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位论文：《说颐》研究.pdf

摘要说颐是明代余懋学编纂的一部文言小说选集，因其内在的文 学艺术性较弱而在文坛上的影响力不强，在当今学术研究领域虽被一 些学者提及却从未引起过高度关注。本文以细致解读文本为切入点，将文本定格在当时独特的时代背景下来进行深入分析，从而肯定文本 自身的时代意义和历史价值；通过文献检索的方式，逐条查询了材料 的来源出处，并探讨了这些作品对说颐在创作方面的影响，试着 勾勒文学创作传承性的一隅。全文共分三个部分：一、在文献记载和今人研究的基础上梳理了余懋学的生平，分析 了促使说颐产生的主观因素、社会因素以及时代因素。二、深入解析说颐的思想内蕴：在心学思潮涌起的特殊时代 背景下，身为理学家的余懋学也潜移默化地受着“异端”思想的影响，因而在创作过程中不仅融入了强烈的救世意识，还流露出逸动的自我 意识；面对明朝后期颓败的朝政以及腐化的世风，余懋学不得不求助 于经义，期望用儒道并行的立身处世思想来劝诱世人，从而达到振兴 朝纲、稳定社会的目的。三、从艺术形式的角度出发，对说颐采用的特殊体例做了一 番阐述：推敲了“征引古事相类或相反者二条”的编纂形式，追寻了 文言小说作品中运用四字标题的历史状况；通过与同类题材的作品间 的比较，对说颐的评论手法进行赏析。关键词：余懋学说颐；成书条件；思想内蕴；体例；评论手法ABSTRACTShuo H is a compilation of classical Chinese fiction anthology which writeen by Yii Maoxue.Because of its intrinsic literary and artistic influence of the weak is not high,so in today*s field of academic research,it has been mentioned by some scholars but has not given rise to great concern.In this paper,it seemed detailed interpretation of the text as the breakthrough point,the text was fixed at a unique time to conduct in-depth analysis of context,so certainly the meaning of the text of its own time and historical value;the way through the literature search,one by one query of the material sources and to explore these works,impact on the creation of Shuo Yi,try to set out the literary heritage of the comer.Full text is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First,!summarize Yu Maoxues life on the basis of literature and modem research,analyse the reasons produced by subjective factors,social factors and time factors.Two,I analysis Shuo Yfs inner thought in-depth:in the background of the special time filled with heart Study,as a Confucian scholar,Yu Maoxue is also affected bytthereticaF,idea imperceptibly,thus not only in the creative process he mixed in the strong sense of salvation,but also revealed the self-consciousness;when Yu Maoxue faced the deteriorate politics and the corrupt world wind of the late Ming Dynasty,he has to hunt fbr Jing Yi to induce the people of the