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家庭模式变迁：形态、构成与经验.pdf

中 共 宁 波 市 委 党 校 学 报 JOURNAL OF THE PARTY SCHOOL OF CPC NINGBO 收稿日期 2023-04-20 作者简介 湛礼珠（1995），男，江西赣州人，博士，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研究人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乡村治理。2024 年第 1 期（第 46 卷总第 257 期）No.1,2024（Vol.46,Serial No.257）中国家庭模式变迁：形态、构成与经验 湛礼珠（民政部 政策研究中心，北京 100721）摘 要 沿着趋势分析、阶段划分和立足于质性研究基础上的批判性思考等路径，当前中国家庭研究取得了丰富成果。处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期，系统梳理中国家庭模式变迁的形态、总结其中经验，对于推进当代中国家庭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结构功能”视角下，中国家庭模式沿着“社会家庭个体”的主线，呈现出由封建帝制时期传统伦理型大家庭、到集体经济时期谋生型核心家庭、再到市场化时期讲求代际功能调适的直系家庭的演变形态。这一变迁起源于生存及秩序建构需求，受国家与社会的互嵌互动驱动，并在传统家庭价值伦理淡化而新的价值规范尚未产生的背景下呈现出表征与内核“二元断裂”的特点。以直系家庭的回归为起点，实现“国家家庭个体”相对独立与黏合，以平衡个体有限自由、家庭“本体性”价值和国家经济建设需求，关键在于推进“家庭友好型社会治理”。而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事涉家庭政策的系统性改革。关键词 家庭变迁；价值伦理；“本体性”价值；家庭友好型社会治理 中图分类号 C913.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4479（2024）01-0095-15 一、引言 家庭自古是中国社会的中心。从“家齐而后国治、天下平”到“天下之本在家”，古人关于家庭的哲思无不体现着家庭建设在治国理政中的基础性、先导性作用。当前，加强家庭建设是实现基层“善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途径。作为一个家庭文化底蕴深厚的民族，充分挖掘家庭作用的潜力十分必要。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尊老爱幼、妻贤夫安，母慈子孝、兄友弟恭，耕读传家、勤俭持家，知书达理、遵纪守法，家和万事兴等中华民族传统美德，铭记在中国人的心灵中，融入中国人的血脉中，是支撑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重要精神力量，是家庭文明建设的宝贵精神财富。”“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1 由此，在充分认识家庭建设重要性的基础上，结合“传统现代”视角，从家庭变迁的历史过程中积累有益经验，是推进当代家庭建设的重要思路。根据现代化理论，以传统和现代为核心范畴，包含家庭变迁96 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24 年第 1 期 在内的社会变迁寓于传统和现代的博弈之中，同时在两者的张力下不断推进2。自人类社会出现以来，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经历了“古者无亲戚兄弟男女之别”、血缘家庭、普那路亚家庭、对偶家庭之后，一夫一妻制家庭的最后胜利，成为文明时代开始的标志之一370104，现代意义上的家庭也由此成形。关于家庭的本质，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一开始就纳入历史发展过程的第三种关系就是：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命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即增殖。这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家庭”433。费孝通则以基本三角结构来阐释家庭的概念，认为夫妇两点作为三角形的一边，实质上并没有完全达到夫妇关系，只有当孩子出世后第三点出现，正常的夫妇关系才得以完成，而这个完成了的三角即为家庭5107119。由此可见，家庭本质上是一种婚姻和血缘关系，形式上则表现为以婚姻和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社会生活组织形式，它是一个历史的范畴，与生产方式发展的一定阶段相联系36769。