象价值负载“空缺”的关键因素。当历史与道德构成“相对概念”时，历史的含义是社会发展或演进的过程，或者直接指社会的发展或演进，此时二者有着不同的价值取向:道德的评价标准或价值取向是善良、正义、公正等，而历史的评价标准或价值取向则是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社会物质生活的改善等。农民工形象的负价值“空缺”与作家的“道德立场”直接关联。在社会两极分化日趋严重、庞大的底层社会形成之际,在“三农问题”受到社会普遍关注之时,“关注底层”、“构建和谐社会”等理念开始流行，此时作家出于人文构建欲望,主要从道德立场出发描写农民工。城乡二元对立是描写的基本模式,在“关注底层”、“关注弱势群体”等理念的支撑下,农民工或乡村被设计成需要同情乃至救助的弱者,而处于强势地位的城市则成为被谴责的对象；既然农民工或乡村成为被悲悯的对象，那么农民工或乡村自身的不足或缺陷就不再是作家集中关注的焦点，因而集中展示农民工的不幸或困苦以凸显“底层关怀”和渲染农民工的生存困境以倡导社会公平、人格平等、社会和谐，成为作家们的一般叙事策略.农民工形象塑造的终极指向是与“社会和谐等价值追求相关的道德理想,而不是农民工自身的人格升华、道德完善、素质提高，尽管作为被悲悯的对象的农民工自身有着种种缺陷与不足-作家们暗示：经济劣势与素质或（智能）缺陷是弱者之所以成为弱者的关键因素；此时,创作主体的价值投注指向社会构建,而不是农民工自身,农民工形象塑造仅仅是创作主体实现“底层关怀”等创作目的的手段之一，因此，农民工形象的负价值“空缺”。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文档为个人收集整理，来源于网络农民工形象的正价值“空缺与作家（尤其是精英作家）的“历史立场”密切相关：作家出于人文构建欲望，从道德立场出发写农民的困苦,回避农民的缺点与不足，将农民塑造成为悲剧性角色,但与此同时又认同体现着历史发展方向的主流价值观，在“潜意识”中从历史演进角度审视农民工，考量农民工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在二元对立的叙事模式中，城市是农民工都市生存困境的制造者,作家们出于道德义愤不约而同地谴责城市，但城市可恶而不邪恶这与文化守成小说将城市当作邪恶的化身、堕落的代名词的写作方式大不相同；作家们揭示资本对剩余价值的刻意追求给农民工带来的伤害,描写资本权力对农民工人格尊严的践踏，却肯定当下的经济模式与经济环境，肯定资本对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作用-从作家们的整体描写中可以看出,就是当下的经济基础为农民工的都市生存与乡村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因此，在这一整体价值认知模式中，农民工被摆放到一个尴尬的位置上：作家们既从道德角度出发而悲悯农民工，刻意构建农民工的都市苦难，又从历史角度低看农民工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与价值。从历史角度审视农民工有两种具体表现。一是有意无意地以“素质论”观照农民工，如描写农民工在都市的是失语状态和无能，展示农民工在城市绝对被动地位等。例如，管道（王祥夫）中的乡村青年管道在城市举步维艰，他甚至不能完成一次低能的犯罪，在乡下姑娘李美凤中，乡下姑娘李美凤平静地充当老板廖木锯的泄欲工具， 平静地接受鞋料店阿荣的奸淫，平静地接受老板夫妇要她用身子唤醒痴迷电脑的儿子的请求，她甚至不允许自己对这些行为存在半丝疑问,这些情节设计表明作家实际上默认了乡村女青年用身体与城市交换的必然性;即使像国瑞(泥鳅）这样的乡村精英最后也在都市陷阱中命丧黄泉。在以农民为叙事对象的创作史中，农民有过身为革命可靠同盟军的辉煌,有过充当知识分子及知识青年的人格楷模与精神导师的自信,“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荣榜上留下了他们的光辉形象，在礼赞“改革开放”的开拓者时他们也是偶尔被提及的对象,但在农民工题材小说中，昨日的一切辉煌皆成过去,作家们的整体创作暗示:由于自身的原因，乡村是城市化的牺牲品,农民是“被现代化”的对象，农民工是现代化的衍生物,几代农民注定要充当文明演进圣坛上的贡献！因此,农民工形象的正价值“空缺”. 