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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敦煌曲谱研究重要成果述...—以法藏P.3808为中心_刘文荣.pdf

1、53审美与音乐敦煌曲谱今所见有三件,分别为 P.3808、P.3719、P.3539,三件中尤以 P.3808 所含乐曲最为丰富。敦煌曲谱 P.3808 全卷现存 25 首,按书写笔迹的不同与曲列顺序的连接可分为三组。第一组为品弄 弄 倾杯乐又慢曲子 又曲子 急曲子 又曲子 又慢曲子 急曲子 又慢曲子10 曲;第二组为 倾杯乐 又慢曲子西江月 又慢曲子 慢曲子心事子 又慢曲子伊州 又急曲子 水鼓子 急胡相问 长沙女引10 曲;第三组为 撒金沙 营富 伊州 水鼓子5 曲,共 25 曲。P.3719 为浣溪沙残谱。P.3539V 是记录“散打四声”等的二十谱字。敦煌曲谱主体主要是指今藏法国国家图书

2、馆编号为P.3808卷后的25首曲谱。本文以法国国家图书馆藏P.3808二十五首曲谱的研究为中心,对其曲名、曲属、曲序、曲体以及谱字、序词、旋宫、犯调、定弦、相位、曲式等研究的历史与取得的阶段性重要成果进行梳理述论,旨在推动敦煌曲谱研究的发展。一1925 年,作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二、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丛书之一刊出的半农先生敦煌掇琐,在上辑“艺术”中记录了“舞谱”,且标记为“3561”,而实为“3501”,亦未记录 P.3808 及 P.3519、P.3719 等曲谱。值得一提的是,敦煌掇琐对近代东方敦煌学的研究带来了极大的方便,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正如周一良所言:“在巴黎之写本未

3、印行发表前,此书要亦为治敦煌之学者所不废也。书中所收之写本曾经发表或已为当代学者研究利用者刊缪补缺切韵、智骞楚词音、舞谱等。所景印虽只寥寥数行,偶亦有足据以订透写之误,祛学人之惑者”1,可惜刘半农在敦煌掇琐中未涉及较多的法藏曲谱中,故比起王昭君怨 云瑶杂集曲子 五更调小唱 王梵志诗等其它敦煌文献来,因资料限制,敦煌曲谱的研究国人耕耘稍迟。P.3808 号敦煌曲谱最早由日本学者林谦三解读,林谦三与平出久雄于 1938 年在乐谱乐刊二十七卷第一期发表的琵琶古谱之研究天平 敦煌二谱试解一文,是敦煌曲谱研究最早的论文。该文林谦三敦煌曲的研究,最大价值在于将敦煌谱与黄钟番假崇进行比较,而该谱背面即有写经

4、料纸纳受帐,上面的时间为“天平十九年七月二十七日”,故亦称“太平琵琶谱”,唐记则为玄宗天宝六年(747 年)。该谱反映了唐乐琵琶谱的整体面貌,是现存唐乐古谱的最早记录者。1932 年,在林谦三、平出久雄发表琵琶古谱之研究天平 敦煌二谱试解一文稍后,任日本京都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讲师的傅芸子正在主编国剧丛刊,也考察正仓院唐代遗物,并所撰正仓院考古记在三百年敦煌曲谱研究重要成果述评以法藏 P.3808 为中心文/刘文荣摘 要:敦煌曲谱在中国古代音乐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敦煌曲谱亦是留存至今最古老的乐谱之一,是晚唐五代音乐活动、器乐作品文化记忆留存极为宝贵的史料。自 20 世纪开年即 1900 年藏经洞

5、的意外发现,到 2000 年新世纪之交,林谦三、叶栋、席臻贯、何昌林、陈应时等学界先贤的筚路蓝缕、不遗余力的研究,凝结了大量的研究成果,揭橥了众多疑难问题,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回顾百年敦煌曲谱研究历程,详细梳理敦煌遗书发现百年内以法藏P.3808为中心的敦煌曲谱研究各时期取得的重要成果,以期进一步推动敦煌曲谱研究的不断深入。关键词:敦煌曲谱;法藏;P.3808;谱字;学术史基金项目:本文系2019年度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法藏敦煌曲谱文献的整理与研究”(2019SJA0386)阶段性研究成果。DOI:10.16129/ki.mysdx.2023.04.01454美学2023/04仓之概

