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糖业史研究的展开及实现.pdf

州”,海内外诸学者对特定区域学术意义的建构形成了长久的影响力。上述问题或许可为中国当代史研究的地方路径提供借鉴,进而重整地方资料,开辟新的学术议题。笔者在考察茅台酒的品牌演进史时,就注意到其在 20 世纪 50 年代被认定为“全国名酒”之前,就因经营者与川南黔北的贸易结构、地方军政高层乃至大后方名流的交际网络而兴起,茅台酒坊的经营者由此在贵州乃至整个西南地区的财政、金融系统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无独有偶,近代泸州酿酒业的经营者温筱泉、刘航琛等人也具有相似的成长逻辑。因此,西南地区这一名酒集中的区域,作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烈酒产地之一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名酒内外贸基地,如何塑造了区域社会经济结构并与全国乃至全球经济实现联动变迁,或可成为未来当代酒史研究的新方向。总体而论,中国酒史的“当代史”价值,既体现在酒在当代中国政治经济社会中的重要角色,又投射于新视角、新方法和新议题中。开展中国当代酒史研究的目的,一方面是要提升“酒”作为历史学议题的层次,将酒的历史从“边缘角色”推向“中心舞台”;另一方面则要尝试为中国当代史研究寻找新的方向,将档案文献、田野调查、口述访谈统一于对“人”与“物”及其背后结构性问题的关注,构建以物质为研究对象的基本理路。(本文作者 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院助理研究员)当代中国糖业史研究的展开及实现赵 国 壮 糖品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商品之一,不仅是人们日常消费的必需品,而且是食品加工业和其他多种工业产品制造的原材料。新中国成立后,糖品的生产原料取之于农业,生产过程隶属于轻工业,生产所获资金多用于支持重工业发展。由此可见,糖品生产是一个连接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重要经济活动,由其而形成的制糖工业,因建设周期较短、资金周转较快、获利较多等优势,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工业化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20 世纪 90 年代以降,伴随着食糖收购调拨由指令性计划改为指导性计划、食糖出厂价由国家定价改为国家指导价、食糖销售实行敞开供应等一系列食糖经营管理政策的调整实施,糖品的生产及供应逐渐放开,糖品消费实现了彻底的商品化、大众化。这一特殊性决定了对当代中国糖业发展情况进行历时性探究,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社会主义工业体系建立过程中的特色经济行业发展的别样面相。然而,相对于中国古代、近代的糖业历史研究而言,当代中国糖业史研究是一个刚刚起步的学术新领域,相关研究成果非常有限。目前来看,主要有两个方面的研究进展。其一,聚焦时代的现实问题。比如,国家有关部门主导筹办了两本糖业杂志:一是 1963 年由轻工业甜菜糖业研究所创办的 中国甜菜糖业,二是 1972 年由中国糖业协会与全国甘蔗糖业信息中心、广州甘蔗糖业研究所共同创办的 甘蔗糖业。两本专业杂志主要刊载关注制糖工业现实问题的文章,也有部分论文涉及有关制糖历史的讨论。另外,在中国制糖工业走向重组道路之前,学界围绕当时糖业生产中24中共党史研究 郭子健:近代中国“茅台酒”品牌的演进,近代史研究 2022 年第 1 期。本文是 2021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海外藏中国糖业资料搜集、整理研究”(21&ZD232)的阶段性成果。比如,蓝艳华等 新中国 70 年广东省糖业发展概况(甘蔗糖业 2020 年第 6 期)一文就回顾了新中国 70 年广东省糖业的发展历程,阐述了新中国成立后不同时期广东省糖业在生产、技术、政策、管理、科研和教育等方面的主要特点、重大事件和科研成果,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省糖业翻天覆地的发展变化和几代糖业人的艰苦奋斗过程。出现的问题提出了一些针对性建议。