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发掘数字文化遗产——访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数字遗产专委会主任贺艳.pdf

2322主题策划Topic/本刊记者关晓晴图/受访者提供深发掘数字化遗产在文化遗产数字化的实践过程中，绕不开的便是测绘技术。不断发展和创新的测绘技术能够在无损条件下帮助鉴定文化遗产的可传递价值。作为长期奔波在外的一线工作者，贺艳对此深有感触，她表示测绘技术的发展极大地延伸了文化遗产采集工作的广度和深度。首先是效率的提高。“以航拍航摄和三维激光扫描为例，它们是文化遗产数据采集中最为常见的两种手段。利用这些测绘技术可大大缩减野外作业时间。过去我们野外勘测战线拉得很长，但现在我们可以快速采集完数据，将精力放到实验室的内业操作，对文物进行一个详细鉴别。”其次是视野的扩展。“卫星遥感、三维激光、航拍所提供的视角和视野不是传统的人的视角可以比拟的。通过这样的新视角、广视野，提供了许多全新的判读依据。很多过去我们没有解决的问题原理转换个视角就可以解决。”贺艳印象最为深刻的是良渚遗址古城水坝系统遗存的发现。在良渚古城的西部有一个水坝系统，考古学家一开始只是无意发现其中一个水坝，通过遥感影像又找到了好几个疑似水坝建筑。最终结合现场针对性的考古勘察，确定了是一整个水坝体系的遗存。“像这样一个水坝遗存，较为独立地分散在一个比较大的范围。如果不是基于航拍和高分遥感卫星影像这一上帝视角，可能十几年都不会发现其中的关联。”测绘技术对加深文化遗址的认识非常关键，可以说改变和延伸了文化遗产的研究方向。对于文化遗产价值判读就是要对文化遗产本身建立准确的认识。贺艳说：“文化遗产毕竟来自古代，测绘技术采集回来的数据为我们提供了更全面精准的判读，在经过清洗后的原始数据中认识、复原和继承不同的文化遗产。”访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数字遗产专委会主任贺艳No?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数字遗产专委会（以下简称“专委会”）主任贺艳为记者解释：“数字遗产，英文为digital heritage。国际上通常有三种不同的内涵和语境来解释。”最早一个是2003年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将其定义为人类知识或表达的资源无论是文化的、教育的、科学的、行政的或者包含技术、法律、医学和其他类别的信息正越来越多地被转换成数字虚拟资源许多这些资源拥有长久的保存价值，因而构成一种值得为了当下和后世妥善保护的遗产。这种遗产可以以任何语言出现、可以出现在世界任何地方、可以反映人类知识或表达的任何方面。数字遗产的组成部分包括以任何语言在人类知识或表达的任何领域从现有资料转换成数字形式的文献，并越来越多地包括没有其它格式而只有数字原件的“原生数字”(borndigital)文献。数字文化遗产包括全世界各地联机或脱机产生的线形文本、数据库、静止和移动的图像、声频和图形以及相关的软件。“可以看出，这是一个非常广义的概念。而我们通常所讲到的数字遗产，更多的是指数字文化遗产。在2013年召开了全球第一届数字遗产大会，会上这个概念被正式提出，并使用 digital heritage来概括了整个文化遗产数字化。”贺艳解释。“当然，近年来也兴起了新的数字遗产，指的是人们在互联网上的退休账号，变成了真正的遗产。比如说我们在网上数字支付里面所形成财产的沉积，在网络上活动的轨迹等，在继承遗产领域概定义数字遗产的概念。”目前，数字遗产在国际上通用的概念就是这三类。