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文化治理的困境与纾解.pdf

昭 通 学 院 学 报第 45 卷 第 6 期Vol.45 No.6Journal of Zhaotong University2023 年 12 月Dec.202356社会管理研究乡村文化治理的困境与纾解夏小华，蔡梓君（阜阳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阜阳 236037）摘要：乡村问题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亟待解决的重点和难点，而乡村文化治理将传统的乡村文化与现代性的乡村治理有效结合起来，对实现乡村振兴、维护乡村社会稳定和促进乡村文化发展具有深刻意义。当前，乡村文化治理境遇呈现出治理主体缺位和错位、治理客体消解和冲击、治理环境受限和制约等难题，必须激发乡村文化治理主体的内生动力、坚持乡村文化的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构建乡村文化有效治理的体制机制。关键词：乡村文化；文化治理；乡村振兴中图分类号：G1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2095-7408（2023）06-0056-07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治理有序是乡村振兴的题中之义，乡村文化既可以作为治理对象，优化乡村社会发展的人文环境，又可以作为治理工具，解决乡村发展中的现实问题，为乡村善治提供新的方法和可能性。因此，探赜乡村文化治理的功能优势，发掘乡村文化治理发展困境的根源，提出可行性路径，对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一、乡村文化治理的价值意蕴（一）文化治理有利于激发乡村振兴内生动力新时代以来，党和国家高度关注乡村问题，并作出全面准确的顶层设计和实践探索，如 2013年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2015 年作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2017 年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2022 年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首次明确提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现今，乡村问题依旧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亟待解决的重点和难点。而“文化是社会能够顺利运行的根源性力量，乡村振兴中文化能够提供重要的精神动能、智力支持与道德滋养。”1“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基础，乡村文化治理激发乡村文化的优质性能，借助文化的治理功能，培养自治文化、德治文化和法治文化，营造乡村治理的文化环境，夯实乡村振兴的文化根基，以文化的柔性约束力促进农民在乡村有效治理和良治善治中积极作为。（二）文化治理有利于维护乡村社会稳定米希尔兰德曼曾提到：“普通人的行为是靠个人自身获取文化的支撑，群居生活是基于文化的形成和习惯，文化连带的创造力远比我们认识的更加深邃。”2家风正、民风淳、乡风清是和美乡村社会的重要因素，而乡村文化治理利用乡村文化的内在价值属性，协同多元主体对乡村进行全方面治理，有利于凝聚人心、教化群众、淳化民风。首先，乡风是影响乡村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因素，也是实施乡村文化治理的关键内容。乡村文化治理推进先进文化融入村规民约，促进邻里间形成互帮互助的和谐氛围，有助于培育乡风文明，激发村民前进奋斗的自主性、积极性，使乡村地区焕发出安定和谐、井然有序的新气象。其次，民风影响乡风，是构建和美乡村的必备要素。乡村文化治理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开展移风易俗活动，促使乡村地区形成崇德修身和温良恭俭之风，同时注重集体主义教育，让村民学会正确处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关系，自觉为集体、社会做出贡献，从而推动乡村社会和收稿日期：2023-08-11基金项目：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乡村人才振兴的实践路径研究”（AHSKY2021D64）阶段性成果。作者简介：夏小华（1972），男，安徽庐江人，教授，硕士，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57第 6 期夏小华，蔡梓君乡村文化治理的困境与纾解谐稳定发展。