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教育焦虑和青少年情绪与...父母消极教养方式的中介作用_高亚兵.pdf

应用心理学2023 年第 29 卷第 1 期应用心理学2023 年第 29 卷第 1 期，080-088Chinese Journal ofApplied Psychology2023.Vol.29.No.1，080-088父母教育焦虑和青少年情绪与行为问题的关系：父母消极教养方式的中介作用*高亚兵胡晶晶*周丽华屠筱青（浙江外国语学院教育学院，杭州 310023）摘要本研究通过两个子研究，共选取 1155 名中小学生及其母亲或父亲作为被试，分别考察了母亲教育焦虑和父亲教育焦虑如何通过母亲和父亲消极教养方式对青少年情绪与行为问题产生影响。结果表明：（1）父亲和母亲教育焦虑均对青少年情绪与行为问题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2）父亲和母亲消极教养方式均在母亲教育焦虑和青少年情绪与行为问题关系中存在中介效应；（3）母亲消极教养方式在父亲教育焦虑和青少年情绪与行为问题关系中存在中介效应。研究要点1.考察父母教育焦虑与青少年情绪与行为问题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2.母亲教育焦虑与父亲教育焦虑对青少年情绪与行为的影响路径不同。3.父母消极教养方式在父母教育焦虑和青少年情绪与行为问题关系中存在中介效应。关键词父母教育焦虑；消极教养方式；情绪与行为问题；青少年中图分类号：B844DOI：10.20058/ki.CJAP.022012*基金项目：浙江省教育科学规划一般课题，抑郁倾向群体人际关系困扰原因的深度探析及其干预策略研究，2021SCG343；浙江省教育科学规划一般课题，“双减”格局下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提升机制的建构与治理，2022SCG402；浙江外国语学院博达教师科研提升专项计划，社会认知功能对青少年抑郁症患者恢复的影响机制研究，2021QNYB3。*通信作者：胡晶晶，女，博士，浙江外国语学院讲师，e-mail：。1引言近年来，父母教育焦虑急剧上升且形势严峻，其对青少年心理所产生的危害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关注。父母教育焦虑是指父母在教育子女过程中，因为担心教育结果而产生的紧张担忧的情绪状态、不适应父母教育焦虑和青少年情绪与行为问题的关系：父母消极教养方式的中介作用的生理反应以及相应的行为（李金洲，2020）。何敏琪和何进军（2020）调查发现，我国中小学生家长的总体教育焦虑处于中上水平，家长教育焦虑作为一种负性情绪状态不仅会对家长自身产生诸多影响，而且也极有可能对青少年子女的身心健康产生消极影响。其一，青少年作为教育焦虑的对象主体，同时作为一个家庭交互系统的成员（Scott et al.，2018），父母的教育焦虑极可能传递给孩子；其二，研究表明家长的情绪问题会导致孩子的情绪和行为问题（Duncombe et al.，2012），其中父母的焦虑情绪会对孩子产生重要影响，然而尚未有研究特定考察父母的教育焦虑对子女的影响方式。因此，鉴于父母教育焦虑在我国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却仍缺乏定量的实证研究，本研究拟重点关注父母教育焦虑，探究其对青少年的情绪与行为问题的影响机制。家长的焦虑情绪往往会表现在亲子互动的教养方式上，通过教养方式进一步影响子女的心理状况（Merlin et al.，2013）。然而，以往研究发现父亲和母亲的消极教养方式对子女心理健康有着不同的影响，部分研究显示母亲消极教养方式与子女的心理健康关系更大（王芬芬 等，2018），部分研究则表明父亲的影响更显著（Rothenberget al.，2020）。因此，有必要区分父亲和母亲的消极教养方式，探究两者在父母教育焦虑和青少年情绪与行为关系中的作用。1.1父母教育焦虑和青少年情绪与行为问题的关系青少年情绪与行为问题是指青少年的情绪和行为在严重程度和持续时间上超过相应年龄所允许的正常范围，情绪问题包括焦虑、恐惧、抑郁等，行为问题包括攻击、说谎、多动/注意障碍、人际关系困难等。研究表明，父母患有焦虑症会显著增加子女罹患焦虑症的风险（Lawrence et al.，2019），父母非病理性的焦虑症状和特质也能够预测子女的情绪问题（Bayer et al.，2006）。目前针对父母教育焦虑的实证研究较为有限，且多聚焦于对子女学业情绪（程兴逸，符明弘，2021）和考试焦虑（李琳，2018）等学业方面的影响，教育焦虑作为父母在教育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特定焦虑状态，极有可能对子女的心理状况产生与一般焦虑相似的影响。因此，本研究假设父母教育焦虑影响青少年的情绪与行为，具体假设如下：母亲教育焦虑对青少年情绪与行为问题有显著预测作用（H1），父亲教育焦虑对青少年情绪与行为问题有显著预测作用（H2）。1.2父母消极教养方式的中介作用父母教养方式是指抚养和教育子女时的行为，以及隐藏其后的一套稳定的应对模式（Beato，Pereira，Barros，&Muris，2016）。