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评价的指标陷阱及其风险规避_陈亮.pdf

现代大学教育2023 年第 2 期管理经略基金项目:陕西师范大学研究阐释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 100 周年大会讲话精神专项项目“新时代高校立德树人的要义证成与落实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022zdpy001;陕西教师发展研究计划项目“陕西师德师风建设的有效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022JSZ011。收稿日期:2022 11 14作者简介:陈亮(1987)，男，辽宁鞍山人，教育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陕西教师发展研究院教授，从事学科治理、高等教育政策研究;商一杰(1999)，女，河北石家庄人，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从事高等教育政策研究;西安，710062。栾培中(1993)，男，甘肃兰州人，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管理与政策专业博士研究生，从事教育政策研究;长春，130024。Email:Cl0801 。大学评价的指标陷阱及其风险规避陈亮商一杰栾培中摘要:大学评价是大学发展的风向标。近年来，受实证主义、计算主义与唯科学主义等思潮影响，追求可控性和精准量化的理念已渗透进大学组织的生命体中。可视化指标是大学内在质量的外在表征，数据化指标是提升管理效率的重要手段，习惯性的量化评价催生难以变革的指标文化。大学评价已陷入指标陷阱。指标陷阱将大学高质量发展窄化为“物的再生产”，以排名指向的零和竞争取代合作意识，统一的指标体系导致大学同质化发展。根源在于，大学对高等教育的本质规律把握不准，大学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不够完善，社会泛在的教育认知误导使然。构想高等教育评价现代化的美好未来，尚需大学内外部主体协同解构指标陷阱，实现“人的再生产”与“物的再生产”有机融合，以发展性评价消解结果性评价的马太效应，以此发挥评价赋能大学高质量发展的切实价值。关键词:大学评价;量化指标;指标陷阱;过程性评价;增值性评价;人的再生产;物的再生产中图分类号:G64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 1610(2023)02 0084 09教育评价事关教育发展方向，有什么样的评价指挥棒，就有什么样的办学导向。大学评价是以大学教育目的和组织目标为核心，主张目标评价、过程评价、结果评价融合共生的立体化教育质量评价模式，是教育评价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扭转功利化的大学评价导向，克服“五唯”顽疾，近年来，党和国家先后出台 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 关于深入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若干意见 关于深化高校教师考核评价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实施方案(20212025 年)等一系列关于大学评价改革的指导性文件。这些文件从改革教育评价工作、学校评价、教师评价、学生评价、用人评价五个方面全面描绘了新时代大学评价体系的改革蓝图，力求推动中国大学的勃兴。然而，受实证主义、计算主义和唯科学主义等思潮影响，大学评价逐步陷入以数据化、精确化、可排名化的指标体系怪圈，例如，由各级各类教育行政部门主导的学科评估、教学评估、专业评估以及由第三方评估机构主导的诸多大学排行榜均以各类数据统计为评价基础，评价结果裹挟大学发展资源的分配。这些数据化的评价模式往往忽视了大学教育的复杂性和多态性，大学教育被一组组冰冷的量化指标简单诠释，在给大学内部增加了过重指标负担的同时，推动了大学之间过度的标准化竞争，使大学评价逐步陷入指标陷阱，严重阻碍了大学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指出，要“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建立健全教育评价制度和机制”1。在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的大背景下，本文在阐明当前大学评价陷入指标陷阱的显在样态的基础上，深入剖析大学评价陷入指标陷阱的根本原因，针对影响中国大学评价体系高质量建设的现实困境，提出规避指标陷阱风险的逻辑向路，力求为推动大学评价改革、健全大学评价体系提供些许理论借鉴。