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杂字书的编纂特征.pdf

古代杂字书的编纂特征古代杂字书的编纂特征张云内容摘要：杂字书是流行于古代乡村的重要的识字教材。“杂字”之名，包含着集合字词和对“三、百、千”系统补充的两层意思。杂字书的读者以乡村孩童为主，也包括文化水平较低的成人。杂字书的字数多为10003000字，是日常生活用字的客观反映，也符合实际学习的需要。杂字书的分类与编排主要借鉴类书的编纂方式，类目设置的变化也与类书的发展一致。明清时期的杂字书多参考字汇等流行字书编纂而成，其内容既具有稳定性，也随着时代的变化做出相应的调整。杂字书的编排技巧表现在谋篇、句式、注释、插图等多个方面。杂字书是中国蒙学识字读物丰富性的代表，对现代蒙学出版具有诸多借鉴价值。关键词：杂字；蒙学；编纂特征课题：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圣彼得堡大学馆藏汉籍专题研究”（编号：1 9 CTQ014）DOI:10.3969/j.issn.2095-0330.2024.02.009识读文字为儿童开蒙第一要务。在我国，编纂童蒙识字书的传统十分悠久。周代贵族子弟八岁入小学,其所学六艺之中，“书”即与文字习得有关。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史篇是周时史官教学童之书。秦统一六国后，在“书同文”的指导下,丞相李斯的苍颉七章、中车府令赵高的爱历六篇、太史令胡毋敬的博学七章相继问世。汉代，间里书师进一步将“苍颉爱历博学三篇，断六十字以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为苍颉篇”。西汉时期，苍颉篇流传广泛，有出土文献证明边地烽燧遗址、王侯墓葬内都有苍颉篇的遗存，这足以证明其在当时的识字教育中的重要性。随着社会发展，字书编纂也迭代更新。汉武帝时司马相如的凡将篇、汉元帝时黄门令史游的急就篇、汉成帝时将作大匠李长元的元尚篇、汉平帝时扬雄的训纂篇、班固的续训纂篇，都是不同时期的代表性字书。史游的急就篇大略尚存，宋晃公武的郡斋读书志谓其：“凡三十二章,杂记姓名诸物五官等字，以教童蒙。”隋书经籍志载有崔浩、豆卢氏、颜师古多家注解；宋代学者欧阳修曾仿急就篇的体例作州名急就章，以示儿2024.2_ 85出版史研究女。可见，急就篇已然成为经典字书。可以说，无论是编纂方式，还是收录内容，以急就篇为代表的早期字书都具有开创性意义，影响深远。南北朝时期,梁周兴嗣编纂的千字文，文字精短而内涵丰富,成为一部划时代的蒙学经典。唐宋时期，得益于雕版印刷技术的普及，知识传播比以往更加便捷。以科举考试为主的士人选拔制度日渐成熟，士庶阶层读书的机会也逐渐增多；而朱熹等所阐扬的理学思想逐步渗透普通百姓的生活世界,重构着传统乡土社会。这一时期，伴随着民智开化，社会上风行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蒙学读物。这些经典文本已经成为不同时代的常销书、畅销书，在传统文化传承中的作用不可估量。以三字经为例，该书影响之巨,在域外汉学中也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俄罗斯早期汉学家比丘林等多以三字经为教材，开启学习中国文化之旅。笔者所见，圣彼得堡大学至今还珍藏着汉俄双语的三字经一部，版面上栏用汉语抄写正文，下栏为俄文翻译，十分详尽。除此以外，圣大还藏有清合刻、单刻本三字经多部；清光绪三十二年（1 9 0 6)石印本华英合编三字经图说一部，乃中英对照读本；还有一部清同治八年（1 8 6 9)印刷的题为“三字经”，实则为宣扬基督教教义的小册子。