贺艳介绍：“而在今年成立的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数字遗产专委会，对于数字遗产的定义实际上采用了是第一和第二概念的合集，最突出的一点是我们的数字文化遗产需要满足所形成的数据成果有价值，需要满足能够继承、认可、世代相传的遗产属性要求。当然也需要符合文化遗产真实性、准确性的基本准则。”总结来看，数字遗产可以理解为利用数字技术服务文化遗产，来完成文化遗产记录、管理、展示和利用。数据本身具有往下传递和保存的价值，且符合文化遗产真实性、准确性的标准。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数字遗产专委会主任贺艳什么是数字化遗产？助化遗产焕新2322主题策划Topic/本刊记者关晓晴图/受访者提供深发掘数字化遗产在文化遗产数字化的实践过程中，绕不开的便是测绘技术。不断发展和创新的测绘技术能够在无损条件下帮助鉴定文化遗产的可传递价值。作为长期奔波在外的一线工作者，贺艳对此深有感触，她表示测绘技术的发展极大地延伸了文化遗产采集工作的广度和深度。首先是效率的提高。“以航拍航摄和三维激光扫描为例，它们是文化遗产数据采集中最为常见的两种手段。利用这些测绘技术可大大缩减野外作业时间。过去我们野外勘测战线拉得很长，但现在我们可以快速采集完数据，将精力放到实验室的内业操作，对文物进行一个详细鉴别。”其次是视野的扩展。“卫星遥感、三维激光、航拍所提供的视角和视野不是传统的人的视角可以比拟的。通过这样的新视角、广视野，提供了许多全新的判读依据。很多过去我们没有解决的问题原理转换个视角就可以解决。”贺艳印象最为深刻的是良渚遗址古城水坝系统遗存的发现。在良渚古城的西部有一个水坝系统，考古学家一开始只是无意发现其中一个水坝，通过遥感影像又找到了好几个疑似水坝建筑。最终结合现场针对性的考古勘察，确定了是一整个水坝体系的遗存。“像这样一个水坝遗存，较为独立地分散在一个比较大的范围。如果不是基于航拍和高分遥感卫星影像这一上帝视角，可能十几年都不会发现其中的关联。”测绘技术对加深文化遗址的认识非常关键，可以说改变和延伸了文化遗产的研究方向。对于文化遗产价值判读就是要对文化遗产本身建立准确的认识。贺艳说：“文化遗产毕竟来自古代，测绘技术采集回来的数据为我们提供了更全面精准的判读，在经过清洗后的原始数据中认识、复原和继承不同的文化遗产。”访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数字遗产专委会主任贺艳No?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数字遗产专委会（以下简称“专委会”）主任贺艳为记者解释：“数字遗产，英文为digital heritage。国际上通常有三种不同的内涵和语境来解释。”最早一个是2003年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将其定义为人类知识或表达的资源无论是文化的、教育的、科学的、行政的或者包含技术、法律、医学和其他类别的信息正越来越多地被转换成数字虚拟资源许多这些资源拥有长久的保存价值，因而构成一种值得为了当下和后世妥善保护的遗产。这种遗产可以以任何语言出现、可以出现在世界任何地方、可以反映人类知识或表达的任何方面。数字遗产的组成部分包括以任何语言在人类知识或表达的任何领域从现有资料转换成数字形式的文献，并越来越多地包括没有其它格式而只有数字原件的“原生数字”(borndigital)文献。数字文化遗产包括全世界各地联机或脱机产生的线形文本、数据库、静止和移动的图像、声频和图形以及相关的软件。“可以看出，这是一个非常广义的概念。而我们通常所讲到的数字遗产，更多的是指数字文化遗产。在2013年召开了全球第一届数字遗产大会，会上这个概念被正式提出，并使用 digital heritage来概括了整个文化遗产数字化。”贺艳解释。“当然，近年来也兴起了新的数字遗产，指的是人们在互联网上的退休账号，变成了真正的遗产。