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与《围城》讽刺手法之比较.doc

完整版)《儒林外史》与《围城》讽刺手法之比较
《儒林外史》与《围城》讽刺手法之比较
朱玲玲
摘要：《围城》与《儒林外史》是中国文学史上两部著名的讽刺小说，其讽刺对象都主要为当时的知识分子阶层，但在作者讽刺的目的与主观态度，及主要的讽刺手法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从中既可看出讽刺小说的发展，也可体味讽刺小说共同的深旨与作者共同的情怀。
关键词：《儒林外史》;《围城》;讽刺小说

中国的讽刺小说并不发达,《围城》与《儒林外史》无疑是其中的两树奇葩，并且两书都是对知识分子阶层的讽刺与批判,虽然一完成于十八世纪中叶，一完成于二十世纪中叶,足足相距二百年，但我们很容易看到,书中反映的知识分子的品性并无多大的改变。对这两者的比较无论从文学上还是社会文化的发展上,都将是一件有意义的事。现从三方面加以比较,略陈其异同。
一、 讽刺的对象
因两书的两位作者一处于帝王制的封建社会，一来自废除帝制后的共和社会，作为社会基础的社会制度有很大的差异,因此，虽同样作为知识分子，但不同的社会中有不同的代表人物。《儒林外史》主要批评了三种人[1］：心艳功名富贵而媚人下人者，倚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者,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自以为高被人看破耻笑者。［2］《围城》讽刺的对象主要集中于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包括官僚士绅,编辑政客，主要代表是三闾大学的教授们。[3]
“功名富贵"是《儒林外史》讽刺的主要着眼点,所以围绕各种人物对功名富贵的态度，作者作了淋漓尽致的描写。在当时的社会,功名的唯一途径自然是科举，科举的唯一手段只有做八股文，但如果只是真诚地孜孜求知却不为社会承认或赏识，那反映的是社会价值观的歪曲，是社会发展的悲剧，而作者在求取功名富贵的知识分子身上，发现的却并非如此。几十年如一日发奋读书，追求功名的范进会不知苏轼何许人,足可见这些读书人的目的并不在自我修养与知识的获取，更惶论治国平天下的胸襟包抱负，而不过是捞取钱财，赚得权势以欺压别人的手段而已。而这才是作者真正讽刺的意义所在。
这种状况在《围城》的知识分子身上并没有多少改观。大学教授并没有真才实学，出国留洋的苏文纨博士也只会剽窃别人的作品，教授韩学愈的文凭也是花钱买来的一纸遮羞布，与《儒林外史》一书中所谓的读书人一样，知识分子求学的目的明确地只在于邀取虚名，作吹嘘的资本，或求取功名的手段，并无一个以知识为目的，或以匡扶社稷为目标。
除了不学无术，《儒林外史》中的“儒”和《围城》中的知识分子,还大多都道德败坏，并同样地表现以正人君子、学者名流的虚伪面孔。范进守孝尊制得不用银筷子,可偏偏拣大暇元子吃;严贡生刚声明完“从不晓得占人寸丝半粟的便宜”,就有小使来报说早上关的那口猪人家来讨。《围城》中褚慎明一再强调自己只有心灵，似乎高尚得不可企及，可是会因为女人有“心”字的一句话激动得眼镜掉到牛奶里。李梅亭的小气,比严监生差不到哪里去这两者都是两书的讽刺要点所在，例子触目即是,不消多举。
总之，两书中的知识分子在坏的一面,都有共同的特征，都一味逢迎拍马，攀名附利，一样地虚伪迂腐，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担当社会脊梁、匡正社会风俗的责任感消失得彻底，愚昧和懦弱、虚伪和自私却毫无遗漏地传下来,在两部书的众生相中表现得清清楚楚。
两书都写到了功名利禄对女性的影响，鲁小姐与苏文纨两人都是当时制度的曲奉与受害者，不同的是鲁小姐作为封建女性，如此品性的养成有其无可选择的无辜,苏文纨则是彻底地利用，两者似不可同日而语。
