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埙咏史词的乐府诗味.pdf

第3 7 卷第3 期2023年9 月中国韵文学刊Journal of Chinese Verse StudiesVol.37.No.3Sep.2023张咏史词的乐府诗味翟怡秀*（西北大学文学院，陕西西安7 1 0 1 2 7）摘要张是清代雍乾时期创作咏史词数量最多的词人，其咏史词作集中在红榈书屋拟乐府和林屋词中。红榈书屋拟乐府中的咏史词多以乐府诗题为词题，可视为词为乐府之变的观点在创作中的实践，同时与清代咏史乐府的创作热潮形成呼应。林屋词中部分咏史词虽未使用乐府诗题，但其写法对白居易新乐府诗多有借鉴。张对白居易的关注，与乾隆诗坛对白诗的普遍接受有一定关系。张坝受乐府诗影响而作的咏史词，对乐府诗有承有变，有因有革，体现出他诗词一体的观念和创新意识。关键词张坝；咏史词；拟乐府；新乐府；白居易中图分类号：1 2 0 7.2 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 0 0 6-2 4 9 1（2 0 2 3)0 3-0 0 7 7-0 9张坝（1 7 3 1 1 7 8 9），本名传诗，字商言，又字石公（一说为号），号吟芗（一作吟乡），又号瘦铜（一作瘦桐），别号小茅山人，舒位乾嘉词坛点将录喻之为“火眼骏”邓飞，江苏吴县（今江苏苏州）人，祖籍浙江乌程。屡试不售,乾隆三十年（1 7 6 5)始中举人，三十四年(1 7 6 9)就任内阁中书，参编钦定四库全书。一生涉猎广泛，在诗词、书画、金石考证等多个领域有所建树。有集名竹叶庵文集,撰督亢图中郎女传奇，主持修纂兴平县志扶风县志等地方志，还有吉金贞石录等金石学著作。张共撰有碧箫词五卷、春水词二卷、荣宝词十卷、瓷青馆悼亡词二卷、红榈书屋拟乐府二卷。乾隆四十三年（1 7 7 8），张将除红榈书屋拟乐府之外的其他四种词删汰大部分，重新整理为七卷，总题为林屋词。在张坝看来，碧箫词是少年之作，“最不足存”1(9 0 7）；瓷青馆悼亡词为怀念发妻蒋氏所作,意旨过哀,有乖雅正;其中最佳者，当推荣宝词。所以七卷之中，碧箫词春水词瓷青馆悼亡词各存留一卷，荣宝词独存留四卷。“林屋”之名,来自江苏苏州的风景名胜林屋洞。竹叶庵文集收人的九卷词，即包括二卷红榈书屋拟乐府和七卷林屋词。“红榈书屋”是张挚友孔继涵读书之所。碧箫词五卷另有乾隆四雨庄刻本，一名四雨庄吟卷，“四雨庄”是张祖先的居处。竹叶庵文集初刻于乾隆五十一年（1 7 8 6）,还有乾隆五十二年（1 7 8 7)和五十四年(1 7 8 9)增刻本,但增刻的内容只有诗而无词。沈德潜碧箫词序指出张是吴中地区继尤侗之后的又一杰出词人，堪与浙西名家相颉顽。虽然张坝四十二岁之后将精力转移到诗文（特别是诗)的创作上，但从他编排林屋词时，对不同词集中的作品严加筛选，可以看出他对待词作严谨认真的态度。据笔者统计，张坝是雍乾时期创作咏史词最多的词人，现存作品数量有一百三十余首。目前学界以张坝词为专题进行研究者极少，就笔者所见只有西南大学肖雨娣的硕士论文张及其词研究，张坝的咏史词则尚未得到专门探讨。一承与变：张坝拟乐府咏史词的创作理路张坝的词集中，唯一一部未经删汰、完整保存的是红榈书屋拟乐府。用张自己的话说，“以红榈单行已著，并是拟古之作，不削人焉”1(P90S)*收稿日期2 0 2 3 -0 6 -2 8 【作者简介 翟怡秀（1 9 9 6 一），女，河南驻马店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宋元明清文学、词学。77红榈书屋拟乐府中的词作，绝大多数袭用原有的乐府诗题。笔者根据郭茂倩乐府诗集的分类,对类别郊庙歌辞练时日、齐房、景星鼓吹曲辞巫山高、有所思、芳树、雉子班、将进酒、艾如张横吹曲辞雨雪曲、刘生公无渡河、王昭君、饮马长城行、上留田行、妇病行、乌生八九子、从军行、董逃行、三妇艳、秋胡行、善哉行、艳歌行、门有车相和歌辞马客行、白头吟、梁甫吟、长门怨、班婕妤春江花月夜、玉树后庭花、清溪小姑曲（乐府诗题“清”原作“青”）、祀渔山神女歌（乐府诗题“祀”原作“祠”）、女儿子、华山清商曲辞畿、上声歌、阿子歌、欢闻歌、丁督护歌、团扇郎、黄鹄曲、碧玉歌、桃叶歌、噢侬歌、莫愁乐、估客乐、大堤曲、那呵滩、夜度娘、杨叛儿、月节折杨柳歌、江南弄、采莲曲、采菱曲、阳春曲、积善篇、宴酒篇舞曲歌辞圣人制礼乐篇、精微篇、白辞、独滬篇、淮南王篇、霓裳辞琴曲歌辞湘夫人、履霜操、士失志操、霹雳引、思归引、三峡流泉歌、处女吟、幽居弄蝶行、自君之出矣、驱车上东门行、出门行、妾薄命、羽林郎、当曲、秋兰篇、长相思、少年行、吴趋行、伤歌行、行路难、荆杂曲歌辞州乐、桃花曲、杨花曲、杞梁妻、定情篇、杨白花、无愁果有愁曲、枣下何纂纂、枯鱼过河泣、于闻采花、结袜子、内殿赋新诗、邯郸才人嫁为厮养卒妇、舍利弗近代曲辞红榈书屋拟乐府中的词题进行列表统计：表1 红榈书屋拟乐府词题统计词题何满子、回、浣纱女、山鹧鸪、十索、如意娘、醉公子、休洗红就笔者所见，红榈书屋拟乐府中，只有霜天晓角一词的题目“鸡鸣高树颠”非乐府诗题。