其二,制糖工业历史的初步研究。近年来,西南大学中国糖业史研究团队持续关注当代中国糖业史研究,施雷响 国营内江糖厂研究(19531965)(硕士学位论文,西南大学,2021 年)、徐岚 社会主义工业体系转承下福建龙溪地区制糖工业的演进(19581985)(硕士学位论文,西南大学,2021 年)以及徐岚、赵国壮 从地方经验到国家政策:福建省龙溪地区蔗粮挂钩政策的历史考察(当代中国史研究 2022 年第 2 期)等著述,就分别考察了四川内江地区及闽南地区的制糖工业发展情况,初步推动了当代中国糖业史研究的学术发展。很显然,就目前当代中国糖业史研究情况而言,无论是资料收集整理还是理论方法运用抑或研究论域拓展,均未能全面展开。在普通技术性层面上观之,主要是受制于研究力量薄弱、资料整理滞后、实地勘察难度大等因素。糖业史研究本身是小众方向,从事中国古代、近代方向的研究人员本来就非常有限,更何况从事当代中国糖业史研究。然而,当代中国时段的各类糖业资料远比古代、近代的资料丰富。这一丰富的学术资源仍需历史学界加大力气去挖掘,因为其多分散于各个糖业产地的相关档案机构内,均未得到系统的学术整理及出版,利用起来颇多不易。制糖工业遗址遗迹的踏查是一个有别于中国古代及近代糖业史研究的重要突破点,但如何系统挖掘及利用,学界仍缺乏清晰规划。在深层次学理层面上观之,还有下面一些问题需要考量。首先,相对于从技术史视角以及用经济史方法、企业史理论来研究中国古代及近代糖业史而言,当代中国糖业史研究所涉理论或方法颇为复杂,更需要突破单一视角的局限。比如,一个国营制糖厂不仅是囊括生产、运输、销售等各个制糖环节的生产企业,而且如同一个小社会 医疗所、子弟学校、工人俱乐部、农贸市场等生活配套措施应有尽有,故而单一视角往往难以胜任。其次,从研究业态来看,中国古代及近代糖业史研究多关注糖业生产技术、糖品贸易、糖品消费等相关论题,而对中国制糖工业体系建构、糖业知识传承等方面的研究仍相对滞后,很自然地导致制糖工业文化叙述较为孱弱、糖品消费认知常存误读等现象,而这恰恰是当代中国糖业史研究有别于其他时段历史研究的又一个特色之处。回望过去,在 2000 多年的中国制糖历程中,当代中国时段有其特殊价值,颇值得深描。新中国成立后,制糖工业进入新发展阶段:一方面,因为土地公有制度的实施,土法制糖方式看似失去了赖以存在的土地基础条件,但实际上其以社队公有土地及农民自留地为基础一直持续存在;另一方面,大批量国营制糖工厂(企业)的筹建,主导或统一了制糖业的发展格局,初步建成了半个世纪以来矢志努力的制糖工业体系。是故,如果忽视当代中国时段的制糖工业研究,既无法诠释好 20世纪以后中国糖业发展的艰难历程,也未必能很好地回应 2000 多年来中国植蔗、制糖的历史问题。其一,当代中国时段的糖品生产及消费,既是有关国家发展的宏观经济问题,也是一个蕴含文化观念、食品认知的微观社会问题。故而,融通经济史、文化史、消费史等相关理论及方法来关注此一论题,既可以拓宽糖业历史的研究场域,也可以从糖业史视角来审视 1949 年以后的国家发展历程,丰富对于当代中国史的知识与学理认知。其二,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及八九十年代两个发展阶段值得集中分析,前者是国营糖厂的高速发展时期,后者是国营糖厂的持续发展和迅速衰落时期。如能全面勾勒这两个时期中国糖业发展的历程,进而与古代、近代的糖业史研究进行对接、对话,必能建构一个较为完整的中国糖业历史发展图景,这有助于了解中国经济的长期动态发展趋势。其三,典型案例透视糖业经济现象和国营经济状况。在当代中国制糖工业的发展历程中,产生了诸如内江糖342024 年第 1 期 比如,张新增 略论发展福建蔗糖生产(福建农业科技 1980 年第 6 期)一文梳理了 20 世纪 70 年代福建省的糖业现状,并从自然条件、糖业布局、管理、种蔗技术等方面提出了糖业发展的建议;林皇杜 福建蔗糖生产亟待解决的几个问题(福建论坛 1986 年第 8 期)一文则指出,随着 1984 年至 1986 年福建蔗糖生产量大幅度上升,农副产品价格、生产责任制及各方利益等在制糖过程中出现矛盾,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可采取的措施;陈光英 发展福建蔗糖生产探讨(福建轻纺信息 1996 年第 1 期)一文集中分析了蔗粮矛盾问题,有针对性地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则提出了应对办法,强调了正确处理蔗粮关系有助于恢复和发展福建糖业生产的观点;邱锡雄 我省发展进口原糖加工初探(福建论坛 1989 年第 6 期)一文针对 20 世纪 80 年代福建糖业因蔗糖原料减产造成糖量下跌的情况,提出利用进口原糖来制糖,以此推动漳州糖业经济及相关工业的发展;等等。