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吉明院士__捍卫公众“呼吸的权利”.pdf

55当代矿工 2022年第11期 54当代矿工 2022年第11期 郝吉明院士捍卫公众“呼吸的权利”快速发展的工业化和普及机动车，在帮助中国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导致了严重的环境问题。机动车尾气和工业废气，成为威胁空气质量的重要因素。排放标准的出台和根据科技发展而不断进步，让限制空气污染物排放有规可循。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直到今天，专家学者与各级政府在这一领域的努力，保卫了公众“呼吸的权利”。从开放私家车到关注空气污染 1986年，新中国重新允许公众拥有私家车。但在此之后不到10年，机动车数量的爆炸式增长，就已经导致了严重的环境问题。由于排放标准的滞后，机动车尾气成为城市空气污染的原因之一。1980年，郝吉明院士还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曾经很想学习关于机动车尾气污染控制的知识。但他的导师直接拒绝了他的申请，因为在当时，中国平均每1000人才拥有0.3辆汽车，即使在大城市里，街道上的汽车也并不多见，因此根本不存在机动车尾气导致的空气污染问题。反倒是生活和工业中大量使用煤炭作为燃料，有可能导致空气污染。但到1994年，机动车数量的爆炸式增长，已经让汽车尾气污染问题端倪初现。但即使在那时候，中国在欧美发达国家看来，仍然是一个汽车数量不如欧美，甚至不如印度的国家。1998年，郝吉明院士和哈佛大学的教授合作写一份科研项目建议书，希望申请福特汽车公司的资金来做机动车污染控制。福特汽车公司批准了他们的项目建议书，但有一个附加条件，就是做案例研究要选印度的案例，而不能选中国，因为在福特公司看来，中国的中产阶层太小了，汽车销售潜在客户群不大；印度的中产阶层人数比较多，是汽车销售的潜在市场。于是郝院士放弃了这个项目：“因为当时中国的机动车尾气污染问题已经显现出来，我不可能放着中国的研究不做，而去关注印度的环境污染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北京市对机动车污染控制的策略，是对汽车安装尾气净化装置来进行污染控制。但随着机动车数量不断增加，以及车辆自身不断地老化，这样的策略远期看来是徒劳的。更为科学的解决方案，是将新车的环保标准加严，同时与旧车改造结合起来，以及让旧车淡出。为新车制定标准，是最容易控制的，效果最好、费用最低。当时，中国比较新锐的汽车车型，通常与欧洲的汽车厂商有关，所以想要为新车制定标准，最简单的办法是把欧洲的排放标准移植到中国来用。于是，“欧I”的标准就成了中国的“国I”标准。这也是中国最早的汽车尾气排放标准。在当时，汽车产业界有人担心，认为尾气排放标准有可能阻碍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但从长远来看，确立标准有助于让中国制造和进口的汽车高效、清洁和安全，实现行业的跨越式发展。1999年1月1日，北京市率先实行了“国I”排放标准，而符合标准的车辆也迅速出现在市场上，实现了汽车尾气环保标准的一次“平滑过渡”。“国I”标准的诞生，让中国的汽车污染控制迈上了一个比较大的台阶。此后，国家有关部门也发布了机动车污染防治的技术路线。对于工业基础薄弱的中国来说，汽车产业跨越式发展是中国必须走的路，而环境保护要求，会成为跨越式发展的契机。