6、观北仓下详细述录了正仓院太平琵琶谱,及林氏等与敦煌曲谱相比较得出的成果,云:“林谦三、平出久雄二氏,嗣据敦煌琵琶谱及三五要录相互研究结果,因知此谱宫谱,与今日本雅乐所用之琵琶完全同型。”傅氏将其与我国所用四相十品即十四柱琵琶进行了比较,正如他早前所云:“隋唐胡乐中如天竺、龟兹、疏勒,盖均使用之,固非今日吾国所用之十四柱的琵琶也。惟日本雅乐所用之琵琶,四弦四柱,尚与此同制,其演奏之乐曲,亦多自唐传来者。林谦三氏尝据此唐制琵琶以证凌廷堪之一弦七调说与陈澧之一弦一均七调说之非,可为隋唐燕乐调之研究,辟一新境界。”21930 年代林谦三等人敦煌曲谱的研究逐渐取得了一系列稳固的研究成果,为敦煌曲谱体系化

7、的研究做好了铺垫。不但从曲谱所属上达成了敦煌曲谱即琵琶谱,并在音位、定调等方面亦有相关问题的解决。其敦煌曲谱研究的有益成果,推动了叶栋等敦煌曲谱研究的纵深发展。正如叶先生在其敦煌曲谱研究开篇即有言“如何在前人成就的基础上探索该卷敦煌曲谱探索其调式调性特点、结构规律和与唐代曲辞形式的关系”3,叶栋先生在林谦三的基础上研究认为:“此卷子是由二十个谱字(燕乐半字谱)书写、由四弦四相琵琶用木拨弹奏的唐人乐谱”,是由不同宫调、不同分曲组成的多段体套曲。叶先生对谱字符号与文字标记进行了释读,对二十五首进行了试译,在当时影响极大。由于它原藏敦煌莫高窟,故可称为敦煌唐人琵琶曲谱,此容后文详述。1951 年 4

8、 月 2 日,阴法鲁发从敦煌壁画论唐代的音乐和舞蹈详细介绍了敦煌壁画中的乐器图像与种类,简要提到了敦煌藏经洞中出有曲谱4,对将大曲、杂曲子、唐宋词作了简单的梳理。1953 年,任二北出版敦煌曲初探,对乐曲与变文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将敦煌曲谱称为“工尺谱”,并对林谦三的“一拍一谱字”“一谱一字言”“无拍言”等提出了质疑,对急胡相问 倾杯乐 又慢曲子西江月 慢曲子心事子 伊州 水鼓子 长沙女引 撒金沙 营富九首段落谱字形式作了详细解释,又言:“庶几我之遗产,我能整理。我先民既能有敦煌谱,今日我国独不能有林谦三其人者乎”5,呼唤国人能真正地将敦煌谱进行实际的解读。1959 年,阴法鲁在人民音乐第

9、3 期发表唐代的音乐艺术,提出敦煌曲谱是用“工尺字记的”6,并在文末抄录 P.3808 号慢曲子伊州曲谱两行。20 世纪前半叶敦煌曲谱研究的良好起步与逐渐趋于兴盛,为此后敦煌曲谱的不断深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后来敦煌曲谱研究朝着不断向前的深度和广度提供了学术视域和视角。二20世纪80年代是敦煌曲谱研究极具收获的时代。首先,在 1964 年就开始研究的叶栋,在 1981 年 12 月山东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上宣讲敦煌曲谱研究,次年在音乐艺术与音乐研究以文字形式正式发表,引起学界与社会公众极大关注。这是中国学者首次以集中成果发表敦煌曲谱研究的第一人,并以实际音响形式对曲谱进行了译解。叶栋的敦