world with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at the same time,so as to revive the Chao-Gang and stable society.Three,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art forms,I expound the special style of Shuo Yi:I verify the form that cite two ancient things similar or opposite,search for the historical conditions of the classical Chinese novels used words title;through the works of similar subject matter between the comparison,!appreciate the comments technique of Shuo Yi.Key Words:Yu Maoxue Shuo Yi;Conditions into a book;inner thought;style;comments techniquein说颐研究绪论说颐是明代余懋学编纂的一部文言小说选集，提及书名及作 者，可以说是鲜为人知。也曾有部分学者将说颐引入研究视野，但就整体的研究状况来看，存在着一些不得不深入探究的问题，突出 表现在对说颐定稿时间和刊刻时间的错误判定上以及对此书性质 定位的分歧上。（一）关于说颐的定稿时间和刊刻时间要想确定说颐的定稿时间首先得从自序的题写时间入手。宁 稼雨等主编的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以下简称提要）中“说 颐（说颐闲史）八卷”条指明作者的自序写于万历乙未（1619）年，而石昌渝主编的中国古代小说总目文言卷（以下简称文言卷）中“说颐”条（由宁稼雨撰写）则指明作者的自序写于万历己未（1619）年。翻看现在惟一留存下来的明万历家刻本说颐，作者在自序后 标明“时万历乙未夏五月直方主人余懋学书，通过客观真实的文本 我们得知，说颐自序应写于万历乙未年，这样看来似乎提要 中的说法是正确的，文言卷中的说法则属于谬误。但是通过进一 步查阅文献资料可以发现，提要中的说法仍存在可疑之处。与说 颐的作者余懋学生活在同一时代的明代著名学者焦坡曾为余懋学写 过一篇传记，即大司空余公传，其中提及余懋学的出生及去世等 情况，可见焦扬在写这篇传记的时候，余懋学已经离开人世。大司 空余公传后被焦坡收录到自己的文集澹园集第二十四卷中，澹 园集正编四十九卷于万历三十四年（1606）编成，刻印于扬州。因此 我们可以判定余懋学应早于1606年去世，那么提要中说自序写 于1619年则不可能成立。另外，任家相为说颐所作的序言中说：“公自题日说颐，而系之叙日：吾以寄吾慨，非以寄吾讪也 这句话实际上是转述余懋学自序中“吾聊以寄吾慨尔，是恶足为讪宁稼雨等主编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济南：齐鲁书社1996年版，第283页.石昌渝主编中国古代小说总目文言卷，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425页.硕士学位论文也”以及“而遂以说颐名其篇云”等语。由此可见，余懋学写说颐 自序的时间必定在任家相为此书写序言之前，即早于万历戊申（1608）九月，不可能是写于1619年。如果重新回到“万历乙未年”这个初 始时间上来，通过干支纪年和公元纪年之间的换算，可知万历乙未年 为公元1595年，而非1619年，公元1619年对应的则是万历己未年。这样看来在确定说颐自序写作时间时，提要中发生了干支纪 年和公元纪年之间换算的错误，而文言卷中误把“乙未”年视为“己未”年。陈大康的明代小说史在提及说颐一书时说：“书首任家 相本年序，又有作者万历四十七年（1619）自序，当是书成于本年，刻 于万历四十七年（1619）。”陈大康先生的这一介绍同样发生了错误，估计是参看原本有错误的相关信息所致，出现此类问题的还有任明华 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国小说选本研究中指出说颐“卷首有任家 相万历戊申（1608）说颐序和作者万历乙未（1619）自序”等。根据余懋学的说颐自序以及任家相的说颐序能够获知，说颐的定稿应该不晚于万历乙未（1595）年，刊刻于明万历三十六 年（1608）。现存直方堂刻本，八卷，藏上海和中山图书馆。