厂的糖品换电影胶片、漳州制糖厂的“白玉兰牌”白糖塑造等一系列典型事件,这些典型案例均是新中国制糖工业快速发展的缩影。其四,糖品经历了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的“票证消费”时代之后,于 20 世纪末彻底成为一种司空见惯的普通商品,深深地嵌入日常生活当中,其发展历程及“社会化”现象颇值得进一步剖析。概言之,要实现当代中国糖业史研究的学术价值,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尝试和拓展。第一,批量文献资料的系统整理及出版。就目前当代中国糖业资料保有情况来看,该方面资料极其丰富,但利用率非常低,亟待全面整理、挖掘及利用。如能做到,则既可以为当代中国糖业史研究夯实资料基础,推动中国糖业史研究领域的拓展,又有助于拓展相关研究论题,进一步丰富当代中国史研究的学术论域。在文本资料方面,主要包括各糖品产地档案馆的档案资料、各国营制糖厂编写的相关资料及相关报刊资料等三部分内容。从目前笔者掌握的情况来看,中国主要产糖区省份的各级档案馆均藏有大批当代中国糖业档案资料。比如广东省、广州市、顺德区等档案馆,四川省、内江市、东兴区等档案馆,福建省、泉州市、南安市等档案馆,江西省、赣州市、南康区等档案馆,均保有大量系统且完整的糖业档案资料,这是建构、解读和诠释当代中国制糖工业发展历程的核心资料。新中国成立后,在国家统一安排下,各重要产糖区域相继建立了一批国营大糖厂,这些糖厂均印刷出版了一批厂志、制糖报告、内部文稿等材料,这也是最直接反映国营糖厂经营状况的一手资料,颇值得搜罗。各糖品产地的报刊记录了当时制糖工业的盛况,且连续性较强,多藏于各省市及高校图书馆,易于收集、整理。非文本资料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口述史资料,大批从事当代中国糖品生产的亲历者尤其是管理者和职工是当代中国糖业发展历史的“活资料”,他们的年龄大多在 50 岁至 70 岁之间,颇适合作为口述访谈对象,他们对自身从事的“甜蜜的事业”有着深沉的美好记忆,这是一笔亟待挖掘的资料宝藏。如果能够将此收集好、利用好,将会形成一批生动的、鲜活的当代中国糖业史口述资料。二是实物资料,比如手工作坊的石磨、漏糖用的糖瓦漏、国营糖厂的旧机械、糖品商标、营销广告画、宣传单、制糖工人的制服等等,在当下的市面上多有发现,但这批资料并未引起研究者的关注,而这批极其形象、直观的当代中国糖业资料,恰恰是古代及近代糖业史研究所不具有的优势,颇值得征集、购买、收藏。同时,一大批制糖厂遗址广泛分布于四川、广东、福建、江西等产糖地区。比如,在四川的银山糖厂和内江糖厂、广东的顺德糖厂和紫坭糖厂、福建的漳州制糖厂以及江西省第一制糖厂等旧址里,部分建筑及制糖机器均有保存。历史研究者无妨对其进行踏勘,回到历史现场,直观地感受未曾远去的历史。总之,在资料收集、整理的过程中,当代中国糖业史研究较易做到文本资料与非文本资料、实地踏查的相互结合以及不同类型资料的相互补充和印证。第二,关注、讨论重要的宏观历史论题。当代中国制糖工业与“一五”计划、特色经济区、统购统销、工业文化等重要历史问题深度镶嵌在一起,对其进行全面审视、剖析,既是当代中国糖业史研究进行突破的重要趋向,也是丰富整个当代中国史研究的必然诉求。“一五”计划与制糖工业体系建立。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之际,新中国采取了南北并举的糖业发展策略:在传统甘蔗糖产地四川、广东、福建、江西等省大力推动甘蔗制糖业,在有近 50 年甜菜制糖历史的东北以及甘肃、内蒙古等地鼓励发展甜菜制糖业。比如,1953 年,在中央政府的统一规划和大力支持下,广东省恢复重建了东莞、顺德、市头、揭阳等四个糖厂,并新建了紫坭糖厂,该省机制糖和土制糖的当年产量已超过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的最高年产量,约占全国食糖总产量的一半,且机器制糖工业的技术也超过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的水平。