这些，无不显示了三字经作为一本童蒙读物的深远影响力。大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上就出现了以“杂字”命名的字书。至唐宋时期,各种类型的杂字书大体具备,流行于市井乡间。至明清,杂字书更是风行一时,不同地域、不同时期都有人编纂。只是由于这些书一般非通人所作,内容时有方言土语,故而历来不被著录家登录,未受到足够的重视和关注。直到当86-MODERN PUBLISHING_现代出版代,学者才将杂字书纳入研究视野,如张志公的传统语文教育教材论相关章节的论述。当代学者编纂的杂字类函杂字类函续等书，专门收录明清杂字，提供了丰富的资料。笔者于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图书馆也翻阅了多部杂字书，现拟从释名、读者对象、字数、类目设置、内容、编纂技巧等方面对杂字书的编纂特征进行考察。一、“杂字”释名何谓“杂字”？“杂”有集合、汇合义，说文解字日：“杂，五采相合也。”广韵日：“杂，币也，集也。”古书中杂、集二字可通。王念孙的读书杂志日：“集、杂古字通。月令四方来集”，吕氏春秋仲秋纪集作杂，论衡别通篇集非一即杂。”杂字书,顾名思义，“就是把各类字辞汇集在一起而编成的书”。此是第一层意思。早期以“杂字”命名的书有后汉郭显卿的杂字指、魏张揖的杂字、魏周氏的杂字解话等，姚振宗的三国艺文志卷一“张揖杂字一卷”援引马国翰辑本序言：“杂字名者，杂采成编,不复类次,要是补所作诸书之缺遗也。”姚氏按：“稚让之前有郭训杂字指，疑此亦补注郭氏书,然马说近得其实也。”按马国翰之意，张揖的杂字有拾补前人所著书之未尽之义。此是第二层意思。因为兼具此两层意思，故而当时多有取名为“杂字”的作品。那么,作为童蒙读物的杂字书,从第二层意思理解,其寓意何在？张揖的杂字等书已，从前人的征引来看，其主要是对单个字词进行训释，和后期的杂字书似有较大差距。不过，这正体现了杂字历史演变的轨古代杂字书的编纂特征迹。我们知道，宋代出现的三字经百家姓和千字文，一起成为当时社会高度认可的启蒙识字教材。这三部书各有特点，三字经多讲人事、历史,重在训诫；百家姓则为姓氏的罗列；至于千字文，虽天地自然、历史、人事皆有，但因字数等原因,对生活日用的描述十分有限。因此,社会需要一种记录生活，注重实用，能够对“三、百、千”系列进行补充的识字教材。在这种需求下，四言杂字七言杂字新编对相四言等适合童蒙学习的杂字书便应运而生。这些杂字书上承苍颉篇急就篇，近仿千字文，由单个字词演变为四言文句，可以诵读，具有内容丰富、编排有序、通俗实用的特征。因为杂字书对“三、百、千”教材有补充作用，所以古代村塾教学中可同时使用这两类书。如宋陆游在秋日郊居“授罢村书闭门睡”一句中自注：“农家十月，乃遣子入学，谓之冬学。所读杂字百家姓之类，谓之村书。”清左宗棠于敬陈新疆善后事宜中言：“多设义塾，并刊发千字文三字经百家姓四字韵语及杂字各本以训蒙童。”后世文句合韵的杂字书成为主流，单个字词的杂字书也没有消亡。直至明清，这种字典式的杂字书一直存在,如明末的新刻增校切用正音乡谈杂字大全五刻徽郡释义经书士民便用通考杂字等，反映了此类杂字书强大的生命力。二、杂字书的读者对象与字数杂字书作为旧时村塾教授孩童的教材，主要阅读对象以乡村子弟为主。古代士农工商四个阶层，士作为智识阶层的代表，有机会接受正规教育，志向在于举业；而多数农工商子弟寻求机会识字，则是为了能够胜任以后的生产生活。我们今天见到的一些杂字书的书名有“益幼”“幼学”等字，有些封面配有儿童习字的插图，都明确了其读者对象为孩童。