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政治经济学的国家理论及其当代价值_陈亚.pdf

DOI:10 13796/j cnki 1001 5019 2023 01 002马克思恩格斯政治经济学的国家理论及其当代价值陈亚，余达淮摘要:马克思恩格斯政治经济学的国家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构成，其以“社会国家”的历史唯物主义为根本方法论，提出关于国家的经济作用二重性的理论架构，确立国家对经济的共性作用与个性作用的辩证统一。马克思恩格斯政治经济学的国家理论至今仍有独特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尤其对于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国家理论研究来说，其能提供重要指导和支持:第一，为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属性提供理论基础;第二，为深入考察中国式市场经济治理模式提供理论基点;第三，为探索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国家理论框架提供理论参照。关键词:马克思;恩格斯;国家的经济作用;二重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图分类号:F0 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 5019(2023)01 0016 07作者简介:陈亚，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余达淮，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江苏 南京211100)。纵观马克思与恩格斯的研究历程，两位思想家自始至终都对国家范畴保持着思考。这些思考虽散存于各个时期的文本中，却也为政治经济学的国家理论研究留下了“一系列论述和一种显然已经确定的方向”。马克思与恩格斯认为，国家产生于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与生产关系有着十分紧密的内在关联，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体系中，研究国家就必然要研究生产关系，研究生产关系也必须要研究国家。从这个意义上看，马克思与恩格斯关于国家的学说就是一种政治经济学的国家理论。此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的政治经济学未将国家理论创新视为重要的学术课题。这是一个缺憾。正如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斯威齐所说:“经济学是研究各种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生产关系的科学不把国家包括在经济学的主题中，就是一种武断的和不合理的疏漏。”近年来，国家概念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性逐渐获得了应有的关注。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国家理论，也已成为国内学界的基本共识。然而，直至目前，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国家理论研究中，无论是在立论的出发点上，还是在论证的理论基础上，抑或是在理论体系的创新上，马克思恩格斯政治经济学的国家理论都未受到足够重视。尽管也有不少经济学家强调，要发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国家理论研究中的指导地位，但他们对这一理论同样缺乏应用与发展。因此，我们有必要考察并审视马克思恩格斯政治经济学的国家理论，深入挖掘其中所蕴含的学术价值与实践价值。这不但有助于践行对马克思恩格斯政治经济学国家理论的承继与推进，也有益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国家理论研究的创新与丰富，从而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以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一些61这里所讲的国家是上层建筑意义上的，不是民族或地域的概念，近似于英文中的“state”，而非“nation”或“country”。亨利列菲弗尔:论国家 从黑格尔到斯大林和毛泽东，李青宜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8 年，第 122 页。保罗斯威齐:资本主义发展论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陈观烈、秦亚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年，第 299 页。比如可参见邱海平 论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及逻辑起点 基于唯物史观对于中国现代历史适用性的思考 ，教学与研究2010 年第 3 期;王立胜: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国家主体性 ，学习与探索 2016 年第 8 期;杨春学: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中国视野 ，经济纵横 2018 年第 1 期;周文、包炜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国家主体性问题 ，学习与探索 2018 年第 9 期;孟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国家理论:源流、对象和体系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 3 期，等等。马克思曾在其“政治经济学批判六分册计划”中明确提出要写一本国家理论，可惜，其最终未能有时间实现关于国家的理论构想。