再如,“一五”计划期间,中国从波兰、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引进了整套的甜菜制糖技术,运用在多个甜菜制糖厂,44中共党史研究 Emily M.Hill.Smokeless Sugar:The Death of a Provincial Bureaucrat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National Economy,Vancouver and Toronto:UBC Press,2010,p.219;广东制糖工业蓬勃发展紫坭糖厂正式生产,人民日报 1953 年 12 月 19 日。使中国甜菜制糖工业技术和装备达到当时国际先进水平。甜菜制糖工业与特色经济区发展。新中国成立后,甜菜制糖工业成为中国糖业经济发展格局中的“小半边天”。1949 年后,政府高度重视并积极推动甜菜制糖工业的发展。据统计,全国甜菜播种面积从 1949 年的 1.59 万公顷发展到 1998 年的 41.5 万公顷,平均每公顷甜菜产量也从 1949 年的12 吨提高到 24.6 吨,甜菜糖产量亦由 1949/1950 年制糖期的 2 万吨提高到 1991/1992 年制糖期的167.2 万吨。1949 年至 1959 年间,中国甜菜制糖工业经历了自 20 世纪初糖用甜菜引入后的第一个兴盛时期。20 世纪 70 年代末至 90 年代初,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甜菜制糖工业进入第二个兴盛时期,全国甜菜糖品产量从 30.2 万吨提高到 167.2 万吨。据统计,1985 年时,日加工甜菜 3000吨以上的有黑龙江红光糖厂、佳木斯糖厂和内蒙古包头糖厂、吉林新中国糖厂等,日加工甜菜 1000吨以上的甜菜糖厂有 19 个。作为后起之秀的中国北方甜菜制糖工业,虽然无法与欧洲甜菜制糖工业相比,但在中国制糖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使中国成为既有甘蔗制糖工业又有甜菜制糖工业的国家。总的来看,20 世纪 50 年代及 80 年代,中国甜菜制糖工业经历了两个兴盛时期。国家在东北地区、西北地区以及内蒙古等地大力发展甜菜制糖工业,推动该业成为当地的特色轻工业,为保障中国糖品供给作出了重要贡献。重视当代中国时段甜菜制糖工业的发展情况研究,是进一步深化糖业史研究的迫切需求和题中应有之义。糖品消费与统购统销政策实施。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短短 70 余年时间内,中国糖品消费又经历了“营养品”“彻底大众化”“毒性消费”等别样的发展历程。1953 年,国家开始大规模的经济和文化建设,全国就业人数大为增加,市场上出现了若干种日用消费品供不应求的现象。中央政府于同年对粮食实行计划收购即统购和计划供应即统销,这是定量分配的肇始。首先被纳入统购统销的对象是粮食、棉布、食油三种最为重要的日用消费品。之后,由于糖品供应的短缺,国家把糖品列入一类统购统销产品,统一由糖烟酒公司经营,发行糖票,凭票购买,步入所谓的“票证消费”时代。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国家放开了糖品生产及供应管制,糖品消费日益常态化、平价化,进入了“彻底大众化”时代。时至 21 世纪,糖品消费显然已经不能用“日用品时代”予以概括,因为近来其“毒性”消费一面一直被高度强调,似乎已经进入了“毒性”消费时代。那么,如何审视票证时代的定量糖品消费问题?如何看待背后的制度设计、运行情况、经济意义及社会价值等方面的论题?如何评价糖品消费“彻底大众化”议题?21 世纪糖品“毒性”消费的证据是什么?这些问题均值得予以全面深入研究和探讨。质言之,从近代的日用品时代到时下的“毒性”消费时代,糖品消费在一个多世纪时间内的巨大落差令人唏嘘不已。如果要追问糖品消费在百余年时间内发生巨变的原因,就应打通时间段加以审视。如果没有当代中国的“票证消费”及“彻底大众化”的分析,就很难去理解时下的“毒性”消费转变。工业遗址与制糖工业文化书写。在中国糖业文化遗产谱系中,当代中国的制糖工业遗存颇具特色,部分遗存不仅保存相对完好,而且在有关历史记忆中较为清晰,故而具有较大的社会意义和学术价值。在现实层面上,对当代中国制糖工业遗存展开全面踏查,梳理基本情况,并对其年代、艺术、使用等价值进行分析,进而助力遗存所在地的工业旅游发展。近年来各地的相关实践证明,工业为旅游提供了新资源,名牌工业企业知名度和美誉度衍生出了发展工业旅游的优良基因,使得542024 年第 1 期中国轻工业年鉴(19491984),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 年,第 162 页。