一、大学评价中指标陷阱的缘起指标陷阱是指当今社会中存在的过度量化和指48陈亮商一杰栾培中:大学评价的指标陷阱及其风险规避标固恋等现象的集合。在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指标陷阱逐渐渗透进社会的各个角落，影响人类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随着现代大学已走出象牙塔，指标陷阱也逐步嵌入高等教育系统之中，成为高等教育领域须深入探讨的公共议题。(一)指标陷阱的起源指标陷阱最初源于19 世纪中叶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受社会信任危机和问责制的影响，英国教育监督委员会(British Education Oversight Council)议员罗威(obert Lowe)首次提出教育行政部门对学校的资助额度应依据透明度高、可靠性强的教育结果进行支付。教育结果即检验各学校每位学生的阅读、写作和算术能力，若出现考核不通过或缺考的学生，按人数比例扣除资金资助额度。一方面，罗威的公共教育绩效考评机制在一定程度上让教育资源配置与学生在学校获取的基础技能水平挂钩，让教育符合市场导向原则。另一方面，这一机制促使大多数学校采取填鸭式的基础技能训练方法，向学生机械性地灌输知识，忽视了学生理解能力、逻辑分析能力等创造性能力的培养。20 世纪初期，美国“工 业 效 率 运 动”的 奠 基 人 泰 勒(FrederickW.Taylor)创造了科学管理理念，将工厂工人的单位时间生产任务量进行指标化，按照完成指标任务的速度计算工人工资。泰勒的科学管理理念深深影响了同一时期美国的“学校效率运动”。在这一运动中，学校被要求依据其容易看到和测量的教育结果来判断学校对社会的贡献。这种管理的绩效主义也影响到高等教育，各国政府和科研管理人员几乎都倾向于运用定量指标来评价一切，包括对普通教师、教授、科研人员、课程和大学的评价。2 而具体实施则由各国通过建立由各级教育行政部门主导的教育质量保证机构或第三方主办的教育评估机构负责。这些评估大多是围绕表格和文件的程序性评估，实质性评估较少，导致大学行政人员数量激增，教师教学科研任务之外的行政任务加重，客观上逐渐指向一种以量化指标诠释教育质量的怪圈。(二)指标陷阱的产生缘由首先，可视化指标是大学内在质量的外溢表征。进入 21 世纪，随着各国高等教育普及化程度的显著提升，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采用依据可视的教育结果配比教育资源的方式来减轻教育支出负担。不可否认的是，大学在教学科研成果数量上的绝对优势也蕴含着质量上的某种优势，这是可视化指标在大学评价中合法性的重要认知基础。其次，数据化指标是提升管理效率的重要手段。随着高等教育普及化进程的推进，大学的层次和类别呈现出横向的多样化发展，而教育行政管理的纵向体系却变化不大，呈现出倒 T 字型的管理统治逻辑。在数据化管理评价方式的主导下，评价过程往往过滤了大学的层次、类型甚至地区的差异性，使得教育经费和教育机会配置呈现出较高的效率。在高等教育普及化初期，数据化管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有效地推动大学的学科专业竞争，为高质量发展做好量的积累。最后，习惯性的量化评价形成固化保守的指标文化。前述的认知基础和管理手段一内一外相契合，逐步生成今天大学评价的现实土壤。尽管中国大学在“双一流”建设的驱动下，以及破“五唯”评价改革的导向下，已经在不同程度上意识到过度的量化评价带来的教育质量问题，但现行的改进措施仍未将相关问题彻底解决。这一系列问题已突出表现在创造性人才和变革性知识的匮乏，形成高校教育产出与国家社会需求的结构性错位。为实质性地推动大学教育实现由数量到质量的高质量发展愿景，必须从评价土壤开始寻根。长期以来，受量化评价思维、评价管理体系、评价结果利益关系以及社会泛在认知的相互影响和共同作用，大学评价中生成了难以撼动的指标文化。评价制度的制定者、大学的决策者和管理者、被评价对象等利益主体牵连起一个整体性的大学质量危机。如果评价的土壤(认知、管理体系)不改变，凭借单个主体的力量试图走出困境并不现实。因此，致使大学在批判指标竞赛的同时，却对大学(学科)排名，论文发表量、分区、影响因子、引用次数等紧盯不放。因为这一系列学术指标不仅关涉大学的知名度和资源获取，还关乎每一位大学教师的职称晋升、项目评审、工资收入，从而催生以量化指标为核心利益的异象学术生态的产生。致使经过多年的改革，大学评价依旧沿用以“五唯”为核心的指标体系，评价结果的指挥棒作用功利化。评价者制定指标的动因往往是良善的，期待能够利用简单的方式解决复杂的问题。评价改革的愿景是美好的，但是，要改革一种文化生态、跳出指标陷阱，办法尚显不足。58陈亮商一杰栾培中:大学评价的指标陷阱及其风险规避二、大学评价中指标陷阱的显在样态现代社会是一个具有量化倾向的社会，由科学化、数据化、精确化的指标主义主导的社会决策，往往容易扭曲它意图管控的社会过程。