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沿着马克思的理论进路进行了一定的探索，其成果即经典的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但这本论著只涉及马克思关于政治经济学国家理论构想中部分议题的讨论。20 世纪 60 至 80 年代，西方有一批马克思主义者，诸如美国的巴兰和奥康纳、德国的米勒与诺伊斯、法国的阿尔都塞与博卡拉、英国的法因，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了深刻探究，其中论及的议题主要有国家与资本、国家与财政危机、国家与生产关系再生产、国家与垄断资本主义等。这些研究成果丰富了马克思恩格斯政治经济学的国家理论。然而自此以后，马克思恩格斯政治经济学的国家理论研究陷入长久沉寂。基本的理论指导。一、马克思恩格斯政治经济学的国家理论:国家的经济作用二重性以西方社会生产方式的历史脉络为样本，马克思恩格斯科学阐述了国家的经济性源起、经济性实质、经济性作用及未来经济职能等问题，形成了关于国家的经济理论。与此同时，马克思与恩格斯还考察了彰显东方社会生产方式特点的国家，初步提出了有关东方社会的国家经济理论。简言之，马克思恩格斯以“社会国家”的历史唯物主义为根本方法论，提出了关于国家的经济作用二重性的理论架构，确立了国家对经济的共性作用与个性作用的辩证统一。(一)国家对经济的共性作用:产生于不同社会生产关系的“一般国家”马克思与恩格斯认为，国家作为一种特殊的组织形式，自产生起就具有四重属性，即集阶级性(政治性)、经济性、公共性和相对自主性于一身。由于其自身的经济性和公共性，国家必然会也必然要对经济发挥作用，且这样的经济作用及其具体形式展现出不同国家在经济中的共性。通过对西方尤其西欧国家发展历程的分析总结，马克思和恩格斯发现，从实质上说，如同旧的氏族组织或部落组织，国家终究也是一种组织形式，只不过通常被某阶级主导或掌控。恩格斯说，国家的本质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外部条件使之不受工人和个别资本家的侵犯而建立的组织”。关于这一点，马克思与其完全一致。比如，马克思说道:“国家不外是资产者为了在国内外相互保障各自的财产和利益所必然要采取的一种组织形式。”基于对国家实质的认识，马克思与恩格斯进而指出，国家是一种经济组织形式，其有着天然的经济属性，必然对经济关系产生作用。在 道德化的批评和批评化的道德 中，马克思说:“现代的资产阶级财产关系靠国家权力来 维持，资产阶级建立国家权力就是为了保卫自己的财产关系。”这里所谓“财产关系”就是经济关系。可见，马克思看到，西方资产阶级国家，作为一种组织形式，本就是出于维护经济关系的需要而产生，其必然表现出经济性的职能形式。对东方国家进行考察时，马克思发现:“亚洲的一切政府都不能不执行一种经济职能”。在资本论 中，马克思则进一步指出，亚洲国家的经济职能表现出二重性，即“监督劳动和全面干涉”。综上所言，在马克思看来，经济性是国家的基本属性。在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中，恩格斯认为，在古代社会末期，财富逐渐被视为最高的价值而受到赞美和崇敬，以前被轻视的私有财产开始神圣化。随着私人占有及分工的不断发展，社会分裂为不同阶级的趋势愈发明显。而不同阶级之间因为经济利益的不同必然会出现殊死搏斗，这就需要一个公共机关(单位或组织)予以控制或调解，否则社会将无法正常运行下去。最终，无法承担这一职能的氏族制度走到了尽头，国家被“发明”出来。由此，恩格斯得出结论:“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 秩序 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根据恩格斯的深刻分析，国家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必须要有一种强大的组织或力量，将“不可调和”的经济利益的对立平衡在“秩序”内。可见，在恩格斯看来，国家的起源与发展表现出明显的经济逻辑，其归根结底是围绕经济利益展开的，必然发挥经济上的作用。在谈到东方国家时，恩格斯说道:“在东方，政府总共只有三个部门:财政(掠夺本国)、军事(掠夺本国和外国)和公共工程(管理再生产)。”其中，“财政”“管理再生产的公共工程”等作为国家的职能部门，显然都是经济性质的。总而言之，在马克思恩格斯政治经济学视域中，国家对经济的必然作用，根源就在于国家的经济属性。与此同时，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国家的公共属性导致其对经济的作用表现出共性。在 资本论 第 3 卷中，马克思指出，现代国家执行着“由一切社会的性质产生的各种公共事务”。对此，在 反杜林论 里，恩格斯进行了更加一般性的阐发:“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这里，恩格斯意在表明，履行社会公共职能是国家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之所以如此，理由至少有二:其一，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存在共同的利益以及需要(最基本的比如衣食住行等);其二，国家的合法性和稳定性只建立在“暴71陈亚，余达淮:马克思恩格斯政治经济学的国家理论及其当代价值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9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295 页。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584 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年，第 331 页。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679 页。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7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 431 页。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4 卷，第 189 页。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10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113 页。