王桂艳、鞠平:我国甜菜制糖工业五十年回眸,中国甜菜糖业 2001 年第 2 期。王尚殿:中国食品工业发展简史,山西科学教育出版社,1987 年,第 72 页。学界关于文化遗产的价值认识经历了很长过程。遗产的价值评估起源于艺术史学者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 1902 年意大利学者里格尔(Alois Reigl)。里格尔从艺术史的角度,将遗产分为年代价值、历史价值、相对艺术价值、使用价值和崭新价值。1963 年,德国艺术史学者沃尔特(Walter Frodl)将遗产分为历史纪念价值(包括科技、情感、年代、象征价值)、艺术价值、使用价值。参见徐苏斌、青木信夫:中国工业遗产的价值框架思考,武力主编:产业与科技史研究 第 3 辑,科学出版社,2018 年,第 106124 页。工业旅游形成得天独厚的竞争力,比如历史遗存、高科技创新、生产工艺等。与此同时,旅游也为工业带来了巨大附加值,比如品牌提升、产品推广、形象宣传等。在学理维度上,学界显然可以借助这些工业遗存,推动糖业历史的学术研究。此类工业遗存是制糖工业历史书写的直观、生动的素材,踏查、整理抑或触摸、欣赏这些遗存,均有助于丰富研究者对于当代中国制糖工业发展历程的现场认知,进而有利于制糖工业历史的书写以及糖业历史的整体描述。此外,纵观当代中国制糖工业的发展历程,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委对制糖工业高度重视,采取了很多相关政策,有效推动了制糖工业的持续发展。在制糖工业企业内部,企业党委的直接领导则构成糖厂组织生产和发展转型的核心要素。这是国有企业发展和转型历程中的一个显著特征,既是制糖工业得以筹建、发展和壮大的首要保证,也为当今工业企业的管理和运营提供了一定的历史借鉴,需要在今后的相关历史研究中给予足够重视。综上所述,开展当代中国糖业史研究正当其时。除了以上所列较易突破的重点领域外,还有其他较多论域颇值得关注。比如,国营制糖厂研究关涉单位制度、国企改革等话题,糖料种植分析涉及工农关系、产业布局等论题,食糖消费讨论又与高级营养品、凭票购糖、吃糖习俗、用糖习惯、礼物流动等一系列历史文化内容密切相关。因此,当代中国糖业史研究大有可为。历史学界有必要加强整理系统完整的档案文献、收集丰富的报纸期刊、汇集一大批生动的口述资料等基础工作,夯实当代中国糖业史的史料储备,聚焦中国糖业史发展的内在脉络及当代中国制糖工业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关键历史问题,进行宏观分析和重点研究,丰富和深化当代中国史研究的相关议题。(本文作者 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当代公共生活的历史学思考 以成都茶馆作为个案王 笛 茶馆是传统的、最基层的文化单位,是中国人进行交流与社会互动的一个中心。在飞速发展的现代化过程中,虽然茶馆面临各种公共空间的挑战,但它们在成都继续焕发活力,甚至日趋兴旺发达。茶馆一直都是街坊邻居间的社交中心,提供了一个理想的研究视角去观察社会、文化和政治转型。因此,若欲完全了解一个城市,就需要研究者深入最底层,去考察这个城市社会生活中最基本的单位。此外,以茶馆生活作为着眼点观察政治和社会的变化,历史研究者将看到改革开放给公共生活的复兴提供了一个重要机会,并促进了公共领域的发展。在 21 世纪前十年的城市改造中,成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大拆大建,街角茶馆赖以生存的老街道和旧社区日趋消失,城市面貌焕然一新,随之而来的是城市人口的大量增加、爆炸式的城市发展以及新商业文化的兴起。成都的命运和中国其他古城相似,古代中国的每个城市都有着独特的魅力、面貌和文化,而现在这些独特性正在逐渐消失,各个城市在外貌和内在文化上越来越趋于同质。因此,对于社会学家、文化学家和城市史学家来说,恢复和保存中国的城市遗产是一项重大的使命。关于成都茶馆的研究,笔者业已耗费 20 多年的时间。在 20 世纪 80 年代完成的 跨出封闭的世界 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一书中就有若干页涉及茶馆;1997 年,笔者完成了关于茶馆的第一篇论文;2008 年出版第一本关于茶馆研究的专著;2018 年出版第二本茶馆研究的专著。这些年来,经常有人会问笔者这样一些问题:研究茶馆到底有什么意义?这个课题是否能64中共党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