正文中“幼小而备学习”“以教之初学小子”“童蒙学写”等语，再次确认了杂字书作为孩童识字读物的针对性。杂字书流行于古代乡村,文献多有记载。如南宋学者黄震曾在村学堂见塾师教授孩童的教材，“书名小杂字，句必四字,皆器物名，而字多隐僻，义理无关”。明代杨士奇曾于一乡村学馆,给主人钞一贯用于购杂字书，供童子使用。?清光绪年间靖边县志稿记载当地乡间子弟，入学但求识字而已，“即取千字文百家姓、坊刻杂字、应酬各本，日日认字若干”。除了孩童之外,杂字书还吸引了其他潜在的读者。古代普通民众整体文化水平有限，成人在生活生产过程中也面临着识字的困难。杂字书的内容以生活用品为主，文字多采方言俗语。这些特点，也使其成为普通民众粗识文字的最佳选择。来新夏认为杂字书读者不限年龄，不拘身份，“这种所谓幼学教育不是从年龄立意，而是指扫盲性质的启蒙教育”。其实，有些杂字书的编纂者已指明读者对象的多样性。如南宋张云翼在重编详备碎金中指出，碎金一书，“童稚发蒙，与夫涉世逐急日用事字，皆不可阙”。也就是说，杂字书兼具童稚发蒙与日常用字双重功用。特别是清代，当一些杂字书凸显其实用价值时，便直接被冠以“庄农杂字”“买卖杂字”等名。这些杂字书是为了便于经管家务、商贾买卖而专门编纂的，其作用非独童蒙所必晓，也是日用所必需，“士宦商贾皆有所稽焉”（经书便用通考杂字）。2024.2_ 87出版史研究自古至今，汉字的总数整体上呈不断增多的趋势，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共收9 3 5 3 字，宋真宗时编的广韵收字2 6 1 9 4 个，清康熙年间编的康熙字典则收4 7 0 4 3 字之多。尽管如此，社会上的常用字基本保持在四五千字。童稚识字的字数自应以适中为宜。早期的急就篇全书共2 1 4 4字，仓颉篇共3 3 0 0 字。而“三、百、千”单篇约有千字，合起来“总字数是2 7 2 0 字，除去复字不算，单字恰好是两千左右，符合初步识字阶段的要求”。从这些流行的小学书来看,1 0 0 0 3 0 0 0字的范围是与孩童的认知能力相符的。那么,杂字书是什么情况呢?清乾隆年间曲文炳于杂字书编撰颇为用心，他既分析了市面上的七言杂字的详略不一等问题,又认真参考字书,秉着“简而不疏，备而不繁”的原则,编纂出四言杂字，共收2752字,代表了一部内容合理、体量适中的杂字书，这与经典蒙书的字数不谋而合。各类杂字书的字数各有不同。统计杂字类函所载,以单字为主的文奎阁的益智杂字、老二酉堂的绘图日用杂字收5 0 0 0 6 0 0 0 字；各种版本的大字三言杂字收1 6 8 0 字。不同的四言杂字书所收字数为：总魁杂字收7 8 4 字，必须杂字收9 2 0 字，应事杂字收1 0 0 0 字，眼前杂字收1 0 4 8 字，各种版本的四言杂字收1 2 6 4 左右字，绘图童蒙四言杂字收1296字，清永兴堂的使用杂字收1 4 4 0 字，清大盛堂的珠玑杂字收1 9 8 6 字，捷径杂字收2456字，绘图便用杂字收2 4 8 8 字，庄农杂字收2 4 9 6 字，群珠杂字收2 7 0 4 字，对相杂字中的“四言便读”共2 7 0 8 字，清曲文炳的新编四言杂字收2 7 5 2 字，叶韵四言杂字88-MODERN PUBLISHING现代出版收3 0 0 0 字，新刻万全杂字收3 1 6 0 字，清张国潘的新刊校正方言应用杂字收4 3 1 2 字，清李光明所刻的新镌眉公先生四言便读群珠杂字收7040字。不同的五言杂字书所收字数为：五言杂字收1 1 3 0 字，日用杂字收2 3 7 0 字，绘图订正五言杂字收8 5 0 字。六言杂字书所收字数为：建新杂字收6 2 4 0 字，六言杂字收4 5 9 6字。