10、煌曲谱研究,代表了当时国人研究的最高水准,光明日报等媒体进行了盛大的报道。人民音乐以“学术动态”的形式在刊物上首先进行了详细的报道。叶栋敦煌曲谱研究的发表引起了学界的极大反响,亦催生了敦煌曲谱研究广度和研究深度的进展。换言之,国内最早系统发表敦煌曲研究成果的人是叶栋,在其 1982 年首发的敦煌曲谱研究中,从“乐器定弦”“谱字译音”“调式调性”等多个方面展开了系统深入的研究。是书首先阐述了敦煌曲谱所使用的乐器的研究,倾杯乐等敦煌曲谱又慢曲子西江月等敦煌曲谱55审美与音乐即“四弦四象琵琶”。叶先生言“在敦煌曲谱中由二十个谱字组成三群(相当于三个乐章),用四弦四相琵琶演奏的定弦和调式调性关系”,并

11、总结了数条规律。早在林谦三的敦煌曲谱研究中也将敦煌曲谱使用乐器焦点集中在四弦四相琵琶上。林谦三在敦煌琵琶谱的解读中言:“唐代的琵琶因其四弦四柱而有二十个音位,所以用了二十个谱字”7。1982 年,李春光发文章千古事对于“敦煌曲谱”报道的几点意见、毛继增敦煌曲谱破译质疑等文对叶栋成果进行质疑,并对新闻媒体报道敦煌曲谱破译成功的做法表示担忧。1982 年,陈应时在广州音乐学院学报发表应该如何评论敦煌曲谱研究与毛继增同志商榷,陈先生就毛先生论文及评价叶栋敦煌曲谱研究的角度与方法展开了讨论,并陈述了自己的观点。1983 年,陈应时在阳关发表敦煌曲谱研究实录初篇,1984 年,再发敦煌曲谱研究实录初篇补

12、遗,对各家研究成果及研究进展进行“实录”性的评介。叶栋先生的敦煌曲谱研究成果首出后,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同时又带了不少的质疑,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叶栋敦煌曲谱研究发表后,毛继增在音乐研究1982 年第 3 期发表敦煌曲谱破译质疑,其中主要是对敦煌曲谱的乐器使用进行质疑,云:“叶栋的 敦煌曲谱研究却得出敦煌曲谱是由四弦四相琵琶用木拨弹奏的唐人乐谱的结论,并按琵琶谱去翻译,不知有何科学根据?”随后又言:“假如天平琵琶谱多与敦煌此谱相似,敦煌曲谱就成了琵琶谱。那么,我国古代许多乐谱都属工尺谱体系,都与敦煌曲谱相似,难道这些曲谱也是琵琶谱吗?”8叶栋敦煌曲谱研究最大贡献是认为前人并未将全谱译出,故未

13、能有音响的再现,诚如其云:“数十年来,我国学者对这幅千年前的珍贵卷子进行了研究,已故的日本林嫌三氏也曾在三十年代开始探索、并于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发表了论文,为继起研究者提供了经验和资料,惟都未能全识其音乐符号,未能将其谱字译出。这样,也就未能把这一唐代古乐付诸音响的再现,付诸演奏的实践和进一步的探索研究。”9陈应时先生在敦煌曲谱的乐器所属上亦赞成并坚持是为琵琶谱的观点,在毛继增先生敦煌曲谱破译质疑一文发表后,陈应时在广州音乐学院学报1982 年第 4 期针对毛文,发表应该如何评论敦煌曲谱研究与毛继增同志商榷,详细对敦煌曲谱使用的乐器所属进行了商榷,如针对毛继增先生对叶栋先生用四弦四柱琵琶谱解读

14、敦煌曲谱的疑问,说:“用唐代四弦四柱木拨弹奏的琵琶来解读敦煌曲谱,并不是叶文的发明,而是日本学者林谦三的创见。”林谦三对敦煌曲谱是为四弦四相琵琶谱的研判是正确的,陈先生言:“林谦三用琵琶来解读敦煌曲谱,从他的琵琶古谱之研究(1938)开始等论著中作了多次的论证,并按文献记载,提出了不少论据。林谦三于 1964 年出示的伯希和编号 3539敦煌卷子反面琵琶二十谱字的照片,可以证明林氏以往用琵琶解读敦煌曲谱的路子是正确的。”10陈应时先生在论敦煌曲谱的琵琶定弦一文言:“推定敦煌曲谱的琵琶定弦,我们已经具有了以下的已知条件”,在列的五个条件中,首先强调:“唐代四弦四相木拨弹奏琵琶的相位。”11后陈先