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7 卷，第 431 页。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9 卷，第 187 页。力”之上是不可能也是不可取的，其离不开社会公众的“同意”。就是说，国家必然要考虑并回应社会大众的普遍利益(福利)及诉求。在这个意义上，国家和社会之间存在一种“契约关系”。由上可见，马克思恩格斯洞察到，国家生来就具有公共属性。正因如此，在市场经济中，产生于不同生产关系的现代国家，展现出对经济的共通的职能。从马克思恩格斯的零散论述来看，这些经济职能主要涉及:实施宏观财政和货币政策、宏观投资和产业政策以及国民收入分配政策;重视经济立法和监督，制定市场运行规则，维护市场运作秩序，保障市场公平竞争;防止环境污染、滥用公共资源等“外部不经济现象”的出现，维持治安、教育、医疗、交通等“公共物品”的生产;等等。(二)国家对经济的个性作用:产生于特定社会生产关系的“特殊国家”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作为上层建筑的国家，总是一种被阶级斗争中的胜者所主导或掌控的组织形式，其性质、形式以及作用等，归根结底是由社会经济结构决定的。同时，国家也会对社会经济结构产生反作用。如此一来，马克思恩格斯不仅认识到国家对经济的共性作用，更是深刻阐释了不同国家在不同社会经济结构中的个性作用。马克思与恩格斯认为:“任何时候，我们总是要在生产条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产者的直接关系 这种关系的任何当时的形式必然总是同劳动方式和劳动社会生产力的一定的发展阶段相适应 当中，为整个社会结构，从而也为主权关系和依附关系的政治形式，总之，为任何当时的独特的国家形式，发现最隐蔽的秘密，发现隐藏着的基础。”基于这一“社会国家”观，马克思恩格斯首先思考分析了西方国家对经济关系的作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特殊性，即丧失一切生产资料的“自由”劳动者与占据所有生产资料的资本家的直接关系，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作用及其形式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对此，马克思恩格斯曾进行过概述，其中主要涉及赋税、货币、国债、公共信用、人口、对外贸易等。只是，在他们看来，由于国家的阶级属性，维护资本(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终究是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作用的本质所在。概言之，资本主义国家在社会经济结构中的作用形式及其变化，归根究底是由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形式和变化决定的。同时，马克思恩格斯也辩证地指出，作为上层建筑的国家，由于其自身的相对自主性，必然会对社会经济结构施与强大的、特殊的作用。在对资本原始积累历史的分析中，马克思曾用大量篇幅描述了国家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产生的不可低估的作用。如果说在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形成过程中，国家仅是作为一种外在力量发挥作用，那么，在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确立之后，国家则是以相对独立的“经济力量”，作为一种内在力量或是内在因素发生作用。在 资本论 中，以 19 世纪的英国为例，马克思就国家在资本生产过程、资本流通过程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中的作用做了深刻阐释。尤其是，马克思观察到资产阶级国家立法在缓和经济关系矛盾、平衡经济关系冲突中的作用。此外，就国家政治权力对社会经济结构的作用而言，恩格斯在晚年的书信中曾对其具体表现形式做过概述。其中，恩格斯一方面明确指出了国家对经济发展有着促进或阻碍作用，另一方面也间接指出了国家可以发挥出对经济关系“硬性改变”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对西方国家的分析逻辑，一以贯之地体现在他们对东方国家的探讨中。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东方社会(主要指中国、印度和俄国)形成的基本是亚细亚生产方式或者其次生形态，从大体上看，这种生产方式有三个显性特征:一是在经济结构方面，并不存在所谓个人所有制，只存在个人占有制和土地私耕制;二是在社会结构方面，以血缘和宗法为基础的农村公社是社会的基本单元，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生产多限于自给自足;三是在政治结构方面，普遍形成专制主义的国家形式，即东方专制制度，国家往往凌驾于社会之上。对此，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认为，东方专制形式的国家是东方社会生产方式的必然产物。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一方面，东方社会有着独特的自然环境。由于特殊的“气候和土壤性质”，节约用水和共同用水是农业发展的“第一个条件”。这使得利用渠道设施或水利工程的人工灌溉系统，成为东方社会农业经济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但是，“在东方，由于文明程度太低，幅员太大，不能产生自愿的联合”，需要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府进行干预”。另一方面，东方社会有着独特的经济结构。在东方社会，不存在土地私有制，国家“是最高的地主”，并“作为土地所有者同时又作为主权者”，“同直接生产者直接相对立”。并且，他们认为，这种土地国有关系，构成了东方专制制度的自然基础。