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协同发展政策对人口增长态势的影响——基于系统动力学模型的研究.pdf

Vol.45 No.2（216）2024Northwest Population Journal京津冀协同发展政策对人口增长态势的影响基于系统动力学模型的研究盛亦男，曾雪婷（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劳动经济学院，北京100070）【摘要】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流动人口集聚态势变化将使不同区域的人口规模与结构发生变动。应用系统动力学模型不仅可以模拟社会经济因素对人口增长产生的影响，还可以模拟政策效应，分析不同政策方案对京津冀人口增长态势的影响。模型不仅纳入了人口、经济与资源环境子系统的众多参数，厘清了京津冀协同发展过程中系统内要素的反馈过程，还依据北京疏解产业产值比衡量疏解政策强度并设计了政策参数，模拟了高方案、中方案、低方案以及技术进步方案下京津冀的人口增长趋势。应用灵敏度检验验证了模型的稳健性。结果显示，不同政策方案下人口规模与结构的变动呈现出明显差异。具体而言，政策实施后随着产业转移与区域内劳动力集聚态势变化，北京未来常住人口规模将下降，这可以缓解城市的资源承载压力；天津、河北的劳动力供给则有所增加。在人口结构方面，政策实施后北京的人口老龄化水平将提高，天津、河北的人口老龄水平虽然在中期会降低，但是在远期则会提高。京津冀协同发展政策、技术进步与市场机制共同发挥作用，可以有效地调节城市人口增长。文章的政策含义是，京津冀各地应依据人口增长的趋势实施差异化、动态化的政策，不断提升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以实现区域人口合理分布、经济发展、生态安全的目标。【关键词】京津冀协同发展；系统动力学；人口增长【DOI】10.15884/ki.issn.1007-0672.2024.02.006【收稿日期】2023-02-26【中图分类号】F127；C92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672（2024）02-0064-14【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高质量发展视域下中国人口均衡发展的理论建构与多维测度研究”（20&ZD173）。【作者简介】盛亦男，女，山东莱州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雪婷，女，江苏南京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一、引言在城市化的过程中，人口、生产和消费资料以及财富在城市不断聚集，使城市成为各国参与全球竞争和国际分工的主要地理单元。然而，人口和人类活动过度集中可能带来资源过度开发、环境恶化等城市病问题，不仅会降低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还会使城市发展面临不可持续的问题（Abernethy，2001）1。京津冀作为国家级城市群是人口的主要集聚地，2020年的常住人口规模占中国总人口的7.8%，但区域内部人口分布极不均衡，北京作为超大城市饱受城市病的困扰，而河北的城镇化水平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城市发展的质量有待提高。为解决上述问题，京津冀协同发展政策自2014年开始实施，通过疏解非首都功能整合城市群的要素资源，促进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相协调，使城市群的 642024年第2期 第45卷京津冀协同发展政策对人口增长态势的影响Vol.45 No.2（216）2024布局和形态更为优化。在政策实施过程中，随着北京部分产业转移到河北和天津，从业人口将从北京流向周边城市，引发不同区域人口集聚格局变动。那么，京津冀协同发展政策是否可以实现控制北京人口持续增长的目的，又将如何影响天津、河北的人口变动？劳动力外流虽然有助于实现人口总量控制，但是否会引起北京人口结构老化，削弱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如何设计政策方案，才能实现区域人口合理分布、经济发展、生态安全的目标？为回应上述问题，本文运用系统建模的方法，分析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由于流动人口集聚态势变化而引发不同区域的人口规模与结构变动，评价不同政策方案对实现京津冀人口合理布局和均衡发展的影响。本文的贡献在于，首先，构建系统动力学模型模拟京津冀人口增长态势。相比于仅利用人口数据的人口预测方法，系统动力学模型可以综合考虑区域人口增长过程中社会经济、资源环境与人口子系统之间复杂的反馈关系，模拟在系统反馈关系作用的影响下京津冀人口的未来增长态势。