（二）关于说颐的性质定位明人的学风一向比较空疏，他们往往摘录前人的作品缀辑成书却 不标注出处，余懋学编纂说颐时亦是如此，四库全书总目在 对此书作出评价时就指斥它“引事不标出典”。余懋学在说颐自序中说：“乃日取架上书史，信手抽目当我 良朋”，可见“书史”是余懋学编纂说颐的最主要的材料来源。在本论文附录部分，本人已对说颐中绝大多数材料的出处一一加 以标明，通过出处检索可发现作者所指的“书”大致包括：艺文类 聚、太平广记、太平御览等类书；宋文宪公全集、太史升 庵文集等个人文集；诗话总龟、苕溪渔隐丛话等诗话总集；猩猩绮（唐裴炎）、植竹记（唐刘岩夫）、黠鼠赋、万松 亭并序（宋-苏轼）等附属在个人文集或文章总集抑或选集中的单篇 2说颐研究文章。而“史”则涵盖二种类型：一是史书，包括左传、国语、资治通鉴（胡三省注）、续资治通鉴长编以及后汉书、晋 书、南史、新唐书等正史；二是小说，即说颐中所称的“小 史”。说颐卷之二“金牛鸡竹”一则中说：“二事皆载小史”，通 过文献检索发现此二事皆收录在唐代张篇的朝野佥载中；又卷之 八“同修温酒”一则中说：“近见小史中载有参政钱良臣者，家中最 避讳，其子读孟子至今之所谓良臣，乃曰：今之所谓爹爹,古之所谓民贼也”，通过文献检索发现此处材料来源于元代仇远的 稗史。朝野佥载、稗史的体裁均属小说类，可知余懋学 在翻阅书籍时也将小说纳入阅读范围，除了这两部小说外，它如风 俗通义、异苑、酉阳杂俎、唐语林、厚德录、程史、齐 东野语、清异录、自警编、幽闲鼓吹、水东日记、古穰杂 录、睿斋琐缀录、菽园杂记、寓圃杂记、庚巳编、贤 奕编等标准意义上的小说或含小说因子的作品。本人通过大量的文献检索，试图探寻到说颐的引事来源，但 是存在同一事例被多本书转相收录的情况，加上一些书籍如馀冬序 录等在流传过程中已有部分亡佚，这些都为清晰的得知引事来源增 添了难度，本人只能将说颐中的每条材料与同样著录此事例的多 部书籍进行文字上的比照、核对，根据吻合度来判明说颐真正的 引事来源，当然在这个过程中肯定存在一定的误差，而且并非每条材 料都探明了出处，但是通过文献检索仍然能确定一部分作品是说颐 编纂材料的主要来源，它们对说颐的创作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根据材料的出处，本人做了一项数据统计，估算出以下几部作品的事 例在说颐中所占的比例，如下表：表1T书名所占总数百分比书名所占总数百分比馀冬序录17.3云仙杂记2.45焦氏类林11.2世说新语2.323硕士学位论文焦氏笔乘1.03鹤林玉露2.19容斋随笔5.4西湖游览志余1.68典故夜话3.87太史升庵文集1.68诗话总龟3.48开元天宝遗事1.42野客丛书2.96邵氏闻见（前 后）录1.29馀冬序录、焦氏笔乘、太史升庵文集中均存在一条同时 征引历代史传稗乘相类或相反二事的情况，但却没有容斋随笔及 野客丛书中表现的那样明显，可以说容和野在编纂形式 上给予说颐很大的启示。这些书对说颐更为广泛、更为深层 的影响在后文中还会陆续提及。关于说颐一书的性质，已有一些学者给出论断，如文言卷 中标示其为“文言小说集”，提要中标示其为“明代志怪小说集”,陈大康明代小说史中说：“万历朝有些原以治经传为本的土人也 开始着手编纂以小说类文字为主的类书”，下举余懋学编纂说颐 为例。说颐只标卷次并未划明类别，将其指定为类书似乎不够确 切，根据上文叙述本人认为将其划归为选集一类可能更为妥帖。说 颐的取材标准大体上有两个：一是征引历代史传稗乘的奇异惊怪之 事，这从材料本身可以清楚的看出；二是如任家相说颐序中所说:“采其有关世纪者”，前面所举例“金牛鸡竹”一则中说：“二事皆载 小史，未必实事。表明余懋学对小说中记载的事情表面的真实性深 感怀疑，但作者认为此事背后的提示作用还是值得关注的，“然充类 至义之尽，则世有巡察而所至扰民者，是亦金牛之类也，有牧宰而取 非其有者，是亦鸡竹之类也”，由此可见作者在取材时尤为重视材料 对现实社会的警示与劝诫作用，另外作者也“借他人之酒杯,浇胸中 之块垒”，依托材料加上进一步的评论来抒发自己内心的感慨与愤懑。说颐选录了大量的文言小说，不仅有志怪类，而且有志人类，卷陈大康明代小说史，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492页.4说颐研究之七就全选录了人物的奇行异举等事例，说颐的取材范围除了文 言小说外，还包括文赋、诗话、笔记一类，但从此类书中引录的材料 基本上有一定的故事情节，已包含小说的因子，再加上文言小说在说 颐中所占的绝对比例，所以应将说颐定位为文言小说选集。在研究说颐的过程中除了出现的上述疏忽外，还有一个最大 的问题就是对文本进行细致解读的工作尚未开展。