对于家庭亲情的炎凉，两书也多有涉及。《儒林外史》中王德、王仁两兄弟受人钱财后对妹妹的态度，严贡生对弟媳的态度，都是副丧尽仁德的嘴脸。而《围城》中方鸿渐家妯娌两人对孙柔嘉的明枪暗箭，也并不比他们差。
但与《儒林外史》不同的是，《围城》不仅有对人追求功名富贵的讽刺，也有对人追求爱情及美满婚姻而不可得的嘲讽与感伤，并在书中占了不小的篇幅，这是《儒林外史》中不可能具备的。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家庭的美满并不以爱情的存在为标志,而是以父子有礼、兄弟有序为基本表现，所以《儒林外史》对家庭的讽刺仍然集中于知识分子对于孝、悌的背反上，与爱情无涉。
另外一点不同的是，《儒林外史》中下层劳动人民除胡屠户的前倨后恭略具可笑外，作者对其他人大多并没有太多的嘲讽，而是写得朴实热心有深情，但《围城》中几乎找不到这样的人,所有旅馆的伙计寡妇的仆人，无一不是作者讽刺的对象.《儒林外史》中至少提供了王冕、杜少卿等作者作为正面描写寄予希望的人物，而《围城》中,即使对于主人公,最少地具有知识分子坏积习的主人公，作者也一并在讽刺伤叹之列，全书并没有一个理想人物的出现，如果说唐晓芙作为理想的女性形象显示了作者的偏爱的话，作者并没有意向构画一个知识分子的楷模。
二、 讽刺的目的和作者的态度
对于讽刺小说，人们往往只看到它的辛辣，作者对许多事物、人物的冷嘲热讽，觉得作者对于社会只是愤世嫉俗，只是批判。然而两部书中开综明义,都已表达了作者对于讽刺对象的态度。《儒林外史》第一回文章开始就借一首词阐明大意：“人生富贵功名，是身外之物,但世人一见了功名，便舍着性命去求他，及至到手之后，便味同嚼蜡。自古及今，哪一个是看得破的。”这语气不是象极了《围城》在扉页上那句话吗—-“人生就象一座被围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来，城里的人想冲出去,婚姻也罢，事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抵如此。”从这些直接阐明作者意旨的话中，我们不难看出,作者对于社会的现状,并不只是一味地批判、讥刺、嘲讽，而是忧世伤生,悲天悯人,哀叹人性的弱点是如此的不可克服。所以我们在《儒林外史》中不仅能看到作者对范进、梅玖等丑态嘴脸的无情讽刺，也有对周进、严监生等人或刻意功名，或勤俭守财的些许同情.《围城》中不仅有对李梅亭、韩学愈等人体无完肤的揭露，也有对主人公方鸿渐不无正直、善良聪敏而终不得自立于家庭与社会的哀伤与无奈.所以作者嬉笑怒骂的背后,无不隐隐表现出对整体的士文化品格如此沦丧的担忧，想匡正风俗及救世道人心的渴望，也有螳臂无法挡车，独力难挽狂澜的颓丧，甚至《围城》中对于整个人类生存意义的质疑，而绝不仅仅是对个人、某种人的批判与讽刺。
相对来说，《儒林外史》讽刺的目的要具体一些，即主要针对封建社会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造就的一批心态扭曲的士人，而人对于自我角色选择的自由作者给予了相对的肯定,即，人即使在这样的社会制度中是有自由，也有可能选择一种正确的人生道路的，例如对不慕名利的王冕、杜少卿等人，作者还是给予了积极的肯定,也即作者对人对自我命运的主宰和把握并没有质疑，尽管这个社会是一潭烂泥，但我们仍可出于泥而不染，作者对人的理性仍然有充分的相信。吴敬梓批判的并不是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甚至不是封建社会制度对人心灵的扭曲,而是士人品格的自我选择。同样的社会中,作者也描写了诸多的正面人物,如杜少卿、虞博士、庄绍光、迟衡山，而并没有以官与非官区别他们，也不以对科举的态度区别他们。孜孜以求并不以为非的虞博士,与坚辞不就的庄绍光，同样为作者肯定.作者要宏扬的无非是一种人道的、真诚的态度，无论对社会还是对社会制度。“不以求之为耻，不以去之为高”，这是作者对于科举的态度，而虔敬事亲、尽心交友、品行端方、不加虚饰、夫妻和美，这就是小说中正面人物品格的基本特征,不必以匡济天下为己任，不必以道德文章为立名根本，只要做到尽情至性，便不失为值得肯定的士大夫.从中我们既可以看到作者对于士大夫品格期望值的降低，但也更可看到作者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思想。