基于上述内容，对于东方国家，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其一，以君主或天子为首的国家通常在经济领域拥有绝对主导的地位;其二，国家承担着与西方国家显著不同的经济职能，尤其是在公共工程和交通条件的建设上;其三，地租和赋税合为一体，成为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基本经济关系;其四，国家是社会生产剩余占有的直接和主要的手段;其五，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生产模式不断得到维护，形成极其稳固的社81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 年第 1 期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7 卷，第 894 页。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10 卷，第 601 页。参见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10 卷，第 597 页。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在 德意志意识形态 等著作中阐述唯物史观时就已有这方面的暗示了。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看法，国家权力往往可以凭借自身具有的强制力(暴力)，按照一定的意志，实现对某种经济关系的“硬性改变”。但是，被“硬性改变”的经济关系能否发展起来或真正建立，归根结底仍然取决于它是否与当时的生产力相适应。这一点有助于我们重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以及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进程。参见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1 卷，第 576 578 页。涂成林:亚细亚生产方式与东方社会发展道路，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年，第 36 37 页。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2 卷，第 679 页。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7 卷，第 894 页。会经济结构。质言之，马克思恩格斯初步探究了东方社会的国家对经济的特殊作用及其背后的逻辑。马克思恩格斯对东西方国家的考察，揭示了国家对经济作用的个性表现。这为他们科学预测未来国家对经济的作用奠定了理论基础。在 共产党宣言 共产主义原理 哥达纲领批判 等重要文本中，马克思恩格斯展望了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特殊经济作用。关于这一方面，屈炳祥教授做过很好的梳理与总结，其主要体现在:第一，无产阶级政党利用国家政权强力“剥夺剥夺者”和改造小生产，“实行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先是国家的)”;第二，发挥公有制及无产阶级专政的作用，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第三，组织好国家财富的按劳分配与再分配，推动实现全社会劳动者的共同富裕;第四，遵循经济发展规律，施行科学的、有计划的、统一管理的生产形式。总之，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国家仍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继续发挥经济作用。不过，国家不会一直存在。在共产主义高级阶段，随着全社会对生产资料的真正占有，国家将失去存在的必要，其所具有的经济职能将复归于社会。二、马克思恩格斯政治经济学国家理论为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属性提供理论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国家理论，应当是一个系统且全面的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理论，以解释在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为何及如何更好地发挥国家的作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的准确理解，无疑是该理论的基石。根据马克思恩格斯政治经济学的国家理论，以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是一种特殊的组织形式，其也具有四重属性，是一个集阶级性、经济性、公共性和相对自主性于一身的有机统一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仍具阶级性。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国家”的历史唯物主义启示我们，对国家的理解应该要有世界历史的视野。20 世纪80 年代以来，全球化的社会交往成为时代主潮。马克思恩格斯政治经济学的国家理论认为，国家在根本上由统治阶级主导或代表。如此一来，世界各国之间的矛盾能够被视为一种特殊的阶级之间的矛盾。因此，在世界性阶级矛盾或对抗始终存在的情况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必将长久存在，并表现出阶级统治的阶级属性或政治属性。此外，马克思恩格斯政治经济学的国家理论指出，国家实质上是一种被某阶级所主导的组织形式。那么，统治阶级的不同必然导致国家对经济作用的不同。首先，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全然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因而其经济作用必须表现在对生产资料公有这一经济关系的维护上，其对经济的所有作用形式都是基于这一点展开的。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是包括工农在内的最广大劳动人民。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对经济的作用，必须要始终围绕广大劳动人民的需求。