七言杂字书所收字数为：农庄杂字收6 7 2字，百句杂字收7 0 0 字，校正七言杂字收1526字，清光绪宝善堂的七言杂字收1 7 0 8 字，最新订正绘图七言杂字收2 3 2 4 字，买卖杂字收3 8 9 2 字。十言杂字书拾字各言杂字收960字，十三言杂字书万全要紧杂字收2 2 7 5 字。整体来看,多数杂字书的字数为1 0 0 0 3 0 0 0 字，与“三、百、千”等蒙书相近,这既是对汉字使用情况的客观反映，也是前人于童蒙教育上取得的宝贵经验。同时，字数适中的杂字书更符合实际学习的需要。早期承担着民众知识启蒙任务的乡间村塾的教学能力毕竟有限，加之乡间子弟自幼劳作，缺少集中学习的时间,故而有些只能在农闲时，“三家村学究聚乡间子弟教之，谓之教冬书”；有些则是夜暇时就蒙馆学读杂字书，“馆师亦利而教之，谓之夜学”。在短暂的时间内，学生们既要学习“三、百、千”与杂字书等识字读物，还要掌握算数、簿记等技能。因此，字数适中、内容全面的杂字书显然更受欢迎。至于具体字数上的差异，则与编者编纂的目的、水平、态度等多种原因有关。首先,有些杂字书注意到了儿童发育的阶段性。对相杂字新集训蒙必读七言杂字绘图童蒙四言杂字等皆千余字，内容浅易，专为幼童而设。至于由5 0 0 0 6 0 0 0 个单字组成的杂字书，显然不适合童古代杂字书的编纂特征蒙识字,更像是一部供备查稽考的字书；而如7 0 0 0多字的四言便读群珠杂字等书忽略了童稚识字的本初功用,更加彰显了读者对象的多样性。其次，多数杂字书的编纂者没有留下姓名,这些人多为生活在乡村、略通文墨的塾师之，他们的知识水平、编纂态度也对杂字书的质量有所影响。这些编纂者,有些如曲文炳一般思虑周详,会从字数、内容、编纂技巧等方面综合考虑；有些则未能尽心,因循苟简,出现详此略彼、文有遗漏的情况。编纂水平的直观差异就表现在字数上的不同。三、杂字书的类目与内容杂字书在内容编排上大体遵循以类相从的方式,有些标示类目，有些则无。众所周知，分类著录是字书编纂的重要方法，说文解字中明确提出了“分别部居，不相杂厕”的编排原则。只是相较于其他字书而言，杂字书字数有限、连缀成句等特征了决定其不适合采取依据部首编纂的形式。杂字书的分类与编排更多地借鉴类书。类书根据不同的需要将相关文献汇集在一起，分门别类，具有采撼丰富、易于寻检的特点,其编纂的初衷是便于使用，这和杂字书是相通的。从编纂形式来看,杂字书就是一部小型类书。古人将便于幼学的小学珠（宋王应麟）、纯正蒙求（元胡炳文)等置于类书类,正可说明杂字书的类书特性。早期的急就篇虽没有标出类目，但分类著录的方式十分清楚。第二章所载的服器百物，包含了布帛、五谷、菜蔬、果品、衣物、治铸器、竹器、木器、陶器、丝器、文具、虫鱼、饰品、玉佩、乐器、饮食、身体、兵器、车具、房室、农事、鸟兽、疾病、药材、丧葬等2 5 种不同百物器用。从内容上看，急就篇所载之物已经和后期的杂字书颇为相似。宋元时期等早期的杂字书已经有标示类目的情况，如张云翼的重编详备碎金分为四十类,其中的“菜蔬”“果实”“珍宝”“服饰”“农器”“身体”等项是后世杂字书的常见类目。明清时期杂字书的类目多保持在二十多个,虽各有异同,但整体来看,均有一批使用频率较高的常用类目。据统计,这些常用类目有：天文、时令、地理、人物、人事、宫室、器用、饮（五谷、蔬菜、菓品）、身体、衣服、珍宝、首饰、布帛、颜色、病症、药材、杂货、飞禽、走兽、鳞介、昆虫、花草、树木等。反观类书的发展,笔者统计了四库全书系列所载六十多部不同时期以类编排的类书,发现宋元时期的类书所标示的类目存在较大的差异，趋同性不明显。尽管某些类书的类目已与杂字书通用类目多有相同，但直到明代，通俗日用类书大量涌现，它们之中不少类目才呈现一定的趋同性，和杂字书的通用类目多有相似。