最后，家风是民风乡风的根基，是乡村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乡村文化治理广泛征集良好家风家训，制定榜样激励机制，激发村民不断提升自我修养和品德，促进“在家尊敬父母、在外爱护兄弟姐妹”等良好家风广泛流传于乡村社会。（三）文化治理有利于乡村文化发展乡村文化指引着乡村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发展方向。农民的实际精神需求和乡村社会现代化是促进乡村文化保持活力的内外动因。建构乡村自信是实现乡村善治的首要条件，而乡村自信的基石是农民的乡村文化自信。当前，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多元文化和多样的经济发展方式刺激着村民不断向城市迁移，城市先进的发展模式及其生活方式使得农民对乡村生活的意义产生怀疑，乡村文化不断被否定，乡村精神秩序有坍塌风险。同时，传统乡村文化自身存在着一些缺陷，诸如小富即安、故步自封等文化特质影响着乡村文化的自我更新与发展。乡村文化治理的目的是培育新时代乡村文化，是党在新时代立足农村农民的新需要和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焕活乡村进步发展的精神动力和文化动因，不断帮助农民实现物质富裕和精神富足的平衡。二、乡村文化治理面临的困境（一）在管理与治理之间：乡村文化治理主体能力受限当前，乡村文化治理依然经受着城乡二元结构的挑战，不仅治理人才流失严重，而且治理能力匮乏。一些人疏忽了文化治理的软力量，而使用简单的工业化管理方式对待乡村文化，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乡村文化的复兴。一是人才队伍力量薄弱，专业化文化治理能力缺乏。乡村文化人才紧缺是当前影响乡村文化治理、阻碍乡村文化建设的一个关键性问题。乡村文化人才不仅包括在村落共同体中对文化发展起积极推动作用的乡村精英，还包括区级、镇级、村级中从事文化工作的人员。首先，乡村文化精英流失严重。乡村精英凭借自身拥有的知识、经济、能力和社会资源等方面优势，在社会中取得了成就并作出一定贡献，这些塑造着他们在村落共同体中的权威，对促进乡村社会的经济发展、维护村落的秩序稳定、推动乡村文化繁荣等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可以说，乡村精英是传统乡土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不仅调节着国家与农民间的关系，加强二者的信任与联系，还促进乡村文化事业的发展，发挥着道德教化、价值指引、民俗文化活动的发起与组织等方面的作用。随着城乡社会交往的增加，城市相较乡村拥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和优质的发展资源，乡村精英流失问题日益突出，直接导致了乡村文化治理人才匮乏。同时现有的村干部多为当地村民，文化水平不高无法适应现代乡村文化发展的要求，导致上级政府下达的政策指令得不到及时有效地贯彻执行，不管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制约了乡村文化治理工作。其次，文化治理工作定位不准。乡镇文化部门工作人员是各类乡村文化活动的策划者、组织者和管理者，担负着丰富乡村文化服务供给形式、弘扬优秀民风民俗、营造良好文化氛围等职责。但由于乡村现实条件的限制，文化部门工作人员通常不是专职专用，往往一身多职，兼顾着其他部门的工作，工作变动性大，且均以其他部门工作为主，真正专心投入文化活动的时间不多，对文化治理难有长久的规划。最后，文化治理队伍素质不佳。乡镇文化部门人员大多不是科班出身，缺乏必要的管理才能和文化素养，在处理乡村文化问题时可能因自身专业能力不足，无法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加上城乡发展不平衡，各种资源多向城市倾斜，相对落后的生活条件与微薄的工作待遇，使许多文化专业人才不愿参与乡村地区文化建设工作。并且，乡村目前的人才管理制度不健全，人才在实际工作中得不到发展空间，影响文化治理效果。二是行政色彩过于强势，文化治理内生动力匮乏。政绩观膨胀致使文化服务职能异化。“政府的起源决定政府具有应然的公共性，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集团，政府也具有一定的自利性。”3政绩理念主导下的基层政府将文化治理运作项目化，这必然导致公共性的部分缺失。目前，基层政府将注意力放在凸显文化服务的显示性功能上，主要通过增加乡村文化的基础设施来呈现乡村文化治理成果，如农家书屋、文化活动中心等，但58第 45 卷昭 通 学 院 学 报2023 年（总第 211 期）这些往往流于形式、千篇一律，群众反响冷淡。