《围城》里则多了一种虚无，方鸿渐事业、爱情、婚姻的种种悲剧固然与他的个性相关，但我们在方鸿渐的性格与命运之间容易体会到一种无法选择的悲哀,他未尝不诚实，但他买了假文凭,又诚实地并不利用它；他也未尝不专情，他爱唐晓芙爱得那么纯洁那么深情，可他又有鲍小姐的污点；他也未尝不清高，不想同流于俗，不想与李梅亭类为伍，可他照样斤斤计较教授与否的名份和在学校的地位；他也未尝不尊重、体贴女性，可无法与孙柔嘉恩爱相处，于是方鸿渐的悲剧就不仅仅是他性格的悲剧，何况克服了他性格弱点并不懦弱，处事圆滑的赵辛楣在爱情、婚姻上也莫不如此,而所谓事业上的成就也只有在赵辛楣用了政治家的头脑流于世俗后才得到了所谓被人艳羡的社会地位.所以方鸿渐的悲剧竟成为人类自身的悲剧,是人类自身的弱点无法克服的悲剧,例如情感与理智的矛盾,个人与社会的矛盾，个体对于自由与自立人格的渴求与对社会承认的渴求的矛盾，等等.所以同为讽刺小说，有大致相同的讽刺对象，两书讽刺的目的却并不相同.《儒林外史》在期盼着一种清明、有效的政治秩序，真诚、朴实的伦理道德，刚直、诚实的士人品格，而在《围城》里，我们看不到作者的理想和对问题解决的方法，只在最后落入一种无可奈何的凄凉与悲伤里，与喜剧的定义全不搭界。
对不同的人,两位作者也表现了不同的态度.
《儒林外史》中对不读书、不做官的朴实百姓,一般都作正面形象描写，例如楔子中资助王冕的秦老人，朴实、正直；资助周进的金有余等人,也多有义气且有同情心，于朴实中做出“极豪杰、极义气"的事（闲斋老人序）；即使表面看来势利、卑琐的胡屠户，作者也并未把他描摩成虚伪、奸诈之徒,而也有可爱之处。对周进“除了墨卷之外，了无所有”的迂腐儒生，包括像严监生时时忧贫、日日怕事，并不敢为非作歹但鄙吝有余之人，作者在略事嘲讽之余，大多的态度还是同情。而这些迂腐、痴钝的儒生如周进、范进尽管不学无术、年事已高却最终走上仕途，而严监生空拥十数万家赀并不见其受用一天,空有夫妻情感却作出懦弱不义之事，足可见作者对于世事的讽刺，一方面是对于人的狭隘、自私而不自知的嘲讽,另一方面也是对世事荒谬的辛辣讽刺。《儒林外史》中竭尽全力加以嘲讽的是无耻、混帐的严老大,空疏不学、沽名钓誉的娄氏兄弟等人，对其他人则表示了或同情或感伤的态度。
相对于《儒林外史》作者态度的复杂和层次性，《围城》对于各种人物的态度要简单得多，除对方鸿渐、赵辛楣有些许同情外，其它无论村民野夫、下人百姓、军旅商贾、儒人才士，莫不讽刺其言谈举止、内心动机，可谓刻薄之至。从轮船上轻薄奸诈的安南人和仆人阿刘，到方鸿渐家里两个虚伪算计的弟媳，去三闾大学路上遇到的各种旅店肮脏、鄙俗的伙计，包括寡妇的男仆及军人侯营长,作者都予以鄙夷的讽刺，且讽刺得不留余地，毫没有同情的成份.对虽非知识分子，也是社会上流的几个人物，不管是其出身并不显赫的点金银行行长周先生及太太，还是系出富庶之门的沈氏夫妇及苏文纨一家,作者也一并毫无保留地刻画他们装腔作势的滑稽可笑。对受过所谓高等教育,甚至留洋混有博士文凭的知识分子们，包括船上诸人及禇慎明、苏文纨、三闾大学的校长、教授们，更是作者集中讽刺的对象，不仅揭露他们的空疏不学，更揭露他们为掩盖自己的空疏不学所竭力附庸风雅、清高自许的丑态和滑稽嘴脸。所以对于《围城》中的大部分人物，作者或讽刺其不识字的野蛮、粗陋、无知，或讽刺识字人同样的无知和更加可恶的虚伪，除极个别的方鸿渐、唐晓芙外，作者没有给我们人类发展以希望。闲斋老人的朋友说：“慎毋读《儒林外史》，读竟乃觉日用酬酢之间，无往而非《儒林外史》。”[2］这还只是说《儒林外史》道着了知识分子于人伦日用之间容易表现出的种种积习和社会风气弥漫已久的种种不易改变的态度、规范,但《围城》之读，却让人觉得做人的可悲,几近于无处藏身，轻易就入了被人耻笑的牢笼。
