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地中国”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pdf

/现代中文学刊10些领域领先世界的信息技术与产业，在西方不同历史阶段相继出现的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与信息文明，被极大地压缩在一个特定的时空中彼此共存、共生。我们的生活中既有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冲突，也有工业文明与后工业文明的矛盾，这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文明形态，包蕴着无限的丰富性、复杂性与可能性。”15经由中国式现代化达到民族复兴，进而去探索一种新的普遍性，中国才能最终达致一种新的长期的“稳定的社会”（就像传统中国的“超稳定结构”一样），也就是不再有文化冲突与文明冲突的社会，不再有“中国人”与“现代人”内在紧张的社会，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远景与未来，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对于新时代中国的价值。注释：1 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 140 页。2 旷新年：民族国家想象与中国现代文学，文学评论2003 年第 1 期。3 罗岗：“创业难”浩然和他的先驱者们，南方文坛2008 年第 4 期。4 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村庄里的爱情、家庭和亲密关系（19491999），龚小夏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年，第 64 页。5 沟口雄三：中国思想与中国思想史研究的视角，李云雷译，文史哲2002 年第 3 期。6 参 见 https：/ 石静远：汉字王国：让中国走向现代的语言革命，林华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23 年，第 227-228 页，第 230 页。8 张日培：新中国语言文字事业的历程与成就，语言战略研究2020 年第 6 期。9 肖京：从儒教中国到共产主义中国评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 ，文化纵横2003 年第 4 期。10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年，第 238 页。11 魏斐德：革命和世界主义莫扎特式的历史家：关于约瑟夫 列文森序言，讲述中国历史，长沙：岳麓书社，2022 年，第 77-78 页。12 李云雷：再论新时代文学“新”在哪里，文艺报2022 年 8 月 16 日。13 参见酒井直树：现代性与其批判：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的问题，白培德译，载张京媛主编：后殖民理论与文化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14 贺桂梅：“重写”百年文学史：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文学评论2023 年第 5 期。15 李云雷：再论新时代文学“新”在哪里。一在探究语音中心主义的历史根源，讨论现代语言科学与民族国家之建立的内在关联时，柄谷行人指出：“并非语言学家本身做出了什么政治举动，仅仅是将语言学的认识奉为科学，就发挥了无上的政治性功能。”1即便撇开“现代文学”与“国语运动”的整体性关联，不在柄谷行人所说的“现代语言文学”这种历史事物本身的“形式”层面上，而把问题简化到极致，在最粗糙的意义上，从题材、内容和情感的角度来讨论问题，“现代文学”与“现代中国”的历史形成之间复杂关联，也远远超出了通常的想象。而无论是以“摩登上海”为表征的“冲击回应”模式，还是以“古都北京”的相关经验为依托，强调在中国自身的历史脉“边地中国”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段从学（云南大学文学院）11现代中文学刊/络中发掘现代性因素的“中国中心史观”，实际上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把现代性当作已经完成的事物来对待的形而上学倾向，因而在不同程度简化甚至忽略了相关的中国经验与中国问题的复杂性。至于究竟是完成在根本就没有开始的开端之处，还是完成在那早已经完成了的未来的终点，或是完成在被给定了的过程性道路上，以及相关的理论如鲁迅所说的那样，“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 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2还是别的什么东西，则无关紧要，不影响其形而上学的反历史本质。正如葛兆光所说：“把传统帝国与现代国家区分为两个时代的理论，并不符合中国历史，也不符合中国的国家意识观念和国家生成历史。在中国，并非从帝国到民族国家，而是在无边的帝国意识中有有限国家的观念，在有限的国家认知中保存了无边的帝国的想象，近代民族国家恰恰从传统中央帝国中蜕变出来，近代民族国家依然残存着传统中央帝国意识，从而是一个纠缠共生的历史。”3如何处理这个“传统中央帝国”的边缘地带的现代性经验，也就成了这个“纠缠共生的历史”进程中最复杂性，也最具挑战性的环节。