如名物类考的1 5 个类目中,与杂字书通用类目相似的有1 3 个；王世贞的汇苑详注的2 6 个类目中，与杂字书通用类目相似的有2 2 个；王圻的三才图会的1 4 个类目中，与杂字书通用类目相似的有1 2 个；类隽的2 0 个类目中,与杂字书通用类目相似的有1 6 个；等等。可见,杂字书的类目是紧随类书发展而进行调整变化的。从杂字书的常用类目可知，百物器用在书中占比较重,这与其实用目的息息相关。一些杂字书甚至会将“器用”“饮”等与生产生活相关的类目进一步细分。如世事通考元龙杂字没有“器用”类目,而细分为农器、铁器、军器、乐器、玩2024.2_ 89出版史研究器、酒器、磁器、瓦器、石器、磨器、木器、竹器、漆器十三类；没有“饮”类目，却有五谷、蔬菜、果品、荤菜、素食、酒名、屠宰七个细分类目。这也是杂字书较之类书的独特之处。从内容上看，一部杂字书的编纂会吸收一些方言词汇,更多的则是依据字书进行改造。清康熙年间蒲松龄编纂的日用俗字，曾“详查字汇，编为此书”，方言若有讹误，则“悉从正字通”。清乾隆年间曲文炳所编的新编四言杂字，“特校正于字汇海篇两书之间即其各行名目而联为四言。自天地、人物、鸟兽、花木以至家常、器用等类,每纂数句”。清嘉庆年间孙桐璋所编的新镌醒稚持家全集，亦曾“广集字汇”。字汇，明末梅膺祚所编；正字通，明崇祯年间张自烈所撰；二书皆编于明末，收有大量的古今俗字。篇海原为金韩孝彦所编，明末又按类编为篇海类编二十卷。此三部字书在当时流通甚广。蒲松龄等人编纂杂字书时，字汇等正是他们借以成书的重要参考文献。使用字书，一可选择恰当的文字，二可避免类目的遗漏。杂字书具有众多通用类目，表明其所载内容基本稳定，整体上可分为自然与社会两大类。自然中的天文、地理、五谷、菜蔬、鸟兽、虫鱼、药材以及人之身体、疾病等，一般不会因社会发展、地区差异等因素而发生较大变化，而社会中的各种物用等则会因此而有所不同。据统计，宇宙、天地、乾坤、霄汉、日蚀、月晕、参商、星斗、牵牛织女、云霞、风雨、霜雪、雾露、霰、闪电、霹雳、虹霓、等多频词汇是构成天文类的基本用语。杂字书所载生活日用反映了当时社会风貌的某个侧面。如急就篇中记录汉代书写用具为“简札检90-MODERN PUBLISHING_现代出版署牍家”,其中的竹简、木牍、封绒（即检）、札署,正是汉代以简牍为主要书写载体的真实记载。后来，“笔墨砚池，川连纸张,笔筒笔架”（刘润圃绘图庄农杂字）成为当时社会流行的书写用品。天津文萃堂所刻群珠杂字中已有“體洋布”“肥皂胰”等新兴的事物，反映了清末西方物品的输入对我国传统生活的影响。即便是同一部书的不同版本,也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做出相应的调整。清刻本对相杂字上栏“四言便读”的多个版本中都有“人物门”，载有状元、榜眼、生员、贡监、提控、书吏、承差、舍人、甲长、总甲、巡查、禁子等数十种不同职业的名称。民国时期，上海广益书局将对相杂字改编为改良绘图幼学杂字，原版“人物门”中所载的名称,在现实生活中已经消亡，故而被全部删去。四、杂字书的编排技巧在内容编排顺序上,各类杂字书的开篇皆有所不同,暗示着不同的编纂理念。早期杂字书多采取天、地、人三才的叙述模式，暗含“万物覆焉，昭昭常明。地之所载,万物蒙生”（群珠杂字）的思维逻辑。时有冷热，天有阴晴；云开雾散，霜落露零,正是人类对自然、时间的基本感知。以这些天文类目开篇，借鉴了类书等编排模式，也是最常用的一个编排方法。第二种以生活日用开篇，突出杂字书的实用目的。“所谓杂字，日用寻常”（所谓杂字），诚如斯言，益幼杂字以五谷类为首，绘图日用杂字以蔬菜类为首，应事杂字以“油盐酱醋”开篇，最新订正绘图七言杂字以“木耳香菌合竹笋”开篇。第三种以农商活动开古代杂字书的编纂特征篇，点明了读者对象。