倘若大学深陷指标陷阱则更难冲破科学管理和精确测量的发展困境。大学评价在指标霸权的影响下，逐渐被大量的量化指标所支配，陷入指标陷阱，并在大学评价过程中呈现出诸如量化囹圄、零和竞争、结构失衡等鲜明的显在样态。(一)量化囹圄:将大学高质量发展窄化为“物的再生产”指标陷阱带来的量化囹圄窄化了大学高质量发展的内涵，致使大学将可视化、显性的任务作为其核心和重点，甚至滋生了大学组织整体的“物化”价值观，阻碍了大学精神的理性与卓越本质。美国经济学家哈伯德(Douglas W.Hubbard)认为:“凡事皆可量化。对那些看似不可量化的东西，人们总能找到相对简单的量化方法。”3 诸多学者认为构建科学的量化指标体系是解决社会发展问题的关键，囿于人的理性和个体经验的有限性，在无法形成对于判断效力的可靠权衡的情况下，量化指标为世界提供了更为科学、客观的信息。在印刷技术时代，知识的迭代和信息流动相对高度信息化的时代而言，这种追求确定性和精准管控的量化手段是推动经济社会和教育事业发展的有效方式。但是，随着技术环境的变革，社会对知识的量的需求转变为对质的期待，这是大众对美好生活的基本解读。因此，现代性社会最大的特质是不确定性，妄想始终以确定的指标去管控变化的对象，最终将会走向一个功利的物化社会。大学教育高质量发展不仅眷注于大学教育对“物的再生产”的价值，还关注大学教育对“人的再生产”的重要意义;不止聚焦于大学教育质量的提升，还需关涉大学教育价值观的重塑、大学教育发展范式的变革以及大学教育体系的构建。可以说，大学教育高质量发展是一个复杂的综合性概念，采取以量化指标为核心的单一评价方式难以全景式地展现真正的高质量，最终导致大学高质量发展被窄化为“物的再生产”。一方面，大学人才培养的复杂任务被主观简化为竞争工具。教育是面向理想的事业，高等教育的目标就是为了培养理想的人。4 大学人才培养关涉教学管理、学术声誉、专业设置、课程模式以及创新文化、校园文化等多维度共同作用。但是，人的学习和成长是终身的，大学的育人成效往往难以在短时间内发挥作用。大学为了提升生源质量、应对资源竞争，往往不得不将育人的复杂内容简化为就业率、竞赛获奖等等。同时牵连出学科和专业质量的评价也简化为论文数量和立项数量。学者对软科排名的研究发现，所谓学科和大学排名，本质上是学术排名，不能作为组织整体实力的象征。评价者人为清除某些难以量化的内容，仅把可量化之物简化为指标体系的全部。正如昆德拉(Milan Kun-dera)所言:“简化的蛀虫一直以来就在啃噬着人类的生活。”5 另一方面，大学学术生产转化沦为技术主义的操控。科技创新和技术创新的确是国家、社会和市场对大学社会服务和生产力的重要期待，但技术和科技知识的生产创造并不是美好生活这一高质量社会需求的全部。技术与生活的和谐发展与良善关系，虚拟人与生物人的冲突与矛盾等等，都需要强大的社会创新人才推动。而量化手段和指标文化直接导致大学的功利学术，那些不能即刻见效的理论研究和基础研究不被学者重视，见效慢且难以量化的哲学社会科学类的学术成果转化不被重视，导致社会和制度层面的变革性学术成果稀缺。可见，大学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主要体现于学以成人、服务社会发展，即发挥大学的育人功能、创新创业的企业家精神，面向重大现实需要，解决好、回应好全社会的共同利益，最终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于美好生活的需要。评价改革则要真正转变以往对量化评价的认知，真正推动大学服务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一教育本质。(二)零和竞争:排名指向的竞争思维取代合作意识排名本质上是基于人类的比较天性，将复杂的问题通过简单的方式进行精准的表达。普林斯顿大学校长伊斯格鲁布(Christopher LEisgruber)认为，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麻省理工大学和加州大学都是非常优秀的大学，但又各具优势、结构和使命，在其中选择一个“最佳”大学，就像把教育项目如运动队一样放在一起竞争，非常奇怪。6 当然，排名指向指标文化，对大学的学术地位、育人质量的评价有客观价值。同时，排名也深68陈亮商一杰栾培中:大学评价的指标陷阱及其风险规避刻反映了大学当下的竞争意识和竞争思维。随着大学排名意识的不断提高，以量化指标为根本依据的排名方式策动了大学内卷式发展，进而增加了学术合作的壁垒，阻滞了学术成果的共享，甚至导致学术个体、组织之间的异化竞争。所谓大学排名，是根据各项科学研究和教学等标准，以英文发表研究报告和学术论文，针对相关大学在数据、报告、成就、声望等方面进行的数量化评鉴，再通过加权后形成的对大学的排序。当前，由于并没有一套权威且通用的世界一流大学评价标准体系，这给予各种排行榜可乘之机。自1987 年由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发布中国第一个大学排行榜以后，中国开始借鉴西方一流大学评价体系的理论框架，7 引导社会以“上榜”与否作为评价一流大学的标准。