“边地中国”就是为此而提出一个从国家现代性诉求的角度来观察相关的文学经验，探讨“现代文学”与“现代中国”之间的复杂联系，分析作为“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共同体”4的传统中国，如何在“纠缠共生的历史”进程创造自身现代性命运的研究范式。它植根于相关的尤其是上个世纪 40 和 50 年代的文学经验，有着自身的历史根据，同时也试图指出某种具有普遍意义的诗学可能。二这当然不是什么新话题。早在上个世纪 30年代初期，中国知识界在上海、平津等地的报刊上你来我往，如火如荼地进行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的时候，朱自清就曾提出了“内地描写”的说法，指出了不是从抽象的知识体系，而是从直观的实地观察中来认识我们自己，谈论“老牌中国”的必要性。5全面抗战爆发后，大批的知识分子辗转进入西南、西北地区，由此不仅带来了“现代文学”作者的情感经验，也带来了包括读者群体、生产机制和文学形式在内的“现代文学”的整体性变化。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全面抗战爆发以来的 40 年代文学，毫无疑问是其中最丰富，最具原创性与开拓性的部分。50 年代中后期，包括文学艺术写作者在内的大量新式青年知识人，更是以建设者的身份积极投身到“远方”的开发和建设之中，留下了大量不同于此前的“现代文学”，也很少能够在现代性的“世界文学”之中找到类似的“家族成员”，因而也就往往容易被通行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感觉所忽视，甚至是被有意扭曲的“新文学”经验。这些崭新的文学经验，不仅仅是按照已经有的文学模式和标准，遵循已经有的渠道而写出了数量意义上的“新文学”作品，给“世界文学”增加了新库存。更重要的是，它们还刷新了既有的文学标准和模式，重构了“文学”在社会生活当中的位置，提供了类型意义上的“新文学”。反历史的形而上学不是某种特定的学说和主张，也不是某种可以清晰地固定下来的本质化存在，而是通过灵活多样，甚至相互矛盾的形式弥漫在我们的感觉和思想之中的毛细血管式的日常经验。把通行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感觉当作不言而喻的前提，当作理所当然的立足点接受下来的时候，我们也就轻松愉快地进入了反历史的形而上学陷阱。被认为是“从来如此”的感觉和经验，不过是“长期习惯”之后，反过来把结果当作根源，轻松愉快且积极主动地抹去了其历史性的结果。三回到“现代文学”与“现代中国的国家观念和国家意识生成史”这个一再被简化之后的特定问题上来。“现代文学”对“边地中国”的发现和书写，实际上更多地体现了传统中国这个“复杂共同体”自身顽强而深厚的连续性，和从“中央帝国”而来的向着边缘地带的拓展性，而不是断裂的一面。事实上，只要不是从诸如礼记王制之类表达“应该有”的理想状态的抽象知识体系或者政府公文例行的空话套话，而是从“事实上”曾经有过的历史状态出发，就应该承认，历史上的“中央帝国”决不是只关心以帝王身/现代中文学刊12体所在地为中心的“核心地带”，而对遥远的“边缘地带”听之任之，只要求在所谓“朝贡体系”里，保持着名义上的承认和松散的间接联系。历朝历代都会有的“实边”政策，以及国家出面组织的移民活动，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另一方面，帝王的身体会因为战争或其他原因发生空间上的流动，由此而形成了处理“国家的流动”带来的“冲击重建”问题的文化叙事和政治实践。卞之琳敏锐而极具概括力和表现力的命名“地图在动”，因此也不妨看作是同一种历史形式的自我重复。全面抗战爆发后，随着平津、沪宁等“口岸中国”地带的大面积沦陷，大量的文化人随着中国社会中心的转移而进入西北、西南等广袤而复杂的抗战大后方。随着陈独秀所说的“产业发达，人口集中”而兴起，6原本以现代都市为生存空间的中国“现代文学”也不得不随之调整自身，由此而发展出了大量“新文学”经验的历史实践，实际上也可以从大历史的角度出发，看作是上述文化叙事和政治实践的现代性形式。而 50 年代中后期的“建设者之歌”，更是不折不扣的从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全面展开的“实边”之举。事实上，“边疆”这个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的词语，就是在这个时期，随着这些“实边”之举而深入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之中的。历史中的人不是“一张白纸”，而是一个带着他全部的情感和经验的“活人”。大量的“现代中国”文化人从平津、沪宁等地进入“边地中国”的过程，也就是在北平、天津等“中心中国”，和上海、南京等近代“口岸中国”等特定空间里的人文情感和文化经验，随着“国家的流动”而进入和认识“边地中国”，将后者从陌生的他者转化为亲密的共同体，从卞之琳所说的“地图”之类知识性的抽象符号，转化为日常生活世界。作为一个个“活人”观察、认识和感受“边地中国”的生存认识论前提的既有文化，也通过对“边地中国”的观察、认识和感受而把自己变成了建构“现代中国”的源生文化动力，变成了“现代中国”的传统文化。而“现代中国”，也通过对这种源生文化动力的激活和吸纳，把自己变成了一个不仅拥有包括广阔的“边地中国”在内的共同的物理空间，而且有着共同的历史、情感和文化空间的亲密整体。四与上述文化上的拓展性和扩展性相对应的是，上个世纪 40 和 50 年代的“现代文学”对“边地中国”的发现和书写，还改写了“现代中国国家观念和国家意识形成史”的原初走向，提供了一种与“传统中央帝国”的情感基调和宏阔气象相类似的自豪型美学感情。应该承认这样的基本事实，现代中国国家观念和国家意识的发生，是从西方列强的扩张带来的屈辱体验开始的。