围绕尾气控制标准，交通行业在车辆排放控制、油品质量和道路质量等方面都下了功夫，既保证汽车尾气排放合格，又避免汽车因为油品品质低劣或者道路质量差导致怠速而超标排放。从1999年到现在，中国汽车排放标准已经从“国I”发展到“国VI”，对污染物排放的控制不断收紧，让旧车不断淡出市场和公路。中国人翘首待蓝天 1997年5月，郝吉明院士发表了一篇文章，名叫中国人翘首待蓝天。这篇25年前的文章，主题是区域性复合大气污染控制，通俗来说，便是预见了现在危害城市的雾霾问题。在当时，郝院士发现监测网数据正在给中国敲响警钟，大气污染困扰着城市，要想有蓝天就需要发展清洁能源；为了更多的蓝天，汽车工业应健康发展；蓝天也需要政府依法保护。第二年，北京市召开全市动员大会，紧急落实中央关于大气污染控制的政策。当时，北京市的大气污染问题确实已经比较严重，具体来说，便是有很多烧煤锅炉要安装脱硫装置，而北京市环保局需要为此招标。经过检测，郝院士的团队发现即使是延伸阅读酸沉降酸沉降是指大气中的酸性物质以降水的形式或者在气流作用下迁移到地面的过程。目前的环境科学理论，将酸沉降分为湿沉降和干沉降。前者通常指沉降物质随雨雪过程而沉降到地面的过程，后者则是指大气中的酸性物质在气流的作用下直接迁移到地面的过程。酸沉降与酸雨的概念存在一定交集，一般来说，遏制酸雨的措施也等同于遏制酸沉降的措施，比如减少汽车尾气的排放，以及在燃煤工厂、电厂安装脱硫装置，并要求它们选择低硫的煤炭。55当代矿工 2022年第11期 54当代矿工 2022年第11期 郝吉明院士捍卫公众“呼吸的权利”快速发展的工业化和普及机动车，在帮助中国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导致了严重的环境问题。机动车尾气和工业废气，成为威胁空气质量的重要因素。排放标准的出台和根据科技发展而不断进步，让限制空气污染物排放有规可循。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直到今天，专家学者与各级政府在这一领域的努力，保卫了公众“呼吸的权利”。从开放私家车到关注空气污染 1986年，新中国重新允许公众拥有私家车。但在此之后不到10年，机动车数量的爆炸式增长，就已经导致了严重的环境问题。由于排放标准的滞后，机动车尾气成为城市空气污染的原因之一。1980年，郝吉明院士还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曾经很想学习关于机动车尾气污染控制的知识。但他的导师直接拒绝了他的申请，因为在当时，中国平均每1000人才拥有0.3辆汽车，即使在大城市里，街道上的汽车也并不多见，因此根本不存在机动车尾气导致的空气污染问题。反倒是生活和工业中大量使用煤炭作为燃料，有可能导致空气污染。但到1994年，机动车数量的爆炸式增长，已经让汽车尾气污染问题端倪初现。但即使在那时候，中国在欧美发达国家看来，仍然是一个汽车数量不如欧美，甚至不如印度的国家。1998年，郝吉明院士和哈佛大学的教授合作写一份科研项目建议书，希望申请福特汽车公司的资金来做机动车污染控制。福特汽车公司批准了他们的项目建议书，但有一个附加条件，就是做案例研究要选印度的案例，而不能选中国，因为在福特公司看来，中国的中产阶层太小了，汽车销售潜在客户群不大；印度的中产阶层人数比较多，是汽车销售的潜在市场。于是郝院士放弃了这个项目：“因为当时中国的机动车尾气污染问题已经显现出来，我不可能放着中国的研究不做，而去关注印度的环境污染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北京市对机动车污染控制的策略，是对汽车安装尾气净化装置来进行污染控制。但随着机动车数量不断增加，以及车辆自身不断地老化，这样的策略远期看来是徒劳的。