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之“合法性”存在的前提与条件。不过，最广大劳动者的需求是在不断变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对经济的作用形式自然表现出阶段性和特殊性。无论如何，经济工作的部署、经济政策的制定、经济发展的推动，都必须牢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这个根本立场。最后，对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满足，只有通过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来实现。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发挥对经济关系的作用，必须始终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个基本原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更具经济性。马克思恩格斯政治经济学的国家理论表明，国家是一种经济组织形式，生来具有经济属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更是如此。一方面，与所有国家都不能脱离一定经济基础一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于公有经济关系之上，离开公有经济关系的支撑便不可能存在。基于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必然会(要)高度重视公有经济关系，参与到公有经济关系运行中并发挥经济作用，从而展现出鲜明的经济属性。另一方面，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根本不同，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只能采用国有制这种过渡形式，即国家作为全体劳动人民的代表，对生产资料实行占有和管理。如此一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不再是传统意义的上层建筑，而是作为特殊的经济主体存在于整个经济关系中。这也是缘何不少学者都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内嵌于经济基础之中。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具有显著的经济性，其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量”，且由于其阶级属性与结构形式的根本不同，必然发挥出与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的经济作用。依据马克思恩格斯政治经济学的国家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也表现出相对自主性。“相对”是因为国家自主性的发挥不可能是完全随心所欲的，从现实来看，其不可避免要受到来自社会的影响和制约。并且，国家自主性的发挥也取决于国家自身的稳定性以及国家领导者的意志和素养。同时这种自主性也是“特殊的”。国家必然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利益和需要。可见，国家的自主性不存在所谓的“中立性”。主导国家的统治阶级的特殊性与复杂性必然导致国家的“集体行动”表现出相应特性。众所周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是以中国共产党为组织核心。党和国家是社会91陈亚，余达淮:马克思恩格斯政治经济学的国家理论及其当代价值屈炳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国家学说 经济属性与经济职能 ，当代经济研究 2015 年第 1 期。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10 卷，第 588 页。孟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国家理论:源流、对象和体系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 3 期。关于国家的公共性及其引发的经济作用，可参见刘凤义、张朝鹏 论国家二重属性与政府的经济职能 兼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社会科学战线 2017 年第 10 期。该文也认为公共性是国家的基本属性，其决定了政府的基本经济职能，即避免或缓解整个社会生产的盲目性和贫富分化等问题，此外也包括调控经济运行、调节经济结构、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和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等。关于这一点，列宁有过深刻阐释。可参见吴仁彰 列宁论苏联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 ，世界历史 1984 年第 2 期。的总代表，按照最广大人民的意愿与需求行事，但在领导经济工作的过程中，其无疑表现出相对自主性，即党和国家的各项经济活动，都展现了党和国家的独立性、自决性、领导理性和利益偏向。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相对自主性，归根结底是思想(意识)自主性的体现。因此，党领导国家开展经济工作，包括经济发展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制度等，都是党和国家经济思想相对自主性的结晶与体现。例如，与西方国家市场经济的形成不同，中国的市场经济是由党领导的国家自主建构起来的，并且在党和国家的规制内发展。在中国，几乎一切经济关系的运行和发展，都含蕴着党和国家的经济思想。可见，“党和国家的经济思想”应该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概念和内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国家理论，应包含对“党和国家的经济思想”的系统研究。