五四“新文学”对“弱小民族文学”的发现，就是最直观的证据。同时期的感伤主义文学思潮中，也蕴含着同样的历史因素。石静远的 失败、民族主义与文学现代中国认同的形成（18951937）一书，则在更大的范围之内，对相关想象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分析。笔者也曾以诗人艾青为例，探讨过这个问题。7但这种承认，并不意味着认定这个开端，就决定了“现代中国”的整个历史进程和最终样态。历史之为历史，就在于总是有新事物、新经验从不可预测，也没有理由的地方自己涌现出来。“现代文学”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打破自身，不断丰富自身，在背叛最初的起点中展开自己的历史。“现代中国国家观念和国家意识形成史”，也是如此。它的开端和起点，是西方列强的扩张带来的屈辱体验。晚清的谴责小说对社会黑暗现象的揭露和批判，“五四”时期的感伤主义文学思潮，以及大量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都在不同的程度上，以不同的方式关联着这种屈辱体验。但随着对“边地中国”的发现，问题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把我们这个民族看作一个充满了强大的生命力，有着光荣而悠久的过去，同时也有着光明未来的有机共同体的自豪感，开始大面积地出现在了“现代文学”之中。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文学”对“边地中国”的发现，实际上是对中国的“第二次发现”。晚清开始的屈辱体验，是在中国与西方的关系中，以西方作为主体，作为“内部的他者”而更多地发现了我们这个民族身上愚昧、落后的一面。而以“边地中国”的发现为表征的“第二次发现”，则是从立足于中国抗战的现实情景，更多地发现了中华民族不可战胜的坚强、有力与美的一面。借用康德的术语来说，就是发现了我13现代中文学刊/们这个民族的“崇高”之美。正如鲁迅对“国民性”的深刻批判中隐含着深切的爱那样，“第一次发现”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为了在积极的借鉴性批判中，把我们这个民族转化成为一个富足强大的“现代中国”。对中国的“第二次发现”实际上是把“第一次发现”中潜含着的未来历史目标，成功地转化成了切实可见的历史实践，通过包括“现代文学”的边地书写在内的各种各样具体而微的日常形式，转化成了“百姓日用而不知”的历史无意识前提。所以，除了愚不可及的傻瓜，谁也不能因为第二碗饭带来了“吃饱”的感觉，就反过来否认第一碗饭的必要性。这里也不是要用“第二次发现”，来否认“第一次发现”的必要性与充分的历史正当性。而是说“现代文学”对“边地中国”的发现和书写，同样构成了中国现代性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环节。五“现代文学”对我们这个民族的“崇高”之美的发现，当然不是单向度的，必然也同时是一个发现和建构新型的社会历史主体的实践过程。“崇高”之美的本质，不是对客观对象的发现和欣赏，而是主体对自身的内在力量的发现和肯定。“现代文学”在发现“边地中国”的美丽，发现我们这个民族强悍的“力之美”的同时，也唤醒和建构了一种新的社会历史主体，一种对自身的力量充满了信任感，对自己的社会身份充满了自豪感的新主体。书写空间的转移，在给“现代文学”带来了崭新的题材内容和情感体验的同时，也建构了崭新的主体性精神。一个完整而健全的生命，必须能够同时面对和处理个人与自身、个人与他者、个人与自然等不同维度上的生存论问题。在最简单，也最粗糙的意义上，可以说“五四”时期的“现代文学”在人与自身的生存论维度上，完成了“个人的发现”，建构了独立自足的个人主体性世界。30 年代的左翼文学思潮，则在个人与他者的维度上，发现了个人的社会属性，并给这种和人的存在一样古老的属性注入了鲜明的时代色彩，极大地丰富了“现代文学”的历史内涵。而 40 和 50 年代“现代文学”，则在人与自然的关系环节上，完成了“自然的发现”，在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这个同样和人自身一样古老的生存维度上，建立了人类基于自然，而不仅仅是基于自身的主体地位。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随着开发和建设大后方的基本国策的出现，这个时期的文学中也涌现了大量以工厂建设、道路修建和开垦荒地等为题材的作品。著名的解放区文艺对“大生产”运动的描写和表现，就是最典型的例子。50 年代文学的“建设者之歌”，把这股刚劲豪迈，清新明朗的精神气质，推向了新的历史高度，成为了葛兆光所说的“现代中国国家观念和国家意识形成史”中最富有蓬勃朝气的历史环节。从 16 世纪突然开始从欧洲向全球迅速展开的现代性进程，是一个至今仍然没有完成的，有各式各样具体的经验组成的动态过程。中国“现代文学”也同样如此。不可能，也不应该幻想只要有了“个人的发现”或别的什么单一维度，就能建立完整而健全的人类生活世界，进而让“现代文学”永远终结在这个世界里。这样的形而上学幻象，即便经得起批评理论的解构，也不符合基本的文学史事实。大面积的感伤主义文学思潮，和以沉沦 莎菲女士的日记等作品的主人公为典型代表的死亡书写，在“将个人抬在一切的上面，作宇宙的中心宇宙的中心”，8变成了既是出发点，又是最终归宿的主体性存在的同时，也清晰地揭示了它的内在危机。同样的道理，按照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以全人类的最终解放为目标的无产阶级的斗争，也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受到了扭曲，人类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生产能力受到了束缚，人与自然的生存论关系收到了扭曲的结果。