比如说我们在网上数字支付里面所形成财产的沉积，在网络上活动的轨迹等，在继承遗产领域概定义数字遗产的概念。”目前，数字遗产在国际上通用的概念就是这三类。贺艳介绍：“而在今年成立的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数字遗产专委会，对于数字遗产的定义实际上采用了是第一和第二概念的合集，最突出的一点是我们的数字文化遗产需要满足所形成的数据成果有价值，需要满足能够继承、认可、世代相传的遗产属性要求。当然也需要符合文化遗产真实性、准确性的基本准则。”总结来看，数字遗产可以理解为利用数字技术服务文化遗产，来完成文化遗产记录、管理、展示和利用。数据本身具有往下传递和保存的价值，且符合文化遗产真实性、准确性的标准。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数字遗产专委会主任贺艳什么是数字化遗产？助化遗产焕新2524最后是成果的丰富。从相关项目介绍中，我们可以看到，如敦煌石窟、云冈石窟这类洞窟的数据采集已经做得相当成熟了。贺艳表示借助前期数据采集和后期数字影像制作，可形成洞窟类遗址的完全仿真模拟，将数字洞窟带到全国各地进行巡回展览。“数据可以辅助我们进行文化遗产的保护，更好地制定保护方案；也能很好地将文化遗产进行展示、利用、孵化，基于其独有价值传承。”贺艳如是说。得益于测绘技术采集回来的遗产数据，贺艳和她的团队不断地延伸文化遗产的内涵、丰富其展现形式，并开展后续保护修缮和阐释利用工作。“在第一部分数据返回时，我们会完成数据的清洗。这一步能够帮助我们去进行遗产的现状勘察和鉴别。以城墙为例，有无裂隙、有无贯穿性孔洞、有无坍塌、坍塌量大小都可以通过测绘返回的数据进行量测。而第一部分的工作可用于完整工程量的估算。”贺艳还继续补充，这些数据操作流程都有助于工作人员针对性调整遗产保护修缮方案。在数据收集过程中，贺艳和她的团队也曾遇到过数据供给、数据使用、数据确权等难题，具体可以分为三大类。先是缺少数据产权制度。由于数据确权的不明晰，实践中的沟通成本可能远远大于技术操作成本。“在我们实际工作中，其实常常会遇到实物遗存其本身产权应用的问题。在国际上也是热门的话题，可以理解为数据利用的伦理问题。”贺艳说。贺艳解释相关数据使用问题非常复杂，不同的情景不同的事物所采用的处理方案截然不同。她举了几个真实的情景进行了类比：“首先，和肖像影片不同，文物遗址具有一定的公共属性，因此遗址数据采集只要不被滥用应该给予更多的宽容度。但由于许多文物遗址都有相应的保护单位。那就必须要取得所有者的许可。而这只是数据采集前期的工作。”“解决完前期工作，在数据采集期间、数据采集完成、数据产品生成等一系列流程还是要去不断地协商，因为涉及持有者、使用者、收益者等的权益分配。实际情况是非常复杂的。例如，在部分主动提供数据采集服务的项目中，文物持有者可能允许我们对相关数据进行后续的加工和展示；而在一些项目中，文物持有者可能仅仅只是配合我们的采集工作，不允许我们对数据产品进行传播。”贺艳用自己亲身经历来进行总结。目前在文物遗产数据方面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归属权制度，完全是按照每一个采集项目本身去建立一个对应的协议。其次是缺少数据要素流通、交易制度和平台。“数据确权是数据交易的前提。下一步就是我们的交易问题，交易制度也是非常复杂的问题。我个人的观点是可以交由市场端决定，因为数据本身已经是商品了。”贺艳补充说，像文化遗产这类具备公共属性的数据，可以由政府提供指导价，但允许市场根据供需关系浮动调整。换言之，应该探索多样化、符合数据要素特性的定价模式和价格形成机制。除了定价外，数据要素的流通也应结合数据流通范围、影响程度、潜在风险，区分使用场景和用途用量，建立数据分类分级授权使用标准，帮助数据在统一的标准下进行流通，减少壁垒。“有没有可能建立一个数据交易的平台？