15、生在敦煌乐谱解译辨证一书“附录”中解释有关敦煌乐谱论著,在评介岸边成雄于 1982 年由讲谈社出版的古代丝绸之路的音乐中言:“书中以图撒金沙等敦煌曲谱敦煌掇琐中的舞谱日本所存黄钟番假崇谱56美学2023/04片形式展示了日本正仓院所藏唐代四弦四相木拨琵琶和 倾杯乐 又慢曲子西江月 又慢曲子三首敦煌曲谱的原谱照片,以及林谦三的倾杯乐五线谱译谱等。”12又一次说到了正仓院所藏唐代四弦四相木拨琵琶。在 1982 年发表的敦煌曲谱研究实录初篇中再次肯定:“林氏又据日本正仓院所藏的唐代(约在日本的天平时代)四弦四相琵琶和今日本雅乐琵琶同制,以日本雅乐琵琶二十谱字来推定敦煌曲谱所用相同的二十谱字在唐代琵琶

16、上的音位,又对古今谱字作了对照比较,其结果是基本相同的。”1982 年起,敦煌曲谱的研究一开始就出现了商榷式的讨论,对于研究者个人来说,开启了陈应时先生敦煌曲谱研究的序幕。对于各家的论说,问题的争鸣与解决,均推动了敦煌曲谱研究的不断向前开展。商榷式的论争是激烈的,但是对于拓展研究的深度与广度来说是极为有益的。争辩中阐释,争辩中问题的解决与问题的指向推动着敦煌曲谱研究发展的方向。敦煌曲谱在乐器使用方面的研究以及针对叶栋敦煌曲谱研究中乐器使用判断的质疑,应有勤、孙克仁、林友仁、夏飞云发表验证敦煌曲谱为唐琵琶谱,对敦煌曲谱是为琵琶谱进行了极为详细推断,通过唐代四弦四柱琵琶音位指法谱缜密的考证研究,得

17、出敦煌曲谱“可确认为唐代四弦四相琵琶谱”的结论13。1982年,席臻贯赴巴黎国家图书馆亲眼目睹了P.3308。1983 年起,席臻贯用力极勤,初将 P.3808 曲谱背面写卷研究进行入手,撰 佛本行集经优别离品次琵琶符号考暨论敦煌曲谱的翻译一文,驳斥了有学者提出敦煌曲谱为工尺谱的前身,并考证得出“琵琶以其四弦四柱的特点有别于其它乐器每指四声之于琵琶才是唯一可能”。又结合发微研究 P.3539,续将 P.3539 二十谱字音位关系与林谦三东亚乐器考载日本雅乐琵琶二十谱的音位进行比较研究:“根据 P.3539 二行指法次序排列出来的音位表,几乎与林谦三东亚乐器考载日本雅乐琵琶二十谱的音位完全一致我

18、认为敦煌曲谱仅仅是琵琶谱,因其据相位而定,存在同音不同字的特殊性质,不可能为其它乐器借用。”1420 世纪 80 年代初敦煌曲谱的热烈讨论与多维度研究随着曲谱的乐器所属问题的解决,逐渐进入纵深、初现研究的高潮,即随着敦煌曲谱是为琵琶乐谱的问题的解决使敦煌曲谱研究进一步深化,进入系统整理、蓬勃发展的阶段。1983 年 8 月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大会举行的同时,敦煌曲谱领域专家亦积极进行研讨,提交论文的有叶栋的 敦煌壁画中的五弦琵琶及其唐乐附曲谱选 ,何昌林的敦煌琵琶谱之考、解、译附敦煌琵琶译谱 敦煌琵琶谱之考、解、释之补充,陈应时的论敦煌曲谱的琵琶定弦等,展示了敦煌曲谱研究的新成就。1985 年,