在为数不多的提及 说颐一书的学者著作中，大都停留在依据四库总目提要来对 文本面貌进行粗略描述的浅层层面，作为一项成果以论证地域文化的 发展，如周建华的明代理学与江西文学-以汤显祖为例（江西社会科学2005/09）、邱昌员的明代江西小说考论（赣南师 范学院学报2006/02）以及周晓光的徽州传统学术文化地理研究（复旦大学2005年博士学位论文），也有极少数的学者因为“是书凡 三百五十二则，每则征引古事相类或相反者二条”，“而以论断数语缀 其末”而将说颐纳入研究范围，如任明华的中国小说选本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03年博士学位论文）和董玉洪的中国文言小说评 点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05年博士学位论文），另外黄建宁的笔 记小说俗谚研究（四川大学2004年博士学位论文）从语言学的角度 以说颐中运用的一些俗谚作为研究的支撑材料。基于以上研究状况，本人在研究说颐时着力以细致解读文本 为切入点，做了大量的文献检索工作，查询选集中所引材料的出处，挖掘说颐和其他文学作品之间内在的关联性，比如编纂体例的借 鉴和评论思想的沿袭等等。依据孟子“知人论世”的文学批评理论，本人首先梳理了余懋 学的生平，分析了促使说颐产生的主观因素、社会因素以及时代 因素。然后解析说颐的思想内蕴，点明文本中蕴含着强烈的救世 意识与逸动的自我意识，以及余懋学对儒道并行的立身处世思想的标 榜。最后对说颐采用的特殊体例做了一番阐述，并从艺术层面对 说颐的评论手法进行赏析。5硕士学位论文第一章 余懋学的生平及说颐的成书条件1.1 余懋学的生平关于余懋学的生平，现代的一些工具类书籍已有粗略介绍。如 周谷城中国事典(下卷)“余懋学罢官”条：“余懋学(?一 1598),字行之，南直隶婺源(今江西婺源)人。隆庆二年(1568)进士，授抚 州推官。万历初，升南京户科给事中，以首先上疏劾内阁首辅张居 正，被除名。后复故官，不久进南京尚宝卿。万历十三年(1585),疏劾内阁执政大臣阁上营私十囊，轰动一时，为人所推重。余懋学 索以直节著称，其所言好胜必致纷争，激成朋党，后果如其言。余 懋学最后官至南京户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理漕储。万历二十 一年二月十一日以科道拾遗，被论罢去。二十六年卒，赠工部尚书,谥恭穆。有说颐/冯涛等主编二十六史大辞典：“余懋学(?-1593)字行之。婺源(今属江西)人。溢恭穆。隆庆进士。万历 初，为南京户科给事中，疏论数忤首辅张居正，被斥为民，居正死,起故官，擢南京尚宝卿。十三年(1585),陈官制之十蠹，为诬上、招权、讳疾、承望、雷同、阻抑、欺阁、竞胜、佞谀、乖戾。累迁 南京户部右侍郎，总理漕储。溢恭穆。”周銮书等选注江西古文 精华丛书奏议卷：“余懋学(15431599),字行之。婺源人。穆 宗隆庆二年(1568)进士。授抚州推官，擢南京户科给事中。神宗万 历初年，张居正当政，懋学上疏弹劾，被斥为民，永不叙录。张居 正去世，乃官复原职。不久，升迁为南京尚宝卿，南京户部右侍郎,总理漕署，署大司空事。在任期间，节减浮费，裁省开支，多有建 树。万历十年(1582)间，御史李植、江东之等人首次揭露和张居正 关系密切的徐爵、冯保等人罪行，受到万历帝的重视。十三年，御周谷城主编中国事典(下卷)，辽宁：沈阳出版社1992年版，第2191页.冯涛等主编二十六史大辞典，九洲图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33页.6.说颐研究 史蔡系同等上书攻击李植等。余懋学鉴于政坛的污浊混乱，乃上十 蠢疏，予以抨击，企求政治的清明，为时人所重。余懋学为官正直 廉洁，勤勉好学，多有著述，计有读论勿药、春秋蠢测、读 史随笔、疏草、说颐、仁狱类编等/上述三部书在余懋 学的生卒年上分歧明显，而且对其政治活动的记载也不甚详细，所 以在此有必要对余懋学的生平事迹进行重新梳理。从焦达为余懋学写的大司空余公传、明史余懋学传以 及明神宗实录等一些古籍的相关记载中我们可以大致勾画出余懋 学的生平。余懋学出生在一个官宦世家。曾祖为广昌令，在任期间有惠政，深受百姓的爱戴；祖父萌父德而获赠南康令；父亲从儒，曾在瑞安、南康二邑为官。余懋学的具体出生时间不详，他于嘉靖四十三年(1564)中举，隆庆二年(1568)中进士，被朝廷授予抚州推官，在任时断案如 神，将全郡治理得井然有序，再加上围剿巨寇有功，万历初年升为南 京户科给事中。当时张居正当权，想纳其为心腹，余懋学不喜结党，未从。万历二年(1574)五月，张居正将翰林院的白燕、内阁早开的碧 莲花当作祥瑞献给明神宗，余懋学上疏弹劾张居正，认为他在“帝方 忧旱，下诏罪己，与百官图修禳”之时献上祥瑞非大臣应有之谊。之后，弹劾南京守备太监申信违法，皇帝为此罢免了申信。