除此之外，如前所言，国家的自主性是相对的，受到社会、自身稳定性以及领导者等因素的影响。因此，国家自主性的有效发挥，需要平衡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需要注重国家自身稳定性建设以及党的建设(包括但不限于党的意识形态建设、领导干部队伍建设)。三、马克思恩格斯政治经济学国家理论为考察中国式市场经济治理模式提供理论基点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中国式市场经济治理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绩。与世界上其他类型的市场经济治理模式相比，中国式市场经济治理有一个关键特征，即党和国家在市场经济运行中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发挥主导作用。对于这一点，植根于西方市场经济土壤的经济学家难以理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国家理论也无法从根本上给予清楚的解释。相较之下，马克思恩格斯政治经济学的国家理论却提供了相关研究的理论基点。国家对市场的作用是市场经济的重要问题。但是，如何妥善处理国家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不仅是经济学也是经济实践中的“世界性难题”。西方主流经济学对国家作用的认识大体可以分为四类，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国家理论主要认为，市场本身可以实现自发调节，国家应减少对市场的干预，只需发挥基本的作用(如提供公共物品);干预主义经济学的国家理论主要认为，市场失灵是存在的，国家必须诉诸宏观调控予以干预;制度主义经济学的国家理论主要认为，制度变迁是市场经济的关键所在，因此国家的制度建设(如产权)尤为重要;结构主义经济学的国家理论主要认为，国家是剖析市场经济的中心范畴，同时不可将社会这一范畴“踢”出分析视域。长久以来，我们对上述难题的认识，深受西方主流经济学国家理论的影响。然而，总体来说，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国家理论存有一个重大的不足，就是把市场经济当成一种不言而喻的前提，当成一种目的而非手段，因而只会从市场经济的角度出发思考国家在其中的意义与作用，却几乎不会辩证地认识到也应该从国家的立场出发来分析市场。换言之，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国家理论体系中，国家之所以在市场经济中发挥作用，不过是出于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对此，近年来，中国经济学界愈发认识到，“西方主流经济学或者把资本主义国家简化为外生因素，或者以黑箱方式处理其结构和作用机制，对国家经济治理的态度在自由放任和国家干预的两极来回震荡”。而马克思恩格斯政治经济学的国家理论则表明，国家作为一种经济组织形式，生来具有经济属性，必然发挥经济作用，不管市场经济是否存在以及如何发展。可见，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国家理论相比，马克思恩格斯政治经济学的国家理论让人正确认识到，在中国式的市场经济治理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在市场经济中始终发挥作用，不是市场经济本身需不需要的问题，而是必定或必会的问题。由此，马克思恩格斯政治经济学的国家理论为“国家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点，即不仅要从市场经济出发进行思考，更应从国家自身出发进行思考。这也驳斥了经济学研究中一直存在的一个理论误区:从市场失灵问题出发引出国家的作用或职能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政治经济学的国家理论指出，国家总是产生于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国家形式及其变化可从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中找到根据。与此同时，国家作为上层建筑也必然对社会经济基础产生作用乃至“决定性的反作用”，当然这种作用也会因国家形式的不同而不同。历经新民主主义革命并取得完全胜利后，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独特的以党建国的国家建构路径以及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形式，决定了国家运行与经济发展必须始终受中国共产党的02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 年第 1 期经济意识或思想是经济关系形成与发展的内在原则。相关探讨可参见孟捷 历史唯物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年，第 14 21 页。已有学者在做这方面的工作。可参见洪银兴、杨德才等 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思想史论，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22 年;张雷声主编: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百年历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22 年。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国家理论所要研究的。对此，有不少学者将其概念化和理论化为“国家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可参见程恩富主编 国家主导型市场经济论 社会主义经济调节机制研究，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 年;张宇、张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国家的作用 ，经济纵横 2009 年第 6 期;郑永年、黄彦杰:制内市场 中国国家主导型政治经济学，邱道隆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21 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年，第 64 页。