鸡鸣高树颠本是萧纲五言古诗的标题，此诗仿拟乐府相和歌辞鸡鸣而作,同样与乐府诗相关。张此集中的作品，大致按照乐府诗集的分类和先后顺序进行编排，对“相和歌辞”“清商曲辞”和“杂曲歌辞”中的题目选择较多,未选“燕射歌辞”及最后“杂歌谣辞”和“新乐府辞”中的题目。张相对系统地运用乐府诗题进行填词创作,将乐府诗与词这两种文体有机结合起来，不能不说是一种有意识的创新。红榈书屋拟乐府序中,陆耀指出张坝正因为“尊词之故 1(3 0 7），其所作“概然有复古之思”0(1 0)。虽然张四十二岁之后即弃词不作，但他并不将词目为小道末技。在他看来，词“备三百篇、九章之遗风焉”2 (r602）；而他与孔继涵的“拟古乐府”,乃是“欲争骚雅之原”2 1(R602）的创作。诗与词起源相同,本为一体。词与乐府诗最初都是音乐文学,部分宋人词集以“乐府”为名。宋代有词人将词的源头向上追溯，梳理从古诗到词的嬉变轨迹。如胡寅酒边集序云：“词曲者，古乐府之末造也；古乐府者，诗之旁行也。”3 （1 6 3 4)）清代部分词人继承了这种观点，同样把乐府诗当作连接古诗与词的纽带。如黄彭年香草词序云：“诗亡而乐府兴,乐府衰而词作。”4(1 2 1 7)陈廷焯白雨斋词话指出：“词也者,乐府之变调,风骚之流派也。“5 1(1)张坝将乐府诗题用作词的标题,可视为词为乐府之变的观点在创作中的实践。据笔者统计，张的红榈书屋拟乐府中有三十余首咏史之作。“清代是乐府诗发展史上的最后一个高峰期。”6 (P6)王辉斌将咏史乐府称为清代乐府的三座高标之一，清代创作咏史乐府诗的作家数量庞大，作品以联章体组诗居多。光绪年间宋泽元编辑四家咏史乐府，“四家”中的尤侗和洪亮吉均为清人。其中尤侗著有明史乐府一卷,洪亮吉著有魏晋南北朝史乐府两卷和唐宋小乐府一卷。张损采用乐府诗题写咏史词，亦可视为对清代咏史乐府诗创作热潮的呼应。张宏生主编全清词雍乾卷（第九册）第4 7 8 7 页将“华山畿”题为“华山”“此棺”二首的词调，但据笔者考证，“华山畿”并非词调名。此二词除未加和声外，在体式上与前面的两首“竹枝”相同，笔者以为，“华山畿”实为“华山”“此棺”二首的题目，它们的词调当是“竹枝”。张宏生主编全清词雍乾卷（第九册）第4 8 0 2 页将结袜子”题作“一馈”一首的词调，将“内殿赋新诗”题作内殿”一首的词调，但据笔者考证，“结袜子”和“内殿赋新诗”均非词调名。此二词在体式上与前面的“罗喷曲”（又作“啰喷曲”）一词相同，笔者以为，“结袜子”和“内殿赋新诗”实为“一馈”和“内殿”二首的题目，它们的词调当是“罗喷曲”。78徐祯卿指出：“乐府往往叙事，故与诗殊。”7 (卷六)叙事性是乐府诗的一大特点。张坝采用乐府诗题的长调咏史词通常能相对清楚地介绍历史人物及相关史事，如六丑如意娘：领宫闹雅化，笑此老、先名如意。羽衣曼柔，飘扬鹦鹉翅。一雯沉鹫。白象金轮藏，旧愁新恨,聆鬼婆环。冯家小宝今如此。且共吹箫，仙人鹤背。莲花定饶双带。愿多情不老，黄发儿齿。春秋高矣。赖还君太子。不见崇恩庙，朱殿。宫中近有猫未。似凄凄切切，蟒枭垂泪。其应诉、九喉山里。赢得个、攀路秋风石马，也多吁气。昭陵下，莫说前事。只问它、验取榴裙幅，盈盈十四。8 1(P804)“如意”是武则天的闺名，张以“此老”称呼武则天,含嘲弄之意。因为“鹉”与“武”同音,武则天格外喜爱鹦鹉。武则天晚年加号“金轮圣神皇帝”，制作金轮、白象等佛教七宝。“鬼婆”是坊间对武则天戏的称呼。“冯家小宝”，即冯小宝，是武则天的第一位男宠，后被赐死。上片结尾云“愿多情不老”，下片开头却直言“春秋高矣”，对晚年仍风流放荡的武则天作了辛辣的讽刺。武则天去世后，朝廷废除了祭祀武氏祖先的崇恩庙。据旧唐书，萧淑妃被废后诅咒说要变成猫报复武则天，所以武则天严禁宫里养猫。王皇后和萧淑妃都被武则天残害致死，她们的族人遭到流放，分别被改姓“蟒”和“枭”。昭陵是李世民的陵寝，本为唐太宗才人的武则天最后却和高宗合葬，将昔日与太宗的情分弃如蔽。“验取榴裙幅”化用武则天如意娘诗。张词举出若干典型事件彰显武则天的残暴和淫乱，选择“六丑”词调,或因此词主要揭示的是武则天丑恶的一面。两汉乐府诗，一般被认为具有高度的社会意义和伦理价值。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意义和价值通常是在叙事过程中自然而然传达出来的，而非通过说教的方式强加给读者。