政府、学生、家长和社会的目光聚焦榜单，以致提升排名成为大学消解社会压力，向各个主体提交满意答卷的“救命稻草”，进而满足公众的心理期待。因此，大学纷纷加入排名竞争行列，直接导致校际竞争加剧而合作受阻。事实证明，零和思维不利于大学这类需要合作的知识机构开展首创性变革。一方面，实质性的校际合作并不常见。在国际变局加剧，不确定性增加，经济社会面临质量和结构性改革等诸多困境的情况下，科技攻关、技术攻关、社会问题攻关需要众多跨国境、跨文化、跨区域、跨领域的共同合作。合作大于竞争，竞争是合作中的竞争。大学是知识生产的核心机构，是引领知识创新完成重大变革任务的重要组织。教育部提出要鼓励高校集群发展，高校之间，高校与地方政府、企业行业、社会组织等都需要广泛的实质性合作。但是，现实情况是，基于资源配置和学科竞争的压力，加之高校知识产权制度不够完善，创造性知识的共享机制匮乏，导致学科知识领地和学术知识疆域固化。尽管存在不同类型的大学联盟，但是，基于知识创新成果的署名权、所有权的二元化，联盟之间实质性的知识共享和学科人才共享几乎处于真空。另一方面，开创性的学术研究合作不够。学术生产体系是学术生产者将学术资源经过一系列生产过程转化为学术成果的结构化功能系统，8 71学术研究成果的生产过程具有一定的内在规律。第一，学术研究成果的积累和学术能力的自然增长需要时间的积淀;第二，学术研究成果的产出需要学者间以合作共建的姿态在一定领域内形成学术共同体;第三，学术研究成果的产出应围绕大学学以成人、服务社会、创新创业等根本任务。有价值、开创性的学术研究成果生成必然要满足以上三个基本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是学术共同体，即学术合作。学科领域内不同方向的合作、学科间不同知识结构的融合，背后是学者的开放与合作姿态。但是，陷入指标功利化导向下的大学知识生产围绕职称晋升、课题项目、“帽子”声誉而来，署名权的先后、所有权的归属以及主持人与参与人在评价中的不同地位等等，限制了学者间的广泛合作和知识共享。这些零和的竞争博弈思维导致真正的学术合作难以达成，原创性学术成果难以形成，恶化了高等教育应有的良性竞争生态。2021 年以来，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兰州大学等多所“双一流”高校相继宣布退出世界大学排名。9 多年来，各大排行榜频繁出现数据错误、指标体系缺乏科学性、排名公信力不足等问题，受到社会各界的批评和质疑。(三)结构失衡:统一的指标体系催生大学的同质化量化评价的最大问题是用一套统一的标准去衡量不同的大学，导致原本参差不齐或者各有侧重的大学为了教育资源和政策红利，不得不按照同一模式参与竞争。久而久之，人才培养、学科专业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同质化现象，甚至推动了行业特色大学的综合化发展。大学遵循“不求精深、但求齐全”的理念，以适应庞大的指标体系，获取尽可能全面的评价得分。这些看似大而全的大学学科结构、专业结构以及组织结构的背后却是低效、无效的发展，更导致资源的浪费。有些处于发展关键期的大学(例如专科升本科、跻身“双一流”的大学等)不得不迎合指标导向的任务，最终都被关进声誉与排名之争的铁笼难以脱身。10 一方面，学科专业结构设置趋同。中国高等教育具有相当的多样化发展需求，大学在地域上有东部、中部、西部的差别，有民族地区和非民族地区的划分，也有类别上的研究型大学、教学型大学、技术型大学，更有行业特色型大学和综合发展型大学。这些复杂多样的大学发展情境，需要“教育评价从理念到标准的制定到数据的收集和评价结果的分析等，都应该予以认真回应”11 5 6。而现实评价方式最让人诟病的就是“一刀切”式的标准化评价。这会导致大学纷纷迎合标准化的指标要求，忽略实际情况设置学科专业，进而形成千校一面的趋同发展困局。78陈亮商一杰栾培中:大学评价的指标陷阱及其风险规避另一方面，趋同的学科专业设置形成同质化竞争，加剧了学术竞争的异化生态。趋同的学科专业竞争窄化了高等教育原本多样化的竞争赛道，形成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情况，在激烈的竞争中难免形成某些学术异化生态。在量化指标的支配下，营造出一个学术生产与时间赛跑、与同僚竞争、以个人利益为主的异象学术生态，并且固化了大学的学术秩序，抑制了知识生产的育人、创新功能的发挥，“以 一刀切的外在量化评价抹杀不同学科之间的差异性”12。学术研究进入以效率为中心的投入 产出模式，学术研究“量”的价值已远超“质”的价值，诱导出形形色色的形式主义。教师挖空心思发表论文、获批项目、申请专利、博求“帽子”，以量化指标为核心利益的异象学术生态已趋常态化，大学学术生产陷入唯数量、唯效率、唯产出的陷阱，致使学术竞争生态愈加恶化，严重阻碍高等教育的多样化、差异化和特色化发展。三、大学评价陷入指标陷阱的归因分析近年来，要求中国高等教育进行评价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学术研究和实践环节，评价规则的制定者、执行者和被评价者都意识到指标主义带来的危害，也深受指标陷阱带来的无效低质的内卷竞争之苦。