制度主义经济学与结构主义经济学的国家理论虽然认识到国家对解释市场经济的意义，但是由于其缺失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很难对国家与市场的辩证关系产生深刻理解。王生升: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治理的基本取向及制度性失灵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22 年第 1 期。参见维托坦茨 政府与市场:变革中的政府职能，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年，第页。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7 卷，第 894 页。领导;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具体形式“国有制”，决定了国有企业作为国家的代表在经济中必然发挥主导作用。改革开放后，党的十四大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这种国家意识形态的指引下，在对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坚持下，中国式市场经济治理模式逐渐形成并不断发展，主要表现为:第一，党和国家同市场并存，前者主导后者。后者并非自发形成而是由前者建构，后者服从前者并在前者规定的范围方向内运行发展。第二，党和国家既是市场的建构者、保障者和推动者，也是市场的参与者，嵌入在市场经济关系之中。从某种意义上说，国家(国有企业)是最重要的市场主体。第三，党和国家的相对自主性始终确保着中国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底色。党和国家坚持公有制的主导地位，坚持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基本原则，坚持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必须要与这些国家意志同向而行。然而，这些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国家理论难以解释的。综上所论，对于中国式的市场经济治理实践，马克思恩格斯政治经济学的国家理论提供了理解和阐释的理论基点。纵观中国式市场经济治理模式的形成与发展历程，可以看到，党和国家在“摸着石头过河”中不断提高对市场经济的认识和判断，始终把市场当作经济发展的手段而非目的，没有走向西方主流经济学所谓的市场万能主义或新自由主义，始终头脑清醒地坚持对市场经济发展方向的引导，维护好地方政府之间“统分有序的竞争合作关系”，并要求把国有经济作为引领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在此基础上，毫不动摇地支持、鼓励和引导各种非公经济有序健康发展，并不断调整优化党和国家同市场在经济关系中的边界和有效互动。这些仍将是未来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立足点。四、马克思恩格斯政治经济学国家理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国家理论架构提供理论参照以马克思恩格斯政治经济学的国家理论为参照，总结归纳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经济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国家理论框架应该是一个由国家对经济的共性作用理论和个性作用理论共同组成的整体。两种理论是彼此联系、互为补充的。一方面，国家对经济的共性作用在整个国家理论中需要被首先阐述。只有以国家的共性经济作用为前提，才能对其个性经济作用加以说明。另一方面，国家的共性经济作用又存在于国家的个性经济作用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国家理论研究，要首先确定好一个基本问题，即其框架应如何构建。对于这一议题，学界尚处于初步的探讨阶段，主要有以下四种看法:一是以郑永年等学者为代表，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国家理论框架应由三部分组成:“是什么”(理论)、“为什么”(历史)以及“怎么样”(当代机制)。二是以林光彬教授为代表，认为这一理论架构应包含六大部分:中国当代国家理论对传统国家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中国的现代国家理论;当代中国的国家理论创新所在;中国国家理论的独特价值;中国现代国家理论和治理体系的内涵演进;对中国社会主义新阶段国家理论的前瞻性与战略性研究。三是以时家贤教授为代表，认为这一理论架构应包含三个命题:以政党国家关系作为基本命题;以国家社会关系为核心命题;分析国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角色担当”，以如何提升经济领域国家治理能力为重点命题。四是以孟捷教授为代表，认为这一理论框架应该是国家经济作用的内生性维度和外生性维度共同组成的整体。上述种种构建思路，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国家理论研究做出了贡献也提供了启发。但是，总的来看，在这些研究中，马克思恩格斯政治经济学国家理论的指导性是比较薄弱的。根据这一国家理论，任何国家都是共性和个性的辩证统一，必然展现出对经济关系的共性作用和个性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也概莫能外，其对经济关系的作用也表现出二重性，同时国家的共性经济作用与个性经济作用又实现辩证统一。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国家理论，需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作用二重性予以学理的阐释，这一理论应该包含两大部分: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在市场经济中的共性作用;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在市场经济中的个性作用。