在这一平台上建立统一的交易规则、安全守则，这也是有助数据流通的方式。”贺艳表示目前数据孤岛的情况屡见不鲜，只有让数据流动起来，才能发挥数据更多的价值。利用统一标准的平台交易，不仅能保证交易环境可信赖，还能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流通效率。在数据流通中还需要注意数据安全问题。“测绘领域本身就是不断产出时空大数据的行业，相信有不少的经验可以借鉴。比如测绘中涉及到的涉密地图、国土安全信息等。”因此也需要建立实施数据安全管理认证制度，引导企业通过认证提升数据安全管理水平。最后是数据供给问题。贺艳坦言，在数据供给方面，底层数据的研究工作开展较为缓慢或较少。许多重要的遗产尚未能完成数据采集。“我国文化遗产领域的底层数据建设仍然不够扎实。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有很多，有观念问题也有经费问题。原始数据的缺失自然无法支撑后续的数据流通。”贺艳解释。从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出发，在财力人力物力受限的情况下通常会选择优先修缮而非采集。因此要发展数字遗产，也需要考虑整体社会经济发展体量。“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文化遗产数据采集方法论仍不完备、行业内未形成统一标准。行业标准涉及到文化遗产本身价值和投入的匹配程度，可以帮助相关的文化遗产工作者来进行界定和判读。”贺艳建议行业标准可以从以下两个方向开始寻求统一。是基于遗产价值的分级分类判读标准。贺艳曾参与某省的全省数字化采集方案评价，由于判读标准不明，导致方案里有许多不应该或不需要采集的遗址。“方案中提议采集一个晚清时期的建筑群，但现存的实物建筑体是在大约20年前因水库搬迁至新址，甚至还保存着当时完整的工程设计图纸。为什么花费一千万去采集这样一个建筑群呢？采集完的数据经过加工放到网上又有谁会去观看呢？必要性、重要性、吸引力这三个指标都无法满足。而另一座古城位处沙漠地区，气候恶劣，城墙因外力侵蚀已凹凸不平，很难用简单的直线进行描绘。”贺艳指出，这类古城的信息采集就是必要的，工作者会考虑采用什么样的方案、采集到什么样的程度。这就需要遗产价值的判读标准的帮助，避免过度采集。“像这类数据的采集，最大的意义是记录了状态，数据可以帮助后期的修缮、加固甚至是紧急情况下的3D复原，去进行一个多面性的保护。”在遗产价值的判读标准下，文化遗产领域工作者能够形成合理的遗产数字化采集方案，评估应该不应该做，该花多大体量来做，避免为采集而采集。是形成具体分类作业操作规程。“一个遗产数据采集项目应该怎么扫描、应该怎么设立标法、是进行三维激光扫描还是采用航空摄影测量到底什么样的技术方案是最佳方案？目前没有标准答案。我们不可能让全国的人都在这个地方像苍蝇一样忙碌去尝试，手上有什么仪器就用什么仪器。需要一个完善的操作规程去指导从业人员选择合适的匹配遗产的修缮方案。”贺艳如是说。贺艳直言现阶段的许多修缮方案都是各团队“各自为营”，形成自己的一套经验模式和操作规程。“基于价值端的价值判读和基于实践端的操作规程如能统一，对整个行业的外延、从业人士的培养、项目的落地实操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贺艳一直在关注着行业内最新的动向，她透露现阶段已有不少联合标准出现，但还存在可完善的空间。“我们不能坐而论道，要亲身躬行。”作为专委会主任，贺艳始终铭记自身第一要务是服务好文化遗产，如何通过数字化技术改进行业解决方案是她一直在深思的问题。“文化遗产领域其实是实践性很强的学科，需要我们不断实践进行总结。所以我们一方面在做标准，一方面在推广创新性的实践案例，两者相辅相行。除了行业标准和操作规程外，专委会还在进行专业人员的培训，包含理念培训和实操培训等。”