其次，重点关注京津冀协同发展政策引发的流动人口集聚态势变动对不同地域人口规模与结构带来的影响，这一视角较少见诸已有文献。本文设置了多种产业疏解政策方案，对不同方案模拟了北京、天津和河北人口规模与结构的变动态势，研究结论拥有丰富的政策内涵。二、文献综述京津冀作为国家经济增长和人口集聚的重要区域，其人口未来增长态势受到诸多研究的关注。相关研究的预测结果显示，京津冀的人口规模在未来一段时期会有所增长，到2050年达到1.31.5亿，到2110年下降为1.1亿（魏丽莹，2018；刘小茜等，2017）2，3。分区域的人口预测表明，北京在2020年将达到2 287万人，到2030年将增长到2 542万人（王若丞等，2018）4，也有研究认为北京、河北的人口规模在2040年左右开始下降，而天津人口规模则在2070年左右开始下降（魏丽莹，2018)2。对河北省的各个城市也散见一些人口预测研究（吴素霞等，2005；王殿茹等，2009）5，6，如有研究发现雄安新区将成为区域人口的增长点，2033 年和 2050 年人口总量将分别超过 600 万人和 1 200 万人（梁林，2019）7。对流动人口的预测发现，北京、天津未来仍是人口净迁入主导型城市，河北仍将是人口净迁出地区（邓羽等，2014；龙晓君等，2018；王开泳等，2016）8-10。由于区域通过离散力和集聚力（Henderson et al.，2001）11，以及公共服务等多种因素影响人口机械增长（Tiebout，1956；夏怡然、陆铭，2015）12，13，因此进行区域人口预测属于现有研究中的难点（李强等，2015）14。有关人口年龄结构预测的结论则一致认为，京津冀地区的人口老龄化水平将持续加深，全面二孩政策实施虽然使少年儿童规模有所增加，但不会从根本上改变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态势。北京、天津、河北的劳动年龄人口将在2020年后持续下降（魏丽莹，2018；童玉芬，2007）2，15，甚至可能出现劳动力供不应求的现象（周祝平，2007）16，老年抚养比则不断攀升，到2050年北京、天津的老年抚养比将超过50%（杜鹏，1999；马小红、侯亚非，2004；张霞，原新，2002）17-19，河北则将超过40%（魏丽莹，2018）2。人口自然增长受到生育、死亡水平的影响，而人口的机械增长还会受到劳动力供需结构、资源环境约束、社会政策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京津冀协同发展政策是协调区域内部不同城市人口增长与分布的典型政策，以非首都功能疏解为核心，促进产业从北京向天津和河北的部分城市转移，这一过程影响人口机械增长，并使京津冀的人口分布格局发生变动。政策实施过程中，北京的制造业、建筑业、住宿餐饮业等行业被列为限制继续扩张的行业，在此行业中就业的流动人口占城市总流动人口的50%以上。一些研究开始关注调控政策对京津冀人口增长的影响（刘小茜等，2017；王若丞等，2018；根据2018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的数据计算获得。65Vol.45 No.2（216）2024Northwest Population Journal陈功等，2015）3，4，20。有学者认为依据城市群发展的规划目标和经济发展趋势，到2020年北京应疏解450万人（王金营、唐天思，2018）21，天津、河北可新增容纳250万人和300万人（冯虹、刘婷婷，2017）22。政策实施还会间接影响不同城市的人口年龄结构，北京的劳动力外流会加速人口老龄化趋势（任强、陆杰华，2006）23，可能对经济增长带来不利影响，而承接产业的城市则随着劳动力流入而减缓人口老龄化的速度。总的来说，分析政策实施背景下京津冀地区人口增长态势的研究还比较少。有关京津冀地区人口预测的研究大多使用队列要素法。该方法的数据基础是人口的分年龄性别数据，对生育、死亡、迁移等参数设定高、中、低等不同方案（Heilig，2010）24。预测得出的不同方案下的人口增长趋势，可以为制定或调整相关的社会政策提供理论依据。但是，队列要素法对数据质量要求较高，并且无法判断高、中、低方案下人口预测结果的实际发生概率（Raftery et al.，2013）25。一旦现实的人口增长不符合研究者设计的参数方案，就会使人口预测结果与现实存在较大偏差。除了队列要素法外，Logistic模型（谢天怡等，2015）26，Leslie模型（任强、侯大道，2011）27，PDE模型（人口发展环境模型）等研究方法也常被应用于人口预测（罗雅楠等，2016；孟令国等，2014）28，29。随着人口流动日益活跃，区域人口预测很大程度上会受到流动人口规模的影响，而流动人口又受到人口子系统以外诸多因素的影响，常用的人口预测方法由于不能考虑诸多人口子系统外部因素的影响而难以对流动人口进行预测，这使得区域人口的预测结果容易存在很大的偏误。此外，常用的人口预测方法一般只能评价生育政策等人口政策对人口增长产生的影响，很难评价人口子系统以外的社会政策变动对人口增长产生的潜在影响。