万历三年(1575)二月，余懋学上疏言五事，其中对张居正制定的考成法过于 严厉而表现出不满情绪，并且暗指张居正、冯保为奸佞之臣，引得张 居正勃然大怒，于是神宗下旨将余“革职为民，永不叙用”久在罢 官回乡途中，路过徽州府诚，适逢歙县、休宁、婺源等五县民众争议 丝绢不妥，他又上了豁释丝绢大辟疏。张居正觉得对余懋学的 报复还不够，多次编织罪名企图置他于死地，终不得逞，便于万历九周銮书等选注江西古文精华丛书奏议卷，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21页.明史卷二三五，余懋学传.焦敏澹园集卷二十四大司空余公传.万历疏钞卷一，余懋学陈五议以襄化理疏.万历邸钞，万历三年乙亥卷.明神宗实录卷三五，万历三年二月庚辰.康熙婺源县志卷十二艺文.7硕士学位论文年“借京察，削诸言事者籍，而窜公名其中”。万历十年(1582),张居正病死，明神宗开始重新审视政局并进行自我检讨。万历十一年(1583),神宗下旨将余懋学为首的十一人一起俱补原官(明神宗实 录)。余懋学在精神上大受鼓舞，忠君报国情绪愈加高涨，他上疏 奏夺成国公朱希忠的王爵，请求召还光禄少卿岳相、给事中魏时亮等 十八人，皇帝都批覆同意，此外他还核实典籍，不久被擢升为南京 尚宝卿。万历十三年(1585),余懋学见政局混乱，是非混淆，乃向明 神宗上陈十蠹疏，揭露出诬上等十项执政大忌。余懋学不谐于时,只做了两年的南京尚宝卿，后来还担任过贰太仆、南光禄卿等官职，在此期间曾两次上奏五事让朝廷实行。万历十七年(1589),晋升为南 通政史。万历十八年(1590)抵京，后迁南少司寇。多次迁升至南京户 部右侍郎，总管漕运储蓄。他上疏辩白程任卿、江时的冤屈，两个人 于是得以释放。万历二十一年(1593),他因指正缺点过失遭到弹劾罢 免，告老还乡。万历二十六年(1598)冬天去世久 去世后，追赠工部 尚书。天启初年，追加谥号恭穆。从对余懋学生平事迹的文献记载中可以看出，余懋学的思想受到 其家庭环境的熏染，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为政事操劳。他有着刚 正不阿、嫉恶如仇的性格，十分关注国计民生，可以称得上是一位品 行优良的政治家。1.2 说颐的成书条件1.2.1 说颐的创作动因在说颐自序中余懋学大致介绍了编纂此书的缘起。一是为娱乐消遣。余懋学首先简略地交代了自己因忤逆权贵而告焦扬大司空余公传.明史卷二百二十一魏时亮传：“万历十二年，用丘树、余懋学等荐，起南京大 理丞.”明史卷二百三十五余懋学传：“二十一年，以拾遗论罢大司空余公传：“归又五年.冬，里中山鸣有声，亡何公卒8说颐研究老还乡的经历：“余曩负伉忤权，解级归第”，继而说明家中只有图书 可以遣怀，想走出室外却有一群老弱妇孺围绕身边，想和志趣相投的 朋友一起游玩可是彼此之间又相隔太远，达成心愿的机会很少，所以 作者只好选择将读书作为娱乐消遣的方式。这是传统文人在闲居时大 多选择的生活方式。和余懋学同时期的刘元卿在贤奕编序中也提 到：“余性拙，不晓博弈，客至第相与对坐，又不善劝酒，客或欠伸 苦之，因饱食之暇，辑古人言行可为法戒者，粗作区目，客至焚香拭 几，取书读一二品，以代弈棋云尔。”二是为寄寓感慨。“乃日取架上书史，信手抽目当我良朋，会心 所适有当余慨，辄手墨骷蹴，日久成裘”，余懋学在阅读的过程中，或是书史中记载的某些故事本身唤醒了他堆积在内心的感慨，或是 某些故事背后寄寓的思想感情引起了他的共鸣，总之余懋学将相关 文字都抄录下来，日积月累便构成一定篇幅。任家相在说颐序 中说“夫士君子中怀有所郁而欲吐，遇则疏之朝，不遇笔之野，皆 衷诸理而剂于厚影响”，从中可知余懋学创作说颐的主要动因是 想通过言辞说教来改良世道人心。从余懋学在故事基础上引发的论 断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承袭原书作者在记载故事时 而生发出的感慨，这些感慨触动作者的心怀，因而余懋学或是将其 全部抄录下来，或是部分摘抄下来，或是借鉴一番后发表自己的感 慨。通过文献检索，可以发现容斋随笔、野客丛书、馀冬序 录、太史升庵文集、焦氏笔乘等书中的一些论断曾被作者全 盘抄录（在论文附录部分已有标示），后三部书的作者均与余懋学生 活在同一朝代，而且年代比较接近，其中焦坡甚至与余懋学关系非 同一般，因为两人同在朝廷为官，焦亚在余懋学去世后曾为其立传，而且大司空余公传中对余懋学生平事迹的介绍颇为细致，另外，余懋学不仅从焦亚的焦氏笔乘，还从他的焦氏类林中援引材 料编入说颐，可见余懋学对焦姓著作的青睐程度。就何孟春、杨 慎、焦扬这三个人来说，他们身上有着一些共同的特点：学识渊博、性格耿直、均喜评议、官场受挫。在此分别略作介绍。