关于数据基础制度，贺艳坦言海量数据的处理和资产确权问题需要多专业协同推进，专委会期望更权威的部门进行牵头，推动数据确权制度的改革和数据交易平台的成立。“专委会非常愿意配合各行各业，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主题策划TopicNo?数据基础制度需求迫切业标准亟待统2524最后是成果的丰富。从相关项目介绍中，我们可以看到，如敦煌石窟、云冈石窟这类洞窟的数据采集已经做得相当成熟了。贺艳表示借助前期数据采集和后期数字影像制作，可形成洞窟类遗址的完全仿真模拟，将数字洞窟带到全国各地进行巡回展览。“数据可以辅助我们进行文化遗产的保护，更好地制定保护方案；也能很好地将文化遗产进行展示、利用、孵化，基于其独有价值传承。”贺艳如是说。得益于测绘技术采集回来的遗产数据，贺艳和她的团队不断地延伸文化遗产的内涵、丰富其展现形式，并开展后续保护修缮和阐释利用工作。“在第一部分数据返回时，我们会完成数据的清洗。这一步能够帮助我们去进行遗产的现状勘察和鉴别。以城墙为例，有无裂隙、有无贯穿性孔洞、有无坍塌、坍塌量大小都可以通过测绘返回的数据进行量测。而第一部分的工作可用于完整工程量的估算。”贺艳还继续补充，这些数据操作流程都有助于工作人员针对性调整遗产保护修缮方案。在数据收集过程中，贺艳和她的团队也曾遇到过数据供给、数据使用、数据确权等难题，具体可以分为三大类。先是缺少数据产权制度。由于数据确权的不明晰，实践中的沟通成本可能远远大于技术操作成本。“在我们实际工作中，其实常常会遇到实物遗存其本身产权应用的问题。在国际上也是热门的话题，可以理解为数据利用的伦理问题。”贺艳说。贺艳解释相关数据使用问题非常复杂，不同的情景不同的事物所采用的处理方案截然不同。她举了几个真实的情景进行了类比：“首先，和肖像影片不同，文物遗址具有一定的公共属性，因此遗址数据采集只要不被滥用应该给予更多的宽容度。但由于许多文物遗址都有相应的保护单位。那就必须要取得所有者的许可。而这只是数据采集前期的工作。”“解决完前期工作，在数据采集期间、数据采集完成、数据产品生成等一系列流程还是要去不断地协商，因为涉及持有者、使用者、收益者等的权益分配。实际情况是非常复杂的。例如，在部分主动提供数据采集服务的项目中，文物持有者可能允许我们对相关数据进行后续的加工和展示；而在一些项目中，文物持有者可能仅仅只是配合我们的采集工作，不允许我们对数据产品进行传播。”贺艳用自己亲身经历来进行总结。目前在文物遗产数据方面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归属权制度，完全是按照每一个采集项目本身去建立一个对应的协议。其次是缺少数据要素流通、交易制度和平台。“数据确权是数据交易的前提。下一步就是我们的交易问题，交易制度也是非常复杂的问题。我个人的观点是可以交由市场端决定，因为数据本身已经是商品了。”贺艳补充说，像文化遗产这类具备公共属性的数据，可以由政府提供指导价，但允许市场根据供需关系浮动调整。换言之，应该探索多样化、符合数据要素特性的定价模式和价格形成机制。除了定价外，数据要素的流通也应结合数据流通范围、影响程度、潜在风险，区分使用场景和用途用量，建立数据分类分级授权使用标准，帮助数据在统一的标准下进行流通，减少壁垒。“有没有可能建立一个数据交易的平台？在这一平台上建立统一的交易规则、安全守则，这也是有助数据流通的方式。”贺艳表示目前数据孤岛的情况屡见不鲜，只有让数据流动起来，才能发挥数据更多的价值。利用统一标准的平台交易，不仅能保证交易环境可信赖，还能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流通效率。在数据流通中还需要注意数据安全问题。“测绘领域本身就是不断产出时空大数据的行业，相信有不少的经验可以借鉴。比如测绘中涉及到的涉密地图、国土安全信息等。”