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互通：历史上的民族语言文字.pdf

2024 年 第 1 期87交流互通：历史上的民族语言文字赵洁洁（首都师范大学，北京100048）摘要：新中国成立后，受苏联民族理论特别是斯大林民族定义的影响，“共同语言”被视为民族最重要的特征，忽略了中国民族的多层次特质。古代中国，南北、东西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迁徙流动时有发生，各民族语言存在互相影响、相互兼用转用，例如回鹘文、西夏语等对汉语的词汇借用，以及汉语从其他民族语词吸收人名、地名、职官名成分等；辽宋夏金时期，契丹、党项、女真等仿照汉字创制文字，建立文化符号、完备政治制度；自北朝起，为了消弭不同语言文字之间的沟通障碍，形成编纂对译辞书传统，为汉语和其他语言之间建立沟通的桥梁。历史表明，民族语言文字总体呈现出“交流互通”的突出特征；同时，由于操汉语的人口占绝大多数，汉语自然而然承担起族际共同语的职能，充当不同母语者沟通的媒介。进入新时代，在充分尊重和保障少数民族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和自由的同时，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契合历史传统和社会现实，也能更好地保护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关键词：古代民族语；民族古文字；对译辞书；汉语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19（2024）01-0087-0719 世纪末，西方民族主义思潮东渐，近代“民族国家”观念冲击传统天下秩序，中国遂从“君权天授”的天下体系转变为“主权在民”的国家。但是，“民族”这个舶来的概念并不能完全适应中国的现实情况，整个 20 世纪知识分子都在致力于探索“民族”的含义。新中国成立后，苏联的民族理论直接影响新一代知识精英，国家开展民族识别工作时，普遍以斯大林对民族的经典表述作为依据，“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最终形成 56 个民族的基本格局。自此，“共同语言”被视为民族最重要的特征，成为民族语言学家进行语言调查及研究的理论前提。“民族和语言的关系”经过多次讨论，二者之间的关联愈发密切，渐演变成“语言是民族的标志”，更有甚者，“在族群或民族的自我说明中，很多都把语言收稿日期：2023-12-10作者简介：赵洁洁，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后。?马戎：斯大林民族理论与苏联民族制度建构读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2 年第 4 期。交流互通：历史上的民族语言文字2024 年 第 1 期89各民族的知识分子或政治精英都是早期的双语人才，对他们而言，掌握汉语乃一项基本工作技能。1125 年，宋人许亢宗出使金朝，行程录记述其到达托撒孛堇寨的见闻，此地“南有渤海，北有铁离、吐浑，东南有高丽、靺鞨、女真、室韦、东北有乌舍，西北有契丹、回纥、党项，西南有奚”，风俗杂糅，“凡聚会处，诸国人语言不能相通晓，则各为汉语以证，方能辨之，是知中国被服先王之礼仪，而夷狄亦以华言为证也”。?历史上不少民族放弃了本族语言，转而使用其他语种，以满足生活交际需求。即便少数民族统治者成功逐鹿中原，当其语言经不起语言功能竞争的考验，同样会走向消亡，并不因其主观意志和语言政策而改变。上溯北魏，拓跋氏统一中国北方后极力推行汉化，正祀典、定律令、颁田制，禁胡服胡语，改说汉语，下令“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若有违者，免所居官”。形成对照的是辽朝，契丹统治者重视自身原本的文化，试图推行多语种并行不悖的政策，辽朝皇室和契丹贵族多习汉语，汉人上层也通晓契丹语，如宋臣余靖前后三使契丹，曾做契丹官仪一篇，混用汉语与契丹语做七绝诗为辽兴宗祝寿。但在中原，汉人和农业经济占据绝对优势，在不可阻挡的华化潮流中，越来越多前往中原生活的契丹人转用汉语，契丹语逐渐成为死语言。再如清代。入关后，清廷努力推行“国语骑射”的政策，规定满洲官兵必须讲满语，保持满语文在旗人中的使用，以配合“满洲为国家根本”的国策，甚至对汉军八旗的语言要求也很严格，顺治帝曾谕令汉人进士“学习满书”，“通满洲文义者”方能晋升官职。然而，政治建构的“满汉畛域”实难逆转社会融合的大势，加之满汉人口规模悬殊，满洲贵族管理军政、财政、司法等事务，不谙汉语则备受掣肘。