系统动力学模型与常用的人口预测方法相比具有优势。一方面，京津冀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等要素相互作用、相互关联，构成了复杂系统，系统动力学方法可以模拟社会经济因素变动对人口增长产生的影响。另一方面，系统动力学模型可以模拟政策效应（Costanza&Voinov；1998；Li et al.，2013；）30，31，如评价不同的产业结构调整方案可能对人口增长产生的潜在影响。因此，本文将应用系统动力学方法理清京津冀协同发展过程中系统内要素之间反馈过程，模拟不同政策方案下未来的人口增长趋势。三、研究方法与研究数据系统动力学（System Dynamics）是系统科学的分支，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Forest于20世纪60年代创立。该方法可以筛选影响系统的主要因素，描述并构建系统内部各种因素的复杂关系，处理系统中反馈的动态过程，模拟不同“假设”情景（政策方案）下的复杂系统变化，获得各种政策方案的模拟结果，为社会政策提供有价值的结论。系统动力学模型的建立需要纳入诸多人口、社会经济和资源环境参数，如何对参数区间进行准确识别影响着人口规模与结构模拟结果的可信度。建模时对于参数区间的识别，综合考虑了参数数值的历史增长趋势，并依据历史数据进行趋势外推以确定参数未来的增长率；此外，依据相关文献资料，或根据政策判断未来的参数运行趋势，对参数设定合理区间。将系统动力学模拟的结果与历史数据进行比较，通过多次调试参数进行模型校正，当模拟结果与历史数据之间的误差小于经验阈值时，证明模型能够稳定模拟人口增长。模型所涉及参数的数据来源于20102020年 北京统计年鉴 天津统计年鉴 河北经济年鉴，“六查”和“七普”资料，各省市的水资源公报等政府部门公开的统计数据。四、模型构建与政策方案（一）系统分析框架本文将京津冀人口增长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分为人口、经济和资源环境子系统（见图1）。人口、经 662024年第2期 第45卷京津冀协同发展政策对人口增长态势的影响Vol.45 No.2（216）2024济与资源环境子系统之间既存在密切的内在联系，又存在相互制约关系。具体而言，人口子系统不仅为经济子系统中维系经济增长动力提供了一定数量和质量的劳动力，还可以通过人类掌握的科学技术促进经济质量提高，但是人口的过快增长也会相应增加劳动力供给，为经济子系统带来就业压力，制约经济发展；人口生存依赖于资源环境子系统提供的物质基础，人类生活方式以及人口就业结构变动会影响资源环境子系统的运行，人类科学技术进步也可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而减少资源环境压力，但是人口过度集聚也将引发资源耗竭和环境恶化。经济子系统为人口子系统提供了商品与服务，同时也形成劳动力需求，通过吸引外来劳动力流入而影响区域人口规模与结构的变动；经济子系统也同样依赖于资源环境子系统提供的物质和能量而运行，经济活动的生产方式和生产效率也影响着资源利用水平和环境容量。资源环境子系统为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和自然条件，也因资源过度开采和环境污染而对人口和经济子系统形成制约条件。1.人口子系统区域人口规模变动可以分为人口自然变动和人口机械变动（Tan et al.，2016）32。影响人口规模变动的因素有很多，其中人口自然变动受到总和生育率、死亡率、平均预期寿命、净迁移人口等因素的影响，人口机械变动则受到城市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就业机会、资源环境承载力以及各类社会政策的影响，两者存在相互耦合的机制3。人口子系统与经济子系统之间通过劳动力供需关系相互影响（王红涛、童玉芬，2009）33，其中，劳动力的供给受到劳动力资源和劳动参与率的共同影响，当人口规模增加时，劳动力供给会随之增加，使得劳动力供给与需求的差异减少，这意味着可以为外来劳动力提供的就业机会有限，使得流动人口规模下降，进而抑制总人口增长33。当以劳动年龄人口为主体的流动人口进入城市，会使常住人口年龄结构年轻化，反之会减少劳动年龄人口，使人口抚养比提高。基于以上分析，参考以往研究（童玉芬、王莹莹，2016；丹尼斯，1984）34，35，本文在模型的人口子系统部分选择了总和生育率、死亡率、平均预期寿命，人口净迁移率等参数进行分析。2.经济子系统经济增长促进产业集聚并为本地劳动力市场创造就业机会，增加劳动力需求，当本地劳动力供给无法满足劳动力需求时，外来劳动力会流入城市填补就业缺口。经济增长又可以提供资金引进技术，在这一过程中，人工智能或各类高精尖技术的应用促使劳动生产率提升，降低各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进而减少潜在的外来劳动力进入城市，抑制总人口增长。