朱光潜指出：“没有道德目的的作品往往可以发生最高的道德影响。”9 1(9 7)后世文人所作乐府诗，议论的成分明显增多。如西晋傅玄秦女休行对女休手刃仇人的壮烈事迹作了生动记叙，但诗中亦有“百男何当益，不如一女良 1 0 1（P121)这样直接说理的句子。相对而言，张坝此词中的叙事和议论更加融合无间，在还原历史细节的同时，以谨严的措辞表明自己的爱憎，使有限的文字产生强大的张力，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准。乐府诗在叙事时，常使用代言体,站在诗中人物的立场，代替诗中的人物发言，如汉乐府孤儿行等。蒋寅指出：“乐府是产生角色诗的沃土。”1 1(P165)张坝部分使用乐府诗题的咏史词运用了类似的手法，如薄幸白头吟。相传白头吟古诗是卓文君所作，用以表达对司马相如喜新厌旧的愤,对于二人关系的发展变化并未具体说明。张坝词上片开头“同心松柏”8（P4785）化用钱塘苏小歌“何处结同心？西陵松柏下 1 2 1（1 5 4)。“记年时、花下相逢,而今重掩罗衫泣”,运用今昔对比的手法，不言怨恨而怨恨之情尽寓其中。下片“君不见、茂陵女，催痛了、文君肝膈”，以相当直白的语气，直接表达对司马相如不念旧情、风流纳妾的深恶痛绝。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文君表示,若能回到从前在卓府之时，自己一定不会再被司马相如的琴音打动。“我心非石”语出诗经柏舟。结尾“妾守成都四壁”是文君弃绝司马相如之语，表示即使独自一人清贫度日，也绝不守在负心汉身边，一个刚烈果决、宁折不弯的女性形象跃然纸上。选择“薄幸”这一词调,亦包含对司马相如用情不专的谴责之意。张损此词代卓文君立言，以简洁的笔墨叙写了文君与相如从相识、相爱到离心的大致经过，侧重人物内心活动的摹写,塑造出生动鲜活的形象。汉乐府中的人物描写，往往通过展示人物所穿服饰、所处环境等从侧面对其进行烘托，对人物的容貌体态作具体刻画者相对较少，叙事的重心在一定程度上由摹形转向传神。张坝部分使用乐府诗题的咏史词也采取了类似的写法，如念奴娇长门怨。选择“念奴娇”词调，暗含陈皇后之名。上片开头“十年金屋。似秋风、未曾到过，殿西南角（8 1（M78），“金屋”用汉武故事金屋藏娇典故，这里的“秋风”指汉武帝，他因作秋风辞而有“秋风客”的别称。“缓缓铜龙，明明玉兔，曲曲金鱼锁”，铜龙，这里当指计时用的漏壶；玉兔，代指月亮；铜、玉、金，都是贵重精美之物。连用三个叠词，语气舒缓婉转,将独居冷宫所产生的孤寂空虚之感娓娓道出。下片“宝罗衣浑不是，物亦因人而恶”,在阿娇看来，如今的自己即使打扮得再华丽，也完全无法吸引武帝的目光。张词虽然写到阿娇因不断反省过错而颜面樵粹，神思恍您，但并未具体描绘她的姿容,而是通过细写长门宫的景物对其进行染，活画出一位身居锦绣丛中却愁肠百结、眉千度的宫廷女性，使读者如闻其声,如见其人。汉乐府有相当一部分采自“代赵之讴，秦楚之风 1 3(P384），很多诗歌使用通俗易懂的口头语言。79如董逃行有句“门外人何求”1 0(7 3 9，口语化色彩明显。后世文人所作乐府诗，总体呈现雅化趋向。张坝部分采用乐府诗题的咏史词在遣词造句上继承了汉乐府浅近如话的特征。如城头月杞梁妻：佳人以哭摇天地。五岳闻而死。何况区区，周遭粉蝶，受得摧颓起。匹夫匹妇之心事。保暖完家计。结队号，头颅相属，安有祯祥理。8 P4800-4801)通篇采用质朴明快、不事雕琢的口头语。上片直言在孟姜女惊天动地的哭声面前，巍巍长城显得不堪一击,这样的夸张手法，在上邪等乐府诗中经常使用；写五岳听闻哭声而死去，类似的拟人手法在汉乐府的寓言诗中也有用到。下片指出如果统治者连平民百姓所求的最基本的温饱都不能满足,则很难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体现出张对暴政谣役的批判和对民生疾苦的关切。乐府诗在开头和结尾多使用程式化的语言，如西晋陆机吴趋行开篇云：“楚妃且勿叹,齐娥且莫讴。四坐并清听，听我歌吴趋。”1 0 1(P1353)这与乐府诗本身具有的口传和表演性质有一定关系。钱志熙指出：“中国戏剧史的全体,正存在于乐与乐府这个体系之中。”1 4 1（7 5）张坝沁园春吴趋行开头有句“四座弗喧，肃揖主人，为歌吴趋”8 （2 4 7 9），明显化用陆机诗的语句。陆诗第五至第十二句描写苏州城的宏丽气象；第十三至第十四句,从写景过渡到写人；第十五至第三十二句,举例介绍苏州的历史名人;第三十三至第四十句,对苏州的人才济济予以榆扬。张坝词则是上片写城市景观，“汇三江水利，日中成市”，先从宏观角度交代苏州城的地理方位；“舍鱼鳞，楼船雁齿”，复从微观角度介绍居民的生活环境，显得有条不紊。