基于此，对家庭的研究与特定时期的社会生产力发展状况紧密相连，并以此为出发点，形成了阶段划分、趋势分析及建立在质性研究基础上的批判性思考等多重家庭研究路径。家庭的历史范畴属性决定了其不能脱离特定时期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而独立存在，这为通过社会生产发展的阶段划分来研究不同时期的家庭发展状况提供了可行性。道格拉斯 诺思认为，人类经济史上存在两次大的变革，分别是距今约一万年前的固定农业的发展和 18 世纪中叶工业革命的兴起。其中，工业革命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分水岭，1750 年至1830 年间持久的经济增长从根本上改变了西方所有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标准6156。由此，艾略特将英国夫妇式家庭发展划分为前工业化社会时期、工业化社会时期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时期，认为夫妇家庭夫妻内部关系经历了由经济伙伴到母亲角色加强再到更加对称的劳动分工的转变，而这个过程一般有利于整个社会及其成员777106。可以看出西方在划分过程中对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注重。而国家文化与政治制度在东方家庭发展中的作用尤为明显。因此，尽管仍以经济发展水平为基础，但在研究中对家庭发展过程中文化与制度因素也十分重视。以分家行为为切入点，王跃生将中国家庭结构的演变划分为传统私有制时期、集体经济时期和集体经济解体后的当代，认为受家庭代际成员地位规定、财产继承方式、分家时间选择限制等家庭制度因素、生产资料所有制、就业方式等经济性因素和婚姻方式、妇女地位等社会性因素的影响，中国家庭结构在经历传统时期复合家庭、直系家庭和核心家庭并存格局之后，不断呈现出核心化趋向8。“传统转型当代”的阶段划分成为当前学界对中国家庭历史分析的主流划分方法。基于对家庭发展历史演变的分析和总结，学界对家庭一般发展趋势的探讨也广泛兴起。早在 20 世纪中期，帕森斯就提出了“孤立的夫妻家庭”这一概念，认为亲属关系团体的分解与经济上独立的夫妻家庭的普遍化体现了家庭的现代化转型9。此后，经典的家庭现代化理论进一步提出，随着工业化的快速推进，与亲属集团有着密切联系的传统大家庭将逐步由疏远亲属集团的核心小家庭所取代，并且这是一种线性序列和线性发展的模式10。作为家庭现代化的核心动力，工业化主要通过改变谋生手段、注重个人能力和提供工作岗位等途径削弱家庭的控制。由此，妇女和子女的独立性增强、共同亲属群体的影响力下降成为全世界家庭模式的主要发展趋势11253263。受经典家庭现代化理论的影响，国内学者以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家庭结构变迁为分析样本，认为家庭规模小型化是中国城乡家庭结构变迁的重要特征。在这一过程中，家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24 年第 1 期 97 庭功能逐渐萎缩12。同时随着社会转型的深入，家庭结构和功能模式必然不可能再回归到农业经济的大家庭13。在经典家庭现代化理论日趋成熟的同时，随着改革和社会发展的进一步深入，这一理论遭致越来越多的怀疑。部分学者通过对工业化以前家庭结构的考察，认为小型核心家庭早在工业化之前就是西方国家家庭的基本形式。因此，现代化理论提出的历史上存在的庞大父系扩大家庭终将过渡为核心家庭的假设可能与事实不符145559。工业化和家庭变迁也许是两个平行变化的过程，文化、制度和意识形态等在家庭变迁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537。在此基础上，有学者将文化差异作为一个重要变量引入家庭研究，并提出了“文化影响论”的家庭变迁理论解释维度16。在中国的实践场域中，随着市场化和社会转型的深入推进，大量质性研究发现中国家庭并未完全按照经典的家庭现代化理论演进，对其的批判随即展开。从过程看，有学者对工业化和城市化是推动家庭核心化的动力这一观点提出质疑。根据对农村 70 岁以上老人的访谈资料进行分析，认为农村土地集体化这一国家发展战略选择是中国传统大家庭解体的动力来源，而非经典家庭现代化理论所认为的工业化和城市化17。从结果看，有学者聚焦当前庞大的农村进城务工群体，通过对部分农民工的访谈，发现中国农村社会运行机制在大规模、持续性劳动力外流过程中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流动的新生代农民工基于对家庭经济利益和自由顺心的家庭理想的考量，选择“不分家”的日益增多，一种“名实分离”的“回归大家庭”现象在中国农村具有一定普遍性18。与此同时，在以动荡的劳动力市场、流动的职业、持续增长的个人风险和强调亲密与自我表达为特征的后现代大环境下19345，中国城市家庭代际成员根据自身利益需求、价值和情感，不断协商与调适，在代际理性合谋下强化了“亲子一体”的情感结构20。在具体实践中，受自我认同与自我创造的个体化因素和传统孝道文化与社会制度的结构因素的影响，轮值家庭、拆分家庭、邻住家庭等广泛存在，经典家庭现代化理论的家庭小型化预言在中国社会并未实现10。