19、叶栋再出敦煌琵琶曲谱解释。1987 年,饶宗颐先生对首开敦煌曲谱研究的琵琶古谱的研究天平、敦煌二谱试解进行了翻译,得到了广泛的流传15,进一步明晰了敦煌曲谱是为四弦四相琵琶谱,并由此对敦煌曲谱的定弦、移调、同性调、异性调等做了说明,对敦煌曲谱的琵琶属性进行了充分的研究。1988 年,阴法鲁在文史知识第 8 期发表敦煌石窟中的音乐资料,再次指出:“敦煌发现的曲谱是 工尺谱,用工 尺等笔画简单的字记写唱名,有倾杯乐 西江月 心事子 伊州 等九曲。这种记谱法不知始于何时,但发展到敦煌曲谱的记写水平,一定经历了相当长的实践过程。”16同年,岸边成雄出古代丝绸之路的音乐中以彩页的形式展示了 P.3808

20、倾杯乐 又慢曲子西江月 又慢曲子,简要论述了敦煌琵琶谱的曲目构成17,并未进行深入的分析。1990 年金建民关于敦煌曲谱和古谱学的论争及我见,提出以“敦煌曲谱”称谓较为妥当,并对诸家关于节奏、节拍的说法提出了质疑。1992 年,席臻贯耗时十年,写成敦煌古乐敦煌乐谱新译,加上此前的古丝路音乐暨敦煌舞谱研究与中国乐舞意象逻辑,引起了学术界极大反响和重视。20 世纪 80 年代末至 90 年代,敦煌曲谱的研究呈现了异常繁荣的局面,陈应时、何昌林、席臻贯、庄永平、应用勤、赵晓生、赵维平、洛地、赵玉卿等发表了众多文章,取得了卓越的研究成果。主要成果有:陈应时敦煌乐谱新解(1988)、敦煌乐谱新解(续)(

21、1988)、敦煌乐谱是工尺谱的前身吗?(1988)、评“掣拍说”质疑(1989)、敦煌乐谱第一卷琵琶定弦验证(1993)、敦煌乐谱的研究工作还不能告一段落评唐五代敦煌乐谱新解译(1993)、敦煌乐谱“掣拍”再证(1993)、敦煌乐谱研究五十五年(1993)、敦煌乐谱水鼓子 (1995)、敦煌乐谱 倾杯乐 (1995)、敦煌乐谱 品弄 (1995)、敦煌乐谱急胡相问 (1995)、敦煌乐谱中的“慢曲子”(1996)、敦煌乐谱“掣拍”补证(1996)、答敦煌乐谱曲拍非“掣拍”形式 (1996)。席臻贯的唐五代敦煌乐谱新解译(1992)、唐代和声思维拾沈(上)敦煌乐谱合竹易卦(1995)、唐代和声思

22、维拾沈(中)敦煌乐谱 合竹 易卦(1996)、唐代和声思维拾沈(下)敦煌乐谱合作易卦(1993)。庄永平的敦煌乐谱节57审美与音乐奏再解(1989)、鼓套子节奏与敦煌曲拍(1990)、敦煌乐谱琵琶定弦解析(1991)、论敦煌乐谱中的 T 符号(1992)、论敦煌乐谱中的“小谱字”(1992)、敦煌乐谱的词曲组合(1993)、敦煌曲拍非拍眼形式对敦煌曲拍的重新认识(1993)、论敦煌乐谱中的“”(1993)、论三台词调结构兼论慢二急三节拍形式(1994)、敦煌乐谱曲拍非“掣拍”形式和陈应时先生商榷(1995)、论敦煌乐谱中的“”(1997)、关于敦煌乐谱译解的几个问题(1997)、敦煌乐谱水鼓子

23、曲校勘与研究(1998)、敦煌乐谱伊州曲校勘与研究(1998)、五弦谱调名与敦煌乐谱乐调研究(1999)。林友仁的 论敦煌曲谱的琵琶定弦质疑与陈应时同志商榷(1984)。赵晓生的 敦煌唐人曲谱 节奏另解与叶栋先生商椎(1987)、敦煌曲谱是唐大曲结构吗与叶栋先生商榷又一题(1987)。赵维平的敦煌琵琶谱新解(1988)。何昌林的三件敦煌曲谱资料的综合研究(1998)、唐代舞曲屈柘枝敦煌曲谱长沙女引考辨(1985)。洛地的敦煌乐谱慢曲子西江月节奏拟解(1993)。赵玉卿的敦煌乐谱的断代及谱式的考证研究综述(1997)。成果之多,不胜枚举。以上论文主要围绕敦煌曲谱的定名问题、时代问题、乐器演奏有关