何孟春9硕士学位论文(14741536),明弘治六年(1493)举进土，先后任兵部主事、吏部 侍郎、河南参政、太仆少卿。嘉靖年间，因谏阻世宗“议大礼”案,世宗大怒，夺其俸一月，旋出为南京工部左侍郎。嘉靖六年，削籍 归家。生平以气节自许，学问赅博，他对上下古今、时事得失均喜 评议。杨慎，号升庵，正德六年(1511),殿试第一，授翰林院修撰。禀性刚直，每事必直书。武宗微行出居庸关，上疏抗谏。嘉靖三年(1524),众臣因“议大礼”，违背世宗意愿受廷杖，杨慎谪戍云南 永昌卫，死于戍地。据明史记载，明代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慎为第一。焦坡(15401620),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授翰林院 修撰。性格亢直，受权臣嫉妒，谪福宁州同知，后遂不复出。博极 群书，善为古文。三人耿直的性格使他们难以在当时的官场上立足,但他们“心怀天下”的土大夫责任感又促使他们关注时事，继而通 过著书的形式展开评议，发表对世态人心的认识与慨叹。余懋学与 他们的性格和经历极为相似，而且由于同处一朝所面对的社会局面 也基本相同，所以他在阅读这三人著作的时候会产生一种强烈的认 同感，进而将其中一些文字摘录下来，成为说颐的主要组成材 料。第二类是余懋学在原书故事基础上自己独立作出的论断，这些 论断中表露出他思想意识中的强烈的功用主义倾向，在判断事物的 价值时，他经常将是否有利于治国、安身作为唯一的衡量尺度。如说颐卷之五“照病警恶”一则，先叙述唐玄宗时的铁镜与宝刀 的奇异之处，转而发表评价：“噫！镜能照病而不能照林甫之奸，刀能警盗而不能警渔阳之寇，然则镜与刀又安足贵邪！”又如卷之 八“陈福王厄”一则，先叙述郭璞认为陈述的去世不一定是非福，还叙述了郭璞教王丞相消除灾厄，却给郭璞这样的评价：“噫！璞 能知死者之为福，而不知避生者之祸，能禳丞相之震，而不能全日 中之命，术虽工亦奚以为？”作者在对事件作出论断时，还经常上 升到治国的高度。如卷之四“九难三等”一则，在叙述完治茶有九 难以及志崇将茶分为三等分别使用后接着发表议论道：“治茶之道 与治国通，知九难之说则知所以任贤矣，知三等之说则知所以器使 10说颐研究矣。”由此可见，作者利用奇异惊怪的事例寄寓其强烈的济世意愿，难怪任家相的说颐序中要两次提到此书“有忠告之思”，而有些 学者也曾将说颐视为寓言小说集。除了上述两个明显的创作动因外，还有一个潜在的动因，那便是 治学炫才。早在左传中就曾提出人生的三大高远境界：”太上立 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这句话被中国古时 历代文人奉为金科玉律。三者里面要属立言最为简单快捷，于是文人 们纷纷把目光瞄准了著书立论，但文人身上很难摆脱书卷气和清高 劲，这使得他们在进行文学创作时有意或无意的掺杂进治学炫才的思 想因素。以警世矩俗为出发点的说颐也不例外。卷之五“蔡书郑 算”一则，首先叙述蔡邕秘藏所得的异书和马融妒忌郑玄才华企图置 其死地二则故事，接着便大发感慨认为蔡、马两人的做法极不明智，但随后却对二则故事的真实性置疑：“虽然观史载王充有异才，邕欲 以数车书遗之，是邕固未尝有偏心也，郑玄辞归融谓其门人日：吾 道东矣，是融亦未尝有性心也，前人之所载无亦好事者为之乎”，最后又征引孟子的名言：“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后面的评议与警 世矩俗没有直接联系，可作者却大书特书，实际上是想展现自己治学 严谨的态度与博学之才。除了如此明显的表现外，余懋学在引录材料 的时候还会特别注意材料著述的准确性，也喑自说明了他治学的惯常 心理。如卷之五“镜异窑变”一则，“窑变之事的记载出自何孟春 的馀冬序录，原文中的“江浙”被余懋学改编为“浮梁景德镇”，景德镇距离余懋学的家乡婺源不过百余里，而且制瓷业在全国闻名，所以就他的认识而言，此事应当发生在“浮梁景德镇”而非“江浙”。1.2.2小说观念的继承和发展“小说”一词，最早见于庄子外物：“饰小说以干县令，其 于大达亦远矣。”这里所说的“小说”是指琐屑的言谈、小的道理。饶龙隼先秦诸子与中国文学，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38页.11硕士学位论文在先秦其它的诸子作品中，如论语子张、荀子正名篇所说的“小道”、“小家珍说”等都与庄子所说的“小说”的意思大体相近，可见先秦时期的很多人都把“小说”视为“小道”而加以鄙视，这种 看法也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制约着中国古代小说的创作和研究。