作为一种最基本的社会组织形式，凭借其基础性作用及漫长变迁历程，家庭相关理论研究十分丰富。但也应注意到，中国家庭社会学在改革开放初中国社会学重建的背景下，几乎是从零开始21。在借鉴西方家庭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尽管取得较大成就，但其阶段性侧重对“传统社会转型当代”某一特定历史阶段家庭模式的研究、碎片化强调城乡一方家庭且注重个案研究的不足在一定程度有所显现。当前，在乡村问题已从国家与农民关系主导的传统乡村治理领域转向人们如何安排家庭和个体生活的“生活治理”范畴的历史背景下，农村社会巨变从根本上改变了原有家庭结构和“人生任务”的内涵，但农业社会的生活习惯仍然顽强地延续着，新的生活理性并未建立。在这种断裂之下，农民焦虑日益突出22。基于此，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本文试图系统回顾中国家庭模式的演变历程，分析其背后蕴含的逻辑机理与基本构成，并在充分借鉴历史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提出推进当代中国家庭建设的理性思考。二、中国家庭模式的传承与嬗变：“结构功能”视角 中国家庭的历史源远流长。史前时期，随着原始农业经济的发展，社会物质财富不断积累，社会形态和家庭制度逐渐发生变化。及至新石器时代晚期，父系家庭和私有财产制度的确立，使得具有某种单独经济利益的小家庭开始出现236364。此后，以宗法制为代表，经历了古典时代家族组织笼罩下的家庭时期。春秋中叶以后，旧时社会秩序的全面崩溃和土地私有制度的逐步形成，推动了传统家庭模式的奠98 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24 年第 1 期 基2377159。根植于家长权威和控制，这一传统伦理型家庭模式几乎延续了两千年而未发生实质性变化14392。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土地集体化改革瓦解了传统家庭模式，家庭生产功能极大削弱，在谋生需求驱动下，家庭结构趋于核心化。改革开放后，在家庭小型化继续扩张的同时，受市场化下人口流动广泛进行和国家人口政策的影响，一种强调代际合作与调适的功能型家庭悄然复归。家庭变迁体现在家庭结构、家庭功能等各个侧面24，而“结构功能”视角也构成了当前家庭研究的基本视域。家庭结构是组成家庭分子之间的某种性质的联系25，其实质是一种家庭关系，是家庭成员之间的联系模式。家庭功能则可以理解为功能在家庭这个特定事物上的体现，是从客观地位去看家庭对于个人生存和社会完整所发生的作用2685。一般认为，家庭结构决定了家庭功能，而家庭功能则在某种程度上制约着家庭结构。基于上述分析，中国家庭变迁呈现出鲜明的“社会家庭个体”的结构化特征。从横向上看，个体组成家庭，家庭寓于社会之中，三者在相互矛盾运动中发展；从纵向看，中国家庭模式从伦理型到谋生型再到功能型的转变，突出体现了其由注重社会到注重家庭再到注重个人的演化路径。在“结构功能”视角下，以“社会家庭个人”为主线，中国家庭模式的变迁在沿着核心化主流趋向演变的同时，其多样性特征也日益显现。（一）农业文明时期传统伦理型大家庭的价值导向与维系 中国传统家庭发端于农业文明，发展成熟于封建帝制时期，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家国一体”的意识形态和“皇权绅权”的双轨政治形塑并维系了传统伦理型大家庭的组织形态。研究者对中国古代社会家庭结构的划分以“大家庭”和“小家庭”最为常见。结合实际研究中侧重代际层次关系的划分方法，“大家庭”一般指联合家庭，“小家庭”则多指主干家庭和核心家庭2729。父权制度和团体主义等传统伦理下，大家庭受到统治者的推崇并成为民间家庭建设的价值追求。历史上，多世共财，累代同居，一家成百上千人，以致家庭与宗族不分的情况并不在少数。但也应认识到，如此庞大的家庭依赖大土地所有制而存在。因此，大家庭多存在于城市官宦或乡村地主家庭。相较而言，广大小农户由于土地和生产工具极为有限，不足以维持人口众多的大家庭。大量研究表明，“五口之家”是中国古代家庭的大致规模28，小家庭为中国古代家庭结构的基本形态。张妍通过对 清代地租剥削形态 等历史典籍的考察，发现尤受经济因素的影响，清代家庭结构以个体家庭（相当于“核心家庭”）为主，除少数大官僚大地主家庭外，很多地主士大夫、自耕农等即使一时经济实力雄厚、家庭规模庞大，也会在“诸子平分”的分家析产制度下迅速淹没在个体家庭的汪洋大海中29。与此相似，王跃生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乾隆朝刑科题本婚姻家庭类档案为个案资料，研究发现，18 世纪中后期的中国社会，核心家庭占比为 57.04%，直系家庭为 29.04%，复合家庭为 6.52%，小家庭具有明显优势，而这一格局的形成与经济条件的限制和父亲预期寿命较短等具有直接联系30。以上述研究为代表，学界普遍认为在中国传统家庭结构问题上，备受推崇的大家庭实际上并未成为普遍选择，更多的是围绕父母、祖父母，或者自身与子女组织起来的两代和三代家庭31。