不过，想要阐释清楚这两大部分，就必须基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的四重属性的准确理解。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式市场经济治理模式的最本质特征就在于党的领导，加之中国“政党国家”这一政治形式的存在，“党和国家的经济思想”必然贯穿于国家的经济作用二重性全过程之中。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国家理论框架主要就由三大模块构成:一是国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两重性作用之现实表现。这一模块主要论述两重性作用之“是什么”。对此，需要使用历史归纳法和比较研究法等。一方面，就其他国家(主要指西方国家)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形式进行总结概括;另一方面，对中国式的市场经济实践进行历史梳理。通过对中西方市场经济中的国家作用形式进行比较，并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的四重属性，我们认为，国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表现出五个方面的共性作用和五12陈亚，余达淮:马克思恩格斯政治经济学的国家理论及其当代价值陈建军、黄洁:新中国区域经济发展 70 年:走向高质量发展之路 ，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 4 期。郑永年、黄彦杰:制内市场 中国国家主导型政治经济学，邱道隆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21 年。参见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中的国家理论研究”，中央财经大学学报 2020 年第5 期。时家贤、高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特色”之论 以政治经济学国家性为视角 ，经济纵横 2019 年第 5 期。孟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国家理论:源流、对象和体系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 3 期。个方面的个性作用。共性作用体现在:稳定宏观经济;完善公共服务;维护市场秩序;弥补市场失灵;推动可持续发展。个性作用则体现在:将维护社会主义公有制作为前提条件;将解放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基本原则;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根本立场;将实现共同富裕作为本质要求;将构建经济命运共同体作为信念方向。二是国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两重性作用之形成机制。这一模块主要论述两重性作用是怎样形成并发展的。对此，需使用文献研究法和跨学科研究法等。比如:较之西方市场经济治理模式，国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两重性作用，很大程度上是对各种党领导制定的中长期发展规划、产业政策、经济发展政策的反映。所以，需要对这些规划以及政策所涉及的各类文件报告、会议精神等进行文本的梳理与研究。此外，国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两重性作用研究，离不开对国家本身(概念、结构、形式等)的深入探讨。并且，这种两重性作用及其表现，归根结底离不开有意识的、有相对自主性的人。这不可避免要牵涉意识形态、个体的心理动机及其背后的文化缘起等因素。对国家本身以及意识形态的研究是政治学的重要议题;对人的经济行为的心理分析又往往涉及经济心理学。由此可见，我们需要综合多个学科的研究成果。与此同时，如前所述，国家的四重属性决定了国家的经济作用两重性。国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共性作用，主要源于国家的经济属性与公共属性，而其个性作用则主要缘于国家的阶级属性与相对自主属性。为此，我们需要对这四重属性及其引发的经济作用作深入分析。三是国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两重性作用之未来走向。这一模块主要论述两重性作用模式将会朝着什么方向发展。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曾说，“能否正确进行预测”是一个经济理论科学与否的基础。由是观之，对国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两重性作用所表现出的复杂现象，不仅需要对相关的规律和经验教训进行全面总结和理论说明，同时还需要综合各种因素，就这种两重性作用的未来走向，进行一个科学预测与前瞻性分析。从现实来看，这种两重性作用业已形成一种模式，即“党和国家市场人民”构成的经济三维谱系。其中，党和国家是根本，市场是关键，人民是源泉。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繁荣发展的密钥，并仍将是未来中国式市场经济治理的基本立足点。在几十年市场经济治理的探索实践中，我们不断界清国家与市场的关系，走出了一条适合自己的中国式经济治理现代化之路，但也要清醒地看到，近些年来，国家与社会之间出现了失衡，“保卫社会”的议程需要在新时代加快推进。另外，我们需要不断完善“有为国家”的积极建设，不断优化“有效市场”的积极构建，并在“有为国家”和“有效市场”之间寻找最佳平衡点。同样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要更加懂得如何在人民中汲取市场经济发展的力量源泉。五、结语列宁说过:“国家问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