如百句杂字的“天下一百二十行，惟有庄农最为强”，改良日用杂字的“人生天地间,庄农最为先”，五言庄农必读的“起春动工忙，催人要商量”，皆指农庄生活；使用杂字的“铺内什物，秤尺斗斛”，珠玑杂字的“今具支用，账目分明”，买卖杂字的“大小各位,柱子记明”，皆为买卖活动。第四类侧重教化性质,包括劝学、劝善等,强调读书知礼的重要性。如四言杂字开篇的“村庄大小，设立学堂。严师教子,读书最良”，是劝人向学的；绘图订正五言杂字开篇的“劝民为善良，教训子孙贤”，是劝人向善的；最新绘图幼学杂字开篇的“一切言动，都要安详”等，是与日常礼仪相关的。从语言句式上看,杂字书有单个字词、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四言加三言、十言、十三言等多种样式。其中以四言、七言所用居多。同时，不少杂字书文句符合韵律,朗朗上口，便于诵读。这种编排技巧无疑与传统诗歌一致，而四言诗、五言诗、七言诗也正是古典诗歌最重要的句式。十言杂字书采取三三四、十三言采取三三七的排列方式。如清光绪三义堂的拾字各言杂字开篇“有天地，分阴阳，日月星辰；云施雨，雷发电，雾露雪霜。江河海,沟渠梁,山川草木；春耕种,夏锄刨,秋收冬藏”，读来有回环往复、抑扬顿挫之美。文句字数的不同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文本内容。从词性上看,杂字书所载多为名词。相对于四言杂字书,五言、七言的文句更方便置入副词、形容词,能增加对事物形态的描写。圣大东方系图书馆所藏清刻本四言杂字共3 1 6 句1 2 6 4 字，清文成堂刻五言杂字共2 2 6 句1 1 3 0 字，虽然后者句数比前者少,但在“名词+形容词”组合上，前者仅有“亲戚和睦、身体安康、子孝母慈、造物蹭、道路崎岖、菜汤咸淡、米粥稀稠、读书勤谨、礼义玄渊、乾坤永远、社稷固坚、皇图悠久”十二组，而后者则有“兄弟须和美、妯娌自贤良、铧子酪碉响、沙梁楞广、葫芦子长、西番苦瓜香、蔓菁君蓬嫩、萝卜菠菜黄、首茂堂堂、磨的镰刀快、千草垛成行、私债还清静、春来农夫忙、天旱米贵、收秋价钱爽、足勾尺寸长、缨帽分?暖、手帕汗巾方、夜晚灯蜡光、推刨起面光、海岱蘑菇香、葡萄李杏香、饶声嗪亮、檀板配、儿骤叫驴狂、牛角儿长、身体自安康、人参青木香、豪霸不久长、辈辈福寿长”三十组之多。整体来看，文句字数增多，对事物形态的生动描述也会相应增加。为了便于理解正文,有些杂字书采取配图的形式,有些则在词义、语音方面进行注释。对相杂字就是图文相配较早的一部字书，据学者研究，该书早在宋元时期就已流行。后世杂字书更多地采用双栏上图下字的形式，图中所配内容亦较为丰富。如宣统元年出版的新镌智灯杂字不仅配有城郭、水井、墙堵、籍田、坟、河港、桥等名物图，还通过画图演示“躲避”“捉拿”“咒骂”“括阎”“修行”等动作。图文并茂能够带来直观、可视化的效果,利于孩童将记诵的文字与其在生活中的所指快速匹配。如二酉堂的绘图日用杂字绘有松、柳、竹、椿、梅花、玉兰、蕙兰、芍药、荷花、秋葵、菊花、水仙等多种植物,描摹其主要特征，极方便孩童执图寻物。还有一些识字书（特别是单个字词的)会在正文旁或整页之后附有释义,便于理解。读音方面，一般采取直音法,在正文旁标注相同读音的字词，以便阅读。这些，都显示出杂字书编纂的精细化。而“绘图”“音注”“改良”等字眼出现在封皮上，亦是出版者力图创新，提2024.2 _ 91出版史研究升图书品格的重要方法。总之，可以说杂字书在当注释时有限的条件下，使用合韵、配图、音注等多种编纂技巧来提高字书的质量。结语作为下层民众文字启蒙的读物，杂字书的出现与流行有现实的社会动因，即与我国古代教育的现状密切相关。