消极教养方式容易导致孩子出现身心问题（Merlin et al.，2013）：控制型的消极教养方式容易导致孩子出现抑郁、焦虑等内隐情绪问题（Bruggen et al.，2008），以及导致孩子表现出较差的情绪管理和较低的自尊，并与孩子的适应不良相关（McKinney et al.，2011）；放任的消极教养方式往往会导致孩子出现消极行为问题和注意力障碍（Rinal-di&Howe，2012），而且会导致孩子自我控制力更弱、攻击性更强、独立性更差（Rheeet al.，2006）；拒绝和过度保护的消极教养方式则较一致地与孩子的情绪（Xia&Qian，2001；王歆逸 等，2022）和行为问题（Muris et al.，2003）有关。本研究主要关注影响青少年情绪和行为问题的相关因素，拟聚焦于拒绝和过度保护的消极教养方式进行相关探讨，并区分父亲和母亲的教养方式，分别探明他们各自在父母教育焦虑和青少年情绪与行为问题关系中的影响机制。父母焦虑会影响父母对子女的教养方81应用心理学2023 年第 29 卷第 1 期式（Turner et al.，2003）。高焦虑父母会担心外界环境对子女发展有威胁，出于保护孩子和降低自身焦虑的需要，会增加控制子女的行为（Wood，2006）。由父母焦虑引发的消极教养行为，可能最终对孩子的情绪问题（Bayer et al.，2006）和适应性应对技能产生消极影响（Ginsburg&Schlossberg，2002）。基于以上研究结果，本研究推断父母的教育焦虑同样会影响其自身的教养方式，并通过教养方式进一步影响子女的心理状况，并作出如下假设：父亲和母亲消极教养方式在母亲教育焦虑和青少年情绪与行为问题之间起着中介作用（H3），父亲和母亲消极教养方式在父亲教育焦虑和青少年情绪与行为问题之间起着中介作用（H4）。因此，我们拟进行两项子研究，分别探讨（1）母亲教育焦虑是如何通过影响父亲、母亲教养方式对青少年情绪与行为产生影响？（2）父亲教育焦虑是如何通过影响父亲、母亲的教养方式对青少年情绪与行为产生影响？2研究 12.1被试采用整群抽样法从浙江省杭州市和湖州市抽取小学生、初中生和高中生，以班级为单位发放问卷对学生及其母亲进行测量。共发放 573 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 489份，有效率为 85.3%。有效问卷中，男生 196名（40.1%），女生 293 名（59.9%）；被试的年龄分布为 920 岁（14.272.43），母亲的年龄分布为 3156 岁（40.804.50）。2.2研究工具2.2.1母亲教育焦虑采用李琳（2018）编制的家长教育焦虑问卷，包括健康焦虑、考试焦虑、就业焦虑三个维度，共 14 个条目，该问卷由母亲填写。采用五点计分（1 总是5 从不），得分越高表明该维度教育焦虑越高。在本研究中，量表的 Cronbach 系数为 0.92。2.2.2父母消极教养方式采用蒋奖等（2010）修订的简式父母教养方式问卷中文版（s-EMBU-C）中的拒绝、过度保护分量表测量父母消极教养方式，包含父亲版和母亲版，各有 14 个条目，该问卷由学生填写。采用 Likert 4 点评分法（1 从不4 总是），得分越高表明父母的教养方式越消极。在本研究中，父亲消极教养方式分量表的 Cronbach 系数为 0.78；母亲消极教养方式分量表的 Cronbach 系数为 0.79。2.2.3青少年情绪与行为问题采用 Goodman 编制的长处和困难问卷自评版（SDQ）中的困难分量表，包括情绪症状、品行问题、多动和注意不能、同伴关系四个维度，共 20 个条目，该问卷由学生填写。采用 Likert 3 点计分（1 不真实3 完全真实），分数越高，问题越严重。在本研究中，困难分量表的 Cronbach 系数为 0.81。2.3结果2.3.1共同方法偏差本研究为避免共同方法偏差，对施测过程进行控制，比如修改有歧义的表述、主试对被试有疑惑的句子进行解释、匿名作答等；同时，采用 Harman 单因素法进行统计控制，因素分析后得到 33 个特征根大于1 的因子，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17.8%（40%临界值），表明本研究的数据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因此，可排除共同方法偏差对本研究的影响。2.3.2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各变量的相关分析结果表明：母亲教育焦虑、母亲消极教养方式、父亲消极教养方式和青少年情绪与行为问题两两之间均存在显著相关；年级、性别与各变量之间相82父母教育焦虑和青少年情绪与行为问题的关系：父母消极教养方式的中介作用关不显著或低相关，且年龄与性别并非本研究假设关注的变量，所以之后分析未对其进行统计控制（具体见表 1）。2.3.3中介效应检验使用 SPSS 宏程序 Process 分析父亲和母亲消极教养方式在母亲教育焦虑和青少年情绪与行为问题关系间的中介作用。