然而，要突破量化囹圄、零和竞争与结构失衡这些困境，彻底改变长期形成的指标文化并不容易。这主要源于大学对教育规律把握不牢，教育治理能力不强，同时，还受到社会泛在的教育认知误导而被裹挟前行。(一)大学评价未能实现与高等教育规律的本质耦合对教育系统的评价，应该反映教育的本质特点与教育实践活动的规律性认识，对教育系统中教师和学生的评价也应该反映人的本质，反映教师劳动的特点和学生学习与成长的特点。11 7基于新知识生产的大学开展的教育实践活动具有长期性、创新性与复杂性，而追求即时性、标准化与可测量化的量化评价难以体现这些规律，致使在评价过程中产生以下矛盾。一是大学教育的长期性与量化指标的即时性相冲突。大学教育的本质是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和创新本性，其教育活动必须以新知识生产与创造性运用，进而服务于国家与社会的实际需求为实践逻辑。无论是激发学生创新本性的基础研究，还是运用知识改造社会的应用转化，都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也不是自然而然的，更不是简简单单的。这充分说明教育需要一定时间，具有长期性。相较于其他社会组织，大学的组织功能显效相对较慢，其教育成效的发挥具有长周期性。大学评价若仅仅依照静态指标体系进行测量，极易使大学丢弃创造本性，进而变得名不符实，最终放弃推动社会发展与文明进步的长周期使命而重点关注具有短期效益的研究，背离大学作为社会前进的引擎价值。二是大学教育的创造性与量化指标的标准化相冲突。教育蕴含创造性，大学教育更是如此。生动的教育实践往往与前人现成的理论存在时空距离，因为理论往往滞后于变动不居的实践情境。因此，教育特别是大学教育需及时自我革新，在传承与创新中提出新的实践方案。但是，标准化的管理往往追求确定性，对教育实践的情境性缺乏敏锐的洞察力与应变力，致使大学在评价改革中尽管感知到指标陷阱的存在，却难以将其摆脱。正如美国学者古贝(Egon G.Guba)所言:“评估是人类思想的建构，它与某些 客观实际的符合不是也不会成为一个终结。”13 理想的教育就应不断去澄明这些客观实际，进而生成合理的变革结构。三是大学教育的系统性与量化指标的可测量相冲突。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具有相当的复杂性。有学者认为，教育的复杂性就集中体现在教育评价领域。14 大学作为一个正式的社会组织，以学科为基础，以科学研究创生新知识，进而实现学以成人和创新创业目标。大学集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功能于一体，且每一功能下又有众多具体职能。大学组织功能和具体职能的多样性致使无论评价主体构建何种指标体系，都无法将大学的诸多组织功能数据化为一个个单一化、可测量的量化指标。这导致评价指标难以完全“反映评价目标的整体性，保证评价根据指标科学有效对评价对象进行正确的价值判断”15。可见，教育活动的长期性、创新性、复杂性与量化指标强调高效率、标准化、可测量的本性相悖。简而言之，量化指标不是教育的手段，仅是管理的手段，不加区分地把管理的手段运用到教育活动中势必会产生诸多问题。指标的根深蒂固与功能障碍反映了大学评价对指标的过度依赖性与评价本身的复杂性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最终致使大学评88陈亮商一杰栾培中:大学评价的指标陷阱及其风险规避价一步步走进指标陷阱。(二)大学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仍需提升现代化是彰显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的重要标准。正如研究者所言16:它是描述现代社会整体精神状况与文化气质的抽象概念，彰显着社会发展与进步的时代韵律，主要表现在作为社会的人对工业社会中的技术、知识与权力的支配与控制，进而理解现代社会中的制度意蕴。同样，大学治理能力与治理水平现代化仍须把握住对技术、知识与权力的支配与控制。而指标陷阱根本上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权力、知识与技术对大学的支配与控制。譬如指标体系的设置、评价主体的构成、评价对象的分类规则等，均未充分考虑大学追求卓越的理性精神与创造性教育组织的根本特性。大学的这种被支配和控制的地位，又进一步阻碍了大学学术组织和学术治理的松散耦合需求，使得大学的治理体系越发僵化，治理能力越发弱化。其突出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大学的数字治理能力不强，智能化评价体系尚不完备。