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阳静书法展跋_陈阳静.pdf

26 2022 年第 11 期书坛精英陈阳静书法展跋“篆隶笔意”是中国书法审美体系中的重要观念，文字记载最早可追溯到宋代黄伯思东观余论，其中表明隋唐时期书风易方为长，以就姿媚，指出魏晋钟王古法在隋唐时期被打破。虽隋唐呈现出妍美书风，但唐人连绵狂草突破了魏晋钟王的古法，对魏晋绞转笔法进一步提炼，于狂草中融入篆隶笔意。妍美书风的出现也直接导致宋人“篆隶笔意”理论的倡导，对篆籀笔意的议论从未停止，如黄庭坚称赞昨遂不奉恨深帖有“秦汉篆笔”；米芾以赞赏语气评价颜真卿争座位帖有“篆籀气”；黄伯思称赞晋升平帖“浑浑然有篆籀意”。宋代书家对篆隶笔意如此注目，一方面表明自魏晋后篆隶笔意的书风日益减少，另一方面也表明以“篆隶笔意”为风尚的审美观念深入人心。宋人对“篆隶笔意”的重视与关注陈阳静为明代以“篆隶笔意”为尚的审美观念提供理论基础。明人丰坊书诀中明确提出：“古大家之书必通篆籀，然后结构淳古，使转劲逸，伯喈以下皆然。”丰坊表明自历代书法大家都是“通篆籀”而达到“淳古”境界的。尚篆隶笔意的书家同时会提出“师古”“崇古”“法古”观，讲求追流溯源。同样，明代傅山云：“不知篆籀从来而讲字学书法，皆寐也，适发明者一笑。”傅山针对帖学呈现出的靡弱现象提出学书应上溯秦汉碑刻，在他看来秦汉碑刻所表现出的“篆籀笔意”是矫正帖学内部了无生机的全新书法范式。至清代中叶，阮元提出 北碑南帖论 的理论倡导，不仅使得碑学作为乾嘉金石考据的附庸被推动并走向深化，而且成为书家们从帖学外部寻求对帖学超越的有力思想武器，这是一场具有近代意义的书法艺术变272022 年第 11 期革思潮。阮元在这场变革思潮中提出：“书法迁变，流派混淆，非溯其源，曷返于古？”可见阮元认为“法古”思想是拯救帖学靡弱的根本之所在，便进一步提出须上溯汉隶古法：“北朝望族质朴，不尚风流，拘守旧法，罕肯通变。唯是遭时离乱，体格猥拙，然其笔法劲正遒秀，往往画石出锋，犹如汉隶。其书碑志，不署书者之名，即此一端，亦守汉法。”由此，便不难理解早期碑学实践者邓石如和伊秉绶为什么直入秦汉。随着篆隶笔意在碑学实践中的自证，这一观念赢得了书家在碑学语境下的普遍认同。何绍基云：“有唐一代，书家林立，然意兼篆分涵抱万有，则前惟渤海后惟鲁国，非虞、褚诸公所能颉颃也。此论非深于篆分真草源流本末者。固不能信。”自唐宋确立“二王”帖学以来，到清初书坛为“赵董”书风交替笼罩，帖学内部已无生机，惟有书追秦汉，直追“篆隶笔意”。刘熙载书概云：“以篆隶为古，以正书为今，此只是据体而言。其实书之辨全在身分斤两，体其末也。”事实上，取法秦汉，不仅是对“古意”的追求，还是追求烂漫恣肆的体现。汉简草书与简帛隶书，有别于碑学传统审美，含蕴着西北大地与湖湘楚文化的浪漫个性。无论是西北汉简草书还是马王堆古隶帛书，均构成连接魏晋帖学的重要环节。汉简是汉代民间草率草书生发后，由文人参与整理又反作用于民间的产物，推动了中国草书艺术人文化进程。如姜寿田先生所言：“清代碑学之后，对帖学笔法的认识陷于混淆，并丧失了讨源的能力与方向，而近现代书法长期以来强调碑帖融合事实上是以碑统帖导致帖学失去独立性。因此帖学内部最高产物的草书如何寻求发展，便构成当代帖学的一个重大问题。就当代书法立场而言，上溯回到到汉简，从汉简所蕴含的篆隶书法中，汲取草书笔法的骨力之美与丰富性，不失为一条有效的途径。它既可以从源头上拓化草书，也可以化解近现代碑帖结合所导致的草书创作愈益偏狭造作之弊。”汉代草书几乎经历了四百年的酝酿演变发展，终至东汉晚期，才完成了由自发性实用审美到自觉性艺术审美的创造性转换。这种以对个性的追求和对儒学正统思想的反叛体现在由张芝为代表引发的草书潮流。赵壹 非草书 有云：“专用为务，钻坚仰高，忘其疲劳，夕惕不息，仄不暇食。十日一笔，月数丸墨。领袖如皂，唇齿常黑。虽处众座，不惶谈戏，展指画地，以草刿壁，臂穿皮刮，指爪摧折，见出血，犹不休辍。”时人“慕”张芝之草书，希望能达到像张芝草书那种艺术高度，不仅痴迷草书“忘其疲劳”，且“弘农张芝，高尚不仕”，抛弃仕途转而投入草书艺术的创作当中。可见汉代晚期草书完全脱离实用层面，这无疑使得汉代儒家经世致用思想受到挑战从而引发合法化危机。同时，非草书 的出现表明人文思潮推动了书法艺术审美的觉醒，书法开启了新的美的历程。书坛精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