更为科学的解决方案，是将新车的环保标准加严，同时与旧车改造结合起来，以及让旧车淡出。为新车制定标准，是最容易控制的，效果最好、费用最低。当时，中国比较新锐的汽车车型，通常与欧洲的汽车厂商有关，所以想要为新车制定标准，最简单的办法是把欧洲的排放标准移植到中国来用。于是，“欧I”的标准就成了中国的“国I”标准。这也是中国最早的汽车尾气排放标准。在当时，汽车产业界有人担心，认为尾气排放标准有可能阻碍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但从长远来看，确立标准有助于让中国制造和进口的汽车高效、清洁和安全，实现行业的跨越式发展。1999年1月1日，北京市率先实行了“国I”排放标准，而符合标准的车辆也迅速出现在市场上，实现了汽车尾气环保标准的一次“平滑过渡”。“国I”标准的诞生，让中国的汽车污染控制迈上了一个比较大的台阶。此后，国家有关部门也发布了机动车污染防治的技术路线。对于工业基础薄弱的中国来说，汽车产业跨越式发展是中国必须走的路，而环境保护要求，会成为跨越式发展的契机。围绕尾气控制标准，交通行业在车辆排放控制、油品质量和道路质量等方面都下了功夫，既保证汽车尾气排放合格，又避免汽车因为油品品质低劣或者道路质量差导致怠速而超标排放。从1999年到现在，中国汽车排放标准已经从“国I”发展到“国VI”，对污染物排放的控制不断收紧，让旧车不断淡出市场和公路。中国人翘首待蓝天 1997年5月，郝吉明院士发表了一篇文章，名叫中国人翘首待蓝天。这篇25年前的文章，主题是区域性复合大气污染控制，通俗来说，便是预见了现在危害城市的雾霾问题。在当时，郝院士发现监测网数据正在给中国敲响警钟，大气污染困扰着城市，要想有蓝天就需要发展清洁能源；为了更多的蓝天，汽车工业应健康发展；蓝天也需要政府依法保护。第二年，北京市召开全市动员大会，紧急落实中央关于大气污染控制的政策。当时，北京市的大气污染问题确实已经比较严重，具体来说，便是有很多烧煤锅炉要安装脱硫装置，而北京市环保局需要为此招标。经过检测，郝院士的团队发现即使是延伸阅读酸沉降酸沉降是指大气中的酸性物质以降水的形式或者在气流作用下迁移到地面的过程。目前的环境科学理论，将酸沉降分为湿沉降和干沉降。前者通常指沉降物质随雨雪过程而沉降到地面的过程，后者则是指大气中的酸性物质在气流的作用下直接迁移到地面的过程。酸沉降与酸雨的概念存在一定交集，一般来说，遏制酸雨的措施也等同于遏制酸沉降的措施，比如减少汽车尾气的排放，以及在燃煤工厂、电厂安装脱硫装置，并要求它们选择低硫的煤炭。57当代矿工 2022年第11期 56当代矿工 2022年第11期 延伸阅读什么是大气污染当大气中的污染物质的浓度达到有害程度，以至于破坏了生态系统和人类正常生存、发展的条件，对人或物造成危害的现象，叫做大气污染。根据导致大气污染的燃料的性质和大气污染物的组成，学界通常把大气污染分为煤烟型、石油型、混合型和特殊型4类。在中国，以燃煤为主的能源构成，使煤烟型污染成为中国城市大气污染的主流。在这种类型的污染中，二氧化硫和总悬浮颗粒物（TSP）作为主要的污染物，严重威胁着公众的健康。我们身边的雾霾我们身边的雾霾延伸阅读欧洲排放标准欧洲排放标准是由欧洲经济委员会(ECE)的排放法规和欧洲共同体(EEC，欧盟的前身）的排放指令共同加以实现的。欧洲从1992年起开始实施“欧I”排放标准，用以规定汽车尾气中氮氧化物、碳氢化合物、一氧化碳和悬浮粒子的含量。目前最新一版标准是“欧VI”标准，2013年1月开始实施。控制大气污染给人更好的居住环境控制大气污染给人更好的居住环境最好的脱硫装置，也只能减少一半的二氧化硫排放，这意味着北京市必须选择更高品质的煤炭。