随着深度学习、语音识别、自然语音理解、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广泛运用，新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将有可能化劣势为优势，17 为大学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发展带来新机遇。大数据和信息化带来的技术革命让数字治理成为提高治理效能的重要手段，这种共性使能技术的运用能力，以及支持这种能力的智能化体系是大学开展现代化治理，尤其是全方位、全过程的评价改革不可或缺的手段。需要注意的是，数字治理技术和智能化手段的运用并不意味着以量化为主的算法技术继续承续对大学评价的主宰，而是强调在大学评价过程中，借助数字治理技术提升大学治理能力，赋能评价体系的高质量构建。目前，中国大多数大学传统的科学管理思维仍旧沿用印刷技术时代牛顿式经典治理思维，鲜有大学具备能够高效完成过程性评价的技术能力。数字技术能力不足，导致智能化评价体系缺乏，科学评价的技术能力不够。另一方面，大学的制度治理能力不足，评价体系的系统性变革不到位。尽管在新时代高等教育评价改革要求下，从教育行政部门到大学内部都在推进各种评价改革，也开展了一系列国家和地方层面的改革试点，但是，根据试点情况来看，大多数试点大学由于制度创新能力不够，对传统的制度依赖程度仍然较高，日益固化的指标体系恰恰是改革突破的难点。如何让指标变得更加科学、合理，走出量化陷阱，这需要大学充分做好评价制度(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调查研究、科学设计与动态优化。此外，教育评价改革涉及多重利益主体和系列问题，仅凭一项制度、一个意见、一份通知难以撼动固化的评价体系。总之，唯有推动体系化制度创新才能实现评价治理的真正变革。(三)社会泛在的教育认知错误形塑了大学评价社会泛在的教育认知虽不属于官方和学院教育的范畴，但却在一定条件下形塑着大学教育。社会场域中代代相传的各种有声无声的民间教育学，与学院教育学共同建构学校教育学和官方教育学的知识结构，18 这意味着大学内部的管理者和学者，甚至学生的认知结构中充斥着民间泛在的某些教育常识与教育传统。一方面，泛在的民间教育认知削弱大学特质。大学追求的知识真理与泛在的民间教育认知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较为典型的是大学理应追求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可泛在的社会认知常以学科专业排名来衡量学生的能力。据此，基于量化指标的国内外知名大学排行榜已成为学生、家长和社会评判大学质量、选择目标院校的主要信息来源和重要参照系，量化指标发挥着信息传递与选拔功能。大学生的志愿填报不仅涉及自身发展，更关乎一个家庭的命运。大学排行榜是时下使用范围最广和最简洁明了的提供大学信息的平台。但是，大量学生和家长盲目迷信大学排行榜，这不仅会进一步促使大学热衷于提升量化指标，还会使学生将目标过度聚焦于大学名次，忽视选择真正适合自己的院校。另一方面，量化指标式社会问责促进了大学评价中指标陷阱的形成。在某些情况下，量化指标成为大学回应社会问责的重要工具。社会群体是大学发展的重要监督主体，社会问责是社会群体监督大学发展的主要手段。在问责制的影响下，以量化指标为核心的评价体系自然成为大学向社会群体展现发展绩效，回应社会监督的最简单、直接的方式。这些社会泛在的教育认知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指标陷阱的生成，影响了大学的高质量发展。大学为获取资源和机会，趋向于一味迎合政府、学生、家长和社会等不同利益主体的认知期待。学生需要排名来挑选学习平台，学者需要排名来挑选工作平台，98陈亮商一杰栾培中:大学评价的指标陷阱及其风险规避政府需要排名来挑选创新平台，大学领导需要排名来判断自身所处的地位。19指标陷阱因而一步步形成。四、规避大学评价指标陷阱的路径选择传统的大学评价过度重视量化指标，夸大了测量的作用，忽视了评价的本真价值与自身的复杂性和发展性，导致评价功能异化。正如穆勒(JerryZ.Muller)所言20:许多重要事项，对判断和阐释的依赖性太大，无法用标准化指标加以解决。归根结底，关键不在于让指标与判断截然对立，而是要让指标为判断提供信息，这就包括知道要为指标分配多大的权重，意识到指标的典型畸变，以及理解什么东西无法被测量。在迈向世界一流大学的道路上，大学评价只有规避指标陷阱，才能实现良善发展。(一)沟通协商:内外部主体协同解构大学评价指标陷阱多年来，大学评价在内外部环境的共同作用下逐步陷入指标陷阱。此时的大学评价不再是客观、独立的评判大学发展的工具，转而成为大学各利益主体在评价过程中互相博弈的零和竞争场域。这使得大学评价难以熨帖教育本质，成为服从于竞争博弈的工具性存在。据此，大学评价中的利益主体应发挥民主自治、沟通协商、自下而上的智慧合力，有机解构大学评价中的指标陷阱。一方面，大学须遵循高等教育本质，重新设计教育评价实践行为。