康熙时满洲官员已通晓汉语，文书往来多使用汉文，各级官府专职翻译的通事被裁撤；雍正皇帝允准吏部挑选精通汉文之官员的奏请；道光年间，清廷考核满洲侍郎以下官员的满语水平，超出一半者未通过；东北使用满语时间最长，较之关内更为普遍，但乾隆以后盛京的满人也已对满语生疏。这就是说，在统治者强有力的政策支持下，实际形势仍迫使其越来越倚重汉语文作为交流工具。诚然，语言承载着丰富的文化信息，但对语言使用者而言，绝非为了传承文化而习得语言。语言的根本属性是工具性，至少从中国古代民族使用语言的情况来看，出于经济实惠的原则，兼用或转用流通性更强的汉语是一种普遍现象；语言的文化象征意涵极大减弱，普通民众并不以语言标榜民族身份认同，少数民族语言的发展存亡遵循内在的客观规律。二、几种民族古文字的创制文字和语言是两个关系密切又完全不同的概念，文字使人类进入有历史记录的文明阶段。西方语言学理论认为，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系统，语言是第一性的、必需的，文字是第二性的、非必需的，文字学依附于语言学存在；我国传统小学即文字、音韵、训诂之学，正好指向文字的形音义三个方面，实质上重文字而轻语言。近年来，古文字学界渐有回归传统之势，意识到文字?（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徽宗宣和七年正月二十日壬辰引宣和乙巳奉使行程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第 145 页。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902024 年 第 1 期的起源和性质不尽然是反映语言。中国的文字除博大精深的汉字外，还包括 30 余种民族古文字。综而观之，文字产生之初是为宗教政治服务的，致力于人和神的沟通。先拿汉字来说，淮南子记载仓颉造字时“天雨粟，鬼夜哭”，表明文字产生或许改变了天人交通的方式，绝地天通、伏羲画卦的传说也都指向文字的发明与巫相关，早期文字主要用于宗教场合，如商代甲骨卜辞用于占卜记事?。文字也用来书写宗教经典，无独有偶，古代纳西东巴文基本由东巴教徒掌握，记载的内容多为宗教仪式或道场；古彝文由祭师毕摩传承，文献以原始宗教为主要表征；古代维吾尔人在数百年间几次更换文字体系，最终以阿拉伯字母取代了回鹘文，与伊斯兰教信仰取代佛教基本同步，似乎透露着宗教发生变革的情况下，文字作为人神沟通的媒介也要改弦更张，足见文字和宗教的依赖关系。事实上，文字总是与文化整体的其他部分相依存。春秋时起，汉字从“学在官府”转向“学在四夷”，私学兴盛，依然只有少部分人能够运用书写的权力甚至能力。文字与生俱来的神圣性意味着君权神授下的权力阶层通过文字掌握话语权是天然正当的，具备知识修养的士人群体理应接受来自文献典籍的教化。文字遂成为以文化人、辅政的重要途径。辽宋夏金时期，契丹、党项、女真原本处于“边缘”，经过长时间的与中原来往互动，也意识到文字是教化的有效工具，在正式建立政权之前，均有语言而无文字，或用草木青黄以记岁时，或结绳记事、刻木为契。各民族统治者成为天下共主后，所解决的头等大事便是仿照汉字创制文字，以建立文化符号、完备政治制度。神册五年（920），辽太祖阿保机授意突吕不和鲁不古创制契丹大字，以汉字隶书减少笔画，或直接借用汉字；天赞年间，迭刺受回鹘文启发，将契丹大字的字形依照拼音文字的原则改制而成契丹小字。大庆元年（1036），西夏国主李元昊命野利仁荣仿照“六书”创制西夏文，西夏文承袭汉字偏旁部首及笔画点、横、竖、撇、捺、提等。金天辅三年（1119），金太祖命完颜希尹创制女真字，“希尹乃依仿汉人楷字”，并“因契丹字制度”，合女真语创制女真字，即女真大字；金熙宗又采用汉字、契丹文偏旁创制女真小字。新文字一经创制，除了用于书写官方文书、碑碣、牌符、墓志、印信、摩崖石刻等，往往首先用于翻译儒家经典、文史，以加深对中原社会典章制度及思想文化的理解，目前已刊布的文献有契丹文译本贞观政要 五代史 阴符经、西夏文译本论语 孟子 孝经 贞观政要，等等。这些文字的大规模推广均受到不同程度的阻碍，后世逐渐弃用，但创制文字本身，关乎政权文治教化、国家治理。尽管边缘民族凭借军事势力成了“天下之中”，但通过文教手段成为“中国”才是其统治目标所向，反过来证明了不同民族对“天下”政治理念的领悟已达到相当的高度，是华夏文明向天下“边缘”扩展的成果，亦将各民族的文化交融推向更高层次。蒙古之始亦无文字。1206 年后畏兀人塔塔统阿受命教授蒙古皇子诸王“以畏兀字书国言”，称之为回鹘式蒙古文。忽必烈入主中原建立元朝，社会形势和矛盾愈加复杂化，一统天下的格局使得忽必烈迫切需要一种新文字作为工具，直接有效地掌握政权，统治不同民族。至元六年（1269）春，忽必烈下诏，正式推行国师八思巴创制的“蒙古新字”，即八思巴文，企图用它“译写一切?