参考相关文献（刘小茜等，2017；童玉芬、王莹莹，2016；李健、孙康宁，2018）3，34，36，本文选择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变动反映技术进步情况；选择地区生产总值、GDP增长率反映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由于调整产业结构可以促进区域产业升级和优化，也会影响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关系，因此选择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产值和比重反映城市的产业结构。3.资源环境子系统区域的人口增长受到人口承载力的制约，水、土地等资源，以及环境和生态系统可以作为评价区域人口增长的约束条件（游珍、杨艳昭，2018；彭文英、刘念北，2015；封志明等，2017）37-39。水资源在区图1因果关系图 67Vol.45 No.2（216）2024Northwest Population Journal域发展中居于基础性地位，为人口和经济子系统提供维持生存和发展的资源。但是，随着城市化进程与社会经济发展，区域的水资源消耗不断加剧，使水资源成为制约京津冀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约束性资源（游珍、杨艳昭，2018；闵庆文等，2015；封志明等，2017）37，40，41。目前京津冀多年平均水资源总量为257.59亿立方米，低于联合国1993年提出的严重缺水标准（人均水资源量300立方米），尽管为缓解水资源供应不足的问题，京津冀地区自2002年起开始接受南水北调工程从长江、淮河、黄河、海河等流域的供水，但是仍然未能缓解区域水资源短缺的压力，地下水严重超载、沉降区持续扩大、河流的自净能力显著降低等问题凸显。参考以往研究（童玉芬、王莹莹，2016；祝秀芝等，2014；Zhang et al.，2014）34，42，43，本文选择多年平均地表水资源总量、多年平均地下水资源总量、工业用水量、生态用水量、农业用水量、三次产业的单位GDP水耗、南水北调水量、再生水量、应急供水量以及人均生活用水量等参数进行模拟。（二）政策方案设置围绕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政策，模拟不同政策方案下京津冀人口增长态势。京津冀协同发展政策以疏解非首都功能为核心，因此根据北京疏解产业产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可以设计为高方案、中方案及低方案。具体而言，高方案、中方案及低方案情形下北京向周边区域疏解产值占当年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不同，分别为较低比例，中等比例和较高比例。非首都功能疏解政策的实施过程中，北京市新增产业的禁止和限制目录（2018年版）规定部分限制类行业向周边辐射转移，在政策限制类行业中就业的劳动力将分流，部分劳动力可以通过提升职业技能或职业更换转移到非限制类行业，部分劳动力随产业转移到周边城市，其余则可能因无法获得就业机会而离开城市。技术进步可以提高企业的劳动生产率，降低不同行业对劳动力的需求，而部分无法提高技能的劳动力在劳动力市场竞争中将处于劣势，会因就业机会减少而离开城市。因此，本文还设计了技术进步方案，通过该方案分析当北京、天津及河北的技术水平大幅度提升时对人口规模与结构的影响。（三）因果回路图与方案设置本文通过因果回路图（Causal Loop Diagram）展现了人口增长过程。因果回路图汇总了四个反馈回路，包括一个强化人口增长的正反馈回路和四个抑制人口增长的负反馈回路（见图1）。第一，正反馈回路。在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一定的条件下，人口数量与市场规模正相关，亦即在正反馈回路中表现为常住人口规模增加会提高社会消费需求。宏观经济学的研究表明，投资、消费与净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消费不仅可以通过导向作用和拉动作用直接促进经济增长，还可以通过结构效应影响经济增长（欧阳峣等，2016）44，这在正反馈回路中表现为，社会消费需求可以促进地区生产总值提升。在特定产业结构和劳动生产率的条件下，经济总量增长意味着三次产业产值增加，各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随之增加。根据托达罗模型，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的决策受到就业概率的影响，当劳动力需求扩张时会释放就业机会，吸引外来劳动力进入城市，这将增加城市的常住人口规模。第二，负反馈回路。（1）常住人口规模增加会提升资源消耗水平，加剧资源环境压力。