下片写人文之盛,所不同的是,陆机颂扬的对象有泰伯、仲雍这样的贤明君主,张坝所称道的主要是文学之士。陆诗结尾再次使用了“淑美难穷纪，商为此歌”这样的套语，张词却没有。可见张坝虽然效法乐府诗的体式，但在具体创作上并不亦步亦趋。一般认为，两汉乐府诗是详于叙事而略于抒情的。事实上，不只是汉乐府，后世以具体人物为吟咏对象的乐府诗也往往将创作重心放在叙述事件上。如西晋石崇有王明君辞，又作王昭君。此诗使用第一人称,前十句交代昭君远嫁匈奴的过程,中间十四句介绍昭君在匈奴的种种遭遇，最后六句是昭君对自己命运的感叹,叙事成分明显多于抒情成分。张作昭君怨王昭君词，重点却在于昭君内心80情感的抒写。上片开头“三尺锦屏似铁。万里龙沙似雪”8 （2 4 7 8 2），以“铁”“雪”为喻，道染出苍?肃杀的氛围。“既作汉宫人。愿和亲”，暗示昭君的远嫁绝非出于自愿,更多是因为身份，但这也从侧面说明昭君具有为家国献身的责任感。下片“水草穹庐曲碌。也胜昭阳新绿”是昭君的自我宽解之语。结尾提到与昭君遭际相似的李陵，点出昭君内心的哀怨。张坝此词的篇幅远较石诗为短，但在抒情的深度和力度方面却更胜一筹。顾有孝乐府英华序云，夫作古题而蹈袭前人之糟粕,不能出已见，是犹学步邯郸,效西子,徒贻识者之逍耳。1 5 1(卷首)张坝多数咏史词直接吟咏乐府诗题的本意，但也有部分作品就题目的含义展开联想,发掘出更丰富的内涵。如太平时景星。景星，即大星、德星，景星出现，是见证君王治国有方的祥瑞迹象。乐府诗景星一名宝鼎之歌，记叙祭祀活动的经过，在盛赞汉武帝精诚感天的同时，祈愿大汉国绵长。张坝词上片开头“汾祀初闻宝鼎歌。景星多”8(4 7），与乐府诗的题目和意旨形成呼应。“楼船下濑长风波”指汉武帝乘兴泛舟汾河，作秋风辞一事。下片笔锋一转，“王母不来巫蛊具”，张华博物志等记载汉武帝曾与西王母相见，只是小说家言;但武帝在位后期发生巫蛊之祸,却是实有其事。“神仙妻子两销摩。茂陵何”,汉武帝未得长生之术,反而逼死了皇后卫子夫和太子刘据。汉武帝的陵寝在汉代的帝王中规模最大，但一切不过是死后的哀荣。武帝使汉朝走向强盛，但其决策亦有不少失误。此词虽以“景星”为题，但并非一味歌功颂德之作；张坝一方面肯定武帝的功绩，一方面指出其不足，持论相对宏通。汉代乐府诗中组诗的数量相对较少，张损使用乐府旧题写作咏史组词，极大地增强了单篇作品的表现功能,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楼上曲有所思三首：思上浮丘称弟子。仙人多受雷霆死。思以佛为主人翁。黄金布地贪天功。不若吹竿频击鼓。有佳人兮歌金缕。醒而读古圣人书。颜渊终日乃如愚。漫捕长蛇求胆煮。长蛇张口喷腥雾。回射虎南山头。南山鬼雄纠纠。朱亥侯生非所病。所哀黄金易人命。人伦日用尽平常。和风甘雨永回翔。海上童男童女子。低头终向沙丘死。金箱玉杖卖人乎。仙人饿倒东方无。长叹黄泉不重见。凄凄葬忆同昌。瀑瀑夜雨迫肝肠。8 (2 4 7 8 0)有所思是饶歌十八曲之一，汉乐府有所思以杂言的形式,将女子遭遇情变前后对心上人由爱到恨的心理变化刻画得细致人微。此诗除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手法方面备受好评外，诗题中的“思”字也颇能引发想象和联想，激起人们的创作欲望。南朝萧统的有所思是整伤的五言诗，未涉及情变的内容,而是凸显了女子与爱人之间隔绝之遥远,路途之艰难,并抒发了难以相会的惆帐。此诗颇有张衡四愁诗的韵味，或包含政治上的寄托。唐人李白的有所思咏叹的并非男女之情,而是自己对神仙的思慕。此诗表面写求仙访道不得的苦闷心情,实则将自已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寄寓其中。宋人曹勋的有所思未点明思慕的对象具体为谁，只是叙写自已访求该对象所面临的艰难险阻，同样包含深微的兴寄。明人黄佐的有所思使用类似汉乐府的杂言体，但抒发的是对慈母的孝思，而非男女的情思可见，历代的有所思或摹写不同人之间的情感,或借由感情的抒写，表达对社会人生的态度，关注的重点大多局限于自身。张坝以“有所思”为题的三首词作,表达的却是对历史人物及相关事件的看法。其一有句“思上浮丘称弟子”“思以佛为主人翁”“思”字与题目形成呼应。此词上片言仙界佛国之事，下片回到尘世之间。在作者看来,仙人大多遭受雷霆之诛,因而不如佛祖有以黄金布地的神力，但仙佛世界并无人间八音齐奏、歌舞美人的享乐。结尾指出清贫自守的颜回看似愚钝，实则比求仙倭佛及贪恋物质享受的人都更有智慧。此词在结构上采用类似枚乘七发的逐步超越和盘升手法，在对不同层次事物的重重否定中点明主旨,即只有精神上的富足才能使一个人得到最大的愉悦，而这种富足可以通过学习古圣昔贤、提高自身修养来获得。