大学首先应以高等教育本质规律检视现行评价制度，彻底改变默认、屈服、附庸于指标霸权的态度，充分认识到现行量化评价方式是在缺少思考衡量并精准体现大学组织的复杂性、多样性、特殊性等特征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为此，量化评价的参考价值虽不能被完全否定，但绝不能将量化指标的达成度作为大学发展的唯一标准。另一方面，多元主体要共商共治，重构大学内部评价治理结构。在大学评价过程中，评价主体应充分考量大学组织的复杂性、多样性、特殊性，改变其过度忽视大学本质特征的基本态度，避免大学评价的失灵与大学教育的失真。为推动大学利益主体的协商共治，评价主体要充分听取一线教学教师和科研人员的改革意见，走下管理神坛，深入现实评价情境。各评价主体应主动沟通、平等交流、充分表达自身诉求，力求最大程度形成价值共识，进而构建科学、合理的大学评价体系，彰显大学教育的社会公益性，形成“基于彼此信任、合作共享的学习共同体与评价共同体”21。首先，以各级教育行政部门为代表的政府部门是引导大学评价良善发展的根本主体。第一，政府部门要通过制度供给，树立正确的评价价值观，在沟通交流中打破量化评价的唯一性与最优性，破除以评价结果制定高等教育政策、分配大学发展资源的路径依赖，让评价结果与教育决策脱钩。第二，政府部门要营造良好的评价环境，赋予大学相应的评价自主权，引导大学合理制定评价方案，科学开展评价活动。第三，政府部门要为大学评价改革在资金、技术等方面提供实质性的支持，保障大学评价活动的高质量发展。其次，学生与家长应理性看待基于量化指标的大学排行榜，充分认识大学排名的局限性。学生与家长可依据大学官网的公开信息，结合专家评价意见，通过实地考察，多渠道、全方位地了解高校信息，选择与学生学业基础、兴趣特长、人生志向较为契合的大学。最后，社会公众须理性审视量化指标的评价结果，通过沟通交流，多角度、多方面透析大学改革发展全貌，立体式认知与理解大学发展的实绩。这需培育和发展专业性、独立性与权威性的第三方教育评价组织，针对高校发展情况制定专门的评价指标，积极与学校合作，全程介入高校发展事务。22(二)补偏救弊:有机融合“人的再生产”与“物的再生产”大学的根本目标是学以成人与创新创业的有机统一，实现“人的再生产”与“物的再生产”的融合共生。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主要体现在“物的再生产”，即通过科技创新不断提升生产力和生产效率;对人的发展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人的再生产”23 247，即让人实现向好发展。然而，受指标霸权影响，中国的“双一流”建设更多遵循“物的再生产”逻辑，相对忽视“人的再生产”，致使大学评价偏离育人本质和育人规律，产生功能障碍。作为全球“共益物品”(commom goods)的重要提供者，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既要对人类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不可替代的贡献，也要对人的发展作出不可替代的贡献。24 41为此，重塑大学评价理念，09陈亮商一杰栾培中:大学评价的指标陷阱及其风险规避有机融合“人的再生产”与“物的再生产”，弥合评价功能障碍，才能有效规避评价指标陷阱。第一，立德树人，将学以成人作为大学评价的首要理念。人的生产是说人怎么样被培养成一个人力资本，而人的再生产就是人怎么样再生产出更多的人力资本，自己成为目标，即让人成为更好的人。23 246 247如今，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25 人民的美好生活既有物质需要，更在精神层面。让人成为更好的人是实现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立德树人作为大学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大学教育核心价值理念的体现。重塑大学评价观念，应将立德树人成效置于首位，以学以成人为根本尺度。在日常管理、教学中以让人成为更好的人为目标，加强对立德树人理念的学习、领悟与转化，促进教职工的思想与行动统一到立德树人上来。在此目标下，评价标准的制定要从各种硬邦邦的数字指标中解放出来，更加富有人性化和充满人文关怀，重视师生自身发展与成长26。第二，创生学以成人、创新创业有机统一的考评机制。从大学发展的视角看，“人的再生产”决定“物的再生产”，没有“人的再生产”，“物的再生产”将失去意义和方向24 41。但是，从经济社会发展的视角看，国家经济可持续发展是大学建设的基础，脱离了“物的再生产”，失去了牢固的经济基础，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愈发困难。新发展阶段，知识生产面对更为复杂的问题和研究对象，需要更加宏阔的视域和更大的知识跨度。27 为此，大学应围绕“人的再生产”进行评价改革，在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等方面实行分类评价。