也就是说，如果能够让煤炭中的含硫量降低一半以上，就意味着全城的锅炉都安装了脱硫装置。这种从源头治理的思路，可以达到和预设相同的效果，但成本更低。在世纪之交，北京市决定第二次申办奥运会。为此，北京市从1999年开始监测空气中PM2.5的含量，为奥运会期间实现空气清洁做准备。但很快发现，即使是在北京市的郊区，比如十三陵一带，空气污染都已经比较严重。因此，想要保障奥运会期间的空气质量，就需要北京市与周边省份的联动。这超出了北京市政府的权限，但更进一步的研究成果，以及国务院对联动方案的支持，让这样的设想得以实现。到2008年夏天，北京奥运会期间的空气质量也让人印象深刻。在奥运会之后，中国又迎来了上海世博会和广州亚运会。为了办好这两次盛会，中国工程院的院士们又向中央建议，要关注区域性复合污染的问题。我们的努力，让联防联控工作被中央重视，成为一种（保障国际盛会期间空气质量的）工作新机制。中国向P M2.5 宣战 2007年到2009年，针对中国未来空气质量治理的问题，中国工程院和国家环保总局（后来的环保部），共同开展了“中国环境宏观战略研究”。在这项研究中，郝吉明院士担任了首席科学家，并提出了一项宏伟愿景：到2050年的时候，希望中国的空气质量基本达到世界卫生组织的指导值。当时有些人认为这样的估计太保守，中国空气质量达到世界卫生组织的要求根本不要40年；但也有人认为这太过冒进，到2050年时中国根本达不到。僵持不下的结果，便是在结论中加入了“基本”二字。为了改善空气质量，控制PM2.5成为关键。PM2.5的影响因子之一，便是电力工业燃煤产生的排放。在中国，大多数电能依靠火力发电站以燃烧煤炭产生。因此，对于环保来说，中国需要在保证电能供应的同时，让电站更为高效，也就是每发一度电所用的煤要少一些，而且要选择低硫煤炭或者脱硫装置，减少二氧化硫这一重要污染物的排放。总而言之，电力工业必须走一条高效又清洁的发展道路。2003年，电力行业制定了最早的限制二氧化硫的标准，到2011年又加严了标准，2014年又在重点地区加严。这就是中国用标准来引领产业升级的一个典型例子。然后，国家出台了大气污染控制十条。这是中国由国家出台的第一个大气污染控制的行动计划，也是第一个针对PM2.5的、以空气质量为核心的计划。2015年1月1日，“史上最严”的环保法开始实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对此评论说，新法律不是“棉花棒”，是“杀手锏”。也就是说，新法律以严格的条款，促进各级政府依法保护空气质量。很显然，想要更好的空气质量，或者说更多的蓝天，法律不加严是很难做到的。尽管中国的空气污染治理工作在近几年里取得了不错的成效，但我们仍然需要注意，大气污染控制不是一天就可以做好的。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美国的海滨城市洛杉矶，它也曾被雾霾所笼罩，与之斗争了半个世纪方才开始好转。而在洛杉矶人看来，他们对抗雾霾的漫漫长路还没结束。中国对抗雾霾的道路，会比美国更为艰辛，所以我们也不可懈怠，控制大气PM2.5任重道远。（责任编辑：李锦）57当代矿工 2022年第11期 56当代矿工 2022年第11期 延伸阅读什么是大气污染当大气中的污染物质的浓度达到有害程度，以至于破坏了生态系统和人类正常生存、发展的条件，对人或物造成危害的现象，叫做大气污染。根据导致大气污染的燃料的性质和大气污染物的组成，学界通常把大气污染分为煤烟型、石油型、混合型和特殊型4类。在中国，以燃煤为主的能源构成，使煤烟型污染成为中国城市大气污染的主流。在这种类型的污染中，二氧化硫和总悬浮颗粒物（TSP）作为主要的污染物，严重威胁着公众的健康。