一方面，能够有机会接受正规教育的人毕竟是少数，社会底层民众普遍缺乏读书识字的机会；另一方面，蒙学教材匮乏，几百年间市面上流行的“三、百、千”系统，既证明这些字书的经典地位，也反映了蒙学教育局限、陈旧的一面,而杂字书注重日常实用、充满乡土风味等特征,正符合村塾儿童识字开蒙的需要。可以说，杂字书在普通民众识字“扫盲”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随着我国基础教育的普及,这些杂字书退出了历史舞台。不可否认，杂字书在中国出版文化史上具有独特的价值。这些轻薄的小册子是普通民众读书识字的基础教材,成为各种书坊竞相出版的书籍，与通行的官方蒙学读物分庭抗礼,开拓了一个广阔的图书市场,绵延数百年，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是中国古代出版文化中一处独特的风景。每个时代、每个地区都有独具特色的杂字书,这种同名书所呈现出的多样性文本，是中国蒙学识字读物丰富性的代表，也是中国传统出版文化中一个极具研究价值的现象。这些杂字书至今仍蕴含着丰富的当代价值。当代的蒙书出版在开本选择、类目设置、内容采用等诸多方面仍可回顾传统，寻找可资借鉴的特质。（作者系济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班固.汉书艺文志 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 0 1 4:1 4.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卷四 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 0 1 4:1 1 1.欧阳修.欧阳修诗文集校笔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 0 0 9:1 5 4 1.许慎.说文解字：卷八 M.北京：中华书局,2 0 1 0:1 7 2.周祖谟.广韵校本：卷五 M.北京：中华书局,2 0 1 1:5 3 7.王念孙.读书杂志：卷六 M/续修四库全书：第1 1 5 3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社,2 0 0 2:3 8 8.李国庆.杂字类函：第1 册 M.北京：学苑出版社,2 0 0 9:1.姚振宗.三国艺文志：卷一 M/续修四库全书：第9 1 4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 0 0 2:4 6 1.陆游.剑南诗稿校注：卷二十五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 9 8 5:1 7 8 3.左宗棠.左恪靖侯奏稿续：卷七十六 M/续修四库全书：第5 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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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张志公.传统语文教育教材论.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 9 9 2:1 7 7.92-MODERNPUBLISHING_现代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