根据推拉理论，资源耗竭、环境恶化会使城市对人口的“推”力增强，促使人口离开城市或减少人口流入，从而使常住人口规模下降。（2）如前所述，常住人口规模增加可以刺激社会消费需求，进而提高地区生产总值。经济增长可以在供给层面增加有关技术的资本投入，也可以增加对研发技术的需求从而促进技术进步。技术进步通过知识溢出、R&D活动等提高劳动生产率，进而减少单位产值的劳动力需求。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劳动力需求下降将减少就业机会，人口迁移决策会受到就业概率下降的影响，使得流动人口规模减少甚至出现人口外流，使常住人口规模减少。（3）常住人口规模增加可以刺激社会消费需求，提高地区生产总值，此时在单位产值生产用水量一定的情况下，生产用水量会随地区生产总值 682024年第2期 第45卷京津冀协同发展政策对人口增长态势的影响Vol.45 No.2（216）2024提高而增加。然而，受自然条件和水资源开发利用的限制，在总供水量约束下，生产用水量增加会减少居民生活用水量。当常住人口规模不断接近水资源承载力的上限时，会引发资源耗竭、生态环境恶化，使流动人口规模减少甚至促使人口向外流动，最终使常住人口规模下降。（4）在劳动参与率稳定的情况下，常住人口规模增加可以提高劳动力供给，当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时形成劳动力盈余。在市场机制调节下，劳动力需求不足会使就业机会减少，流入城市的人口规模会随之下降，甚至促使人口向外流动，最终使常住人口规模下降。表1系统动力学模型的方案设置高方案中方案低方案技术进步方案北京1天津2河北3北京天津河北北京天津河北北京天津河北疏解产业的产值规模为0。未承接疏解人口。未承接疏解人口。2014年开始实施非首都功能疏解政策，2020年到2030年疏解产业的产值占当年地方生产总值的比例为5%，2050年为1%。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疏解产值占总疏解产值的比例分别为7%、30%、63%。疏解劳动力转移系数为0.1，即10%的北京疏解劳动力跟随产业转移到天津。疏解劳动力转移系数为0.6，即60%的北京疏解劳动力跟随产业转移到河北。2014年开始实施非首都功能疏解政策，2020年到2030年疏解产业的产值占当年地方生产总值的比例为10%，2050年为3%。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疏解产值占总疏解产值的比例分别为7%、30%、63%。疏解劳动力转移系数为0.1。疏解劳动力转移系数为0.6。2014年开始实施非首都功能疏解政策，2020年到2030年疏解产业的产值占当年地方生产总值的比例为5%，2050年为1%。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疏解产值占总疏解产值的比例分别为7%，30%，63%。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分别以年均6%、8%和8%的速度增长到2030年，之后以5%、6.2%和6.7%的速度增长至2050年。疏解劳动力转移系数为0.1。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分别以年均7.5%，7%和9.4%的速度增长到2030年，之后以6.5%，6.5%和6.3%的速度增长至2050年。疏解劳动力转移系数为0.6。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分别以年均4%，4.5%和7%的速度增长到2030年，之后以3.5%，5%和5.5%的速度增长至2050年。注：1.除了表1的方案设置中提及的指标外，北京的其他参数设置如下：GDP增长率到2050年下降为5%。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分别以年均4.6%，7.5%和7.5%的速度增长到2030年，之后分别以3.8%，6%和6.5%的速度增长至2050年。在2050年，户籍人口的TFR为1.2，出生预期寿命为86岁。流动人口中的外来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为80%，外来少儿人口比例下降为6%。新增流动人口逐步下降为5万人，劳动参与率逐步下降为73%，净迁入人口为4.5万人，014岁净迁移比增加为15%，1564岁净迁移比下降为65%，65岁及以上净迁移比增加为20%。第一和第二产业万元GDP水耗分别以年均0.06%和0.04%下降至2050年，第三产业万元GDP水耗以年均0.06%下降至2030年，之后以年均0.04%下降至2050年。环境用水量2030年为15亿m3，之后保持不变。再生水量2050年增长为20亿m3，南水北调水量2050年增长为20亿m3。2.天津的其他参数设置如下：GDP增长率到2030年下降为4.5%，到2050年下降为3.5%。