究其原因，正是将农村文化服务作为政绩考核的需要，并非群众实际需要。此外，不同部门自主利益无序运行，致使乡村文化服务呈现分散化。各部门因其权力来源不一致而陷入横向条块竞争，纵向各自为政。这种脱离农民建设主体，无相关规约支持农民监督权，由政府单方面主导的行政逻辑，不仅背离了公共文化服务的目标价值，也影响和改变着农民对文化的认知。首先，服务职能异化致使文化建设主体疏离。“科层体制是我国现行的组织形式，其具备明确、有序的权力关系，命令服从为其核心要素。”4科层治理方式同样应用于基层文化服务中，政府逐步向下传达乡村文化服务要求，层层下放文件是其典型的外在表现，在这一过程中，以农民的满意度为评判标准的“服务过程”被应付上级考核的“行政过程”所取代，忽视了农民作为文化建设者的主体性。由于政府与农民之间缺少及时的交流与反馈，使得文化建设工程和文化活动与农民的文化消费喜好相脱节，造成文化资源浪费、社会效益低。同时，文化服务的策划制定、政策宣传、监督落实和绩效考核等流程不过是不同部门之间的轮回，围绕不同级层政府的“规定性样式”送文化，农民成为国家主导的乡村文化建设的看客和旁观者，而游离于文化建设之外。除此之外，“基层文化部门的服务意识很难有效执行上级使命,下级文化行政不遗余力地向上级进行超量性文化业绩献媚，也使隐匿在政府部门政策制定的文化体制呈现逆向性结构的外部显现。”5在自上而下的压力型行政体制中，上级政府与基层政府为完成工作指标，二者相互推诿，使得文化服务工作成为上级官员的“一厢情愿”，文化治理效果不尽如人意。（二）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乡村文化治理对象受困乡村文化起源于农耕社会，在传统的农业社会发挥了“为人”的品性，但面对社会的现代化，传统的乡村文化依然需要适应时代的创新，变成现代的。一是乡村传统文化遭遇解构风险。乡村优秀传统文化是乡村文化治理的重要对象，是农耕生活的精神积淀，不仅承载着乡村社会的价值理念和运行秩序，而且蕴含了农民的道德品质、价值取向和生活习惯等，对乡村的社会治理发挥着独特的精神价值。但随着乡村从传统社会逐渐向现代社会转变，乡村文化所依附的物理和精神空间均发生改变，出现了诸多的不适应性。“官督绅办”是我国古代乡村治理的传统，在地方管理中绅权往往通过宗族来发挥作用。宗族以血缘为联系，根据辈分、财产、社会地位等因素划分出严密等级，建立起一个以儒家伦理和礼法为指导的大规模封建专制团体。在这个团体中，畏惧权威、臣民意识在村民思想观念中根深蒂固，公民意识欠缺，不仅表现在基层民主选举中，村民出于维系血脉关系和获取经济利益往往偏向本族群的参选人，而且还产生宗族内村民依靠宗族的群体优势，打压村内的弱势群体，影响了乡村社会的和谐稳定，破坏了乡村治理的政治生态。二是乡村传统文化面临现代性危机。乡村传统文化的消解既有自身缺乏创新，也有来自外部环境的冲击。现代文化冲击乡村传统价值观。现代文化虽然改造了乡村文化中落后、愚昧的观念，但也不同程度冲击着村民的精神世界，造成现有礼俗对人们的行为规范失去效力，影响着乡村传统社会治理功能作用的发挥。乡村文化价值观是乡村传统文化的关键部分，其规范着民众行为方式，反映了乡村价值体系发展方向。受现代性冲击，过去受用的经验和价值标准逐渐失去现实意义，家族长辈的道德观念不再是生产生活的主要依据，利益标准逐渐取代了以礼、义为代表的乡村价值体系，乡风礼俗正遭受着功利性价值观的瓦解。（三）在乡村与城市之间：乡村文化治理环境基础受制乡村是乡村文化生长和生存的生态空间。伴随着城市化、工业化建设的浪潮，城市文化正以前所未有的张力扩散到乡村，改变着乡村文化赖以成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态环境，乡村文化生存步履维艰。一是乡村文化治理基础不稳。乡村文化治理效果与乡村经济水平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富裕的乡村经济为乡村文化建设提供物质基础和保障。受乡村自身的自然环境和农业的弱质性影响，乡59第 6 期夏小华，蔡梓君乡村文化治理的困境与纾解村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低收入的传统农耕经济仅能够维持农民基本生活需要，他们不愿在精神满足上投入更多。地方政府也是如此，未能认识到文化对于激发农民参与乡村振兴的重要意义，乡村公共文化建设仍然滞后，文化专项资金配备不足，文化在民生投入比重中占比过低。资金的短缺严重影响着乡村公共文化活动举办与开展、文化基础设施布局与建设。此外，部分乡村还呈现文化建设盲投现象。盲目投入资金，导致文化资源配备不平衡、供给结构不合理。过剩的文化设施和无效的文化供给掩盖了文化缺失，不仅无法促进乡村文化的传播和发展，还制约着乡村文化治理的进程。二是乡村文化治理推行受阻。“熟人社会，是对传统乡村社会的联结方式和关系性质的一种概括。”6其以血缘为基础、受地域封闭性限制、借助人情与礼法构建起乡村社会的整合方式。