宋 代的洪迈在唐人说荟凡例中虽提出高论，认为：“唐人小说不 可不熟，小小情事,凄惋欲绝,洵有神遇而不自知者,与诗律可称一代 之奇”，但陈振孙对小说一类书的贬词似乎更能代表宋人对小说的总 体看法，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一在传奇条下评尹洙之语云：“尹 师鲁初见范文正岳阳楼记，曰：传奇体尔！然文体随时,要之理胜为贵，文正岂可与传奇同日语哉！盖一时戏笑之谈耳。”同卷夷坚志条云：“稗官小说,昔人固有为之者矣。游戏笔端，资 助谈柄,犹贤乎已可也,未有卷帙如此其多者,不亦谬用其心也哉！”到了明代中后期，随着心学及泰州学派推动的启蒙思潮的出现，越来 越多的文人跳出封建思想的藩篱，开始鄙弃权威、强调自我，他们对 小说这一文学体裁的态度也逐渐发生转变，由明初的诋毁、漠视变为 喜爱、称赞，对小说进行鼓吹和抬高的言论不断涌现。杨慎在山海 经跋中说：“六经，五谷也，岂有人而不食五谷者乎?虽然，六经之 外，如文选、山海经，食品之山珍海错也。”将山海经喻为 食品中的山珍海错足见杨慎对于小说价值的重视。李贽说：“诗何必 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 院本,为杂剧，为西厢，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大贤言圣人 之道，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他打破传统鄙视小说的 观念，认为水浒传等也是一种“至文”，用极大的热情评点水 浒传。袁宏道从“文字益奇变”，即文学本身发展的角度着眼，不但 敢于把水浒传、金瓶梅等称为“逸典”（觞政）,而且还反 过来说六经、史记在相比之下为“非至文”、“失组练”（听 朱生说水浒传），这的确是空前大胆的看法，是对封建正统文人蔑 视小说的有力一击。杨慎、李贽、袁宏道在当时都有很强的知名度一 一杨为文坛才子，李为思想领袖，袁为诗坛盟主，他们对小说地位的 12说颐研究大力提升必然会影响一大批思想较为保守的文人，促使他们接受小说 这一与经书有着同等地位的文学体裁，并自觉将小说创作和批评作为 表达内在情感与思想的工具。余懋学曾做过三品堂卿近六年，身份和 地位非同一般，晚年竟然也从书史中撷取小说意味浓厚的材料，或干 脆说就是小说，编出可归为小说类的作品，他的本意虽是希望对政权 的稳固及社会风气的改善有所裨益，也未达到将小说的地位与经史齐 平的认识程度，如任家相说颐序中所说的“不得已而终托之野 记，如是编者，其犹有忠告之思也”，但他采用小说这种文体作为思 想载体的行为至少能说明，在进步的小说观念的带动下，他已摆脱封 建士大夫”视小说为小道”的传统小说观的阴云笼罩。对小说功用的全面认识是余懋学下决心将说颐集结成册的重 要原因。说颐自序中提到：“最后有谓余者日：搜事可以警世，托讽可以矩俗，属辞可以娱目，谈异可以悦心旁人从小说可以劝 惩和娱乐的功用来说服余懋学将说颐公诸于世，由此也可以看出 明代中后期世人进步的小说观。其实在明中期以前就有很多文人对小 说的功用进行认定。东汉的桓谭在新论中说：“若其小说家，合 丛残小语，近取譬喻，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小说要 有“可观之辞”，要有益于“治国理家，和桓谭一样众多文人都极 其重视小说的教化功能，而有意让小说本身具有的审美功能长期处在 认知功能和教化功能的压迫中。随着人们对小说这种文体的广泛接触 和深入了解，小说的审美功能和娱乐功能逐渐引起创造者的重视。李 肇在写作唐国史补的时候确定了“纪事实，探物理，辨疑惑，示劝诫，采风俗，助谈笑”的写作标准（唐国史补自序），宋代欧 阳修撰写归田录时也效法了这种精神。曾情类说序对小说的 社会作用概括了四个方面，即“资治体，助名教，供谈笑，广见闻。”这些较为进步的小说观念被明中后期的土人所吸纳，广泛的传播于社 会之中，有力地促进了小说的创作与编辑。余懋学自身对小说的社会 功用也有清醒的认识，为说颐作序的任家相看到了这点：“余故 日：是编有忠告之思也。余懋学对小说“寓教于乐”的特性也有 13硕士学位论文一定认识，他用昔人之语“无说诗，匡鼎来，匡说诗，解人颐”来为 说颐的问世做支撑，希望通过小说这种大众喜闻乐见的文学体裁 传播自己的政见及观念，让读者在笑声中有所觉醒，从而实现其警世 矩俗的终极目标。1.2.3 小说评点风气的盛行在宋代之前，便有了小说评点的雏形。宋元时期，小说评点的形 式进一步成熟，南宋刘辰翁对世说新语的评点通常被视为现存最 早的小说评点。到了明代中后期，士人对于小说的评点已成风气，这 与心学及泰州学派的异端学说在思想领域的广泛传播有密切关系。