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以年均4.5%、7%和6%的速度增长至2030年，之后以年均5.9%，5.6%和3%的速度增长至2050年。2050年常住人口的TFR为1.1，出生预期寿命为84岁。新增流动人口逐步下降为2050年的2万人，劳动参与率下降为72.15%，014岁人口净流动比增加为2.7%，1564岁人口净流动比下降为82.5%。农业用水量和工业用水量分别以年均1.8%和0.5%的速度下降至2030年，之后以年均1%和0.2%的速度下降至2050年。生态用水量和其他供水分别以年均3.5%和3%的速度增长至2030年，之后以年均1.5%和2%的速度增长至2050年。3.河北的其他参数设置如下：GDP增长率到2050年下降为4.07%。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分别以年均3.8%，4.3%和6.8%的速度增长到2030年，之后分别以3.3%，4.5%和5%的速度增长至2050年。常住人口2050年TFR为1.3，出生预期寿命为80岁，劳动参与率从2018年的74.9%下降为2050年的72%。2050年014岁净流入比为2.9%，65岁及以上净迁移比为12%。农业用水量和工业用水量分别以1.5%和1.5%的速度下降至2030年，之后以1.2%和1%的速度下降至2050年，生态用水量和其他供水分别以4%和3%的速度增长至2030年，之后以2.5%和2%的速度增长至2050年。69Vol.45 No.2（216）2024Northwest Population Journal对不同方案下的参数依次赋值（见表1），依据历史数据趋势及不同政策方案可能带来的影响，推断参数未来的增长率或对参数设定合理区间。模型模拟的初始年份为2010年，模拟时间为20102050年。五、人口增长的系统动力学模拟（一）构建系统流图根据因果回路图构建京津冀人口增长的系统动力学模型，模拟京津冀人口规模与人口年龄结构在不同政策方案影响下的变动趋势，模型共包括261个方程。构建的系统流图如图2图4所示。（二）模型有效性检验模型的模拟结果与实际数据的误差在合理范围内，是系统动力学模型能够稳定模拟人口增长的重要依据，也是在模型构建过程中进行参数调试的重要标准。对20102020年中方案主要变量的模拟值进行误差检验，验证模型的有效性（见表2）。结果显示，北京、天津和河北的常住人口规模的模拟值与实际值的误差分别低于2.2%、2.1%和1.2%。参考以往研究（Zhang et al.，2014）43，模型主要变量的误差均处于可接受范围内，系统动力学模型的估计效果较好。（三）结果分析1.人口规模的模拟结果系统动力学模拟了北京、天津与河北人口规模的增长趋势，结果显示不同政策方案下的常住人口增长趋势呈现明显的差异。北京高中低方案的模拟结果显示（见图5），到2050年常住人口规模将分别下降为2020年实际常住人口规模的93.005%、90.960%和87.359%。显然，非首都功能疏解到周边区域会使北京的劳动力需求下降，且由于疏解行业以流动人口占比较高的行业为主，那么这部分流动人口随产业转移会降低北京的常住人口规模，且疏解产值占GDP的比例越高，流动人口向外流动的规模越高。如技术进步方案图2北京市人口增长的系统流图 702024年第2期 第45卷京津冀协同发展政策对人口增长态势的影响Vol.45 No.2（216）2024所示，技术进步和产业集聚的规模效应可以加速提高三次产业的劳动生产率，进一步降低各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无法获得就业机会的流动人口会因此离开北京，使北京未来的人口规模持续降低。图3天津市人口增长的系统流图图4河北省人口增长的系统流图 71Vol.45 No.2（216）2024Northwest Population Journal图6显示，天津高中低方案的常住人口规模在2050年将分别达到 1 163.580、1 152.910 和1 146.130万人。高方案和中方案下，天津由于承接了部分随产业从北京转移到天津的劳动力，常住人口规模随之上升。技术进步方案下，技术快速进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使得部分行业的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而盈余的劳动力则将流出天津，该方案下天津的常住人口规模最低，到2050年将下降为1 113.600万人。河北的常住人口规模将先增后降（见图7），到2050年，高中低方案下河北常住人口规模的模拟值均达到6 800.000万人以上。与北京和天津类似，技术进步方案下河北的劳动力规模需求最低，仅为 6 429.350万人。2.人口年龄结构的模拟结果表3的模拟结果显示，北京、天津与河北的人口年龄结构在未来将更加老化。北京的高方案显示，如果不实施任何政策规制人口增长，该方案下北京的人口年龄结构最为年轻。