回归分析显示（见表 2），母亲教育焦虑对母亲消极教养方式（=0.12，p0.001）和父亲消极教养方式（=0.10，p0.001）具有正向预测作用；当母亲教育焦虑、母亲消极教养方式、父亲消极教养方式同时预测青少年情绪与行为问题时，三者对青少年情绪与行为问题均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0.04，p0.01；=0.19，p0.001；=0.10，p0.01）。变量MSD121母亲教育焦虑2.920.8416性别0.0610.0002母亲消极教养1.770.44 0.232*130.136*4-0.0425年级-0.0120.0410.008-0.0183父亲消极教养1.670.41 0.211*0.655*14青少年情绪与行为问题0.590.29 0.211*0.396*0.348*1表 1变量的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注：*p0.05，*p0.01，*p0.001，下同。5.26*2.63*母亲消极教养方式4.78*父亲消极教养方式母亲教育焦虑父亲消极教养方式母亲教育焦虑0.230.0527.610.120.210.0522.800.100.10青少年情绪与行为问题2.78*母亲教育焦虑0.430.1836.280.04母亲消极教养方式0.195.02*回归方程整体拟合系数回归系数显著性结果变量预测变量RR2Ft表 2母亲教育焦虑、母亲消极教养方式、父亲消极教养方式和青少年情绪与行为问题间的回归分析如表 3 所示，采用偏差校正的百分位Bootstrap 法（重复抽样 5000 次），进一步检验中介效应。结果表明，母亲和父亲消极教养方式的中介效应显著，效应值为 0.033。中介效应通过两条中介平行产生：（1）由母亲教育焦虑母亲消极教养方式青少年情 绪 与 行 为 问 题 组 成 的 间 接 效 应 1（0.022），Bootstrap 95%CI=0.011，0.035，说明母亲消极教养方式的中介作用显著；（2）由母亲教育焦虑父亲消极教养方式青少年情绪与行为问题组成的间接效应 2（0.011），Bootstrap 95%CI=0.002，0.021，说明父亲消极教养方式的中介作用显著。具体路径见图 1。效应值Boot 标准误BootCI下限总间接效应0.0330.0070.020间接效应 1-间接效应 20.0120.009-0.004间接效应 10.0220.0060.011BootCI上限0.0470.0300.035相对中介效应44.4%30.0%间接效应 20.0110.0050.0020.02114.3%表 3中介效应分析图 1父母消极教养方式在母亲教育焦虑和青少年情绪与行为问题关系中的中介作用83应用心理学2023 年第 29 卷第 1 期3研究 23.1被试采用与研究 1 相同的抽样方式选取与研究 1 不重叠的另一批被试，以班级为单位发放问卷对学生及其父亲进行测量。共发放 582 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 442 份，有效率为 75.9%。有效问卷中，男生 208 名（47.1%），女生 234 名（52.9%）；被试的年龄分布为 920 岁（14.922.45），父亲的年龄分布为 3160 岁（44.104.96）。3.2研究工具所用研究工具与研究 1 相同，其中家长教育焦虑量表由父亲填写，其余量表由学生填写。在本研究中，父亲教育焦虑量表的 Cronbach 系数为 0.92；父亲消极教养方式分量表的 Cronbach 系数为 0.79，母亲消极教养方式分量表的 Cronbach 系数为 0.80；青少年情绪与行为问题量表的Cronbach 系数为 0.80。3.3结果3.3.1共同方法偏差采用与研究 1 相同的控制程序，Har-man 单因素法分析后得到 33 个特征根大于 1 的因子，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17.1%（40%临界值），表明本研究的数据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因此，可排除共同方法偏差对本研究的影响。3.3.2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如表 4 所示，父亲教育焦虑、母亲消极教养方式、父亲消极教养方式和青少年情绪与行为问题两两之间均存在显著相关；年级、性别与各变量之间相关不显著或低相关，且年龄与性别并非本研究假设关注的变量，因此之后分析未对其进行统计控制。3.3.3中介效应检验使用 SPSS 宏程序 Process 分析父/母消极教养方式在父亲教育焦虑和青少年情绪与行为问题关系间的中介效应。回归分析显示（见表 5），父亲教育焦虑对母亲消极教养方式（=0.06，p0.05）和父亲消极教养方式（=0.05，p0.05）具有正向预测作用；当父亲教育焦虑、母亲消极教养方式、父亲消极教养方式同时预测青少年情绪与行为问题时，三者对青少年情绪与行为问题均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0.05，p0.001；=0.18，p0.001；=0.14，p0.01）。