王志翔：从“神圣记录”到“公共叙事”中国早期图像、文本的两种性质及演变，中国文学研究2023 年第 2 期。交流互通：历史上的民族语言文字2024 年 第 1 期91文字”以实现“书同文”，为了区分回鹘式蒙古文，冠以“国字”一名。八思巴文脱胎于古藏文字母，属拼音文字，流传至今的有八思巴文音写的百家姓 蒙古字韵等，还存在大量音写汉语、蒙古语、梵语、藏语、回鹘语的传世文献。由于蒙元统治疆域横跨东西，中外文化交流频繁，域内民族众多，文字使用始终呈现多元面貌。考虑到这一实际情况，朝廷在推行新字时也注意因俗而治，“仍各以其国字副之”，多种语言文字经通事、译史人员处理后通行于朝廷上下。这导致元代出现大量多语文合璧书写的形式，如蒙汉合璧碑刻、三种文字合璧的景教碑、五种文字合璧的官造铜权和夜巡牌、莫高窟六字真言碣，以及居庸关云台的六体石刻；?又如黑水城出土的元代行政文书，多件汉文文书末尾出现了不同笔迹添写的八思巴文、波斯文批示。不仅官方发布的文献如此，随意性较强的民间书写也表现出异曲同工之妙。以敦煌石窟洞窟墙壁上游客和僧侣信手涂写的巡礼题记为代表，这些题记涉及汉文、回鹘文、藏文、婆罗米文、西夏文、回鹘式蒙古文、八思巴文、叙利亚文多种文字，题记显示，元代熟练掌握双语者不在少数，且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得心应手，例如：哈密来的 Yang tsunpa在榆林窟留下回鹘文题记和藏文题记；别失八里人 Adityaen 不仅写了多条回鹘语题记，还留下大量婆罗米文梵语题记；纳职的 Sanggairi 用婆罗米文拼写了回鹘语题记；莫高窟第 61 窟有许多汉文、西夏文合璧的僧人供养榜题。这些文字现象正是元代不同民族聚集杂居、多元通和、有机共生的历史见证。三、对译辞书的编纂传统中国古代的语言和文字并非固定、孤立地延续着，而是时刻处于一种交流变动的态势中。夷夏之间的关系如阴阳互动，通其情、知其俗，势必要以语言文字为媒介去尽力理解对方的视角，如此才能达成和谐的交往，并从中获得源源不绝的生命力。礼记 王制 载：“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表明早在商周时期，为了解决不同地域交流不畅的障碍，中原王朝已经设置了翻译官。随着文化、经济、政治各方面交往愈加频繁，自北朝起形成了编纂对译辞书的传统，旨在为汉语和其他语言之间建立沟通的桥梁。北魏初定中原时，军容号令皆以夷语，据隋书 经籍志记其“后染华俗，多不能通，故录其本言，以相教习”，同卷遂著录了 13 种鲜卑、汉语对译字书，如国语十五卷、鲜卑语五卷、国语物名四卷、国语杂文十五卷、鲜卑号令一卷等，今已亡佚。?隋唐时期译经之风盛行，产生了许多佛教词典、佛经音义著作和梵汉辞书，诸如梵语千字文 唐梵文字 一切经音义 翻译名义大集；敦煌、吐鲁番还出土了一系列多语种词汇手册写卷，如汉藏对照、汉语于阗语对照词语写卷、汉语梵语回鹘语长阿含经词汇对照表等。北宋孙穆出使高丽时编写鸡林类事，用汉字音写当时的高丽语词汇三百余个，例如“官，?乌云高娃：元代多语文合璧书写形式及其对明清的影响，中国史研究动态2018 年第 5 期。?刘迎胜：华言与蕃音中古时代后期东西交流的语言桥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年，第 295 页。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922024 年 第 1 期曰员理”。党项人骨勒茂才于 1190 年完成了西夏文汉文双语字典 番汉合时掌中珠，谓“今时人者，番汉语言可以具备，不学番言，则岂和番人之众；不会汉语，则岂入汉人之数”，针对番汉双方道出双语学习的必要性，也成为后世文字学家破解西夏文的依据；西夏还设番学和汉学，番学教授西夏文，汉学教授汉文，另设蕃汉二字院，负责与宋、吐蕃、回鹘等往来公文的翻译撰写。回鹘人翻译过大量汉文佛经，然其使用的双语对译辞书尚无发现，幸得部分文献展示了回鹘人学习汉语的方式，以回鹘译本千字文为例，既用回鹘文音写汉语的读音，如 dai fu i o 音写“乃服衣裳”，又兼用直译、意译、夹写汉字的方式每四字为单位加以翻译，表明回鹘人很可能通过具体的蒙学读物掌握汉语的语音和词汇。宋代目录学著作中可以检索到三种记录契丹语资料的文献：辨鴂录（契丹译语也，凡八篇）、夷语录、北虏方言，遗憾的是都未能保存下来。?元顺帝至正四年（1344），脱脱主编 辽史金史成书，其中各有一卷“国语解”用来解释史书中出现的官制、宫卫、部族、人事、地理相关的术语，这些词很多是契丹语、女真语的汉字音写，“不有注释以辨之，则世何从而知，后从何而考哉”。明代陈士元编写的诸史夷语解义，汇集了先前历代正史中出现的民族语言资料，并用传统的训诂学方法校勘、解释，性质与“国语解”相类。