中方案和低方案假设北京向周边区域转移的产值规模会增加，由于随产业转移而离开北京的人口以劳动年龄人口为主，表2人口规模拟合的历史回顾检验结果20102011201220132014201520162017201820192020北京常住人口拟合值1 962.9002 033.1802 088.3802 137.7802 198.7202 235.5402 236.3302 215.7702 193.4402 173.0302 150.840常住人口1 9622 0242 0782 1252 1712 1882 1952 1942 1922 1902 189误差0.0000.0050.0050.0060.0130.0220.0190.0100.001-0.008-0.017天津常住人口拟合值1 299.2901 332.3201 358.7801 379.8501 398.6001 411.8101 414.3401 408.7201 399.2501 402.3401 402.450常住人口1 2991 3411 3781 4101 4291 4391 4431 4101 3831 3851 387误差0.000-0.006-0.014-0.021-0.021-0.019-0.020-0.0010.0120.0130.011河北常住人口拟合值7 194.0007 217.7907 270.6907 327.1707 353.6007 406.6007 462.0607 492.3507 506.5307 521.5207 533.380常住人口7 1947 2327 2627 2887 3237 3457 3757 4097 4267 4477 464误差0.000-0.0020.0010.0050.0040.0080.0120.0110.0110.0100.009图5北京常住人口规模的模拟结果图6天津常住人口规模的模拟结果 722024年第2期 第45卷京津冀协同发展政策对人口增长态势的影响Vol.45 No.2（216）2024因此中方案和低方案的人口年龄结构更加老化，而技术进步方案的人口老化程度最高，原因在于技术进步会加速劳动力外流，使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速度加快。天津与河北的中方案和低方案显示，由于未来城市将实施更为宽松的户籍管理政策，从北京流入天津和河北的一部分劳动力人口在进入老龄期后将在流入地长期居住，这部分劳动力将增加未来的老年人口规模，使远期的人口老龄化水平有所提升，且转移产值规模越高，天津与河北的人口年龄结构越老化。与北京类似，技术进步方案情形下，天津与河北的人口老龄化水平也居于高位。3.京津冀人口规模与结构的模拟结果比较图8和图9分别展示了京津冀常住人口规模和老年抚养比的模拟结果。京津冀常住人口规模呈现先增后降的趋势，高方案下的常住人口规模最高，到2050年将达到10 049.800万人，人口老龄化水平在各方案中处于低位。中方案和低方案意味着当年的疏解产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中等或较高水平，此时常住人口规模的下降速度较快，在2050年分别将达到 9 985.830 万人和 9 895.250 万人。技术进步方案下，技术进步、产业转移与政策的共同作用可以有效减少各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该方案中京津冀常住人口的模拟值最低，在2050年达到9 358.510万人。但是，受劳动力人口规模下降的影响，技术进步方案下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水平明显提高，可能带来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的风险。图7河北常住人口规模的模拟结果表3老年抚养比的模拟结果北京天津河北方案一（高方案）方案二（中方案）方案三（低方案）方案四（技术进步方案）方案一（高方案）方案二（中方案）方案三（低方案）方案四（技术进步方案）方案一（高方案）方案二（中方案）方案三（低方案）方案四（技术进步方案）20100.1130.1130.1130.1130.1040.1040.1040.1040.1100.1100.1100.11020200.1920.2030.2160.2030.1790.1790.1790.1790.1840.1840.1840.18420300.2580.2780.3020.2910.2520.2520.2510.2560.2440.2440.2440.24720400.3050.3220.3440.3500.3090.3090.3090.3160.3110.3110.3120.31720500.3260.3340.3470.3590.3610.3640.3650.3650.3820.3830.3830.405图8京津冀常住人口规模的模拟结果图9京津冀老年抚养比的模拟结果 73Vol.45 No.2（216）2024Northwest Population Journal六、灵敏度检验灵敏度检验用于对系统动力学模型的稳健性进行检验。