与此同时，也有观点认为，传统时期中国家庭的规模不大，但结构相对复杂，尽管小家庭数量众多，但大家庭更体现当时社会的主流取向和时代特征239。生产力水平的低下和社会分工的落后，使得传统家庭为谋求生存而生产功能尤为突出。以小块土地和小型农具为依托，人们事农事、忙生产，维持着一家人的家计生活。沈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24 年第 1 期 99 氏农书记载了浙西和江苏太湖地区传统家庭的农事状况：“一月，垦田、翻土、备肥；二月，整治秧田，农事始展开；三月，种菜、修水车、置备茶叶，农事进一步展开；四月，下谷种、收油菜麦子，农事全面展开；五月，施肥、拔秧，农事正忙；六月，翻垦菜地、预订冬食、管理稻田，农事正忙；七月，管理稻田、下麦秧、种菜，农事稍闲；八月，管理菜地、备收割工具，农事较闲；九月，收割稻子、整治稻场，忙月；十月，收割稻子、脱粒，播种麦子油菜，仍忙；十一月，管理麦田菜地、碾米卖糠、备副食，农事渐闲；十二月，整治副食。”27154157 在这样一种农事循环中，传统家庭维持着一种“糊口型”简单再生产。值得注意的是，农耕多由家庭男性劳动力负责，妇女主要从事家务劳动等。但随着人口快于土地垦植面积而增长，加之气候等自然条件的变化，单一的农业种植越来越难以维系家庭生计。棉花等单位面积产值更高的经济作物被广泛种植，一种将家庭妇女、儿童和老人卷入农业生产的“过密型”增长模式迅速推广，继续强化着家庭作为生产单位的功能32。与此同时，家庭也理所当然地发挥着基本生活单位的功能，在传统家庭内向型性格下，父子关系、婆媳关系、夫妻关系和兄弟关系等构成了家庭生活伦理的基本内容。除生产生活的基本功能外，传统家庭教育功能也较为突出29。这部分由于科举考试的阶层流动机制，同时也因为社会教育事业发展较为滞后。传统男权社会下，家庭经济条件的普遍拮据使得溺女婴行为具有一定普遍性。养育女孩被普遍视为一种“不经济”的行为。为了维持家庭生计、减轻家庭负担，溺杀女婴成为很多家庭的无奈之举；退而次之，部分家庭将尚未养成的女孩嫁至他家作为“童养媳”，以维持家庭简单再生产。在这样的背景下，再加上传统伦理对“贞节”的大肆宣扬，古代中国单身家庭也占据了一定比例。以此为切入点，应该说，传统家庭过于强调社会伦理和团体主义而压抑家庭成员个体发展，构成了传统时期个体、家庭和社会之间的重要矛盾。（二）社会转型下谋生型核心家庭的裂变与扩张 19 世纪中叶，帝国主义的入侵打破了古老中国的宁静，中国传统社会由此开始剧变。这一变化首先体现在近代城市的兴起。在外国资本入侵和民族资本崛起的双重影响下，中国城市作为专制统治堡垒的角色逐渐弱化；而随着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其经济功能逐渐加强，城市吸纳就业的能力有了一定幅度提升。另一方面，凭借不平等条约赋予的政治经济特权，以机械化生产的纺织品为代表，帝国主义国家的商品倾销加速了中国乡村家庭手工业的衰败，家庭农业和手工业逐渐趋于分离。为获取部分生活消费品，同时迎合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原料需求，农产品商品化程度日益提高。自然经济的解体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催生了以经营地主和农垦公司等为代表的乡村农业资本主义成分33228，家庭作为基本生产单位的功能有所弱化。此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入侵也为传统中国带来了新的思想观念，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等思想观念一定程度削弱了父权主义，传统伦理纲常受到冲击。近代中国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变革动摇了父权制度的权威，而父权控制减弱则推动了中国家庭规模的日益缩小和家庭结构的逐渐简化。相关研究表明，20 世纪 20 年代至 40 年代，中国家庭平均规模从 5 至 6 人减少为 4.4 至 4.8人；家庭代际层次和同居亲属关系种类不断减少342378。相比于城市，近代乡村的变化仅仅停留在表层。作为传统社会核心的地主土地所有制仍旧保留，乡村社会基本格局还局限在传统社会格局之中33229。真正的变革始于新中国成立后的土地集体化浪潮。20 世纪 50 年代中后期，从互助组到合作社再到人民公社，中国农100 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24 年第 1 期 业集体化运动深入推进下，土地和农具等生产资料由个体私有转变为集体公有，家庭作为基本生产单位的功能逐渐被集体取代。由此，家长不再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其农业生产组织者、领导者和分配者的角色亦被极大削弱。与此同时，集体经济时期“按劳分配”原则下工分制度的实行，加之以人口为标准平均分配自留地并在此基础上广泛开展家禽养殖等家庭副业，个人劳动贡献逐渐摆脱传统同爨共财下的模糊状态而逐渐显化，原有大家庭的离心倾向不断增强35。