王 守仁认为“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把“良知”作为价值判断的主观 标准，从而突破了程朱理学以“天理”作为价值判断的客观标准的限 制，李贽在此基础上大胆立论：“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 是非耳”，他们都充分重视了主体在价值判断中的主观作用。王守 仁还把“吾心良知”作为“圣人”与“愚夫愚妇”们所共有的普遍人 性，认为“良知良能，愚夫愚妇与圣人同”，“良知之在人心，无间 于圣愚”，“满街人都是圣人”，主张在“良知”面前人人平等，在 客观上打破了人性的等级区别，提高了“愚夫愚妇”们的人格地位。人的独立存在的价值和主体意识得到充分的肯定，这在客观上为个体 意识和个体人格的合理存在与充分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天地。要求个性 解放，主张人格独立，重视人的价值，强调人的尊严成为一股强有力 的社会思潮。对传统价值判断标准的颠覆以及对人主体意识的肯定，使得当时的世人尤其是好发议论，敢立异论，这股风气继而对社会产 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表现在政治领域就是隆、万朝有大批官员直 言上疏，指责朝政，焦坡大司空余公传中曾有论述：“是时人人 自喜，争以言为快，而庙议稍厌薄之”，贬官处死等威吓手段依然阻 挡不了他们进言的强劲势头，余懋学便是一例；表现在文学领域则是 一些在政坛和文坛上大多享有较高的声誉的知识分子纷纷对文言小藏书世纪列传总目前论.14说颐研究说和通俗小说进行评点，在他们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士人也把目光投 向小说评点领域，部分作家甚至把批评当作小说创作的一个不可或缺 的有机组成部分。董玉洪的中国文言小说评点研究中指出：“（明 代）嘉靖前近一百六十年的时间里，几乎没有文言小说评点本的出现;而进入嘉靖后，众多文言小说评点呈爆发式涌现，几乎明代所有的重 要评点本和评点活动都集中于嘉靖、隆庆、万历三朝前后及明末的百 余年间。明代六十一种文言小说评点本中，有四十一种集中出现 于嘉靖、隆庆和万历三朝，而确定为万历年间的评本更是达到了三十 一种之多。”可见在万历年间文言小说评点之风已经盛行，而说颐 自觉采用叙事加论断的形式便是这一风气影响下的产物。清人涨潮曾 为评点做结：”触目赏心，漫附数言于篇末;挥毫拍案,忽加赘语于幅 余。或评其事而慷慨激昂,或赏其文而咨嗟唱叹。敢谓发明，聊抒兴趣；既自怡悦,愿共讨论。”余懋学所做的评点均属于“评其事而慷慨激 昂”，他从事评点活动的主要动因之一是“自怡悦”，这在说颐自序 中有所交代：“会心所适有当余慨，辄手墨胴蹦日久成裘”，“吾聊以 寄吾慨尔”。从上述两个方面看来，说颐中的对于小说的评点仅仅 停留在初级水平，其实这是由作者余懋学“其犹有忠告之思”的编纂 主旨以及封建士大夫的意识形态及身份地位所制约的。1.2.4 好奇求趣的阅读风尚明代中期开始，“厌常喜新”的心态便在士林中广泛扩散，顾炎 武认为王学之所以流行天下和这种心态有密切关系，他说：“盖自弘 治、正德之际，天下之士厌常喜新，风气之变已有所自来。而文成以 绝世之资，倡其新说，鼓动海内。”嘉靖以后，喜新好奇的风气更加流 行，隆庆进士于慎行说：“近年以来，厌常喜新，慕奇好异，六经之训目 为陈言,刊落芟夷,惟恐不力。陈言既不可用,势必归极於清空,清空既华东师范大学2005年博士学位论文.虞初新志凡例.日知录集释卷十八.15硕士学位论文不可常,势必求助於子史,子史又厌,则宕而之佛经，佛经又同，则旁 而及小说,拾残掇剩,转相效尤,以至踵谬承讹,茫无考据，而文体日坏 矣。”喜新好奇的风气使得不少士林中人将阅读目光转向小说领域，更有甚者将治学的范围扩大到编纂以小说类文字为主的类书上，如 艳异编等明代艳情专题的文言小说总集、剑侠传等明代剑侠 专题的文言小说总集等的大量编纂。何孟春和焦亚以治经史为本，而 他们分别编纂的馀冬序录和焦氏类林中搜奇载异，采摭了历 代史籍及笔记小说中的大量的怪异故事，可见他们对小说故事怀有兴 趣也毋庸置疑疑。余懋学编撰说颐无疑也受到了这一喜新好奇风 气的影响，只是他编纂的目的不停留在娱乐炫学的层面，而是深入到 警世矩俗的层面，任家相说颐序指明：“而公益得以其综葺之余,旁及丛珠轶简、奥牒残篇，采其有关世纪者类萃事，连妍媚并著，公 自题日说颐，而系之叙日：吾以寄吾慨，非以寄吾讪也。明中叶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不断壮大，在心学 及泰州学派推动的启蒙思潮的影响下，市民意识也有了进一步的觉 醒。市民阶层越来越重