元代无名氏所著蒙古译语（又称至元译语）是一部按意义分类编排的蒙汉对照语汇著作，分成 22 个门类，先列汉译，再列蒙古语词的汉字音写，并未出现回鹘式蒙古文或八思巴文，如：“天，滕急里；断事官，札鲁花赤”，目的是使“好事者熟之，则问答之间随叩随应，而无鲠喉之患”，非官方下令所为。明代洪武年间，火源洁与马沙亦黑又奉敕修撰蒙汉分类对译辞书华夷译语。永乐五年（1407），“因四夷朝贡，言语文字不通”，翰林院内设立四夷馆，包括鞑靼、女直、回回、西番、西天、百夷、高昌、缅甸八馆，后增设暹罗、八百两馆，以备教学和培养翻译人员，各馆编写对译词汇表“杂字”、整理“来文”，均有各语言文字对照书写；成立会同馆后继续编修诸种译语文献，一并统称为“华夷译语”。清顺治元年（1644）改“四夷馆”为“四译馆”，后来与会同馆合并为“会同四译馆”，编写了大量诸藩属国语、边疆民族语言与汉文对音、对译的辞书。随着西北经略的推进，官方对同文之治的构筑，调查考据西域的史地、宗教、语言成为朝廷和普通士人共同的治学兴趣。钦定西域同文志成书于 1763 年，考校西域各地语文，是一部地名、人名辞典性质的工具书，首列满文，下译以汉语，并以汉字三合切音，依次标注蒙古字、西蕃字、托忒字、回字等；1790 年成书的御制五体清文鉴是满文、蒙文、汉文、藏文、察合台文五种文字对照的分类辞书；文士王初桐于1796 年汇集一本多体分类小辞书西域尔雅，自序仿照尔雅体例所作，此外还有羌尔雅蕃尔雅 蜀尔雅。?刘浦江：从辽史 国语解到钦定辽史语解契丹语言资料的源流，余太山主编：欧亚学刊第 4 辑，北京：中华书局，2004 年，第 145164 页。交流互通：历史上的民族语言文字2024 年 第 1 期93四、结语用历 史的眼光来看，在古代不同民族之间，接触、交融和融合是语言演化的基本形态；汉语始终扮演族际共同语的角色，兼用或转用流通性更强的汉语是一种普遍现象，纵使其他民族入主中原，所操语言获得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实际形势仍迫使其越来越倚重汉语文作为交流工具。文字不仅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系统，更与文化整体的其他部分紧密依存。契丹、党项、女真、蒙古等正式建立政权后的首要任务是创制新文字，以建立文化符号、完备政治制度，并使用新文字翻译儒家经典；官方文书、御制碑刻中多文种合璧的现象愈加突出。为了消弭不同语言文字沟通造成的屏障，历代统治者积极推动对译辞书的编写。毋庸讳言，汉语、汉字的发展和传播始终是中国语言文字的主流。普通民众并不以语言标榜民族身份认同，当一种语言经不起语言功能竞争的考验，自然走向消亡，“共同语言”不是古代少数民族的重要特征。相比语言，古代少数民族统治者更重视文字的教化功能，这是其创制新文字的原初动力；对译辞书是为汉语文和其他语言文字搭建沟通的桥梁，以达成“交流互通”的目的。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制定了适合国情的民族语文政策，大力开展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调查研究，收集丰富的第一手语言资料，帮助部分民族创制、改进或改革文字，编写出版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充分尊重和保障少数民族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和自由。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将百万余种民族古文献逐一清点入册，以实际行动有力地保护了民族文化、语言文字的多样性。与此同时，必须意识到中国之所以拥有丰富多样的语言文字，一是因为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使之从不以极端的一元思维去识别并彻底消灭他者，反而秉持和合共生、天下大同的发展理念；二是因为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各民族能够以通用语言文字进行不断深化的交往交流交融，得益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厚根基。进入新时代，面对现代化建设和民族工作的新挑战，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契合中国的历史传统和社会现实，也是尊重语言发展形势的表现，在此基础上才能凝心聚力，更好地保护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责任编辑：杨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