被整合的群体基于“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对内表现为规则和习惯都会被遵循，对外表现为利益一致，团结互助，有着明显的边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家庭式的生产方式取代了传统乡村的集体性生产劳动。这种以家庭为单位的劳作模式，弱化与社区其他成员及公共事务的接触，冲击着乡村固有的社会生态，村规民约等道德性力量作用日益式微，村民对集体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的关照度下降，家庭本位乃至个体本位思想日益强化，“熟人社会”的乡村呈现“陌生化”“原子化”倾向，乡村文化治理难度陡增。三是乡村文化治理机制匮乏。文化治理是一项长期性工程，需要一套健全有效的文化治理机制。它不仅能够整合基层政治权力的“他治”和村民“自治”，实现基层权力与村民的良性互动，而且能够协调多元治理主体发挥各自优势。然而，当前文化治理体制机制中还存在着不少问题，导致文化治理运行不畅。一是文化组织管理体制不完善。基层文化组织化程度低、组织本身稳定性差，且缺乏明确、完整的规章管理制度，致使基层文化组织在活动筹办、设计等方面效率不高、执行力不强，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在质和量上均未达到村民期许。二是乡村文化市场管理不规范。基层政府对乡村文化市场监管力度小，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加之文化市场本身治理难度较大，使得不少商贩无证经营且销售假冒伪劣商品，封建迷信、赌博和色情文化也经常出现，严重破坏着文化市场的正常秩序。三、乡村文化治理困境的纾解路径（一）激发乡村文化治理主体内生动力乡村文化治理的核心在人，在于整合乡村文化治理力量，激发治理主体的内生动力，营造乡村文化治理合力。一是完善乡村文化教育。“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发展方向，是对文化的自我觉醒、自我反思和理性审视。”7文化自觉是文化自信的前提和依据，文化自信是由内而外的文化自觉。首先，加强基层干部文化培训。“基层政府对于乡土文化的自觉主要指的是基层政府在文化上的觉悟、觉醒，包括对乡土文化作用与功能的深刻认识，对乡土文化发展规律的正确把握，对发展乡村文化的责任担当。”8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率先研究和了解乡村文化资源，团结基层干部熟知当地乡村文化历史，对各种乡土文化样态和其拥有的治理功能有一个整体认识，增强基层干部对乡土文化的认同感和凝聚力；有计划地选派乡镇干部到县级以上党校、高校参加集中培训，组织村居主要负责人赴国内知名乡村开展现场教学，提高基层干部对乡村文化的重视度。其次，加强农村儿童的乡村文化教育。在农村中小学教育中增设乡土文化课程，将当地民俗文化、名人古迹、礼仪规范等独特的乡村文化融入教学内容，开办不同种类的兴趣小组，使孩子在兴趣的基础上了解本地乡村文化的历史和内涵；建设集志愿服务、劳动教育、社会实践、乡风传习等于一体的本土公益性活动场所，引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开设五育融合的实践课程，组织当地高校师生送文化下乡，还可以邀请中小学生赴高校进行艺术表演，让孩子们在互动中体验乡村文化的魅力，滋养出对乡村文化的信心。最后，借助互联网平台宣传乡村文化。利用国家对数字信息技术的支持政策，联合乡村老人和农60第 45 卷昭 通 学 院 学 报2023 年（总第 211 期）村能人对乡村代表性文化资源进行线上再现宣传，使不同群体熟悉和了解乡村文化，增强村民对本土文化的自信。二是培育文化治理主体。人才是第一资源，乡村人才培养和引进是乡村文化治理有效开展的重要根基，也是提升乡村文化治理主体能力的关键所在。首先，完善人才引进机制。地方政府在促进人才回流中应起主导作用，结合当地需求，进一步细化对高端人才的支持政策，破除人才流动体制机制障碍，畅通城乡人才培养交流渠道；创新农村土地使用政策，推进政府和当地农户合作，将闲置宅基地进行规划利用，为长期居住就业的人才提供住房保障；依据地区实际发展情况在产业扶持、税费减免、融资贷款等方面给予创业人员科学合理的优惠政策。其次，建立人才资源专员制度。规范化、数字化、系统化的人才管理体制是用好人才的关键，建立人才在乡就业的人力资源专员制度，选拔办事能力强、工作效率高、协调能力强的村级干部，对人才下乡、返乡、留乡事宜进行专项管理，动态精准把握乡村人才存量、增量、流量，不断完善人才在乡就业管理体系。最后，建立人才工作绩效的考评奖励机制。将人才到乡就业纳入绩效考评指标，完善绩效评定程序，按绩效划分人才贡献等级，依据由此形成的人才梯队建立相应的奖励机制，并定期、不定期组织各类评选，给予各类优秀人才荣誉和补贴，激励人才各尽其才、各展其能。三是形成多元治理合力。传统科层行政体制要发挥文化在乡村治理中的沟通、交流作用，就需由过往的行政主导理念转向共同治理理念，促进多主体治理共同合作。