本文所应用的灵敏度检验采用蒙特卡罗抽样方法，从18个常量的概率分布中选取随机数进行200次的模拟计算，输出目标变量的数值范围和置信区间，常量取值范围为-1%到1%。与其他常量相比，北京、天津与河北的人口性别比、天津与河北的疏解劳动力转移系数的灵敏度较高，即这5个常量的数值变动会引起北京、天津与河北常住人口总量更为明显的变化。对5个常量进行联合灵敏度检验，输出常住人口规模的数值范围和置信区间，如图10所示。北京、天津与河北常住人口规模的变化趋势与方案一的模拟结果相似，且图形没有明显的波动或振荡，说明本文构建的京津冀人口增长系统动力学模型是稳健的。七、结论与讨论利用系统动力学模型对20102050年京津冀常住人口规模与人口年龄结构进行模拟，评价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不同的政策方案可能对人口增长带来的影响，研究发现以下结论。第一，京津冀协同发展政策可以促进区域内人口实现合理布局。通过产业转移引导劳动力从北京向周边城市流动，可以放缓北京人口增长，缓解城市的资源承载压力。部分劳动力随产业转移至天津和河北，可以增加产业承接地的劳动力供给，有利于通过劳动力集聚促进当地经济增长。第二，京津冀未来人口老化程度将明显提升，且不同区域的人口老龄化速度受到政策效果的影响。对北京而言，有效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方案会加速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天津和河北在接纳随产业转移而流入的劳动力可以降低两地在中期（2030年）的人口老龄化程度，但是随着这部分劳动力进入老龄阶段又将使远期（2050年）的人口老龄化水平提升。第三，非首都功能疏解、技术进步与市场机制共同发挥作用，可以有效地调节城市人口增长。在技术进步方案下，京津冀常住人口在2050年将达到9 358.510万人，在各方案中处于最低水平。技术进步可以有效地优化地区的人口就业结构，调节城市的人口规模。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过程中，不同城市应基于功能定位、城市要素禀赋条件以及行业优势，引进技术并逐步实现自主创新，选择差异化的技术进步路径。京津冀多数城市的流动人口增速已经由快转慢，目前城市群的中部和南部已有6个城市成为收缩城市（路昌等，2021）45。中国已经进入了人口负增长时期，农村剩余劳动力供给将持续下降，京津冀城市群未来潜在的流动人口规模将会下降，中小城市由于对流动人口的集聚能力不足，可能面临劳动力供给缺乏、老龄化程度加深的风险。超大城市目前对流动人口的集聚能力较强，但也应防范劳动力供给的结构性短缺引发城市经济活力下降的问题。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首先，京津冀不同城市应依据人口增长趋势，实施差异化政策并予以动态调整。具体来说，第一，北京、天津的中心城区是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的输出地，可以依据城市的人口增长态势和调控产业的劳动力供需结构作为标准，对产业疏解的时间、实施方式与政策强度等进行灵活、动态调整。以劳动力市场的供需结构作为晴雨表，当部分产业出现劳动力短缺时，适时将该产业移出新增产业的禁止和限制目录。通过上述政策措施，避免劳动力短时期大量流出可能引发的劳动力供需失衡、人口老龄化水平快速加剧以及经济活力下降等问题。雄安新区在建成后将成为反磁力场，不仅会集聚城市 高碑店和定州的产业集聚能力不足，唐山、邯郸、石家庄作为资源型城市产业衰退，北京则是在政策引导下的人口向外疏解。上述原因使得这些城市成为收缩城市。742024年第2期 第45卷京津冀协同发展政策对人口增长态势的影响Vol.45 No.2（216）2024群内部人口，还将通过产业集聚吸引城市群外部人口流入，需要依据人口增长的趋势调整居住政策，避免人口规模超出资源环境承载范围。河北省部分城市作为疏解产业的主要承接地，可以积极淘汰落后产能、促进转移产业落地，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公共服务，促进交通一体化，实现城镇化水平提升，让流动人口有意愿长期定居，提高城市对流动人口的集聚能力。面临城市收缩问题的河北省中小城市则应寻找错位发展机会，在教育、住房、基础设施等领域进行布局和发展，提升城市宜居性，引导人口回流，为流动人口及随迁亲属居留、落户提供更为便利的政策环境。第二，城市群应探索针对不同城市的差异化落户策略，引导人口有序流动。以北京、天津为代表的超大城市，应探索解决“存量”流动人口的需求，提高就业质量，优化居住环境，提高公共服务供给，加快城市郊区和城市新区的建设，优化人口空间布局。以石家庄为代表的省会和区域核心城市，应合理调整落户门槛，对落户积分提高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