因此也需要建立实施数据安全管理认证制度，引导企业通过认证提升数据安全管理水平。最后是数据供给问题。贺艳坦言，在数据供给方面，底层数据的研究工作开展较为缓慢或较少。许多重要的遗产尚未能完成数据采集。“我国文化遗产领域的底层数据建设仍然不够扎实。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有很多，有观念问题也有经费问题。原始数据的缺失自然无法支撑后续的数据流通。”贺艳解释。从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出发，在财力人力物力受限的情况下通常会选择优先修缮而非采集。因此要发展数字遗产，也需要考虑整体社会经济发展体量。“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文化遗产数据采集方法论仍不完备、行业内未形成统一标准。行业标准涉及到文化遗产本身价值和投入的匹配程度，可以帮助相关的文化遗产工作者来进行界定和判读。”贺艳建议行业标准可以从以下两个方向开始寻求统一。是基于遗产价值的分级分类判读标准。贺艳曾参与某省的全省数字化采集方案评价，由于判读标准不明，导致方案里有许多不应该或不需要采集的遗址。“方案中提议采集一个晚清时期的建筑群，但现存的实物建筑体是在大约20年前因水库搬迁至新址，甚至还保存着当时完整的工程设计图纸。为什么花费一千万去采集这样一个建筑群呢？采集完的数据经过加工放到网上又有谁会去观看呢？必要性、重要性、吸引力这三个指标都无法满足。而另一座古城位处沙漠地区，气候恶劣，城墙因外力侵蚀已凹凸不平，很难用简单的直线进行描绘。”贺艳指出，这类古城的信息采集就是必要的，工作者会考虑采用什么样的方案、采集到什么样的程度。这就需要遗产价值的判读标准的帮助，避免过度采集。“像这类数据的采集，最大的意义是记录了状态，数据可以帮助后期的修缮、加固甚至是紧急情况下的3D复原，去进行一个多面性的保护。”在遗产价值的判读标准下，文化遗产领域工作者能够形成合理的遗产数字化采集方案，评估应该不应该做，该花多大体量来做，避免为采集而采集。是形成具体分类作业操作规程。“一个遗产数据采集项目应该怎么扫描、应该怎么设立标法、是进行三维激光扫描还是采用航空摄影测量到底什么样的技术方案是最佳方案？目前没有标准答案。我们不可能让全国的人都在这个地方像苍蝇一样忙碌去尝试，手上有什么仪器就用什么仪器。需要一个完善的操作规程去指导从业人员选择合适的匹配遗产的修缮方案。”贺艳如是说。贺艳直言现阶段的许多修缮方案都是各团队“各自为营”，形成自己的一套经验模式和操作规程。“基于价值端的价值判读和基于实践端的操作规程如能统一，对整个行业的外延、从业人士的培养、项目的落地实操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贺艳一直在关注着行业内最新的动向，她透露现阶段已有不少联合标准出现，但还存在可完善的空间。“我们不能坐而论道，要亲身躬行。”作为专委会主任，贺艳始终铭记自身第一要务是服务好文化遗产，如何通过数字化技术改进行业解决方案是她一直在深思的问题。“文化遗产领域其实是实践性很强的学科，需要我们不断实践进行总结。所以我们一方面在做标准，一方面在推广创新性的实践案例，两者相辅相行。除了行业标准和操作规程外，专委会还在进行专业人员的培训，包含理念培训和实操培训等。”关于数据基础制度，贺艳坦言海量数据的处理和资产确权问题需要多专业协同推进，专委会期望更权威的部门进行牵头，推动数据确权制度的改革和数据交易平台的成立。“专委会非常愿意配合各行各业，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主题策划TopicNo?数据基础制度需求迫切业标准亟待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