家庭财产的减少、家长权威的式微、家庭成员劳动贡献的显化，加之农业集体化时期普遍贫困的社会状态并未得到根本改善，在谋求生存的内在驱动下，分家成为多数农民的选择。通过此种方式，让家庭成员自己想办法谋生存，最大限度调动其生产积极性，维持家庭简单再生产。集体经济时期，农村生产生活方式的变革极大改变了传统父权制度下的家庭结构与关系，以直系家庭为代表的传统大家庭进一步裂变，家庭核心化趋向持续扩张。由于缺乏全国性统计资料，这一时期对家庭人口结构的调查以质性研究和小型抽样调查为主。王天夫等通过对山西永济徐家村和河南巩义方家村的 26 名 70 岁以上老人的访谈发现，农业集体化时期，随着家户主地位的衰落和基于为小家庭积聚财富的诉求，农民分家成为主流，并呈现出结婚即分家和在某个时间点一次性分家两种类型。其结果是大家庭分裂为小家庭，核心家庭纷纷涌现17。王跃生则以冀南西大庄、双寺、庆友庄、曲河、上寨五村为抽样调查样本，研究发现农业集体化前后，五村平均家庭规模由 1956 年的 4.69 人减少为 4.59 人，家庭总体规模趋于缩小；同期，五村核心家庭所占比重则由 56.6%增长至66.1%，家庭结构核心化趋向较为明显。改革开放后至 20 世纪 90 年代末，上述趋势仍在延续（表 1）。表 1 农业集体化前后中国农村家庭规模与结构 类型 年份 家庭规模（%）家庭结构（%）1-4 人 5-8 人 9 人 以上 核心 家庭 直系 家庭 复合家庭 1956 年 49.7 43.0 7.3 56.6 26.3 7.1 1966 年 48.7 45.8 5.5 66.1 19.1 1.4 90 年代 63.3 36.7 0.0 72.9 21.5/社会转型时期与父权衰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妇女地位的快速提高。继新中国成立之初政府大力破除传统包办婚姻之后，农业集体化时期，动员妇女就业成为增加农业生产的重要手段，女性经济收入的增长促进了其家庭地位的提高。与此同时，为解除妇女参加社会劳动的后顾之忧，以公共食堂、托儿中心、洗衣缝纫合作社等为依托，家庭劳务的集体化进一步实现了妇女解放。及至“文革”期间，妇女参与集体经济活动和争取完全平等的权利得到强调，女性权利得到更加充分的发展。在父权与女权此消彼长的形势下，家庭关系的轴心逐渐由父子让位于夫妻，家庭关系的核心内容则由父子关系、婆媳关系转变为夫妻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家庭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宗族社会的束缚而真正回归家庭。但同时也应认识到，农业集体化时期家庭生活功能伴随着家务劳动的集体化也有弱化，而夫妻关系重要性的上升也使其成为家庭矛盾的中心。（三）个体性社会功能型直系家庭的调适与复归 改革开放以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使得除土地以外的生产资料复归家庭所有，家庭生产功能在一定程度有所强化。但随着农业生产效率的逐渐提高，农村劳动力过剩问题开始显现。同时在市场化改革下，非农就业限制逐步解除，农村人口外流日渐普遍。基于此，家长对资源和家庭成员的控制并未得到实质性提升，子女分家意愿依旧强烈。由此，改革开放初期，家庭核心化趋向仍然维持。人口普查显示，1982 年至 1990 年，中国核心家庭所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24 年第 1 期 101 占比重由 71.98%上升至 73.80%，同期直系家庭和复合家庭则基本保持稳定36。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城镇经济市场化改革全面推进，企业用工制度变革下，农民择业性流动开始真正形成规模。在此基础上，同时受国家土地制度、人口政策和户籍制度等的影响，一种以“半工半耕”为依托的“隔代家庭”迅速兴起。一方面，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土地归集体所有，由农民承包经营，农村家庭农业生产相对稳定。但与此同时农业增收较为困难，进城务工十分必要。另一方面，20世纪 70 年代初，计划生育政策开始实行，及至 90 年代以后，家庭子女数量显著减少。年轻一代进城务工但落户困难，子女在城市受教育由此受限。多重因素制约下，强调代际互惠的“隔代家庭”由此衍生。在该种家庭模式下，年轻一代进城务工，并将子女托付于父辈；老年一代则在家务农，从事农业生产并照料家庭，家庭成员的个体能动性由此凸显。在老一辈情感需求和年轻一代物质需求相互契合的情况下，尽管“名实分离”，但分家现象在中国乡村现实中有所减少。中国城市的家庭模式在上述因素影响下也有类似的变化。在独生子女已成普遍事实同时后现代大环境下年轻一代生存压力急剧增大的背景下，城市老年一代和年轻一代同样基于各自需要而相互调适，部分家庭在此过程中选择不分家，老年一代操持家务并照料孙辈，年轻一代挣钱养家。也有部分家庭虽未同住，但通过居住相邻的方式实现代际功能互补，“网络家庭”广泛兴起。从最近三次人口普查情况看，核心家庭所占比重有所下降，由 1990 年的 70.61%降为 2000 年的 68.18%，再降至 2010 年的 60.89%；直系家庭比重则有所上升，同期由 21.33%增至21.72%，再增长为 22.99%37。