首先，推进政府公共文化服务体制机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推进公共文化服务由政府包办到政府把握文化工作总体方针，治理手段由微观管理、直接管理向宏观管理、间接管理转变，破除条块分割所形成的行政壁垒，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效能；改善政府政策手段，从行政手段主导向行政手段、市场手段和社会手段并重，削减各种治理损耗，形成富有活力的公共文化服务体制。其次，完善公共文化需求表达及反馈机制。不断拓宽村民表达和文化诉求渠道，在沿用线下沟通渠道外，如县长热线、意见信箱、干部走访调研、信访接待日等方式，保障其基本的文化表达需求。还需发挥社会组织在线上扩大群众参与、反映群众诉求方面的积极作用，政府可借助微信、微博等网络媒介开展问卷调查来掌握村民的现实文化需求，同时推进政府公共服务供给具体进展公开，设置咨询专栏与网民进行积极互动，既增进彼此了解与互信，促进公共文化服务与群众文化需求有效对接，又能起到监督政府作用，提高决策的科学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最后，建立政府、市场和社会三元合作体制。“地方政府应放弃承包式的乡村文化服务供给和产品生产，建立公平与效率并重的合作机制，并加快培育多元的乡村文化治理主体，及时构建相应平台以满足多元主体合作的乡村文化治理。”9政府基于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发展方向的认识，支持党委政府、企事业单位、专家和群众亲自参与乡村文化服务项目的设计、生产与评价，整合传统与现代诸多文化组织平台，提供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服务，同时建立合理透明的内容评价体系和市场监管机制，以健康的文化市场实现公共文化可持续发展。（二）坚持乡村文化的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乡村文化治理能否成功，关键在于乡村文化能否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满足农民美好生活的需要，不断延拓其先进性、科学性和现代性，让传统的乡村文化成为现代的乡村文化，为和美乡村建设提供精神支持。一是要重构乡村传统文化。乡村传统文化作为乡村文化治理的客体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基因，传承着中华文化的血脉。“乡村文化价值的重建，就是以现代人的视角、现代化的眼光对乡村文化的回望和致敬，是当代人对乡村文化的反哺与滋养。”10将原有的乡土性文化与现代文化要素相结合，赋予新的时代内涵，重构乡村社会的精神基础。首先，积极开展移风易俗活动。大力推进以孝德工程、丧事简办、婚事新办为主要内容的移风易俗活动，并借助现代拓展开放性的文化空间涵养出新的文化个性。其次，挖掘乡村优秀传统文化。深入挖掘农耕文化蕴含的优秀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及时了解和掌握乡村文化61第 6 期夏小华，蔡梓君乡村文化治理的困境与纾解资源的数量和存在形态，制定科学性、差异性、系统化的规则和保护措施，并适度借助城市文化的现代性张力，丰富与拓展乡土文化内容，探寻传统与现代、乡土与城市、公共服务与个体需求相融合的文化传播模式。最后，在文化创新中凸显文化个性。运用现代网络技术创新乡村文化的发展形态，结合新时代历史语境和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创新乡村文化的发展方向，将本土特色文化资源以农民喜闻乐见的文化形式和语言方式与村民的现实生活结合起来，使乡村文化资源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得到再认识。二是要促进文化“三性”转换。在新时代浪潮冲击下，市场经济和社会环境发生变化，要使乡村文化保持政治定力、坚定文化立场需要促进其“三性”转换，提升乡村文化的影响力和时代魅力。首先，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乡村文化，提升其先进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要充分发挥其导向作用，引导和规范乡村文化的健康发展。坚持以人为本的基本原则，开展贴近民意、体现民情、关注民生的文化建设活动，使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宣传真正达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成为指导乡村民众生产生活的思想与行为规范。并且，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乡村规章制度，促进乡村民众在规章制度下进行互动，提升乡村社会的文明程度，让新时代的乡村文明焕发出更大的活力。