同时，知识创新和学科创业等“物的再生产”职能也不可偏废，需要结合人性善在生产活动中的涌现和扩展，探索形成学术生产体系和人性善之间的相互增强关系 8 76。通过补偏救弊，实现“人的再生产”与“物的再生产”的有机融合，克服人的发展和经济发展的结构性困境，重建新型社会关系。(三)开拓创新:以发展性评价纾解结果性评价的马太效应知识经济时代，创新知识以及对知识的创新性应用成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内驱力。创新是知识经济的内在要求，而大学是新思想、新文化、新技术的发祥地。因此，践行创新创造使命是大学合法性的应有之义。创新意味着打破常规、敢为人先，走前人未走之路。大学评价的根本目的是推动其持续创新与发展，激活教师的社会建设潜能，使其“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关注经济社会发展重大命题，实现潜心问道与关注社会相统一”28。在指标为王的终结性评价体系中，大学与教师疲于应对繁重的指标任务，无力追求以创新创造为旨归的发展性目标。故而，大学评价亟需超越量化囹圄，形成全面性、多样性、综合性和动态性统一的评价体系，改变“毕其功于一役”的简单量化评价与终结性评价观29。首先，构建大学评价体系的动态优化机制。发展是社会的根本属性，是社会持久前进、螺旋上升的跃迁过程。社会的发展与变革不断更新着大学的建设目标，为适应社会发展的日新月异，大学评价的体系也应不断优化调整，完善和优化学术权力在大学、学科评价中发挥的重要作用30，这不仅与高等教育的发展规律相契合，更是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价值追求。指标霸权造成的大学评价体系固化是阻碍高等教育创新发展的重要因素。大学评价体系依据社会发展的新阶段、新形势，不断调整适配、完善改进，是促进大学创新的必由之路。其次，探索大学评价体系的过程性评价机制。在大学评价过程中，应更加注重目标、过程、活动、结果之间的关系。31 在遵循评价工作适度原则的基础上，灵活打造可选择性的过程性评价体系，提高大学评价的发展性、综合性和客观性，进而摆脱以量化指标达成度为核心的单一结果评价束缚。在评价过程中要特别注重增强数字治理能力和构建智能化评价体系，使技术赋能评价，而不是技术主宰评价，进而主宰大学。在此基础上，大学应构建一个能够较好体现自身办学理念变革、管理模式更新、教师发展历程、学生成长轨迹的历时性评价体系，并与社会经济各个领域形成信息和技术沟通交流，强化大学创新发展及职能发挥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需求的双向滋养、互促共长。最后，探索大学评价体系的增值性评价机制。大学应协同运用质性评价与量化评价方式，加强增值评价的顶层制度设计与精细化指标设置，在大学发展中“植入一种自我成长、自我进化的有效机制”32。大学依据自身的办学定位、学科优势、资源特色、科研专长，围绕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核心职能，先行先试、边改进边完善。这一过程既要反映大学教育外在要素的显性增长，如占地面积增加、设施设备增购、师生数量增长、科研论文增多;又要反映大学教育内在要素的隐性进19陈亮商一杰栾培中:大学评价的指标陷阱及其风险规避阶，如办学理念革新、质量标准更新、师生创造活力提升、社会服务贡献提质，创新学业评价的治理监督机制33，联动追踪大学在一段时间内职能发挥成效的变化，最终实现增值评价系统的建立，完善教育评价体系。参考文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 EB/OL 中 国 政 府 网 新 闻(2021 03 13)2022 12 05 http:/www gov cn/xinwen/2021 03/13/content_5592681 htm 2 金格拉斯，Y 大学的新衣?对基于文献计量学的科研评价的反思 M 刘莉，董彦邦，王琪，译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9:引言1 3 哈伯德，D W 数据化决策M 邓洪涛，译 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26 4 王洪才 面向2035本科教育:诉求挑战应对J 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39 5 昆德拉，M 小说的艺术 M 董强，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22 6 佚名 普林斯顿大学校长:“虽然我们一直都是第一，但是排名真的不靠谱!”EB/OL 腾讯网 新闻(2021 10 27)2022 12 05 https:/view inews qq com/a/20211027A01TL500 7 梅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