其二上片写无论是捕长蛇还是射猛虎，都可能会遇到危险，似在暗示功业的成就并非容易之事。下片“朱亥侯生非所病。所哀黄金易人命”，侯赢与朱亥都是协助信陵君解邯郸之围的功臣，史家多称颂他们为报答知遇之恩而赴汤蹈火的气节。但在张损看来，信陵君与侯、朱之间只有交易而无情义，且这种交易是不公平的。结尾张损指出日常生活中包含的思想道德如同“和风甘雨”一般，能给人心带来持久的滋养。这说明相较于“士为知已者死”1 6 (2 3 8)这样极端的德行，张更认可看似平常富贵轨如转电。茂陵的随葬品，“东方”指东方朔。汉武帝同样幻想能与神灵沟通，在道教的传说中,东方朔乃是下凡的神仙,但在现实中，二人的肉身早已毁灭。下片张直言人间的财富如轨一般不停旋转，没有人能永远安享荣华；且不论一个人生前如何富贵,死后一切都会化作梦幻泡影。以追慕仙佛世界、希求长生不死为虚妄，主张关注现实社会；反对过分贪图利益和享乐，强调传统道德的积极意义，是这组词所表达的意旨。张坝红榈书屋拟乐府中有大圣乐圣人制礼乐篇等词，可见他对儒家思想的尊崇。这组词的立意虽然远比乐府古辞和他人拟作丰富和复杂，但仍是就“思”字进行的阐发，并未脱离诗题。朱庭珍筱园诗话云“作乐府太袭古人，是沧溟辈之优孟衣冠；太离古人，是禅家辟支外道矣。”1 7 (卷三)张坝部分使用乐府诗题的咏史词，拟古而不为古所限，显得通脱而不拘泥。二因与革：张咏史词与白居易新乐府诗张的竹叶庵文集中，除使用原有乐府诗题的红榈书屋拟乐府词两卷外，还有固原新乐府诗七首和迪化新乐府诗一首，为纪念亡兄张传心的政绩而作。郭茂倩新乐府辞序云：“新乐府者，皆唐世之新歌也。以其辞实乐府,而未常被于声,故日新乐府也。”1 0)（P182）唐代以白居易、元棋等为代表的作家,继承汉魏乐府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缘事而发，即事名篇，所作新乐府诗具有更鲜明的针对性。张坝的这八首诗,无论在体例还是内容上都与白居易的新乐府五十首存在明显相通之处。张曾手抄白氏长庆集，并作离别难纪此事。在词中，张坝表示白居易诗的长处在于语言明白晓畅，无艰深晦涩之感；但他同时指出，白氏的长篇诗歌存在文繁而意少的弊病。张损对白居易诗的不足之处表示遗憾，但就总体而言，他对白居易的诗作还是持肯定态度的,这从他效法白氏作新乐府诗就可见一斑。白居易的新乐府诗歌所吟咏的基本是时事，以达到“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1 8（P43）的目标；张坝部分不使用乐府诗题的咏史词，虽以史事为吟咏对象，但其创作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乐府诗,特别是白居易新乐府诗的特征。白居易称自己的新乐府旨在传承“诗三百之义”1 8 1（(1 3 6)，评张籍所作乐府诗“风雅比兴外，未尝81但不可或缺的“人伦日用”。其三开头对秦始皇派人四处求仙访药,最终却难逃一死的命运表示讽刺。“金箱玉杖”是汉武帝著空文”1 8（)。白居易的新乐府五十首，被陈寅恪誉为唐代的诗经。张坝的部分咏史词,同样体现出对诗经的重视。如卜算子获麟处这里的“获麟”指鲁哀公十四年春狩猎得麒麟事，相传孔子作春秋于此处辙笔。孟子有句“诗亡然后春秋作”1 9 （(4 7 3），暗示春秋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诗经的创作精神，具备诗经的部分功能和作用。张词下片“绝笔感兴衰，也并诗亡矣”8(4 8 0 8)）（笔者按：这里的“诗”当加书名号），对诗经开创、春秋接续的文学传统未能得到后世很好的弘扬表示概叹。白居易对诗经所创立的比兴手法相当重视，他将“兴”阐释为“兴发于此，而义归于彼”1 8 （P2791)。O秦中吟十首中有歌舞（又名伤闵乡县囚）一篇，以“秦中岁云暮，大雪满皇州 1 8 1（1 9 5）的景物描写起兴,为下文将脑满肠肥的权贵与冻死狱中的囚徒进行对照描写作铺垫。张坝的部分咏史词，同样运用了即景起兴的手法。如临江仙花朝读：喔喔荒村鸡四起，午时犹键松关。先生风味过清寒。花朝东晋史，楼下太行山。玄晏清虚元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犹为可，四摘抱蔓亮质，此中不愧衣冠。其余地狱黑漫漫。头颅如落归。今下已一摘矣，慎无再摘！”是时广平有大叶,虫多亦清言。8 (P4812)功，良娣忌之，潜构流言，故泌言之。其后代宗所以上片开头两句写景，下片集中笔墨咏史。在张看免张后之祸者，泌之力也。竟卒归衡山。按邺侯来,皇甫谧和陶渊明是东晋时期相当出色的人物,其家传日：先公内院未起，辅国体肥重，因近床语，他则乏善可陈；那个战乱频仍、小人得势的时代，使遂以身压先公。