变量MSD121父亲教育焦虑2.980.8616性别0.0750.0392母亲消极教养1.780.43 0.113*13-0.124*40.0035年级0.0530.0480.061 0.0603父亲消极教养1.700.41 0.097*0.781*14 青少年情绪与行为问题0.590.29 0.198*0.436*0.418*1表 4变量的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2.38*2.93*母亲消极教养方式2.05*父亲消极教养方式父亲教育焦虑父亲消极教养方式父亲教育焦虑0.110.015.660.060.100.014.210.050.14青少年情绪与行为问题3.54*父亲教育焦虑0.480.2342.990.05母亲消极教养方式0.183.93*回归方程整体拟合系数回归系数显著性结果变量预测变量RR2Ft表 5父亲教育焦虑、母亲消极教养方式、父亲消极教养方式和青少年情绪与行为问题间的回归分析84如表 6 所示，采用偏差校正的百分位Bootstrap 法（重复抽样 5000 次），进一步检验中介效应。结果表明，母亲消极教养方式和父亲消极教养方式的总中介效应显著，效应值为 0.016。中介效应通过平行中介中的其中一条产生：由父亲教育焦虑母亲消极教养方式青少年情绪与行为问题组成的间接效应 1（0.010），Bootstrap 95%CI=0.001，0.023，说明母亲消极教养方式的中介作用显著；同时，父亲消极教养方式的中介效应不显著。具体路径见图 2。4讨论本研究表明父亲、母亲教育焦虑对青少年情绪与行为问题都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验证了 H1 和 H2。该结论与前人研究一致（冯博等，2018），其原因或为父母所表现出的情绪易被子女察觉，子女通过模仿习得父母的焦虑反应模式（Pereira，Barros，Mendona，&Muris，2014）。研究 1 显示父亲、母亲消极教养方式在母亲教育焦虑和青少年情绪与行为问题之间均存在中介作用，H3 得到验证。父母双方消极教养方式同时存在中介作用，揭示了母亲教育焦虑对青少年情绪与行为问题的两条不同影响路径：一方面，母亲教育焦虑会增加母亲的消极教养行为从而影响子女的情绪与行为问题，该路径的机制或与一般焦虑相似，即母亲焦虑水平越高会导致对子女采取回避、拒绝和过度控制的消极教养行为（Ginsburg&Schlossberg，2002），进而引起子女更多的问题行为（邵海英，2014）；另一方面，母亲教育焦虑还会通过增加父亲的消极教养行为去影响子女的情绪与行为，该路径或与中国传统文化提倡的“严父慈母”有关，即母亲扮“白脸”，父亲扮“黑脸”，教育焦虑的母亲可能会借助父亲的威严、控制来迫使子女屈服，这样就会使父亲增加对子女的消极教养行为。本研究还发现，母亲消极教养方式在父亲教育焦虑和青少年情绪与行为问题之间存在中介作用，但是，父亲消极教养方式在父亲教育焦虑和青少年情绪与行为问题之间不存在中介作用，H4 部分得到验证。该结果与已有研究结果较为一致，前人研究表明父亲的焦虑一般会通过母亲的教养行为而非父亲自身的教养行为影响子女（Gibler et al.，2018；Zhou&Li，2022）。研究2 的结果可能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可能与父亲应对自身焦虑的方式有关，男性在压力下更多地采用理性和情绪抑制的方式（Matud，2004）；二是可能与中国家庭普遍呈现“女主内，男主外”的家庭教养模式有关（孙赵星 等，2021），母亲与子女相处时间和互动频率普遍超过父亲，父亲教育焦虑并不会表现在自身教养方式上，但是母亲可能会敏感地察觉到父亲教育焦虑从而再次影响到母亲的教养行为。综上，本研究表明母亲教育焦虑与父亲教育焦虑对青少父母教育焦虑和青少年情绪与行为问题的关系：父母消极教养方式的中介作用效应值Boot 标准误BootCI下限总间接效应0.0160.0080.001间接效应 1-间接效应 20.0040.0060.008间接效应 10.0100.0060.001BootCI上限0.034-0.0180.023相对中介效应24.7%15.0%间接效应 20.0060.0040.0000.016表 6中介效应分析图 2父母消极教养方式在父亲教育焦虑和青少年情绪与行为问题关系中的中介作用85应用心理学2023 年第 29 卷第 1 期年情绪与行为的影响路径不同。当前研究结果对于新时期青少年家庭教育有指导作用。首先，本研究给青少年父母以启示，即要正确认识自身教育焦虑，明确教育焦虑会通过消极教养方式对子女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其次，本研究提示学校、社会要通过多种形式对家长加强家庭教育指导，使家长改变拒绝、控制等的消极教养方式，学习并采用温暖支持的积极教养方式以促进子女心理健康发展，为落实“双减”政策提供理论依据。5结论本研究发现父亲和母亲教育焦虑均对青少年情绪与行为问题有显著预测作用。父母消极教养方式均对母亲教育焦虑和青少年情绪与行为问题关系存在中介效应。母亲消极教养方式对父亲教育焦虑和青少年情绪与行为问题关系存在中介效应。本研究存在一定不足。首先，本研究中父母消极教养行为作为中介变量，尽管具有统计学意义，但效应量较小，说明仍可能存在其他的中介因素，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其次，本研究中父亲和母亲的教育焦虑不是源于同一组被试，无法有效推测两者的相互影响，后续研究可同时采集同一家庭父母双方的教育焦虑数据，以便探讨其相互影响关系。