乡村人口的外出择业使得家庭生产功能再度弱化。与此相反，工业化、市场化和城市化快速推进背景下，家庭的消费功能显著增强，城乡家庭依赖市场获取各类生活消费品及医疗、教育和养老等服务；而以医疗、养老等为代表，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又削弱了传统和集体经济时期家庭的抚育、赡养功能。与此前相比，当代家庭更多发挥着情感依托的作用。从该角度看，一个普遍的事实是，父代相较于子代对对方有着更为强烈的情感需求，加之受父代付出与子代赡养“交换关系”38 的影响，家庭重心逐步向子代转移，中国传统家庭的“反馈模式”39 在一定程度上转变为父代的单向输出。父代人生任务“绵延”，不仅需要负担子代婚姻费用，照料孙代、甚至继续支持子代城市买房以完成后者城市化进程也成为父代的“分内之事”。此种社会氛围造成了多重家庭发展困境。一方面，父代人生任务的不断拓展加重了其生活压力，进而降低了生活幸福感。另一方面，以子代为重心的家庭支持模式滋生了形形色色的“啃老”现象，在阻碍子代社会化的同时，部分冲突型“啃老”也激化了家庭矛盾20。此外，“隔代家庭”亲代抚育的缺失，容易导致一定的留守儿童心理、教育、健康和安全问题40。推进当代家庭建设，需要建构好发展型家庭政策，在赋予家庭重要社会保护责任的同时，加强对家庭的各方面支持41。三、缘起、驱动及呈现：中国家庭模式变迁的基本构成与特征 以特定时期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为基础，家庭模式的缘起、驱动及当代呈现构成了其变迁的主体内容。在中国的实践中，家庭变迁缘起于农耕经济时期生存及秩序建构需求下的传统伦理型大家庭，此后在国家与社会的互嵌互动中经历了谋生型核心家庭的裂变和功能型直系家庭的复归，并最终在当代呈现出家庭成员行为表征与内核“二元断裂”的困境。破解这一困局，是推进当代中国家庭建设的重要基础。（一）缘起：生存及秩序建构需求 102 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24 年第 1 期 传统伦理型大家庭的兴起构成了中国家庭模式变迁的缘起。无论是核心家庭的裂变还是直系家庭的复归，都以此为起点而展开。这一家庭组织模式是在农业文明时期中国独特的地理环境下，人们生存及社会秩序建构需要的产物。农业文明铸就了中国古代的一切4263。发端于内陆平原地区，中华文明一开始就带有显著的农耕色彩。地理上的隔绝、农耕产品的单一性，使得中国的对外交往与商业贸易十分落后。及至战国时期，为适应国家耕战需要，随着土地私有制的逐渐确立，以小块土地和小型农具组合为依托的个体农民经济成为主流。在自给自足的生产消费形态下，个体经济具有天然的封闭性、孤立性和分散性，就如同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4693。为了将个体组织凝聚成一个整体社会、实现国家大一统，以强有力而不受限制的政府为特征，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最终建成。这一“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权力体系”3336 通过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方面政策深刻影响着农业文明时期中国的家庭模式。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紧密结合是中国传统小农经济的显著特征。由此，乡村家庭可独立于城市工商业而生存，后者的发展受到限制。事实上，与西方国家城市作为经济中心的情况不同，中国城市的产生主要依靠国家政权的强力推进，其作为专制统治堡垒的色彩尤为浓重。国家政权以各级城市为支点，实现对广大乡村这一“面”的统治3348。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以分散的农业个体经济为基础，为保证这一基础不受侵蚀，“重农抑商”政策和“编户齐民”户籍制度等广泛推行，城市工商业发展空间进一步萎缩。在城市谋生手段十分有限的情况下，广大乡村人口被紧紧束缚在农村小块土地上。低生产力水平时期，由于农业生产技术变革十分缓慢，为了使有限的土地实现粮食产量最大化，以满足人口持续增长下的基本生存需求，持续强化劳动投入成为最佳选择。由此，不分家以维系一定的土地规模和充足的劳动力来源成为传统大家庭形成、维系的内在动因。此外，分散的个体经济和大一统的政治理想之间的矛盾一直贯穿于中国帝制时代，为了弥合二者之间的裂痕以维护国家统治，意识形态的作用至关重要。以“君权父权”为轴心，官方着力建构一个“家国一体”“君臣父子”的主流意识形态。受此影响，一种强调团体主义的权威性孝道433738 深深渗透于中国乡土社会，并借助经济控制和政治强制代代延续，大家庭的政治和文化土壤由此形成。与此同时，由于传统国家政治统治能力不足，“国家社会”的二元结构下，国家政权并不直接对接每个家庭，皇权无为主义下的乡村治理更多依赖宗族乡绅而进行44。因此，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核心的伦理纲常为统治者所默认与支持。