先公素服气，乃闭气良久而去。此人看不到希望。与对景物的描写一样,张坝对史事不足征。泌出处去就，神龙无迹，岂辅国所能害者的吟咏也给人以孤凄冷寂之感，景物描写较好地为哉！唐人长恨连昌诸歌词，皆道贵妃时事，若咏史营造了氛围。泌之希夷高远，阙焉不入声歌，何也？爱谱满庭张坝的咏史词也不乏化用诗经语句之处。芳词,略述其生平云。8(P4912)如一斛珠息夫人有句“良夜三星低户张损的这首词不足百字，小序却长达六百余字，重点(（M0），化用唐风绸缪“绸缪束楚，三星在介绍与李泌有关的三件史事，最后交代创作动机，层户”2 0 1（P152）；洞仙歌悼亡日近，舟杂词十六首次分明。小序引用的人物对话，主要出自资治通其八有句“其雨其雨”8 （2 4 8 2），语出卫风伯兮鉴新唐书这样的信史。白居易新乐府诗的小序“其雨其雨，杲杲日出”2 0)（r84)）等。但张坝对待诗多以寒寒数语点明创作宗旨，张损的长篇词序在对经的态度与白居易存在明显不同。白居易将诗史事作翔实叙述的同时，亦以简洁的话语提出自己经作为指导新乐府诗创作的纲领，张坝虽也注重的观点。在词序的结尾，张损提到白居易的长恨诗经的意义和价值，但只是在咏史词中运用其创歌和元的连昌宫词，为二人的乐府诗仅关注作手法或引用其中语句,并未将其置于指导性地位。与唐玄宗、杨贵妃相关之事，相对忽略那个动乱年代白居易于诗注重写实。新乐府序中，他总结的其他历史人物感到遗憾。的四条诗歌创作标准包括“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此词上片先后列举范蠡、张良功成身隐的事例，传信也”1 8 1（(1 3 6），强调诗歌的内容当绝假纯真。张暗示为唐王朝立下汗马功劳的李泌因避祸而退居衡的部分咏史词搭配篇幅较长的小序,结合史书等山的做法与这两位“英雄”相类。“绝妙神龙无尾，相关记载,对史事的来龙去脉交代得较为清楚,在一让鱼虾、游戏轻区”8 （2 4 9 1 3），以见首不见尾的神龙比82定意义上增强了所咏事件的可信度和说服力。以满庭芳小序为例：唐自范阳兵起，而天子出走，宗庙灰。其外幸有张巡、郭子仪、李光弼之徒生死以之，其内为肃宗调护者,李泌一人而已。上欲发李林甫家,焚骨扬灰，泌不可。上日：“此贼昔日百方危朕，即卿几被害，奈何之？”泌日：“上皇有天下向五十年，太平娱乐，一旦失意,远处巴蜀。南方地恶，上皇春秋高，闻下此敕，意必以为用韦妃之故，内惭不怪,万一感愤成疾，是陛下以天下之大，不能安君亲。”上流被面，罢此诏。张良娣既谱杀王，王谋于泌，欲去李辅国及良娣，泌日：“王不见建宁之祸乎？王但尽人子之孝,良娣妇人,王委曲顺之，亦何能为？”上已奉表入蜀迎上皇，就泌饮酒，同榻而寝，泌请如旧约归山，日：“臣遇下太早，陛下任臣太重，宠臣太深，臣功太高，迹太奇，陛下不听臣去，是杀臣也。下今就臣榻卧，犹不得请，况异日香案之前乎！”上日：“朕非勾践，岂有如朕而办杀卿耶？”泌日：“陛下不办杀臣，故臣求归，若其既办，臣安敢复言。”并极陈建宁之冤。又日：“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喻李泌,用浅水中扑腾的鱼虾比喻诬蔑李泌的奸险小人。“臣无状，半生患难，安乐复何求”,模仿李泌向唐肃宗请辞的口吻，彰显李泌不慕荣华的高贵品质。下片“丁宁无限意，上皇寿永，玉烛金瓯”和“愿得蠡斯麟趾，祝官家、瓜常留”分别对应小序中李泌劝谏肃宗勿掘李林甫墓和保护代宗不因流言遭祸这两件事迹，字里行间流露出对李泌的赞佩之意。不同词调的词都有一定的字数限制，难以做到长篇大论；且词的写作多使用富于文学色彩的语言，一般不会像史书那样平直叙事。张的这首词，小序与词本文实现了较合理的分工，小序主要是记叙事件和发表议论,词本文则侧重抒写由史事所引发的情感。白居易包括新乐府诗在内的相当一部分诗歌有自注,张损的部分咏史词同样搭配自注,笔者根据内容将其大致划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引文型，援引与所叙历史人物或事件相关的材料。如消息雁门关词后引陆游人蜀记关于雁门市的记载，以增进读者对词中所咏远公（释慧远）事迹的了解。另一种是解说型,对词中吟咏的历史人物或事件进行补充说明。如江南春桃花坞唐解元墓词后有句“同里都穆也”8 1（P4864)，是对词中人物“都少卿”身份的解释。词相较于诗通常更加要吵宜修，过多的堆砌材料或过于频繁的解释说明都会在一定程度上损伤词的美感。张损咏史词的小序和自注与词本文在内容上起到互补作用，使叙事、议论、抒情三种功能得以较好地结合起来。在白居易看来，“欲开雍蔽达人情，先向歌诗求讽刺”1 8 1（2 6)。