我们身边的雾霾我们身边的雾霾延伸阅读欧洲排放标准欧洲排放标准是由欧洲经济委员会(ECE)的排放法规和欧洲共同体(EEC，欧盟的前身）的排放指令共同加以实现的。欧洲从1992年起开始实施“欧I”排放标准，用以规定汽车尾气中氮氧化物、碳氢化合物、一氧化碳和悬浮粒子的含量。目前最新一版标准是“欧VI”标准，2013年1月开始实施。控制大气污染给人更好的居住环境控制大气污染给人更好的居住环境最好的脱硫装置，也只能减少一半的二氧化硫排放，这意味着北京市必须选择更高品质的煤炭。也就是说，如果能够让煤炭中的含硫量降低一半以上，就意味着全城的锅炉都安装了脱硫装置。这种从源头治理的思路，可以达到和预设相同的效果，但成本更低。在世纪之交，北京市决定第二次申办奥运会。为此，北京市从1999年开始监测空气中PM2.5的含量，为奥运会期间实现空气清洁做准备。但很快发现，即使是在北京市的郊区，比如十三陵一带，空气污染都已经比较严重。因此，想要保障奥运会期间的空气质量，就需要北京市与周边省份的联动。这超出了北京市政府的权限，但更进一步的研究成果，以及国务院对联动方案的支持，让这样的设想得以实现。到2008年夏天，北京奥运会期间的空气质量也让人印象深刻。在奥运会之后，中国又迎来了上海世博会和广州亚运会。为了办好这两次盛会，中国工程院的院士们又向中央建议，要关注区域性复合污染的问题。我们的努力，让联防联控工作被中央重视，成为一种（保障国际盛会期间空气质量的）工作新机制。中国向P M2.5 宣战 2007年到2009年，针对中国未来空气质量治理的问题，中国工程院和国家环保总局（后来的环保部），共同开展了“中国环境宏观战略研究”。在这项研究中，郝吉明院士担任了首席科学家，并提出了一项宏伟愿景：到2050年的时候，希望中国的空气质量基本达到世界卫生组织的指导值。当时有些人认为这样的估计太保守，中国空气质量达到世界卫生组织的要求根本不要40年；但也有人认为这太过冒进，到2050年时中国根本达不到。僵持不下的结果，便是在结论中加入了“基本”二字。为了改善空气质量，控制PM2.5成为关键。PM2.5的影响因子之一，便是电力工业燃煤产生的排放。在中国，大多数电能依靠火力发电站以燃烧煤炭产生。因此，对于环保来说，中国需要在保证电能供应的同时，让电站更为高效，也就是每发一度电所用的煤要少一些，而且要选择低硫煤炭或者脱硫装置，减少二氧化硫这一重要污染物的排放。总而言之，电力工业必须走一条高效又清洁的发展道路。2003年，电力行业制定了最早的限制二氧化硫的标准，到2011年又加严了标准，2014年又在重点地区加严。这就是中国用标准来引领产业升级的一个典型例子。然后，国家出台了大气污染控制十条。这是中国由国家出台的第一个大气污染控制的行动计划，也是第一个针对PM2.5的、以空气质量为核心的计划。2015年1月1日，“史上最严”的环保法开始实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对此评论说，新法律不是“棉花棒”，是“杀手锏”。也就是说，新法律以严格的条款，促进各级政府依法保护空气质量。很显然，想要更好的空气质量，或者说更多的蓝天，法律不加严是很难做到的。尽管中国的空气污染治理工作在近几年里取得了不错的成效，但我们仍然需要注意，大气污染控制不是一天就可以做好的。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美国的海滨城市洛杉矶，它也曾被雾霾所笼罩，与之斗争了半个世纪方才开始好转。而在洛杉矶人看来，他们对抗雾霾的漫漫长路还没结束。中国对抗雾霾的道路，会比美国更为艰辛，所以我们也不可懈怠，控制大气PM2.5任重道远。（责任编辑：李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