从历史角度审视农民工的具体表现之二是对农民工或乡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的认定模糊。作家们的整体创作表明，农民工不能为中国的现代化提供技术资源与资本支撑，他们唯一可以提供的是不含技术质素的体力劳动.部分作家甚至屏蔽了乡村为中国“赶超型”现代化提供剩余劳动这一长期存在的事实生命是劳动与仁慈（刘醒龙）等文化守成小说反复申说城市繁荣与城市掠夺乡村这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而我们的路等农民工题材小说则指出乡村因自身的发展滞后而难以自保,发廊等作品则明示：乡村女性以特殊方式参与城市的利益分配，带来乡村的生存转机。显然，对农民工或乡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的认定模糊也导致农民工形象正价值的“空缺”.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文档为个人收集整理，来源于网络总之，“道德”与“历史”的双重价值立场是导致农民工人物形象价值负载“空缺”的深层次因素：从“道德视角出发,作为无过错的被悲悯对象，作家不忍让农民工承载负价值,从“历史视角出发，作家不能谴责或否定城市和资本,同时也不能肯定已经成为弱者、成为被悲悯的对象的农民工对于现代化而言的进步作用，因此农民工的正价值也不复存在。双重价值立场反映了创作主体价值判断的两难,或者说双重价值立场就是创作主体的人文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冲突、人文理想与物质现实的冲突的表现。例如，作家们诟病二元经济社会格局,但中国发展的道路似乎已经证明了二元经济社会格局存在的必然性及必要性，作家们斥责城市对乡村剩余劳动的无情剥夺，但我们今天的现代化成果与国家工业化的特殊原始资本积累方式（转移乡村剩余劳动为主要积累途径）关系密切,包括作家在内的城市人都在为已有的现代化成果而欢欣鼓舞，为既得利益而沾沾自喜;作家们站在乡村立场上抨击社会分配不公、为“三农问题忧心如焚、对城市的社会排斥与文化排斥深恶痛绝，但支撑作家们思维方式的哲学根基是现有的经济格局、社会秩序及通行的社会整体价值理念，即作家们并没否定现有的经济格局、社会秩序及通行的主流意识。事实上作家们面临的价值判断悖论来自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种种社会矛盾及其包含的历史悖论.例如,农民是现代化的重要驱动，但一系列经济与文化的置换(尤其是“素质论”对立足于阶级论基础上的“本质论的置换）使农民成为“被现代化”的对象或现代化的累赘,驶往现代化明天的城市列车大有弃农民于不顾而独自前往的趋势；被马克思恩格斯所深恶痛绝的资本的劣根性在现代化进程中暴露无遗,资本权利正在无限膨胀，资本的恣肆妄为是加重乡村忧患的祸首，但现代化却青睐资本，当代政治与资本频频联手,精英文化与资本不断媾和；乡村自尊本能地拒斥乡村女性以身体出卖方式参与乡村发展的原始积累，但这种方式是又是特定历史时期乡村原始积累必需的“补充方式；现代化曾经向乡村承诺明天的美好，但现在却迫使部分乡村女性走上古老而羞耻的路途；“农民进城”是农业大国的城市化的主要途径，但由于种种原因城市又在一定范围内阻挠“农民进城”；一个有着上千年封建文化积淀的国家的现代化肯定包括思想意识的现代化,但有着价值指向差异的多种“现代性的内在冲突又在一定程度上干扰着思想意识的现代化因此,农民工人物形象价值负载“空缺”不是一个简单的文艺学或美学问题；也许，农民工人物形象价值负载“空缺”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是农民工的现实处境、现实地位在文学中的投影,农民工形象塑造的特殊价值投注是作家面临无法解决的种种悖论时的无奈之举!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正是价值负载“空缺”赋予了农民工形象特殊的美学价值。文档为个人收集整理,来源于网络本文为互联网收集，请勿用作商业用途(作者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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