三、 讽刺的艺术手法
首先从大的结构上，两者有所不同。《围城》中有贯串全书的人物方鸿渐，其他人物及事件由他而生，所以叙事略显宏大，且以他一生的婚姻、事业、爱情为主要反映对象，结构完整,主旨突出。《儒林外史》“虽云长篇，颇同短制”[4］,基本是各种人物的群像素描，涵盖的人物比较多，反映社会的面貌比较全面，与《围城》因视角限于方鸿渐的见闻有很大的不同。
但同时我们也比较容易看出两者相似的地方。《围城》虽有大的完整的布局结构,但作者也以反映方鸿渐不同的人生阶段为目的作了划分，在他求学、交友、恋爱、旅程、事业、家庭的几个阶段，作者分别刻画了许多人物，这些人物也同《儒林外史》中的人物一样，其起讫有自己的长度，并没有陪伴方鸿渐的一生，作者也以刻画群像为其讽刺的主要手段之一.例如鲍小姐、苏文纨、唐晓芙、董斜川、褚慎明等人物，包括三闾大学的各位教授们，或者说全书除方鸿渐、赵辛楣外，其余人等在全书的出现和退出并不占太多的篇幅，大多作者只重在刻画其嘴脸的某一方面以作为某种人的代表，不及其余.
这也就带来了二书讽刺手法的同与不同。不同之处在于《围城》通过方鸿渐人生的几个阶段写明了人在社会中的艰难处境，同时通过群像的勾画反映了社会的整体面貌和士人的几种典型代表，而《儒林外史》则更多地从社会的广度上全面、细致地刻画了整个社会的精神风貌、道德伦理及行为规范的滑稽与悖谬。
在具体的讽刺手法上，二者有更多的相同之处。最大、最显著的相同之处是，二者所选的人物都是社会上大多数人的代表,并且具有平常人的理想、智力、理解力，所以可以作为一般人的代表，其中并没有或怪异或智力超常之人，也没有为非作歹、杀人越货的毒蛇猛兽，所做的事也是情理中人伦日用之事,可谓最见其本质者。但两书具体手法的最大不同也是显著的。《儒林外史》最显著的特点是“所谓直书其事，不加断语，其是非自见也”[2]。而《围城》最见作者匠心的却恰恰是作者每每道破人物的可鄙可笑之处，并以诙谐机智的语言附带连累其他类似可鄙可笑的情理，横逸斜出，不仅极描摩之化工,且极义理之深旨，痛快淋漓，触类旁通，深有味旨.
这显著的不同延伸出来，就是《儒林外史》平淡处的奇崛,从容着的诙谐。作者对于人物并无一字一语的挖苦、讽刺，而读者自能从其语言、行动的细节及其所做之事看到其可笑的极至；而《围城》除了用人物的语言、细节及事迹显示其可笑之外，作者亦阐发其之所以可笑的原尾，因作者语言幽默、诙谐，更加深了读者的印象。另外《儒林外史》因重在客观描写，因此对客观景物并无意作为讽刺的对象,而《围城》主观揭示成为讽刺手法的重要部分，客观景物也成为作者阐明大义的有效手段而每每成为调侃的对象，并从中影射对于有关人物的讽刺、评判，手到擒来，所有一切均成为讽刺的利器.

对比这两部著作的不同不在于要分出高低轩轾，而是在于对讽刺小说有一系统、完整的认识,并寻找其中的影响与演变。并且,我们也因此可以看出讽刺作品都有其讽刺之外的深旨.于讽刺中我们不难洞见两位作者的真性情，对具体作品的分析中我们也不难看出两位作者悲天悯人、替天下人担忧的忧世伤生的情怀，及对于社会发展、完善之途的用心探索.我们不难看出，讽刺并不是聊博人笑、娱人耳目或显示作者才情的小伎俩，而是其中深寓着作者深刻的入世情怀，和以常式不能表达的深深焦虑与悲哀.讽刺不是一种对于理性、对于秩序的反叛，而恰恰是寻找理性、寻找秩序而不得的一种表现形式而已。

参考文献:
［1]吴敬梓.儒林外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
[2］朱一云，等.儒林外史资料汇编［ Z］.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
［3]钱钟书.围城［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
［4]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