白氏的新乐府诗，对耳闻目见的社会问题毫不留情地进行揭露和谴责，以至于张舜民有“乐天新乐府几乎骂”2 1(4 9）的评价。张坝的部分咏史词，同样用犀利辛辣的语言，对历史人物的丑恶行径作了尖锐批判。如柳梢青铭秦坑：日秦之帝。乃坑儒者,以儒为厉。为厉有诸,亦坑其国，亦坑其子。坑儒者又焚书，日书在、儒其不死。坑者重苏,而不苏者，日秦之帝。8 1(4)张词对秦始皇坑儒和焚书的恶行进行秤击，上、下片的结构基本相同,都是先谈论始皇施用该政策的原因,再指出其行为造成的后果。开头和结尾使用完全相同的语句，直言不讳地点出这两起政治事件的始作佣者。词中多次用到“坑”字，一方面与题目形成呼应，另一方面暗示秦始皇毁坏文化典籍、残杀知识分子的暴行最终会坑害自身，他为维护专制统治而挖下的深坑最后会成为埋葬自己亲手缔造帝国的坟墓。此词上片三、四句采用顶真格，语言平实浅近，通俗明快，不用华辞丽藻，不避重复用字。白居易新乐府诗的语言，具有浅俗的特征,这与他对包括乐府民歌在内民间文学的墓习有一定关系。如华原磐刺乐工非其人也云：“今人古人何不同？用之舍之由乐工。乐工虽在耳如壁，不分清浊即为聋。1 3(CIS）白居易指出，新乐府要做到“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戒也”1 8 1（P136),强调诗歌的表达直白切当。张坝评论白诗，也对其无艰涩”8（P459）表示欣赏。他的这首咏史词,其创作风格与白居易的新乐府诗不乏相似之处。张坝虽然对元、白乐府诗的代表作“皆道贵妃时事”，忽视唐代其他历史人物表示不满，但他自己的咏史词中也有多首对唐玄宗、杨贵妃相关的史事进行述论。如贺新郎观洪防思 长生殿剧，三用前韵：雨摆梨花。佛堂前、风波平地，可怜人。未必卿卿能误国,何事六军激射。唐天子、何其儒下。一世夫妻犹如此,为今生、反使来生怕。双星恨，高高挂。夜深蜡炬和灰泻。蜀当归、关山烽火，他年入画。提起宫中行乐事,苦了将军战马。又苦了、鸳鸯棒打。虢国夫人无结局，配江妃、一样三人者。同命薄,无依籍。8 1(P4935)上片开头用雨水打湿的梨花比拟杨妃凄惨无助的情状。张坝指出，杨妃未必能祸乱朝纲,禁卫军迫使玄宗赐死杨妃的做法并不理智；而玄宗当时除了掩面而泣,无计可施，何其软弱无能。语言直白尖刻,不留情面。相传七夕之夜，玄宗与杨妃在长生殿盟誓，愿生生世世永为夫妇。长恨歌中“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1 8（P61）即指此事。在张看来,玄宗在安史之乱中未能救护杨妃,辜负了彼此之间的信任。白诗以“长恨”名篇，张此词亦不言杨妃之“恨”。下片提到虢国夫人和梅妃江氏，认为她们与杨妃同属薄命红颜。可以说,张写作此词，除讥刺玄宗外，还揭示了以杨妃为代表的众多身陷战乱、无所凭依女性的悲剧命运。张满江红与汪山樵先生谈封植马鬼遗事有句 六军不发，蛾眉受妒”8 （2 4 9 0 7），化用长恨歌“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 1 8(（F60），减字木兰花遣病杂书史事其二有句“夜雨淋铃。独使君王不忍听”8 （P484），化用长恨歌“夜雨闻铃肠断声”1 8（(6 0。可见张坝这类主题的咏史词创作颇受白居易启发。新唐书和旧唐书将杨妃斥为动摇唐朝统治的“祸本”2 1（P281）和“贼83物时代的先后对作品进行编排。元的和李校书本”2 3 （40），认为不除不足以安定军心。张坝则摆脱了传统女祸论思想的禁，对沦为政治牺牲品的女性表达了深挚的理解和同情。这就使得张词中的讽刺不仅具有较强的力度，亦具备一定的思想深度。王世贞艺苑厄言引何良俊语云：“乐府以径扬厉为工,诗余以婉丽流畅为美。”2 4(P386)词通常比诗更注重婉转含蓄。张坝的部分咏史词，不像白居易的多数新乐府诗那样,用激切的言辞将讽刺之意传达出来，而是在对史事的吟咏以及不同人物和事件的对比中，使讽刺之意流露出来。如珍珠帘白沟河小序云：“昔宋辽分界，渊圣渡此，张叔夜死节处。”8 （1 4 8 6）“渊圣 是宋钦宗的尊号。张叔夜在靖康之变中守卫汴梁城，战败后与钦宗一起被金兵掳去，在途经北宋边境的白沟河时自尽。此词上片写景,通过描绘白沟河边鸣咽的西风,染出肃杀悲?的气氛。下片集中笔墨叙事，“死也傍中原，近祖宗丘墓”，对张叔夜为国捐躯的烈举表示肯定。“重耳此人其尚在”，重耳流亡到卫国时向农夫乞食，农夫献土块给他，狐偃认为这是上天的恩赐，象征这片土地上的人对重耳的臣服。张坝意在表明，宋钦宗不像晋文公那样能守护疆土。“痛孤负诸君，不黄龙府”，张由殉国的张叔夜联想到精忠报国的岳飞。宋史记载，岳飞曾立下“直抵黄龙府”2 5 1 0 3 7 的豪言壮语，准备捣毁敌军巢穴，迎接徽、钦二帝,却被高宗以金牌召回,功败垂成。