其次，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乡村文化相结合，赋予其科学性。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和解决乡村文化建设、发展和创新过程中的实际问题，指导村民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正确看待传统乡村文化价值，抵制迷信活动，抵御异质文化的冲击，巩固乡村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最后，用城市文化激活乡村文化，为其注入现代性。树立开放包容、与时俱进的心态，在尊重城乡文化差异基础上，加强城乡文化要素互动，运用城市文化所具有的理性与现代价值去积极革新乡村文化中消极的价值观念,拓展了乡村文化的发展空间。（三）构建乡村文化有效治理的体制机制乡村文化治理的体制既要尊重乡村文化发展本身内在的特殊规律，又要遵循文化治理的一般规律，即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自治和它治相结合等原则。一是要完善政府资本投入机制。文化治理是一项投入高、见效慢、耗时长的系统性工程，需要调整和优化财政文化管理和支出结构，使资金有效精准到位，最大化发挥出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促进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完善。首先，界定各级政府的事权和财权。根据政府职能范围，明确不同层级政府的事权和财权，改进预算管理制度，完善税收制度，逐步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确保各级政府公共文化服务部门具有充足的财权可以提供相应的公共文化服务；科学配置中央和地方各自财政的投入比例，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增加中央财政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投资额，建立权责分明、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财政关系，以促进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协调发展。其次，优化财政对文化的投入比例。在中央、省、市设立乡村文化治理专项财政资金，确保文化治理工作资金链顺畅，同时设置文化奖励金，鼓励和资助乡村题材的优秀文化作品提供者、发展态势良好的文化企业等，激励其他文化治理主体创新的主动性。最后，创新投入管理方式。文化管理部门应充分结合当地具体情况制定文化投入中长期规划，改变过去高投入、低回报的投资模式，强化资金的管理和分配。对提供公益性文化服务的文化机构和团体实行绩效管理，将服务绩效评价情况与财政投入额密切挂钩，按照文化改革发展的需要和绩效考核情况，对其各类文化项目发展的专项经费进行持续性调整。实行乡村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的项目化管理，对其投资运行进行严格审核，保证公共财政对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与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要求相适应，提高公共文化领域资源配置效率、使用效率和公共服务质量。二是建立乡村文化自治机制。社会组织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府之外的一股重要力量。内生型的文化组织建设是乡村公共文化协同治理模式的核心内容。“乡村文化自治组织除了可以协助政府和基层组织提供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特别是乡村文化创作,文化知识传播和文化传承外，还可以利用其自治机制，发掘并整合62第 45 卷2023 年（总第 211 期）昭 通 学 院 学 报地方性的公共文化资源。”11半熟人社会下需要建立乡村内生型公共文化组织，整合多元文化主体的资源和力量，凝聚合力，增进集体关怀。目前乡村文化组织发育尚不充分，存在如经费保障不足、社团活动价值不高、后备人才缺失等问题。政府要加大扶持力度，给予文化组织在乡村文化建设中必要的平台和资金支持，放宽政策优惠范围，增强政策的可操作性，建立起专业能力强、形式多样化、组织结构规范化的文化组织，为基层群众提供专业的公共文化服务。三是加强文化运行机制建设。完善与市场相配套的法律法规体系，健全市场主体、市场运作、市场交易、市场监管、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保障文化市场积极健康发展。