它本身并不是目标，更不可能让历史终结在这个特定的阶段和特定的人类生存维度上。强调“现代文学”对“边地中国”，对我们这个民族的“崇高”之美的发现，指出它在人与自然这个特定的生存维度上，发现并重建了人类之于自然的主体性地位，由此而触发了改造自然和征服自然的主体性豪情，也不是为了把它确立为新的“唯一之神”，也不是想要把这种发现组织成一个新的时间链条上的进步性历史叙事。而是想要指出，这种发现和重建，构成了完整而健全的“现代文学”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没有这种发现和重建，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形象，就只能更多地停留在被压迫和被欺侮的“弱小民族”之上。作为重要的民族精神资源的“现代文学”，也就只能更多地成为全/现代中文学刊14球性的浪漫主义感伤情绪和全球性的批判现实主义乃至同样具有席卷全球的时代思潮性质的“红色三十年代”文学的又一块新阵地。它可以“跟着走”“跟着做”，甚至在某些已经有的环节上做得比前人更精致，但很难说反过来为全球性的“现代文学”提供了什么独特的精神资源。最重要的是，以如何建立一个富足强大的“现代中国”为最重要的历史诉求的中国“现代文学”，也就不可能完成它自身的历史使命，把对我们这个民族的“崇高”之美的发现，固定到相应的历史形式上，转化成了人类学意义上的“百姓日用而不知”日常政治。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现代文学”，也才反过来，为同样发源于欧洲的“世界文学”的提供了独特的资源，成为了当之无愧的“世界文学”成员。不是因为在物理性质上属于其中，而是因为参与了这个现代性进程，并且为之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丰富和拓展了“世界文学”的历史内涵而成为了其中的一员。而所谓的“世界文学”，也才能因为不断被丰富，被拓展而成为了一个充满了生机，充满了新的可能性的开放性动态历史进程。注释：1 柄谷行人：民族与美学，薛羽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6 年，第 137 页。2 鲁迅：华盖集忽然想到（五至六），鲁迅全集第 3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第 47 页。3 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北京：中华书局，2011 年，第 28-29 页。4 许倬云的说中国一书的副标题为“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共同体”，许倬云：说中国，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年。5 朱自清：内地描写读舒新城故乡的感想，朱自清全集第 4 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 年，第 340-342 页。6 陈独秀：答适之，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 3 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 年，第 168 页。7 参见 Jing Tsu,Failur,Nationalism and Literature: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ese Identity,1895-1937,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段从学：屈辱、受难与诗人艾青的自我意识及国家认同，江汉学术2022 年第 3 期。8 朱自清：那里走呈萍郢火栗四君，朱自清全集第 4 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30页。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新文学急剧分化，“无产阶级文学”和“小资产阶级文学”的对立形塑了此后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矛盾格局。在“方向转换”的大众化目标推动下，革命文学激进地在表现主题和创作方法上作出一系列变革，文艺的意识形态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调。值得指出的是，此时无产阶级文学以及其它各类“新兴文学”（新感觉派、现代主义等）的涌现，与西方社会科学思潮的影响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正如马克思主义、福本主义之于无产阶级文学，精神分析、现代医学之于新感觉派，社会科学理论的引入使文学家们对资本主义生活的体验变得敏锐起来，他们开始审视资本主义的技术、物质、情感以及自我和他者的关系，借助社会科学所带来的批判性分析视角，“新兴文学”在审美先锋性的探索上取得了可观的成绩。然而，当新感觉派和现代主义文学与革命文学的分野逐渐显露之后，社会科学便逐渐被划入革命文学的领地，成为“革命”的某种必要条件。国民党文人曾讽刺革命理论的盛行造革命文学的“科学”与中国的“现代生活”吴舒洁（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