24、的谱字、谱曲记谱特点、抄本史料、曲项四弦四相琵琶演奏属性,和敦煌曲谱P.3808与琵琶谱、燕乐半字谱、工尺谱的异同,以及曲谱所反映的与中原、西域、中亚的乐舞文化的交流、变迁、融合展开全面论述。他们的每一篇论文都是中国学者向世界展示文化瑰宝的研究成果,是以中国学者身份对敦煌曲谱研究的有力推进,在引领世界敦煌曲谱研究方面,导向作用突出,极大提高了文化自信。三百年敦煌曲谱的研究,正如陈寅恪所言:“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亦如席臻贯所言:“我总觉得,这道国际难题,宛如音乐上的哥德巴赫猜想,为此,有的同志已把全部心智奉献上。”再如叶栋所言:“为了振兴中华,为了使我国古老的艺术珍品重放光芒,我

25、愿与有志于研究敦煌曲谱的同人共勉之。”前辈的语言,如今读来,仍然使人慷慨满怀。叶栋躺在病床上,插着输氧管,仍不忘敦煌曲谱的解读。席臻贯生命弥留之际,仍念念不忘乐谱研读事。叶栋、席臻贯一代一代学人努力探讨敦煌曲谱。每每想到叶栋、席臻冠等前辈毕其一生精力对敦煌琵琶谱的研究,笔者无不感伤涕零。先贤们披荆斩棘、殚精竭虑、经年努力,一大批新成果得以出现,奠定了国人在世界敦煌学术研究之林中的研究地位。他们以谦虚严谨的治学,勖勉奋进的榜样,激励后学们以百倍的热情与勤奋去探索敦煌曲谱学术研究事业。注释:参见刘复的敦煌掇琐,最初写于 1925 年 6 月 29 日于巴黎,1925 年 10 月 28 日载于北京

26、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三期中。参见陈应时的 敦煌曲谱研究实录初篇,阳关 1982年第3-4期。参见 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 275-330、331-441、442-469 页。参考文献:1 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论集 M.北京:中华书局,1963:366.2 傅芸子.正仓院考古记 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4:37.3 叶栋.唐乐古谱译读 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1:3.4 阴法鲁.中国古代音乐与舞蹈 M.北京:北京出版社,2018:224.5 任二北.敦煌曲初探 M.上海: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460.6 阴法鲁.唐代的音乐艺术 J.人民

27、音乐,1959(3):29-31.7 林谦三,陈应时.敦煌琵琶谱的解读 J.中国音乐,1983(2):20-26.8 毛继增.敦煌曲谱破译质疑 J.音乐研究,1982(3):67-70.9 叶栋.敦煌曲谱研究 J.音乐艺术,1982(1):1-13.10 人民音乐 编辑部选编.一九八二年音乐争鸣文选C.北京:人民音乐编辑部,1983:379-380.11 陈应时.论敦煌曲谱的琵琶定弦 J.广州音乐学院学报,1983(2):25-39.12 陈应时.敦煌乐谱解译辨证 M.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5:183.13 应有勤,孙克仁,林友仁,夏飞云.验证敦煌曲谱为唐琵琶谱 J.音乐艺术,1983(1):25-41,53.14 席臻贯.佛本行集经忧波离品次琵琶谱符号考暨论敦煌曲谱的翻译 J.音乐研究,1983(3):56-68,120.15林谦三,平出久雄,饶宗颐.琵琶古谱之研究 天平 敦煌二谱试解 J.音乐艺术,1987(2):1-15.16 阴法鲁.阴法鲁学术论文集 M.北京:中华书局,2008:195.17 岸边成雄.古代丝绸之路的音乐 M.王耀华,译.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8:101.作者简介:刘文荣,博士,南京艺术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艺术史、音乐图像学、音乐文献学。实习编辑:孙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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