最终，糅合制度等正式性权威和文化意识形态等非正式性权威的传统伦理在中国社会发挥重要作用，传统大家庭的伦理性在此意义上而建构。（二）驱动：国家与社会的互嵌互动 既已缘起，变革势所必然。基于特定的生产力水平，在国家政治统治、官方意识形态和基层社会治理主导中国家庭建设的背景下，国家与社会的相互嵌入与互动，通过作用于一定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及生产组织形式，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文化建构与观念表达，成为驱动家庭模式变迁的主要动力。乔尔 米格代尔认为，国家和社会之间主要存在两种互动关系：一是相互赋权的，即一些社会势力将自身的命运同国家联系在一起，或者认同国家，视之为确立全社会行动规范的合适组织；二是相互排斥的，即在差异化行动目标基础上，国家和社会势力之间围绕代理权而产生斗争，以取得特定领域最终的动议和决策自主权。国家各部分和其他社会势力之间在交集时所发生的这些斗争和妥协，产生了一系列后果，其中之一是国家对既有社会势力的吸纳453233。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24 年第 1 期 103 传统时期，“国家社会”的互嵌互动以乡村绅士为关键主体，绅士品质直接影响到社会稳定和生产发展，继而为家庭变革提供潜在动力。作为乡村组织的基石，绅士退职官员和拥有头衔的士子在乡村社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开明的绅士往往有意维持其所在村社的秩序与繁荣，面对地方官吏的敲诈勒索或腐败行为，他们能够凭借其学识和地位进行公开反抗，为乡邻带来福祉；短视、自私的绅士则常常利用其优势地位转嫁原本应由他们承担的一些义务，同时采取武力或欺骗手段谋取物质利益以进一步增强其优势地位，这类绅士的作用大抵是破坏性的46。王朝建立初期，政治清明，乡村开明绅士占据多数，其与国家相互赋权国家支持乡村绅士的非正式治理，乡村绅士将国家意志贯彻至农村基层并通过为民申辩缓和基层官民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由此为农耕经济发展获取有利条件。及至王朝衰落，政治日益腐败，低品质绅士的自私、短视排斥国家统治目标，二者斗争的最终结果是通过政权更迭等方式实现国家对乡村破坏势力的削弱或吸纳，由此进入新一轮“乡村绅士开明农耕生产发展”的时期。王朝循环体系下，无论是开明还是自私短视的绅士，国家与社会的互嵌互动最终落位于巩固农耕统治体系。在此基础上，传统伦理型大家庭不断强化，直至进入一种“过密化”或“内卷化”状态。西方工业文明的输入打破了以农耕经济为基础的王朝循环体系发展逻辑，中国猝然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多国时代”。“外部商品和资本凭恃着坚船利炮长驱直入彻底 摧毁了万里长城，异邦的价值、制度和话语潮汐般地占领沿海口岸逼向内地侵蚀着直至颠覆了传统的生活方式，传统专制主义的溃败连同中央集权行政体制的解体引发了严重的政治乱象”47。面对这一“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后发型的中国必须用比先发国家更短的时间完成新国家体制和现代工业文明体系的建构。有志之士对此进行了长期探索，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便是其中典型。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尽管北洋海战失利、百日维新破产宣告了早期向西方学习器物和制度的失败，同时思想启蒙存在被救亡压倒的质疑，但传统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经济非农化、政治理性化、思想自由化无可逆转。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凭借其对底层民众的彻底动员，以新中国的诞生为标志，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此后，经济发展取代政治救亡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主要任务，农业生产增长要求下的劳动力解放，协同家长权威消释和个体解放的推进，最终促成了核心家庭的裂变。事实上，1905 年科举制度废除后，乡村绅士集团迅速分化，科举时代沟通国家与农民的乡绅不断向城市单向迁移，在村绅士品质的下降引发地方社会秩序的溃疡48343346。及至民国政府时期，尽管执政者试图通过县以下正式行政区划制度建设吸纳乡村绅士力量，但其终因执政集团自身整合不足致使控制能力极大削弱而不了了之。1949 年以后，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时期的宣传动员机构旋即借助土地革命更进一步向农村基层延伸，并成为乡村治理的正式性权力组织。由此，“国家社会”的互嵌互动终究摆脱了绅士代理而实现直接对接。