加强文化市场管理执法队伍建设，完善行政执法责任制和监督检查制度，落实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提高乡村文化市场依法行政的能力。参考文献：1 沙垚,王昊.“主体-空间-时间-实践”:新时代乡村文化振兴的原则与方向 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44(5):111-117.2 米希尔兰德曼.哲学人类学 M.彭富春,译.北京:工人出版社,1988:2613 贺雪峰.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几个问题 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8(3):19-26.4 李剑.中国行政垄断的治理逻辑与现实从法律治理到行政性治理 J.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20,23(6):106-122.5 陈浩天.公共文化服务的治理悖论与价值赓续 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3(3):123-129.6 郑永君,张大维.社会转型中的乡村治理:从权力的文化网络到权力的利益网络 J.学习与实践,2015(2):91-98.7 费孝通.费孝通全集:第 17 卷 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525.8 云杉.文化自觉 文化自信 文化自强对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思考:上 J.红旗文稿,2010(15):4-8.9 吴理财,解胜利.文化治理视角下的乡村文化振兴:价值耦合与体系建构 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16-23+162-163.10 欧阳雪梅.振兴乡村文化面临的挑战及实践路径 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8(5):30-36+107.11 李少惠,崔吉磊.中国公共文化治理的本土化建构 J.贵州社会科学,2015(11):75-81.Combining Point,Line and Surface:The Dilemma andRelief of Rural Cultural GovernanceXIA Xiaohua,CAI Zijun(College of Marxism,Fuyang Normal University,Fuyang 236037,China)Abstract:Rural issues are the key points and difficulties to be solved urgently in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and rural cultural governance effectively combines traditional rural culture with modern governance,which is of great value for realizing rural revitalization,maintaining rural social stability,and promoting rural cultural development.Examin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rural cultural governance,it shows the problems of absent and dislocation of governance subjects,dissolution and impact of governance objects,and restrictions and restrictions on the governance environment.Based on these three levels,methods to alleviate the dilemma of rural cultural governance are explored,and targeted governance subjects,governance objects are improved,and governance environments are optimized.Key words:rural culture;cultural governance;rural revitaliz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