张词在盛赞张叔夜等宋代将领忠君爱国的同时，暗示君主的昏庸无能是导致宋朝衰亡的重要原因。白居易的新乐府中，如卖炭翁苦宫市也，通篇只有叙事而无议论，却引人深思。但这样的作品在白氏的新乐府诗中并不多见。他的部分诗作，为达成“卒章显其志”1 8 1（P136)的创作目标，在篇末大发议论。白居易在写给元的 和答诗十首序中指出，他与元所作诗歌都存在“理太周则辞繁，意太切则言激”1 8(（P105)的不足。张同样认为，“白氏长篇意少辞繁，此其病也”8 1（2 4 8 5 9)。白居易个别新乐府诗过分注重说理，形象感略显不足；张坝的部分咏史词,将议论包含在记叙史事的文字之中,其创作较好地实现了理论性与形象性的结合。陈寅恪元白诗笔证稿指出白居易新乐府中的诗歌以时代为划分依据,张坝的一组以“赞浦子”为词调的咏史词，选择性地吟咏了从传说中的黄帝到西汉的武帝等十位帝王的事迹，同样按照人新题乐府法曲对历代帝王的歌咏，也是从黄帝开始的。张坝这组词的题目直接点出吟咏对象，如“舜舞干戚”“禹渡江”等。每首词吟咏与一位帝王相关的一个相对重大的历史事件,如赞浦子成王刻桐叶封虞。周成王把桐叶削成玉圭的形状，戏言将来会拿玉圭赐给胞弟叔虞封地。史（一说为周公)提醒成王言出必行,成王于是把唐地赐予叔虞。柳宗元作桐叶封弟辨，将“天子无戏言”2 6 1（P609)斥为论。张坝则对成王的做法持肯定态度，他将“桐封辨”与“煮豆诗”对举，认为与叔虞关系友善的成王，远胜过猜忌迫害弟弟的曹丕。张坝在太平时景星等词中对汉武帝颇多批评之语，而赞浦子汉武帝聚书则是对武帝推行文献搜集整理工作的褒扬。可见，张坝的这组咏史词在情感倾向上具有一致性。白居易的新乐府，以“美拨乱陈王业也”1 8 （P140)的七德舞开篇，继以“美列圣正华声也”1 8 (P145)的的法曲，其中的作品虽多为“刺”诗，却以“美”诗先行。但这种“美”并不是为了赞美而赞美，而是“美”为“刺”用，通过认同此来批判彼。张坝的这组词和白居易的新乐府都有明确的创作目的,且都具备一定的系统性。但张坝组词只是对古代帝王事迹的吟咏和撤扬而已，意旨比较单纯，不似白居易的新乐府诗有着鲜明的政治意味和功利色彩。文学具有时代性，个人的文学观念往往会受时代风气的影响。张丽华指出：“乾隆皇帝与沈德潜，对诗坛宗唐风气的兴起与盛行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2 7 （P12)乾隆皇帝在中唐诗人中对白居易的关注相对较多，他作有用白居易新乐府成五十章并效其体,对白氏的新乐府五十首逐一进行仿作。乾隆年间敕令修纂的御选唐宋诗醇，选人唐宋两朝共六位诗人的诗作。从收录诗歌的数量上看，白居易居第三位,相较于清代的其他诗歌选本，明显更受重视。张友人赵翼在瓯北诗话中以一卷篇幅探讨白居易诗，认为元、白诗的“坦易”胜过韩、孟诗的“奇警”,反对将元、白诗风目为“轻俗”。与张同时的翁方纲在石州诗话中将白居易与陶渊明相提并论,对清初文人王士祺贬低白诗深表不满。张咏史词对白居易新乐府诗的关注和效法，与乾隆时期从帝王到文士对白诗的普遍接受有一定关系。参见赵翼著，江守义、李成玉校注瓯北诗话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 0 1 2 年版，第1 0 9 页。84三结语张损红榈书屋拟乐府中的咏史词以乐府诗题为词题,这种做法在历代咏史词中颇为罕见。其中部分作品或将叙事与议论较好地结合起来，或使用代言体进行叙事，或通过侧面烘托塑造人物，或运用通俗浅近的语言，或选择性地采用乐府诗的常见套语等,这是张咏史词对乐府诗“承”的一面。但也有作品或将创作重心大幅度转移到抒情上，或就诗题本义进行生发，或用乐府旧题写作组词等,这是张咏史词对乐府诗“变”的一面。张损仿效白居易作新乐府组诗，他的部分不用乐府诗题咏史词的创作也在一定程度上受白氏新乐府的影响。白居易把诗经当成新乐府创作的指导纲领，张坝咏史词的创作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诗经影响,但并未将其置于指导性地位。白居易论诗注重写实，张坝同样重视咏史词的可信度和说服力，部分词作通过长篇小序和自注来解释说明和议论说理。白居易强调诗歌的讽谕作用，要求诗歌的表达直白切当。张坝部分咏史词的讽刺直截了当,但也有将讽刺之意寓于叙事之中的作品，与白居易个别堆砌理论的诗篇相比,更具形象性。张坝的部分咏史组词与白居易的新乐府五十首都具有一定的系统性，但张的咏史词不像白氏新乐府诗那样有明显的政治意图和功利目的。袁枚指出张坝“工于词 其新颖处，不可磨灭”2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