大规模经济建设开展背景下，为了进一步增加农业产出以支持工业化建设，土地垦荒全面推进。由于农业生产技术仍未取得普遍的实质性突破，增加劳动力投入显得尤为迫切。随着集体经济时期生产资料所有权及其使用配置不再为家长所掌控，同时乡政统治下妇女参加劳动生产的束缚全面有效解除，家长权威逐渐消释，个体解放经历了长期曲折往复，终于在国家制度和家庭生产层面取得成功。在此基础上，家庭重心逐步由父子向夫妻转移。集体经济后期，由于农村家庭普遍贫困，出于104 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24 年第 1 期 避免“搭便车”行为的谋生需求，家庭核心化趋向进一步强化。集体经济引发的农民消极生产结合低生产力水平，将中国农业锁定在一个“低增长陷阱”之中。为了摆脱这一困境，20 世纪 80 年代初，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普遍施行，以土地承包为着力点，国家迅速从农民微观生产生活中退场，基层社会获得了更多自主权。然而，公权力的过度退出也引发了对农村公共政治生活的消解。为了弥补这一缺憾，20 世纪80 年代后期，村民自治制度在基层民众的自发探索中逐步形成并最终得到国家层面认可。经济上的自主和政治上的自治为功能主义意识形态（家庭成员基于自身功能需求组织家庭模式）的兴起提供了土壤，在国家与社会以及家庭代际之间的不断调适下，直系家庭的组织模式悄然复归并不断强化。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背景下，非农产业快速发展，农村居民基于经济理性不断进入城市务工，但受户籍制度及经济收入等因素影响，他们多数并不为城市所接纳。由此，一种“半工半耕”的经济形态广泛兴起。另一方面，有序人口增长目标下计划生育政策的普遍实施，使得 20 世纪 90 年代外出务工群体中独生子女占据相当比例。在农村养老制度建设尚处起步阶段的背景下，父代养老及情感需求与子代子女哺育相互耦合，“不分家”遂成共识，直系家庭建构也在此意义上形成。（三）呈现：表征与内核的“二元断裂”新时期的社会转型，市场经济裹挟理性个体一往无前，政治民主化进程亦在此基础上不断推进。然而，价值规范的形成具有长期性，社会急剧转型背景下，新的伦理价值规范在传统家庭伦理淡化后仍未产生。由此，家庭成员行为往往呈现出表征与内核的“二元断裂”，即其脱离传统家庭美德和现代文明规范，并进一步导致种种社会乱象。传统伦理价值的淡化使得经典意义上的家庭美德丢失成为常态，家庭成员行为断裂于传统价值内核而存在。“孝”文化的淡化是其重要体现。农耕经济时期，为政者以孝治天下，“孝”文化通过树立家长权威并借由“家国一体”的意识形态维护社会稳定、巩固封建统治。长期以来，尽管其在很大程度上压抑了人性，但它同时蕴含着长幼有序、尊老爱幼、孝敬父母等优良品质。进入社会转型期，无论是新文化运动时期思想启蒙的紧迫性，亦或新中国成立后“文化大革命”期间“批孔”运动的激进性，都在某种程度上存在对“孝”文化的全盘否定倾向。加之传统文化教育较为薄弱，最终促成了家庭成员行为与“孝”文化的断裂。这一断裂作用于当前家庭，引发了诸多问题，如“啃老”、虐待老人、不赡养父母等。同时，由于“父慈子孝”观念的淡化，对“孝”的低预期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父代行为失去约束，层出不穷的家暴或可部分归因于此。此外，传统价值规范的断裂也使得那些不言自明的生活习惯受到普遍质疑，而这与人们生活目标的达成与否息息相关。农耕经济时代，一个传统农民只要勤劳本分，按照习惯性的家庭策略行事，就可以顺利地完成娶妻、生子、盖房等人生任务，直至老去；即使出现挫折，那也是命运作弄22。但巨变时期，尤其是进入 21 世纪以来，年轻一代性别比例失衡、婚姻市场竞争激烈叠加农村消费升级，使得农民传统人生目标完成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通行的家庭策略失效进一步导致勤劳本分成为“没本事”的代名词、“吃喝玩乐”则在很大程度上是家境殷实的体现，在功利主义下形成了一定程度的价值观念扭曲。为了重塑当代家庭价值规范，执政者做了诸多努力。但总体而言，社会成员现代家庭文明规范认同感仍然偏弱，这亦构成了第二层面的断裂。究其原因，一方面，价值认同的形成是一个长期过程，传统儒家思想下“家国一体”意识形态的建构贯穿整个封建帝制时期。即使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24 年第 1 期 105 从 19 世纪中叶算起，中国现代化转型也不过百余年。期间，社会急剧变化也使得价值规范的建立无所适从，进一步阻碍了现代家庭文明规范的形成。同时，非农产业发展更加依赖市场经济，而后者的逐利化色彩使得市民文化素养培育缺乏土壤，广大社会成员往往在追逐市场利益的道路上高歌猛进而忽略了对自身文化素养的培育。这与现代家庭文明规范的“高知化”底色注重使社会成员加强学习以提高知识文化素养，继而形成对现代家庭文明规范的认同形成强烈冲突。社会成员家庭行为断裂于现代价值规范，使得传统文化中的部分糟粕借机复燃，如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