最后，本研究属于横断研究，对各变量相关关系和因果关系的推断主要依赖于理论假设和统计模型，未来研究可采用纵向追踪设计，从而进一步探讨父母教育焦虑与青少年情绪与行为问题的因果关系。参考文献程兴逸，符明弘.（2021）.家长教育焦虑与小学生学业情绪的关系：父母教育卷入的中介作用.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20，9-14.冯博，宋莉莉.（2018）.中国城市家长教育焦虑现状解读.管理观察，23，141-14.何敏琪，何进军.（2020）.中小学家长教育焦虑调查研究.教育导刊，10，45-51.蒋奖，鲁峥嵘，蒋苾菁，许燕.（2010）.简式父母教养方式问卷中文版的初步修订.心理发展与教育，1，94-99.李金洲.（2020）.家长教育焦虑研究文献综述.西部学刊，4，77-79.李琳.（2018）.子女教育心理控制源对初中生考试焦虑的影响家长教育焦虑的中介作用（硕士论文）.鲁东大学.孙赵星，丁菀，谢瑞波，朱理论，王蝶，吴伟.（2021）.父亲协同教养与儿童生活满意度的关系：父子依恋和儿童自尊的链式中介作用.应用心理学，online.邵海英.（2014）.父母教养方式对中学生问题行为的影响.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2（3），439-441.王芬芬，张榆敏，王霞.（2018）.父母教养方式与青少年心理健康关系的元分析.青少年学刊，3，38-43.王歆逸，刘思含，伍新春.（2022）.父母过度教养和亲子冲突与青少年抑郁的关系及发展性差异.应用心理学，online.Bayer，J.K.，Sanson，A.V.，&Hemphill，S.A.（2006）.Pa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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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Adolescent Emotional and Behavioral Problems：The MediatingRole of Negative Parenting StylesGAO Ya-bingHU Jing-jingZHOU Li-huaTU Xiao-qing（School of Education，Zhejia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Hangzhou 310023，China）AbstractIn the current study，a total of 1155 elementary andmiddle school students and their mothers or fatherswere selected as subjects in two sub-studies to ex-amine how maternal educational anxiety and paternaleducational anxiety affect adolescent emotional andbehavioral problems through maternal and paternalnegative parenting styles respectively.The resultsshowed that（1）both parental and maternal educationanxiety ha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predictive effect onadolescent emotional and behavioral problems；（2）both paternal and maternal negative parenting styleshad a mediating effect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maternal education anxiety and adolescent emotionaland behavioral problems；and（3）maternal negativeparenting styles had a mediating effect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ternal educational anxiety andadolescent emotional and behavioral problems.Keywords：parental educational anxiety，negative parenting styles，emotional and behavioralproblems，adolescent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